第二百四十三章 七分人祸
当我奶奶仗着胆子从小鬼猴子手里接过黄纸以后，小鬼猴子一转身，呼呼几个纵跃，钻进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消失不见了。
我奶奶拿着黄纸站在坟头，愣了许久，最后看着小鬼猴子消失的那片玉米地，低声说道：“小鬼猴子，你来晚了呀！”再回头看看埋着我太爷的那胚黄土，眼泪忍不住再次落了下来……
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这日子，可想而知……
这人世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谁能一辈子风调雨顺呢？
一年后，时间来到了一九五八年，这一年，我奶奶四十岁，我父亲九岁，我母亲七岁，我姑姑七岁。
一九五八年，这是一个雪藏了很多故事的年份。
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
大跃进，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农业大跃进”，一个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农业大跃进，出现了史无前例、荒唐滑稽的“浮夸风”。浮夸风，也就是漫天吹嘘，也叫放“卫星”。
浮夸风最牛逼的是天津市，当时的《天津日报》声称，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紧接着，是河北保定市徐水县，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以上。
我们这里不种水稻，主要是种小麦，水稻我不了解，不过就我们家现在的小麦亩产而言，最好的收成，亩产不过八百到九百斤左右，就过去那生产条件，小麦亩产12万斤？12万斤呐，这是个啥概念？这已经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不过，就这笑话，还真有人信，党中央明确批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看来，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胆子吹呗！
写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上级领导都不下来视察吗？到地里一看不就知道了。知道啥呀，上级领导来了以后，地方领导把几十亩地里的庄稼移栽到一亩地里，那地里的庄稼个个颗粒饱满，拥挤的密不透风，一屁股坐上去都没事儿，看上去那就是逆天的大丰收！
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条件简陋，随便垒个土台子就炼上了，炼钢技术又不过关，好铁炼完了炼下脚料，下脚料炼完了到老百姓家里收，铁锅铁勺，只要是沾点儿铁气儿的都收了去，盲目、又不切实际地扔进炼钢炉里，炼成了一堆堆的废铁疙瘩，最后扔的马路边儿上到处都是，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劳民伤财！
当时的中央领导，其实是想不蒸馒头争口气，昭告全世界，俺们中国虽然穷，但俺们有志气，俺们有人，没有粮食俺们自己种，没有钢铁俺们自己炼。不过，有事儿，不是志气和人海战术就能成功的，死钻牛角尖儿的，那不叫志气，那叫傻气。当时的赫鲁晓夫批评了中国的冒进，因为这些路，他们俄罗斯已经走过，已经吃过亏了，算是良药苦口，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尝出这是良药，只知道它苦口，这个算是后来跟俄罗斯决裂的诱因。
与此同时，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特别是在我们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当时的带头人叫史来贺，八十年代史来贺成为全国闻名的“人民公仆”，当时在七里营建立了一个“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视察到七里营，说了句“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紧跟着，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河南全境全部成立了公社，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群众加入。“跟风”一词，似乎最早就出自这个年代！
人民公社开办了大食堂，也就是俗称的“大锅饭”，到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不过，得把自己家里的田地交出来，所有私产变成公产，家里不能私自生火开灶，甚至不能饲养家禽，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这个人，全都是“公家”的。
大食堂成立伊始，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哪有吃饭不要钱的，很多人怀着一副观望心理。据我父亲说，一开始食堂里的伙食非常好，白面馒头大米饭，甚至还有油条，一开始加入食堂的人个个吃的满嘴流油。
后来，那些观望的人忍不住诱惑，纷纷把自己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分来的田地交给“公家”，加入公社，在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
我奶奶家，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一年下来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算是最早一批加入大食堂的，我父亲也有幸吃了几天白面馒头加油条。
不过，由于后来“浮夸风”的影响，党中央以为全国各地有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放出口号：“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
这口号，其实是句空话，大食堂成立以后导致的结果是：粮食浪费不说，很多吃大锅饭的人消极怠工，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儿，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口也不回少吃，一个偷懒，一群人跟着学，继而导致无数农田荒废，麦苗长的还不如野草高，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不过，国家上层领导并不知道这些，就是知道了也不敢说，睁眼瞎似的以为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片大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生产、共同分配。而且，在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数字里，全国粮食产量那是成几何数字的翻倍增长，当时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0亿斤，这样的数字，就好比金三胖摆下一块巨石，扬言能碾碎美国新式坦克一样不切实际。
一九五八年冬，很多地方的大食堂出现了断粮现象，局部出现饥荒。与此同时，国家因为“浮夸风”，提高了农粮赋税，全国各地为了能够缴齐“公粮”，只能让那些社员饿肚子，即便这样，那些被浮夸出来的公粮数目也没办法交齐，有些地方怀疑有人私藏了粮食，出现了生产队干部上门追逼公粮，甚至出现殴打、逼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春，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全面爆发！
这时候的大食堂，哪里还有啥大米油条，一日三餐，每人一小勺儿能当镜子照的稀汤水，喝下去一泡尿就没了，人们不得已又像42年那样儿，挖草根、剥树皮，最好的食物是红薯穰子，也就是红薯的茎蔓。
一九六零年，最艰难的一年，饿死人无数，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浮肿病”。胳膊腿骨瘦如柴，肚子却奇大无比，这就是“浮肿病”的症状。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用胳膊爬着走路。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南墙根儿的土墙上，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用我父亲的话说，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
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脸色带着笑，但是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
相对来说，我们这一带还好些，我父亲、我母亲、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不过，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抓住以后，那就不得了了。据说黄河边上，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用麻袋装了以后，直接扔河里去，那黄河里边儿，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同时，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他们还有顺口溜，叫做“人吃人，狗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同年秋，某一天，我太爷的忌日。那时候，活人都保不住，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不过，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这时候家里边儿呢，黄纸早就没了，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我奶奶抽了九根，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一摇三晃来到坟头，给我太爷、我太奶、我爷爷，每人分别点了三根，也不敢哭，怕给别人发现，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地主婆”，成分不好，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搞封建迷信，又会是麻烦事儿。
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轻声的嘟囔：“爹呀、娘呀、哥……你们好不？这眼下呀，又闹上饥荒了，不过呢，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说着，眼泪下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解散大食堂。刘少奇建议，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自留地”，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
老百姓分到“自留地”以后，又有了干劲儿，因为这块“自留地”不用缴“公粮”，自己种了自己吃，渐渐的，饿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大饥荒基本结束，当然了，我说是我们这一带，并不代表全国各地。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饥荒里饿死、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千多万，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并没有发生灾害，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
这三年，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事后，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刘少奇说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感谢“wanwufenghua”这位朋友的赏金，关于天涯打赏这个，好像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不再说，谢谢。
第二百四十四章 疯狂年代
大饥荒过去以后，算是安生了几年，我奶奶省吃俭用让我父亲和我姑姑上了学。我父亲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十二岁，我姑姑十一岁。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一年的学费大概得四块钱，两个人加起来四块钱，买个作业本呀、铅笔啥的，那简直是……一根新铅笔，能让我父亲和姑姑兴奋好几天，兄妹两个一起用，直到铅笔用的手指头都捏不住了还舍不得扔；作业本，当然正反两面全写上字，直到写不下了，放茅厕里当手纸用。跟他们兄妹两个相比，我母亲就更惨，只上了一年半的学，因为我姥姥偏心，我母亲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下半年开学的时候，我奶奶就不让我母亲上了，骗我母亲说，等将来家里有了钱再上，其实我姥姥是想把钱全部用在我舅舅身上。我姥姥想当年是千金大小姐，手里有几样值钱的私房货，随便拿出一样儿都能让我母亲把小学念完，不过，她并没有这么做，偏心呀。我母亲被我姥姥连哄带打的辍了学，我母亲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儿就觉得很委屈。
前几年呢，闹饥荒，一直不算安生，我太爷教给我父亲的那些功夫，也给他荒废了许多，这时候，又给他捡了起来，每天找王小顺的儿子王思河一起练武，两个人的关系也跟亲兄弟似的，一起上学，一起练武。
我奶奶想把家里这些手艺教给我父亲一点儿，不过，或许因为学校教的那一套跟我们家里这些手艺唱反调儿吧，我父亲很反感我们家这些手艺，前学后忘。我奶奶没办法，感觉这手艺可能要断送在自己手里了，想想当年我太爷为啥要把这手艺传给她，不就是希望她接着再传下去吗，眼看着我父亲不愿意学，我奶奶只能整天在心里叹气。
我奶奶这时候，每天还得到队里干活儿，挣工分。工分是啥呢，干一天等于一工，一工的满分是十分，这就是工分。有些活儿轻，有些活儿重，有些人干的好，有些人干的不好，这就出现同样干一天的工，得的分数是不一样的，满分十工分的人很少。“十工分”大概就等于当时的一毛钱吧，年底结算。我奶奶因为是个女的，一工最多只给五工分，也就是说，我奶奶每天也就挣五分钱，不过那时候钱不怎么好使，有钱你也买不着东西，还得使粮票，还有很多物件儿是限量供应的，托熟人走后门才能买得到。
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因为村里这时候还有那八块镇石镇着，村里基本上没啥邪乎事儿出现，偶尔有个孩子丢魂儿啥的，我奶奶也不用去，教给孩子父母叫魂儿的方法，让他们自己私下里叫一叫就成了。
前两年，王草鱼的儿子、也就是王小顺的父亲，王实诚去世了。
自打我太爷和我爷爷去世以后，王实诚全家对我奶奶帮衬不少，因为是几代世交，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处的很好。王实诚家跟我奶奶家一样，都是地主成分。
时间，很快来到了一九六六年，这一年，我奶奶四十八岁，我父亲十七岁，我母亲十五岁，我姑姑十五岁。
秋收过后，打市里来了四五个年轻人，有男有女，全部一身绿军装，胳膊上带着红袖箍，上面写着“二七红卫兵”，大的看着能有二十岁出头，小跟我父亲差不多，几个年青人说自己是什么“市青办”的。
我们这小山村，穷乡僻壤的，哪里见过城里来的金贵“市民”呀，大队干部看见他们，对他们点头哈腰，就跟上级领导来视察了似的。
几个年轻人来到村里以后，当即让学校停课，开大会，说什么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村子也得搞。主要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打到牛鬼蛇神、打倒“黑五类”，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先是让村民们把家里那些老书、老物件儿全交出来。据我父亲说，村里十字路口当时堆得老书、老物件儿跟小山似的，其中也有我们家一些祖上传下来的“行器”，这些“行器”是土改的时候连那座新房子一起分给了别人家，后来我爷爷找那家人要了，不过，那家人就是不肯给，这时候一说要破四旧，那家人怕惹上麻烦，把这些“行器”全都交了出去。最后，给那些“市青办”的人一把火全都给烧了。
之后，开始盘查每个村民的根底儿，地主富农、牛鬼蛇神之类的，要跟他们划清界限。紧接着，开始带着村里一些根红苗正的贫农子弟，打砸村里那些老庙、孤坟，当时把那无头军官的小庙也给砸了，把那颗子弹也给砸了出来，那些人上报到市里，市里下来一批人，黄花洞因此遭到灭顶之灾，歆阳子被逼上吊，几个徒弟死的死残的残，关门弟子陈辉带着歆阳子最小的一个徒弟逃进山里，直到几十年后才出现在了我们家。
再接着，市青办的人把村里的地主富农、牛鬼蛇神集中到一块儿，让那些所谓的、受苦受难的、遭到这些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遭到牛鬼蛇神蛊惑迫害的村民们全都站出来，指出这些人的“滔天罪行”。
这些地主富农、牛鬼蛇神们，在台子上站成一排，头戴报纸卷成的大尖帽，身上挂着大牌子。我奶奶脖子里挂的牌子上面写的字最多，上面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大地主白守枝”
市青办的人让村民们一个个儿上来控诉我奶奶的罪行，说我奶奶怎么怎么像周扒皮半夜鸡叫似的迫害他们家啦，怎么怎么宣传封建迷信啦，怎么怎么有病不让就医、耽误他们家孩子的病情啦。
村里大多数人，还是有良心的，不愿意信口污蔑我奶奶，都说我奶奶没罪，是个大好人。不过，那些市青办的人可不这么说，你说白守枝没罪，那你就是包庇她，你跟她同罪，你说不说？
据我父亲说，那些村里人也是给逼的没办法，只能顺着那些市青办的人，子虚乌有的胡说八道。
最后，开批斗大会，挨着个儿批斗，让这些地主富农、牛鬼蛇神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有罪，完了就是抄家、游街示众。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家这些物件儿，全给抄走了，我们家的匾额、我太爷的短剑、王守道留下的寿方剑，全是在那个时候没的。那把寿方剑后来给人当柴禾煮粥，那锅粥喝死了三个人，或许是食物中毒，也或许是那把剑带煞气的缘故。对了，村里立的那八块镇石也给这些人挖出来砸成了几块，后来又给村民们弄回家当地基了。
刚才说的批斗大会，还有批斗小会，几个人把我奶奶喊进一间屋子里，用绳子倒背着双手捆了，让我奶奶跪在高凳上，那高凳的面儿，也就勉强能跪下一个人。
问：“白守枝，你认不认罪。”
你要是认罪，那就没事，你要是反问，“我犯了啥罪？”直接一脚把你从高凳上踢下去，因为双手被捆着，从身后一脚蹬过去，人落地以后头先着地。
我奶奶秉性耿直，死不认罪，一次次被这些人从凳子上蹬下来，摔的头破血流。最后，给摔迷糊了。
又问：“白守枝，你认不认罪。”
我奶奶这时候头已经摔迷乎了，啥也不说。
啥也不说也不行，有个市青办的，拿过一个保温壶，拉开我奶奶的后脖领子，一壶热水全倒进了我奶奶脖子里，我奶奶歇斯底里的一声惨叫！
直到我奶奶去世那天，脖子里，后背上，这些烫伤，依旧历历在目！
当时那些人，已经不是人了，全他妈是畜生！
那一次，我奶奶是被几个村民抬回家的，我父亲当时已经不上学了，一看我奶奶被打成这样儿，拎了把劈柴刀就要出门，试想，我父亲当时十七八岁，正是血气方刚惹是生非的年纪，自己亲娘被人打成这样儿，谁他妈能咽下这口气，砍死一个是一个，砍死两个赚一个。
我姑姑抱着我父亲的后腰，不让他去惹事。我奶奶这时候清醒了过来，看见我父亲拎刀要去拼命，我奶奶也不着急，对我父亲说了句，“震龙呀，给娘倒碗水，娘渴了。”
我父亲是个大孝子，相对而言，要比我爷爷跟我太爷孝顺的多，从来没有忤逆过我奶奶的话。
我父亲压着火气给奶奶倒了一碗水，我奶奶朝碗里看了一眼，笑着跟我父亲说：“震龙呀，你看这碗里有个啥？”
我父亲朝碗里看了看，除了碗里的水稍微冒点儿热气儿以外，啥都没有。
我奶奶说：“这碗水里还有别的东西，你仔细瞧瞧。”
我父亲又朝碗里看了看，对我奶奶说：“妈，这水里啥都没有。”
我奶奶十分肯定地说：“有，你再仔细瞧瞧。”
我父亲放下手里的柴刀，仔细看了起来。那一天，我父亲没出去砍人。
不过，这个仇他是记上了，把打我奶奶的那几个人的脸和名字，记得是清清楚楚！
当时的王小顺，因为是地主，也在批斗之列，我父亲就跟王小顺的儿子王思河商量着，找机会报复那几个市青办的人一下。
不久后，还真给他们狠狠报复了一下，并且引起了一场大乱。
第二百四十五章 疯狂年代（2）
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就拿西村我姥爷家来说，扎纸人的，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姥爷、我姥姥、还有我大舅都挨了批斗。我大舅比我父亲大几岁，上学也比我父亲早的多，文革的时候，他已经在上高中了，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回了家。
当时，他已经一边上学一边跟着我姥爷学扎纸人的手艺。当然了，不是我想说我姥姥姥爷的不是，就个扎纸人的手艺，还讲究个传男不传女，两口子愣是没教我母亲。
不过，这文革一上来，我姥爷一家四口儿，就我妈没挨批斗。据我妈说，他们那个村打人打的特别狠，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投井的俩。写老槐树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村有个七十岁老头捅死了八十岁的老头嘛，就那个八十岁的老头，他们村就数他心狠手黑，打人都是往死里打的，像这种人，老天爷能叫他活到八十岁，估计就是叫他等着挨刀呢，那七十岁老头捅了这老头以后，到监狱里安享晚年去了，国家一直把他养到寿终正寝。
当时，我大舅给人打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导致视力下降，我姥姥左腿给人打出了毛病，最惨的是我姥爷，给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之后落下了内疾，一到阴雨天就胸闷、偶尔嗝血，在我不到两岁时我姥爷就去世了。
他们村，最幸运的要数陈瞎子了，当时陈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过陈瞎子这老家伙圆滑世故会来事儿，别人还没打他，他自己就招了：“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全村老少爷们儿，我认罪，我该死，我活该瞎，这辈子瞎，下辈子还瞎……”
那些人一听这话，心里舒坦了，说陈瞎子表现好，只把陈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美其名曰：斩断牛鬼蛇神尾巴。
当时，红卫兵好像已经分出了派系，每个派系各自为战。在我们这里有名的派系大致有三四个。“二七派”、“八一八”，这两个是最老资格的派系，势力最大，另外好像还有个“大联合”“四一四”什么的，这两个派系较小。
“二七派”，本名“二七公社”，是我们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八一八”可能是北京的，不过在全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这一天是毛泽东首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他们这些派系之间，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带的那个红袖箍，当时可能叫红袖章。二七派，胳膊上带是“二七红卫兵”，八一八带的是“八一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较大，居中，派系名称字较小，居上。
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二七派”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过红卫兵以后，九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学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还支持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帮助，坐火车、吃饭，一律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
这个通知一经出台，将红卫兵大串联推向了最高潮，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风起云涌，全部开始北上南下、东进西出。
打我奶奶的那几个红卫兵，临走时带走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说是大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每人带上一个红袖箍，拿上一本“红宝书”满腔激动地离开家了。
他们就这么走了，我父亲当然不甘心，喊上王思河，一路跟了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叫凤泉区，过去叫北站区，过去为啥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这里过去有火车站，京广线，过去的火车不知道到达北京那个地方，现在一路直达北京西。
那些红卫兵就在火车站搭的车，我父亲跟王思河紧跟着他们钻进了另一列车厢里。
车厢里面，那是人山人海，全是大串联的年轻人，每个人脸上带的那种狂热，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形容的，鬼神见了都要退避三舍，就连我奶奶身边那位红裙女子都吓得半夜给我奶奶托梦，说到深山里躲一躲，将来有缘再见。那棵神奇的老槐树，文革来了以后就开始装死，一装就装了十年，可见当时那种鬼神皆惊的可怕程度。
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父亲跟王思河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角落里，想要开口跟别人说话，就得先对上毛主席语录，例如，别人说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你就得赶紧对一句：“会当水击三千里！”要是三个人在场，这个说：天要下雨，另一个说：娘要嫁人，最后一个赶紧说：由他去吧……
你要是对不上来，那你就摊上大事儿了，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在火车上基本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是两个人小声嘀咕，绝不让第三个人听见。不过，车上人多，大多还是年轻人，也没人留意他们。
那时候都是慢车，硬座绿皮车，烧煤的那种蒸汽火车头拉着。我父亲跟王思河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达北京。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两个每人身上带了几个窝窝头，下车的时候已经吃完了。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五毛钱，五毛钱已经算是不少了，我奶奶辛辛苦苦干十天的活儿才能挣五毛钱。
火车到站的地方，并不繁华，还有点荒凉，我父亲一下车就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这是到了哪儿，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好在这趟火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都是往一个地方去的，我父亲不知道这是哪儿，有人知道，跟着下，不害怕。
人群乌乌泱泱、人头攒动，踩的那地面都轰隆隆的响，就跟放了一大群羊似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糊里糊涂随着人群就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在人群里找“二七派”那几个货，也就不大会儿功夫，给他们找到了，因为人太多，不好动手，悄悄尾随在他们后面跟着。
走了没多远，前面出现一座大棚子，里面热气升腾，这是专门给红卫兵们开设的临时大伙，就跟过去粥厂的性质差不多，这些人在这里可以随便吃喝。
吃过饭以后，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我父亲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人群出现了分化，因为北京这方面有人来接站，接站的人都是各个派系的，人群很快分流，分成了好几股，接站的人领着他们，各自找各自的队伍去了。
我父亲跟王思河就尾随着“二七派”这一股，继续往前走。路上，越走看着越像那么回事儿了，路两旁出现了楼房、店铺，路上出现了汽车、自行车等，俨然一副老北京风味儿。当时虽说看着萧条，很多店铺都关着门，不过绝对要比我们这个破落小山村繁华的多，临街的那些墙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标语、大字报，有的是毛泽东语录，有的是鸡血沸腾的口号，看着都叫人眼晕，给人的感觉就是——这天下乱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天色黑了下来，这股二七派的人，穿街过巷，在巷子里一处四合院落了脚。我父亲他们两个没敢进去，不是他们派系的，进去搞不好还得挨揍呢，两个人在四合院旁边找了个角落猫了一夜。
第二天，找了个地方吃过早饭，尾随着这些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用我父亲的话说，当时那广场上全是人，人山人海，一眼都望不到边，人人手里举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城楼底下喊口号、唱歌、游行，口号喊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歌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可能因为人数还是不够多，没能引起中央领导们的重视，这些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折腾了三天，也没能见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三天来，我父亲两个也被迫混在人群里面，手举“红宝书”，跟着他们喊口号，唱歌，不过，他们没忘记自己两个千里迢迢跑北京干啥来了，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几个货。
到了第四天傍晚，终于给我父亲他们两个逮着了机会。当时，在我们村里打我奶奶的总共有五个人，三男二女，他们的名字，我父亲到现在都还记得，不过，在这里我就不再写他们的真实姓名了，毕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写出来也没啥意思了，再说他们现在不一定还活着。三个男的，咱们就叫他们男一、男二、男三，女的，就叫女一、女二好了。
那是天色将黑的时候，刚刚吃过晚饭，我父亲两个又猫到四合院旁边那个角落里，这个角落位置很好，只要一打四合院出来人，就能听见声音，一探头就能看见出来的是谁。
那几个货，估计也第一次来北京，估计在四合院呆腻歪了，男一、男二和一个女生一起走了出来，这女生不是打我奶奶的那两个，这个我父亲不认识。他们出来以后，朝着胡同另一个方向走去，我父亲跟王思河发现他们以后，悄悄跟了上去。
他们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具体在北京哪个位置，我父亲说不清楚，因为当时乱的很，到处贴的都是字幅标语，有点儿标志性、特色性的东西也都给这些败家玩意们打砸烧了，这地方距离天安门挺远的。
我父亲记得出了胡同以后，往右走，是条大路，大路走了能有五六十米，左边出现一条小路，这仨货一转身上了小路。沿着小路又往前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当是天色也黑，就见前面黑压压的出现一个小树林，三个人高谈阔论着，走进了树林。
我父亲两个朝四下看看，挺背的一个地方，周围呢，也没见着人，不知道这仨人进树林里干啥，两个人小心翼翼跟了进去。
进树林以后没走多远，就听前面那女人大叫了一声：“你们两个干什么！”
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顿时吓了一跳，心说，难道给他们发现了？
第二百四十六章 疯狂年代（3）
每个人心中都囚困着一头魔鬼，文革，就是打开囚笼、释放魔鬼的钥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有的只是被洗脑后、歇斯底里的癫狂！
这时候，天色已黑，树林里更黑，女生的一声喊叫从前方传来，我父亲跟王思河都吓了一跳，不过，两个人很快镇定下来，因为女生喊叫过以后，紧接着传来两个男生的声音。我父亲听的出来，正是男一跟男二的声音。
男二先说：“毛主席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男一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女生又叫了一声：“我压迫你们了吗？”
女生说过这句话以后，男一跟男二都没吱声儿，除了女生继续喊着放开我，放手之类的话，显然他们自己人内部出现了矛盾。
我父亲跟王思河顺着声音慢慢摸了过去。昏暗的小树林里，几棵小树之间，三条人影扭打在一起，男一跟男二默不作声，女生一边喊叫，一边反抗。
再走近一点儿，看得更清楚了，男一跟男二正在扒这个女生的衣服。
他们想要干啥，我父亲不知道，单纯地认为这时候的天气要是把衣服扒下来，非给冻着不可。
男一男二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那个女生跟我父亲年纪相仿，十七八岁。王思河想趁他们不注意冲过去，我父亲拦下了他，因为男一男二基本上已经发育成熟，并且身材高大，我父亲跟王思河因为经过饥荒的折磨，不但身材矮小，而且瘦骨伶仃，双方真要是打起来，不见得能讨着便宜，正面不成，只能偷袭。
写到这儿，有人或许会问，男一男二就没饱受饥荒折磨吗？受了，不过程度很轻。这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城里的“市民”，当时“市民”的标准要比农民高一等，打他们出生那天起，国家就有口粮补助，要不然国家收那么多农粮税干啥，饥荒里饿死的基本上都是农民。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市民”还是比我们这些农民高出一等，要说谁的户口由农民转成了“市民”，那别人指定羡慕的不得了。当然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城里的市民都羡慕起我们这些农民了，种地不交公粮还有补贴，无论走到哪一步，至少家里有粮食，能穷死也饿不死。
我父亲跟王思河一商量，两个人在小树林里转悠了起来。他们想找个树枝啥的，不过这小树林里的树都不大，再说地上也没有掉落的枯树枝，于是两个人跑到更远的地方撅了一棵比手腕细一点儿的小树，每个人弄了一根两尺来长的木棍。
等回到两男一女那里的时候，那女生已经被两个男生摁在了地上，上半身给扒的只剩一个小卦，男二这时候压着她两条胳膊，捂着她的嘴，男一压在她身上，好像正在解她的裤子。
男一跟男二两个这时候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地上的女生身上，我父亲跟王思河拎着棍子从他们侧面绕了过去，他们并没有察觉。
等到距离只有四五米远的时候，我父亲跟王思河举起手里的木棍，朝男一男二猛然间发起了攻击。
等棍子抡在男一男二脑袋上的时候，两个人这才察觉，不过已经晚了。我父亲、王思河，两个跟人动起手来特别的狠，当初我太爷教他们练的那些功夫，全是实战用的，说白了，就是杀人的招儿，他们知道哪里是要害，知道打哪里能一招制敌。
棍子抡下去以后，脑袋顶不打，后背不打，专打后脑勺跟脖颈子，这种地方最脆弱，正儿八经一棍子抡下去能把脖子给打折了，对方当场就没了反抗能力。
我父亲跟王思河几棍子下去，俩货连哼都没哼一声儿，全闷头翻在了地上。
我父亲他们两个并没有就此罢手，痛打落水狗似的，抡起棍子卯足劲儿的砸，别的地方不砸，砖砸脑袋。等这俩家伙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满脸是血，抱着脑袋满地打滚儿，他们倒是想爬起来反抗，但是根本没有那个机会，眼看快爬起来的时候，被我父亲或者王思河飞起一脚踹在他们屁股上，重重摔个嘴啃泥。
这俩货倒是挺硬气，一边挨着棍子，嘴里居然一边还破口大骂，我父亲跟王思河听他们骂，越打火儿越大，棍子抡下去一下比一下狠，打不着脖颈子，就打左右两侧肋下，这俩地方也是要害。我父亲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我亲眼见他一拳打在别人左肋下面，直接把人家打翻在地，那人四十多岁，躺地上好几分钟都没能上来气儿，事后我妈登门给人家赔礼道歉，人家把衣服撩开，我妈一看，好家伙，左肋下面一个黑青的拳印，又狠又准，最后赔了人家四百多块钱医药费。
也不知道打了多久，两个家伙躺地上不再动弹了，也不再骂了，棍子再抡在他们身上，就跟打在死猪身上差不多，我父亲跟王思河见状，这才停下来呼哧呼哧喘起了粗气，心里边儿那些怨气跟恶气也跟着出来不少。
等把气儿喘匀实以后，我父亲走到俩家伙跟前，用棍子分别捅了捅他们，两个人居然还是一动不动。这时候，我父亲跟王思河的脑子都冷静了下来，王思河小声儿问我父亲，“哥，咱不会把他们打死了吧？”从听声音能听得出来，王思河害了怕了。我父亲一听他这话，也害了怕，对王思河说道：“走，咱赶紧回家。”
两个人扔了棍子就跑，他们本想沿着原路离开树林，然后到火车站搭火车回家。
不过，等他们刚跑到树林边儿上，还没等出树林，就听着林子外面人声嘈杂，有人问，“那俩坏分子在哪儿呢？”紧跟着，一个女生答：“就在前面不远，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可凶了。”
我父亲一听女生的声音，这才意识过来，刚才只顾着打男一男二那俩家伙，没注意地上那女生趁机逃跑了，她这是搬救兵过来了。
我父亲扯了王思河一下，示意他不能再沿原路回去了，这要是给他们逮着，谁也活不成。
两个人在树林里换了个方向跑了起来，身后那群人紧跟着吵吵嚷嚷进了林子，我父亲一边一边跑回头看了一眼，黑压压一大片，少说也有几十号儿。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我父亲他们两个，朝之前那地方去了。
我父亲跟王思河不知道在树林里跑了多久，据我父亲说，那树林子里的树小，不过林子却很大。等他们跑出林子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条大路，当时因为天黑，也分不清到底哪儿是哪儿，就知道之前那个四合院在他们身后的右边，按照那个四合院的方向，他们应该顺着大路往右走，那样就能找到回火车站的路，不过，这条大路的右边出现了很多火把，星星点点，看那火把数量，估计能有上百号人。这时候，我父亲跟王思河已经有点儿惊弓之鸟的意思了，看见火把就认为是来抓他们的。
两个人没敢沿着路往右走，直接穿过大路又往前跑，在他们前面是一排排的老房子，两个人糊里糊涂钻进了一条胡同里。
刚到跑完胡同口，来到另一头儿胡同口，没想到，胡同口传来了嘈杂的声音，不过没看见火把光亮。
两个人一看，这胡同指定是出不去了，不过这时候要是掉头再往回跑，胡同这么长，又没遮没拦的，那些人肯定能瞧见。好在这条胡同里的院墙都不是太高，一咬牙，两个翻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当时因为慌不择路，我父亲他们两个并不知道，这院子里住的也是红卫兵，而且他们刚翻进院子里，亮着电灯的屋里人影晃动，房门跟着开了，从屋里走出来好几个，当即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喊了一声：“什么人！”
我父亲跟王思河顿时停在墙根儿没动，几个人见我父亲跟王思河不回答，朝他们走了过来，我父亲见状急中生智，赶忙回了一句：“毛主席的红卫兵！”
几个人脚步没停，其中一个问道：“那个派的？”
王思河回道：“二七公社的。”
几个人脚步还是没停，又问：“你们二七公社来我们八一八这里干什么？”
话音没落，另一个喊了一嗓子：“他们是来刺探咱们革命机密的！”
我父亲他们两个不傻，一听这话赶忙转身，双双又从墙上翻回了胡同里，与此同时，院子里那些红卫兵像炸了营的马蜂似的，嗷嗷叫地追了出来。
这时候，胡同另一头也过来人了，黑压压的人数还不少，估计是二七派的。我父亲两个一看，还是沿原路返回吧，回到之前那条大路上再说。
由于八一八的这些红卫兵离他们比较近，这时候已经有人追出了院门，我父亲怕他们人多甩不掉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八一八保皇派的打人了，二七公社的战友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能丢！”
就这一嗓子下去，胡同另一头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全跑了过来，很多人都问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从院子里跑出来的那些八一八的人，停下来直接开骂了，“你们他妈二七公社的人想干什么？刺探我们八一八的革命机密，你们就是反革命！”
“谁他妈刺探你们的革命机密了，你们才是反革命！”
两拨人很快相互骂了起来，等我父亲跟王思河跑出胡同的时候，两拨人已经嗷嗷叫的打了起来。
单说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人出了胡同以后，不敢沿着大路跑，因为这时候四周很多地方都有了火把光亮。我父亲他们心里明白，这一下是戳了马蜂窝了，而且是在毛主席的眼皮子底下戳的，这要给人逮着，别说自己，估计家里人都得跟着一起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