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意识 就是处在菜鸟的阶段。 这就是我给你的最终评定。
预测只是股市入门的标准 续 第二部 交易策略
2015年 是我技术理论最终大成的时间。是我最终认识自我的时间。 从此以后 任何的武林掌门 我都不再仰视，我归于平淡。我知道我是谁。
这很重要 没有比自知更重要的事了。
各位再见 保重，祝愿大家平安快乐。 正式的关帖子了。 尊敬的版主大人 能否帮我 把帖子给闸口。 我如何联系天涯官方？ 望告知我 谢谢。
大盘尾盘 最后30分钟---对吧。节奏没能改变 就是这样BT。我一直的在说最后30分钟 要咬文嚼字的看。 我说烦了，不想再说了 真的在实战落的人 会有所得的。我说的够多的了。 也谢谢你们 帮助我验证了一些东西。 以后我不再和任何人 较真啥技术理论了，面对任何的忽悠 我也会沉默 面无表情。
说最后一点吧 大盘尾盘不改变为 放量涨 就还是震荡。5F走势上的 量价节奏是做T的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是我当年T出来 傲视天下盈利效果的 最重要的依据。
真正明白任何的理论 都只是人为的一种记录 实践的思维 的方式，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高阶境界。 这是你们判断高手的依据 就不会被那些拿博大精深的啥 佛道易儒和啥高数啥天道规律 ===给忽悠到了。 再深奥的理论框架 也和均线理论是一回事 都是一种记录方式罢了。
把握走势 我的技术理论 也只能记录下来一部分的实战思维逻辑，还有一部分 我连一个字 都没有公开过的。这才是任何的理论框架都无法记录下来的 实战最重要的逻辑。所以不要对任何人 视之为啥高人 也不要轻易的说 你看透人家了。
廖保平：股市里没有你想要的国际阴谋论
2015年07月02日 11:20
来源：财经网 作者：廖保平
4175人参与 241评论
中国股市里的阴谋论就像大姨妈一样，每次大跌的时候来一遭。
最近，股市大跌，众多个股腰斩，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其中一条说得神乎其神。己查明这次大跌原因：高盛等机构通过公募公司香港分公司，利用灰色区域，通过RQFII专户，裸空股指期货。南方基金香港公司先带头操作，金额有几百亿，这种祼空操作严重违法，可以通过中金所调查，凡这次被强平亏损的户可以状告高盛和公募基金……敌人便呼之欲出，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金融战来了，在毫无重大利空下如此崩盘，就是资本主义国际空军压境……
这种故事经不起推敲，国际资本要想操纵中国股市，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没有外汇管制；中国股市向全球投资者开放，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目前，虽然A股开通了沪港通，但总额度为3000亿元，每日额度为130亿元；港股通总额度为2500亿元，每日额度为105亿元。这样的额度能够将一些个股玩弄于股掌之间，要想将一个总市值达70万亿左右，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股市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
目前，经常项目中国已经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没有实质性举措，人民币自由兑换还将是一个长远目标，中国资本[-4.13%]市场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进而言之，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完全跟国际接轨，把在中国股市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的国际资本说成玩弄中国股市的力量，没有根据，夸大其辞，难以令人信服。
如果中国股市完全与国际接轨，就目前情势而言，国际资本不将中国股市玩死，也有可能被国内股民抛弃。试想，如果中国股民可以买美国苹果这样市盈率不到20倍的优质股票，为什么还要抢着买创业板上高达100倍市盈率的股票？国际资本不会比中国股民傻，凭什么放着自己的大牛市不炒，好股票不买，来中国买物所不值的股票呢？少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难以掀起巨浪。而且不要忘了，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假如中国经济因股市崩盘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对世界经济绝对是坏事而非好事。
当然，不排除确有国际资本会唱衰中国股市，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一个好东西是不怕唱衰的，也是唱不衰的。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它总能找发现闪光的金子。而且，所谓“国际资本”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有唱衰的，也有唱好的，无论唱衰还是唱好，都需要用道理和数据说话，要自圆其说，使人信服，需要自己综合判断。
股市一大跌，就拉民族主义大旗，说背后有国际资本打击，做空中国股市，之所以屡屡有市场，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呼应，实是他们内心需要一个“他们希望这样”的解释，他们希望股市大跌就是国际资本做空的结果。一则，将个人的投资或投机行为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等高词大调绑在一起，寄望国家监管部门出手救市，变成一种亲身参与的、众志成城的对外“国家对抗”、“金融战争”，梦想找到政策支持下的反弹出逃机会，内心未必坚信真有什么国际资本做空的阴谋论，或者说鼓吹国际资本做空中国股市的阴谋论本身就是国内某些机构的阴谋。
二则，将股市大跌视为国际资本阴谋做空的结果，可以安慰自己在大跌中的呛水、割肉和亏本的伤痛——我的投资失败不是我的错，而是被阴谋害了，如果没有这些阴谋，没有国际资本捣鬼，我肯定是赚钱的。
自己亏了血本，不进行血的反省，而是一厢情愿地找一个子虚乌有的阴谋论来安慰自己，盼望早日翻身，还有如此可笑的事吗？这已经不是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失误、失败，坚决地采取应对措施，而是用愿望代替分析，用情绪代替理性，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股市浸淫三十多年，对财产、投机、人性洞若观火的香港股神曹仁超，在中国2008年那场股灾中的言论，对这种类似心魔的投资情绪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做投资分析一定不能加进一厢情愿的想法。反弹只是你的希望，你将你的愿望加进了你的分析中了。你初一、十五去拜神，说神阿神，今年(股市)好，今年(股市)好，会反弹的。然后将这种愿望加进分析中(假定会反弹)，这样的思考方法非常有问题。你Wish a wide horse to ride（希望能骑上一匹野马），但它是野马，你怎么能够控制它呢？会跌倒的嘛。”
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免不了有各种声音和消息，但市场价格的最终是投资者交易形成的，就像溜狗一样，涨跌最终离不开基本面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是用价格来进行证伪的过程，区别只在于，劣质企业很快会被证伪，而优质企业需要更长时间去证伪。如果股市大跌，除非粗暴的行政和政策干预，一定是因为市场被证伪，泡沫被刺穿，无法给市场继续前进的信心，客观地认识这一点，学会理性地投资，不要用阴谋论来安慰自己的小心脏。
【作者：廖保平】 (编辑：songshaohui)
2015年07月02日 11:20
来源：财经网 作者：廖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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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里的阴谋论就像大姨妈一样，每次大跌的时候来一遭。
最近，股市大跌，众多个股腰斩，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其中一条说得神乎其神。己查明这次大跌原因：高盛等机构通过公募公司香港分公司，利用灰色区域，通过RQFII专户，裸空股指期货。南方基金香港公司先带头操作，金额有几百亿，这种祼空操作严重违法，可以通过中金所调查，凡这次被强平亏损的户可以状告高盛和公募基金……敌人便呼之欲出，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金融战来了，在毫无重大利空下如此崩盘，就是资本主义国际空军压境……
这种故事经不起推敲，国际资本要想操纵中国股市，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没有外汇管制；中国股市向全球投资者开放，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目前，虽然A股开通了沪港通，但总额度为3000亿元，每日额度为130亿元；港股通总额度为2500亿元，每日额度为105亿元。这样的额度能够将一些个股玩弄于股掌之间，要想将一个总市值达70万亿左右，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股市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
目前，经常项目中国已经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没有实质性举措，人民币自由兑换还将是一个长远目标，中国资本[-4.13%]市场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进而言之，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完全跟国际接轨，把在中国股市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的国际资本说成玩弄中国股市的力量，没有根据，夸大其辞，难以令人信服。
如果中国股市完全与国际接轨，就目前情势而言，国际资本不将中国股市玩死，也有可能被国内股民抛弃。试想，如果中国股民可以买美国苹果这样市盈率不到20倍的优质股票，为什么还要抢着买创业板上高达100倍市盈率的股票？国际资本不会比中国股民傻，凭什么放着自己的大牛市不炒，好股票不买，来中国买物所不值的股票呢？少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难以掀起巨浪。而且不要忘了，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假如中国经济因股市崩盘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对世界经济绝对是坏事而非好事。
当然，不排除确有国际资本会唱衰中国股市，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一个好东西是不怕唱衰的，也是唱不衰的。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它总能找发现闪光的金子。而且，所谓“国际资本”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有唱衰的，也有唱好的，无论唱衰还是唱好，都需要用道理和数据说话，要自圆其说，使人信服，需要自己综合判断。
股市一大跌，就拉民族主义大旗，说背后有国际资本打击，做空中国股市，之所以屡屡有市场，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呼应，实是他们内心需要一个“他们希望这样”的解释，他们希望股市大跌就是国际资本做空的结果。一则，将个人的投资或投机行为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等高词大调绑在一起，寄望国家监管部门出手救市，变成一种亲身参与的、众志成城的对外“国家对抗”、“金融战争”，梦想找到政策支持下的反弹出逃机会，内心未必坚信真有什么国际资本做空的阴谋论，或者说鼓吹国际资本做空中国股市的阴谋论本身就是国内某些机构的阴谋。
二则，将股市大跌视为国际资本阴谋做空的结果，可以安慰自己在大跌中的呛水、割肉和亏本的伤痛——我的投资失败不是我的错，而是被阴谋害了，如果没有这些阴谋，没有国际资本捣鬼，我肯定是赚钱的。
自己亏了血本，不进行血的反省，而是一厢情愿地找一个子虚乌有的阴谋论来安慰自己，盼望早日翻身，还有如此可笑的事吗？这已经不是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失误、失败，坚决地采取应对措施，而是用愿望代替分析，用情绪代替理性，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股市浸淫三十多年，对财产、投机、人性洞若观火的香港股神曹仁超，在中国2008年那场股灾中的言论，对这种类似心魔的投资情绪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做投资分析一定不能加进一厢情愿的想法。反弹只是你的希望，你将你的愿望加进了你的分析中了。你初一、十五去拜神，说神阿神，今年(股市)好，今年(股市)好，会反弹的。然后将这种愿望加进分析中(假定会反弹)，这样的思考方法非常有问题。你Wish a wide horse to ride（希望能骑上一匹野马），但它是野马，你怎么能够控制它呢？会跌倒的嘛。”
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免不了有各种声音和消息，但市场价格的最终是投资者交易形成的，就像溜狗一样，涨跌最终离不开基本面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是用价格来进行证伪的过程，区别只在于，劣质企业很快会被证伪，而优质企业需要更长时间去证伪。如果股市大跌，除非粗暴的行政和政策干预，一定是因为市场被证伪，泡沫被刺穿，无法给市场继续前进的信心，客观地认识这一点，学会理性地投资，不要用阴谋论来安慰自己的小心脏。
【作者：廖保平】 (编辑：songshaohui)
做空不足惧
严惩做空不是救市是毁市
呼吁严惩做空，让市场累积错误判断，这恐怕不是救市是毁市。没有人做空的市场是危险的，禁止人做空的市场等于让市场失去自我纠错机制。
财知道：近日股市连续暴跌，被认为是有人故意做空，有专家提出要严惩故意做空者，你怎么看？
胡释之：做空肯定是故意的，他不是本来想买入却错按了卖出键，他是真想卖出，因为他看空后市。但和故意做多却一买就跌一样，故意做空也是有风险的，他想着一卖就跌，卖个高位，后市却很有可能是他一卖就涨，他会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付出代价。
但如果他判断正确了，后市确实跌了，他因为提早卖出而获益，这是他应得的。这和做多者因为判断正确早买入获益没什么本质差别，都是在比拼判断力。健康的市场，通过让判断正确者获利，让判断错误者亏损，提高我们面对不确定世界的能力。
也就是说，做空者如果判断错误，市场本身会给他严惩。而呼吁严惩成功做空者，是呼吁对正确判断进行严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鼓励错误判断。让市场累积错误判断，恐怕不是救市是毁市。做空有功，没有人做空的市场是危险的，禁止人做空的市场等于让市场失去自我纠错机制。有很好的做空机制，事实上是有助于市场更早地发现错误。做空者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事实上是降低了市场的风险。
这就好比一群人上山寻宝，做空者嗅到风吹草动，判断山里有老虎，选择放弃寻宝下山回家。他如果判断错了，山里并没有老虎，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欢喜地找到宝物，而自己一无所获。但如果他判断对了，他的提早放弃实际就是在提醒那些后知后觉的同伴“小心有虎，和我一起下山吧”。
如果严惩做空者，“谁说山里有老虎就枪毙谁”，没有人敢来提示风险，大家就只能在危险道路上走到黑了，而人们本可以庆幸有人早知道山里有老虎。要记住，做空者是通报危险者，不是带来危险者。切不可把通报危险者视作制造风险者，这才是把自己往险路上推。
所以话说回来，你如果认为做空者的判断是错的，你自己坚定看好后市，他判断错误低价卖掉好筹码正是你加仓吸筹的好时机，该高兴还来不及，让愚蠢的做空者后悔去吧！而如果你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你就该感激他惊醒梦中人，把你拖出更深的险境。总之，无论如何也很难找到仇恨做空者的理由，勉强要怪也是怪他们怎么不早点做空，让你早点远离险境。做空者不是来太早了，而是来晚了。
严惩做空不是救市是毁市
呼吁严惩做空，让市场累积错误判断，这恐怕不是救市是毁市。没有人做空的市场是危险的，禁止人做空的市场等于让市场失去自我纠错机制。
财知道：近日股市连续暴跌，被认为是有人故意做空，有专家提出要严惩故意做空者，你怎么看？
胡释之：做空肯定是故意的，他不是本来想买入却错按了卖出键，他是真想卖出，因为他看空后市。但和故意做多却一买就跌一样，故意做空也是有风险的，他想着一卖就跌，卖个高位，后市却很有可能是他一卖就涨，他会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付出代价。
但如果他判断正确了，后市确实跌了，他因为提早卖出而获益，这是他应得的。这和做多者因为判断正确早买入获益没什么本质差别，都是在比拼判断力。健康的市场，通过让判断正确者获利，让判断错误者亏损，提高我们面对不确定世界的能力。
也就是说，做空者如果判断错误，市场本身会给他严惩。而呼吁严惩成功做空者，是呼吁对正确判断进行严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鼓励错误判断。让市场累积错误判断，恐怕不是救市是毁市。做空有功，没有人做空的市场是危险的，禁止人做空的市场等于让市场失去自我纠错机制。有很好的做空机制，事实上是有助于市场更早地发现错误。做空者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事实上是降低了市场的风险。
这就好比一群人上山寻宝，做空者嗅到风吹草动，判断山里有老虎，选择放弃寻宝下山回家。他如果判断错了，山里并没有老虎，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欢喜地找到宝物，而自己一无所获。但如果他判断对了，他的提早放弃实际就是在提醒那些后知后觉的同伴“小心有虎，和我一起下山吧”。
如果严惩做空者，“谁说山里有老虎就枪毙谁”，没有人敢来提示风险，大家就只能在危险道路上走到黑了，而人们本可以庆幸有人早知道山里有老虎。要记住，做空者是通报危险者，不是带来危险者。切不可把通报危险者视作制造风险者，这才是把自己往险路上推。
所以话说回来，你如果认为做空者的判断是错的，你自己坚定看好后市，他判断错误低价卖掉好筹码正是你加仓吸筹的好时机，该高兴还来不及，让愚蠢的做空者后悔去吧！而如果你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你就该感激他惊醒梦中人，把你拖出更深的险境。总之，无论如何也很难找到仇恨做空者的理由，勉强要怪也是怪他们怎么不早点做空，让你早点远离险境。做空者不是来太早了，而是来晚了。
跌就错，就要救，没这样的道理
如果你自己看好后市，怕什么敌对势力做空？他傻他卖你不是正好接盘吗？自己真看好的东西不会怪别人抛售，高兴还来不及，他错你正好可以靠纠错获利。
财知道：呼吁政府拿钱救市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你怎么看？
胡释之：涨就对，跌就错，就要救，没这样的道理。错误事实上是在之前的暴涨过程中累积的。救市要靠发现错误者，要靠他们去纠正错误，而不是靠掩盖错误，加大错误。现在下跌，实际就是因为有人发现市场上有很多错误，发现很多股票的实际价值配不上现在的高价，因此做空纠错是有利可图的。这样的纠错过程才是救市，而极力阻止下跌，维持一个错误的定价，恐怕不是救市是毁市，让市场失去定价功能，让市场不能对判断错误者进行惩罚，让市场继续积聚错误。这样做也许能把错误的股价给暂时救住，但实际是在为未来更凛冽的纠错埋下引线，不是在拆地雷而是在继续埋地雷。
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值不值得买，除了看它本身的价值，还要看它的价格。一个好东西如果太贵，你不一定会买，而一个次品，如果价格很便宜，你反倒有可能买。所以，股市跌到什么时候会再涨起来？就是跌到投资家认为大家是在错误地低价甩卖好东西的时候。这种重新上涨靠的是敏锐地纠错，而不是靠盲目地阻止纠错。
我们不要看人们是怎么说的，而要看人们是怎么做的。如果你真是看好后市，认为自己判断对而做空者判断错，你不会去呼吁什么救市，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舒舒服服地买入那些错误看空者抛售的便宜货，多爽？如果你自己看好后市，怕什么敌对势力做空？他傻他卖你不是正好接盘吗？自己真看好的东西不会怪别人抛售，高兴还来不及，他错你正好可以靠纠错获利，你自己就可以救市。所以根源还是你自己也不看好后市了，你认同做空者的判断，你知道是自己错了却不愿意直面事实。所以什么人最渴望政府救市？就是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判断错了，买错了，正后悔莫及却又不愿承担错误的人，他们并不看好后市，他们渴望的是政府来接盘他们的错误。而政府拿什么来接盘？拿那些没犯错的人的钱。强制无辜者来接盘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呼吁政府拿钱救市的实质。
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如果你自己看好后市，怕什么敌对势力做空？他傻他卖你不是正好接盘吗？自己真看好的东西不会怪别人抛售，高兴还来不及，他错你正好可以靠纠错获利。
财知道：呼吁政府拿钱救市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你怎么看？
胡释之：涨就对，跌就错，就要救，没这样的道理。错误事实上是在之前的暴涨过程中累积的。救市要靠发现错误者，要靠他们去纠正错误，而不是靠掩盖错误，加大错误。现在下跌，实际就是因为有人发现市场上有很多错误，发现很多股票的实际价值配不上现在的高价，因此做空纠错是有利可图的。这样的纠错过程才是救市，而极力阻止下跌，维持一个错误的定价，恐怕不是救市是毁市，让市场失去定价功能，让市场不能对判断错误者进行惩罚，让市场继续积聚错误。这样做也许能把错误的股价给暂时救住，但实际是在为未来更凛冽的纠错埋下引线，不是在拆地雷而是在继续埋地雷。
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值不值得买，除了看它本身的价值，还要看它的价格。一个好东西如果太贵，你不一定会买，而一个次品，如果价格很便宜，你反倒有可能买。所以，股市跌到什么时候会再涨起来？就是跌到投资家认为大家是在错误地低价甩卖好东西的时候。这种重新上涨靠的是敏锐地纠错，而不是靠盲目地阻止纠错。
我们不要看人们是怎么说的，而要看人们是怎么做的。如果你真是看好后市，认为自己判断对而做空者判断错，你不会去呼吁什么救市，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舒舒服服地买入那些错误看空者抛售的便宜货，多爽？如果你自己看好后市，怕什么敌对势力做空？他傻他卖你不是正好接盘吗？自己真看好的东西不会怪别人抛售，高兴还来不及，他错你正好可以靠纠错获利，你自己就可以救市。所以根源还是你自己也不看好后市了，你认同做空者的判断，你知道是自己错了却不愿意直面事实。所以什么人最渴望政府救市？就是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判断错了，买错了，正后悔莫及却又不愿承担错误的人，他们并不看好后市，他们渴望的是政府来接盘他们的错误。而政府拿什么来接盘？拿那些没犯错的人的钱。强制无辜者来接盘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呼吁政府拿钱救市的实质。
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暴涨暴跌行情的首恶
2015年07月03日 08:58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刘韬
84人参与 5评论
作者为时间投资合伙人，本文来自时间投资微信公号
近期市场大跌，跌得央妈和证监会连放“大招”救市，不过官方的总基调仍称为其正常市场波动调整，不由让人会心一笑，原来“牛”了便是政绩，“熊”了就怪市场。
中国股市历来被称为“政策市”，监管者利用（或滥用？）政策调整市场的方式有很多：降（升）息、降（升）准、降（升）印花税、党媒开腔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别忘了，最重要、最核心、影响最为深远的调整手段，并几乎是中国股市所独有的，其实是IPO发行控制。
上市好比一个坝，监管者手里控制着那个闸。长久以来，这个闸就是众多鲤鱼们梦寐以求想跳的龙门，一旦跳过可保飞黄腾达，乌鸡成凤；但鱼实在是太多，闸又实在太高，所以大部分鱼只能望着龙门兴叹，或者干脆一横心，游到美国、香港那边的闸口去了。
所以，纵观中国股市风云二十余年，监管者控制手中这个闸，主要采用两个方式：
一、筑大坝，修高闸。通过规定IPO要满足的硬性指标，将达不到者一律拦在闸外——而结果，是将以BAT为代表的一众互联网翘楚公司送去了美国、香港，而在创业板放进来一大堆跟创新、创业几乎没一毛钱关系，只能跟着“互联网+”瞎起哄的末流公司；
二、关闸。当监管者自认为情势不好、或内心恐慌、或为安抚人心、或不愿担责、或怕被股民静坐堵门等等的时候，他们就会大手一挥，喝一声“关闸”，从而将闸口彻底关死。至于那些正游过来、或已游到门口、或刚好压在闸底下进退不得的鲤鱼们的死活，则一般不在其考虑之列。因此，从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以来，短短25年中，我们已经历过8次IPO停摆。
对IPO发行控制的上述两种手段，用了20多年，想来监管者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于是在深化改革的呼声（以及长年累月的一片骂声）中，终于将“注册制”正式摆上了日程。
伴随着口头注册制改革而来的，是2014年1月IPO重新开闸，结束了中国股市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停摆（2012年11月2日浙江世宝[0.00% 资金 研报]首发上市后停摆，到2014年1月17日上市的纽威股份开闸，中间近15个月）；然而，正当欢欣鼓舞之时，人们却发现证监会竟同时推出了有史以来最莫名其妙、最匪夷所思、最百思不得其解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如今看来，本次“市场化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完全取消市场的作用，通过想尽一切方法打压IPO发行价格，让上市公司在IPO时尽可能募不到钱，并在上市后通过连续拉十几、二十个涨停的方式，让打新资金赚取几倍、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的无风险暴利——换而言之，就是赤裸裸的将钱从实体经济中抢过来，送给投机炒作者。
举例说明，2010年中小板共有204家公司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为9.4亿元，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为-5.2%（你没看错，居然是亏损的，估计这轮入市的很多新股民不可想象）；而到了2015年，同样是中小板，年初至5月底首发上市20家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急剧减少至3.9亿元，而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一下暴增至209.7%。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2010年创业板共有117家公司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为7.7亿元，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为-4.9%（你没看错，还是亏损的有没有）；而2015年至5月底，创业板共有58家公司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下降至3.2亿元（2014年更可怜，只有不到2.8亿元），而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更是暴增至357.3%。
更值得一提的是，最吸引广大投资人眼球的新股暴风科技，上市后29个一字涨停，股价从9.43元涨到148.27元，而后更是扶摇一直冲到了327.01元，期间涨幅高达30余倍，市值将近400亿人民币。
姑且不论此公司的基本面，单说这样一家“生逢其时”的“明星IPO公司”，在IPO期间募集了多少资金呢？答案是，1.66亿，而其原因就是公司在发行时无法以市场估值作为其发行估值——受限于证监会2014年所推行的发行制度改革，其发行估值仅为不到10个亿，与市场上对其超过300亿的真实估值相差何以千里计，而即便按照200亿的估值发行，暴风科技IPO本能实现融资也将近50亿元。
50亿与1.66亿，不知已经被疯狂的新股搞得找不到北的暴风董事长冯鑫，在这样两个数字面前，又会做何感受？！
如果认为暴风科技是一个特例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公司的IPO对比：我们假设IPO后涨停第一次打开时的估值，是市场对该公司的真实估值，那么按该估值的25%估算其IPO时的理应融资额：
由上可见，对IPO发行价格进行管制，这种所谓的“改革”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遭到了严重挫败。看看“IPO中公司损失的融资额”，就是那些在IPO过程中本应流向实体经济，流向上市公司，让公司用于扩大生产、发展业务、拿地盖房、解决就业、投资收购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应在实体经济中循环，而如今却白白送给了“专业打新”的投机资本，巨额资金由此远离了实体，并不断推高中国股市本以十分浓厚的投机氛围。
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新股在发行审批管理的基础上，加上不得超过23倍市盈率定价的官方潜规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22.98倍屡屡出现的事实已成秃子头上的那啥），使得限量又限价的新股成为市场最为追捧的短缺品。在市场疯狂拉高新股的同时，新股又反过来成为原有上市公司估值的标杆。这是今年上半年中小上市公司估值飞升的总根源。
管制的发行加上管制的定价，一方面使IPO企业失去IPO筹资权，本身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价值，同时，畸型的新股定价及其后疯狂的拉升使所有上市企业失去投资价值。笔者认为，这才是近期市场暴涨暴跌的总源头。
注册制本应朝向尊重市场的方向，但2014年在注册制口号下同时推出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却掉头大踏步向后，其情实令人费解、可叹与可笑。
怎么办？很简单：
1、马上、直接废除新股发行定价的管制（或者官方声明从来不存在这个管制，也行，但其标志是必须有新股破发。
2、见上面第一条。其他的，市场早说透了，多言无益。
2015年07月03日 08:58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刘韬
84人参与 5评论
作者为时间投资合伙人，本文来自时间投资微信公号
近期市场大跌，跌得央妈和证监会连放“大招”救市，不过官方的总基调仍称为其正常市场波动调整，不由让人会心一笑，原来“牛”了便是政绩，“熊”了就怪市场。
中国股市历来被称为“政策市”，监管者利用（或滥用？）政策调整市场的方式有很多：降（升）息、降（升）准、降（升）印花税、党媒开腔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别忘了，最重要、最核心、影响最为深远的调整手段，并几乎是中国股市所独有的，其实是IPO发行控制。
上市好比一个坝，监管者手里控制着那个闸。长久以来，这个闸就是众多鲤鱼们梦寐以求想跳的龙门，一旦跳过可保飞黄腾达，乌鸡成凤；但鱼实在是太多，闸又实在太高，所以大部分鱼只能望着龙门兴叹，或者干脆一横心，游到美国、香港那边的闸口去了。
所以，纵观中国股市风云二十余年，监管者控制手中这个闸，主要采用两个方式：
一、筑大坝，修高闸。通过规定IPO要满足的硬性指标，将达不到者一律拦在闸外——而结果，是将以BAT为代表的一众互联网翘楚公司送去了美国、香港，而在创业板放进来一大堆跟创新、创业几乎没一毛钱关系，只能跟着“互联网+”瞎起哄的末流公司；
二、关闸。当监管者自认为情势不好、或内心恐慌、或为安抚人心、或不愿担责、或怕被股民静坐堵门等等的时候，他们就会大手一挥，喝一声“关闸”，从而将闸口彻底关死。至于那些正游过来、或已游到门口、或刚好压在闸底下进退不得的鲤鱼们的死活，则一般不在其考虑之列。因此，从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以来，短短25年中，我们已经历过8次IPO停摆。
对IPO发行控制的上述两种手段，用了20多年，想来监管者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于是在深化改革的呼声（以及长年累月的一片骂声）中，终于将“注册制”正式摆上了日程。
伴随着口头注册制改革而来的，是2014年1月IPO重新开闸，结束了中国股市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停摆（2012年11月2日浙江世宝[0.00% 资金 研报]首发上市后停摆，到2014年1月17日上市的纽威股份开闸，中间近15个月）；然而，正当欢欣鼓舞之时，人们却发现证监会竟同时推出了有史以来最莫名其妙、最匪夷所思、最百思不得其解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如今看来，本次“市场化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完全取消市场的作用，通过想尽一切方法打压IPO发行价格，让上市公司在IPO时尽可能募不到钱，并在上市后通过连续拉十几、二十个涨停的方式，让打新资金赚取几倍、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的无风险暴利——换而言之，就是赤裸裸的将钱从实体经济中抢过来，送给投机炒作者。
举例说明，2010年中小板共有204家公司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为9.4亿元，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为-5.2%（你没看错，居然是亏损的，估计这轮入市的很多新股民不可想象）；而到了2015年，同样是中小板，年初至5月底首发上市20家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急剧减少至3.9亿元，而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一下暴增至209.7%。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2010年创业板共有117家公司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为7.7亿元，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为-4.9%（你没看错，还是亏损的有没有）；而2015年至5月底，创业板共有58家公司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平均下降至3.2亿元（2014年更可怜，只有不到2.8亿元），而上市后20日平均涨跌幅更是暴增至357.3%。
更值得一提的是，最吸引广大投资人眼球的新股暴风科技，上市后29个一字涨停，股价从9.43元涨到148.27元，而后更是扶摇一直冲到了327.01元，期间涨幅高达30余倍，市值将近400亿人民币。
姑且不论此公司的基本面，单说这样一家“生逢其时”的“明星IPO公司”，在IPO期间募集了多少资金呢？答案是，1.66亿，而其原因就是公司在发行时无法以市场估值作为其发行估值——受限于证监会2014年所推行的发行制度改革，其发行估值仅为不到10个亿，与市场上对其超过300亿的真实估值相差何以千里计，而即便按照200亿的估值发行，暴风科技IPO本能实现融资也将近50亿元。
50亿与1.66亿，不知已经被疯狂的新股搞得找不到北的暴风董事长冯鑫，在这样两个数字面前，又会做何感受？！
如果认为暴风科技是一个特例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公司的IPO对比：我们假设IPO后涨停第一次打开时的估值，是市场对该公司的真实估值，那么按该估值的25%估算其IPO时的理应融资额：
由上可见，对IPO发行价格进行管制，这种所谓的“改革”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遭到了严重挫败。看看“IPO中公司损失的融资额”，就是那些在IPO过程中本应流向实体经济，流向上市公司，让公司用于扩大生产、发展业务、拿地盖房、解决就业、投资收购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应在实体经济中循环，而如今却白白送给了“专业打新”的投机资本，巨额资金由此远离了实体，并不断推高中国股市本以十分浓厚的投机氛围。
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新股在发行审批管理的基础上，加上不得超过23倍市盈率定价的官方潜规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22.98倍屡屡出现的事实已成秃子头上的那啥），使得限量又限价的新股成为市场最为追捧的短缺品。在市场疯狂拉高新股的同时，新股又反过来成为原有上市公司估值的标杆。这是今年上半年中小上市公司估值飞升的总根源。
管制的发行加上管制的定价，一方面使IPO企业失去IPO筹资权，本身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价值，同时，畸型的新股定价及其后疯狂的拉升使所有上市企业失去投资价值。笔者认为，这才是近期市场暴涨暴跌的总源头。
注册制本应朝向尊重市场的方向，但2014年在注册制口号下同时推出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却掉头大踏步向后，其情实令人费解、可叹与可笑。
怎么办？很简单：
1、马上、直接废除新股发行定价的管制（或者官方声明从来不存在这个管制，也行，但其标志是必须有新股破发。
2、见上面第一条。其他的，市场早说透了，多言无益。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另类思考
2015年07月02日 09:12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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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是一个异常冒险的东西。冒险的意思是——它比较像法国在印度的经营（1642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68起在印度的苏拉特、默苏利珀德姆、圣多马、金德讷格尔建立多个贸易点，但始终与英国、荷兰及印度本土势力争斗不断，后逐渐失去），而且还要不如一些。因为它投资的那些地方，从传统上讲是过去的金融家忽略的地方。而过去的金融家之所以忽略它绝对不是无意的，他们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业务过不去。他们经过审核以后，觉得这些地方还债的把握是基本没有，属于“道旁苦李”（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王戎和他的同伴，经过某地看见路边有一棵树上结满李子，大家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一个人不去。别人问他何故，他说，树既然长在路边，路过的行人一定很多。经过了这么多人，树上居然还有李子，那些李子一定不好吃。摘的人一尝李子果然是苦的）。
亚投行就是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投到巴基斯或者阿富汗去呢，直截了当说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本家在这些地方不大肯投资，因为这些地方的投资是没有保障的。顺便说一句，中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以前已经做了一定这方面的投资，这跟中国过去几年矿产饥渴有点关系。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在阿富汗这些地方，都买了不少的矿材，用来保证中国的原材料进口。阿富汗这些矿山，论铜矿的品质来说是非常好的。如果只看铜矿的品质，它应该卖得很贵。中国那些可能是几个百分点的矿山都在拼命开采，人家那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好像还没有开采。但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开采？因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你也不知道新政府会不会承认你的产权。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编了很多材料，控诉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战争罪行，其中有一个材料就是说，日本从山东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黄金，但是我老实说，这完全是诬告日本，日本在山东不是掠夺了很多黄金。而是在战争爆发以前，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日两国还是和平友好相处的情况下，日本的资本家，不是日本政府，组织了投资公司在山东开矿，开金矿的公司赚了不少钱。然后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这些赚了的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证据，如同战场上直接抢劫战利品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那些投资的项目，性质跟英美公司在上海开公司赚钱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也跟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钱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了两百万美元，坦桑尼亚的历史学家就愤怒谴责，中国帝国主义从坦桑尼亚掠夺走了两百万美元，这行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美公司在深圳赚的那些钱，外资运走的钱，我们现在就要编历史书，来愤怒控诉他们从中国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钱。那些钱，那些金矿，不是日本军部抢你的东西，而是日本资本家花钱买下来的东西，然后他赚了钱。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还是把日本人赶走了，尽管这个金矿的经营本身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日本战败了，这个金矿就是完全没有了，而且还在历史书上黑别人一笔。当然，历史书上黑不黑别人，那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但是关键在于，英美资本家或者俄罗斯的财团都不去要的那些铜矿，你中国人要那些铜矿是什么意思。如果美国军队撤走了以后，塔利班进了城，他尊重你的那些铜矿的产权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就算塔利班不进城，在联军撤走以后，阿富汗的任何政府，有能力在喀布尔（阿富汗首都）之外发号施令么？显然没有能力。他跟你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比黎元洪跟日本人或者是跟美国人签订的条约更有效吧。张宗昌（1881-1932，早年闯荡东北，依附张作霖起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得到山东地盘。张在党军北伐时奋勇抵抗，失败后一度旅居日本，最后被韩复榘、冯玉祥设计谋杀）会不会遵守黎元洪签署的条约，或者孙文执行不执行段祺瑞签署的条约，答案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你买下来的东西，你将来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你再当一次冤大头，这笔钱就算是我的我也不要了；要么你像日本或者德国一战以前的商人一样，游说本国政府，派一支关东军到当地去，把塔里班给我赶出去，把那个地方给我夺回来。九一八事变根本的动机就是这样，你袭击了我们日本公司投资的关东铁路（柳条湖事件），妨碍了我们正常经营，我们关东军是去维持秩序，把你赶出去，把地方夺回来。
2015年07月02日 09:12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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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是一个异常冒险的东西。冒险的意思是——它比较像法国在印度的经营（1642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68起在印度的苏拉特、默苏利珀德姆、圣多马、金德讷格尔建立多个贸易点，但始终与英国、荷兰及印度本土势力争斗不断，后逐渐失去），而且还要不如一些。因为它投资的那些地方，从传统上讲是过去的金融家忽略的地方。而过去的金融家之所以忽略它绝对不是无意的，他们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业务过不去。他们经过审核以后，觉得这些地方还债的把握是基本没有，属于“道旁苦李”（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王戎和他的同伴，经过某地看见路边有一棵树上结满李子，大家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一个人不去。别人问他何故，他说，树既然长在路边，路过的行人一定很多。经过了这么多人，树上居然还有李子，那些李子一定不好吃。摘的人一尝李子果然是苦的）。
亚投行就是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投到巴基斯或者阿富汗去呢，直截了当说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本家在这些地方不大肯投资，因为这些地方的投资是没有保障的。顺便说一句，中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以前已经做了一定这方面的投资，这跟中国过去几年矿产饥渴有点关系。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在阿富汗这些地方，都买了不少的矿材，用来保证中国的原材料进口。阿富汗这些矿山，论铜矿的品质来说是非常好的。如果只看铜矿的品质，它应该卖得很贵。中国那些可能是几个百分点的矿山都在拼命开采，人家那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好像还没有开采。但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开采？因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你也不知道新政府会不会承认你的产权。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编了很多材料，控诉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战争罪行，其中有一个材料就是说，日本从山东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黄金，但是我老实说，这完全是诬告日本，日本在山东不是掠夺了很多黄金。而是在战争爆发以前，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日两国还是和平友好相处的情况下，日本的资本家，不是日本政府，组织了投资公司在山东开矿，开金矿的公司赚了不少钱。然后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这些赚了的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证据，如同战场上直接抢劫战利品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那些投资的项目，性质跟英美公司在上海开公司赚钱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也跟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钱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了两百万美元，坦桑尼亚的历史学家就愤怒谴责，中国帝国主义从坦桑尼亚掠夺走了两百万美元，这行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美公司在深圳赚的那些钱，外资运走的钱，我们现在就要编历史书，来愤怒控诉他们从中国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钱。那些钱，那些金矿，不是日本军部抢你的东西，而是日本资本家花钱买下来的东西，然后他赚了钱。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还是把日本人赶走了，尽管这个金矿的经营本身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日本战败了，这个金矿就是完全没有了，而且还在历史书上黑别人一笔。当然，历史书上黑不黑别人，那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但是关键在于，英美资本家或者俄罗斯的财团都不去要的那些铜矿，你中国人要那些铜矿是什么意思。如果美国军队撤走了以后，塔利班进了城，他尊重你的那些铜矿的产权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就算塔利班不进城，在联军撤走以后，阿富汗的任何政府，有能力在喀布尔（阿富汗首都）之外发号施令么？显然没有能力。他跟你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比黎元洪跟日本人或者是跟美国人签订的条约更有效吧。张宗昌（1881-1932，早年闯荡东北，依附张作霖起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得到山东地盘。张在党军北伐时奋勇抵抗，失败后一度旅居日本，最后被韩复榘、冯玉祥设计谋杀）会不会遵守黎元洪签署的条约，或者孙文执行不执行段祺瑞签署的条约，答案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你买下来的东西，你将来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你再当一次冤大头，这笔钱就算是我的我也不要了；要么你像日本或者德国一战以前的商人一样，游说本国政府，派一支关东军到当地去，把塔里班给我赶出去，把那个地方给我夺回来。九一八事变根本的动机就是这样，你袭击了我们日本公司投资的关东铁路（柳条湖事件），妨碍了我们正常经营，我们关东军是去维持秩序，把你赶出去，把地方夺回来。
如果你不想做冤大头，你就要准备一支军队，必要的时候去维护你的产权和利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的话，当冤大头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准备一支军队，牵涉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你要到吉尔吉斯去维护什么产权？顺便说一句，2010年4月吉尔吉斯发生了严重的排华骚乱，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商人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派一支军队去干涉的话，俄罗斯人会不会把你赶出来？会不会像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进了中国，然后英美、苏联都很想把你赶出去，最后弄得日本搞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就全部亏本了，你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搞投资，将来你早晚，不是早晚，而是在很近的未来，就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谢里夫（1949-，1990-1993、1997-1999、2013至今三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连段祺瑞都不如，他就是黎元洪那种人，巴基斯坦的军队已经赶走他好几次了。赶走以后，下一次，第一次法统重光以后还有第二次法统重光，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还可以和他的国会一起回来，段祺瑞滚蛋以后，黎元洪还可以跟他的国会一起回来，因为是合法当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共和国总统。尽管军阀可以发动政变把你赶走，但是军阀自己也要下台，他下台以后你还可以回来了。谢里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回来了，又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又回来了。现在他跟你签署了这个合同，第三次把他赶走的时间还会远么？他能够当到五到十年以上么？等他被赶走以后，下一任军阀肯不肯承认他跟你签署的合约？或者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他自己长期培养起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武装推翻？
你这个投资，用来修一条铁路，从喀喇昆仑山一直通向大海，横跨了俾路支和普什图的广大地区（这两个省份自印巴分治以来都多次发生暴乱，要求完全自治或成为独立国家）。普什图地区是塔利班的外省，而俾路支地区是横跨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俾路支独立游击队的一个外省。修这一条铁路，你就像是在1942年维持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的运行一样，你要在苏北跟韩德勤（1892-1988，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战期间任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打仗，要在华北跟林彪打仗，从浦口到天津的火车，必须配上大批的皇军做警卫。一路上的各式各样的强盗都会说自己是铁道游击队，是奉国民党的命令和TG的命令来抵抗日本。你如果不派一支安全部队去驻守沿线的话，你这条铁路是没法畅通的。这支安全部队如果驻守的话，比如说你去跟巴基斯坦签一个条约，很好，这个条约签出来的结果就跟南满铁路条约一样。这支军队将来的下场，就跟签署了南满铁路条约的关东军一样。哪一天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这就是中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关东军赶出去，接下来就是九一八事变。
如果你不派出这一支军队，信任巴基斯坦自己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这支安全部队可能就会变成段祺瑞的参战军（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编练参战军。但这支军队并未投入一战，战后改称边防军，成为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主力），他拿了你的钱，本来这笔钱应该是练兵来保护铁路的，但是他拿这笔钱去打别的军阀、部落武装或者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那些部落武装被段祺瑞打了以后，就要对日本恨之入骨。被你中国武装起来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打了以后，他一定对中国恨之入骨。下一步他一定会像是孙文依靠苏联来反对日本一样，依靠，比如说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极端分子，捐款来打你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像这种投资在外交上的主要结果，跟日本的西原借款（日本于1917年至1918年间8次借款给段祺瑞政府，共1.45亿日元，帮助中华民国改善财政状况。这批借款由日本民间亲华人士西原龟三促成，是民国所借外债中条件最优厚的，日方以此对华释放善意。但段祺瑞一开始就没打算还。最后民国以赖账了事）很有相似之处，它肯定会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为中国树立无数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容易渗入中国的西部边境，那不是你的银行团能够收拾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投资范围，包括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通向亚丁湾和叙利亚这条危险道路的话，那么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是接近于零的，而制造出严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是极大的。当然如果你的路线是从福州到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条路线可能赚钱，但是赚到的钱能不能抵消掉这条路的巨大投入，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我只能说，亚投行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估计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是想唱独角戏，用中国的剩余资本去解决中国的产能问题，跟那些国家单打交道。能够请来一些西方国家捧场，长长面子是很好的，但是决定权要中国做主。可以用国内那种黑箱操作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银行表面上的信用。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落牙齿和血吞，不至于公开出丑。但是既然八国联军入了亚投行，这一套就玩儿不通了。尽管人家的股东不是主要的，但是人家在金融体系方面，经过长期经营，论规范论技术是超过你的。至少人家如果要挑漏洞，这是太容易了。人家都是股东，还有发言权。最后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出钱大部分是中国人出的，人家出小头，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间，观察员协会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外国金融家，足以把你搞得寸步难行，而投出去的资本多半是收不回来的。出现我刚才描绘的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占压倒多数的，比其他任何几种可能性加起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还要大得多。
所以美国也没必要阻挡这些加入的国家，这东西对美国一点威胁也没有。
西安斯坦什么时候建成的问题，我想，国际武装分子大规模地入侵我朝西部，应该就是最近五年之内的事情，不大可能拖得更久了。因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彼此宣布圣战了。面对着喷赤河（原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边界河，长1125公里，2001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了边界条约，宣布放弃帕米尔高原西部至喷赤河一带领土）和瓦罕走廊（又称阿富汗走廊、瓦罕帕米尔，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至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呈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山谷）的那个边境，已经是门户洞开。他们不来是不大可能的。而我朝自我安慰的理论是，它已经收买了塔利班，塔利班的立场倾向于中国。但这是根本没用的事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那种部族和宗教政治派别极其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收买了某一个派系，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个派系的所有敌人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敌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收买的。如果你收买、资助段祺瑞的话，段祺瑞的敌人，肯定会找苏联或者找其他人，在反对段祺瑞的同时，也把你日本人当作替罪羊，附在一起反对。这就是中国在那些地方进行经营的所面临的必然下场。那些地方的武装团体，找海外支持者是不难的，它可以找亲俄罗斯的力量、亲美的力量，还可以找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那些有的是钱、长期以来不断资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些基金会，就是这些基金会，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它的背后是逊尼派长期以来在地下流动的巨额的石油美元。这笔钱中间抽出三、四十亿来，在中亚地区扶植武装团体，让它越过形同虚设的边境，技术困难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西部，将是一个遍布胡志明小道的地方。
这些地方，能不能够维持住，要取决于你在东线，是不是采取冒险性的政策。如果你像土耳其人一样，背靠着欧盟，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库尔德人聚居区占土耳其领土的约四分之一，库尔德分离运动长期困扰着土耳其），那么你还有长期抵抗的资本。如果你两线作战，想要背靠西部作为靠山，在太平洋[-7.06% 资金 研报]上发起新的冲突，你的完蛋会非常迅速。你会像蒋介石一样迅速完蛋。蒋介石抗日的时候，他的基本目的就是，拿苏联做中国的大后方，去抵抗日本。日本垮了以后，中国很快就通过TG落到苏联手里面。如果中国以伊斯兰教势力为大后方、以巴基斯坦为大后方，向美日开战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必定会失败。在失败以后，也许沿海地带会落到亲美势力的手里面，但是贫瘠的、无利可图的内地，恐怕会被伊斯兰世界瓜分，正如它在1948年被亲苏的TG瓜分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上的算法，因为对于美国和亲美的势力来说的话，内陆是无利可图的，是没有占领价值的，这就是它在1948年没有维护国民党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是对于穷困的苏联来说，即使是内陆也是值得占领的，对于更加穷困的伊斯兰国来说，它渗透中国西部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美国和日本却绝对不会对除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有任何兴趣。
但是准备一支军队，牵涉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你要到吉尔吉斯去维护什么产权？顺便说一句，2010年4月吉尔吉斯发生了严重的排华骚乱，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商人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派一支军队去干涉的话，俄罗斯人会不会把你赶出来？会不会像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进了中国，然后英美、苏联都很想把你赶出去，最后弄得日本搞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就全部亏本了，你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搞投资，将来你早晚，不是早晚，而是在很近的未来，就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谢里夫（1949-，1990-1993、1997-1999、2013至今三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连段祺瑞都不如，他就是黎元洪那种人，巴基斯坦的军队已经赶走他好几次了。赶走以后，下一次，第一次法统重光以后还有第二次法统重光，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还可以和他的国会一起回来，段祺瑞滚蛋以后，黎元洪还可以跟他的国会一起回来，因为是合法当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共和国总统。尽管军阀可以发动政变把你赶走，但是军阀自己也要下台，他下台以后你还可以回来了。谢里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回来了，又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又回来了。现在他跟你签署了这个合同，第三次把他赶走的时间还会远么？他能够当到五到十年以上么？等他被赶走以后，下一任军阀肯不肯承认他跟你签署的合约？或者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他自己长期培养起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武装推翻？
你这个投资，用来修一条铁路，从喀喇昆仑山一直通向大海，横跨了俾路支和普什图的广大地区（这两个省份自印巴分治以来都多次发生暴乱，要求完全自治或成为独立国家）。普什图地区是塔利班的外省，而俾路支地区是横跨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俾路支独立游击队的一个外省。修这一条铁路，你就像是在1942年维持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的运行一样，你要在苏北跟韩德勤（1892-1988，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战期间任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打仗，要在华北跟林彪打仗，从浦口到天津的火车，必须配上大批的皇军做警卫。一路上的各式各样的强盗都会说自己是铁道游击队，是奉国民党的命令和TG的命令来抵抗日本。你如果不派一支安全部队去驻守沿线的话，你这条铁路是没法畅通的。这支安全部队如果驻守的话，比如说你去跟巴基斯坦签一个条约，很好，这个条约签出来的结果就跟南满铁路条约一样。这支军队将来的下场，就跟签署了南满铁路条约的关东军一样。哪一天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这就是中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关东军赶出去，接下来就是九一八事变。
如果你不派出这一支军队，信任巴基斯坦自己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这支安全部队可能就会变成段祺瑞的参战军（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编练参战军。但这支军队并未投入一战，战后改称边防军，成为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主力），他拿了你的钱，本来这笔钱应该是练兵来保护铁路的，但是他拿这笔钱去打别的军阀、部落武装或者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那些部落武装被段祺瑞打了以后，就要对日本恨之入骨。被你中国武装起来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打了以后，他一定对中国恨之入骨。下一步他一定会像是孙文依靠苏联来反对日本一样，依靠，比如说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极端分子，捐款来打你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像这种投资在外交上的主要结果，跟日本的西原借款（日本于1917年至1918年间8次借款给段祺瑞政府，共1.45亿日元，帮助中华民国改善财政状况。这批借款由日本民间亲华人士西原龟三促成，是民国所借外债中条件最优厚的，日方以此对华释放善意。但段祺瑞一开始就没打算还。最后民国以赖账了事）很有相似之处，它肯定会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为中国树立无数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容易渗入中国的西部边境，那不是你的银行团能够收拾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投资范围，包括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通向亚丁湾和叙利亚这条危险道路的话，那么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是接近于零的，而制造出严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是极大的。当然如果你的路线是从福州到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条路线可能赚钱，但是赚到的钱能不能抵消掉这条路的巨大投入，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我只能说，亚投行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估计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是想唱独角戏，用中国的剩余资本去解决中国的产能问题，跟那些国家单打交道。能够请来一些西方国家捧场，长长面子是很好的，但是决定权要中国做主。可以用国内那种黑箱操作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银行表面上的信用。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落牙齿和血吞，不至于公开出丑。但是既然八国联军入了亚投行，这一套就玩儿不通了。尽管人家的股东不是主要的，但是人家在金融体系方面，经过长期经营，论规范论技术是超过你的。至少人家如果要挑漏洞，这是太容易了。人家都是股东，还有发言权。最后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出钱大部分是中国人出的，人家出小头，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间，观察员协会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外国金融家，足以把你搞得寸步难行，而投出去的资本多半是收不回来的。出现我刚才描绘的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占压倒多数的，比其他任何几种可能性加起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还要大得多。
所以美国也没必要阻挡这些加入的国家，这东西对美国一点威胁也没有。
西安斯坦什么时候建成的问题，我想，国际武装分子大规模地入侵我朝西部，应该就是最近五年之内的事情，不大可能拖得更久了。因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彼此宣布圣战了。面对着喷赤河（原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边界河，长1125公里，2001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了边界条约，宣布放弃帕米尔高原西部至喷赤河一带领土）和瓦罕走廊（又称阿富汗走廊、瓦罕帕米尔，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至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呈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山谷）的那个边境，已经是门户洞开。他们不来是不大可能的。而我朝自我安慰的理论是，它已经收买了塔利班，塔利班的立场倾向于中国。但这是根本没用的事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那种部族和宗教政治派别极其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收买了某一个派系，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个派系的所有敌人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敌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收买的。如果你收买、资助段祺瑞的话，段祺瑞的敌人，肯定会找苏联或者找其他人，在反对段祺瑞的同时，也把你日本人当作替罪羊，附在一起反对。这就是中国在那些地方进行经营的所面临的必然下场。那些地方的武装团体，找海外支持者是不难的，它可以找亲俄罗斯的力量、亲美的力量，还可以找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那些有的是钱、长期以来不断资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些基金会，就是这些基金会，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它的背后是逊尼派长期以来在地下流动的巨额的石油美元。这笔钱中间抽出三、四十亿来，在中亚地区扶植武装团体，让它越过形同虚设的边境，技术困难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西部，将是一个遍布胡志明小道的地方。
这些地方，能不能够维持住，要取决于你在东线，是不是采取冒险性的政策。如果你像土耳其人一样，背靠着欧盟，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库尔德人聚居区占土耳其领土的约四分之一，库尔德分离运动长期困扰着土耳其），那么你还有长期抵抗的资本。如果你两线作战，想要背靠西部作为靠山，在太平洋[-7.06% 资金 研报]上发起新的冲突，你的完蛋会非常迅速。你会像蒋介石一样迅速完蛋。蒋介石抗日的时候，他的基本目的就是，拿苏联做中国的大后方，去抵抗日本。日本垮了以后，中国很快就通过TG落到苏联手里面。如果中国以伊斯兰教势力为大后方、以巴基斯坦为大后方，向美日开战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必定会失败。在失败以后，也许沿海地带会落到亲美势力的手里面，但是贫瘠的、无利可图的内地，恐怕会被伊斯兰世界瓜分，正如它在1948年被亲苏的TG瓜分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上的算法，因为对于美国和亲美的势力来说的话，内陆是无利可图的，是没有占领价值的，这就是它在1948年没有维护国民党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是对于穷困的苏联来说，即使是内陆也是值得占领的，对于更加穷困的伊斯兰国来说，它渗透中国西部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美国和日本却绝对不会对除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有任何兴趣。
做这些事情 大手笔有魄力的最大动力是 ，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甚至解决中国内部的压力。啥压力？ 就是社会改革迟滞不前 所产生的压力。等时间给出答案后 愿望落空了，那么最终被逼到死角 才有可能不得不面对现实 进行实质性的社会变革。
所以呢 不要反对其折腾 不折腾够了 其实不死心的 就不可能真正的面对现实 理智的面对自己内部的问题。
就如现在到处充斥着 金融战的声音，太多的人不面对现实 就想着股市是被外部势力 恶意做空的。这样就可以无需面对自己的问题了 都是敌人太坏了 不是自己的责任。这样不但无需承担责任 还能成为抗战的领袖 和积极分子----。都是太极高手哦。无中生有 有了外部的敌人 然后登高一呼 群情激奋，-----谁还顾得上去管 问责呢，谁清醒的问责 谁就是汉奸。
股市再一次的真实的展示了中国民众的素质。----- 弥补了我没有经历文革 难以想象那种愚昧和疯狂的缺憾。 现在我有很真实的感受了----。
看看多少的LZ和群主 都在玩太极把那些原本 应该问责于他们的信徒们 玩弄于股掌之。
不是他们无能 把信徒们带沟里了 而是外部度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但不被问责 还竟然成了抗战的英雄。
这其实是不值一提的无奈流氓行为，而广大的被忽悠的股民 才是最可耻最悲哀的。忽悠的人 无可厚非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被忽悠的人 才是可耻的。
我不同情可耻的人 也不仇视忽悠的人 ---无我无相 我置身事外。很难 但是我会一步一步的做到的。
我不干涉 就如不干涉狼吃羊一样 因为这是天道自然。所以我反省了 我不在那个啥了，我淡然的看着 狮子吃羚羊 蛇吃青蛙---这是天道。
记录在这里 我会经常的看看 提醒自己 不要以个人好恶 不要干涉天道自然。
@哈哈哇A 2015-07-03 21:44:47
楼主，你说大盘自2000点上来还没有第三段是笔误还是真的认为还没有第三段？有点不是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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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千金---这个问题我标价一万大洋。你自己选择吧。
楼主，你说大盘自2000点上来还没有第三段是笔误还是真的认为还没有第三段？有点不是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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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千金---这个问题我标价一万大洋。你自己选择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天道。我不想违背。
股市真实的展示了 中国由高至低全面的各阶层的人们的素质，混沌者太多 明智者太少。
进一步的让我相信 我认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极限已经到了】 我对中国社会的纵深 看的更明白了。
纵深的扩展 已经不是经济改革所能 再一次的翻翻行情的了。 社会机制和民众思维意识的瓶颈真正的到了。
2015年07月02日 09:12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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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搜集此人的所有文章。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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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搜集此人的所有文章。
这篇文章 其实就是详细的论述了 我前面的看法。【对于美国而言 中国只有四肢都在外了 才是好时机---】
刘仲敬：若宪法学入科举美国历届参议员考不过士大夫
时间:2015-06-09 09:25 来源：凤凰网新闻客户端
核心提示：名士的阶级本能不同于土豪，他们追求的历史地位并不有赖于特定的地方共同体。他们缺乏俄国人所谓的有机性，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他们豪而不土。历史地位主要依靠文字纪录，事情的成败尚在其次。史可法在扬州和多铎开战之前，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留下漂亮的文章。如果宪法学纳入科举，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参议员不一定考得赢这些名士。
中国士大夫，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作者：刘仲敬（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原题为：自诩“中华文明选民”的江浙名士为何爱内斗
南明行将灭亡时，王思任告诉逃亡的马士英：
“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这话将华夏文明世界的骄傲和吴越精英团体的骄傲融为一体，暗示吴越士大夫在儒家文化圈内负有某种近乎“选民”的责任。这种期许并不仅仅限于浙人，王船山和朝鲜使者都怀疑二三其德、为敌前驱的豫鲁残民有没有资格继承孔子的衣钵，却从来没有人怀疑吴越士绅。
十九世纪末叶，1848年革命的精神以二三手形式传入远东。国民共同体建构的热忱如火如荼，带动了南明历史的复活和重构，心态多多少少类似后来的“民国热”。历史神话服从认同政治的需要，而非实证主义的需要。
汤寿潜的同侪宁愿认同张苍水和朱舜水，对后者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对端方及其同侪却是糟透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端方及其同侪的存在，国家主义与立宪主义这两大流行思潮才不致于正面冲突。共同的敌人是多么宝贵，只有在他们不复存在以后才会充分显示出来。
辛亥以前，吴越名士习惯于兼容两种思潮。社会不以为怪，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吴越教育发达，经济发达，报刊和社团发达，因此苦于精英过剩。红人太多，粉丝明显不够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可以理解为某种孔雀开屏式的炫耀和竞争，思想的具体内容反倒不那么重要。任何人想要厘清越人在清朝最后几年成立的各种社团，就会面临比博尔赫斯的巴比伦图书馆管理员更艰巨的任务。天知道他们组织了多少个名叫“国民”的团体，天知道“国民”这两个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
国民似乎建立在遗民志士的光荣认同之上，排除了臣服清朝的可耻败类；似乎建立在民权宪政的远大前程之上，排除了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某些名士，例如章炳麟，随着自己心情的好坏和论敌的变化，在这两种主流观念之间来回跳跃。
其他非主流观念千奇百怪，难于尽数。会稽人是不是主张开除其同乡的国民资格，根据什么理由开除，复杂和混乱的程度，即使1905年的俄罗斯政治团体都难以望其项背。
R.KeithSchoppa宣称：吴越是众多小共同体的嵌套结构，绍兴或宁波这样的地方舞台各有不同的精英互动模式。民初国家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的分离，主要源于两种精英的背景差异。
国家主义者（nationalChekiangese）向往的舞台不在杭州，而在上海和北京。立宪主义者或联邦主义者（Schoppa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的基地也不在杭州，而在他们本乡的小共同体。
卢永祥于1921年6月4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自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在浙江成立“省宪起草委员会”。图为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三号上刊登的卢永祥照片。
浙绅提出的宪法理论和宪法草案之多，为新旧国会和所有邻省所不及，行宪的成绩却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多少应该归咎于杭州缺乏聚焦力量的现实。其他不论，甚至《自治法》的筹备会议都是由寓居上海的浙绅发起的。
卢永祥时代，杭州和上海的浙江宪法制定活动达到最高潮。各省纷纷响应，似乎越人通过联省自治运动恢复了一度失落的舆论领导权。然而究其细故，情况却不如表面上乐观。从九九宪法到三色宪法，制宪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前几年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Chekiangese）身上。
他们的名字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蔡元培、卢永祥、王正廷、朱庆澜、吕公望、黄郛……他们和各地利益集团的关系，不会比梁启超进步党和（广东）新会的关系更有机。
这些人之所以忽然变身为联邦主义者，一是因为第一次法统重光失败后，北京政治核心的溃败；二是因为联省自治运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性，配得上这批大佬的垂青。
真正具备有机性的土豪，离不开自己的业务，在这种大出风头的时刻失去了话语权。他们像江苏的省议员一样，比较关心丝绸条例之类乏味的具体问题，却不善于掌握政治话语的分寸。
法团联合会一再杯葛宪法会议，多多少少反映了两类精英的不同取向。用沃格林的术语说，越人的宪法会议和省议会缺乏连属性。山西或广西的乡村小学校长和在乡退伍军官论学问和财产都比他们差得多，连属性却强过他们。
名士的阶级本能不同于土豪，他们追求的历史地位并不有赖于特定的地方共同体。他们缺乏俄国人所谓的有机性，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他们豪而不土。历史地位主要依靠文字纪录，事情的成败尚在其次。史可法在扬州和多铎开战之前，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留下漂亮的文章。如果宪法学纳入科举，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参议员不一定考得赢这些名士。
“民国之本位在省。中央不能治，则不如近而求之省自治。主权之原动力在人民，统治者不可恃，则不如退而诉之人民自决。此省宪问题所以为今日救亡之急务，亦即将来统一之初基也。省之宪法即为吾浙人行使主权之保证；省之制宪即为吾浙人表现意力之试验。省宪之良否，吾浙人之休戚随之；省宪之成否，吾浙人之荣辱视之。”
如果我们没有计算一下这些伟人在十年以后投靠国民政府的比例和十五年以后接受共产主义的比例，或许能够表现出更加得体的感动。
三色宪法从技术角度讲，没有辱没越人精细的才智，却因为当事人和历史潮流的转向，变成了某种既不能赞美又不能贬斥的尴尬存在，只适合历史集邮爱好者珍藏把玩。对于缺乏有机性的名士而言，集邮册大概确实是最适合他们德性的归宿。
时间:2015-06-09 09:25 来源：凤凰网新闻客户端
核心提示：名士的阶级本能不同于土豪，他们追求的历史地位并不有赖于特定的地方共同体。他们缺乏俄国人所谓的有机性，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他们豪而不土。历史地位主要依靠文字纪录，事情的成败尚在其次。史可法在扬州和多铎开战之前，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留下漂亮的文章。如果宪法学纳入科举，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参议员不一定考得赢这些名士。
中国士大夫，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作者：刘仲敬（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原题为：自诩“中华文明选民”的江浙名士为何爱内斗
南明行将灭亡时，王思任告诉逃亡的马士英：
“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这话将华夏文明世界的骄傲和吴越精英团体的骄傲融为一体，暗示吴越士大夫在儒家文化圈内负有某种近乎“选民”的责任。这种期许并不仅仅限于浙人，王船山和朝鲜使者都怀疑二三其德、为敌前驱的豫鲁残民有没有资格继承孔子的衣钵，却从来没有人怀疑吴越士绅。
十九世纪末叶，1848年革命的精神以二三手形式传入远东。国民共同体建构的热忱如火如荼，带动了南明历史的复活和重构，心态多多少少类似后来的“民国热”。历史神话服从认同政治的需要，而非实证主义的需要。
汤寿潜的同侪宁愿认同张苍水和朱舜水，对后者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对端方及其同侪却是糟透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端方及其同侪的存在，国家主义与立宪主义这两大流行思潮才不致于正面冲突。共同的敌人是多么宝贵，只有在他们不复存在以后才会充分显示出来。
辛亥以前，吴越名士习惯于兼容两种思潮。社会不以为怪，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吴越教育发达，经济发达，报刊和社团发达，因此苦于精英过剩。红人太多，粉丝明显不够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可以理解为某种孔雀开屏式的炫耀和竞争，思想的具体内容反倒不那么重要。任何人想要厘清越人在清朝最后几年成立的各种社团，就会面临比博尔赫斯的巴比伦图书馆管理员更艰巨的任务。天知道他们组织了多少个名叫“国民”的团体，天知道“国民”这两个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
国民似乎建立在遗民志士的光荣认同之上，排除了臣服清朝的可耻败类；似乎建立在民权宪政的远大前程之上，排除了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某些名士，例如章炳麟，随着自己心情的好坏和论敌的变化，在这两种主流观念之间来回跳跃。
其他非主流观念千奇百怪，难于尽数。会稽人是不是主张开除其同乡的国民资格，根据什么理由开除，复杂和混乱的程度，即使1905年的俄罗斯政治团体都难以望其项背。
R.KeithSchoppa宣称：吴越是众多小共同体的嵌套结构，绍兴或宁波这样的地方舞台各有不同的精英互动模式。民初国家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的分离，主要源于两种精英的背景差异。
国家主义者（nationalChekiangese）向往的舞台不在杭州，而在上海和北京。立宪主义者或联邦主义者（Schoppa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的基地也不在杭州，而在他们本乡的小共同体。
卢永祥于1921年6月4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自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在浙江成立“省宪起草委员会”。图为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三号上刊登的卢永祥照片。
浙绅提出的宪法理论和宪法草案之多，为新旧国会和所有邻省所不及，行宪的成绩却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多少应该归咎于杭州缺乏聚焦力量的现实。其他不论，甚至《自治法》的筹备会议都是由寓居上海的浙绅发起的。
卢永祥时代，杭州和上海的浙江宪法制定活动达到最高潮。各省纷纷响应，似乎越人通过联省自治运动恢复了一度失落的舆论领导权。然而究其细故，情况却不如表面上乐观。从九九宪法到三色宪法，制宪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前几年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Chekiangese）身上。
他们的名字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蔡元培、卢永祥、王正廷、朱庆澜、吕公望、黄郛……他们和各地利益集团的关系，不会比梁启超进步党和（广东）新会的关系更有机。
这些人之所以忽然变身为联邦主义者，一是因为第一次法统重光失败后，北京政治核心的溃败；二是因为联省自治运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性，配得上这批大佬的垂青。
真正具备有机性的土豪，离不开自己的业务，在这种大出风头的时刻失去了话语权。他们像江苏的省议员一样，比较关心丝绸条例之类乏味的具体问题，却不善于掌握政治话语的分寸。
法团联合会一再杯葛宪法会议，多多少少反映了两类精英的不同取向。用沃格林的术语说，越人的宪法会议和省议会缺乏连属性。山西或广西的乡村小学校长和在乡退伍军官论学问和财产都比他们差得多，连属性却强过他们。
名士的阶级本能不同于土豪，他们追求的历史地位并不有赖于特定的地方共同体。他们缺乏俄国人所谓的有机性，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他们豪而不土。历史地位主要依靠文字纪录，事情的成败尚在其次。史可法在扬州和多铎开战之前，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留下漂亮的文章。如果宪法学纳入科举，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参议员不一定考得赢这些名士。
“民国之本位在省。中央不能治，则不如近而求之省自治。主权之原动力在人民，统治者不可恃，则不如退而诉之人民自决。此省宪问题所以为今日救亡之急务，亦即将来统一之初基也。省之宪法即为吾浙人行使主权之保证；省之制宪即为吾浙人表现意力之试验。省宪之良否，吾浙人之休戚随之；省宪之成否，吾浙人之荣辱视之。”
如果我们没有计算一下这些伟人在十年以后投靠国民政府的比例和十五年以后接受共产主义的比例，或许能够表现出更加得体的感动。
三色宪法从技术角度讲，没有辱没越人精细的才智，却因为当事人和历史潮流的转向，变成了某种既不能赞美又不能贬斥的尴尬存在，只适合历史集邮爱好者珍藏把玩。对于缺乏有机性的名士而言，集邮册大概确实是最适合他们德性的归宿。
【刘仲敬：若宪法学入科举美国历届参议员考不过士大夫】 是啊，就如真正对国学有造诣的人 考试也考不过那些拿国学混饭吃的伪国学家一样。
马勇、刘仲敬：中国错过了很多好牌
2014-08-15 10:27
来源:共识网作者:共识网80289次点击:我要评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制度必须配合它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调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马勇老师（左）与刘仲敬老师（右）
马勇老师（左）与刘仲敬老师（右）
【嘉宾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清亡启示录》、《晚清二十年》、《超越革命与改良》等大量作品。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法医出身，刀下阅尸，笔下著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译有休谟《英国史》。
【观点摘要】
官僚帝国转向现代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封建国家转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很容易转变，由各等级控制转变为各权力集团的控制。这些条件日本符合，而中国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不认为清政府有建立立宪君主国的条件。
宋教仁的遇刺是证明了没有强有力的司法权的约束，能够在宪法危机中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该是最不择手段的一方，这对后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间接推动政治手段要向越来越卑劣和残暴的方向前进。
袁世凯提出一开始只让少数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来选举，逐步推广，这是有合理性的。国民党在民初的情况下，实际上它是在野党的情况下，它虽然增加了选举权和很多穷人的投票，但穷人投票不会投给他们，他们只会投给当地的头面人物。按当时的报告来讲，不管竞选候选人的纲领是什么样的，当地的选民都会像绵羊一样支持当地的政治首领，政治宣传是基本无效的，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些极穷没有知识的人当选民，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军事强权的力量。
1911年11月份，严复在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写道，不能推翻皇权，推翻皇权中国就解体了，一定要保留皇权，如果觉得现在这个小皇帝不合适，可以选一个成人皇帝和有力量的皇帝，不能废除这个架构，如果废除了这个架构，100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严复的话不幸言中。
当然孙和列宁有些重大的不同，他认为尽管暂时我需要革命，但在遥远的未来，宪法还是有必要的，经过军政以后，我们最终要达到宪政这个阶段，这是列宁和孙的区别所在。
你可以感觉到，在这历史机缘当中，我们把一个个好牌都错过了。宋教仁案，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这张一打出去以后，之后的一系列牌都给推倒了。
如果按欧洲的战争标准来看，战败国向战胜国割地赔款是每个战争强国都做过的事情，英国曾经向法国多次割地，法国多次向英国割地赔款和补偿军费，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常见的事，没有理由认为清政府在这方面受到了特别的苛责。你不能说我打了败仗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我打了胜仗签订的条约叫做平等条约，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从小的细节上，我一直有一个判断，我们去看民国，我们讲民国人才辈出，言论自由，但这也不是民国导致的。从当时国家三十年的洋务建设开始，虽然发展到最后没戏，但1895年以后中国完全走上新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脉络，1895到1928年这个脉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单元，这种完整的单元使得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获得最充分的释放，社会获得最充分的释放，这里面没有明显的断裂，也没有阻挡这种释放的力量，自由的思想传播在1895-1927年都是这样，这样才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整个社会空间是不一样的。
2014-08-15 10:27
来源:共识网作者:共识网80289次点击:我要评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制度必须配合它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调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马勇老师（左）与刘仲敬老师（右）
马勇老师（左）与刘仲敬老师（右）
【嘉宾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清亡启示录》、《晚清二十年》、《超越革命与改良》等大量作品。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法医出身，刀下阅尸，笔下著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译有休谟《英国史》。
【观点摘要】
官僚帝国转向现代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封建国家转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很容易转变，由各等级控制转变为各权力集团的控制。这些条件日本符合，而中国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不认为清政府有建立立宪君主国的条件。
宋教仁的遇刺是证明了没有强有力的司法权的约束，能够在宪法危机中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该是最不择手段的一方，这对后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间接推动政治手段要向越来越卑劣和残暴的方向前进。
袁世凯提出一开始只让少数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来选举，逐步推广，这是有合理性的。国民党在民初的情况下，实际上它是在野党的情况下，它虽然增加了选举权和很多穷人的投票，但穷人投票不会投给他们，他们只会投给当地的头面人物。按当时的报告来讲，不管竞选候选人的纲领是什么样的，当地的选民都会像绵羊一样支持当地的政治首领，政治宣传是基本无效的，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些极穷没有知识的人当选民，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军事强权的力量。
1911年11月份，严复在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写道，不能推翻皇权，推翻皇权中国就解体了，一定要保留皇权，如果觉得现在这个小皇帝不合适，可以选一个成人皇帝和有力量的皇帝，不能废除这个架构，如果废除了这个架构，100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严复的话不幸言中。
当然孙和列宁有些重大的不同，他认为尽管暂时我需要革命，但在遥远的未来，宪法还是有必要的，经过军政以后，我们最终要达到宪政这个阶段，这是列宁和孙的区别所在。
你可以感觉到，在这历史机缘当中，我们把一个个好牌都错过了。宋教仁案，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这张一打出去以后，之后的一系列牌都给推倒了。
如果按欧洲的战争标准来看，战败国向战胜国割地赔款是每个战争强国都做过的事情，英国曾经向法国多次割地，法国多次向英国割地赔款和补偿军费，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常见的事，没有理由认为清政府在这方面受到了特别的苛责。你不能说我打了败仗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我打了胜仗签订的条约叫做平等条约，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从小的细节上，我一直有一个判断，我们去看民国，我们讲民国人才辈出，言论自由，但这也不是民国导致的。从当时国家三十年的洋务建设开始，虽然发展到最后没戏，但1895年以后中国完全走上新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脉络，1895到1928年这个脉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单元，这种完整的单元使得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获得最充分的释放，社会获得最充分的释放，这里面没有明显的断裂，也没有阻挡这种释放的力量，自由的思想传播在1895-1927年都是这样，这样才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整个社会空间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制度必须配合它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调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要是只有内因的话 中国还在大清帝国呢，亦或是之后的啥啥皇权。 看看我前面说的 更高等次的平衡机制 就是这个道理。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 决定了你自己内部的平衡机制 会越来越多的 受制于全球的竞争机制。
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例如在抗战这种形势下，要想实现宋教仁式的理想，从容不迫的开启国内宪政架构是不可能的，当时设计的宪法草案都要赋予中央政府超级权力，这个权力远比袁世凯在1913年向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要求的权力大得多。但是后来在抗战时期提出这样巨大的超级权力的时候，基本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这就是外因压内因。外因压倒内因不是只有一次，早在民国开始以前，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一系列事件就在中国境内造成了中国不能控制的奇特环境，清朝和它的继承国一开始就不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存在。别的不说，就像满洲和18省的国家关系是怎样的?它不可能建立一个联邦，因为它有先于民国确定的条约权利，先于民国存在的族群权利。满洲的族群作为宪法的主体单独存在，表明长城以外不能和内地实施同样的体制。这等于说民国要改变它的宪法，并不仅仅是改变宪法的问题，它要在改变宪制的同时改变远东的政治体系，这个是它根本没有力量来完成的，哪怕俾斯麦来承担这个任务也是绝对不能胜任的。这个情况下，合理的要求不是说你怎样能够修改条约体系，在把中国整体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把它变成一个合格的立宪民主国家，取消或者改造原有的各权力主体的要求，这种事情如果让它自然发展，100年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在民国拥有的非常短暂的机会中，实现这样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当时的政治家，我只能考虑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败局中，到底要放弃哪些东西，留下哪些东西。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我前面有提到，不管民国号称民主派、自由派还是什么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政治派系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袁世凯是，国民党是，后来的共产党也是，其实梁启超和他没有机会上位的进步党也是，在这个先决条件下选择恐怕是不经意的。但确定的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政治体不管它叫什么，它已经决定在优先顺序上把保存一个统一国家作为考虑，而把宪政、民主、共和都排在后面，它牺牲了所有这些东西保持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势力，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世界上大多数处在类似情况下的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事。
现实有很多讨论是错误的，希望民国建立维持在统一国家的前提下，还可以实现很多的其他的目标，我认为这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来说，要求过高了。不是当时的人不行，而是后来人对他们的要求太苛刻了。
我前面有提到，不管民国号称民主派、自由派还是什么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政治派系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袁世凯是，国民党是，后来的共产党也是，其实梁启超和他没有机会上位的进步党也是，在这个先决条件下选择恐怕是不经意的。但确定的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政治体不管它叫什么，它已经决定在优先顺序上把保存一个统一国家作为考虑，而把宪政、民主、共和都排在后面，它牺牲了所有这些东西保持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势力，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世界上大多数处在类似情况下的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事。
现实有很多讨论是错误的，希望民国建立维持在统一国家的前提下，还可以实现很多的其他的目标，我认为这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来说，要求过高了。不是当时的人不行，而是后来人对他们的要求太苛刻了。
普选不见得是宪政的保障，宪政主要的保障是权力的分割和平等
主持人：现在回望民国，可以发现民国其实普选程度是非常高的，深入到非常基层的地方，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那为什么普选并没有成为立宪的保障呢?
刘仲敬：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照现在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普选不见得是宪政的保障，宪政主要的保障是权力的分割和平等。英国行宪的大部分时间内有选举权的居民大概只占男性成员中八分之一，简单粗暴的说，必须是有钱者才能有选举权。对两院议员而言，一般的平民是没有选择权的，但它只要把分权结构弄好了，少数选民和贵族间能够达到平衡，在各方面权力都有平衡，即使没有选举权的臣民也很难受到另一方的迫害和压迫。
主持人：现在回望民国，可以发现民国其实普选程度是非常高的，深入到非常基层的地方，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那为什么普选并没有成为立宪的保障呢?
刘仲敬：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照现在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普选不见得是宪政的保障，宪政主要的保障是权力的分割和平等。英国行宪的大部分时间内有选举权的居民大概只占男性成员中八分之一，简单粗暴的说，必须是有钱者才能有选举权。对两院议员而言，一般的平民是没有选择权的，但它只要把分权结构弄好了，少数选民和贵族间能够达到平衡，在各方面权力都有平衡，即使没有选举权的臣民也很难受到另一方的迫害和压迫。
另一方面，虽然普选率极高，但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权力下，即使这个权力当局是由真实的选民选举出来的，普选率极高，也很容易压抑居民。就像拿坡仑当时发动政变，它的理由是第二共和国的选举权不完善，第二共和国只是少部分精英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他是全体选民选出来的，90%的人赞同拿坡仑当皇帝，相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会只是由90万的有产者投票选出来的。但历史吊诡的是，这样一个居民投票型的政府，毫无疑问比英国那种政府更加专横暴力。因为像拿坡仑这种政体可以不断的实行投票，因为它再也没有别的组织可以和它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投票，我们可以预期一盘散沙的权力根本不能投票支持其他人，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你举行公民投票肯定有90%的人是能够占领的。你如果只按照投票率来看，它肯定比英美更加民主，但这样保证不了它的宪政，也妨碍不了任何掌握行政集权的人或政治家实行专制统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一下子实施普选权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分散权力的架构。
居民的政治德行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贫穷或者一盘散沙的选民肯定会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恐吓或者欺骗。这样对不负责任的政治家非常有利。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近的例子来说明，比如1943年国民党的选举，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总是觉得国民党是得到比较有钱人支持的，穷人倾向于反对他，但富人支持它。但如果察看具体的情况，发现恰好相反。越是大城市和有钱人集中的地方，越有可能选出独立候选人、民主党派的人，越是偏僻的农村基本选票清一色是国民党，更合理的解释是太穷困的居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县长说要选举支持蒋介石，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但大城市比较有钱的居民或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居民就有选择的余地。比如，在成都这样的地方，有青年党派，这些人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们不太害怕国民党特务集团的威胁，他们有吸引一定的选票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选举保障。
居民的政治德行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贫穷或者一盘散沙的选民肯定会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恐吓或者欺骗。这样对不负责任的政治家非常有利。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近的例子来说明，比如1943年国民党的选举，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总是觉得国民党是得到比较有钱人支持的，穷人倾向于反对他，但富人支持它。但如果察看具体的情况，发现恰好相反。越是大城市和有钱人集中的地方，越有可能选出独立候选人、民主党派的人，越是偏僻的农村基本选票清一色是国民党，更合理的解释是太穷困的居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县长说要选举支持蒋介石，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但大城市比较有钱的居民或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居民就有选择的余地。比如，在成都这样的地方，有青年党派，这些人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们不太害怕国民党特务集团的威胁，他们有吸引一定的选票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选举保障。
[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例如在抗战这种形势下，要想实现宋教仁式的理想，从容不迫的开启国内宪政架构是不可能的，当时设计的宪法草案都要赋予中央政府超级权力，这个权力远比袁世凯在1913年向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要求的权力大得多。但是后来在抗战时期提出这样巨大的超级权力的时候，基本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这就是外因压内因。]
这印证了我前面说的【美国遥控中国国内社会进步 】的观点。我没有刘博士这样深厚的近代史研究的基础，我只是敏感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见闻。
这印证了我前面说的【美国遥控中国国内社会进步 】的观点。我没有刘博士这样深厚的近代史研究的基础，我只是敏感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见闻。
换位思考 进入敌人和对手的思维意识中去 这是我的擅长。
日本和新加坡 韩国==都是 自然资源频发的国家，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倒是资源丰富。对吧。非洲呢？
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永远才是最关键的资源。没有累死的牛 只有愚死的汉。
刘仲敬：法统这个词包含了两层含义。法统是依据宪法的统治。依据宪法的统治引出一个反义词，就是武断之治，是不依据规矩办事。武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单方面的，我不和你协调，不经过你同意，向你要钱，这种单方面的行为叫做武断。另外一个含义是任意的原则，因为法统代表根据宪法统治和规范的统治，任意的统治是不根据规范的，武断就包含这两种含义。举个例子，现在2020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在2020某月美国又要履行宪法大选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判断，是因为美国宪法给我们一种稳定的预期，我们知道到一定的时期，新的大选还要举行的，这是法统的含义。
第二个含义，“统”是过去和未来的连续性。以前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具有连续性，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突然的中断，这就叫做统。所以，法统，一是宪政，二是具有延续性的限制，能够保证过去和未来的衔接，保证这两点就是法统。
法统最好的例子还要看英国，英国法统在《大宪章》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法国不一样，法国断了好几次，所以从法统的意义上法国又比英国欠缺了。民国是发生政变极为频繁的时期，比法国多得多了，所以成文法屡次被中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法统呢?
因为中断法统也包括两种层次，一种层次是，虽然技术意义上和文字意义上的宪法被中断，但不成文的、更深层的高级法或者称之为规范性条件的东西仍在，足以对后来的宪法形成路径约束。比如说，具体的宪法可以中断，但新宪法的制定仍然要和原有的宪法一样，遵循某些先于宪法存在的背景条件，只要这些背景条件仍然存在而没有中断，我们仍然可以说：在更深层次上，法统仍然存在。用这种定义来看，泰国军政府虽然政变了好几次，但泰王朝的法统没有中断。因为首先王室地位没有动摇，国会由民选产生这种方式也没有动摇。动摇的只有上下议院产生的方式，但这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这两院怎么产生，只要泰王朝过去是立宪君主国，现在仍然是，法统就没有改变。
第二个含义，“统”是过去和未来的连续性。以前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具有连续性，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突然的中断，这就叫做统。所以，法统，一是宪政，二是具有延续性的限制，能够保证过去和未来的衔接，保证这两点就是法统。
法统最好的例子还要看英国，英国法统在《大宪章》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法国不一样，法国断了好几次，所以从法统的意义上法国又比英国欠缺了。民国是发生政变极为频繁的时期，比法国多得多了，所以成文法屡次被中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法统呢?
因为中断法统也包括两种层次，一种层次是，虽然技术意义上和文字意义上的宪法被中断，但不成文的、更深层的高级法或者称之为规范性条件的东西仍在，足以对后来的宪法形成路径约束。比如说，具体的宪法可以中断，但新宪法的制定仍然要和原有的宪法一样，遵循某些先于宪法存在的背景条件，只要这些背景条件仍然存在而没有中断，我们仍然可以说：在更深层次上，法统仍然存在。用这种定义来看，泰国军政府虽然政变了好几次，但泰王朝的法统没有中断。因为首先王室地位没有动摇，国会由民选产生这种方式也没有动摇。动摇的只有上下议院产生的方式，但这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这两院怎么产生，只要泰王朝过去是立宪君主国，现在仍然是，法统就没有改变。
像袁世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中断民国的法统，因为他搞的新宪法只是把政体由责任内阁改成总统制。即使袁后来想称帝也只是想建立立宪君主国，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君主专制统治，所以，法统在这时尚未中断。法统最终毁于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冯玉祥认为，国会政治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要中断法统，重新开始。以前的政治失败就是因为国会政治本身不好。我们不是要改进国会政治，而是要以革命的行动推倒重来。这和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就不一样了，他赶走张勋以后还要恢复原来的约法。他赶走黎元洪以后，召开了新国会。新国会和旧国会虽然不同，选举中有舞弊现象，但他还是承认国会是有必要的，必须制定宪法来统治国家。所以虽然成文法中断，但高级法没有中断。首都革命后，原来的议员在京津等地集会抗议执政府这种做法，最后一直拖延到1927年和1928年，被当时的政府用武力加以解散。这件事情在近代史上基本上不提，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国会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机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要求维护宪法的机关被解散，这是宪政的失败。这就像我们要记载一个帝国的历史，不能说末代皇帝退位这件事情提都不提，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居然不想让读者知道民国的法统什么时候结束的，其实这个时间是很好考察的。
事情本身很好考察，却不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法统看成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觉得宪法以及宪法背后的高级法，跟普通法律没有什么区别，失就失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大错特错。法律的权威，有一多半就来自于习惯的权威，它之所以是权威，在于它能够长期实施。如果我制定法律，今天我在的时候实施了，明天我下台就不能实施了，那么这个法律的权威就丧失一大半了。宪政不能保证稳定性，宪政的优越性也就丧失了一大半了。所以，宪政和法统必须是共生的，没有统光有宪，良好的治理体系是不能实现的。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和其他历史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要毁法，而且要断统。同时孙中山在南方的政府也改变了原先的意见。孙中山曾经是要求护法的，当然他是要求维护民国元年的约法。不管是民元约法还是1923年的正式宪法，都有共同的特点。尽管细节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二者都确定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这个基本点是共通的。孙中山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不管维护哪一部具体的宪法都可以说是维护法统，因为他们都在维护议会民主制这个根本性的原则。
事情本身很好考察，却不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法统看成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觉得宪法以及宪法背后的高级法，跟普通法律没有什么区别，失就失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大错特错。法律的权威，有一多半就来自于习惯的权威，它之所以是权威，在于它能够长期实施。如果我制定法律，今天我在的时候实施了，明天我下台就不能实施了，那么这个法律的权威就丧失一大半了。宪政不能保证稳定性，宪政的优越性也就丧失了一大半了。所以，宪政和法统必须是共生的，没有统光有宪，良好的治理体系是不能实现的。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和其他历史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要毁法，而且要断统。同时孙中山在南方的政府也改变了原先的意见。孙中山曾经是要求护法的，当然他是要求维护民国元年的约法。不管是民元约法还是1923年的正式宪法，都有共同的特点。尽管细节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二者都确定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这个基本点是共通的。孙中山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不管维护哪一部具体的宪法都可以说是维护法统，因为他们都在维护议会民主制这个根本性的原则。
看到这里对香港内部的分歧 茅塞顿开了。
但就在段祺瑞和冯玉祥进行首都革命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也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宣布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行国会职权，广州不再召开非常国会了。虽然非常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法定人数不足的问题，但基本还是要维护国会和宪法的。而中央委员会代行国会权力，就说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是同样的东西，拥护国民党和拥护中华民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鸿沟意义的革命行动。后期的国民党更像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早期国民党、进步党这样的议会政党。尽管它承袭了早期国民党的名义，也接受了很多早期国民党的元老。因此后来的广州国民政府不再是护法政府，反倒以革命政府自居。
【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法医出身，刀下阅尸，笔下著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译有休谟《英国史》。】 易中天也不是历史专业出身的。反观那些历史专业的历史学家 确是一副言必扯蛋的卖萌模样。
主持人：刘老师，您曾说辛亥之前，军队之中有实力者，无外乎北洋和鄂军两只。这两只军队分别有什么特点，又是怎么样影响民国政治的?
刘仲敬：北洋军和鄂军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结果。实际原因是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很难同时支持各省军队政权，所以，建立新军的过程中就对各省的财政实力提出了强有力的考虑，北洋军是得天独厚的，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它接受了中央的转移支付，所以是不缺钱的。北洋六镇新兵是作为全国军队的种子来建设的，它是模范师，以后其他课程都是以他为模范的。但是其他各省能不能搞成，或者搞成什么样子，就取决于各省实力人物的决断。有些地方像是四川、江苏，依靠自己财政能力本来可以搞像样点，但决策者不太给力，也搞得很差。鄂军和张之洞本人有很大的关系，他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大得多，在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一次军事演习中，舆论普遍认为只有鄂军才能和北洋军比肩，其他各省的新军都是来陪练的。张之洞能够搞成这一点，是因为他想要做曾国藩和李鸿章那样影响历史路径的人物，军队不仅仅是军队，必须是有主义、有思想的军队，这个主义和思想照他理解还是经过改造后的思想，因此文官应该是领导军队的，新军官必须要有文化，他们的效忠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教养和他心目中的中西合璧价值观。因此鄂军不仅仅重视技术意义上的建军工作，而且有一系列配套活动。经过张之洞的培育，鄂军学风很盛。有很多组织，什么文学社之类的。后来我们说“文学社”之类团体是革命组织。其实在它开始的时候，和湖北当时的各种社团没有区别。与其说它有革命的思想，不如说它有一种模模糊糊追求新学的思想，这是当时普遍的舆论氛围。
湖北新军用不大准确的说法来说，是一支知识分子的军队，它经常做出了超乎它自己所允许的事，所以，武昌起义最后在湖北发生，湖北政府一度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是有道理的。而北洋军掌握在袁世凯手里，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曾国藩早就认为：文官领导武官，有学问的领导普通的士兵，只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领导，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制造出来的军队才不至于危害国家，才可以使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曾国藩攻陷南京以后，自己甘愿退休，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是它的一种特色的体现，它在某种意义上延长了清政府的寿命，使清末转型变得比较平和一些，不像以前中国的朝代灭亡那样的极端。而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学历很差的人，当然关键不在于学历，而在于他的政治倾向。他太倾向于用急功近利的手段来办事，而无视儒家的基本道德观，这一点在清末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他的办事行政能力很强，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他都能办得 了，他在河北省组织新政的成绩是全国第一，相比之下张之洞在湖北就有点夸夸其谈，比如他在汉阳搞工业建设的时候，工程师报告我们这里的煤不合用，他说中国地大物博，矿产这种东西将来会有的。结果把工厂建成以后，只能依靠进口煤，于是又花了很多钱。这是张之洞在清末被人诟病为“屠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办事乱花钱，私人开销在官场还算是比较清廉的。张之洞有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但你不能说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是不对的，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袁世凯办事比他细腻得多，但他缺乏较高层面的价值追求，所以，北洋军后来产生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和创始人的作风有极大的关系。
曾国藩是用儒家的基本伦理，搞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去办事。而袁世凯只认钱和权，他认为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可以用钱和权收买，这样他手下的人就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差很多，在他所处的关键时刻，如果他真的想有古大臣之风，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创造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只要求强化本派系的力量，只要技术上过关，观念层面上完全不管，这就是北军和鄂军的重要区别。北洋军有更大的实力发动革命，因为当时的满汉之争骨子里是官职争夺，北洋和禁卫军的矛盾很明显比和外省军队大得多。禁卫军13000人，他们的待遇比其他所有单位都要好。最重要的是，只有满人才能参加。用后来的话语说，禁卫军是要查三代的，首先要讲政治忠诚。禁卫军和北洋军吃的是同一碗饭，禁卫军多吃的饭全是从北洋军的碗里掏出来的。
鄂军和湘军不一样，他们和禁卫军没有争食的关系。那么，冲突应该以北洋军为先导，鄂军和湘军应该和清政府没有那么深的矛盾。但鄂军更容易受到非功利因素的影响，哪怕是这种理论会使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很明显，武昌起义严重破坏了鄂军的经济资源。军队几个月拿不到银子。招募没有战斗力的市人加入军队，又严重破坏了鄂军的军事建制。军官团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直接影响到本地政治集团的前途，但这些事情他们都做出来了。他们认为：为了争取某种历史地位和抽象原则，为了享受“创造共和”这个荣誉，牺牲一些利益是值得的。但是北洋军不会这么做的，实际利益对他们来说比理论的价值要高得多，他们宁愿在历史上处在一个不大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们利用鄂军起义的机会逼宫，这样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在南北后来的谈判中，他们首先提出的要求是具体的，南方的要求是抽象的。南方对于清帝退位不退位，应该是用“逊位”还是“退位”这样的词非常非常关心，而北洋提出的要求其实就是：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官职和待遇。如果我们官职和待遇不变，让我们抛弃清廷是可以的。时人认为如果没有北洋对鄂军的这种胜利，或者北洋有曾国藩这种品德比较高的人主持局面，可能中国的命运会好一些，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刘仲敬：北洋军和鄂军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结果。实际原因是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很难同时支持各省军队政权，所以，建立新军的过程中就对各省的财政实力提出了强有力的考虑，北洋军是得天独厚的，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它接受了中央的转移支付，所以是不缺钱的。北洋六镇新兵是作为全国军队的种子来建设的，它是模范师，以后其他课程都是以他为模范的。但是其他各省能不能搞成，或者搞成什么样子，就取决于各省实力人物的决断。有些地方像是四川、江苏，依靠自己财政能力本来可以搞像样点，但决策者不太给力，也搞得很差。鄂军和张之洞本人有很大的关系，他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大得多，在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一次军事演习中，舆论普遍认为只有鄂军才能和北洋军比肩，其他各省的新军都是来陪练的。张之洞能够搞成这一点，是因为他想要做曾国藩和李鸿章那样影响历史路径的人物，军队不仅仅是军队，必须是有主义、有思想的军队，这个主义和思想照他理解还是经过改造后的思想，因此文官应该是领导军队的，新军官必须要有文化，他们的效忠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教养和他心目中的中西合璧价值观。因此鄂军不仅仅重视技术意义上的建军工作，而且有一系列配套活动。经过张之洞的培育，鄂军学风很盛。有很多组织，什么文学社之类的。后来我们说“文学社”之类团体是革命组织。其实在它开始的时候，和湖北当时的各种社团没有区别。与其说它有革命的思想，不如说它有一种模模糊糊追求新学的思想，这是当时普遍的舆论氛围。
湖北新军用不大准确的说法来说，是一支知识分子的军队，它经常做出了超乎它自己所允许的事，所以，武昌起义最后在湖北发生，湖北政府一度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是有道理的。而北洋军掌握在袁世凯手里，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曾国藩早就认为：文官领导武官，有学问的领导普通的士兵，只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领导，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制造出来的军队才不至于危害国家，才可以使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曾国藩攻陷南京以后，自己甘愿退休，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是它的一种特色的体现，它在某种意义上延长了清政府的寿命，使清末转型变得比较平和一些，不像以前中国的朝代灭亡那样的极端。而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学历很差的人，当然关键不在于学历，而在于他的政治倾向。他太倾向于用急功近利的手段来办事，而无视儒家的基本道德观，这一点在清末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他的办事行政能力很强，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他都能办得 了，他在河北省组织新政的成绩是全国第一，相比之下张之洞在湖北就有点夸夸其谈，比如他在汉阳搞工业建设的时候，工程师报告我们这里的煤不合用，他说中国地大物博，矿产这种东西将来会有的。结果把工厂建成以后，只能依靠进口煤，于是又花了很多钱。这是张之洞在清末被人诟病为“屠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办事乱花钱，私人开销在官场还算是比较清廉的。张之洞有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但你不能说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是不对的，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袁世凯办事比他细腻得多，但他缺乏较高层面的价值追求，所以，北洋军后来产生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和创始人的作风有极大的关系。
曾国藩是用儒家的基本伦理，搞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去办事。而袁世凯只认钱和权，他认为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可以用钱和权收买，这样他手下的人就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差很多，在他所处的关键时刻，如果他真的想有古大臣之风，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创造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只要求强化本派系的力量，只要技术上过关，观念层面上完全不管，这就是北军和鄂军的重要区别。北洋军有更大的实力发动革命，因为当时的满汉之争骨子里是官职争夺，北洋和禁卫军的矛盾很明显比和外省军队大得多。禁卫军13000人，他们的待遇比其他所有单位都要好。最重要的是，只有满人才能参加。用后来的话语说，禁卫军是要查三代的，首先要讲政治忠诚。禁卫军和北洋军吃的是同一碗饭，禁卫军多吃的饭全是从北洋军的碗里掏出来的。
鄂军和湘军不一样，他们和禁卫军没有争食的关系。那么，冲突应该以北洋军为先导，鄂军和湘军应该和清政府没有那么深的矛盾。但鄂军更容易受到非功利因素的影响，哪怕是这种理论会使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很明显，武昌起义严重破坏了鄂军的经济资源。军队几个月拿不到银子。招募没有战斗力的市人加入军队，又严重破坏了鄂军的军事建制。军官团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直接影响到本地政治集团的前途，但这些事情他们都做出来了。他们认为：为了争取某种历史地位和抽象原则，为了享受“创造共和”这个荣誉，牺牲一些利益是值得的。但是北洋军不会这么做的，实际利益对他们来说比理论的价值要高得多，他们宁愿在历史上处在一个不大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们利用鄂军起义的机会逼宫，这样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在南北后来的谈判中，他们首先提出的要求是具体的，南方的要求是抽象的。南方对于清帝退位不退位，应该是用“逊位”还是“退位”这样的词非常非常关心，而北洋提出的要求其实就是：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官职和待遇。如果我们官职和待遇不变，让我们抛弃清廷是可以的。时人认为如果没有北洋对鄂军的这种胜利，或者北洋有曾国藩这种品德比较高的人主持局面，可能中国的命运会好一些，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马勇：我基本赞同小刘他说的，我稍微补充一点对北洋六镇和其他各省新军的看法。刚才你(小刘)讲鄂军是湖北新军，湖南的就是湖南新军，还有其他各省的新军，这在晚清1894年实行小站练兵以后到1903年，清廷在政治改革中对军队的改革，慢慢形成了一个全国的军事布局。我们用今天的话更通俗一点的说，就是，中央掌控国防军和各省地方财政出资建设新军，湖北新军、湖南新军、陕西新军大概都是属于这种性质，它的财政来源就是地方财政。但北洋六镇是国家的，包括后来海军都是中央体制的，袁世凯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按照这么一个轨道来做的，所以后来北洋六镇的力量也是新军中最强的。
但当时清朝政治架构中有一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太好讲的，就是禁卫军系统，也就是满洲人的系统。因为满洲人就是执政党，他们在军队中的特殊体制一直保留了，军队人员是一定要忠诚于满洲的。因此袁世凯接受清廷任命的内阁总理的时候，来北京第一件事，就把冯国璋调回来接掌禁卫军，这就相当于北京卫戍区，这是中国政治架构中没有办法的，谁到这个中枢，贴身这块一定要是自己人，因此，能够和北洋六镇相比的也就是禁卫军这块。
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系统中，当然张之洞的辈分应该和李鸿章是一个辈分的，但后来又和低一辈的袁世凯又共事了，但整个晚清从这三代政治家来看，最杰出的可能还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等就有点旁出的味道，当然张之洞对于文明教化的程度肯定要比袁世凯高，李鸿章和袁世凯是讲“事功”的，有点像过去陈亮说的“功利主义儒家”，而曾国藩则是“内圣外王”的感觉了，他更全面，因此曾国藩处理事情，为了天下和国家，有点扼制自己的私欲，多少机会给他了，但他不会这么去想的。当然，他当时是有特殊情况，因为毕竟刚刚经过太平天国之乱，满洲人在释放权力，刚给作为汉人的你，让你有权力来参政议政，你马上来颠覆，一下子把后面路全部堵死。如果1860年把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曾国藩如果真想要做些什么的话，晚清的历史会完全改写，清廷一定会重回太平天国前，满洲人重新掌握权力，不会出现左宗棠、李鸿章这一拨汉大臣。所以，这个可以感觉到，曾国藩一方面是教养和修炼，另一方面也是外在的东西，这样解读才可能更圆满一点。
但当时清朝政治架构中有一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太好讲的，就是禁卫军系统，也就是满洲人的系统。因为满洲人就是执政党，他们在军队中的特殊体制一直保留了，军队人员是一定要忠诚于满洲的。因此袁世凯接受清廷任命的内阁总理的时候，来北京第一件事，就把冯国璋调回来接掌禁卫军，这就相当于北京卫戍区，这是中国政治架构中没有办法的，谁到这个中枢，贴身这块一定要是自己人，因此，能够和北洋六镇相比的也就是禁卫军这块。
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系统中，当然张之洞的辈分应该和李鸿章是一个辈分的，但后来又和低一辈的袁世凯又共事了，但整个晚清从这三代政治家来看，最杰出的可能还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等就有点旁出的味道，当然张之洞对于文明教化的程度肯定要比袁世凯高，李鸿章和袁世凯是讲“事功”的，有点像过去陈亮说的“功利主义儒家”，而曾国藩则是“内圣外王”的感觉了，他更全面，因此曾国藩处理事情，为了天下和国家，有点扼制自己的私欲，多少机会给他了，但他不会这么去想的。当然，他当时是有特殊情况，因为毕竟刚刚经过太平天国之乱，满洲人在释放权力，刚给作为汉人的你，让你有权力来参政议政，你马上来颠覆，一下子把后面路全部堵死。如果1860年把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曾国藩如果真想要做些什么的话，晚清的历史会完全改写，清廷一定会重回太平天国前，满洲人重新掌握权力，不会出现左宗棠、李鸿章这一拨汉大臣。所以，这个可以感觉到，曾国藩一方面是教养和修炼，另一方面也是外在的东西，这样解读才可能更圆满一点。
至于袁世凯，可能他读书是少一些，可能事功一些，但在晚清的过程中，袁世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逼宫、颠覆还是有限的共和主义者?我写过一篇长文章探讨它。毕竟这个东西在革命史观的叙述中，把袁世凯的功能完全给颠覆了，完全把他搞成了一个阴谋家。实际上我去分析这一段，我觉得袁世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修炼是差一点，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要求的就是君子，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很认同“君子”的，因此他内在会想，我要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做人，我必须是君子，在袁世凯后来的为人处世中有一个迹象可以注意，袁世凯的社交活动圈中没有一人背叛他。他从北洋，从朝鲜一直走过来，他中间发生那么大的波折，他的朋友圈中没有一个彻底颠覆和背叛他的。如果要说袁世凯是玩阴谋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解释清楚了，当然这种东西是历史的多面性，我们没有办法还原它，我只是补充一下，在评议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这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