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18)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汉景帝平七王之乱，为汉武帝的推恩令扫除最大障碍，汉武帝时期藩王势力被彻底打压下去，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这就是官员滥权贪腐+豪强土地兼并的组合。
为此，汉武帝设刺史，巡察各郡，打击经济犯罪，在汉武帝这朝收到了较好效果，却随着汉武帝的逝去而人亡政息。
汉武帝在前朝察举选官方法的基础上推行察举制，在提高官员素质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没有改变“世家大族”势力不断扩大的事实。
世家大族势力扩大，便开始直接威胁统治阶级；贪腐滥权+土地兼并则压榨着平民阶级，动摇统治根基。
西汉亡于世家大族出身的王莽，他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西汉灭亡的进程。农民难以度日，流民四起，而真正灭亡王莽新朝的也是武装叛乱的世家大族。刘秀在世家大族的帮助下建立东汉，却也没有解决世家大族势力不断扩大的难题，甚至允许他们拥有私兵。然后世家大族再次作乱，军阀割据的三国开始了。
最终，世家大族建立了晋朝，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重合了。晋朝的九品中正制按照出身门第来选官做官，彻底堵住了平民阶级成为政府高级官员的通道，政府彻底变成了精英阶级剥削平民阶级的工具。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上层奢侈浪费风气盛行，而下层生活极为悲惨。然后五胡乱华，南北朝重归乱世，中国历史又开启300年的纷争。
官场的腐败黑暗使得天下寒士对官僚充满了鄙视，纷纷走进山林成为隐者，于是那段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亲近自然归隐田园来表达自己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趣。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看这篇《桃花源记》，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这处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幻想乡。没有战乱，没有纷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恶霸豪强。人人友爱善良，生活平静安宁。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只可惜，在这个无限黑暗的时代里，幻想乡仅仅是幻想乡罢了。
21.7(19)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南北分裂后，世家大族纷纷迁移到人口还不多的南方，疯狂“求田问舍”购买土地。在南北朝初期，这对南方的经济大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南朝继承曹魏“户调法”，不管田多田少以户为单位收税，繁重的税收压力最终落在广大自耕农头上，自耕农越来越多地失去土地成为佃农。
而北方少数民族汉化后，也采用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形成了新的世家大族。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人口稀少，大片耕地得不到利用，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把无主土地按照人口数分给农民耕种，不允许买卖，农民死后收回重新分配。世家大族虽然长期控制政府，却受制于均田制，土地兼并进程缓慢。
南朝是“户调法”，北朝是“均田制”，很容易看出，北朝的财政收入多于南朝，因此最终北朝的隋灭南朝陈，统一天下。统一后的隋朝为了稳固统治根基，向南朝的世家大族进行妥协，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均田制，南方的世家大族势力也就完全保留下来。
隋文帝采用休养生息政策，国力再一次强盛。隋炀帝继位后建东都，修长城，挖运河，东征西讨，开疆拓土，都需要钱。于是就要加税，而赋税的主要来源是北方实施均田制的地区，因此不堪重负的农民纷纷起义，也主要在北方。
农民起义冲击着隋的统治根基，世家大族趁机并起，再次军阀割据。吸收了农民起义力量的李世民最终胜出，其父李渊成为皇帝，是为大唐。世家大族势力仍旧根深蒂固。至此，世家大族控制政府的门阀统治已经持续了400年。
400年，流水的皇上，铁打的世家。统治者无不提心吊胆身边世家大族篡权夺位，平民百姓更深恨世家大族把持朝政作威作福。
是时候该改变了。
量变造成质变，第一个着手向世家大族挥刀的是一个历史上褒贬参半的人，他叫杨广，或称隋炀帝。而真正完成这一功业的也是一个历史上褒贬参半的人，她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艾尔文的天空 2017-05-03 00:21:01
一路看下来，我对LZ的ID提出的问题不明觉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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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个哲学问题。
猫这么可爱的动物，却有着拉的屎很臭的一面，这说明事物有两面性。
猫把屎埋进猫砂盆里，只有清理猫砂时真正接触深入研究过，才能发现猫屎的秘密。这说明实践出真知。
如今楼主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让猫不拉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想要养猫，就要接受猫会拉屎的事实。不能把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分开单独拿出来，只有一边养猫，一边不断清理掉猫屎。
万众瞩目的楼主回来了！
楼主没有太监，只是放假懒。
楼主发现很多回复不见了，希望大家少发容易被和谐的敏感内容，楼主也不敢回复评论怕被封楼。
楼主对当代人物自有评价，但是不会在这个帖子里进行评点，因为楼主希望看帖的大家能够被这个帖子所启发，得出自己的答案。另外也是敏感怕被封楼。
总之，中国历史篇即将告一段落，下一节主题：精英阶级对人类的意义。
感谢各位支持，欢迎顶帖，欢迎批评讨论，接下来的内容敬请期待。
21.7(20)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隋文帝十年，江南士族叛乱。
前文已经说过，隋朝的北方实行均田制，劳动力以自耕农为主，土地兼并现象受到严格管束。因而政府对平民阶级可以很好地控制，税收也主要来自北方。
而南方是原来南朝的地盘，世家大族经过300年的土地兼并，已经把土地分裂成一个个大庄园。世家大族是庄园主、大地主，佃农没有人身自由，只能依附于世家大族。这种情形与中世纪的欧洲类似。
是的。你一定想到了。
历史充满了巧合。
如果没有五胡乱华，让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创造性地发明均田制；或者往前追溯，如果没有汉高祖刘邦怒斩白蛇打翻六国旧贵族；或者往前追溯，如果没有陈胜吴广一声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再往前追溯，如果没有最想恢复周礼、恢复西周严密等级制度的孔夫子自砸招牌首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那么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将落入西欧一般的中世纪。
中世纪小国林立，而分裂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在精英阶级主持的政治中分裂是必然的，而骤然崛起的大秦才是偶然事件。如果没有商鞅变法把秦打造成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各国将保持长期均势平衡，最终疆域固定下来，真正的变成分裂的小国家。
分裂的离心力在秦之后仍然稳固存在，秦的统治如昙花一现，秦覆灭后重回分裂是必然的，而汉朝的重新统一才是偶然事件。如果项羽把刘邦击败，那么秦为统一作出的诸多贡献也就徒劳无功。
在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300年的生长，精英阶级由士大夫转化成世家大族，在江南一带扎根。江南实际上分成了数百个细小的疆域，每一块领地由一个世家控制，领地上的人民不得自由流动，甚至在身上刺字标明所属。这正如西欧中世纪的小国林立，只不过这些世家大族名义上还属于南朝陈的管辖之内。而南朝陈本身也变成一个空架子。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北朝把南朝重新归于中央王朝的统治，南朝已经一只脚踏入中世纪的大门。若由东晋（公元310年开始）算起，与西欧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开始）的时间起点相差也仅有一百余年。
西方的历史就是精英阶级不断胜利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则是精英阶级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历史。多亏有西方历史可以作为对照的参考，我们才能看到，任由精英阶级发展下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回到隋文帝身上。这一年，江南士族叛乱，理由是隋朝派遣到江南的官员对庶民实施教化。“江南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皆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五教”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类，可见，此时江南的庶民尚未开蒙教化，民智还不如西周时期，看来世家大族们深谙愚民之术，与西欧的贵族遥相呼应。
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世家大族纷纷造反，被隋朝一个个镇压下来。世家大族分散而各自为战，不能与强大的隋军相抗衡，很快领头人被杀，余众尽皆投降。
不用说，这次隋统治者一定要向世家大族开刀了。开刀的方式也很巧妙，一个伟大的创举——公务员考试制度，或称科举制，诞生了。
隋炀帝的科举制旨在打破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提高官员素质，这是从源头上阻止世家大族的产生。到武则天时期，大批更换官员，罢黜关陇贵族，启用寒门子弟，任用酷吏打击地方势力，可以说把世家大族彻底赶出了官僚系统。
又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那些原来显赫的世家大族渐渐消失或者隐退了。统治阶级仿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跳出了黑暗中世纪的咒缚，开始向世界第一的帝国全力奔跑。
然而，不要高兴的太早。
21.7(20)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富不过三代”、“地主家的傻儿子”之类的说法其实是从科举制之后开始的。
科举制实行以前，世家大族利用政府权力巩固自身利益，方能延续数百年。科举制实行之后，中国的平民阶级与精英阶级之间出现了农民—>读书人—>官僚—>士绅—>农民的循环。这种制度的好处是阶级可以流动起来，而这制度的弊端却十分致命。
第一，对于人们来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由于科举考试注重儒家四书五经的背诵和文章的技巧，读书人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背诵默写咬文嚼字上，然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停滞。
第二，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科举选官注重道德而非执政能力。古人相信，要由“君子”来治理国家，君子会用自身道德训导人民向善。但是即使“君子”，光凭道德也无法解决现实中很多难题，他们更多只能和稀泥，出来充当和事老的角色。这就使官僚系统办事效率低下。
第三，在人们潜意识里，读书做官是底层人民最有效的上升途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做了官，自然而然就要为全族人捞好处。怎么捞好处？当然就是以权谋私，当然就是贪污腐败。倘若一个读书人做了官没有放贷收租侵吞田产，其族人往往还要奇怪，不为赚钱你当什么官？这就使贪腐滥权成为全民默认的事情。虽然都知道这不符合“道德”，但是极少有人跳出来制止。在距离权力中心更近的朝中大臣尚有掣肘不敢造次，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基层官僚和官僚附属的小吏则无人监管为所欲为。
所以说，这也是某种“眼镜蛇效应”。统治阶级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的精英阶级政治，却出现了更为恶劣的新精英阶级。本着“捞一波就跑”的心理，他们贪污起来可以肆无忌惮。毕竟谁知道自家再出个举人是什么时候？趁现在我还当官，能多捞点就多捞点，等退休回家养老就没机会了。
21.7(21)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唐初延续隋朝的均田制，然而由于人口变多和土地兼并，武则天以后已经没有土地可供分配。农民得到的土地不足以养活自己，于是把土地卖掉成为佃农或者流民。唐德宗时被迫废除均田制，现象方才缓解。
唐是个向外扩张的帝国，边疆多有战事，因此边陲重镇设节度使，统领整片地区的军权、政权、财权。如此一来，中央难以压制地方，于是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其后藩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大商人黄巢借饥荒流民的力量叛乱、企图达成自己的野心时，各藩镇趁机扩充自己实力纷纷割据，最终唐朝灭亡，中国又一次陷入分裂。
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宋朝实现了局部统一。宋吸取唐分裂的经验，采取重文轻武方针，把军权、政权、财权分开，设多个官职，导致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为了抵抗北方大辽、西夏等政权，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官僚的俸禄和军队的军饷使国家财政运转困难，一有天灾人祸更是雪上加霜。
其根本原因在于，宋朝没有抑制土地兼并，而且纵容大臣侵吞土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北宋商业已经大繁荣，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仍然是农业税，也就是来自自耕农。朝廷没有钱，只好加农业税，于是农民起义“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在这种内外交患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运动拉开了帷幕。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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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二十五年前的庆历新政。
@ty_流沙56 2017-05-04 21:51:54
楼主要是发到国观估计应该比这翻好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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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楼主打算都写完后搬到国观去。在国观发容易被打扰思路
21.7(22)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公元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宋称西夏）。当初党项族平黄巢乱有功，赐姓李，封夏国公，在五代十国时世代向中原王朝称臣。如今李元昊称帝，欲与中原大宋分庭抗礼。于是次年，西夏起兵，两国开战。
战争打了一年，宋军战五渣屡战屡败。朝野上下一片呼声，要求宋仁宗重新启用范仲淹。范仲淹上任后，原来的总指挥夏竦由于指挥失当被贬，范仲淹总揽大局。范仲淹提拔了韩琦、文彦博等大臣，试图扭转战争局势。范仲淹改革军队、修建防御措施、挑动敌人内部分裂等策略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到了1042年九月秋收季节，西夏再次大举进攻宋境，宋军又大败。
十月，范仲淹帅军援救，才把西夏人逼出国界。然而由于战乱，饥民泛滥，宋朝爆发民变，盗贼四起，宋朝政府只得四面镇压。
正在这时，雪上加霜，1042年十一月，本已与宋朝签订和平条约的辽国重兵压境，称西夏已对辽称臣，宋伐西夏却未对辽国告知，以此为借口向宋朝勒索增加岁币（宋朝每年向辽进贡称岁币）并割让一部分土地。
可以说，内外交困，国家动摇。
宋仁宗派出外交大臣富弼与辽国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宋增加岁币，条件是辽命令西夏与宋讲和。1043年正月，辽命令西夏与宋讲和，西夏不满于辽，欲攻打辽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西夏终于与宋议和。此时是庆历三年，宋朝终于结束了连续五年的战争，缓了一口气。
这一场战争，暴露出北宋久积的弊病，如财政混乱、军队战力低下、将领指挥不当等等。偌大一个国家，被西夏和辽两个“戎狄”欺凌，简直丧权辱国。宋仁宗下定了决心，要改，必须改。
但是怎么改呢？于是宋仁宗提拔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等人，向他们征询意见。范仲淹在朝二十余年，几经贬谪，此番抵御西夏，他的才能才为皇帝所知。而富弼对宋、辽、西夏关系研究颇深，此番出使辽国能不辱使命实属不易。宋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和富弼，于是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主要从改革吏治入手，提出了十条政策，史称“庆历新政”。
这十条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整顿吏治、奖励农桑、严明法令。可以说，这是中规中矩的改革，教科书式的改革。然而即便是这样无可指摘的改革，也遭到了百般阻挠。本来官吏升迁不看政绩看资历、官员子女有加分优惠，现在统统取消了，真是官不聊生。
于是夏竦（就是抗夏失误被贬那个）带头指责改革派是“结朋党”。欧阳修因此上表“君子之党、小人之党”也就是著名的《朋党论》为自己辩明。然而扛不住众人的攻讦言论，宋仁宗最终还是把范、富、欧阳等人统统贬谪，“庆历新政”刚刚一年就夭折了。
贬谪后的范仲淹虽已年老，却不愿退休，坚持工作，并在《岳阳楼记》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态度。“庆历新政”失败8年后，他与世长辞，死在调任徐州途中。
值得一说的是，在宋朝内外交患最严重的1042年，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范仲淹提拔上来的文彦博，后来积极举荐王安石。王安石亲眼看到他所崇敬的改革派大臣们不敌于沸反的毁谤之言，改革中道而崩殂，心中必然有所触动。也许正因如此，他后来变法时才会说出掷地有声的那句话：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21.7(23)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典型的失败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揭示了一个道理：当一个政府从根就烂透了的时候，谁也没法给他续命。
王安石21岁就高中进士，直到46岁，等了25年，才等来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认为北宋财政紧张是因为钱都跑进有钱人的口袋里。这些有钱人倒卖粮食，发放高利贷，压榨平民阶级，赚的贼多，交的税贼少。但是对这些人收税却很麻烦，在当时根本没有一套征收商业税的制度，所以王安石提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
其实王安石想的很简单，这些事让政府来干不就行了。
农民每年春天刚播完种都缺钱缺粮，不得已向大户借高利贷。如果政府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利息少，那么农民免于高利贷之苦，政府还多了一笔收入。
大商人们把丰收地区的粮食低价买入，到饥荒地区高价卖出，所以越饿越买不起粮食吃不上饭。如果政府代替商人来买卖粮食，政府可以管控住粮价，而且又多了一笔收入。
等等，诸如此类。王安石当知府期间，把这些方法试验了一下，收效很好。于是他自信满满，向宋神宗提出了详细的变法计划。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颁行新法。
法令颁布不到一年，富弼不满新法，申请辞官告退。司马光激烈反对，二人在朝堂上争吵。同年，王安石的偶像欧阳修对新法提出批评，拒绝执行新法。
很快，韩琦上疏反对新法，一度动摇了宋神宗的改革决心。王安石提出辞职，宋神宗挽留，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当初青睐提拔王安石的文彦博也激烈反对新法，最终辞职。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不满新法而辞职。苏轼也上书批评新法，然后被贬官。
……
看到这里，大家不会产生疑问吗？
如果说反对新法的都是只顾自己利益的官僚地主，那么为什么很多25年前庆历新政中的改革派反倒成了守旧派？难道他们变老了也变坏了？
反对新法的，不乏苏轼司马光这样的名士，这些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难道他们的清高操行都是画皮？
如果这些人没错，那么难道王安石错了？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村民谁是狼人？
且看新法施行的效果如何吧。
王安石“青苗法”，每年春耕时政府提供低息贷款。
看着就是好政策，但是实际上，基层官吏为了搞政绩搞创收，强制农民必须贷款，并且在收款过程中收取大量手续费，最终利息比民间高利贷还高。
王安石“免役法”，不愿服差役（如修桥修大坝）的人可以按照财富多少交钱免役。
实际上，基层官吏借此机会大大敲诈了农民一笔，而有钱人买通官差少交钱就不用说了。
王安石“均输法”，官府控制粮食买卖。
实际上，卖粮食的部门形成垄断，倒买倒卖，大幅提高粮价。后世称这种现象“官倒”。
王安石“农田水利法”，大修水库河堤，费用由当地按照贫富等级筹款。
不用说，这又给基层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借口。
……
王安石痛斥保守派是懒政、不作为，但是王安石的作为只给基层官吏更多敛财的借口。不管上面有什么样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基层统统变样。基层官吏是政府的根基，而这个政府从根就烂掉了。
最终，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然而这只增加了底层人民的负担，无怪保守派批评新法敛财伤民。王安石面对着整个官僚系统的不配合，终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他自己也丧失了改革的信心。王安石的改革尚未触碰到矛盾的核心也就是土地兼并，他的“方田均税法”正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刚刚进行到一半就被迫停止。
20年前王安石游褒禅山时，有感曰：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王安石变法初始便遭遇政敌反对，渐渐亲友恩师也对他加以批评。满朝文武，真正一心变法的仅有他一人，这真是“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的绝境了。即便如此，他仍不屈不挠地战斗着，试图以一己之力撬动整个官僚系统，可谓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但是当他不得已停下来，终于看到他变法的成果时，看到基层官员腐败造成的满目疮痍时，他还能像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坚定无悔吗？
错的不是他啊，他没有错，他已经尽力了。
王安石的晚年在骂声中度过，他的变法被斥为奸伪之术，尽管他个人品德毫无指摘之处。他看着自己辛苦经营的变法被一条条废除，他自己被批判为乱国政的罪人，甚至有人说宋朝衰亡由王安石变法始，让他来背整个官僚系统的锅。
而王安石带来的党争更是贯穿其后两宋始终，支持派与反对派为此争论不休。最可笑的是，后来蔡京一党迎合宋徽宗心意，以新法为名上位，若王安石泉下有知，只怕要长太息以掩涕了。
以蔡京时期为原型的伟大小说《水浒传》有着“官逼民反”的深刻主题。请问是什么官来逼民？只有蔡京高俅一伙大奸臣吗？不，是整个官僚集团，尤其是基层官吏。
宋江一个押司，私放晁盖收受金银，大摇大摆买房子包养阎婆惜。
两位都头朱仝、雷横被晁盖送了银子，就把刘唐放了。
开封府的公人董超、薛霸收了银子，押解林冲时对他百般折磨。
沧州大牢的差拨，不向他行贿就要打一百杀威棒。
大名府的监狱长蔡福明码标价，五百两黄金就能偷偷做掉卢俊义，若不是柴进花一千两买卢俊义活命，恐怕卢员外早就死在大牢里了。
若不是遇上武二哥，西门大官人犯了杀人罪都没事。
从《水浒》中看当时的社会，可谓无官不贪。从权臣高俅到知府梁中书到众多小吏，哪一个不是腐败分子？哪一个不是作威作福的寄生虫？
《水浒》却又是个真实的写照，这是个黑暗的时代。
王安石时期，儒家道德还在中央起着规劝作用，居庙堂之高的大臣们尚且知道礼义廉耻。
等到了宋徽宗宋钦宗，整个政府、整个官僚体系可谓从上到下烂透了。
这样的国家，亡于金，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史称靖康之耻。
随便说说14，金朝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这是金朝诗人元好问的诗，没错，就是那个“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元好问，他是金朝人。蒙古大军南下，金朝覆灭，元好问哀叹的是金朝。他的诗中把金朝称作“汉家”“中原”“神州”，在他看来金朝是汉家正统。
@呼吸多久念把 2017-05-05 17:05:38
lz，能发到兔吧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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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这个打算，都写完后会考虑
随便说说15，历史的记忆
由于精英阶级控制着舆论，一个人是善是恶、是忠是奸，已经不能从史书中轻易分辨。
从宋史开始，史书中便夹杂了太多私货，如今这些历史早已随风远去，我们再看当年的历史，已经看不清事实真相。
但是，有一种记忆，是铭刻在人民心中的。
这种记忆，是最为沉痛的悲哀，是最为深刻的怀念。
这便是人们对于英雄的记忆。
这种记忆决不能被歪曲抹去，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
——灵魂。
图：杭州岳王庙的秦桧、王氏铜像。
红圈内：文明游览，请勿吐痰
21.7(23)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金朝与南宋对峙的同时，蒙古帝国迅速崛起，很快南下，金朝无法抵挡，提出与南宋合作共抗蒙古。而南宋错误听信蒙古“灭金后把河南还给南宋”的口头承诺，采取联蒙灭金战略，从而失去了北方屏障。南宋想趁蒙古灭金后暂时退兵之机出兵河南夺取洛阳，却被蒙古截断粮道而大败，这一战直接打没了南宋积攒多年的国本。
何为打没了国本？简单说，国家没钱了。
之前已经说过了，宋朝不抑兼并，赋税主要由自耕农承担。到了南宋后期，土地兼并+腐败滥权使得钱都落入官僚地主的口袋，国家财政减少，或者叫“藏富于民”。之前说了，官僚地主也是人民，说宋藏富于民一点毛病也没有。
打仗就是烧钱，一场败仗下来攒了十几年的钱都打没了。但是国家还要打仗，还要钱。于是一个叫贾似道的人出现了。他提出：
1，“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严禁官吏贪赃，也禁止地方官上贡羡余，防止地方官借机盘剥百姓。
2，公田法。规定大地主能拥有的土地上限，超出上限的由国家强制赎买收回，然后租出去以增加财政收入。
很明显，贾似道的改革矛头直指腐败滥权+土地兼并的根本问题，也触动了精英阶级的利益。
如今我们看到的贾似道，是个大奸臣。
按照《宋史》，他防守鄂州不力，私自向忽必烈签订纳贡称臣割地求和条约，却又欺瞒朝廷编造自己抗蒙功劳。他专权误国，扶持亲信驱逐异己，把朝廷大权独揽于身。他为显示自己治国有功，隐瞒襄阳围城战事，使襄阳守军没有钱粮支援。他又玩物丧志，热爱斗蛐蛐，不理国事不上朝廷。蒙军压境，他被迫帅兵迎战却贪生怕死临阵脱逃，13万精兵死伤逃亡不计其数。
贪财，荒政，欺瞒，懦弱，擅权，专政，目无法纪，误国害民，都齐了。
但是楼主的关注点主要有二。第一，贾似道执政十余年，南宋并没有爆发方腊、宋江、杨幺这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第二，贾似道执政时期，国家财政大幅增加。由于群臣反对公田法，贾似道以辞官要挟，皇帝挽留他：“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现在我们打仗的军饷都靠着你的公田法，如果因为别人的话就罢除了，虽然能够平息议论声，可是国家大计怎么办啊！
可见，贾似道对于乱局下的南宋统治是有好处的。诚然，南宋后期基层官吏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压榨平民的现象，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民力可以接受的。在没有大幅激化平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矛盾的同时，贾似道成功地从精英阶级处夺取利益，支持着南宋此后十余年的战争。贾似道还亲自捐出自己的一万亩田地充当公田，可谓“毁家纾难”。
大诗人刘克庄评价贾似道守鄂州：“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与贾同时的名士文天祥评价贾似道：“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肯定了贾似道的战功，对他后来的战争失败表示更多哀叹而非谴责。胡三省虽与贾似道有隙不被重用，对他的评价也只是隐瞒自己的过失以致被弹劾罢黜，并无激烈抨击之言。贾似道兵败被罢黜时，众臣欲杀之而后快，谢太后阻止：“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最终他被贬广东，路上却被当地县令谋杀。
贾似道下台后，公田法废除。一年后，都城临安被攻破。又三年后，崖山海战失败，南宋灭亡。而那些攻击贾似道的大臣，自诩正人君子，后来纷纷降元。
还是那句话，这个政府从根就烂透了，谁也没法给它续命。大势如此。只可惜贾似道，挽狂澜而未成，最终横死人手，还要身负万古骂名。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元世祖忽必烈对老对手贾似道的评价吧。
“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我从哪儿找一个贾似道来当我的大臣啊！
21.7(24)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让我们来看一看元朝的历史吧！
从头开始：元灭宋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保留了宋的全套官僚体系……
行了不用看了。
元朝，卒。
21.7(25) 中国古代精英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元末农民大起义，其实从元初就开始了。元朝沿用了全套宋朝官僚，南方土地兼并现状并没有缓解。元把北方土地分给贵族，有些贵族把土地拿来放牧，这就大大降低了能量利用率。元朝的民族政策一向被诟病，然而实际上蒙古族的贫民与汉人农奴生活无异，而汉人大地主过得可以比蒙古贵族还好。因此民族矛盾是一方面，更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贪腐滥权+土地兼并。
更要命的是，在元朝，统治阶级和精英阶级再一次重合了。这是因为蒙古人落后的社会科学还处于氏族部落形态，完全没有意识到限制精英阶级对于统治的必要性。
还是那句话，其实老百姓很容易满足的。有土地，有存粮，赋税高一点也没事，遇到天灾也能撑过去，只要有口气能活着谁想造反？
但是到了元朝，真的活不下去了。
且看朱元璋的血泪童年：
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小村子。贫农。
祖上三代拖欠税款到处躲债。
排行第四，亲兄弟姐妹除了大哥和他，剩下的孩子养不起，不是送人就是嫁人。
家贫，无处致书以观，从小替人放牛。
旱灾，蝗灾，瘟疫，一个月内父亲母亲和大哥都死了，家里就剩自己和二哥，家里没钱买棺材，连埋葬亲人的土地都没有。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用旧衣服裹住家人的尸体草草埋葬。
为了活命，与二哥分开，各自逃生。从此分散，再无音讯。
因为寺庙管饭，就在皇觉寺出了家，每天干粗活累活还挨骂，但是好歹有口饭吃。过了些日子，连寺庙都不管饭了，被打发出去乞讨。这时候朱元璋刚17岁，搁现在还在上高二，正是谈恋爱的好年纪。而他穿着破衣端着碗，四处流浪乞食，运气好能讨得一点残羹冷炙，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饭都是常事。
后来，他的儿时同伴汤和寄信邀请他加入郭子兴的义军。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
看看元末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军真的都是贫民。
朱元璋，要饭的。张士诚，撑船的。徐寿辉，卖布的。陈友谅，打鱼的。彭莹玉，卖药的。韩山童，传教的……
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平民阶级一挑二打倒统治阶级和精英阶级。
明太祖朱元璋最恨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蒙古人，另一种就是贪官。蒙古人赶走了，就轮到贪官了。明太祖是谁，态度必须坚决：杀！
只要贪污高于六十两银子，格杀勿论！
不管是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功臣，还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只要贪污，绝不姑息。
杀还不解恨，明太祖还发明了各种酷刑，比如把皮剥下来填上稻草吊着，让那些官员看看贪污的下场！
不只如此，太祖还写了《大诰》，都是他如何处理贪官的事例，全国发行，人手一本。
太祖还赋予百姓上访举报贪污的权力，甚至直接扭送贪官报官的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第一的创举。为了防止地方包庇不法官员，他还在京城午门外设立鸣冤鼓，直接跳过地方政府向中央举报。
然而呢？
明太祖当政31年，发动六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贪腐却屡禁不止。晚年太祖不禁感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对不起念错了，是“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早上刚治理完，晚上又有人犯罪，晚上又杀一批贪官，早上却还和以前一样。前一批被杀的贪官尸体还没来得及搬走，后面的贪官又跟上来，治理的手段越重，犯罪的反倒越多。
太祖一去，腐败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