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市委的办公楼和市青少年宫共用一个大院，因为不是双休日，诺大的院子里一个孩子都没有，不知从哪儿飘来的断断续续的小提琴声愈发让人觉得冷清。
早年的建筑没有电梯，冯铁霖一口气爬到八楼的希望工程办公室，右腿已经麻木得不知道疼了，靠在门口的墙壁上揉捏了好半天才恢复知觉，刚想伸手敲门，门却自动开了，里面的人出来得比较急，差点和他撞在一起。
“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口干什么，想吓死人啊？”对方一个劲地抚着胸口，看来吓得不轻。
冯铁霖急忙后退两步，才看清是位四十多岁的胖大姐，正要向她解释有点事情想要咨询，对方却摆摆手：“你先进屋等会儿吧，我这儿有份文件要给青少年宫送去。”说着，风风火火地下楼去了，整个楼道都回荡着敦实的脚步声。
冯铁霖只好进了屋，室内面积不大，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占去了一半空间，靠近门口还摆着一张双人沙发，旁边是个比椅子还小的茶几，满墙贴的都是孩子的照片，更显得空间逼仄。
他在沙发上坐下，掏出香烟，却发现茶几上没有烟灰缸，站起身想看看桌子上有没有，发现屋子里面还有个套间，迎着门的地方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堆满了各种衣物，什么季节的都有，不过全是旧的，一部分已经打好了包装，床边还立着一辆粉色的儿童自行车，当然也是旧的。
在桌上找了只烟灰缸，冯铁霖坐回到沙发上抽烟，一支烟还没抽完，走廊里又响起敦实的脚步声，紧接着，门一开，胖大姐走了进来。
“捐款的吧？在这儿写下您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对了，我们不接受现金捐助，您可以通过我们青基会的官方网站或者在线下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捐款。如果是实物捐赠的话，最好能提供一些学习用品或者比较实用的生活用品，旧衣服我们收到的太多了，既不方便邮寄也不卫生。我们确认捐款到账后，会立刻给您寄送捐赠收据和证书。”
冯铁霖有些好奇：“为什么不接受现金捐赠？”
“瓜田李下啊，前几年红十字会的事情听说过没？一百多年的慈善机构，做出了那么多贡献，结果出了一个郭美美，就把一百多年积攒下的名声全给毁了。都说钱财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钱要是掉进眼睛里，心也就变黑了。不管其他地区怎么做，反正我们这里不搞现金捐助。而且网上捐助随时可以查询进度，要是一加一结对子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到捐助对象，问对方是否收到了您的捐赠。”
冯铁霖一下子就对胖大姐的印象好了起来，交谈几句，知道大姐姓吴，希望工程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分别由团市委的正副书记挂名兼任，不过日常事务都是吴大姐一个人在照管。
冯铁霖说明了来意，同时把证件递给她，吴大姐歪着头看了看，问道：“为什么要调查罗为民？”
冯铁霖有些歉然：“目前案件正在侦查阶段，内容不方便透露。”
吴大姐摆摆手：“没关系，你们的案子说了我也不懂，不过你说的这个罗为民我知道，昨天下午还有人打听他的情况呢。”
冯铁霖心里一跳，罗为民把姓董的大学生介绍给赵鹏全是昨天临下班时小张告诉他的，他今天一大早就赶到了市内，怎么会有人比他先知道这件事，那个人是谁？心里想的同时，嘴里就把这句话问出来了。
“电视台的一个采编记者，叫晓风。”
又是这个女人！冯铁霖尽力控制住内心的情绪，故作轻松地道：“她都问了些什么？”
“也没问什么特别的，就是提出想看看罗为民以往的捐助记录。”
“你给她看了？”
“看了，既然是公益事业就要接受舆论监督嘛，希望工程的财务决算是公开的，我们平时也经常邀请媒体过来参与活动，只有真正做到公开透明，才能消除社会上对公益和慈善事业的误解，也能让捐助人放心，知道他们的捐助全都落在了实处。不过听你这么问，是不是对你们破案有影响？”
“那倒没有。”冯铁霖摇了摇头，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于是请她把罗为民的捐助记录找出来。
“你在这儿慢慢看，有什么想问的就叫我。”吴大姐从电脑里调出记录，又给他接了杯水，走进了里面的套间，整理床上的那些衣物。
冯铁霖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开始从头浏览。希望工程有很多捐助模式，光是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就有结对子、希望之星、圆梦行动、激励行动等八种不同的方式。罗为民选择的就是一加一结对子，通过捐款给贫困学生提供学习生活补助。
最早的记录是从2007年9月份开始的，捐助对象是辽西地区一个山村小学的五年级孩子，一直资助到初中毕业。
冯铁霖算了一下，这个孩子如果继续读书的话，今年应该上大一了，不知是他家后来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无需资助了，还是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他觉得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初中毕业就进城打工是很多农村孩子，或者说是他们背后家庭的唯一选择。
一条条记录地浏览，他才知道资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让他有书可读有学可上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大部分孩子只读到了初中，甚至有的孩子只读完了小学捐助记录就中止了，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至少知道曾经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帮助过自己，也许这份帮助能让他们改变对贫穷、对生活，乃至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许有一天，他们长大后也会将这份帮助传递下去。
电脑里的记录比想象的多，当初他在罗华家里看到满满一箱子捐助证书时就觉得很震撼了，而现在看来，八年来罗为民在这件事情上的付出远不是那一箱子证书就能概括的。
冯铁霖一边查看着捐助记录，一边把里面出现的所有可能存在线索的学生信息抄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尽管把这些资料存到手机里更加方便省事，但是他依然保留了当年从老队长身上学到的这个习惯，总觉得动手写一遍，留在脑子里的印象才更深。
不知不觉中，记录到了2011年，冯铁霖特别留意了一下，对罗为民来说这是最为煎熬的一年。儿子罗华创业失败，欠下了大笔外债，虽然不知道具体数字，想必不会太少，几十万总该有的，否则不会被债主从南方一直追到东北老家来，还威胁要放火烧房子，连老伴儿都在惊惧中过世。
这种情况下，如果罗为民停止捐助，任何人都不会发出一句微词，但是罗为民没有停止，仍然一如既往地按时给青基会的账号里打款。冯铁霖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支撑着他这样做，仅仅用热心公益四个字是不足以形容他的执着和热忱的。唯一能解释这种行为的，可能是罗为民在捐助过程中对这些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令他难言放弃。
冯铁霖简单统计了一下，八年来罗为民总共资助了大约一百五十名学生，这中间能坚持到高中毕业甚至走进大学的寥寥无几，更多的孩子在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退出了捐助。但是每退出一名学生，就有一名新的需要资助的孩子补充进来，平均每年都有不下二十名天南地北的贫困学生收到了罗为民的捐助。
勿以善小而不为，平凡的小事做的多了也就不平凡了，八年的时间是这些孩子成长的见证。如果换成自己，恐怕也很难割舍这么多年的感情付出，一方面为了渴望读书的孩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这份可贵的坚持。
一时间觉得眼睛有些酸疼，这是长时间面对电脑的结果，闷热的天气也让人头脑发沉。向吴大姐问明了位置，冯铁霖来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把头直接放到水管子下面，打开凉水哗哗冲了半分钟，头脑才变得清明起来，方才胸中涌起的感慨也逐渐消退，过往的场景如同放电影般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罗华家里的捐助证书，在加工厂找到的装盐酸的化工桶，赵学民淘来的韭菜一样的名贵兰花，南山脚下大片枯死的草皮，以及由此引发的举报案……渐渐的，一种不对劲的感觉从心底滋生出来。
循着这种感觉走回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剩余的记录看完，终于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在哪儿了。
为了确定这个想法，他再次核对了一下资助项目的捐款标准：结对资助一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捐款标准是每学期五百元；结对资助高中生是按照一个学年计算的，捐款标准是一千元。
换句话说，一年只有两个学期，一个孩子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只需要一千块钱，二十个孩子一年需要两万——而罗为民在万恩药业的年薪是十二万。
问题出来了，罗为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的分文不剩是很多人知道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把钱用在了捐助学生身上，殊不知他只要拿出两个月的工资就足以支付这些孩子一整年的费用，那么剩下的钱花到哪儿去了？
不仅如此，罗为民还利用休息日在外面做记账会计疯狂地打工挣钱。罗华欠下外债是2011年的事，而罗为民却从2007年就开始打工了，那个时候罗华刚上大二没有开始创业，老伴儿也还健在，他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离开希望工程办公室，吴大姐坚持把冯铁霖送到楼下。虽然她没有主动打听，但是冯铁霖知道她一定很担心，警方和媒体同时关注一名捐助人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她不知道这个叫罗为民的捐助人犯了什么案子，只盼望这个案子不要给公益捐助事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里是那些贫困学生继续读书的希望，也是她多年来精心呵护的一块净土。
可惜，冯铁霖无法做出肯定的承诺。直到他上了面包车，吴大姐才怅然若失地走进楼道，这次没有再听到敦实的脚步声。
“你好，是杨小姐吧？”
“冯队长，有什么事？”
“抱歉，又来打扰你了，有件事想请你帮我回忆一下，上次有人去厂里找罗为民做账，正赶上罗为民休年假去外地看望受资助的孩子，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四月初，我记得刚过完清明没几天，罗为民就请了年假，不过他没把年假一次性休完，只休了两天就继续上班了，你要具体日期吗？我这儿能查到考勤。”
“不用了，有大概时间就行了。”
冯铁霖翻开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赵鹏全外包的那家软件公司是三月底把人撤走的，大约一周之后，姓董的大学生就接手了余下的工程调试部分，这个时间刚好能衔接上：“罗为民提没提到过他那次去的是什么地方？还有，知道他看望的那个孩子姓什么吗？”
“这些都不知道，他从来不愿意在人前提到捐助的事情，有时我们好奇问到了，他也会用别的话题岔开。不过上次回来，能感觉出他的心情不错，连着几天都笑眯眯的，平时他可是很严肃的，很少笑，我们这儿小姑娘都有点怕他。”
“他以前也经常去看望那些孩子吗？”
“是的，他每年都去，通常都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去，以前还经常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最近几年就不怎么带了。”
“什么土特产？”
“榛子，不是超市里卖的那种美国大榛子，是正宗的野生榛子，个头很小，但是特别香。我们这儿的出纳问过他这种榛子在哪儿买的，他说不是买的，是从树上摘的，他去的地方山里到处都是这种榛子树。”
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附近是我国野生榛子的最大生产地，很多山区里都有野生榛林，不过两天的时间不允许罗为民跑得那么远，辽北一带是他此行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以前能带山里的榛子，最近几年却不带了，是不是说明受资助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许因为考上大学离开了大山。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上述两点都契合了姓董的大学生“说话有辽北口音”这一特征。
但是罗为民的捐助记录显示，所有受他资助过的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中，只有九名最后坚持到上了大学，其中辽北籍的贫困学生有三名，而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姓董的。
挂电话前，冯铁霖问了杨丽芸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赵鹏全这个人吗？”
“他是金总的外甥女婿，以前做医药代表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厂，和我们财会的人算是比较熟的，后来不做这行了来的就少了。他每次来都爱和我们这儿的几个小姑娘开玩笑，夏天天热还经常拎个西瓜买点冷饮什么的。”
接下来的几天，由于线索的匮乏，各方面调查进入了停滞阶段，只有马卫东依旧每天带着队伍风风火火地在搞排查，傍晚收队时总能带回一大票形形色色的嫌疑人，然后就是连夜突审，有时候一审就是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继续带着人往外跑，兴头高昂得如同打了鸡血。
在这期间，受害人家属不断地跑来询问案情进展。赵鹏全的老婆跑得最勤，她是省城人，这次是请假过来的，就住在分局对面的一家宾馆，反正也没事做，几乎长在局里了，整天哭天抹泪地催问什么时候能找到她的丈夫，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拍桌子怒骂警察无能，有时想起赵鹏全在外面包养的情妇，就顿足捶胸地诅咒对方不得好死，上午好不容易把她劝走，下午又来了，弄得接待室的警员见了面都躲着她走。
雷利军的女儿雷崇丽也来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在出租司机老邹的陪同下一起来的。老邹说他现在已经不开晚班车了，至少在杀害雷利军的凶手落网之前，他不会再开晚班，不仅是他，他认识的不少出租司机都不敢在晚上出车了。
看来雷利军的死给出租司机这个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恐慌，糟糕的是，这种恐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冯铁霖回到家里，妻子也有意无意地问起案情的进展，在此之前，妻子是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的，包括去年那件更加轰动的死了好几名官员的一二四特大连环杀人案，她都没有打听过一句。毕竟，那不是老百姓的生活，死了几个官员并不能动摇社会的根本，只有让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而这正是自己当警察的职责。
在渲染恐慌气氛与推波助澜上，那个叫晓风的记者功不可没。有时冯铁霖真想直接找到电视台去，让这个女人立刻停止对案件的关注，至少在案件侦破之前把嘴闭上。不过最终没有成行，因为没有指责她的证据。
自从知道了这个记者的存在后，冯铁霖就一直密切注意着每天晚上的本地新闻，却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关于这件案子的报道，连她采访铁皮时提到的那个所谓的法制特别节目也从未播出过。冯铁霖一度以为自己看漏了，问过小张才知道没有，最近他也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不光电视节目，连网上的贴吧都看了，没有找到关于六二零案一星半点儿的新闻报道。
抛开眼前的烦心事，冯铁霖自认是一名合格的警察，多年的刑侦生涯磨砺出了百折不挠的性格，也培养了他对司法公正以及警察这份职业的敬畏与忠诚，使他敢于面对任何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但是他始终缺乏一种勇气——面对受害者家属的勇气，尤其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迟迟未能破案的家属。每当看到他们饱含期盼、悲哀、茫然、甚至绝望的眼神，冯铁霖都会从心底生出一种愧疚的感觉。
雷崇丽姐弟、赵鹏全的老婆、包括趁着快下班时偷偷跑来打听结果的瑶瑶，都是这样的眼神，唯独一个人例外，就是郑国栋的女儿。
她只到局里来过两次，第一次是警方找她来做笔录，第二次是在传唤罗华之后，不知她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就直接跑来了。
小张告诉她已经找到了罗华的不在场证明，冯铁霖看到她的眼睛里迅速被失望的情绪填满，当她听到警方怀疑这起案件是由于郑国栋故意泄密引起的并向她询问那个U盘下落时，失望瞬间变成了愤怒，美丽的瞳孔也因过于激动张得很大，紧接着，泪水溢出了眼眶。
“我爸不是这样的人，他绝不会这么做！”她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喊出这一句，然后就跑掉了，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冯铁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六二零案已经在省里挂号了，上头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催问案情进展。当然，电话是打给主管刑侦的局长赵学民的，他一个小小的分局刑侦队长是没有资格接省厅大员的催办电话的，上头也不会这么越级操作，但是最后的办案压力还是丝毫不减地扣在他的头上。
冯铁霖犹豫着要不要把罗为民举报案存在造假的情况告诉赵学民，之前的多次案情分析会上他都没有提到这个情节，是因为这一切只是源于他的猜测——罗为民故意将大量盐酸倾倒在南山脚下，导致那里的大片草皮和植被被烧死，炮制出所谓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引来联合执法小组的调查，目的是让药监局发现制药过程中的生产工艺问题并造成企业停产，而最终的目的则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变故迫使那家投资公司放弃并购万恩药业的计划。
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就能够解释罗为民为什么不直接向药监部门举报药品的生产工艺问题，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选择以环境污染问题作为突破口。
一方面是采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同样能够达到目的——联合执法小组是由环保局牵头会同药监局等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只要环保局下来检查，其他部门自然都会跟进。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想法，即使日后举报事件东窗事发，别人也不会把企业并购失败的责任算在自己头上，顶多认为这件事情是个巧合。
目前来看，罗为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金万恩、刘宇、杨丽芸，都不认为他有故意破坏企业并购计划的意图，金万恩甚至在对方于关键时刻出手相救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不过就算事实真的如此，冯铁霖仍想不出罗为民这样做的理由，或者说，并购计划失败了对他有什么好处？
最终，冯铁霖没有去找赵学民，他打算在汇报之前，先找一个人谈一谈。这个人之前不在本地，六二零案发后第二天去了上海，不过后天就会回来了，他就是金万恩。
刘宇的电话是第五天打来的，他刚好从四方街路过，看到罗华家里锁着门，问他在哪儿？
罗华不想让这位素来关爱自己的长辈担心，就没说自己住院的事，随口编了个瞎话，说在南方打工时的一个朋友来看他，他带对方在市内玩两天。
“朋友？男的女的？要是女朋友带过来让我看看，你父母都不在了，我这个做叔叔的帮你把把关。”刘宇在电话里笑道。
罗华知道他误会了，忙说是男的，刘宇似乎有些不相信，只好又解释了半天。闲扯了几句之后，刘宇问起那个广告怎么样了。
“文案部分已经做完了，两套，一套备选，包装设计这块我找了一个专业绘图员，估计也差不多了，一会儿我问问，要是完成了我明天就给您送过去。”
“明天不行，我要去市里开个会，你后天过来吧，包装设计要是没做完就把推广文案带过来，我先看看，正好后天金总也会回来，到时你跟他道个谢。”
“好的。”
挂了电话，罗华长长吐了口气，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连日来的麻木、颓废与疲惫似乎都随着这口气吐了出去。
他立刻起身去找护士办出院手续，却被告知今天是周日，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不上班，无法审核结算医疗费，所以想办出院得等到明天。
无奈下只好回病房取了挎包，打算先回家看看，顺便换身衣服，身上的这套衣服在医院里滚了五天，都快馊了。下楼时给杨卉打了个电话，想问问她的进度，可是铃声响了半天也没人接。
户外的阳光明亮得刺眼，他在屋檐下站了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了强烈的光线。这是他住院以来第一次下楼，虽然身体还没有彻底康复，但也好得差不多了，只是感冒没有完全过去，说话时还有一点鼻音。
出了医院大门，罗华没有打车，四方街距医院并不太远，中间只隔着一所理工大学和几个规模不大的社区，抄近路的话最多只有三站地的距离，他打算直接走回去，顺便恢复一下体力。
穿过两个社区，途经理工大学的时候，手机响起来，罗华看了一眼，是杨卉打回来了，顺手按下了通话键，恰逢这时几个大学生嬉笑着从身边过去，他看到其中一个男生长得很帅气，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杨卉似乎知道罗华要问什么，没等他发问就主动说：“功课做完了，不过我现在有点事，晚一点给你送过去吧。”
“好。”罗华一直注视着那个男生进了理工大学的校门，才转身朝四方街走去。
杨卉进门就从包里取出U盘：“请领导验收，哪儿不行我回去改。”
罗华笑道：“比我预计中要快，我以为至少还得一两天才能做完呢。”
“其实前天就做完了，但是这两天被我妈叫过去陪她作伴，没空给你送来。你在看什么？”她注意到罗华手里拿着东西。
“初中时的照片，无意中在一本书里翻出来的。”罗华随手递给她。
照片里只有三个人，罗华在左边，中间的是个憨憨的小胖子，右边的是个黑小子，看上去鬼头鬼脑的。
“这是我父亲拍的，当时他着急洗照片，相机里还剩下几张胶片，就随手给我们拍了，要是平时他可舍不得用来拍我们。这个黑小子叫小军，中间的胖子是二奎，上学时我们仨的关系最好，经常结伴逃课跑到小军家里承包的养殖场去玩。”
看着昔日的照片，少年时的回忆如同浮现在眼前，罗华笑着给她讲起儿时的趣事：“有一次我们把鞭炮里的火药拆下来装进罐头瓶子里，扔到池子里炸鱼，结果火药放多了，差点把我们自己炸到，被小军他爸追着揍了好几里地，吓得我们不敢回家，晚上在苞米地里忍了一宿……”
讲着讲着忽然发现杨卉没了动静，抬头看去，见她盯着眼前的照片，眉头轻蹙，似乎若有所思，不禁问道：“怎么了？”
“哦，没什么……”杨卉有些心不在焉：“后来呢？”
“本以为小军会当一辈子渔民，没想到赶上了政府填海造地，他家的养殖场就在吹填范围内，拿到了好大一笔征地补偿金，在海南买了一所房子，把一家老小都接过去定居了。”
“哦。”杨卉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照片。
罗华接着道：“这个二奎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巧的是我前几天打车正碰到他在路上查酒驾，原来这小子当了交警，于是我就托他帮我办一件事。”
杨卉的脸色变了一下：“什么事？”
“上次你说卡宴不想让你毕业后进入他父亲的公司工作，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好在我记住了卡宴的车牌号，就请他帮我查了一下……”
杨卉猛地抬起头，看向罗华：“查到了什么？”
“那辆车登记的车主的确是忠信开发胡老板的公子，但是我看到这位胡公子的驾驶证照片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和上次跟你一起来看房子的卡宴不是同一个人。”
杨卉咬着嘴唇不说话，眼睛直直地盯着罗华。
罗华轻轻叹了口气：“你被骗了。”
杨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紧接着泪水夺眶而出，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罗华轻吐了口气，站起身打开装着捐助证书的柜子，翻开最上面的一本证书，里面夹着那张大山里的合影。他拿起来看了看，发现自己和小军、二奎照相的时候没有戴眼镜，他笑了一下，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董柯挂断电话，无力地倒在沙滩上，这一刻，他有点憎恨那个叫董建国的人，如果有下辈子，他发誓再也不做董建国的儿子。
董柯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夏天的黄昏，那年他十四岁，已经辍学大半年了。当时太阳还没有落山，他从桥头镇供销社的药材门市出来，手里拎着给父亲抓的中药，是用刚刚卖掉荆条的钱买的。
将麻黄、杏仁、通草、石膏和浮萍等放在一起熬，能治疗肾炎引起的全身浮肿，这是镇上一位老中医给的偏方。麻黄、杏仁这些东西和荆条一样，山里就有，重要的是通草，这是南方的植物，东北没有，只能到药店去买。
供销社西边不远有一座青色围墙的古老院子，虽然是平房，但是对整个镇上都没有几栋小楼的当年来说，已经算是数得着的住宅了。每次经过这个院子，董柯都会加快脚步离开，同时低着头尽量不朝门里看，生怕被里面熟悉的一草一木勾起心酸的回忆。就在半年前，他还住在里面，因为，那里曾经是自己的家。
这个院子是董柯从未见过面的外公留下的遗产，小时候他听母亲说，外公年轻时是生产队的大队长。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连最低品级都不入的职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权利大得惊人，尤其在农田耕地和宅基地的划分问题上，村镇两级干部都插不上手。所以当外公把原来住在里面的地主一家赶出去，宣布这所宅子归为已有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后来那段历史时期结束，地主一家也只是领到了象征性的一笔赔偿金，房子并没有退赔回去。直到半年前，父亲把它在赌桌上输了出去。
父亲是在母亲离家出走之后染上赌瘾的，自从他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洪水中泡了一夜，把身体冻坏以后，家里就没消停过，父母整天吵架。那时董柯还小，搞不懂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明白。
母亲是跟着一个开小轿车的外地老板走的，对方想要在镇上投资办一个坚果加工厂。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野生的榛子树，也出产大量的核桃和山杏，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山里的东西运不出去，最后，加工厂没有办成，那个老板没有带走一颗榛子，只带走了母亲。
母亲走的时候董柯正在学校上课，据说她是笑着走的，就像当年笑着嫁给父亲时一样，只是在临上车前望着小学校的方向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晚上回到家，父亲告诉他，你没有妈妈了。
董柯不相信，到处找，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母亲，最后，他跑出镇子，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悠长小路放声大哭……
今天，院子门前站着一个人，见他走过来，问道：“你叫董柯？”
董柯感觉那人站在这里好像是专门在等他，但是他确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他抬起头打量对方，这是个神情肃然的中年人，好像天生就不会笑，刻板方正的面容很像学校里严厉的数学老师，看着自己的时候目光中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少年的董柯说不上那叫什么，直到后来很久，才意识到那种目光应该叫做悲悯。
“我叫罗为民，是你父亲的哥哥，你应该叫我伯伯。”那人说着，上前握住了董柯的手，他的手掌温暖有力，不像父亲那样冰凉中透着虚弱。
董柯有些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伯伯没有抗拒，心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任由对方拉着他的手向山里走去。
山里面有一个不大的自然村，据说是当年大跃进时期的青年点，那里还保留着外公当生产队长时的一套老房子，父亲输掉了镇上的宅子后，那里就成了新的家。
山路漫漫，倦鸟投林，一路上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印象中那天的夕阳把他俩的影子拖得老长。
当天晚上，父亲和罗为民整整聊了一宿。董柯往返走了十几里山路，又困又乏，脑袋挨上枕头就睁不开眼了，迷迷糊糊中听到“老头子死了”。对十几岁的董柯来说，并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怨恨。
第二天罗为民走了，临走前用自己带来的照相机和他在门前的大榆树下合了一张影。董柯至今仍保存着那张照片，罗为民坐在石碾子上，肃穆的面容中透着一股难言的悲苦，自己则神情拘谨地站在他身边，紧张得手脚都不知怎么放。
父亲望着罗为民下山的背影对他说，你可以继续上学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激动得他又蹦又跳，当晚尝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的滋味。
从那以后，罗为民经常来山里看他们。父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董柯再也不用砍荆条去卖钱抓药了。大概隔了半个多月，董柯和父亲又搬回到镇上去住，因为父亲把输掉的老宅子赎了回来。不用问他也知道，这些都是罗为民出的钱。
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董柯终于如愿以偿地重新回到学校，但是由于之前落下的课程太多，中考成绩不理想，在罗为民的建议下，他留了一年级才考上了镇里的重点高中。因此，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后来上了大学，他都比同年级的学生大了两岁。
罗为民还一度试图寻找离家的母亲，被父亲知道后坚决阻止了……还有太多太多的回忆无法记述，他只记得，那时的阳光很暖。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可以选择自己脚下的道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罗为民这样告诉董柯。
说这话的时候，恰逢他那个叫做罗华的儿子从家里偷出一大笔钱跑到南方去做生意，那是罗为民卖掉了一所楼房的钱。沿海城市的开发区不同于大山里的村镇，房子很值钱，当时董柯不知道罗为民为什么要卖房子，只知道那个大自己两岁的堂兄实在是不争气，伤透了罗伯伯的心。
董柯能感受到罗为民说这番话时内心的苦闷和极度失望，加上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偷偷想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希望罗为民是自己的父亲。
“每个人活着都有自己的责任，你爷爷当年抛弃了你父亲，他临死前把你们父子托付给我，所以照顾你们，替你爷爷赎罪，就是我的责任。”罗为民看着眼前明媚的阳光，语气坚定而沉重。
董柯这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叫罗上林，年轻时被下放到喀沁县桥头镇劳动改造。那时的桥头镇还不是镇，叫做桥头公社。如同当年很多知青的故事一样，罗上林在这里邂逅了一段朴素的爱情，后来为了回城，不得已又为这段感情划上了句号。
至于罗上林为什么被下放，与罗为民的母亲又是怎样的一段经历，董柯没问，他也没有兴趣知道，但是这次谈话后，责任两个字就成了一座无形的大山，从此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原因是父亲的赌瘾并没有戒掉，也许在罗为民的劝诫下短暂地戒过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复发了，而且变本加厉——在董柯考上大学不久，他又把那套失而复得的老宅子输掉了。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随着全国房地产热的蔓延，镇上的土地也变得值钱起来，光是拿到手的拆迁费就是一个从前不敢想象的数字，但是最终都被父亲在赌桌上输掉了，据说还额外欠了很大一笔钱，董柯猜罗为民卖房子很可能与此有关。
“都是你妈害的。”每次听到父亲对自己沉迷赌博做出这样的辩解，董柯只能沉默不语，母亲的出走使父亲忍受不了精神上的寂寞，而究其原因，是父亲身体的不能使他无法满足母亲灵魂上的空虚，所以在这件事上，说不清谁伤害了谁。
父亲不得不再次搬回到山里去住，但是没住多长时间就下山了，因为病情恶化了，由原来的肾衰竭转成了尿毒症，要靠每周两到三次的透析才能维持生命。这回不仅是山里，连镇上都住不下去了，因为镇医院不具备做透析的条件。几经辗转，又是在罗为民的帮助下，在喀沁县城里租了一间民房，并找到一位与外公沾点亲戚的故人，拜托他不时过去照看一下父亲。之所以不去条件更好的市级医院，是因为国家有专病扶持政策，在县级定点医院做透析的费用远低于市级医院。
尽管如此，父亲的医药费、生活费，加上他上大学的费用，仍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整个大学期间，董柯不敢乱花一分钱，更不敢交女朋友，甚至对一些女孩明显向他示好的举动避之不及，以致被同宿舍的人误以为他身体有什么毛病。到了假期，董柯拼命打工，努力积攒自己的学费，因为这时他已经明显感觉到罗为民的家境快被自己和父亲拖垮了。
就这样艰难地熬到了大学毕业，血液透析也无法挽回父亲沉重的病情，要想保命，唯一的方法是肾脏移植。当时董柯在一家民营企业里供职，由于缺乏经验与人才泛滥，只能拿到不足三千元的月薪，抛去房租和基本的日常开销，根本攒不下钱。
拿到肾源配型结果的时候，董柯犹豫很久做不了决定，不仅仅是担忧手术费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不情愿。他知道产生这样的想法很不孝，但是不知该怎样说服自己。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美好人生的初始，而他却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牵过。
走在明亮的阳光里，董柯看不到一丝光明，他的明天注定是黑暗的，而且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他只知道一件事——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冯铁霖下楼回办公室，却见闫晓川正在门前抽着烟来回转悠，看样子是在等他。冯铁霖以为对方又要说把自己调回来的事情，谁知闫晓川见了他把烟头一扔，拿出一张纸来，接过来一看，又是监控截图。
画面的主体是一条马路，一辆公交车刚刚驶进马路对面的公交站点，正在上下乘客，靠近镜头的一侧，贴着路边停着一排出租车。
第一辆出租车旁边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正拿出香烟分给身边的两位，紧挨着他接过香烟的正是六二零案的第二个被害人，雷利军。发烟的则是案发前目击到凶手上车的老邹。另外一人不认识，想必也是其他出租车上的司机。
结合周围环境，冯铁霖认出这是翠华宾馆门前的监控探头拍到的画面，同时想起这个录像是案发后第二天闫晓川特意去翠华宾馆拷回来的，当时自己还在宾馆门口遇到了他。
“老大，你注意这里。”闫晓川指着画面上公交车站点的位置让他看。
一个侧面的人影伫立在公交车站牌前，似乎在查看公交车路线。拍摄距离较远，人在画面中的比例很小，镜头也只拍到这个人的半边脸，若不是特别留意，很容易一眼就滑过去了，但是在闫晓川的指点下，冯铁霖顿时感觉这个身影有点眼熟，仔细辨认了一下，是罗华！
“确定是他？”
问话的同时，冯铁霖扫了一眼左上角的拍摄日期，是六月十五日。雷利军的遇害时间是六月二十二日，这是雷利军死前一周拍到的。
“确定。”闫晓川道。
“不是恰巧路过？”
“绝对不是。这张截图只是翠华宾馆门前监控最后一次拍到罗华的画面，之后他应该是转移了位置。而在此之前，从六月初开始，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除了周末，罗华几乎每天晚上六点钟左右都会出现在这个公交站点，七点前离开。离开的时候是步行，没有乘坐任何一趟公交车，我实际测算了一下，从翠华宾馆门前到龙湾广场，步行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
“除了周末？”
“准确地说，是周五、周六和周日这三天。”
闫晓川走后，冯铁霖下楼取车，再次看到了那辆风挡前立着新闻采访牌子的依维柯，心里顿时一阵膈应。上次见过铁皮，他才知道对方不是来采访治安科老李的，而是冲着自己手里的六二零连环杀人案来的。他犹豫了一下，有心警告对方在案件侦破前不要胡乱报道，想想还是算了，在媒体面前永远是多说多错，况且自己说了人家也不会听。
放下心思，一路开到观海别院小区，通过保安的指引，在业主服务中心找到了小区的物业经理。当初郑国栋遇害时就是这位物业经理报的案，没想到对冯铁霖还有印象，居然记得他姓冯，听说他要调看监控，显得有些意外：“案发当晚和前一天的录像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我想看看更早一点时间的，对了，你们的监控录像保存多久？”
“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安保条例走的，所有的监控内容都保存三十天。”
冯铁霖长长舒了口气，郑国栋遇害已经过去十天了，据他所知，多数小区物业的监控只保存十五天，来之前真怕原来的内容被覆盖了。
去监控室的途中，冯铁霖从物业经理的口中了解到，观海别院小区里面除了市环保局，还有市工商局、烟草专卖局，以及市内一所重点高中的集资楼，一共十九栋，几乎占到整个小区住宅楼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自小区落成之日起，这些房子八成以上的时间都空着，因为集资楼的业主们全部在市内上班，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趟开发区，只是夏天偶尔带着放暑假的孩子过来住几天，这也是小区整体入住率低的主要原因。
监控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小区住户示意图，冯铁霖注意到市环保局的三栋集资楼并不是紧挨在一起，其中两栋在小区的最北边，另一栋则在小区西边偏南的位置，与西门的消防通道之间只隔了两栋楼。
物业经理解释说，虽然都是集资房，但是面积不一样，越往南的房子户型越大，反之越小，从外面的阳台和窗户尺寸就能看出来，郑国栋家就在西边偏南的那栋楼。
“冯队长打算看哪一天的？”
冯铁霖盘算了一下：“从六月五号开始吧，下午五点半到七点之间。”
六月五日，星期五，是按照录像保存期能够往前推到的最早的一个周末。
“具体哪个位置的？”
冯铁霖看着面前巨大的液晶屏幕，找到小区西门的监控画面，道：“这个。”
在物业经理的亲自操作下，对应时间点的画面调到了旁边的一台独立显示器上，冯铁霖拉过一把椅子，接过鼠标开始快进。
西门外的步道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步道外面设有升降桩，汽车开不进来，平时大门也不开放，只在边上开着一个小角门，即使是下班时间，走这道门的人也不多。
冯铁霖眼睛紧盯着显示器，每当屏幕上出现人影时，就立刻停下鼠标，把画面往回倒一点确认一下。这么做虽然有遗漏的可能，但也节省了大量时间，否则就算给他一天的功夫也看不完想查询的内容。
即便如此，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也令他的眼睛酸涩不止，在反复确认了十多个人无果后，一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定格在画面中间——郑国栋，时间是六点四十五分。他顺手记下时间，坚持把录像看完，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发现。
冯铁霖点了支烟，让物业经理播放第二天相同时间的录像。这次郑国栋出现的时间稍早，六点三十八分。
第三天的录像不用看了，因为这一天是周日，郑国栋通常在周日中午前后就离开开发区返回市内了。
接下来是六月十二日，郑国栋遇害前的周五，依然是六点半过后，郑国栋从西门步行走出小区。
次日，周六，郑国栋没有出现在录像中，看来他这天晚上没有出门。
虽然统计的次数有点少，不过总的来说，郑国栋的行为比较有规律，他确实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如果录像保存期再长一些的话，相信这个结论更有依据。
冯铁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又挑了另外一个位置的监控画面。这个探头安装在郑国栋所在楼的远端，拍摄角度很广，能够把单元门和对面的小花坛全部覆盖进去，仍从六月五日下午五点半开始观看，不过这次他没有快进。
录像开始，画面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三四岁大的孩子在楼前空地上玩球，孩子很调皮，经常把球四处乱踢，害的妈妈总是捡球。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一名头戴棒球帽的男子溜溜达达走进画面，很自然地在花坛旁边的石凳上坐下，从兜里掏出手机鼓捣起来。由于监控探头安装得较高，拍不到这名男子被帽檐遮住的面孔，但是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和身上穿的灰色半袖T恤，冯铁霖感到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
过了一会儿，孩子又把球踢飞了，恰好砸在男子身上，孩子妈妈赶紧朝这个方向跑过来，男子弯腰捡起落在脚边的皮球，抬起头把球交给对方的瞬间，监控拍到了他的脸，是罗华！
年轻妈妈大概担心再次打扰对方，接过球后领着孩子走出画面，估计是找没人的地方去玩了，罗华依旧坐在原地鼓捣手机。
在这之后，屏幕上很久都没有出现其他人，只有罗华自己，画面安静得令人窒息。这个过程很漫长，冯铁霖的手好几次放在了鼠标上，最后都强迫自己忍住了，生怕在快进的时候疏漏了某个细节。
不知过了多久，单元门开了，郑国栋从里面走出来，似乎没有注意到坐在对面的罗华，从他身旁走了过去。冯铁霖看了一下时间，六点四十四分。
一分钟后，郑国栋经过西门的监控，顺着步道出了小区。与此同时，罗华收起手机，走出画面。
接下来的三段录像，罗华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每次都坐在同样的位置，有时玩手机，有时就是单纯地看着远处发呆。即使最后一次郑国栋没有外出散步的那天，罗华也来了，看着两个半大的孩子在楼前空地上打羽毛球，直到七点过后才离开。
看得出来，郑国栋没有对罗华的出现产生丝毫警惕和怀疑。第三段录像，就是六月十二日周五这天，罗华甚至故意拿着香烟迎上去找郑国栋借火。从当时拍摄的画面能看出，在这个短暂的接触中，两个人简单交谈了几句，罗华还用手指了指旁边的一栋楼。
单凭这个动作，冯铁霖就能猜到，郑国栋把对方当成是同一个小区的住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