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师炮兵群发现339高地越军炮火的威胁后,即集火进行压制。后改用短延期引信进行破坏射击,发射炮弹17发,击伤敌85加农炮2门。

  10时左右,坦克8连右路(坦克一排)5辆坦克冲到了339高地东侧公路交叉口。由于冲击速度过快,步兵都没有跟上来。前方有一座木桥,先头的801号战车正准备过桥,发现桥对面有一辆吉普车驶过来,后面还跟着两辆卡车,一辆上面满载着30多名越军工兵,另一辆装有地雷等装备。吉普车驶到桥头停下了,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头戴大盖帽的越军军官。他走到距离801号车约20米左右处站住,显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指手画脚,意思是要坦克给他让路。说着说着这名敌军官突然发现了眼前坦克上的红五星,当即吓坏了,转身就往车上跑。

  801号车上的1排长朱司贞哪肯放过他,立即指挥炮长陈伟文操纵机枪猛烈开火,当场将这名敌军官击毙。后面卡车上的越军立时慌了神,有的胡乱叫喊着,有的就往车下跳。陈伟文毫不客气,连发4炮,将两辆卡车全部打得起火爆炸,车上的越军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嚎叫。还有一些跳下车来的敌人转身向四处奔逃,又被陈伟文用机枪追着猛扫,死伤一光。


  打掉了这股敌人后,坦克通过小桥继续向前冲击。10时20分左右,在801号战车引导下,8连5辆坦克比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冲进探某,展开战斗队形猛烈开火射击,打得越军乱成一团,极大震撼了同登之敌的防御。越军急忙组织探某阵地群、339高地、鬼屯炮台等几处火力夹击坦克8连。

  由于没有步兵协同跟上,坦克8连5辆坦克孤军奋战,先后都被敌弹击中,带队指挥的坦克3营营长胡扬发、1排长朱司贞和803车车长韦忠初、炮长黄进飞、二炮手张宜汉等人壮烈牺牲。

  经过半个多小时激战后,坦克8连虽击毁敌火力点、兵器一批,但自己也有2辆坦克被击毁,其余3辆坦克带伤,撤回了同登西北无名高地北侧。


  在这次支援步兵穿插探某的战斗中,坦克8连提前半小时插到指定位置,打得英勇顽强,先后击毁敌火车一列、汽车6辆、火炮10门、火箭筒5具、火力点14个,歼敌百余名,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割裂了敌人的防御,为主力歼敌做出了贡献。

  战后,第55军坦克团8连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坦克连”荣誉称号,801车、803车荣立集体一等功,陈伟文、占有能荣立一等功,胡扬发、何关牛、朱司贞、韦忠初、黄进飞、张宜汉等烈士均被追记一等功,802车、807车、912车荣立集体二等功,全连共有52人荣立战功。

  


  下面是163师487团七连六班长黄锦成的回忆: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斗中,我们163师487团七连在攻打同登和谅山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被中央军委授予‘攻坚英雄连’光荣称号。作为这个连队的一员,我感到很光荣”。

  说起开赴前线,准备打仗的往事,黄锦成仿佛觉得所发的一切就在昨天。“我们往边境开进的时候,从揭阳坐了8天解放牌汽车,沿路经过揭西、惠来、五华、紫金、博罗、广州、肇庆、高州、湛江、镰江、遂溪、广西、钦州等等地点,进入友谊关前线,坐了8天车,到了驻地后,我们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土”。

  过了友谊关,来到与越南相连的金鸡山下的弄尧村,这里与越南土地交界,黄锦成说他们的位置与敌人哨兵最近距离也就300米左右。刚到一个新的驻地,且敌人的哨位就在眼前,所以,很多新兵心里都会有点害怕。
  
  荣立一等功的黄锦成


  1979年1月29日,大年初二夜里一点左右,六班班长黄锦成和班里的机枪手朱建民一起放潜伏哨。因为是潜伏哨,黄锦成他们手中的枪已经子弹上膛,保险打开,手榴弹拉环拉出放在那里。当时,黑漆漆的夜里,只有风声和树叶的沙沙声。黄锦成他们俩静静的在潜伏哨位上观察,突然间,黄锦成觉得有声音,是人的脚步声,远远地听到在小路那头噼里啪啦的有人偷偷地走了过来。在这样漆黑的夜里,从敌人方向有人走过来,黄锦成的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来的是什么人?来了多少人?

  容不得黄锦成他们俩个商量对策,来人就差不多快到跟前了,黄锦成咚地一下站起,手中的枪指向来人,大叫一声:什么人?来人也被吓住,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黄锦成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五个越南妇女,她们手中没有看到武器,嘴里说着白话,能用语言交流,黄锦成他们自然不会开枪,就把这五个越南妇女当俘虏抓了回来。


  在开战前,我方的侦察兵天天都在想方设法抓俘虏,黄锦成说:“那个时候,我们的黄达忠副团长天天带着侦察排要抓俘虏啊,想了解情况啊,在这种时候,我一抓就抓了五个,还是活的。当时我不知道她们五个人里面会不会有特工?虽然说是妇女,但是都是年轻的妇女,会不会是越军的情报人员呢,所以上级部门指示连队马上将五个俘虏往上送。第二天,师里面就发了一个全师通报,给予我嘉奖,当时就说给我立一等功。”

  第一次突发敌情,在看不清对方有多少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有没有武器,来人后面是否还有支援的紧急情况下,黄锦成凭着机智勇敢、不费一枪一弹就打了一个漂亮的遭遇战。


  黄锦成他们驻扎的弄尧村四面环山,两边都是很难攀爬的峭壁高山。当时,所有村民已经撤离,村子四周布满了地雷,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口。

  1979年2月16日,黄锦成所在的三营全部进入弄瑶村隔着的弄怀村出发阵地,做好了进攻准备。“那天傍晚开饭,菜式还很丰富,我们一帮战友在喝酒,想着明天准备为国捐躯了,这最后一餐饭要吃好点,每个人说话都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样子。

  因为根据我们接到的作战任务,是要先打下同登这个军事要点,再打探谋,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在喝酒的时候,战友们就说,看明天到12点谁还活着;也有的战友说,话不要说那么远,如果明天打不到那里,完不成任务,那我们这帮人可能就牺牲得差不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都没有过打算活着回来”,黄锦成说。



  
  这是张运合(背向镜头者)副连长给我排作最后动员!这是我突击队出击前一刻!在战斗打响后三小时内我排死伤过半!包括副连长张运合牺牲!排长黄金星腰部负伤!四班长何柏进、四班副赵三定、五班长龚业钊(负伤)五班副李国凡(牺牲)六班长黄锦成(站前排张应合对面左)六班副梁岳、机槍手石军元(牺牲)、战士袁通伟牺牲时只有十九岁!

  第一次举起枪,第一次枪的准星瞄准的不是靶心,而是你要射杀的敌人时,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紧张的,但是,没过多久,当看到战友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或是受伤流血,作为一个士兵,此时此刻你就会热血燃烧,毫不手软地把手中的子弹射向敌人。

  黄锦成说“1979年2月17日拂晓,万炮齐轰,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在坦克引领下,我们开始越出国境,向同登2号、4号、5号高地发起进攻。我们突击排一路打下去,在2号、4号高地还没有遇到太强的敌人火力。打到5号高地时候,排长黄金星和五班长龚业钊带领五班第一个突破5号高地,开始与敌人面对面开火了”。
  
  这是团营首长与我连部份干部在弄瑶边境观察地形时留影!左一连长张崇福烈士、左二副连长张运合烈士、左三副团长黄达忠、左四唐副营长、右一副指导员曾德云、后右一二排长黄金星、后左一司务长黄俊恒!


  这个时候,黄锦成所带的六班紧跟着五班,五班是主攻班,一路向前突破,在5号高地遇到了敌人激烈的阻击。“我们跟在五班后面,也在向5号高地进攻,等到我们冲到5号高地时,前面的五班就已经牺牲3、4个,伤亡很大。我没有停下,一直往山上走,当我们班冲到5号高地的山头上时,五班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战士,排长腰部受伤了,还在坚持指挥战斗”。说起第一场战斗,黄锦成还是记得十分清楚。看见黄锦成带着六班攻上山头,受伤的排长马上将指挥战斗的任务交给黄锦成,他二话没说临危受命,赶紧组织兵力阻击敌人的反扑。

  这个山头地理位置重要,因为我方需要这个山头阵地来做为进攻的依托、救助伤员。小山头不大,也就是一小块高一点的地,长宽大概100米左右。当时,五班牺牲的5、6个战友躺在地上,满地都是牺牲的战友和伤员。


  在这种情况下,黄锦成他们坚守在山头上,一边打击敌人的反扑,一边替负伤的战友包扎。就这样打了将近半小时,后面部队才开始上来增援。到这个时候,敌人也看清了战机,在调集周边的火力集中打5号高地,同时还想用火力切断对5号高地支援的部队,情况十分危急。5号高地成了一个孤立点,黄锦成带着大概10个战友守在山头,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黄锦成说:“守在5号高地的时候,我们真是打红了眼,当时,五班战士朱文明和梁恩煌带伤坚持战斗,五班机枪手石军元已经牺牲,李国凡身负重伤,还在我替他包扎时就牺牲了。看着战友牺牲在我的怀里,心里很难过,但我没时间悲伤,赶紧叫我们的机枪手朱建民和苏干河用火力压住敌人,在激战中,我班新战士袁通伟牺牲,罗正林也负伤。连队后续部队也在用火力阻击敌人,我们左边7连也在向5号高地靠拢,右边2营也投入了战斗,本来2营是预备队,也投入战斗了,在我们的猛烈火力攻击下,敌人开始撤退了。敌人撤,我们还追着他们后面打”。


  就这样,黄锦成和战友们打赢了第一场战斗。开战前后不到三个小时,黄锦成的连长张崇福、副连长张运合壮烈牺牲。攻上5号高地后,突击排长负伤,开战三个小时之内,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上,黄锦成从六班班长升为排长,独立指挥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守住了5号高地。

  黄锦成说:“打仗第一天,在5号高地这个地方,我亲手击毙敌人都有3、4个,打死打伤超过10个。双方战斗最远的射击距离面对面也就大概50--100米,当时打得相当惨烈,在战斗中,友邻的7连指导员吴厚鑫和副连长李国杰也在战斗中牺牲,到中午1点左右,我们突击排损员超3成”。


  战斗还在继续,黄锦成和战友们一路往前推进,敌情分分钟都在:“在沿着5号高地的战壕向前进攻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一个受伤来不及撤退越南兵趴在战壕里稀里哇啦在叫,看他没有反抗能力,也没杀他,就把他放在那里,我们继续向前打。在往前打的过程中,我们又碰到一个守敌,这家伙不知道他的部队已经撤退,听到我们冲过来的声音,他就伸个头出来看,我立刻一个点射打过去,没击中。

  当时,我离这家伙也就20米左右的距离,他反应也是非常快,马上就扔了个手榴弹过来,这个动作几乎和我的枪声同时完成。我的枪一响,就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扔了过来,在瞬间我一个转身,把几个战友扑倒趴在战壕里面,手榴弹就响了。我感觉后背很痛,以为受伤了,让战士看我的背是否受伤,还好没有。惊魂未定中我在战友的手榴弹袋里抓了两个手榴弹同时扔过去,把他给炸死了”。


  黄锦成说,这种捡回一条命的感觉,在每一次战斗后,都会有同样的心情和后怕。3月4日,黄锦成他们连队接到作战任务,攻打谅山南区的391高地。谅山脚下有条河,叫奇穷河,这条河将谅山分为南区和北区,391高地属于谅山市南区比较高的山。北区在早几天就已经被我方攻下,黄锦成他们从北区要进到南区,必须经过奇穷河,唯一的通道就是奇穷河上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要点,越军早就布下了重兵火力,对大桥进行了标定射击,黄锦成拿着一张照片说:“当天早上6点多,我们在坦克掩护下,比较顺利地过了这座桥,但从桥头到391高地的山脚下,还有近两公里的距离,就是这一段距离,让我们伤亡很大。我们排在通过铁路桥时候就已经损伤了几个战友,通过公路进入391高地山脚的时候又有几个战友牺牲”。

  攻打391高地,黄锦成带着二排跟在一排的后面往上攻。他说:“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山脚,他们在山上,在我们的背面,还有一个山洞也有敌人的火力,他们利用暗道,山洞火力,在我们背后猛打,造成我们伤亡很大,在那里牺牲了几个战友,李国超、练坤元就牺牲在这个地方,王伟洪也在此负伤。


  当时,我们连队让一排主攻,我带领的二排作为助攻。由于一排在向391高地攻战过程中组织不严密,一排长李金盛只带6个人上去,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6个人当场就牺牲了3个,进攻一时受阻。一排进攻受阻,我们二排自然变成主攻接着往上打,根据地形,我们利用竹林、树林进行阻击,并快速往391高地进攻。

  四班长何柏进和副班长赵三定身先士卒带领四班首先向山顶发起冲锋。在全排战友的浴血奋战中,在友邻七连配合下,迅速攻克了391高地。战后,上级授予我连《一举打过谅山去迅速攻占391》的锦旗,这一仗,从6点打到9点半就拿下了391高地,有很多战友牺牲,练坤元、翁天泽、林锐根、叶建辉等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缴获了敌人37高炮4门、60迫击炮2门、高射机枪2挻、手枪一支和轻武器一批”。这一仗打得激烈,黄锦成带领的二排表现突出。


  打下391高地,就把整个谅山市拿下。“3月5日,我们接到命令回撤。接到命令后,我们开始做好准备回撤,此时,连队接到特殊任务,要留一个排在谅山市奇穷河一线进行防御,掩护全师安全撤退,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在连队开会时,我们几个排长都争着要承担这个任务,根据连里的安排,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落在了我们排。

  掩护全师撤退任务非同小可,上级给我们排加强了8班,配备了一个无后座力炮炮班,一个火箭筒班,一个重机枪班,这样加起来我们排将近有100人左右”。黄锦成说,越是打到最后,越是小心,尽量不能让战友负伤或是牺牲,胜利回国是他和战友们最大的心愿。

  这是黄锦成打的最后一仗。他说:“6号下午3点钟左右,敌人来了3个卡车,上面全是越军,在2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始向我们进攻,我们在炮火的支援下,对敌人给予了狠狠的反击,经过二小时战斗,消灭30来个敌人,击毁敌人装甲车一辆,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敌人开始撤了,但我们仍然坚守在阵地。第二天上午大概10点左右,越军又向我们进攻,想把被我们打坏的那辆装甲车抢回去,打了1小时后,又跑了”。随着部队的撤退,我们在奇穷河边坚守激战三昼夜,光荣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全排无一损伤胜利回国。

  “这场战争,我们全连牺牲28名战友,其中我们主攻排牺牲了11人,68人负伤。仅我们排就有18人负伤,我排从广东出发28人,只有4人完整返粤”。40年后的今天,说起那场战争,说起牺牲的战友,黄锦成的眼睛一片湿润。
  




  



  


  



  



  
  烈士的家乡比较遥远,烈士的亲属不可能每年都来边境扫墓。梦雨就把烈士当亲人,每年的清明节,都会自费买来水果、香烛等物品来陵园为烈士祭拜上香 。

  近年来,参战老兵前来边境为战友扫墓的越来越多,梦雨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总是利用业余时间为参战老兵提供帮助。梦雨为烈士家属排忧解难、热心服务的事迹通过参战老兵传遍全国。被参战老兵亲切的称为“爱心大使”。


  



  



  2月17日164师从北山出境,于6时40分在美目山地段突破敌人防御,经几天激战拿下板然地区。第二阶段164师3个团同时展开向谅山推进。491团于16时30分占领302高地。491团3营攻占了385高地。491团1营攻占巴外山,粉碎敌两次连规模的反击,歼敌252名,两天推进了15公里。164师491团于1日12时30分攻占敌141团团部所在地波寮,2日9时25分,该团3营占领市公安局、省行政委员会、国际旅行社、谅山大桥。164师从偏师率先打进谅山并占领省政府(行政委员会)。

  特别是491团3营率先占领省政府,被中央军委授予攻占谅山先锋营称号。

  下面转一篇时任164师491团3营营长潘志保在2009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了解一下164师的作战情况。
  
  许世友司令员与参谋长周德礼在164师炮团视察


  自卫还击,明天就是胜利三十周年,为了纪念和我一道战斗的全营战友和为国捐躯的英烈,我必须把三营在自卫还击作战的英勇事迹,再告天下,让年轻一代永远不要忘记,老一辈为保祖国的领士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所作不怕牺牲和流血的贡献。也让活着的战友们,永远怀念这场战争的历程,更加珍惜在战斗中结下战斗情谊,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十五军一六四师四九一团三营(以下简称:“三营”)是具有英勇善战传统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在围攻德会的战斗中,这个营的七连能攻善守,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打进敌人心脏后,坚守阵地三昼夜,连续打退敌人十七次反冲锋,消灭敌人二百八十多名,涌现出了威震敌胆的战斗英雄杨德银。至今“英雄杨德银排”的锦旗还光辉夺目。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斗中,我营的干部战士发扬了我军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当先锋打头阵,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接连取得攻克坂然、丹登、巴外山、波寮、谅山等五战五捷的胜利,把红旗插进谅山“要塞”。毙敌二百二十八名、俘敌十九名,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为保卫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荣获了“攻占谅山先锋营”的锦旗,广州军区给我营和我荣记一等功。在英雄的战史上又写下了新的篇章。


  穿插坂然如尖刀

  自卫还击作战第一仗,我营奉命担任穿插任务,从国境线内出击,三小时内要抢占坂然西南—侧无名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协同师主力全歼坂然地域之敌。

  要在敌人潜逃之前插到敌后,把敌人包围起来,形成瓮中捉鳖之势,这是一场恶仗。战斗打响之前,我先后三次组织班以上干部骨干勘察地形,选择进攻路线,发动群众分析敌情,研究了各种情况下的处置方案。党委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号召干部战士为祖国争光,杀敌立功。全营干部战士个个磨拳擦掌,纷纷向党表示决心:要象尖刀一样插进敌人心脏。担任尖刀连的八连连长何仕辉对团的领导说:

  “我是共产党员,愿为党的事业献身。如果我牺牲了,我那一百元存款就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二月十七日拂晓,自卫还击战斗打响了。我营指战员怀着对党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越南侵略者的无比愤慨,象猛虎下山,以迅猛凌厉之攻势直插坂然。


  从国境线到坂然,全程七公里,这一带,群山起伏,标高均在海拔五百米以上,支脉交错,沟谷纵横,草深树密,荆棘丛生。一般人在这里空手走上十几分钟也会气喘不止,何况战土们要擕带着几十斤的枪支弹药和战斗物资急行军呢!但是,干部战士们懂得:穿插分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就为胜利打下了基础,时间比生命还要宝贵!

  “快,时间就是胜利!”指挥员喊着冲在最前面。“快,跟上!”战士们一步不拉。为了争取时间,他们沿着婉蜒的羊肠小道飞速前进。遇到高山陡坡,手脚配合攀登而上,屁股坐地一滑而下;遇到宽沟深谷,就抓住藤蔓荡过去;遇到深草密棘就硬钻过去。

  “断崖!”一道六米多高的断崖拦在面前。崖下是乱石一片,左右无路可择。跳下去明知有危险,绕道走时间又不允许。怎么办?尖刀连八连指导员严海棉大喊一声:“跟我来,跳下去!”说着,战士们也都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身跳了下去。战士叶光涛右脚扭伤了。他带着伤痛,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在崎岖路上奔跑,领导叫他回后方,他着急地说:“好客易才赶上打一仗,怎么还没放枪就下去?现在我还能走,即使我倒下了,爬也要爬到目的地。”他找来一根木棍支撑着,一步一拐地前进,头上的青筋暴着,身上豆大的汗珠淌着,艰难的跟着。


  高山险阻挡不住他们前进,敌人设下的层层封锁线也被这把尖刀切开。当他们行至高楼东侧时,左侧高地上的敌人用机枪、冲锋枪扫射过来。我当机立断,命令担任尖刀任务的八连边打边插,不要恋战。八连连长何仕辉一声喊:“打!”战士们一齐开火。敌人措手不及,有的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就丧了狗命,有的则溜之大吉。

  他们以快刀斩乱麻之势,闯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前进到十号高地右侧时,又与敌人遭遇。这里离坂然已经很近,我决心抓住战机把这股敌人吃掉。一声令下,战士们奋勇向前,刹间杀声阵阵,枪炮齐鸣,象怒涛咆哮似的向敌人压过去。敌人死伤过半,抵挡不住想逃。“往那里跑!”配属八连担任火力组任务的机枪连付指导员大喝一声,架起重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六O炮也吐出了仇恨的炮弹。子弹,炮弹追到之处,敌人一个个应声而倒。指战员们边打边冲,不停顿地向目的地挺进。

  兵贵神速。坂然呈现在我营战士的眼前!这里弹痕累累,硝烟正浓。被我主力部队正面击溃之敌,正惊惶失措,在坂然一带慌乱集结,准备逃窜。

  “冲啊!不要让敌人跑掉了。”


  我马上命令三个连队分成三路直取坂谅公路,抢占坂然西南侧诸无名高地。三个连队象三把利剑直插敌后。神兵天降,敌人慌了手脚,还来不及抵抗,有的就被击毙,有的抱头鼠窜,一片丢盔弃甲景象。

  我营干部战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一小时四十分钟,奔进十一公里,翻越七座高山,突破敌人四次封锁,提前一小时二十分钟插到了指定位置。抢占了坂然西南侧诸无名高地,歼灭溃敌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打敌增援。这时,敌人一个炮兵班大摇大摆地向七连阵地前沿走过来。“准备战斗!”七连长王永迅指挥着,眼看敌人沿着公路走近,快进入我包围圈了。“捉活的!”敌人闻声丧胆,放下了枪和炮。副连长何玉熙带领着几个战士冲出战壕去捉俘虏。狡猾的敌人见来人不多,又拿起枪向何玉熙他们打过来。何玉熙不幸中弹负了重伤倒在地上。不久他又挣扎着坐了起来,举起手枪向敌人一指,命令道:“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打!”一阵枪响,仇恨的子弹穿进了敌人的胸膛,这个敌炮兵班被消灭了。不久,七连的干部战士又打掉了一辆敌汽车,毙敌十七名,生俘十五名。

  这次穿插,我营象一把尖刀,把敌人拦腰斩断,有力地配合我主力全歼了坂然地区守敌。

  斩关夺隘通谅山

  坂然一战告捷,我军以迅雷闪电之势,大踏步向越南的军事重镇谅山挺进。

  从坂然至谅山公路,蜿蜒在高山峻岭之间,公路两侧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敌人在公路两侧的诸高地摆兵设障,企图阻挡我前进。

  三营再举先锋旗,奉命为团的第一梯队,先后又攻克了班洋南侧长形高地、四二O高地,波寮东侧无名高地。他们逢山开道,遇水横渡,斩关夺隘,步步向谅山逼去。

  位于通连公路北侧的丹登无名高地,又名尖山,山梁毕直,谷深峡长。敌人一个加强排的兵力设防在该高地上,构筑了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的环形工事,配备重机枪、火箭筒、迫击炮等火器,据守在山口要道的环形工事上。是谅山的一只“看门狗”。

  “消灭这只看门狗,打开谅山大门!”

  三营以八连为主攻,九连一排从该高地左侧加入战斗,配合八连进攻。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攻打丹登的战斗开始了。八连指战员在我炮火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形成一把铁钳向敌人钳去。但是,狡猾的敌人不甘心被我钳住,集中火力向八连担任主攻的三排压来,三排战士连续三次强攻都未能凑效。

  营指挥所当即命令九连一排加入战斗,牵制敌人,八连二排变助攻为主攻,从右侧山梁乘虚直插主峰,搞乱敌人部署。这样一来,钳子变成了绞索,紧紧地套在敌人的脖子上,越勒越紧。三排排长叶显清命令八、九班占领了有利地形,以火力掩护,七班从左翼发起攻击,并指挥八二无后座力炮摧毁敌暗堡,支援步兵战斗。

  炮连新战士曾国武,跟随三排向敌人冲击,看到战友们受到阻击,扛起火炮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匍匐到阵地前沿,对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就是一炮,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火力点炸毁了。

  这时,敌人的另一挺机枪喷着火舌向他打来。他扛着火炮顺坡一滚撤了下来,装上炮弹转换了一下位置,骂道:“狗日的,看你能蹦达几下!”一声炮响,敌人的这个火力点又被炸飞了。当他扛起火炮打第三个火力点时,不料,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为了祖国,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指导员严海棉高喊:“为战友报仇,冲啊!”


  干部带头冲锋陷阵,战士个个奋勇当先。机枪班班长刘忠火,右手被子弹打伤,他包扎了一下,把冲锋枪交给副班长,左手拿着手榴弹,大喊一声“跟我冲”,带头冲向敌阵。排长叶显清见机枪班班长受伤,抢过重机枪亲自射击。七班班长谢中清也利用大雾从左翼绕到敌侧后,用手榴弹炸毁了两个敌地堡。八班乘势从右翼跃入堑壕交替掩护前进,毙敌四名,切断南侧无名高地与主峰联系。干部战士愈战愈勇,包围圈越缩越小,把敌人紧紧地困在主峰。“把敌人围起来包饺子呀!”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响成一片,高地上的盖坑、隐藏部一个个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墓。

  二排在副连长崔万袁的率领下,以四班掩护,五,六班从西侧迂回到敌背后,用火箭筒连续摧毁敌两个火力点,全排分两路直插主峰,并采取小群多路的方法从右侧接近敌火力点,先后又用手榴弹、爆破筒炸毁敌三个火力点,毙敌七名,一举攻占了主峰。

  九连一排从左侧迂回到一个无名高地,占领有利地形,用火力压制敌人。敌人见这个不太高的小高地上有我军,炮火从三面疯狂向一排阵地打来,不到两百平方米的高地上落下上百发炮弹,炸得土石乱飞。配属九连一排作战的机枪排长李阳荣带领机枪班冒着敌炮火还击敌人,当一发炮弹即将在战友身边爆炸的危急关头,他猛扑过去趴在战友身上而光荣献身。九连一排长唐田子身上十多处被炸伤,鲜血直流。一班班长肖忠良要为他包扎,他说:“别管我,快去代我指挥战斗。”为了全局的胜利,九连一排承担了最大的牺牲。

  我营干部战士收拾了丹登高地之敌,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又投入了攻打巴外山的战斗。

  巴外山由十多个山头组成,是谅山以北的一扇大门。敌人控制了坂然至谅山要道,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设防,各高地以坑道,隐蔽部、“A”形工事为骨干、堑壕、交通壕相通,一般为双层或三层环形工事,由高射机枪、重机枪、直射火炮组成三层交叉火力网,还有一个炮兵阵地,此外,高地周围地雷遍地,盘踞山上守敌吹嘘这是一副“打不烂的铁门”。

  

  “是钢的也要砸碎它!”

  二月二十八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我营奉命从南侧发展进攻,九连为突击连。八时三十分进攻发展后,他们一举突破敌防御,占领了长形高地,在向第二个小高地冲击中,遇敌地雷场,部队没有停留,从间隙中通过了雷场,又遭到敌人猛烈射击,前进受阻。连长杨超明及时调整战斗部署:三排排长何能发带两个班从正面进攻,连长带领两个排从右翼迂回,七班从左翼插入敌后,三面向敌攻击。配属九连的八二无后座力炮排排长叶纯,用肩炮射击,五发炮弹摧毁敌三个火力点。班长李沿良一发炮弹将敌人刚架起的一门七五炮摧毁。

  七班班长张海洲在最前面,只身跳进敌堑壕,打乱敌人部署,敌火力象雨点般向他倾泻过来,他毫不畏惧,越打越勇,接连消灭了七个敌人。冲上阵地的四班长李太祥高喊:“七班长,你不能在那里,危险!”张海洲回答:“共产党员越是危险越要向前!”说完向敌阵猛插过去,以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牺牲时,身体靠在壕壁,双手还紧紧地握住冲锋枪。

  从右翼发展进攻的八连一排,打得更加勇猛,全排同志前赴后继,团结战斗。步谈机员受伤了,排长关则奎亲自背着步谈机指挥战斗。一班在左,三班在右,关排长带着二班在正面,形成三路发展进攻。三班战斗小组长肖移成带领三名战友在我火力掩护下控制阵地前沿,打掉两个敌火力点,歼敌八名,在与敌人短兵相接中,小组的四个同志牺牲了三个,剩下一个也受伤了,仍然坚持战斗到胜利。

  我营干部战士就这样英勇顽强,勇敢战斗,在巴外山与敌人血战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把敌人这个所谓“打不烂的铁门”打开了,砸碎了。


  能攻善守坚如钢

  三月二日早晨,我军一门门大炮直指谅山,一发发炮弹倾天而泻,谅山市内的军事目标,营房、弹药库纷纷坍塌,连续爆炸。攻占谅山的战幕拉开了。

  “打进谅山市,消灭敌三师,严惩‘小霸王’!”三营干部战士连战告捷,余怒未息,高喊着这个口号,乘胜前进,象猛虎扑羊一般直扑谅山省府。

  在我数路雄师的围歼下,越军所谓的王牌师第三师早己苟延残喘,死的多活的少。但是,敌人没有甘心他们的灭亡,还在负隅顽抗。我炮火一停,他们就用炮火封锁路口要道。谅山市区弹如雨下,炮声震耳欲聋。然而,我营干部战士只有一个念头:拿下谅山省府,歼灭谅山顽敌。我们在敌炮火下灵活跃进,从这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象滚滚钢流,锐不可挡。

  炮声越来越密,枪声也越来越紧。

  “按原定计划行动,分三路进军。”我果断地下达命令:“七连占领国际旅社,八连攻占省行政委员会,九连抢占省法院!”



  三个连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各向自己的目标打去。“攻占谅山铁桥立头功!”九连干部战士一马当先,象把利剑直插谅山大铁桥,消灭了桥头守敌,成为攻占谅山尖刀连。为了夺取省法院,九连指战员又一股作气向奇穷河南岸打去。南岸守敌见大桥失守,便弧注一掷,用大口径火炮不停地轰击,高射机枪扫射,妄图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桥头,阻挡九连前进。连长杨超明当机立断,一边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边指挥战士低姿跃进。突然一梭子弹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把他的军帽打穿了还不知道,通信员焦急地喊:“连长,你的帽子打穿了。”杨连长摸了摸没伤着,风趣地说:“只要脑袋没打穿就行。”接着骂道:“狗东西,你打我一枪,我还你十枪!”指挥重机枪、六O炮向桥南守敌猛打过去。桥头守敌被歼灭了,杨连长把手一挥:“同志们冲锋!”战士们一阵猛冲猛打,很快就抢占了奇穷河南岸的谅山市委大楼、省法院、银行、邮电局等重要目标。河北岸的敌人有的来不及溃逃,被九连的战士们碰上了,当即有五个逃敌被击毙。接着,战士们又搜索了十多个敌目标。七连指战员收拾了二青洞之敌后,也接踵而至,抢占了旅行社一带。八连干部战士打进谅山省行政委员会办公室,看见公文印信丢满一地,随风飘零,不禁发出了鄙视的笑声。


  我营战士刚打进谅山市区,敌人的炮弹一阵紧似一阵地往城里倾泻,斗粗的树木拦腰而折,坚固的楼房砖飞柱倒。但是,指战员们不在乎,挥动铁锹镐头挖防空洞构筑工事,准备还击敌人的反扑。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七连二班战士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炸起的泥土把战士何伦青盖住,他虎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骂道:“妈的,有本事就打准点,别把老子的衣服弄脏了。”说着又挥起铁锹挖起工事来。

  刚进谅山的第一天,由于粮食一时还送不上来,战士们连续作战,饥饿和劳累一齐袭来。但是,指战员们所表现的,却不是消沉和退缩,而是坚毅和乐观。大家一块干粮分着吃,一壶水让着喝,与饥饿劳累斗争。炮连新战士梁建文,在挖防空洞时晕倒了,但他醒过来又挥动了手中的铁锹。他们靠坚强的意志,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战胜重重困难,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

  我营坚守谅山的六昼夜,敌人几乎每天晚上派出小分队偷袭我营阵地,都被我营歼灭。同时也敌人也天天向我阵地打炮。但敌人的炮弹没有炸着我们,更吓不倒我们。在我营的阵地上,一片胜利的笑声。正是:“雄师正义征越寇,谅山市内笑炮声。”

  (作者当时是164师491团3营营长,战后历任491团副团长、团长、164师副师长、广西北海军分区副司令等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四十三军奉命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前到达广西扶绥、崇左地区集结,归广州军区指挥,准备执行作战任务。接令后,四十三军于二十二日开始,从河南各驻地陆续出发,至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全部安全到达指定集结地区。按照广州军区前指的战役部署,二月七日,129师和军坦克团进至龙州附近,配属42军准备在高平方向作战;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军部率127师、128师,进至宁明、爱店地区展开,准备在禄平、谅山方向作战。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四十三军主力从爱店出境,单独一个方向参战,先占禄平,再战迷迈山,从侧翼威逼谅山。
  

  现在转一篇127师380团侦察参谋曹向东的回忆文章,从中可以了解43军在禄平方向的作战情况。

  ······

  1979年元月18日,我们侦察组建连(三个团属侦察排组合一起)到达宁明县峙浪公社爱店村那呼屯。这是个边境小村,它也是这一带我方居民区与越方最近的一个村庄。那呼屯也是我们侦察分队在边境线上住的最长的一个村庄,到1979年2月17日对越作战发起进攻,我们侦察排在这个村子里整整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虽然在我人生中很短暂,但是,在这里我有了一段人生永远难以忘怀记忆:

  在这里,我们进行了最深入的敌情侦察,获得了宝贵的敌情资料;

  在这里,与敌人多次接触,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升;

  在这里,侦察分队第一次捕俘,首战获胜,使我们得到了实战锻炼。

  在这个村寨里,我们有了较长时间与壮族人民接触,比较深入的了解当地壮族的风土人情;

  在这里,有我朴实善良的房东;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貌似天仙的美丽少女......

  我们住的那呼屯,在那呼屯的东侧约一公里半公里,是那逢屯。师侦察连就住在那逢屯。军侦察连驻扎在北山。

  那呼屯的地理位置在宁明县爱店口岸的东南方向约两公里,从爱店口岸出发,沿着一条东西走向简易的公路,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爱店一个中小学校,再向东走一公里就到了那呼屯。

  这个村庄的村民全部是壮族。

  全屯有六十多户,三百六十多口人。我们到达那呼屯时,由于越军在中越边境上不断的制造事端,抢夺牲畜和财物,欧打边民,把边民都给吓跑了。该屯村民因躲避战乱,只剩下二十六户,不到八十多人在村里面居住,其他人都投亲靠远友避难去了。整个村子显得十分萧条!我们到达那呼村时基本上不闻鸡犬之声。

  看到此情此景,我不免感叹:中国这样有几亿人口的一个央央大国,被一个小国欺负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们驻扎那呼屯后,村里的人陆续返乡,人数也渐渐多了起来 。到了1979年春节时,屯里的人已达三百人了。

  那呼屯的村庄中间有一口水塘,面积约有一亩,那呼屯房屋围着这个水塘成三角形布局,村子里的房屋建筑是按这三角形自然形成三个建筑群落。

  组建连三个排分别在这三个建筑群落中,我们住在这个屯里的东北角。

  我们到达那呼屯后,首先与这个屯里的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当时我们去时很仓促,到时是在村里一个村民的墙脚边,分别找到了书记,妇联主任和另一位村这三名干部。我们当时的食宿就是在这个墙脚边敲定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地点。

  为了工作起来方便,那呼屯的村干部各有分工,一人负面一个侦察排的联络。妇联主任专司我们380团侦察排。我们有什么事直接跟她联系,所以这个村与我接触最多的村妇联主任。

  村妇联主任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妇女。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短发。她对我们很热情,也很活跃,又很有组织能力,而且工作还很主动。只要我们排有什么困难,她就尽力帮助我们。她考虑问题时想的很周到,很多事情还没有等我们张口,就主动给我们准备好了,我团侦察排的干部战士对她都心存感激之情!

  我们在那呼屯住了整整一个月。因此,能比较深入的了解壮族人民的生活习俗。


  壮族的房屋建筑和我们内地的房屋建筑从风格上没有什么两样。一般都是土砖灰瓦,他们的房子多数都是用土砖加石块砌成。也有少量是用石块加青砖砌成。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有两层建筑,二楼的外墙是土石结构。内层是木质结构,上面一般也没有什么陈设,最多也就是放一张床。再放几口大缸,里面主要放满谷子等粮食作物。农村的人都知道这样干燥,便于保存。

  壮族人家里陈设十分简陋。在边境线上一路下来,我还没有看到那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大户人家,也没有看到一栋像样的古一些的大气的好房子。在内地就是再穷的地方,也会偶然遇到一两处过去的大户人家和青砖绿瓦的大气房子,而边境线上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那时边境线上壮族村民的生活还是很清贫的!

  壮族人成婚年龄一般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家里孩子很多,最少三个小孩,多侧五六个孩子。一家的孩子在一起时像阶梯一样排的很整齐。

  壮族村民穿的是用土布缝制的衣服。颜色一般以黑色和浅蓝色为主。衣服都相对宽大。上衣还好,裤子就很特别,壮族村民的裤子比我们的裤脚要宽一倍半。当时,我看到后还感到很新鲜。很多战士看到后感到很奇怪。

  我当时想,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穿的,而且能够流行至今一定有其道理。他们的祖辈这样设计并世代相传,一定符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时便于行动,二是那里天气热,大裤脚是不是穿着更加凉爽些。

  壮族兄弟很爱喝酒,也很有酒文化。我看到那呼屯壮族村民喝的是土酒。一般都是自己酿造的米酒,度数不是很高,但是不同于我们内地的黄酒,虽是土酒,但是酒色呈白色。比内地的黄酒度数要稍为高一些。他们都是用碗喝,喝到高兴的时候还边喝边唱。


  那呼屯壮族同胞养的鸡是自己土法蜉化矮脚土鸡,很少自己喂食,而是放在野外自己刨土觅食,这样养的鸡杀了后炖汤的话,那个汤汁喝起来可真是香啊!但是,我们到了那呼村后,村里的鸡并不多。主要村里人绝大多数都逃避战乱去了。村里的鸡自然就少多了。人类的战争真是破坏大,就是家畜也减少了。

  当地的狗是体瘦个子不大的土狗,毛色多数为黑色,四眼狗较多。

  壮族村民养的猪都是嘴短皮厚,全身黑色的土猪。这种猪最大的特点是:猪肚皮很大,猪在行走时,大大的肚皮在地上拖行,行走起来很不方便。这种大肚子土猪我小时候时还常常见到。这种猪因为肥肉多,生长慢。所以逐步被内地人淘汰。其实,这样的土猪肉比良种猪肉好吃多了,现在很多城里人返朴归真,找着养这种猪养也很难寻了。人类应保持物种的多样性。维护生态的平衡。如果这个种群真的消亡了,那真是可惜呀!

  那呼屯由于深居大山,远离喧闹的城镇,交通不便。虽紧靠爱店口岸,但是因边境贸易已完全停止,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已相当的缺乏。


  那呼屯民风朴实。村子里没有出现打架斗殴、偷摸扒窃等治安案件发生。有的村民白天外出、晚上睡觉还懒得把门锁上。村中土狗,见到生人从不发出一声汪汪的狗叫声。他们长期处在这种没有抢劫和偷摸扒窃案件发生的和平环境里,狗都失去了看家应有的警觉。看到此情此景,我感悟到现在所说的“和谐”两个字的含义在这个村得到了真正体验。

  我们在那呼屯驻扎的日子里,侦察排全体官兵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所到之处,都发扬了380团特务连学雷锋先进集体的优良传统,坚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尽量为老百姓打水扫地,不给当地的群从添麻烦。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在整个对越作战期间,侦察排没有出现任何违纪现象和苗头,那时候的战士非常纯朴,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人人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这个可不是吹的。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们侦察排的干部战士个个都是学雷锋的标兵!爱民模范!


  虽然当时我资历很浅,但是感到兵很好带。当然,这里面离不开谭正华副连长、侦察排长王明勤和各班长、骨干对我工作的支持和战士们对我的理解!我真的从内心里很感谢他们!侦察排的战士人人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

  正是有了大家的全力支持,我团侦察排的全体干部战士与那呼屯的壮族同胞结成了十分深厚的感情!

  在那呼村还有另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这件事让我领会到我国中医药的神奇。

  我们在护送师侦察连小分队翻越公母山潜入到越境内侦察返回时,侦察四班长袁敏的下巴被山蚂蝗叮得很厉害,由于公母山的大蚂蝗个大,吸血凶,袁敏的下巴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经常是晚上止血了,白天又开始流血。鲜红血从他的下巴上一滴一滴的慢慢流出来,我们采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济于事,我又带他到爱店口岸的卫生院去看了的,虽然用了些药,但是就是好不了。

  快一个星期了,袁敏被蚂蟥咬的伤口处的血还是止不住,血还在慢慢的向外流。袁敏的人消瘦了很多,两个眼睛都凹下去了......


  我看他人消瘦了许多,体力明显下降,十分着急,虽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这个伤口仍很难愈合。我当时想再这样下去,袁敏的身体就很麻烦了。我跟袁敏说:“要不,就送你到后方医院去看一看吧,血就这样的流下去,就是一缸水也流干了啊!”但是他一再说:“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心中暗暗佩服:他的确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优秀战士!

  他被山蚂蟥咬伤的第七天,一早起来,我准备到47号界碑的礼山去侦察,我对袁敏说:“今天我跟叶建民一起去47号界碑,你就在家休息。”他对我说“不,我一定要去。”并对我说:“我们俩人什么时候分开过的?”就这样,我跟他一起侦察。那天我们走的很早,在那里观察了很长时间。到了下午三点钟时,我对他说:“撤,我们俩到爱店去买一块肥皂和一本信纸”。

  到了爱店,来到一个爱店商业大楼一楼,刚好那里有一个秤,我俩各自称了一下体重,我是125斤。保持着以前的体重。但是,已是很消瘦了。而袁敏自从山蚂蟥咬了后瘦了整整十斤,这太可怕了。


  第二天,我记得也就是我们从公母山回来的第七天吃中午饭时,那一餐我们吃的是面条。伙房里用行军大锅抬出了一锅面条,刚好我跟袁敏一起盛第二碗面条时,袁敏在盛完面条后用大勺舀汤时,我看见他下巴上的血接连滴了两滴到了大锅里。

  我急忙找到了那呼屯村的妇联主任,向她反映了侦察四班长袁敏的伤情。她听我说完后,很把握的对我说:“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妇女很懂这一套,她有办法把四班长的这个血止住。”当天下午在我住的房东的门口,妇联主任带来了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我跟这位中年妇女讲:“袁敏的这个伤口是被公母山上的山蚂蝗叮咬的,今天是第七天了,伤口一直无法愈合,一直在流血,晚上好一点,白天一直在流,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没有什么土方子试一下。请你快点把他的病治好。”

  这个中年妇女让袁敏抬起头仰着脖子,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伤口后,对我说:“这个好办,你们等着,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去山上采一些药草回来。”


  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小把草,来到了我和袁敏的身边。我把手中的草拿来认真的看了一下,也就是普通的草,共有三种不同的草。但是,这些草我都不认识,也叫不出名称来。只见这上中年妇女把手中的一小把草放在了嘴里不断地咀嚼。嚼碎了以后,当即把嚼碎的草糊在了袁敏的伤口上,对我们说:“没问题,他这个伤口再不会流血了。”

  果然, 从那个中年妇女把嚼碎的草糊在了袁敏的伤口上以后,袁敏的伤口立即被止住,并再也没有流血了,两天以后就结了痂。

  此事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我当时感叹中国的中医药真是神奇,西药治不好的,就这个土方子轻轻松松的把这个病给治好了,不免让我感到中国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在那呼屯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

  当我们进驻这个村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红薯的采收季节,但是村民却不敢到地里去采收,因为他们的红薯地刚好在中越边境线上,只要我们的老百姓去收红薯,越南武装人员就立即出动鞭打我边民,抢走边民的耕牛。

  我们进驻那呼村前,当地庄稼已全部荒芜。人都跑的差不多了。那呼村民向我们反映越南有几个人打手十分的猖狂。只要我方村民下地劳作,越南人就过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简直是无恶不作。好不容易地里的庄稼熟了,又不敢去收,眼看着就要烂在地里了,乡亲们十分焦急,纷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苦衷。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听到村民反映这些情况后,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难到越南人这么狂。我就与副连长谭正华,排长王明勤一起带上四班长袁敏到边境上与越南接壤的地里看了一下,果真是地里的红薯熟透了,还没有那一个村民敢去采收。


  回来后,我们立即向组建连干部反映,建议我们出动兵力,武装掩护那呼屯的村民抢收红薯,组建连指导员郭光涛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好,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们先看好了地形,也研究了第二天的兵力布暑。

  第二天一早,组建连全连三个排全部出动。我带上全副武装的侦察排在村民的带领下在几个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并架起了轻机枪。再让那呼屯的村民下地釆收红薯。

  说实在的,我刚开始时还不敢相信越南人敢不让我们的边民收红薯。我当时想,我倒要看看越南人真的这样胆大妄为吗?

  我在简易的工事里用望远镜观察着敌方的动静。当村民刚刚赶到红薯地收割红薯的时候,我看见越方立即出动了三十多人,这些人全副武装,有的手持半自动步枪,有的手持AK—47冲锋枪。我还发现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两挺轻机枪。他们基本上呈一字形排开,快速向我边民走来,看他们的架式是要向我边民下手了。我立即命令全体战士作好战斗准备。我就是不信这个邪。


  这时候越军也发现了我们,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并作好战斗准备的我方军人,感到我们是有备而来,便立即停了下来。我看他们在商量着什么,过了一会我又看见他们散开了,三三两两懒散散的坐在地上看着我们的老百姓采收红薯。在我们的威慑下,他们根本不敢轻易妄动,他们要是先动手的话后果他们是知道的。其实两军相距不到三百米。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见没有机会,也知趣的撤了回去。

  就这样当地老百姓用了三天时间把熟透了的红薯抢收回来,不少村民说,如果不是你们吓退了越南军人,我们这些红薯只有烂在地里。

  这一次我住的房东一下子收了几百斤红薯回来,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当晚还专门蒸了一笼新鲜红薯送给我们吃。

  那呼屯的村民看到我们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知道有我们在,越南人是不敢胡作非为的。他们纷纷跟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村子啊。让我们过一个好年吧。


  边境上的风景真美,那里山美,水美。但是,最美的风景是人!

  我们一进入那呼村后,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侦察排干部战士的很大兴趣。

  我们进入广西后,第三天就外出执行侦察任务。一路上天天与壮族群众接触。按我们的审美观,当地人很少有长得漂亮的人。但是那呼村的人长像却与众不同。

  谭正华副连长住在我前面一个房东家里,这家有一个十七岁的年青人,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很帅气。他经常穿一件长袖海军衬衫。这在壮族来说这个衣服就很时髦了。他在宁明县中学上高中三年级。我们问他,你们村有几个高中生?他回答我们说,那呼村全村就他是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们老是跟他开玩笑,说他是全村唯一的秀才,是村里的宝贝疙瘩。

  我们到达那呼屯时,正值学校放寒假。他回到了屯里。谭正华副连长经常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全县最帅的小伙子。而小伙子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村哪!你们要是离开了,我们村今年连这个春节都过不好了啊!”谭正华老是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今年过年时把你的对象介绍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不走了”。小伙子急了,忙说:“我真的没有对象,真的没有对象。”看着他认真的样子,谭正华副连长越发要逗他。

  那呼屯的小伙子美!而这个村的姑娘则更美丽!我们所在的那呼屯可是个名副其实的美女村!


  壮族人衣服的服饰很朴实。都是青一色的黑色和藏青色。特别是女性,根本没有什么颜色鲜一点的衣服。基本都是青一色的黑色。

  这个村子里的姑娘长得与壮族的姑娘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个个眉清目秀,人人如花似玉。这些姑娘给我的感觉是人人长得明艳端庄,鼻梁又直又挺,特别是皮肤与重不同,真是肌肤胜雪,晶莹剔透,玉洁冰清 。这些少女普遍长得个子适中,身材极佳。进入那呼村简直让人感受到就像是进入到美女国一样。

  这个那呼村完全是一个美女村。在一个村里能集中这么多美女,可以说,就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到了这个村,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美女如云”!

  这个村里小孩很多,一吃完晚饭,很多小朋友就围着我们玩。因为十八岁以下的年青人才会说普通话,所以我们能与这些小朋友进行语言交流。

  侦察排的战士都在说,这个村子里的女孩子真是漂亮!与我们以前见到的壮族姑娘长得完全不一样。


  一天晚上,一群小学生又围着我们玩。我们身旁有几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跟我们闹着玩。这时四班长袁敏对我说,这个村里的姑娘怎么与别的村的姑娘长的完全不同,她们根本不像是壮族的人。而是和我们汉族人长的一样。而且人人长得漂亮。我当即对他说,这个村离越南最近,他们很有可能与越南人通婚的情况很多,说不定这个村子里很多人都是混血儿。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对不对,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了这个村里的妇联主任,我问她:“你这个村子里怎么那么多美女啊?你们那呼村有没有跟越南人通婚的现象?”她回答说:“我们这个村里与越南通婚的很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与越南通婚。有很多家庭与越南都有儿女亲家的关系。”

  哦,原来如此。看来不同民族通婚后混血儿就是漂亮!越南曾是长期受法国的统治,后来又被美国入侵,这个国家很多人都是混血儿。

  妇联主任还跟我开玩笑说:“我们村里人都说,曹参谋又年青又帅气。你看上了那个姑娘就跟我说,我来跟你作媒!”妇联主任说这个话时正好袁敏与我在一起,我当时也跟她开玩笑说:“好啊,我跟四班长都没有对象,那就给我们俩一人介绍一个。我们俩可要你们村最漂亮的哟!”我话一出,把她和袁敏逗的哈哈大笑!


  我们侦察组建连进驻那呼村后,为了能抓到俘虏,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进行军事训练。如射击、捕俘动作等;二是进行设伏;三是观察敌情。

  我除了白天观察敌情以外,夜间还参加设伏。我们组建连三个排连续多日在夜间进行设伏。

  所谓设伏:就是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布设伏兵,设下埋伏,在敌人经过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乘机的打击和抓捕敌人。这是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常用的手段。

  设伏,首先是要正确的选择设伏地点。我们排选择的设伏地点选择了两个。这两个设伏地点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山间小道上。我们选择的理由:一是这里是越方通往我方的必经之路;这个地点两侧是山,山上树高林密,荆棘密布,越方特工要想渗透我方,敌人必走这个小道,若走树林易挂到树枝出现响声,暴露目标。二是这两个地方线路弯曲,便于我们隐蔽,也便于我方多点攻击。三是这两个设伏点都在我们住的那呼村当面——47号界碑附近。

  我们是白天在这个路上挖好掩体和坑道,到了晚上,我们三名干部每人带一个班,我带四班,谭正华副连长带五班,排长王明勤带六班。


  我记得第一次设伏是在1979年元月中旬,那次出发前,我先布置我排住地的夜间岗哨后,再让四班长袁敏集合了全班,检查了武器装备,我提了几条要求:一是在设伏过程中要绝对保持安静,不能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就是咳嗽也要捂住嘴巴;二是按预先的方案做好捕俘准备,一旦有情况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三是要尽量抓活的,要是把敌人打死了,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那天是晚上九点钟出发,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出发时我还能模糊的看得清脚下的路。但是一出村子,进入山谷后,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这时我发现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急忙问我前面的一名战士靳小华:“你看得见路吗?”靳小华回答说:“我看是看得见路,但是,还是看得不清楚。很模糊。”我这时跟他讲:“你走慢一点,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战士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尽管这样我还是跟不上。我只感受到我的面前完全是漆黑一团。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眼前这样黑呀!

  这时,我对前面的靳小华讲:“你把帽子反过来戴”。这一招是我们在部队夜间军事训练中的一招。当部队在夜间行进时,能见度极低时,可以要前面的战士把帽子反过来戴。因为帽子的里子是白色的,便于后面的战士分辨。

  靳小华听到后,立即把帽子反过来戴,但是我仍然是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从前面战士走路时拌动草的声音中跟随而进。


  尽管如此,我仍就不相信我的眼睛会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眼睛一向是很好的呀?这时,我把我的右手伸直张开五指。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我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见,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我把手向我的面前缩回来,离我的眼睛只有三十公分的距离我才能模糊的看到。也就是说我在夜间的视力只有三十公分。这太可气了。这是怎么回事。要这样的话我怎么执行任务,我怎么指挥打仗啊!

  当天晚上我们蹲守一夜,没有发现敌情,我们在天将亮时撤了回来。

  回到房东家后,我就问袁敏:“你昨天晚上眼睛看物体看不看得清?”他回答说:“还行,但是看得不是很远,最多也只能看十多米左右。十米以外的物体就基本上看不清了。”

  我跟他说:“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怎么什么也看不清呀?我昨天夜里试了一下,我最多只能看三十公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的眼睛不是很好的吗?怎么搞的?”他接着说:“你是不是得了“夜盲症”哪?听说“夜盲症”一到夜里什么都看不见。”

  其实,我也听说过“夜盲症”。我想我难道真的就是这个病吗?我压根就不敢相信我会是“夜盲症”。

  接下来的每次夜间设伏,如果天空有月亮或者有星星的话,我还能看得清楚,那怕是天空中有一点星星也行。但只要没有月亮和星星我就什么都看不见。


  从那以后,在夜间行动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心情十分痛苦。这个痛苦也只有我自己才体会深刻,别人是感受不到的。我也曾想到先到后方去治疗一下,但是又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议论说我有“畏战情绪。”如果不治疗的话,执行侦察任务一定有很大的影响。怎么办?

  我当时感到,我们就要执行作战任务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侦察排明显是不合适的,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另外,如果真是“夜盲症”,那也是个慢性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

  思来想去,我想还是留下来。我这个时候经常把我的这个情况与我运动员时相比,我当运动员时不就是经常带伤参加比赛吗?对我来说,只有像我当运动员时一样,要不断的克服伤病。我不断的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坚持、坚持、再坚持!

  从那天起,在整个对越作战期间,只要夜间没有月亮,我的视线就很差,有时什么都看不见,完全跟瞎子一样。但是,只要有光亮,那怕是一点点光亮,我的视力就好多了。一直到对越作战结束五个月以后,我的眼睛才得以恢复。


  从那以后我夜间行动一定要带上一个棍子探路,夜间,我要是没有棍子的话,那简直没有办法行走。

  我的眼睛夜间看不见物体的这个情况,我一直没有跟别人讲起。对越作战后,我基本上没有对人讲过我的战斗经历,也没有把我这个现象问一下医生。所以,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现象在我一生中到目前为止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对越作战期间,这个期间主要是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另一次是我的母亲2009年去世后,我在四个月内在白天里(这期间因为没有走过夜路,所以不知道夜间到底看不看得清),三十米外的人我看不清楚别人的面目。有时熟人与我打招呼,我只有走近的以后才看清是谁。

  这两次情况出现时,我当时都认为我的眼睛从此以后再也看不见了,但是都是过了几个月后又慢慢的恢复了。


  那呼屯是我们侦察兵最后一个落脚点,也是我们住的最长的一个村。我们在那呼屯驻扎期间,加紧了对周边敌情的侦察。

  我们侦察的主要地方有爱店口岸西北侧的青草岭、爱店南侧的敌方炮台山及其纵深、47号界碑上的礼由山(当地人又把这座山叫作:礼山)。

  我特别对47号界碑的礼由山进行了反复抵近侦察。

  礼由山上是那呼屯南侧的一座长条山。海拔高度为400米,也叫“400高地”。山顶的长度约有200米左右。这个山的形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马鞍形。我们又经常把这个山称为“马鞍山”。但是我们一般都跟这个山叫“石碑山”。

  在这座山上,面向我方一侧最高处高高的树起一块界碑,非常醒目。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见。这个界碑编号是“47号”。所以,我经常把这个山叫“石碑山”。47号界碑上的礼由山,比炮台山要高,是中越边境线上的重要据点。我军要攻击越南,礼由山是必经之路。攻占了炮台山和礼由山就打开了进入越军的大门。


  47号界碑处是石碑山马鞍形的第一个突出部。这个突出部紧沿着我方国境。也就是说这座山的整个山体在越方一侧,越军要来到这个山上,要从越方山底向山上行进,先要进入在越南境内的一个突出部,再下一个小坡,然后再经过一个山体中间的低部,再上一个坡,就来到了靠近我方一侧的第一个突出部。

  越军在47号界碑上修筑了大量的工事。这个工事共有两层。在紧沿47号界碑紧沿我方一侧的这个地方是敌人的第一道工事,也就是外围工事上修筑了战壕。核心阵地在礼由山的第二个突出部。

  组建连的领导要我们重点以石碑山为重点进行侦察。所以我对石碑山侦察的时间最长,也对石碑山上敌人的动向十分关注。

  我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用大部分时间对石碑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侦察,为了能更深入了解这个高地,我还把设伏地点选在了紧沿石碑山的山角下。


  我对石碑山的侦察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

  一、在时间上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抵近侦察。我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时间点。一是凌晨三至五点;二是早晨八点至九点;三是晚上十二点。

  我认为这几个点很重要,如果敌人在这几个时间段里还能有较高的戒备的话,那说明这里的越军警惕性很高,给我们抓俘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反之,则对我有利。我要找出越军在这三个时间段里,防守最为松懈的时间段来,这是我最想要的。

  二、从石碑山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全方位的侦察。我先后对石碑山正面和两侧进行了反复侦察。从正面看,是马鞍的第一个突出部,视觉面积较小,敌人活动情况不易发现。从北侧看,因受地形的限制,观察效果不好。而从东南侧看,整个长条形的马鞍山相对要清楚一些。敌人的活动主要是我从石碑山东南侧了解到的。

  三、我还从不同的方向对石碑山的后面的村庄进行了观察。石碑山正后方是越方一个自然村。从村子的规模看,这人村子人口约在200人左右。在这个村子的左右两侧的公路一线紧沿着几个村落。越方的村子在这一带相对于我方一侧来说要明显密集许多。而且越方村子离石碑山都很近,这些村子离石碑山一般都在300米至400米之间,特别是在石碑山西南侧山角下,就是一条公路,在公路的边上有一个独户人家。这个独户人家就在石碑山下,距离我们最近,如果我们偷袭敌人,这个独屋的人极易发现我们的行动。这点尤其引起我的关注。


  我们这个侦察组建连有三个侦察参谋。分别是379团侦察参谋徐乃飞,河南省郸城人;381团的侦察参谋程思光,河南省人;我是380团侦察参谋。徐参谋和程参谋各有特点,也很有个性。

  379团侦察参谋徐乃飞个性十分鲜明:他为人高调,讲话声音很大,有时说河南话,有时说普通话,普通话里夹杂着浓浓的河南口音,经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初次见面,给人一种喳喳呼呼的感觉;他口才颇佳,能言善辩,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军事技术过硬,他的侦察兵技术在全师侦察兵中那是绝对的一流水平;他思维敏捷,反应很快,接受能力很强;他作风泼辣,行事果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作战特别勇敢,是一个不怕流血牺牲的主。徐乃飞年龄比我们大几岁,提排长时已超龄,是张万年师长亲自点将才得以提拔。

  381团侦察参谋程思光也是河南人,他的性格和徐乃飞参谋截然相反,判若两人。他为人谨慎,说话轻言细语,谈吐温文尔雅,若从他的说话声音语调来看怎么都不像一个侦察参谋,反倒像一个文职人员;程参谋胆大心细,思维缜密,分析判断能力很强。他的话语不多,但是往往言简意赅,一言中的。


  他们这两个人不同的性格,在我们第一次捕俘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和四班长袁敏对礼由山多次进行抵近侦察。

  特别是入夜后,我在距越军主阵地最近距离不到一百米处通过多次的侦察,我发现了这个山上的守军有一个规律和极有价值的秘密:

  石碑山越军晚上一般相对比较安静,但是每到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这个时间,总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阵地上的守军讲话声音突然比平时多了起来,声音也大了许多。

  他们平时很少有人抽烟,但是一到这个时段,抽烟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他们划火柴、点烟我都能观察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时候阵地上的越军还故意的暴露目标,在淡淡的月光下我还能看见越军有时会走出战壕,露出半个身子。他们抽烟时烟头上的红火清晰可辨,而且伴有拉枪栓的声音,手电筒四处乱照。但是热闹了一阵子以后,特别是到了半夜十一时左右,敌方阵地上突然安静下来,再也听不到讲话、拉枪栓的声音和其他的任何动静了。

  我们又在凌晨三点至六点这个时间段,对礼由山进行反复抵近侦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但是,每天早上八、九点以后我们就又能够看见敌人在阵地上活动的身影。


  为此,我与侦察四班长袁敏对47号界碑之敌进行了分析,敌人的活动规律是:

  白天敌人在阵地上整天活动,一般比较隐蔽;晚上十点以后:讲话、抽烟、拉枪栓、打手电筒——晚上十一时前后:销声匿迹——早上八、九点钟左右敌人出现。以上敌人活动很有规律,几乎天天如此。

  为此,我分析:敌人是每天晚上十二时左右离开阵地,回住地休息。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左右再到达阵地。而且天天如此。

  因为即使是在夜里越军在阵地上睡觉的话,也不可能没有放哨的,既然有放哨站岗的人就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而每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敌人阵地上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敌人每天晚上十一时左右撤出阵地回家休息,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又来到阵地了!

  我当时感到,敌人太得意了!他们在晚上撤下阵地前闹那么一下子,给我们一个他们晚上一直还在阵地上的一个假像。敌人也太低估了我们的智商,把我们侦察兵在当小孩子在哄骗。

  我把我对敌情的分析判断跟袁敏作了交流。他对我说:“从我们侦察的情况看,你的分析是准确的。但是敌人也太大意了呀。他们是很有作战经验的。为什么如此大意呢?”


  我对袁敏说:“这说明敌人对我们是否要打越作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再说每天晚上坚持在阵地上坚守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看来,敌人一是对我们是否会发起攻击还抱有幻想,二是还是敌人害怕艰苦。三是他们低估了我们的智商和军事素质”

  听完我的分析后,袁敏对我说:“从敌人活动的规律来看,你的分析是对的”。

  说实在话,我虽然是这么分析的。但是,敌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规律,我还不能真正确定。因为当时很年青,可以说是初出茅庐。再加上战争不允许我们犯一点错误。实事求是的讲,我对自己的分析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战争的规律的变化实在是太诡异了。

  但是,在一次我与381团程参谋的一次交流中,完全坚定了我对敌人正确的分析判断的信心。


  1979年2月1号的那天早上6点钟多钟,我和袁敏一起再次到47号界碑的礼由山进行抵近侦察。因为,抵近侦察距离敌人的阵地很近,所以,每次抵近侦察一般都是我和袁敏两个人,最多时也不会超过五个人。那天我们侦察的情况与平时发现的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早上8时前没有发现敌人,到了8时以后就能看到敌人的动静了。到了上午10点钟,我和袁敏正在观察敌人的活动情况,这时我发现我的身后有动静,我回头一看,是381团侦察参谋程思光独自一人向我们俩悄悄接近。我看他的后面没有战士,我知道他是一人在活动,这也是我们的活动特点,靠近前沿时,人越少越好。

  他来到我们俩身边,我和程参谋简单的寒暄了两句。程参谋小声的对我说:“我对这个高地也进行了多次的侦察,我发现了敌人一个活动规律:这个高地上白天都有敌人在活动,到了晚上,天黑以后敌人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但是一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敌人又是讲话、又是抽烟、又是咳嗽、又是打手电筒、又是拉枪栓。但是,到了十二点钟以后,就再也听不见敌人的任何动静。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八、九点钟我们才发现有敌人活动”。

  我听到他的分析,我感到程参谋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他的观察与我们的观察完全吻合。

  他接着用很肯定的口语对我说:“敌人的活动规律证明:他们是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左右撤出阵地,回到驻地休息。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左右再来到阵地上。”


  他的分析与我之前的分析完全一样。他的分析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当时十分兴奋,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一个捕俘的方案立即出现在我脑海中,敌人的这个活动规律给我们一个最佳的捕俘方案:晚上十二点以后我们摸到越军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待第二天早上敌人上阵地时在实施抓捕,这是最好的方案。

  因为,在深夜我们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摸到敌人阵地而不被敌人发觉,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的寂静是很可怕的,走到边境上,你就像进入了鬼城,出奇的安静。连鸟类的叫声都没有。这些动物也都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一直盼望着的抓舌头战斗终于来了。

  春节刚过,侦察组建连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确定:拟在47号界碑即礼由山捕俘的方案。这次会议是在晏副参谋长和组建连指导员郭光涛的房东家里开的。会上还摆了简易的沙盘。对47号界碑的礼由山地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会议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是要作好在礼由山捕俘的准备工作,要挑选精干的人员分别担任捕俘、掩护和接应的任务;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礼由山越军的观察,进一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掌握敌人活动特点;

  三是注意保密,仅限侦察分队干部知道。

  为了作好捕俘准备工作,我团侦察排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精心挑选人员。

  我与谭正华副连长和侦察排长王明勤一起研究确定了捕俘组、接应组和火力掩护组的人员:

  捕俘组:由侦察四班长袁敏(武汉市人)、战士朱祥生(武汉市人)、四班战士卢广芬三人组成,袁敏任捕俘组组长。挑选他的原因一是这次捕俘他主动请樱,坚决要求担任捕俘组长。另一个原因是他军事技术过硬,心理素质好,作战勇敢,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

  朱祥生是有名的拼命三郎,敢打敢冲,天不怕地不怕,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战士,他当然是理想的人选。

  卢广芬是广东东莞人,军事技术过硬,捕俘动作好,心理素质稳定。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干事踏实。


  接应组:由特务连副连长谭正华、四班副班长谭铁强、还有一名战士我已忘记;

  接应组里四班副谭铁强个子高,性情刚烈,力气大。

  我们想当我们抓到俘虏后,俘虏一定会拼命挣扎,所以让谭铁强和另外一个战士两个力气大的担任接应,在副连长谭正华的带领下,一旦袁敏抓到俘虏。他们立即接应,把俘虏押回来。

  火力掩护组:由我、四班第二战斗小组长叶建民(河南省鹿邑县人)、四班战士张修平(江西省大余县人)三人组成。我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枪打的准。射击精度高。

  2、确定了预备队。

  其他战士侧由侦察排长王明勤带领作为预备队,预备队的任务是护送我们三个组摸入敌人阵地,待我们捕俘成功后火力掩护我们撤退,一旦我们在这次捕俘战斗中,仗打大了,预备队立即投入战斗。

  任务明确以后,各组都进行了分工和预演。各自准备了很多预案。随后的几天,组建连以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再次进行了沙盘推演。我们已作好了各项战斗准备,就等着上级下达战斗命令了。


  1979年2月9日广西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对越作战东线(即广西)五个野战军的所有侦察兵于1979年2月9日晚上全线出击,抓俘虏。

  这是一次很大的作战行动。按部队编制,每个野战军中有一个军侦察连;三个步兵师中又各有一个侦察连;再加上三个师的各步兵团侦察排各组成的三个组建侦察连。每个军就有七个侦察连的兵力。广西前线共五个军,这样就有35个侦察连的兵力。按每个侦察连100人计算。也有35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1979年2月9日那个晚上,广西全线共有3500名侦察兵深入敌人阵地抓俘虏。

  好家伙,所有侦察兵全部出动,这一下要抓多少舌头回来呀!

  1979年2月9日下午,组建连干部要求我们全体战士在晚上6时以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1979年2月9日晚7时,我们组建连全体干部执行捕俘任务的战斗骨干,在组建连连长和指导员的住宿召开了出发前的动员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379团侦察参谋徐乃飞、排长和几个骨干。

  380团团的三名干部我、谭正华、王明勤、四、五、六班班长和捕俘组、火力组、掩护组的人员。

  381团参谋程思光、排长罗伟才和几个骨干。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20人左右。而我团侦察排的人入会人员最多。

  这次任务主要是侦察组建连教导员郭光涛(郭光涛原是381团入伍,战前任师教导队教导员,属正营职。我们在组建连一直称他为教导员)下达:

  他宣布今晚127师组建连在那呼村对面的47号界碑上礼由山(战前该高地编号为2号高地)越军阵地上实施捕俘,具体任务是:

  379团侦察排由侦察参谋徐乃飞带领,从礼由山(2号高地)右侧(即西北侧)摸入敌人阵地,伺机抓舌头;

  380团由我和副连长谭正华带领,从礼由山(2号高地)正面进入敌人阵地,伺机抓舌头。

  381团由侦察参谋程思光带领,在礼由山左侧(即东侧)出发伺机抓舌头。

  同时,郭光涛也再三强调一旦哪个侦察排战斗打响,其它排一定要给予支援。

  各团侦察排都成立了捕俘、接应和火力掩护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这次捕俘我师组建连同时出动三个侦察排上去抓舌头。应该说这次捕俘各排是相对而言独立行动。


  ······(缺一节)

  这时,379团侦察参谋徐乃飞也带着他的捕俘组从西南侧来到了礼由山第二个突出部。我们两队人马汇合在一起。我们商量,敌人既然不在阵地上,我们今晚就不撤回去,等第二天敌人上来时,再实施抓捕。379团侦察参谋徐乃飞觉得这个主意好。这时,我请五班班长回去向晏副参谋长报告:一是我们决心不撤回,等敌人第二天上山时我们实施抓俘虏;二是请后方给我们送一袋子干粮过来。三是请后方在明天我们战斗中给予火力支援,并掩护我们撤退。

  我让五班长李新营回去报告,五班长很快的就返回了,战士叶伏生(1976年3月入伍,湖北武昌人)背了一大袋压缩干粮。我们一人分了几块。五班长对我说:“晏副参谋长和郭光涛教导员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并请求上级派驻守爱店边防站的边防三连从侧翼掩护我们。”我对五班长说:“太好了,你回去报告,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保证抓一个活的回来”

  这时已是半夜两点多钟,我、谭正华和徐乃飞进行兵力布置:我团侦察四班长袁敏,带捕俘组朱祥生、卢广芬在敌方第一个茅棚内。副连长谭正华带四班副班长谭铁强和另一名战士在第二个棚子内。379团侦察参谋徐乃飞带他们团几个战士在第三个茅棚内。

  我与四班第二战斗小组长叶建民、战士张平修在草棚上面一个战壕内担负火力掩护任务。我们与他们前面的三个草棚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分完工后,由于实在太冷。我们都来到第一个草棚内,我把草棚内敌人取暖的已封好火拨大了。我们几个人烤起火来了。因为所有的人衣服早已经被暴雨打得透湿,雨衣早已没有什么用了。只能把雨衣披在身上,只能起到防寒作用。

  借着这个机会,我跟捕俘组分了一个工。我告诉袁敏:等明天敌人上来时,大家一定要冷静,捕俘组在棚子内冷静观察。你们不要过早开火,一定要等敌人来到草棚门口,正准备进来再开枪。朱祥生和卢广芬先开枪。先打掉几个后,你们掩护袁敏实施抓捕。等你们一开枪,接应组立即帮助你们押解俘虏。我们这个组用火力掩护你们。如果这个仗打大了,边防三连会接应我们,战胜敌人没有问题。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在这个草棚内呆下去,就是再冷我也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否则会被敌人发现,那将会前功尽弃。我命令大家分头回到了各组的位置上。大家静静的等待着第二天的战斗。

  我们火力掩护组三人所在的战壕内积满了水,水深大约到膝盖,我们三人只能站立在战壕里,这时暴雨转小雨了,风也小了许多。那晚的气温大约在10度左右。我们全都穿的是绒衣,在微微的冷风吹拂下,我们三个人被冻得浑身发抖。因为下暴雨时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脱下了雨衣,每个人从里到外都湿透了。

  我们三人一直在齐大腿的水中趴着。人冻得无法忍受。我在三人中间,我左边是叶建民,右边是张平修。我们实在冻得不行就三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我嘴里一再说着:“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时候我唯一盼望的是,天早一点亮。敌人早一点上山来,好杀个痛快。快快结束这种痛苦。


  ······(曹参谋加密了,缺一节)

  我们押解俘虏向爱店边防站急行。这时俘虏见大势已去,十分老实,与刚抓住他时相比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当我们抬着俘虏来到那呼村口时,村民们一见很快都认识这个俘虏,要说这个俘虏还真有一点来历。

  这个俘虏原来就是我们现在驻扎的那呼屯的村民。解放前,他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全国解放前夕,他的父亲怕解放军来后受到镇压,就于1949年冬带着他逃到邻国越南定居,加入了越南国籍。这样看来这个俘虏并不是越南“土著人”。

  那时他只有几岁,后来,他的父亲加入了越南共产党,他长大后,也加了越南共产党。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下子又印证了我们抬着这个俘虏回撤时,他大喊大叫被徐乃飞参谋呵斥要枪毙他时,他立马听懂了徐参谋的话,我当时脑子闪出他可能是中国人,还可能是那呼村人的预感得到了印证。

  我们以最快速度把这个俘虏抬到爱店边防检查站进行急救,主要是止血。边防检查站站长一看到这个俘虏就对我们说,你们这次把这个坏蛋抓到了,真是大快人心啊!这家伙最坏了。他在这一带最为凶残,经常殴打我方边民,抢夺我方财物,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把他抓了,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壮族边民听说把这个俘虏抓到了,马上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个个拍手称快,很多老百姓还追着要打他。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家伙形成一个包围圈,防止百姓们把他打死了。

  此时,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小时候经常听一些老人们讲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往往汉奸比日本人更凶残、更可怕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急救时我问他:“你们这次上山为什么与平时不一样,而是形成了战斗队形?”

  他用我们的白话(壮族语)回答我:“我们怀疑你们昨夜可能进入了我们阵地。”没有想到这小子真的能听说当地的壮族话。

  我接着问:“为什么?”

  他回答说:“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村子里的狗叫了的。”

  我又问他:“你们平时一般在这个山头上只有不超过10个人,为什么今天你们后面有那么多人呢?”

  他回答说:“今天我们边防营营长来我们这个高地视察,他带来不少连排干部,后面十几个人都是干部。”


  原来,今晨恰巧敌人边防营长要来视察47号界碑上的工事,因下了一夜大暴雨,敌人担心我侦察兵会利用这个机会潜伏到阵地上,特别是敌村庄的狗凌晨5时叫了一阵,越军怀疑我们潜伏到了阵地上,再加上敌人营长视察,所以今天上阵地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些。为了防止万一,上山时成战斗队形前进。在敌人这个战斗小组后面80米左右还有近20个敌人,敌边防营营长就在其中。前面这三个人是上阵地察看情况的。如果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后面的越军再上来。从这里可以看出越军还是很有作战经验的。

  当听到他讲到这里,我那个悔呀!为什么不抓了当官的呀!又一想,但是我不知道呀。他们的当官的都在后面,在当时情形下,因为我们是抓俘虏,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抓俘虏的这一天,有营级干部来视察。 看来这又是一个巧合。

  敌人夜归昼出,倾盆大雨,营级干部来视察,所有的巧合都巧到一块。战争就是这样,往往是很多巧合的事情,突然出现在同一时刻,战争的确充满着诡异。

  这个俘虏被我们押送到后方,经抢救活了过来。据说,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对越作战结束后,他被作为战俘释放回到越南。


  我们侦察兵2月10日捕俘战斗后,越南广播电台当即播出了一则新闻:中国军队在2月10号晚爱店口岸附近的47号界碑偷袭越军,打死越军1人,打伤1人。

  2月11日,我找到当日的《解放军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短短的消息。内容是:“ 我边防部队于二月十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爱店镇那呼屯正常巡逻时突遭越军袭击,我边防战士被迫奋起反击。打死越军1人,打伤1人。”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你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看了《解放军报》这则消息,我感到舆论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军事的。

  自1979年2月10日傍晚,越军对我方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不断炮击我方村庄,见了我方人员就开火。我师侦察连的一名战士驾驶三轮摩托从爱店返回驻地那蓬村时,在经过一个公路弯道处的暴露地段时,驾驶三轮摩托的战士头上的帽徽被越军子弹打掉。子弹离头部只差两毫米,甚是惊险。


  到2月11日越军的炮击更为猛烈,敌人不间断的向我们居住的那呼村发射了82迫击炮弹,那呼村多间房屋被炸毁,炮弹就在我们住房的四周爆炸,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再加上敌人并没有准确目标,不能做到精确射击.只是对着大致的方位盲目射击,虽有部分房屋被毁,但好在并没有造成我们侦察部队和那呼村的村民人员伤亡。

  敌人炮弹落入村庄后,那呼村民都十分紧张,小孩子就更害怕了。

  我的房东听到炮弹后,慌慌张张地简单清理了家里的物品,把日常生活必需品用一个大床单一捆背在身后,再用一个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放着第三个小孩子,一头放着第四个小孩子,他的爱人也背上一个包袱手牵着第二个孩子,大孩子则背着一框东西,全家六个人慌慌张张向村后山上的方向逃难去了。

  见到他们举家外逃,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受。他全家走后,他家里就剩下我和袁敏了。

  越军连续炮击了两天后,在第三天停止了炮击。我的房东一家人又回到了家里,我看房东心事重重,就关切的问他这两天全家到哪里去了,生活怎样?他回答说,他们全家逃到后山爱店至峙浪公社的公路线旁边的山上躲了两天。

  房东回来后,心中还是很这害怕,他们手无寸铁,面对战争显得很无奈。


  1979年2月15日下午,我们接到开拔的命令,侦察组建连离开那呼屯村,具体干什么,到哪里去,有什么任务,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搞的十分诡秘。其实大家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对越还击战争即将打响!

  出发前,我依依不舍的向房东告别。虽然,我和袁敏只是在房东家里住了一个月。但是,这是我们侦察分队在边民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户。边境线一路侦察下来,我们侦察分队一般只是在边民家里住一个晚上。相比之下,在老乡家里接连住上一个月。对一个军人来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是不多见的!

  离别时,我首先感谢房东一家在这一个月的时间时对我和袁敏给予的多方关照。其次,反复叮嘱他们一家人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敌人炮火袭击。最后,我向房东表示:如果对越战争结束后,我和侦察四连班长袁敏还能活着,我们两人一定会来看望你们的,我们会把你们全家对我们的关照永远铭记在心中。

  队伍向爱店口岸方向进发。村庄里除绝大部分村民都已逃走,剩下不多的几十名村民目送着我们的侦察分队,他们也知道大战即将降临。

  专司我团侦察排的那呼村妇女干部专门来到我们排,战士们不断的向她招手。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与她道别,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今天则显得心情格外沉重。我想,她心里一定清楚我们这一别意味着什么。我握着这位好心大姐的手,百感交集,半天才从嘴里说出了一句话发自内心的话语:“谢谢您,好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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