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张兆祥副团长给二营干部们讲作战要领。
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残酷的战斗没有磨去军人的乐观与豁达。二炮连连长钟永华（左）与五连连长谢仁俊（右）用套了薄膜的地图捧着米饭，吃得那么香甜。
机关同志把祖国亲人送来的苹果、罐头、水果糖和香烟送到264高地，战士们激动得泪水滚滚。高地上的六连三排伤亡13人，三个班长两个牺牲、一个重伤，全排只剩下8人。
110团陆续攻占264、332、198、215、199、196、238、271高地和登朱，歼敌黄连山省队192团团部和345师121团第五营共370余人。至此，谷柳、保胜地区战斗胜利结束。
2月22日。我团转入预备队。谷珊已经拿下，敌人逃往柑塘，316A师一个团正增援345师，欲死守柑塘，我军正调整部署，准备全歼柑塘之敌。
2月25日。110团基指离开210高地，向柑塘转进。
开进中的炮兵部队。
开进途中的110团政治处机关。
199高地上用越军扔掉的罐头充饥。
黄昏时分，团机关在公路上突遇地雷阵，只能小心翼翼地跳跃式通过。
部队对已攻占的高地进行搜索，找到大量物资、文件和越军溃逃时的遗弃物品。
俘虏。
搜索越军营房。
柑塘城外的朗顿铁路桥。2月26日拂晓，二营五连进至朗顿附近春增西侧一凹部，突遭一股越军伏击。尖兵班长刘戈平率两名战士直插越军背后，与连主力内外夹击，全歼越军345师121团二营营长及其残部，毙敌19人，其中连长3人，活捉敌中尉连长1名。
二营营长谭胜文在指挥部队清剿残敌。
一营营长谢高飞在指挥部队清剿残敌。
被我炮火击毙的越军尸体。
3月2日。部队在北瓜姚—谷珊一带休整、清剿残敌。三营八连战士押送换了便装的越军俘虏下山。
政治处深入营连了解战况。
三营教导员姜友（左2）在高地上向宣传干事胡福生（左3）讲述战斗经过。
37师110团最出名的是刘戈平，在火线上一天内从班长提为副连长。宣布命令的时候，此人还一脸脑浆，不过全是越南鬼子的脑浆。
刘戈平还有一个同乡战友叫史庆宇也很厉害。
三十八年后刘戈平和史庆宇同战友们一起到南疆烈士陵园祭奠战友。
一组39师115团的战地影像，效果一般。
115团团长可云忠在越南战场某高地上，亲自指挥我们作战。
二月十七早上，二营五连进攻228高地受阻，在紧急情况下，团参谋长刘云华亲自拿上爆破筒炸敌人的火力点。
115团政委王品端在越南战场某高地向上级报告战况。
2月18日师桐副师长来到387高地西北无名高地115团指挥所，和团长一起研究敌情制定作战方案。
在越南战场某高地，政委王品端和组织股长禹洪洲在研讨组织工作。
2月18日，可云忠团长和作训股长母世林在387高地西北侧无名高地研究敌情，制定作战方案。
团长和政委在越南战场某高地分析敌情，商讨作战方案。
可云忠团长，刘云华参谋长和作训股长母世林在前线指挥所分析敌情。
团首长在越南战场上，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
政治处主任王崇发同干事杨龙田一起挖猫耳洞。
报务员在收发上级指示。
在战场上干粮吃完了，就将就吃菠萝充饥解喝。
2月27日，作训股长母世林在369高地上写战地日记。
39师宋副师长到115团了解战况。
115团特务连侦察兵在战前化妆深入敌阵地侦察敌情。
115团特务连在248高地休息待命。
特务连在369高地上总结这几天的作战经验。
有线电话兵在369高地山脚架设电话线。
通信兵战场上向上级报告敌情。
成都军区授予通信连五班:”英雄报话班”称号。
100炮连在越南战场向敌阵地开炮。
115团八二无后座力炮一排荣立一等功。
115团一营在对越自卫还战中，出色完成了作战任务，中央军委授:”攻坚英雄营”称号。
115团二连在组织班长沙盘上研究推演作战方案。
115团二连荣立集体一等功，副指导员刘增武被昆明军区追授“战斗英雄”称号。
2月23日，二连连长刘明丰在387高地修筑工亊。
战后回国，二连连长刘明丰带干部战士到屏边烈士陵园，拜祭刘增武烈士。
115团三连荣立集体一等功，昆明军区授予“威震敌胆英雄连”称号。
115团7连12斑对越作战胜利回国留影。
115团三机连在战场上的照片。
115团三机连三排长李志松在387高地观察敌情。
115团三机连作战胜利回国的留影。
39师医院女兵对越作战胜利回国留影。
一九七九年的对越反击战，云南方向最激烈、最紧张、最惊心动魄的战斗当属代乃阻击战。攻守双方分别为越军316A师和我军39师，交战双方在代乃地区展了殊死搏斗，最终我军死死卡住了十号公路，越年316A师增援柑塘的企图归于失败。
代乃阻击战的战斗过程，当属116团6连一排长谢志熙撰写的《代乃阻击战真相》，该篇文章最为详实也最有影响，网上铺天盖地，本老兵不再转发了。现在发表一些其它战友的回忆文章，从另一角度再看代乃阻击战。
39师117团司令部参谋侯坤祥的回忆：
1979年2月，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越南的国土上度过了17个惊心动魄的昼夜。
往事不堪回首，在越南的北方，我曾穿越过罕无人迹的莽莽林海，遭遇过越南特工的突然袭击，出生入死，历经艰险，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终于闯过了生死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我的好多战友却已血洒疆场，长眠于云南省麻栗坡县境内那座当地农民含泪修建的烈士陵园内。其中有位叫张斌的干部子弟，牺牲后连尸首都没找到，只是建了一个空空的墓和碑。
我聆听过张斌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目睹了烈士林贤睦连长的妻子痛不欲生的愁容。此事虽已间隔四十年，但仍记忆犹新，每每回顾起来，不免潸然泪下。
1 步校参训
1978年的春天，我奉命到成都军区步兵学校参训队学习。该校位于成都市东北方向的什邡县境内，属四川盆地的边沿地带，那里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物产十分丰富，号称天府之国。
与高大忠厚的北方人比起来，这一带的人们显得小巧玲珑，女人们就更具特色，不像北方妇女那么传统、含蓄，她们性格豪爽，我行我素，说话办事不遮不掩，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她们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刁着烟卷喷云吐雾，手里拿着兔子头在大街上边走边啃如入无人之境。
有一次，我与同学在公路上散步，几位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嘴上的烟蒂竟神奇地飞上高空，正好落在一位同学的脑门上，当这位同学回过神来表示愤慨时，那群少女已在几十米以外捧腹大笑那！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
参训队的学员大都是来自成都军区、四川省和西藏军区的连排干部，主要进行参谋业务的基本功训练。训练异常紧张，但生活很充实，年轻人精力过剩，开玩笑也不讲分寸。一天夜里，有位同学悄悄把同寝室所有人的蚊帐撩开，让饥饿的蚊子大开杀戒，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七、八月份，有关战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了步校，同学们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大家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干脆连课也不上了，随时准备归队参战，课堂秩序开始受到了冲击。
校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学校赵政委亲自动员，他说：“越南乃弹丸之国，杀鸡焉用牛刀？即使有局部战争，国家也不会动用军校这个人才库！大家要安心学习，及早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同学们的情绪暂时稳定了下来，但形势瞬息万变，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九月初一凌晨四点多钟，我突然被区队长推醒，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我根本没听明白的话扭头就走，我也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上了教室的二楼。此时，二楼会议室里已灯火通明，十三军的学员一个个神情严肃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人员到齐后，校方的一位领导宣读了成都军区的命令，大意是：十三军的学员迅速归队，准备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要求大家不得私自通信，严守军事机密。
2 整装待发
第二天一早，我们十三军的学员就打好背包，待命出发。在排队上车时，其他部队的学员均被值勤的哨兵挡在50 米以外，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送行。正当我们依次上车时，遇见了我原所在排的七班长袁成伟，他是和我一起来步校学习的，分在军事队，（我在参训队）毕业后任排长，这次要直接分到步兵连带兵打仗。
小袁告诉我，他已经入党了，是刚刚突击填的表，（部队有这个传统，关键时刻，就吸收部分骨干入党或提干）在谈到入党时袁成伟显得异常的兴奋。袁成伟系四川雅安人，因机灵帅气，一入伍就分到连部任通信员，一年前连长还专门对我交代说:袁承伟是个好苗子，准备下到你们排锻炼，你要严格要求……
这下刚当排长就要去带兵打仗，从袁成伟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意识到肩上的分量，我像大哥哥一样关切的对他说：下到连队后要多动脑筋，搞好团结，充分发挥党员骨干的作用，战争非儿戏，一定要机智灵活，英勇果敢。他笑了笑，然后默默点了点头，我们就分别了。谁知，这竟成了我俩最后的永别！
战后得知，袁成伟被分到38师114团任排长，该排恰恰是尖刀营里的，处在团战斗队形里的最前沿。出师未捷身先卒，小袁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被越南兵用火箭筒把胸口打穿了一个拳头大的洞！
火箭筒是用来打坦克和碉堡的，越南人却瞄着我们的战士打，可见战争之残酷，越军之残忍！
袁成伟烈士
我们从步校坐车到了军区机关大院，在招待四所停了两天后被分到了各部队，我被分到了117团，任司令部作训参谋。战前的准备工作异常紧张，我每天一早出去，半夜才能回到宿舍，天天往基层连队跑，检查他们的战备物质是否齐全，携带是否方便。各连队也忙着模拟训练，一时间，营房内外硝烟弥漫，杀声四起！
在临近出发前的几天里，部队天天搞紧急集合，往往在夜间大家睡得正香时，突然响起了集合号，集合时寝室里不准点灯，不准大声说话，战士们摸黑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携带好武器弹药，二十分钟左右，全团千余人马便整整齐齐地列队在大操场上。有一天夜里队伍集合好，就再没有回到营房，直接步行到了彭县火车站，乘车向云南边界进发。
3 征途心情
古代王翰曾写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达出征将士的心情。
出征打仗，保家卫国，乃军人不可推卸之责任，虽说心情有点紧张，但我们几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倒也感到无所谓，大不了为国捐躯。可那些年龄稍大一点的军官就不同了，他们已有了后顾之忧，老婆孩子如坐针毡，坐卧不宁，她们不能、也不敢阻止丈夫奔赴疆场，于是不少人就悄悄跟到彭县火车站，其中有位怀抱婴儿的少妇，远远的看着向自己招手而又不能出列说话的丈夫直掉眼泪，还尽量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们送别的心情不难理解，战争是真枪真刀的较量，子弹又不长眼睛，谁能保证自己的亲人不会发生意外呢？她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寡妇啊！
我不知道那些在亲人泪眼中告别的军官，心情是多么堪苦，但他们仍然迈着坚实的步伐随着队列向前，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从成都往昆明开进时，我们坐的是闷罐车，白天车窗被遮得严严的，以防泄密，夜间才能打开窗帘。每当夜幕降临时，大家便挤在车窗前，看星星，看月亮，看飞驰而过的大山，也有的相互交流参战的感想，表示杀敌立功的决心。
军人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有时也想入非非。对着一轮明月，一位云南籍的新战士就突发奇想，非常认真的对我说：“军人嘛，就是打仗的，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死不足惜，遗憾的是自从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活了整整十七年，至今还没和女人睡过觉那！”哈哈哈哈哈……车厢里立刻并发出一阵粗犷的笑声。
火车经西昌、攀枝花到达昆明。昆明有一条直达越南首都河内的国际铁路，是一百多年前法国人为掠夺我国的矿山资源修建的。在昆明火车站，我团根据战时需要把全团编成了四个战斗单位，分乘四列火车继续向越南方向开进，我随团副参谋长负责第三军列。
副参谋长已年近50，早年曾在云南边界剿过匪，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长期的和平环境也使他对此次的战事多了几分怀疑。在火车站休息时，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辆吉普车上问：“你看，这是搞演习呀还是真的要打仗？”我感到很吃惊，难道他没有关注国内国际形势？中越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可我们的一些指挥员却还如此麻木。
中途，我们在开远休整了两天，这里系亚热带地区。刚刚过了元旦，我国的北方已白雪皑皑，这里却春意盎然，鸟语花香，山头上一片翠绿，田野里的小麦正待收割，碧水蓝天之间，一群天真无邪的哈尼族少女在追逐打闹。
4 临战动员
我们117团属于乙种编制，因为要打仗，要立即扩充为甲种编制，需补充近三分之一的人员。补充的人员除部分来自地方部队的勤杂兵外，大部分是当年应征入伍的新兵，我们已经开进到了云南边界，这批人员才补充到连队。
新兵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刚穿上军装，还未接受部队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与老百姓没有多少差别，一听说要打仗，难免有点紧张。
有一天我在司令部值班时，接到云南楚雄县武装部打来的电话，说是我团八连的一名新兵私自跑回了家（临阵脱逃），被当地武装部扣留，请求部队拿出处理意见。我请示团首长后，委托武装部的同志送了回来，因为是新兵，回来后只是进行了一番教育，并未做组织上的处理，给了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在战场上，恰巧我与这位新兵遇到了一起，他作战很勇敢，战后还立了三等功。
我是坐着通讯连的摩托到达指定地点的。天已经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借助车灯的光亮在崎岖的环山道上徐徐前进。沿途，当地农民在摸黑劈山开道，为部队抢修简易公路。
由于经常受到越军的骚扰，这一带的老百姓早已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老弱妇幼及学校已迁至后方，剩下的大都是基干民兵，他们对军人特有感情，我们几个参谋的房东就令我没齿难忘。他是五六年支边的湖北籍知青，出国之前，我们几个就住在他家里，他白天参加农场的劳动，民兵训练及巡逻护卫工作，晚上还给我们烧洗脚水。
战斗打响后，他随民兵连出国参战，给一线部队送弹药、抬伤员，几次遇险，腿上还受了点轻伤。战后，我团在一个叫槟榔寨的小镇上驻防，担任河口一带红河沿线的临时防御任务时，他带着老婆孩子背着一大篓香蕉，步行数十里找到了我们。非常可惜，他给我的地址给丢了，不然，待有机会重游故地时，或许还能在一块叙叙旧呢……
5 临阵演练
当天夜里凌晨四点，我们住进了一个叫茅草田的小村子——云南河口县林场的一个分场场部的所在地，村子周围全是茂密的橡胶树，我量了一下军用地图，方知这里距越南的国土仅有700米。
第二天一早，我们借老百姓的衣服化了妆，跟随团长石兆祥到红河岸边实地侦察。红河约百余米宽，源于云南省的哀牢山，从河口县城进入越南的国土（河口县县城就在边境线上），汇入太平洋。在我们站立的这个地方，河流的中心线就是中越两国的分界线。
隔河相望，越南边界的山头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清晰可见，他们在有组织的抢修工事。
在红河对岸的简易公路上，站着几个带着钢盔的越南军人，在与我们几个对视了一阵以后，便做着手势向我们喊叫起来。当然不是友好的表示，从他们狰狞的面部表情和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估计是在嘲骂我们。我们哪能示弱，便以牙还牙，大家分别用山东、河南、四川和广东方言奶奶娘的骂了一通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话。
从望远镜里看，对方山头上的战壕已纵横交错，不多远就是一个坚固的掩体，防御体系已基本形成，目前仍在加固。看来越南早已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战争是非打不可了。
据上级通报，苏联的军事顾问已经亲临阵地前沿，检查、部署越军的防线，越南人也很自信，自吹此防线固若金汤，足够中国军队啃三个月的。
作者与吴忠国副团长站前寻找战术场地
在中央军委下达作战命令之前，我团抓紧时间进行了模拟训练。训练分为两步，一是教会刚刚补充来的新兵举枪、瞄准、扣动扳机能把子弹打出去，把手榴弹投到30米以外不至于把自己炸伤；教他们学会最基本的单兵战术，如何卧倒起立匍匐前进以躲避敌人的枪弹。二是进行山林地综合性实战演习。
山林地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形复杂、视线不良，很容易迷失方向、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有一次我与吴副团长一行4人去寻找战术场地时，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在林海里转来转去，怎么也走不出来。正当我们饥渴难忍、疲惫不堪时，从林子里钻出一位打猎的猎人，把我们带到他森林边沿的家里，用自家的甘蔗和自己酿造的米酒招待了我们，我们按照群众纪律给他钱，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接收。
演习是在异常紧张的局势中进行的。我们一边紧张地进行敌情侦察，一边研究作战方案，一边加强演练，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就连晚上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那段时间，新来的战士都很吃苦，他们谁都明白，打仗不是游戏，没有真工夫，就只有给敌人当枪靶，所以他们身上几乎脱了一层皮。经过短暂的强化训练，新战士的基本功得到了快速的增强。
6 向导事件
异国作战，最大的困难是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了。为了便于交流，翻译教会了我们几句简单的越南国语（京族语言），比如：“若松空也”（缴枪不杀的意思）。我们的语调很生硬，说起越南话来有点像日本人讲汉语，越南人不一定能听得懂。
上级给配备的翻译不够用，各团就各显神通，自己找被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充当向导和翻译。大家都清楚，在生疏的地形环境下作战，向导作用的重要。即便在战场上，你能抓到越南人为你带路，但你也绝对不放心，他有可能把你带进越南人的伏击圈。在那一段时间里，被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都成了抢手的随军翻译和向导。
一天早晨，江副团长找到我，说我们团的两名向导突然失踪了，据特务连侦察，是被111团的侦察兵给偷跑了。因为我是从该团调过来的，对该团的情况比较熟悉，江副团长非要我和他一块去交涉向导事宜。
我们驱车到了111团，接待我们的是该团副团长谭仕禄。谭副团长是我的老上级，在我任111团二连三排长时，曾带领全排代表111团参加37师的尖子排大比武，当时的领队就是他。在那次大比武中，我排为团里争了光，我本人也夺得了三项个人第一，团首长因此给了我相应的荣誉。尽管后来我被调到师作训科，又从作训科到成都军区步兵学校学习，但谭副团长仍不忘旧情，把三等功证章和“学雷锋积极分子”的荣誉证书寄到了成都军区步兵学校。
谭副团长机智聪明，胆识过人，性情豪放，敢做敢为，是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他在师作训科当参谋时，曾随当时的师长到缅甸剿过匪。有一次，制定作战方案，因和师长有不同意见而争执起来，当时的他血气方刚，语言也有点过激，师长一气之下掏出了手枪。要不是作训科长及时劝阻，那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并未惧色，因为他亲自带着一个侦察班到缅甸的地形上进行了实地侦察，为此，还牺牲了两名战友，按说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战场上情况紧急，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剿匪归队后， 谭仕禄被调到了111团3营，在副营长的位置上一蹲就是好几年。这几年他深入简出，与世无争，静以修身。直到被提到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的位置上，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才得以充分发挥。越战结束后，他先后担任38师参谋长、师长，昆明军区步校任校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重庆市警备区司令员。
谭、江两位副团长是重庆老乡，彼此很熟悉，寒暄了一阵之后，两人便切入正题，在向导的问题上周旋起来。一个是老上级，一个是现任领导，我是不好随便插话的，呆在屋里，我有些不自在，想找个借口出去溜达溜达。正巧，我的老连长余泽陶破门而入，我赶紧拉着他出到门外。
余连长是四川宜宾人，自幼家境贫寒，参军前在长江边上当过纤夫，指导员经常拿他那段经历开玩笑，说他十七八岁时还光着屁股在河边上拉船，他也不羞不恼，反而理直气壮地辩解：“有理的街道，无理的河道，不服气吗？有能耐你把他咬了去！”说得指导员哭笑不得。
长期的纤夫生活，使他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他做事风风火火，不知疲倦。在生活中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有一次连部开会，一排长带了一瓶水果罐头，打开后大家刚准备吃时，他抱起罐头“噗噗”就是两口唾沫，然后哈哈大笑着自己吃起来，气得大家直骂。四川人不怕骂，他们骂架时平静得如喝白开水，不管你骂得多么不堪入耳，余连长对到口的美食照吃不误，还边吃边笑，搞得大伙拿他奈何不得。
我让余连长帮我召集了几个同学、同乡，有111团的侦察参谋谢汝彬、战勤参谋刘金柱、宣传干事张广连和组织干事宋述堂。刘金柱尽地主之宜，搞来几瓶烈酒和罐头。在即将沐浴战争的枪林弹雨的前奏，我们哥儿几个在一起，喝下这苦涩的壮行酒，相互说些勉励的话、祝愿平安的话，最后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万一谁在战场上光荣了，就由活下来的人负责料理后事，照顾家庭。临别，我们不约而同的朗诵起：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大有那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感。
我不知道屋里的谈判是怎样进行的，当我再次跨进门时，感觉里面的气氛没有刚才那么融洽，江副团长一脸的无奈和不悦。我想即便真的是111团把向导偷跑了，他们也不会拱手相让的，战争的“人才”呀。谭副团长不但没有承认，反而说江副团长乱弹琴，是对兄弟单位的不信任。我深感内疚，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些辜负江副团长对我的信任，我怎么能把他一个人独自留在谈判桌上，而自己去喝酒呢？
7 战略决策
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美、苏三足鼎立，中美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中苏关系却日趋恶化。苏联当时财大气粗，军事实力雄厚，越南是他的卫星国，中国要打他的小兄弟，苏联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为了给越南人撑腰壮胆，苏联不但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还在越南的“金兰湾”游荡着一支海军舰队。
如果苏联真的插手，从中苏、中蒙边界攻击我国，就可能造成我军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为此，中央军委进行了周密部署，命令沈阳、北京军区加强防御，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突然袭击；命令广州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武汉军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自卫还击，严惩来犯之敌。
为了牵制苏联，邓小平亲自出访日本和美国，并发表了中日、中美联合公报，不管美国是真心还是假意，但他的海军第七舰队确实到了东太平洋，给苏联造成了中国打越南得到了美、日支持的错觉，使苏联人不敢轻举妄动。
中央军委成立了最高指挥部，由叶剑英、杨勇等老一辈军事家坐镇北京指挥。
鉴于中国军队长期未打仗，缺乏实战经验，尤其不善于山林地作战等客观情况，最高指挥部提出了“牛刀子杀鸡”的战略口号。有些人对此疑惑不解，‘牛刀子杀鸡’不是大材小用吗？其实不然，这即符合当代中国军人无实战经验的实际，又符合毛泽东同志“在战术上藐视敌人”和“以多胜少”的战略、战术思想。
粗略估计，此次战争共动用军队数十万，民兵少说也有五万之众。战役分两个方向，一是由许世友指挥的东线，由广西向越南的凉山、高平进攻；二是由杨得志指挥的西线，从云南的河口地区攻打越南的老街、柑糖，对越南的北方形成钳形攻势。
云南的作战集团是由十一、十三、十四军，一个地炮师和成都、昆明军区的坦克团组成的。
我团开始进攻的目标是老街东侧的241高地，师指挥所要求我们：突破前沿后，直接向纵深穿插，切断老街守敌的退路，配合主力围歼老街、柑糖之守敌。我参与了团作战方案的制定，战斗是按照时间协同的，要求各分队不要恋战，尽量摆脱小股敌人的袭扰和纠缠，按时穿插至指定地点，控制老街后侧的一个桥梁，切断老街守敌的退路。
我和侦察参谋管涛到241高地前沿侦察后方知，241高地的山脚十分突出，山脚两侧是两条狭长的山谷，前沿是一片开阔地，易守难攻，地势十分险要。西线总指挥杨得志上将视察之后，把主攻部队（十三军）调到了老街西侧，把241高地交给了十四军。
接替我们的十四军的一个步兵团，在攻打241高地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渡河的桥梁几次被炸毁，强攻山头时屡屡受挫，阵地前沿血流成河，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在战事危急的时候，在我方山头上观战的民兵主动配合，组成了敢死队轮番冲击，才拿下了241高地。
8 连长刘建荣
1979年2月16日凌晨一点，我团开始向边界开进，三点钟赶到了红河北岸的公路边。大约四点左右，一声尖啸的炮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接着万炮齐鸣，其中火箭炮拖着长长的火舌，呼啸着划破长空刺向红河对岸，老街及红河前沿的几个高地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军事设施及电厂、桥梁顷刻间被夷为平地，越方阵地上一片混乱。
我师116团在师舟桥连的配合下强渡红河，像一把尖刀，直插285高地，一举攻破了越军苦心经营的第一道防线。但与116团并肩作战的37师111团在进攻中遇到了麻烦，当拿下230高地时，该团担当尖刀任务的红四连已伤亡过半，连长刘建荣壮烈牺牲。
刘建荣是河北易县人，出身于一个回民的武术世家，他71年入伍，我在111团二连任排长时，他在四连任副连长。76年底，我俩同时选调参加团班长集训，分别在集训队任一、二排长，因此对他的印象特别深。他个头不高但体格健壮，不善言谈能身体力行，性格粗犷刚烈率直，自幼不知害怕为何物。一次上军体课学跳木马，我们一排的学员很快就都跳过去了，二排的学员一个个畏惧不前，自尊心很强的刘建荣火冒三丈，他脱掉上衣，拍着胸膛大吼一声：“嘿嘿——，怕个球，看我的——”边吼边向木马扑了过去，他纵身一跳，过了，却重重地一屁股蹲在了沙坑里。
大伙儿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摔伤，他却从地上一跃而起，拍着屁股哈哈大笑：“一点也不疼，怕个球，跳吧跳吧。”在他的鼓舞下，二排的学员很快便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