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战后参加军区文艺汇演 部分队员合影

　　

　　一九八O年四月，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观看文工团演出并合影

　　

　　一九八O年十月于重庆为全军＂文化中心＂现场会代表演出合影

　　

　　参加全军文艺汇演 天安门前留影

　　

　　参加全军汇演的彝族舞蹈《支前》

　　

　　参加全军汇演的舞蹈《星光闪闪》

　　

　　参加全军汇演的撒尼族烟盒舞《美酒敬亲人》

　　

　　参加全军汇演的舞蹈《为了祖国》

　　

　　在对越作战中：文工团先后荣立一等战功1人（刘戈平)，荣立二等战功1人(刘洛宏)，数十人荣立三等战功，其余均受到上级通令嘉奖。

　　

　　

　　56013部队政治部文工团从1978年初成立，经过一代代的传承至1992年，历时15个年头，圆满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其中，历时十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记录了我们三赴前线的生死经历。无论是79年的西部战区，还是85年轮战的老山战区，都穿梭着我们的身影、激昂的歌声处处飘荡一一橡胶林里弹琴，猫耳洞里歌唱，半山坡上舞蹈，烈士墓前焚香。我们用激情和汗水为战士们奉献精神食粮，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芳华每一篇章。

　　

　　13军37师政治部文工团排长、小号演奏员吴军的回忆文章《我在烈士转运站的那些日子》。

　　

　　1979年2月上旬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前夕，我所在的37师政治部文工团完成了对河口沿线各集结部队的战前宣传鼓动演出。即后，奉命按战時需要，一分为五，进入宣传鼓动、烈士转运、烈士安葬、伤员救护、战俘收容管理等战位。

　　河口边境战前被越方炸毁、战中被我方修复的中越大桥



　　

　　2月12日，我刚被任命排长三天，就奉命带队从槟榔寨出发，与文工团的班长刘元竹(成都籍，小提琴)、智军(北京籍，长笛)、刘纲(北京籍，曲艺)、孔健(重庆籍，舞蹈)等5人急赴37师洞坪烈士转运站报到。

　　

　　在这里，我亲历了一个甲级野战师在战時状态下的烈士转运工作。

　　转运站准备了蓝色的塑料烈士袋、白布、福尔马林和少量白酒，要求认真严格的卫生消杀。

　　在中越边境河口洞坪崎岖的边境公路一个大拐弯处，有一片茂密的橡胶林，树林边竖立着一块木板：“35227部队转运站”字不大，也平常。乍一看，似后勤部门的物资转运站。其实，这里却隐藏着一个开战前不便公开的秘密，即将转运的不是物资，是“烈士”。  

　　师组织科长邱光前带领冯干事(甘肃兵)和我们文工团五个兵，加上师汽车连配属的3台解放牌卡车，驻扎在林场的一座破旧仓库里，在附近的师工兵连搭伙，设立了37师洞坪烈士转运站。

　　邱科长强调，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接收37师所属(含配属)部队的所有烈士，做到逐一核实，登记造册，收殓入袋，收集遗物；要尽快装车，武装护送，确保准确、及時、安全地送抵屏边县，转交给师政治部设立在城郊的烈士安葬点(现屏边烈士陵园)。

　　2月17日凌晨，战斗打响，万炮齐发，震耳欲聋。战火把黑夜映得一片通红，前方战斗十分惨烈。我们站在红河边的山坡上，遥望对岸枪炮声最密集的地方，那就是230高地。

　　听师前指的同志讲，固守230高地的越军足有一个加强连，它既可控制北山瓦窑渡场师主力部队架桥渡河，又可控制越境内谷柳至坝洒公路，滞阻战局向越南纵深发展。因此必须首先攻占230高地，确保师主力强渡红河。

　　

　　17日10時许，该团送来了第一批三名烈士。大家虽然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当第一眼看到满身血污，身裹泥浆的烈士遗体，心里仍不禁咯噔一下。这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兄弟啊。

　　几个小時前他们还是活蹦乱跳的棒小伙，现在却躺在那儿，没有一丝气息，略显稚气的面容惨白，没有一点血色，仍透出曾经的刚毅和英气。此刻，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烈士的敬佩和对敌人的愤慨，一瞬间，心理上那种对亡者神秘的畏惧感化为乌有。

　　我和班长刘元竹毫不犹豫地上前抬起了一名头部血肉模糊的烈士，智军、刘纲、孔健等也赶紧抬起另一具胸部缠满绷带的遗体。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遗体抬到转运车辆旁，按照工作程序，核实登记烈士姓名，所属部队番号，阵亡时间、地点。填写好信息卡片，插入蓝色烈士袋外的透明胶袋内。

　　大家又七手八脚，用匕首割断烈士身佩的子弹袋、手榴弹袋。抽出腰带，解除身上披挂的所有累赘，将遗体装入烈士袋后，又用白布条从烈士袋外扎上脚踝、腰部、颈部等位置，这才装车待运。

　　

　　14時许，111团又送来一批烈士。一名叫刘建荣的烈士浑身是伤，满头的绷带浸透了鲜血。转运的同志讲，刘连长就是攻占230高地的主攻连四连长。战前，马副参谋长亲授他一把抗战時缴获的战刀，勉励其奋勇杀敌。

　　攻坚战异常激烈，越军居高临下，用打飞机的高射机枪(子弹约20厘米长)封锁所有上山的通道，负隅顽抗，部队进攻多次受阻，伤亡极大。激战中，刘连长挥舞战刀，冲锋在前，打得异常勇猛。为了有效歼敌，他机智地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诱使越军暴露火力点，立即指挥予以摧毁。就在快要攻占230高地主峰時，刘连长腿部、胸部已多处重伤，头部又被击中，血流如注。他咬紧牙关，硬是以超凡的毅力爬上山顶，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倒在了冲峰的路上，实现了他“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的铮铮誓言(战后，刘建荣连长被追授战斗英雄称号)。

　　

　　金启元也在这批烈士中，我们都曾是111团军体队障碍班的运动员，多次在一起参加过师、团军体培训和比赛。他个子不高，机灵过人，跑障碍是把好手，战前已任四连三排长。


　　

　　战斗中，金启元率重机枪组和火箭筒组在刘建荣连长右侧向230高地发起猛攻，一鼓作气，消灭了敌人多个火力点，刚刚冲上山顶第一道堑壕，不幸中弹牺牲。

　　军体队障碍班合影(二排左一金启元烈士，三排左三作者吴军)

　　

　　四连指战员拚死一搏，浴血苦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首战告捷，于清晨8时零5分攻占了230高地，出色地完成了渡河作战，扩大巩固登陆场的艰巨任务(战后，111团四连被授予自卫还击先锋连的英雄称号)。

　　时值正午，我们共收到了16名烈士，由我首车护送，运往屏边。汽车的前保险杠上涂有白底的红十字标志，沿途三个哨卡据此放行。洞坪到屏边路途近100公里，不仅要翻山越岭，还必须沿红河边约18公里的暴露地段行驶，(开战前几天，河对岸尚属越军控制区域)常有越军冷枪袭击我方车辆，也曾发生越军特工队越界偷袭事件。邱科长指示：我们的战士已经为国捐躯，决不能让他们再受到伤害，要用自己的性命保障运送烈士的车辆安全。

　　果然，我们在途经第一个边境检查站后不久，突遭对岸越军的冷枪袭击，我端着冲锋枪，紧张地扫视着公路两旁。驾驶员也猛轰油门，一路狂奔，直到第二个检查站才敢停车查看。万幸，没有击中车辆，伤着烈士，总算平安抵达了屏边。

　　2月16日师政治部开具的通行路条

　　

　　37师烈士安葬点位于屏边县城郊水冲子，由师政治部蔺副主任主持工作，共有干部战士13名，驻扎在县文化馆。组织科郑定国干事负责墓穴规划，协调墓地60名民工的劳务，文化科王远林干事负责给每一名烈士照遗像，建档造册，与对应的墓穴定点编号，还要组织文工团5名女兵2名男兵清理烈士遗物，发放新被装等工作。苏排长则协助各方面杂务。

　　墓地外围警戒约一个班的兵力。副班长张慧君(女独、报幕)带领女兵张敏霞(豫剧)、杨爱琳(舞蹈)、卢红(女高音)、王凤(二胡)和男兵付强(手风琴)、郑仕林(大提琴)负责烈士新军装、军被的准备和遗物收集、整理造册等工作。她（他）们事先为烈士准备好整套崭新的65式冬装，分别把长短衬裤、绒裤、衬衣、绒衣套在一起，订好领章帽徽，配上新军被，便于民工在收殓遗体时，方便快捷地为烈士更衣。仅套新军装、钉领章、帽微这一项工作，7名战士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烈士安葬点全体成员

　　

　　女兵们整理遗物更是十分细心，她们强忍着浓烈的异味，从烈士血衣口袋中掏出已经凝结成块的遗物，仔细剥离辨认。很多是浸透了鲜血的入党申请书、请战书、决心书；也有遗书、家书和照片、香烟等。她们都一絲不苟地逐一登记，仔细地用牛皮信封装好，做好标记以便移交。

　　屏边县政府也早已进入战时状态。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总体要求下，积极组织各方力量做了大量的物资准备工作。战前，县政府就派员从西双版纳运来上等的木料，动员全县所有的能工巧匠不分昼夜地加紧制作棺木，配备各类工具，组成了精干的支前民工队伍与部队一起坚决完成妥善安葬烈士的艰巨任务，积极参与和有力地配合了37师烈士安葬点的各项工作。



　　

　　民工们在沟口支起两口直径约一米多的毛边大铁锅，烧上热水，在锅边搭起一排长长的竹棚，以便停放烈士，为烈士整容换装。他们含着热泪轻轻地剪开烈士的血衣，仔细擦洗每具遗体上的血迹和污垢，甚至是便溺后的排泻物。都换上全套的新军装。王远林干事认真地为每名烈士照完遗像后，民工们再用担架把烈士抬上坡顶，至上而下地逐一定点安葬。

　　

　　民工们在每个墓穴坑位里，先放下棺木，在棺内半補上新军被，放入烈士遗体后，再轻轻地掩盖上另一半军被，这才盖棺、掩土、插上简易的标识木牌。

　　111团六连李光华烈士入殓实景

　　

　　至今，我还记得2月17日那个腥风血雨的深夜，沟口一片漆黑，闻着浓烈的血腥味，就着昏暗的手电灯光，民工们冒着濛濛细雨，淌着泥泞不堪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把烈士们抬上山，小心翼翼地整理好烈士遗容，给他们换上新军装，垫上新军被，轻轻地放进棺木。我默默地站在金启元烈士的墓穴前，轻轻地撒下了第一把土。能在战時，最后为战友做点事，心中似乎释然了一些。


　　作者吴军在金启元烈士墓前

　　

　　2月17日午后，各部队再无烈士送来。前方战斗如此惨烈，这怎么可能？我们分析，一是各团承担此任务的组织股可能尚不清楚师部洞坪烈士转运站的具体位置，也可能正随部队向越方纵深推进，战事紧张，无暇顾后。正疑惑之時，突然传来消息，在红河边的一个小房子内，停放有一大批烈士。时间紧急，邱科长立即派班长刘元竹带领车辆沿瓦窑渡场一线全面搜索。

　　终于，刘班长一行在红河边找到了那间抽水房，有两只野狗正在附近觊觎。推开木门的一瞬间，大家都惊呆了。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满地的血水已淌到门边。室内一片狼籍。地上，墙壁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已凝结成块。浸透鲜血的绷带、扯散的急救包、散乱的绑腿带、破碎的军装，损坏的枪械，七零八落地丟弃一地。滿屋堆放的烈士遗体横七竖八，有的斜躺在担架上，有的用军用吊床包裹着，有的倚靠在墙角，有的侧卧在地上，更多的是手臂反折、腿断筋连地重叠堆压和相互依偎在一起，一个个血肉模糊，残肢断腿，甚至躯干残缺不全。仔细端详，他们有的眉头紧锁，仿佛还忍受着剧烈的伤痛折磨；有的面容安祥，好像正在熟睡；有的怒目圆睁，似仍在冲锋搏杀。有一名烈士半倚在墙角，眉头紧锁，胸口浸透了鲜血。他的右手臂和半个手掌几乎被打成了肉渣，还紧紧地抱着那支被打断的冲锋枪，食指仍然死死地扣着板机。估计是被越军高射机枪横扫阵亡。如此悲壮的场面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喉头哽咽，终身难忘。

　　战友们噙着眼泪，轮番冲进小屋抢运烈士。刘元竹和孔健刚抬起一具遗体走了几步，噗、噗的一声，似乎有东西掉在脚面上，刘元竹低头一看，竟是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智军和刘纲抬起一具遗体，不料咔嚓一声，烈士已包扎的小腿竟然反折。战友们不得不放慢节奏，尽量地轻抬轻放每一具遗体。房内的空气十分浑浊，异味熏人，令人窒息。他们强忍住胃部一阵阵翻江倒海，干呕欲吐的生理反应，每一次都在室外深深的吸一大口气，又冲进去抬起烈士。一趟又一趟，终于把烈士们全部抢运出来。

　　

　　最后，又回头仔细地搜索了整个抽水房，尽可能地拣起一点点支离破碎的人体组织，集中起来一并带走。整整28名烈士(全是各团分批次强渡红河时牺牲的，因部队迅猛推进，来不及后送)被全部及时地抢运到洞坪烈士转运站。

　　忙完烈士的信息登记，装殓入袋后，已近傍晚。邱科长命令班长刘元竹负责随车后送屏边，并再三强调：必须果断、迅速地通过暴露地段，必要時，要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司机。若驾驶员不幸被击中，车辆失控，宁可抢方向盘撞山，也绝不能连人带车跌入红河，被大浪卷走。在我们手里，绝不能丟失一名烈士。要给组织、给烈士家属一个最起码的交待。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

　　刘班长受领任务后，连夜驱车往屏边急驰，他们这次也数次遭到对岸越军的零星枪袭，所幸并无大碍，终于次日凌晨平安运抵屏边。
　　也许是烈士忠魂撼动苍天，佑我平安，我们每次转运烈士都有惊无险。

　　随后几天，各团组织股逐步熟悉了师转运站的具体位置和烈士转运的工作程序，烈士遗体开始成批送来。

　　

　　记得一天深夜，110团送来一车烈士，因在前线时间仓促，大部分烈士的身份信息残缺，必须上车逐个翻看遗体，补充登记。我立即翻身上车。车上共有21具遗体，全都装了袋，横放在车上，重叠了两层，挤得满满的，想要找到下脚的地方都很难。要是不小心踩着烈士，不仅是对战友的最大不敬，我心里也会不安。我双手吊着汽车蓬杆，一鼓劲，晃秋千以地荡着身体，找到可能下脚的缝隙，小心翼翼地把脚伸入到缝隙里，这才松开抓在蓬杆上的双手，站稳重心，开始工作。

　　这時，我膝盖以下全被烈士遗体靠得紧紧地，不一会，感觉到小腿一阵阵发热，渐渐地有点发烫。我心中一阵惊悚，是遗体堆压产生的物理发热？是烈士生前的余温尚存？还是……  此刻，我多么希望能发现一名生还者啊。我逐个翻找着袋外的卡片，与车下的智军、孔健核对，他们又忙着完善登记表，仔细地填写好新卡片后传递给我，重新插回烈士袋。

　　车上的烈士有一大半还未来得及建立信息卡片，我又逐一解开烈士袋，查看遗体，翻找军帽、领章、腰(裤带)、胶鞋上可能有的信息。车头部分查完，又晃荡到车中部，再到车尾。车顶的蓬布盖得严严实实，空气极不流通。开战几天了，这车烈士牺牲的前后時差至少有两、三天，加之亚热带丛林气候，数天来的闷热潮湿，血腥味，尸腐味，还有其它说不出的异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脑胀，嗓子眼有股东西直往外冒。实在忍不住了，我赶紧荡到车尾，吸几口新鲜空气，平息一下，又一头扎进车里，继续工作。将近大半个小時，终于把这车烈士的信息补充完。我满身大汗地跳下汽车，长吁一口粗气，突然感觉裤腿上粘乎乎的，电筒一照，已是腥红一片，这都是烈士的鲜血啊……

　　110团转运烈士的同志还告诉我，五连二排长梁峰在带领尖刀班攻打332高地時与敌短兵相接，激战中，同时被越军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片击中，多处重伤，可能已牺牲。我脑袋嗡的一声，懵了。我和梁峰是高中同学。入伍前，曾一起在雅安地区田径队训练。入伍后一起参加了37师军体运动会跑障碍比赛和13军文艺汇演，难道就……

　　 连续几天没收到梁峰的遗体，我满腹疑惑，在新收的烈士遗体中仔细甄别，去几个野战医院接收烈士时也多方打听。直到战争结束，文工团在蒙自新安所集结时，才听带队到师医院的文工团指导员郑雄讲，他们医院曾在一天凌晨收治过梁峰，伤票上误登记为“梁凤”。当時他头部已严重肿胀变形，浑身是血，气若游丝。医院清创后连夜转送河口某野战医院就失联了。




　　

　　 

　　团卫生队报告，梁峰伤重已经不行了，部队班师回国后仍找不到梁峰，遂被团列入了阵亡名单。

　　 直到数天后，梁峰苏醒，能清楚地表达意识了，医院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部队番号，部队也才知道他还活着。半年后梁峰康复归队。鉴于其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他从排长直接提升为指导员，并荣立二等功。梁峰也成了军中少见的＂活烈士＂。

　　后排右一为梁峰、右三为作者吴军



　　

　　开战十来天了，我们几个人昼夜不停地接收烈士，殓装遗体，随车护送一批又一批烈士到屏边。每天还要抽出兵力，安排一至两个小组深入越境纵深，搜寻烈士，负重抬遗体、上下车。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披着晨雾，顶着骄阳，没日没夜，连续运转，早已累得疲惫不堪，压得双肩红肿，体力严重透支。仅仅能在吃饭的间隙和随车护送途中才有喘息的机会。

　　为了防止越军特工队偷袭，夜间还要轮流为滞留待送的烈士站岗，人少事多，隔天换岗已成常态。整个战役中，我们就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成天泡在血腥味，尸腐味中，挣扎在肉与灵、血与悲的压抑氛围里。渐渐地，我们面对满目支离破碎的人体残骸和那一张张血肉模糊，年轻稚气的烈士脸庞，已经不再流泪。可是，我们的心在哭泣、在颤抖、在流血！胸中的那团怒火越烧越烈！

　　我们每天一睁开眼就“淌在血污里，熏染在尸腐中，埋头在烈士堆”。原来转运站准备的那点福尔马林和酒精已经起不到降解作用。我们不仅心理上的压抑日益叠加，生理上也渐渐对肉、油产生了强烈的条件反射，吃饭時，厌恶和排斥肉和油，闻不得一丁点荤腥味。哪怕是饥肠辘辘，也抵不住胃部一阵阵的恶心欲呕、一阵阵的翻江倒海，弄得人没有一点食欲，只好偶尔对付着啃几口已剩下不多的压缩饼干。

　　每天超常的体力支出，食物补充又跟不上，我们一个个拖得精疲力尽，可这比起最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又算什么？只要一有任务，我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咬紧牙关，竭尽全力地履行军人的职责。



　　

　　在转运烈士中，不仅有传奇，还有意想不到的惊险。记得有一天上午，109团送来十多名烈士，大家赶紧围上去，七手八脚地忙碌起来，解除烈士的披挂、掏遗物、装烈士袋。

　　刘纲和智军刚把一具遗体翻过身来，在旁的邱科长突然大喝一声：＂不要动＂！！大家定神一看，不由得面面相觑，一个个目瞪口呆，倒吸一口冷气。这名烈士后腰上背的一排4颗手榴弹，木柄全被机抢打断，有的已漏出拉火环，有的拉火环已被打掉，仅残留几根似断非断的拉火线，全都悬吊吊地裸露在外，刚才整理遗体時，大家又扯又拽，如果无意间拉响手榴弹，其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孔健心细，抢先上前，小心翼翼地摘下实弹袋，我和邱科长一起，在后山的猫儿洞里，销毁了废弹。

　　一一0团四连副连长谢作伦之墓

　　

　　现在回想起来，当時烈士袋的设计也不太科学，仅一头开口，要从袋口往里送，由于重力原因，烈士袋的下部被遗体压着，遗体的上部又被烈士袋蒙着，很不好操作，要是从侧边开口就好多了。

　　

　　一天中午，我们收到配属我师的昆明军区坦克团的四名烈士，遗体被烟火熏得漆黑，已严重烧焦变形，有的面容已炭化，有的上身仅残留有白背心的残片，搜遍全身，找不到一点身份信息。

　　运送的同志讲，这些烈士都是从被烧毁的坦克车里拖出来的，可能因车辆开进時，车内空间狹小，闷热难耐，战士们索性脱掉军装，光着膀子驾车战斗，不幸被击毁。我们心怀敬佩，默默地收殓烈士，登记了烈士所属的坦克车辆编号。屏边的王远林干事也精心地为无名烈士照了正、侧面遗像，留档待战后甄别。




　　

　　大概是二十四日13時许，111团又送来几名烈士，夏建军、秦立敏两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眶……

　　夏建军任九连连长時，我们曾有过交住，因师文工团战士智军的编制挂在九连，我曾几次去重庆市沙坪坝杨公桥九连部找过他。他战前升任三营副营长，在带领九连攻打280高地时，必须通过一片菠萝地。他靠前指挥，隐蔽接敌，一把拉开走在最前面的话务员温钢，“前头危险，我来”。他率先匍匐前进，抵近侦察，就在即将通过这片菠萝地时，不幸被越军发现，哒哒哒，一梭子高射机枪弹打来，他“啊”地一个翻身，子弹打碎右臂、进入右侧胸，从左胸腔穿出，胸部一个大洞，鲜血喷涌而出……夏建军当场牺牲。温钢拼死冲上去把夏副营长拖了下来。在被抬下战场装烈士袋时，他的眼睛仍然还瞪得又圆又大，是不想离去呀！战士张福兴轻轻抚摸着他圆睁的双眼，他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作者吴军两次来到屏边夏建军烈士墓前祭奠

　　

　　夏建军的遗体被送到烈士转运站，智军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当年接收他入伍的夏连长，看着夏建军血淋淋的遗体，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他默默地摸出一包烟，悄悄地塞进夏副营长的衣兜里，愿他一路走好。战后得知，他是37师在此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

　　秦立敏就更熟悉了，他所在的111团一连，是我的老连队。他是河南邓县人，74年入伍，任一班副。我们数次一起参加团，师军体培训和比赛，他还获得过成都军区班用机枪对抗赛团体第二名。至今，他乐哈哈地扛着机枪在临峰山上跑5公里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



　　

　　战后得知，他回乡结婚才几天，婚假未完，就接到部队命令火速归队的电报。他含泪告别了父老乡亲，细心抚慰好新娘，毅然登车归建。在一连攻打211高地時，他英勇顽强，和战友们一起向高地发起猛攻，端起机枪一路狂扫，刚攻占山头，就被对面280高地的越军疯狂地用高射机枪和小炮压制在山顶上，胸部不幸被82迫击炮一大块弹片击中，终因伤重不幸牺牲。

　　左起烈士万子红，左2烈士秦立敏，左3为三十七师军体队张教练



　　

　　我们正忙碌着收殓烈士，突然传来一阵阵炮弹袭来时特有的凄厉气流声(炮哨响)，一声紧似一声，几乎撕裂了天空。紧接着，轰⋯轰⋯我们周边约100米左右先后落下了越军的5、6发炮弹。“隐蔽，赶快隐蔽”。我们七手八脚地拉开汽车蓬布盖上烈士。轰⋯轰⋯炮弹落点越来越近，我们一路小跑，时而低姿，时而卧倒，钻进了猫耳洞。

　　炮袭规模不大，很快就结束了，这时，看见对面山坡上搀扶下来一名医院的女兵，左手臂包裹着绷带，满是鲜血，大概被弹片炸伤。

　　   此类炮袭我在洞坪遇到两次。

　　记得大约是2月25日，我护送一车烈士去屏边，中途堵车，恰遇对面一支急着开进的大部队。一眼望不到边的一长串敞篷卡车上坐满了战士，一路上风尘仆仆，军歌飞扬，拉歌声此起彼伏，士气极高。头车上跳下一名军官，向我跑过来，“前边怎么样？拉的啥？战利品？”我不便回答，示意车上。他站上踏板撩开蓬布一角，脸色一下骤变，沉默了。“你们是？＂“我们是149师的”，“真巧，我们是37师的，咱们还是对口演练师喔”……点燃一支烟的功夫，通车了，我们匆忙握手，互道珍重。

　　2月27日，又有了新情况，时至15時许，仅收到三名烈士。为了弄清情况，我和刘元竹、智军、孔健马上驱车，前往十多公里外的野战医院看看。

　　不出所料，院方正在为烈士的善后犯愁，一是不知道烈士该往哪送，二是没有力量组织运送。军医带着我们来到医院的一角，那里并排搭着两顶排用帐蓬，掀开蓬帘，悲壮的一幕呈现眼前：一排排木板床上，躺满了烈士，两个帐蓬里竟有三十多具遗体。一块木板上有一个雨布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名副连长的遗骸。他面容安详，军帽、风纪扣穿戴整齐(估计是军医整理的)，但胸部以下全没有了，仅剩下空空的胸腔、三片干干的肋骨和一截打着挷腿穿着防刺鞋的小腿，估计是被炮弹直接击中。军医又指着床头上另一个小塑料袋喃喃地说：“这也是一名烈士，是149师的一名排长，仅剩下半个头颅，也就这么点儿了”……  

　　刘元竹说：“149师和我们师都在一个安葬点，我们转交”。“谢谢你们了，这都是前线送伤员时一起送来的，医院还真不知道该往哪里送呢”。军医讲：前线的战士和支前民工救人心切，有的重伤员在半路上就已经牺牲，仍抱着一线生的希望送到医院，加之一线战地救护跟不上，一些战士伤不致命，却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医院的收殓工作十分专业，烈士们都换上了新军装，洗尽了遗体上的污垢，耳，鼻孔都塞上了酒精棉球。

　　

　　从医院回到洞坪转运站，已是晚上22时许，刘纲午后已护送留守的车辆去了屏边。深夜单车，切不可长途超载，只好卸下十四名烈士，暂停入室内。智军更辛苦，当晚就随车将二十余名烈士运往屏边。

　　 晚上，我们几个人和十四名烈士挤一起，都躺在农场仅有的一间大库房里。夜深了，大家内心却没一丁点恐惧，连续累了好几个通宵，都睡得很沉。

　　 记得有一次，我随车护送烈士去屏边，恰遇屏边逢赶场，小小的县城街道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堵得水泄不通。我们不得不停下车，我徒步在前面开路，刚刚疏通，回头一看，一小股腥红色的鲜血正顺着车箱的木板缝隙滴滴答答地掉在地上，一条深红色的血路正在蔓延开来……我急忙命令驾驶员快开车，在一群围观老百姓一双双惊悚、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匆忙离开闹市。

　　在屏边，我还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支前民工骆有德自开战以来，一直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忙碌着，从早到晚不停地为烈士擦洗、换装、收殓，他已经记不清收殓了多少名烈士了。这天夜里，忙了一天的他撑了撑僵硬酸疼的腰，朝最后一具烈士遗体走去。

　　这名烈士满脸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又是一个年轻的生命！老骆叹息着慢慢解开烈士头上满是血污的绷带，仔细地用热水一点点擦去他脸上的污垢，小伙子冰冷的脸庞渐渐清晰起来。突然，老骆象被电击一般浑身颤抖，这…这不是我的儿子骆-家-明吗？！他参军还不到3个月呀，怎么会……

　　老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颤抖着双手，又擦了擦烈士的脸颊，是他！是自己的儿子家明！一阵天旋地转，老骆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禁不住老泪横流……
　　眼瞅着与儿子躺在一起的十多名烈士，老骆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为了不影响他人，他把悲痛强压心底，擦干眼泪，咬咬牙，硬是一声不吭地把儿子送上了山。

　　

　　直到两个月后，儿子的阵亡通知书送到家中，老骆再也压抑不住丧子之痛，泪如泉湧，托出原委，全家人抱头痛哭，憾天动地……

　　31师93团屏边籍烈士骆家发，一等功臣，军龄3个多月，時年19岁

　　后来得知，这位忠厚的父亲，又先后把女儿骆家媛、小儿子骆家发送到了部队。84年 4月，不幸再次降临，小儿子骆家发在中越边境收复者阴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骆有德，这位可敬的老人，伟大的父亲，是所有烈士父母的代表，他们在平凡中彰显伟大，在淳朴中奉献忠诚。

　　

　　三月初，部队已向越南纵深发展，前线捷报频传，各团送来的烈士也越来越少，是主动出击的时候了。我们三人一组，分乘两辆车，每天跨过红河，到曾经战斗激烈的各个战场进行搜索，希望能找到因各种原因被遗漏的我方人员遗体。

　　果然，我们先后搜寻到三名烈士。印象最深的一名烈士，是由刘元竹班长和智军、刘纲搜索发现的110团特务连战士董特柯。他们顺着浓烈的尸腐味，在一灌木丛深处找到了他。烈士的个子近1.8米，至少已牺牲了近二十来天，遗体己高度腐败，澎胀变形。他的双眼眶满是蠕动的蛆虫，已经空洞，面部双唇全无，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用手一抬，体肤一片片往下垮，只好割开烈士袋的一侧，以翻滚的方式勉强装入烈士袋。不隐讳地讲，既无法为该烈士清理血污，也无法更衣，只好把烈士放入棺木，盖上军被，在遗体上放一套崭新的军装，以示敬意。

　　

　　战后得知，他是78年入伍的陕西兵，2月16日深夜随师侦察队先期渡河，执行潜入包抄任务，约凌晨2時许牺牲。战斗打响后，民工在抬遗体回国的半道上，因为要急送重伤员，就暂时将遗体隐蔽在一个有植被的山包上。最后被我们搜索发现护送回国。

　　听说董特柯的姐姐在战中给弟弟写信，连回信用的信封，邮票，信纸都为弟弟准备好了，只求弟弟报个平安，可惜没用得上……

　　董特柯的牺牲，让我不禁想起与他曾同在一个连队的高中同班同学孔健，听说他战前已任110团侦察参谋，在2月16日深夜率侦察队先期渡河作战。但愿他能平安。

　　

　　3月5日，我方宣布撤军。部队开始陆续交替后撒。这時，送来的烈士似乎又多了起来。记得，先是收到师炮团2名烈士。听说，是往前线各炮位送饭的炊事兵。他们在送饭途中遭到炮袭，为了不让满满一锅热腾腾的饭菜被冲击波掀翻，来不及隐蔽，不幸被炸阵亡。这2名战士的军装被炸得千疮百孔，几近粉碎。有一名小战士，看样子20出头，身体上嵌满了大大小小3枚弹片，一块弹片竟有20多公分长，直接从后腰插入腹腔。这两名战士身上的肌肉组织被横飞的弹片削成好多个片状，耷拉下来，被风吹得干干的，血已流尽，但烈士的身体却还是暖暖的，软软的，看起来刚刚牺牲不久。

　　各部队后撤時，又陆续搜索到个别遗漏的烈士，共送来三具，因阵亡的时间较长，腐败程度较高，有的已成碳水状，部分已接近白骨化。

　　这一時段至少还有3一4名牺牲的战士是被匕首从后背刺杀的。据各团转运烈士的同志讲，历经20多天的激烈战斗，部队后撤時已疲惫到极限，哨兵被越军特工队摸哨暗杀的情况時有发生。战役已近尾声，出这种事，实在令人痛心。

　　随各参战部队陆续后撤回国，我们的战斗使命已经完成。37师洞坪烈士转运站在师组织科邱光前科长的领导下，以师文工团的5名同志和师汽车连3名驾驶员为骨干，独档一面地承担了洞坪烈士转运站的工作重任，做到了及時、安全、无差错地将全师267名烈士(含配属部队)顺利转运到屏边县安葬点，出色地完成了师党委交给的艰巨任务，受到了部队各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在评功名额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在洞坪烈士转运站的5名同志均被荣记个人三等战功。

　　

　　

　　3月18日以后，转运站的同志开始分两批陆续后撒，邱科长和我是最后一批撒离洞坪，回到屏边的。

　　清晨，我再次来到37师屏边烈士安葬点(现屏边烈士陵园水冲子西园)。明天就要启程撤往蒙自新安所了，就要离开这片渗透了烈士的鲜血，洒滿了我们汗水的山川土地。我站在沟口，心中百感交集，感慨万分。我们的战友还那么年青，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嘎然而止。我们不怕战争，却更渴望和平。但是，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挑衅，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受到侵扰时，我们愿以一腔热血，维护祖国的尊严，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宁。

　　

　　昨天的腥风血雨已悄然离去，昔日荒芜的小山岗，已化作漫坡的烈士墓穴，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就仿佛那些忠诚的士兵，凛然挺立在我们面前，用他们的身躯和热血，组成了新的战斗方阵，永远镇守在祖国南疆。

　　英烈们的战斗英姿依然还在眼前。他们的英名和壮举，将永载我军的光辉史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他们无愧为中华卫士，铁血军魂！

　　

　　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对越反击战期间，在前线就出现了众多父子（女）兵，兄弟（妹）兵。他们在战场上表现突出，作战勇敢，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下面就转一篇王爱国、王献民兄弟二人分别在广西、云南战区同时参战的经历。

　　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和我哥一起参加了那场战争。我哥他叫王爱国，是一九七0年参军的，他在广州军区42军，他们是从广西方向进入越南的。我是一九七八二月入伍的，是从云南方向打入越南的。

　　亲哥俩同时参加对越反击战，在当时，也是区数不多的。这对于一个母亲，面对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同时走入战场，面临随时都可能牺牲的现实，她是一个什么样心情，你可想而知。后来听我家邻居高阿姨说，在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二十多天里，我妈寝食不安，神情不定，精神恍惚，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前线打仗的两个孩子，为他们的安全，而担惊受怕。

　　二月份的天气还十分寒冷，我妈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经常是一个人出去，在外面转啊！转！一直转到天亮时才回家，那倍受煎熬和恋子之情是常人难于想象的。此时，让我想起，我当兵走时那难忘的情景。

　　1978年2月份的一天下午，在我下乡的河南叶县邓李公社武装部领到新军装和背包，满怀心喜的穿上新军装，坐上公社派来的胶轮拖拉机，把我们全公社35个新兵，送到叶县党校集中。

　　到县党校，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大家吃过晚饭，晚上就安排在县党校的礼堂里休息。县党校的大礼堂，空空如也、四面透风，里面连根稻草都没有，当时，大家不知道怎么睡觉。

　　公社武装部张玉林部长，要求我们两个人睡一个被窝，打开背包，一个人的被子铺在水泥地下，另一个人的被子两个人盖，大家就这样将就着休息了。晚上，冰凉的水泥地，加之外面凛冽的寒风，被窝里一点热气都没有，大部分新兵都没有睡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一阵哨子声把我们叫起。

　　吃过早饭，公社领导给我们每个人的胸前佩戴了一朵纸作的大红花，大家心情异常激动。县武装部的人点过名，向接兵部队的人移交，我们就坐上那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许昌火车站，再坐军列到四川），我上车坐定后，把头伸出窗外，在送行人群中努力寻找着我的爸妈，因为我知道，今天我爸妈要来给我送行。

　　远远望去，就在离大门口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我爸妈站在那里，在不停的向我招手。父亲的表情还算平静，只是用亲切的目光一直凝视着我，并不停的向我挥手。妈妈看到我时，两只眼睛充满着泪花，一下子冲到汽车我的窗下，深情的拉住我的手，久久的不舍得松开，嘴里不停呼喊着我的名子:“献民!献民!”。

　　伤感的泪水从她的眼角流过脸面，又从她的下吧，滴到她的胸前，胸前的衣服，不一会，就湿成一大片，（那年她才44岁，比我现在年轻多了）。我感到她要对我说点啥，但由于心情悲伤，却又一句说不出来。我当时好像很不理解，心想:妈呀!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当兵吗？让我好早日离开这艰苦的农村吗？三年以后，我会很快回来的，你不用这样太悲伤，这是好事呀!你怎么还掉什么眼泪呀？这也许是“儿行干里母担忧吧”！

　　我在我们家的姊妹5个中，妈妈是最疼我的，我小的时候，吃人奶一直吃到6岁，在我家里，只有我小时侯有奶妈，我的身体也是我们姊妹中最好的一个。现在看来，吃人奶，对人的健康是最有益了!

　　我参军的部队是我军赫赫有名的50军149师，62年打印度时，24小时歼灭了印度的王牌山地师独立七旅，活捉准将旅长达维。部队当时驻扎在风景秀丽的四川省峨眉县（现峨眉山市）。

　　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支持和地方霸权野心的驱使下，越南不顾当年与中国“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公然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事件。面对越南的不断挑衅，1979年2月17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打响了举世震惊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狠狠的教训了这个忘恩负义的越南这个小国家。

　　1978年10月 12 日，我们部队按照上级命令，乘火车开赴到昆明的，在昆明临近越南的一个边陲小寨集结，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前动员和军事强化训练，三月的战前动员，使得每一个战士，义愤填膺、激情高涨。战士们纷纷写血书，立下豪迈壮志，誓把青春献给人民、献给祖国！

　　期间，根据战斗要求，我们每一个战士都剃了光头，在领章上标注上，姓名、血型、部队番号，并且，每个战士都给家人写了遗书，遗书由部队政治处统一保存。每一个战士都做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流泪，因为你们的孩子是为了祖国的安宁而捐躯的，你们应该为我而感到高兴。

　　我感谢爸妈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原谅我不能给你们尽孝了。如果有来世，我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你们！

　　感谢爱国哥、爱民姐和弟弟爱义、小五对我的平时爱护和宠让。兄弟姊妹的情谊，我永生难忘！拜托你们帮我照顾好咱的爸妈。

　　永别了！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

　　献民泣书

　　一九七九年 二月 五日

　　1979年2月15日，在对越自卫反击”出征誓师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昆明战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十条战场纪律：

　　畏缩不前者，杀！

　　临阵脱逃者，杀！

　　见死不救者，杀！

　　贪生怕死者，杀！

　　投敌叛变者，杀！

　　延误战机者，杀！

　　违抗军令者，杀！

　　泄露军机者，杀！

　　谎报军情者，杀！

　　动摇军心者，杀！

　　十条军纪，嘎嘣响，没有一个多余字，也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犯了那一条，都是死路一条。

　　我清楚的记得，团首长在宣读这《十杀令》时，全团将士雅雀无声。直到结束，各营长喊“向后转，跑步走”的口令，平时整齐的步伐变得有点凌乱，战士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沉思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1979年2月17日凌晨，在祖国南疆1300公里的边防线上，隆隆的炮弹划过黎明前的黑暗，一场震惊世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通往前线的各条公路上，车声隆隆、尘土飞扬，一辆辆拉着大炮和物资的军车、一辆辆急驶的坦克、路两边一队队满副武装的军人，汇流成一条长龙，奔向对越反击战的各个战场。行进中的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们头戴钢盔，满脸灰尘，肩背折叠式冲峰枪，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看见他们。在他们的中间，其中，就有我一个人，当时，我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行进间，就在即将离开祖国那一刻，看到祖国那一草一木，感到是，多么的亲切啊！我深情的望了又望，看了又看。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眷恋我的祖国和我的亲人啊！不知道，这次我出征，是否，还能不能回来。一股恋恋不舍的忧伤从心里油然升起。

　　路边的木棉树有小盆粗，巨大的树冠上一个叶子都没有，却开满火红火红的木棉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美丽的木棉花，自然的美景，军事行动带来的紧张的气氛，形成強裂的反差，这一幕让我震撼。三十八年了，它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时常在梦中再现。

　　从红河过境时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早上，周围环境非常安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公路上是一队队急行军年轻的军人，与小时候看的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完全不同。越南的草能长的二米多高。

　　几天后，我们在一次搜山时，我的班长杨继新、计算兵杨晓红牺牲了，当我抬着扬晓红的遗体下山时，亲眼看到，他的脑膸从头上流出来，流落在担架上，滴落在我的脚面上，我

　　悲痛万分、肝肠寸断、泪流满目。这令人心碎的情景，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在四号桥那次战斗中，我们班两死两伤。那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天的战斗，本来是我要去前沿观察哨的，但我们连副连长蔡秀根，临时给我安排了其它任务，不然，那四个伤亡中就有我一个。

　　我突然明白了，我妈的第六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回来听我妈说，你参战时有那么一天，她心里特别难受，总感觉你要出事。也许是心灵感应，妈妈的预感是对的，就差那么一点。你们不知道，那天战斗是多么的惨烈啊！

　　光我军干部战士，就牺牲了一百多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在叶县党挍大门口分别的一幕，便是我们母子的永别。

　　值得庆幸的是我和我爱国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都安全返回。

　　退伍回到家乡，见到整日为我们担惊受怕、面容焦翠的爸妈时，两位大人，老泪纵横、悲喜交加，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悬挂在他们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别提二老有多高兴了。邻居们也纷纷到我家，向二老表示祝贺。我们家，在当时，是全平顶山市唯一的一家，有两个孩子同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而且，都胜利返回。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视频中，我看到一个兵扒在一个带血的水坑中喝水镜头，使我触景生情，画面里的那个战士，那不就是我吗？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这样经历。他戴的钢盔和我戴的是一样的，他身后背的那支折叠式冲锋枪，仿佛就是我的那支冲锋枪。当时，我们也知道，那腥臭的血水很不干净，喝下去会出问题的，但当时口渴的很，顾不上了那么多了，为了生存，你不得不喝。

　　战时，方见战友情谊重。一次战斗结束，我们清理战场，那战场血腥惨烈的场面，令人震撼！阵地上，漫山遍野的都是敌我双方的尸体，有的身子炸没了，有的腿挂在树枝上，尸体叠着尸体，面目狰狞，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深感战争的残酷！

　　打扫战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战友的尸体，找到战友尸体后，把战友的尸体装进战时我们每个人配发的大塑料袋里，而后，抬到路边，而后，由打着红十字旗的部队收尸车拉走。

　　在搜索战友尸体时，在战壕旁一堆越南士兵尸体中，发现一个还十分孩气的越南小兵，他的尸体叠加在他的战友士兵尸体的中间，他张着两只大大的眼睛，就好像活人似的，静静的看着你，似乎在乞求你什么。顿时，我有点憾然！他才十四五岁，还是个孩子啊！正常时他应该还在学校读书。越南挑起的战争，就这样无情的夺取了他幼小的生命。我沉思了好大一会，人性的使然，让我慢慢的走了过去，用我的双手，把他那童真的眼睛给他掩合上。

　　就在打扫战场快要结束时，我发现在阵地陡峭的半山腰中，有一个两米见方、深一米多的土坑，土坑四周杂草丛生，远远望去，隐隐约约看到土坑旁边的杂草中，露出一个人的双脚，战斗的经验告诉我，那个人一定是我们的战友，因为，越南兵打仗，一般都不穿鞋子，只有我们的战士才穿那种防刺的解放鞋。

　　于是，我就喊了几个战友，商量着过去看看，此时，时间已接近黄昏，几天的战斗，战友们已疲惫不堪，都有早点收队回去休息的想法，站在我旁边的松华说：一定是我们的战友吧，如果真是，那山陡峭山坡，咋样把尸体弄下来？我现在才很理解这个战士当时的心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人能生存下来，都不错了，谁还能顾得上一个死人的尸体呢！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冷抢、地雷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最后，在我的坚持下，我和其他四个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抓着陡峭的山坡上的树枝，一步一步的，艰难的下到了那个土坑旁。到跟前一看，果然是我们的战友，于是，我们就相互配合着，把战友的尸体从坑边拉了上来，拉上来时，只见他头部中弹，一只手还紧紧的握着一枚挂着弦的手榴弹，估计是，他正准备向敌方投掷手榴弹时，他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头部，他应声倒下。

　　我们深为他英雄之举而敬畏。同时，也为刚才拉他上来时，没注意到他手里还握着一枚挂着弦手榴弹，而感到后怕！ 我们用背包带把战友尸体捆好，艰难的，把战友的尸体从陡峭山坡上顺了下去，土坑到山底大概十多米远。到了山底，我撕开他的领章，他叫陈彦章，四川达县人，是我们师446团的战士。随后，我们用塑料袋将他尸体裹好后，再抬到大路边，交给了部队收尸车。 陈彦章的名字，从此，永远铭记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部队是师直炮兵团，我在团榴弹炮连、侦察班里当计算兵，打仗时，我屁股上挂有四颗手榴弹，身上还有防毒面具，计算盘包，方向盘(仪器)、仪器脚架、望远镜(德国造)、电瓶、标扦、2盘(1干米)电话线，背囊等，总之，全幅武装时，有100多斤重。脚穿防剌鞋（给入越部队特制的，沉的很，累死人），腿上打着绑腿，行军背这么多东西，翻山越岭，很累很累的，那年我还不到21周岁，年轻就是资本，能撑的住，这辈子还真是吃了不少苦。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这也就是我特别喜王佑贵的《我们这一辈》这个歌的原因。

　　岁月悠悠，光阴荏苒。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龙腾虎跃的青年战士，如今是苍颜皓首，两鬓已斑。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拼搏过，我们奋斗过，我们奉献过！我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部队，奉献过了军营，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国防事业！我们无愧于养育我们的人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

　　下面是13军37师110团的安毅战友回忆他与父亲在战场上相见的一段趣事。

　　在自卫反击战四十周年之际 ，努力在记忆中去挖掘一些让我永生难忘的事件。 有战友在身旁倒下的身影；有抢渡红河，炮声隆隆水柱四浅的场景； 还有弹片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等等； 但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和父亲在一线阵地相聚的时候 。

　　记得七九年三月初我连在攻下敌332高地后继续向纵深进攻 ，一路冲锋未遇敌人抵抗。 晚上占领有利地形并构筑工事， 挖猫耳洞转入防御部队进行短暂休整 。

　　第二天一早，连长刘冬宝通过步话机说营长周石成接团前线指挥所通知 ，让我立刻到团指报道 。并让我给营长一定要带一条大重九香烟回来。 接命后我带一名通信员，身背一支冲锋枪， 脚穿防雷鞋，快速赶到设在332高地的团指挥所。 一到就看见父亲已在指挥所外的斜坡上等我 。

　　父亲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害怕了没有。 我回答第一天有点怕， 冲进来就不怕了 。他特别交待我一定要警惕敌人不穿军装的冲锋队。 我对父亲说:“这里刚打下来太危险 ″。他说:“我才不怕呢！他们那点本事都是我教的 。”

　　这时，八一电影制片厂随军记者楊子模正好在指挥所看到这个场景很激动。 让我们父子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 背景树丛中就是团指挥所。

　　拍完照片后，父亲告诉我他是从我军炮火准备过的最前沿下来的 。也就是说，父亲是从我们一线步兵还没有冲到的最前线下来的 。我被深深的震撼了 。一个自卫反击战东线前线总指挥在战斗打响后几天就带三个人一台车冲到了战场的最前线 ，这在我军作战历史上应该不多。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识 ！结论是在我当了作训参谋和读完军校后得出的 。

　　首先，父亲对敌人了如指掌 。因为当年他是代表我军派去该国的军事顾问团团长 ，该国大部分主力部队指挥官都是他的学生 。

　　其次，他对制定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布暑胸有成竹。

　　第三是对自己部队充满信任。 相信各级作战部队能够按照预案完成作战任务 。

　　短暂的相聚很快就结束了 ，我即刻归队 继续战斗 。一直打到外波河边转入防御。 之后，按命令随大部队撤回了国内。

　　战后有一次陪父亲散步，提到了这张照片。 父亲派专人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找到楊子模记者 ，取回保存。

　　父亲去世两年后， 我又参加了老山防御作战 ，我在老山主峰团 。每次登上主峰，我就想:如果父亲还在， 我们父子又能在战场一线合个影， 这个场景一只留在我的脑海里......永远 ！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