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针对性的战前训练，提高了战斗力
我的部队原来驻在滇西北，属温带地区，而新的集结地域属亚热带地区。由于地域的变化，环境的不同，部队在中梁驻扎后，没有休息，第二天就投入紧张的战前适应性训练。
训练的科目是部队针对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特点，结合执行的实际作战任务，从实战出发，贴近实战的开展训练。早晨打着绑腿，全副武装地进行越野爬山，有时还要戴防毒面具在密林中穿行。白天找山高林密的地方训练，练习在茂密的丛林中用砍刀开辟道路；在没有道路的陡坡上爬上山顶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架炮、用炮，赋予射向，修整诸元，目的就是提高完成各项战斗准备的速度。通过严格的、针对性的适应性训练，连队适应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的能力有了提高，个人进一步熟练掌握了82迫击炮的操作技能。
有一天，训练结束返回时，我意外见到了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在团特务连工兵排的罗云礼，他告诉我是随副团长到一营的，不但有团的工兵、侦察兵个一个班，还有军区敌后侦察大队的，都是配属一营作战的，具体任务不清楚。我的这位同学，1981年10月15日在麻栗坡配属师侦察连执行侦察任务，为侦察兵开路排雷时，不幸触雷，壮烈牺牲，团党委根据罗云礼同志战时表现，报请上级批准追记一等功，追认中国共产党员。
1979年1月28日是国人万家团圆，喜迎新春佳节的喜庆的日子，但是我们军人、共和国的卫士，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捍卫祖国尊严，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中越边境线上，在苦练杀敌本领的战前训练中。
春节刚过，一天中午，一支小分队急匆匆经过我连驻地，担架上抬得人满身血迹，队伍中还有在搀扶下前进的轻伤员，后来排长告诉我们是军区敌后侦察大队的同志，在越境侦察时，在敌阵地丢失一支手电筒，找回后，返回途中，踏响了越军埋设的地雷，并造成人员伤亡。
二月初连队又补入一批从山东烟威警备区调入作战部队的骨干，这些老兵都是山东人，是请缨参战的优秀战士。两批骨干的补入，连队的整体军事技术力量有了很大提高。两次骨干补入之后，全连指战员已达到170余人。
随着战事一天天的临近，我们具体执行的作战任务也已明确，一营作为加强营，脱离原93团编制，直接由昆明军区调遣、指挥，与昆明军区敌后侦察大队组成侦察支队，加上配属支前民兵一个连，共计1千余人，从中梁大队出发，经中梁脚村、红岩上寨、任松，插到越南封土县三阳以北地区，对敌积极进行袭扰作战活动，以策应配合军主力作战，牵制越军，减轻主力作战部队的压力，阻敌打援，以积极的行动牵制越军316A师东援柑塘。
三阳，位于越南封土县以东约60多公里处，在封土通往老街公路北侧，是向南通往河内32号公路的交汇处，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我们占领该地区，即堵住了封土、平卢、沙巴、坝洒、柑塘、老街六地区越军相互增援的道路，又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还可以阻击从32号公路来的增兵，是一举三得战略部署。三阳以北地区到我国边境大约60公里，全部是海拔2千米以上的大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地形复杂，极利于部队隐蔽穿插活动。
穿插作战是深入敌后的独立作战，是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只有携带足够弹药，才能在战斗打响之后保证打击敌人的火力，歼灭敌有生力量。针对穿插任务的特殊性，为满足战斗需要，根据上级部署，连队对现有人员、武器装备进行了调整，82无炮排4门炮，三门配属三个步兵连，一门机动跟营部行动。82迫击炮二个排6门炮，携带一排的3门迫击炮出境作战，连队要求全连参战人员除指挥员、指挥班和各炮手以外，所有人员全部背运炮弹，每人五发，加上携带的战时必需物资，个人负重近80斤。
人员调整后，连队再次进行了战斗动员，实际上是临战作战部署，动员会上明确了作战任务，特别强调我们执行的是即无后勤保障，有无兵力增援，在敌后独立的特殊作战任务。根据人员配置情况，作战任务的特殊性和战斗打响后的预测，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激烈和残酷的战斗，我们的攻击必然会遭越军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夺取战斗胜利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
全连指战员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要树立敢打硬拼，战必胜，攻必克战斗作风；要树立不怕流血牺牲，冲锋在前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树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斗精神；要以军人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激励我们的斗志，更加坚定了保家卫国，戍边献身，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坚定了不畏艰险，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完成任务的信心。
会后全连进行临战准备，把不能携带的连队物质和个人物品集中存放，个人把自己的物品打成小包袱，写上邮寄地址和收件人姓名，有的战友留下了遗书。为战时需要，在军帽上、上衣口袋内侧，写上部队番号、姓名和血型，这是为光荣或负伤后做的准备，另外全连集体剃了光头，以示决心。连队留下几名体质差，身体有病的同志，照看喂养骡马，看护留守物资。准备就绪后，于2月15日出发，隐蔽接敌进入中越边境一小寨，等待作战命令的下达。
五、纵深穿插敌后，有力支援主力作战
2月17日拂晓自卫还击作战的隆隆炮声，在晨雾中响成一片，黎明天空似火红的烧霞，美丽又壮观，而我们这支穿插部队，伴随着惩罚越南的炮声，越过边境，向越南纵深处、向作战区域前进。
执行穿插任务，作战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所处地域都是在越军的控制区内，为了避免和敌遭遇，达到隐蔽接敌，突发进攻，取得对越军的有效打击。我们进入荒无人烟、杂草丛生，茂密的丛林的大山深处用砍刀开辟道路；在海拔3千米以上的险山峻岭陡峭的山崖上，我们手脚并用的攀爬，翻越了康竹万山；我们艰难地走在腐烂败叶上，在四周古树参天、阴气袭人的原始森林中前进；在悬崖、峭壁的山谷中穿行。
艰难地穿插征途，我们穿越了无数的山脊、深沟、峡谷和原始森林，克服了缺水、饥饿（有压缩饼干，但无水无法下咽）和丛林地带复杂地形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按时到达指定作战区域。
在亚热带丛林中穿插，不利部队行动的主要因素很多，其艰苦条件难以言表。越南北部山区多为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域，属横断山脉连绵起伏，图上距离和实际复杂地形的差别，部队行动受限；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林密，地形险峻，悬崖陡壁随处可见，自然条件之恶劣实属罕见，部队前进速度缓慢；单兵负重过大，水源的缺乏，吃不下压缩干粮，战士体力严重透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想不到为克服困难而付出的代价，做出的努力。这种代价和努力是当代军人不畏艰难，不怕流血牺牲，当代军人大无畏革命的体现，是无私奉献，相互关怀，团结友爱集体荣誉观念的体现。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描写一支穿插部队在山岳丛林中，为按时到达指定作战位置，他们上山爬，下山滑，拼死前插的感人事迹，是对在亚热带山岳丛林中执行穿插任务的真实写照。
2月21日部队到达作战区域之后，按战前部署，步兵展开进入攻击位置，我连在指定位置迅速占领了阵地，清理地面障碍物，清除了射界中空中遮蔽物，构筑了炮阵地，确定了打击目标，测量和计算了射击诸元，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只等命令向敌实施打击。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接到的命令不是打响战斗的作战令，而是命令撤出阵地，返回国内，终止穿插任务。
后来，在战后总结时才明白撤回的真正原因：当时由于我营穿插进入敌纵深处，东、西方向主力作战部队距离我们较远。在我营穿插作战地域的西面，十一军主力攻击部队还在越南封土县以西的巴沙山口西北地区作战，距三阳地区约有80公里；在我营穿插作战地域的东面，十四军主力攻击部队还在老街、柑塘地区激战，距三阳地区更远；距三阳地区相对近的是从坝洒方向攻击部队十三军，但他们还在沙巴以北地区作战。根据资料记载，当时越军316A师已经东进支援柑塘到了沙巴，另外我作战区域越军变化，增加了防御兵力，如果战斗一旦打响，我营将会陷入孤军奋战，无援军、无后勤保障的被动局面，陷入越军的包围之中，必将遭受重大伤亡，付出惨痛代价。
这次穿插，虽然没有发生战前预测的硬仗、恶仗，而奉命主动撤离，穿插的目的没有全部达到，但也达到了穿插敌后积极对敌进行袭扰作战活动，策应配合军主力作战，牵制越军，减轻主力作战部队的压力的预期目的。
从现实意义上讲，这是对部队的一次实战锻炼，是对军人战斗意志的实战检验，是顽强拼搏战斗精神的体现。
回忆穿插经历，我们战胜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付出了为克服困难而作出的艰辛努力。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足以说明部队在亚热带山岳丛林中执行穿插任务的艰辛。
一是穿插进入越南境内第一天，2月17日中午，在翻越海拔3千米以上的康竹万山时，上级命令我连加快行进速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接受命令后，连长带领全连指战员快速冲向阵地，由于山高坡陡，单兵负荷重，行进速度加快，战士的体力很快出现了严重透支，超出了人体功能极限，双腿如同灌铅一样，一步都迈不动，步履十分艰难。回忆当时，我们都是步兵站在狭窄山道上，身靠山崖石壁，连推带拉托着我们前进的，之所以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指定指定位置，离不开步兵兄弟的帮助。
二是穿插行进第二天，我们翻越了康竹万山之后，整个部队在深山峡谷中前进，下午我们到了峡谷尽头，暂短休息后，部队开始爬山。由于2月天黑夜长白天短，在天黑之前我们没有到达山顶，但也没有接到休息宿营的命令，我们只有跟着前面部队在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黑夜中摸索着继续前进，方向向上，目标山顶。
漆黑的山中显得十分寂静，不知周围的地形，看不到前面人，找不到连队的位置，不能大声呼喊，只能听到战士爬山的喘气声，听着声音向前爬。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前方传来原地宿营休息的口令，接到命令后摸黑找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停下休息，当时的我即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域环境中，也不知道有那些战友在周围，孤独的连一个说话都没有。
越南2月份的温差非常大，昼夜温度相差十几度，白天还可以，感觉比较暖和，在艰难的前进中汗水湿透了衣服；夜间就不行了，爬山时不知道冷，停下来之后感到非常冷，冻得只打哆嗦，肚子咕咕直叫，中午吃的一块压缩饼干早已消化完。饥饿、寒冷交织在一起，难以入睡。超负荷的单兵负重，连续行军，体力透支，疲倦中的我半占半立靠在山坡上睡着了。
凌晨醒来，看到周围山坡睡满了战士，向下看山坡的坡度在70度以上，看到当时情景，感到非常后怕，万一身体一滑，就会坠山去，生还无望；如果遭遇越军偷袭，部队就无法形成战斗力，组织有效地反击，只有被动挨打，后果不堪设想。
三是穿插行进第三天，一整天部队是在山脊上行进，在原始森林中穿行，但道路平缓，体力消耗不大，夜晚部队宿营在原始森林中，那参天大树遮盖了天空，地上厚厚的落叶如同又软又暖的褥子，躺在上面舒服之极，这是我们休息最好的一个晚上，但是一场虚惊打扰了睡梦。半夜不知谁喊了一声有毒气，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迅速戴上防毒面具，做好战斗准备，后来明白原来是原始森林中地上的腐烂败叶发出的气味。
四是缺水和饥饿是对我们最大考验，也是最大困难，按常理说，人几天不吃饭，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几天不喝水，就会因脱水而死亡，我们境外穿插因没有水源补充，仅靠出境时携带的一背壶水，坚持到任务完成。
在越南境内，为达到隐蔽接敌，不暴露目标，部队不能生火做饭，仅靠压缩饼干充饥，缺水压缩饼干咽不下去时，坚忍着，靠吃生大米充饥。
为节约用水，入境后第一天我基本未喝水，口渴时，刮脸上汗水抹在嘴里止渴；有时挖一截竹子根嚼一嚼，又涩又苦，但可止渴；休息时，嘴靠在石壁上吸吮潮湿气息。在以后几天里，一直是坚持、忍耐，仅在吃压缩干粮时，喝两口，在极度干渴的情况下，喝一点。这样，我一壶水在无水源补充的情况下，坚持了六天。
穿插任务完成回撤过境后，第一件事，在清澈的小溪边，干渴、饥饿的我一气喝了一壶凉爽清甜溪水，吃了两块压缩饼干，真是吃饱喝足，满足了我当时最大愿望。
五是最为感动的是配属我们穿插作战的昆明军区敌后侦察大队的同志们，他们的战斗精神，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战前，他们多次进入越南境内侦察敌情、为穿插部队探路，部队穿插时，他们是尖兵，带领部队前进；部队回撤时，他们是后卫，掩护部队安全撤退。我们撤回过境后，他们又消失在茫茫深山丛林之中，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六、攻打封土是先锋，前出警戒是尖兵
奉命撤离穿插作战区域后，25日部队到达金平县城，经过暂短休整后，于2月26日徒步通过那发友谊大桥，再次出境。
沿公路一路前行，我们看到路边有被越军地雷炸毁的汽车，有被我军击毙的越军尸体，前进有10公里左右部队在金竹冲和团部汇合，归属了原建制，接受了攻打越南封土县县城的主攻任务。
自2月17日自卫还击作战战斗打响之后，我93团在欠缺一营的情况下，二营向1002高地实施偷袭成功，突击连与敌接火时，距敌防御前沿堑壕最近的只有1米，真正达到了战斗的突然性。经过9分钟激战全歼1002高地守敌，率先突破越军防线并占领阵地（由于我93团是自卫还击作战中最早突破并占领敌人阵地的，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报表扬）；三营经过激战先后占领93l高地和914高地。18日中午全团完全攻占1108高地及附近诸高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经过两天激战我团歼敌副团长以下174人，俘敌20人，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批。
在攻打巴沙山口和歼灭封土县外围守敌的战斗时，因我一营暂未归建，31师把我团作为师预备队，配置在544高地附近，准备待我营归建后在攻打封土县县城时，作为主攻部队投入战斗，所以未参加攻占巴沙山口和攻打封土外围阵地的战斗。师主力部队攻占巴沙山口，各部展开对封土外围阵地的进攻时，我部于2月27日奉命前移集结巴沙山口待命，我连部署在巴沙山口山口处，在公路下沿依序挖了隐蔽工事猫耳洞。
巴沙山口距封土县约10公里，是通往县城的咽喉，巴（楠棍）封（土）公路从山口处经过，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待命期间，天不作美，阴雨连绵，一场又一场的雨下个不停，在这种恶劣天气的环境中，在泥泞的道路上，每天都有到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匆匆而过的部队和从前线抬下的伤员、烈士经过我们驻地，前方密集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是师主力在激烈战斗。
自27日开始，师主力部队沿公路两侧逐步向封土逼近，经过5天激战，先后歼灭封土外围制高点守敌，攻占11个制高点，3月2日下午我部接到做好攻打封土县城的战斗准备命令。
第二天作战命令下达后，由于越军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埋设了大量地雷而无法前进，我们只有沿山脚、丛林前进，穿丛林，过小溪，一路强行军，快速向封土县城逼近。
前进途中，不时听到从公路北侧山中传来清剿残敌的枪声，看到树丛中、稻田里发涨、腐烂、臭味难闻的越军尸体和越军丢弃的弹药。
下午全连按时到达封土县城北面128高地，在丛林中，连长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要求检查装备，丢掉其他多余的物资，只带弹药和构筑工事用的工具，轻装前进，快速占领阵地。一切准备就绪，接到命令后，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快速向阵地主峰冲锋并占领了阵地，以最快速度构筑了工事，架炮、用炮一气完成。指挥班确定了打击目标后，迅速计算出射击诸元，全连赋予射向，基准炮试射，指挥班修正诸元，再发射，全连一发齐射，二发齐射，三发急速射，以准确的打击，使步兵的进攻得到了炮火支援。3月3日傍晚7时左右，步兵攻占越南封土县县城。
在攻打封土县城时，我们炮阵地就设在营指挥所右边，战斗进行到傍晚时，每次射击都发出很大火光，极容易被越军炮兵锁定目标，按常规战斗结束后我们应撤离阵地，但营部要求我们坚守阵地，不准撤离，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遭到越军炮击，所幸的是未造成连队人员伤亡，现在想起来好危险。
3月4日中午，连队派我公差，和连队其他10多名同志一起到封土县城领粮食，途中看到，封土县城外围山坡是一片焦土，到处是被我军炮火覆盖后留下的弹坑，四通八达的战壕全部被摧毁，有的地方还可见到斑斑血迹，随处可见越军撤离时丢弃的物品；进入县城后，看到整个县城基本上已成废墟，一辆辆军车在向国内运输缴获的物资。我们一行12人在县城未找到粮食空手而返。在一商店，从散落地上的物品中我随手捡了一个搪瓷餐盘和一把手把木锯，均都清晰印有中国上海字样，这足以说明他们的生活用品、用具都是来自中国。
3月5日我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自卫还击目的达到，开始撤军。为防止敌人反击、袭扰，我营奉命前出封土县以南地区，警戒、掩护部队安全撤退。另一原因是，在我边境地区有一越军据点班饶散，驻守越军一个加强营，攻占封土地区之后，虽说已成孤军，但未曾受到过我军打击，为防越军袭扰撤军，91团于3月5日奉命对驻守在班绕散越军发起攻击，战斗还没有结束。
我连在前出指定位置时，部队刚过莱云大桥，在一村庄附近遭到越军高射机枪、迫击炮的袭击，遇袭后连长命令一排向右、二排向左迅速散开隐蔽，注意观察敌情，做好战斗准备，防止敌人反扑。连队散开隐蔽后，原位置就遭到敌火力的覆盖。连长的果断命令，连队人员的及时散开，全部进入了射击死角，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一排排长邹书祥头部意外受伤。
邹书祥，1968年入伍，贵州省遵义人，战前他是编外等待转业干部。参战命令下达后，由于部队扩编，连队干部缺乏，作为编外待转的他，毅然向团党委请战，放弃待转留守，要求随部队一同参战，毫不犹豫的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奔赴自卫还击的战场。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在祖国召唤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听从召唤，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赴汤滔火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战后他调到大理军分区，后转业到大理一乡镇工作，现已退休安家于大理。
前出防御期间，连队奉命抽调我们二排三门迫击炮，趟过莱云河到北岸构筑滩头阵地，向封土县以南的越军进行射击，完成射击任务后，带上烫人的炮筒，迅速撤离阵地，返回南岸。刚到南岸，北岸的射击阵地就遭到越军密集炮火的袭击，落在河中的炮弹，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在岸上爆炸的炮弹炸的沙石纷飞，整个河面被炮火封锁。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由于我国已宣布撤军，前出封土以南地区的仅有我们一营，越军如此密集炮火袭击，大有反扑的可能。为防敌人反扑，在越军炮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强行渡河，及时领取弹药补给，补充弹药，确保对敌人打击。冒着敌人封锁，强渡莱云河，没伤一人，顺利完成任务。（在这次射击中，由于当时一名营指挥员不懂迫击炮性能，在射击时，连长已下达了最大射程，但他在后边还大喊再加三千、再加三千的命令。）
主力部队基本撤离后，3月7日晚我连接到撤退命令，由于当时91团进攻战斗还没有结束，途中又奉命返回封土县县城东侧，过河后在一山脚下构筑炮阵地，并挖了猫耳洞，9日晚再次奉命回撤。部队沿公路交替掩护，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中午部队到达金平那发友谊大桥，在通过那发友谊大桥时，部队列队、整理行装，整理军容，以威武雄壮整齐步伐，带着胜利的喜悦，跨过代表中越两国国境分界线的发友谊大桥，顺利返回祖国，结束了22天的境外作战。当时在过桥时我发自内心说：“还是祖国的空气香”，一句话逗笑了守桥的边防官兵。
部队回国后，我们首先驻防在金平县城关大老塘，任务是防御和休整，当时大家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写封信，向家中父母亲人报个平安，免除牵挂；最为盼望的事是收到亲人的来信，了解家中的情况。部队边境驻防不足七日，因故便撤离了大老塘， 17日到达个旧市卡房公社风筝山，经过暂短休整，25日到达个旧市白沙矿合金厂，在此驻防近两个月，5月18日顺利返回驻地永平县。
期间我们在个旧市，中央问慰团对我们进行了问慰，并观看了中央杂技团的慰问演出；最使我意外惊喜的是，在卡房全团召开庆功大会时，我意外见到了我的三弟，在此时、此地兄弟相见的心情难以形容，当时的他还不满16周岁，交谈中，三弟告诉我，当时他参军入伍在贵州铜仁军分区，战前调入31师92团三营机枪连，自卫还击作战时一直配合步兵行动，在攻打封土外围阵地的战斗时，他们冒雨在封土县县城北的117高地作战，打得非常艰辛，连队并有一定伤亡，他的一个战友因为下雨，受伤后运送不下去而牺牲，占领117高地后，在阵地上他见到了师侦察连我的两个同学。
战后总结评功、评奖，由于立功指标有限，全连仅有20余人荣立三等功，而我所在的连、排、班都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最为荣幸的是当年9月全连有17名优秀战士，经选拔，分别到昆明、沈阳、兰州、石家庄、南京等军队院校学习，成为了军中骄子。
1979年自卫还击，我们22天的境外作战，我一直认为我们不但运气好，还是一支非常幸运的部队，虽说执行的都是最危险、最艰巨的作战任务，但都没有直接兵锋对敌，都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平安度过。
幸运之一，纵深敌后穿插因多种原因未战而返回，假如战斗一旦打响，后果不堪设想。战后了解到，团首长对我们一营安全、完整归建，是预想不到的意外惊喜；
幸运之二，主攻封土县之战，越军没有死守县城，而放弃后撤，如此顺利的占领封土县，完全是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
幸运之三，攻占封土县之后，在前出期间，我连遭越军炮袭4次，均未人员伤亡，凡弹着点离我们最近，危险性最大的炮弹，没有一发爆炸。
11军31师91团100炮连副指导员王贤亭的回忆---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功勋炮”
100毫米迫击炮的初始型号为71式100毫米迫击炮，按我们国家军品的编制程序应是1971年定型的。
该炮口径为100毫米，每发炮弹重8千克，配有杀伤爆破榴弹、发烟弹、照明弹、燃烧弹等弹种。我们作战时只用爆破弹一种，配瞬发和延时两种引信。
100迫初速250米/秒，最大射程4750米，最小170米。最快发射速度为每3秒一发，但这种急速射是在不修正射击诸元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在战场形势紧张时，为了压制敌人的疯狂进攻，往往需要以加大火力密度来阻击敌人，也就是地毯式的炮击。在这种情况下，对炮击的准确性就要求低一些了。
该炮准确性高、火力猛烈，弹道弯曲度较大，适用于打击山岳丘陵背面的目标。发射角度为+45°～+80°，其中45°角发射时，距离最远。全炮重74.5千克，另有瞄准具重0.9千克，由于它比较精密，所以有专门包装盒由一炮手单独携带。炮身重28千克，炮架重21千克，座钣重25.5千克。运动方式有马驮、车载和人背3种。
在山岳丛林地区作战，都是人背炮。每门炮编制7人，炮长负责训练炮手，下达发射口令指挥作战。一炮手为瞄准手，二炮手装填发射，其余的人负责引信的调整、传递炮弹和运输炮弹。炮班成员除去每人必带的装具之外，还要带2发炮弹，这样战时我们每人的负重都要超过40千克（炮身、炮架、座钣的携带者不用带炮弹）。
当然还有民工和军工组成的运输队专门负责炮弹供应。该炮战斗转换时间为1～2分钟。一个100迫连为2个炮排，共6门炮，每班1门。由于100迫是曲射炮，在战场的绝大部分情况下，炮阵地上的人员是看不见目标的，而是由设在高处既便于观察又便于隐蔽的炮兵观察所（由连长率指挥排长及侦察、测距、通讯等相关人员组成）下达、修正射击诸元（距离、方位）的。指挥排也有3个班，分别负责侦察、通信、测距任务。通信手段有有线电话和硅2瓦报话机。
战后我一直在关注此炮，后来从有关资料上获知100迫又有了80式。这种炮的性能和71式差不多，但由于炮架、座钣都采用钛合金，所以炮重由71式的74.5千克减为52千克，据说是专门为空降兵设计的。前些年该炮又有了最新型号PP89型100迫。该炮的最大特点是射程由71式的4500米增加到6000米以上！极大地扩展了作战效能。但后两种100迫，我们部队没有装备过。
战前本来要任命我为100迫炮连副连长，专门负责炮阵地指挥。因为以前我担任过炮兵训练先行班长、排长，对用炮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原来准备任命副指导员的林世荣同志曾是我的排长，入伍早、年龄大、文化低，他说干不了副指导员！领导权衡之下我就改任副指导员了。但我心中明白，一旦打起仗来，干部的权力界定也就是“纸上谈兵”了，怎么有利于消灭敌人打胜仗就怎么干。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我们使用的71式100迫都是新炮，放在包装箱里，还都涂满了防锈油。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100迫是我军步兵团配备的主要重火器。由于它本身的特点，不能像14.5高射机枪、82无后坐力炮那样直接配属给步兵分队使用，只能跟随团指挥所，由团首长统一调配使用火力。特别是对我们91团来讲，100迫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团属的14.5高射机枪很笨重，加之越军飞机并未出动等原因，所以只是在我团渡藤条河时提供过火力掩护，并未随团前出敌方境内作战。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正式打响。我们扛着炮，趟过齐腰深、水流湍急，而且河底都是各种大小石块，非常不好走的藤条河，向越军阵地前进。为了减小河水阻力，我们都脱了衣服，赤膊前进。
我们当面之敌是盘踞在13号预设阵地的越军。开始的计划是采用奇袭的方法（所以没有远程炮火准备，等发现情况有变，敌我双方搅在一起，为了防止误伤，远程炮火不能用，只能依靠100迫）隐蔽接敌，突然发起进攻。但大部队刚过河不久，就被越军发现了，猛烈的火力，向我军打来。敌人居高临下，主攻连短时间就遭受重大损失。副连长牺牲，连长跃起冲锋时被敌人的狙击步枪击中裆部也倒下了。该连9个干部损失了7个，情况万分紧急！
团指命令我连：“火速炮击13号高地之敌，支援前卫连出击！”而此时我们刚过河，河滩是一片三四百米长而且长满比人高的芦苇地，根本就没有路。我和连长李毅不约而同地从战士肩上抢过炮身，带着弟兄们穿越芦苇丛快速前进。裸露的脸、腿、胳膊都被尖利的芦苇刺得鲜血直流，根本顾不上了。随我们上来的有一、五、六班的三门炮。此时找一个完全符合100迫射击要求的地方已经没有了（100迫的射击面应空阔视野好，为了挖一个前深后浅的迫击炮座钣坑，对土质也有要求），只能找一个较隐蔽的山洼。
根据步兵从硅2瓦报话机里指示的13号高地3个交叉火力点的位置，我们先指挥跟上来的三个班简单挖了3个座钣坑就向13号高地用炮了。由于13号高地就横在我们的面前，再加上战况紧急，来不及用配备的方向盘精确测量，我和连长李毅、指挥排长谢志军迅速爬上炮阵地前的一个突出部，分别用简易的“跳眼法”（就是根据人的两瞳孔间隔约为自己臂长十分之一的道理，将测得实地物体的宽度乘以10，就得出了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具体要领是：将右臂向前伸直，竖起拇指，闭左眼，使右眼的视线沿拇指一侧对准目标左侧，头和手保持不动。再闭右眼，使左眼视线通过拇指的同一侧，并记住视线对准的实地某一点，然后目测目标左侧至该点的宽度，再将宽度乘以10，即为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目测了到13号高地的距离；用“双标杆法”（双标杆法瞄准的过程是：设置前、后两根标杆对准目标方向，迫击炮架设在两根标杆后方适当的位置。调整好迫击炮的平衡状态后，用方向分划归零的瞄准镜瞄准前方的标杆，然后调整瞄准镜瞄准后方的标杆，再转动迫击炮的方向机，使瞄准镜瞄准前方标杆，通过“瞄前、标后、再瞄前”的过程，保证火炮对准目标），向目标赋予了射向，并分别向一、五、六班的三门火炮下达了射击诸元命令。
三发炮弹飞过去，敌人的3个交叉火力点“哑巴”了。接着我们又发出了“3发急速射”的命令，9秒钟内9发炮弹砸向了敌人的60炮、轻重机枪火力点，接着又是急速射。主攻连阵地前“消停”多了，步兵们抓住战机，向前冲去……不大功夫，硅2瓦报话机里传来了团首长对我连的通报表彰。
迫击炮没有线膛火炮那样完善的反后坐和复进装置，所以火炮发射的后坐力都是通过座钣传到地面的，这也就是选择阵地对土质有一定要求的原因。虽然100迫射程短，发射药少，炮弹出膛后尾气温度也较低，但几轮急速射下来，强大的后坐力、滚烫的尾气还是把湿润的芦苇坡地烧成了硬土块，座钣都扎到地里了。热气浪把已经郁郁葱葱的芦苇都烤成了干草，随着发射后产生的气浪，尘土、碎芦苇都飞上了天，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视线。炮身已经灼热烫人，军绿的漆已经变黑，一片片迸落。
我们11军是战前由乙种军扩编为甲种军的，我们100迫连原来是由100迫排扩编的。扩军除了由内地各野战军抽来一些老兵和骨干，绝大部分都是刚入伍的新兵。我带上去的班就有一个来自重庆的城市兵，他才入伍七天就上了战场，您说他能不害怕吗？我在炮阵地上总是鼓励他，别紧张，别紧张，千万别装“重弹”！在战斗紧张时，新兵一着急，有时会在第一发炮弹还没出炮膛时，又装上一发炮弹，这就叫“重弹”。发生这种情况极危险，两弹一爆炸，迫击炮炸膛，还会把周围的人都炸死！
虽然我们的100迫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首攻的步兵5连还是损失过大。第3天撤出战斗，2连接上又打了一天，才拿下了13号高地及邻近的19、23、24号高地，歼敌172名。
战后，我一直在想这次作战困难的原因所在。首先，战前就应该定下决心，以猛烈的炮火准备，组织部队强攻，放弃以为敌人不可能发现侥幸取胜的想法。第二，对敌情掌握不细。13号高地，敌人苦心经营多年，工事坚固，火力交叉几乎没有空白点。还有越军多年打仗，单兵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第三，越军阵地上的每个人都会熟练使用阵地上的所有武器，比如重机枪手死了，迫击炮手马上可以打重机枪。而当时我们不能这样，“打鼓的不会拉琴”！战时很被动。不过后来我军也吸取了教训，部队培养“多面手”一专多能，到1984年的骑线拔点作战时，情况就有了很大改观。
“历史没有如果”！痛定思痛，讲出来也是好的。虽然我早就不在军队工作了，但我仍认为，十年间（1979-198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教训，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值得我军永远珍视！
从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们91团越过藤条河向越军发起还击作战，到3月10日撤回国内为止，我们团22天打了29仗。100迫炮连在团指的协调下，为我军攻下13、106、30、31和148高地提供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其中攻克班绕散的敌148号高地是一场血战，其悲壮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1979年3月5日，我军奉命回撤，但班绕散敌148高地扼守我军后撤之路（91团回撤之路不是该团前进之路），必须拔掉这颗钉子。当时回撤的先头部队×营×连率先到达这里。负责指挥部队的×××副团长、×××营长，轻敌贪功，未对敌阵地详细侦察和等待与大部队会合再发动攻击，而贸然行动。
×连在没有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强攻，当晚8～12点，我军与敌人在五道战壕里反复冲杀，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我们连在山下就可以听到山上传来的激烈枪声，但也没有命令让我们连炮火支援。攻击的×连出现重大伤亡，基本上丧失战斗力。
几次发不上来，哪句话踫到涯叔的G点了？
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我们100迫采用“炮火假延伸”、“拦阻射”、“急速射”等多种打法，瞬发引信、延时引信交替使用，反复炮击从148高地半山腰到山顶的敌人工事，炮筒都打红了，硬把敌几百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群炸成了一片像刚犁过的田地。在我们100迫和82迫地毯式的炮击下，我攻击部队占领了148、149及附近无名高地表面阵地，军旗插上了148主峰。但仍有很多敌人龟缩在一个坚固的大坑道里，死活不投降。3月7日，我们团的工兵在坑道上方及入口处堆放了大量的TNT炸药，一声巨响，就像在山上爆炸了原子弹，土黄色的大蘑菇云冲天而起。我们站在远处，都感觉到像地震一样。
坑道里200多名越军都被震死、砸死了，包括表面阵地被消灭的317名越军，共歼敌666名，击毙了一名越军少校和数名军官，俘敌15名。此战共摧毁敌人碉堡62个，缴获各种枪支233支（挺）、火炮20门，各种弹药17万发和许多军用物资。
恩将仇报的“白眼儿狼”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当然，由于开始时×营×连的贸然进攻，我军的损失也很惨重。当我们看到57名烈士身盖雨衣躺在山下的田野里，一百多名伤员等待后送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
战后查明，148、149高地上的敌人75%以上，都是被我们的100迫和82迫杀伤的！
血战148高地，我们91团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一个步兵团在山岳丛林地进攻作战中消灭一个敌军加强营的奇迹，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央军委授予步兵第91团“二等功臣团”。其辖的步兵三营为“英雄营”、步兵九连为“猛虎连”。步兵九连八班副班长陶绍文烈士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步兵二连二班班长蒋金柱烈士、二连二班副班长诸万林、步兵九连火箭一班副班长李光辉为“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昆明军区授予91团步兵一营二连“猛虎二连”，步兵三营副营长刘孝坤“战斗英雄”荣誉称号。陆军第11军授予91团步兵一营一连为“一等功臣连”。陆军第31师授予91团100迫炮连“二等功臣连”；91团授予100迫炮连指挥排“二等功臣排”。我们100迫炮连的8名干部全部荣立战功（2个二等功、6个三等功）。
3月8日我们团撤离班绕散，3月10号凌晨2点，100迫炮连随团指撤回到我国边境村寨十里村。
我的职责和参战感受
战前上级交给我们团的任务是穿插迂回。相对于正面进攻来讲，穿插任务更难，因为正面进攻部队的后面都是被我军占领的地域，比较安全，后勤也有保障。但穿插部队孤悬敌后，人生地不熟，没有补给线，处境更加危险。
分配我这个副指导员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协助李毅连长指挥作战；二是带领18名民工，及一部分战士组成运输队和收容队，负责向100迫炮兵运送弹药，和掉队战士及伤员的安排后送。
18名民工一次可挑36枚100迫炮弹，每人两枚16千克，要说不算重，但他们还要挑着自己的行李、熟食、装具，加到一起就不轻了。再说根本就没有路，不是爬坡上坎，就是没人深的荒草丛林，非常难走。这些人都是战前从村寨中招来的，每人有几块钱的补助。他们都是各家中的壮劳力、“顶梁柱”，有个三长两短，没法向老乡们交待。
对于我这个干部来讲，最难的还在于他们不是军人，纪律性较差，而我又不能像对待战士那样，强制发布命令，只能好言好语劝着哄着。
在作战最困难的时候，我两天两夜只喝了3勺儿米汤，也要想方设法让民工吃得好一点。
谈到吃的，我得说一下。临战前，我们每人发2市斤761压缩饼干（4块），还有压缩的蔬菜罐头，里面是黄瓜、白菜、芸豆等，吃的时候，用热水一泡就胀开了。当时肉罐头很少，每班发一个猪肉罐头，但谁也不许吃，等到炊事班炒菜时，打开倒上。同志们很珍惜这些应急方便食品，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舍得吃，但很多同志没来得及吃就牺牲了！可等我们打进越军的坑道仓库时，肺都气炸了，里面堆满了我国援助的红烧肉、午餐肉、牛肉罐头！
战斗期间，最艰苦是在凉水井遭遇战中。由于前卫步兵营（第一梯队）走错了方向，我们随团指前行的第二梯队与越军遭遇了。团指没几个人，只有几件轻武器，没有还击能力，全指望我们100迫。战斗中敌人一发炮弹就落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幸亏是一发臭弹，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了。那天夜里，雨非常大，雨水冲着小石子、鹅卵石从我们身下流过去，天上电闪雷鸣，敌人炮击不断。我们连有2名战士负伤，后来又有两人病倒了，我们便在瓢泼大雨中抬着他们前进，不能扔下一个伤员，这是铁的纪律。战友之情高于一切！
1979年4月20日上午8时，我们91团在云南个旧锡矿礼堂，开庆功表彰大会。政委吴宾提议为我团在作战中牺牲的112名烈士默哀3分钟时，全场顿时哭成一片，有几人昏过去……
战后炮连干部合影：前排左起指导员熊儒明、副指导员王贤亭、连长李毅、副连长林世荣。后排左起：指挥排长谢志军、二排长毛远光、一排长邹永康，司务长黄德明
汽车五十一团二连连长任爱田老战友的回忆
我是1974年12月从乳山县上册公社入伍的，新兵先在烟台集合，然后坐了9天火车，才到了云南楚雄的总后汽车51团教导队。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就留在教导队学开车，分在10班，每台车4个学员。
我们汽车51团是专为援老（挝）抗美组建的，全团三个营九个运输连，加上修理、司训、保养等单位共450台车。全团的车都是清一色崭新的“解放”CA-10B，“解放”-30绞盘拖车。而当时其它部队还都是老毛子（苏联）的”嘎斯69”等老掉牙的车。
入伍一年多以后，我已经是个技术熟练、能开能修的汽车驾驶员了，而且很荣幸地被选上成为援老部队中的一员了。
那年头儿能当兵又开车而且还出国真是好上加好，我们全家都跟着光荣，出国时每人还有一套毛料的“中山服”。
当时我国援老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们修公路，便于我们运送援助物资给他们。援老部队主要分三大部分：工程兵负责修路。空军高炮部队负责防空，当时老美的飞机时不时地就从泰国境内的机场起飞过来骚扰修路。再有就是我们51团的汽车兵，负责为修路和高炮部队运送物资。老挝边境地区非常穷，部队所需的物资，修路的水泥、钢材、砂子都得从我们国内运去，有时还要负责运援老物资。
我们去的时候，美军的轰炸已经不是特别多了，但时不常也有，我们车队就碰上过一次，幸亏我们跑得快藏得巧，没出事儿。但有一回在我们车队前头不远处，老美飞机投了个大炸弹。咱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的，就那个大炸弹坑，我们全排三十几个人站在里面都没站满！
因为在我们去之前，我国就替老挝修公路了，所以有许多烈士长眠在了异国他乡。差不多隔几十千米就有一座我援老部队的烈士陵园，我们都会去凭吊。总政去的慰问团也去那里献花圈。
当时老挝边境地区也不太平，有土匪，也有特务。为防备万一，我们一台车两个人配一支56式冲锋枪，子弹上膛。一个班5支冲锋枪，一个排还有一挺56式班用机枪，都是为了预防万一。但我们在那里倒也没遇上过车队遭袭的事情。不管怎么讲，带着枪心里踏实！
从我国云南到老挝，地形异常复杂，山大、坡陡、河流纵横、森林密布。天气又特别热，老下雨，衣服洗了好几天都干不了。那里的眼镜蛇发起威有一米多高，还发出咝咝声，真够吓人的……
尽管在异国他乡环境很差，但当时弟兄们的思想境界还是很高的，工作也很出色。1978年5月援老任务完成后，我们51团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通令表彰。
其实早在回国前，我们就听说了越南当局猖狂反华排华驱赶华侨的事了。我们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要教训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地区小霸！等我们回国之后，前线的战争气氛已经很浓了。
1979年2月17日，第一次自卫还击战之前，我们51团在蒙自、大屯一带的丛林里集结待命。战前一天，团里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当时我们的团长是陆兴国。他讲：根据我们的作战任务，预计要伤亡240人！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出发前核对手表，当时我戴的是一块“东风”手表。会上要求，往家写信，不准写任何可能泄密的文字。我钱包里就40块钱，装进信封，用胶布封口寄回乳山老家。老家人只见钱也没有信，以为是抚恤金，全家老小哭成一团……
大战开始，我们团是响当当的钢铁运输团，哪里需要哪里去。西线参战的3个军：11、13、14军我们都去。送炮弹、拉伤员、也拉越南俘虏。运伤员时，为了怕颠，我们在车厢底下铺一层厚厚的砂子，再铺上草垫。最让我们痛心的是往回拉烈士遗体，我最多一次拉过40具烈士遗体！当时我就想，这其中有些人几天前可能还坐过我的车开赴前线，可如今…
就我自己而言，第一次最惊心动魄的作战是到黄连山垭口抢运伤员了。那天天刚放亮，我接到命令，到黄连山垭口，那边有一批伤员急等转运（前几年记者曾在四川眉山，采访过亲自参加黄连山垭口之战的13军149师红二连长郑家才。据他讲那一战打得极为惨烈，我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攻占了垭口，堵住了沙巴之敌的退路，为围歼越军王牌316A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红二连伤亡就有102人）。
军情急如火，我马上组织车队开上黄连山。占据前方公路左侧山头的越军，发现了我们的车队，就调来了几门六○炮和高射机枪，封住了我们车队前面一段险要弯路。雾还很大，路又不好走，车速很慢，随时都可能成为敌人的“靶子”！
到这时，我们早就忘了死的概念，必须冲过去，尽快拉走伤员。我把车队分为3组，每组5辆车，拉开距离，借着山间大雾遮挡，快速冲过那段险路。越军虽然能听见，但也看不大清楚，只是盲目向我射击，所幸没出大事。到了阵地的包扎所，那些抢救伤员的医生看见我们眼泪都流了下来，拉着我们的手连连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我把车队疏散到洼地里、敌人的射击死角处，大家伙紧急把伤员抬上车。
来时难，回去更难。这时山间浓雾已经消散，目标一清二楚，敌人的火力把那一段弯路封得严严实实。怎么办？我把大家召集到一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决定拉开距离，冲出一台是一台。正驾驶把握方向盘，副驾驶从驾驶室内探出身子，观察敌人的弹着点，听着敌人枪炮打过来的动静。猛冲、急刹，冲过去几台车。
后来敌人看见没打着我们，就用六○炮追着我们打，前头打后头也打。7班长顾振龙是1971年的兵，经验丰富，一发炮弹落在他车前十几米的地方，炸起的石块砸在玻璃上。他眼瞅着炮弹飞来，紧急刹车，炮弹一响，马上松刹车、猛踩油门就冲了过去。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路边的树木野草都被打着了，浓烟滚滚，正好又掩护了我们。
我坐在最后一台收尾车上，董万方开车，副驾驶在中间，我打开车门探出身子观察弹着点。我对小董说：“如果我‘光荣了’，你必须把车开回去！车上还有负伤的弟兄！”这时一发炮弹呼啸着落向车子左侧路边，小董猛加油门，炮弹轰然响了，我们车子一震，车上的伤员也被震得翻了个身，但没再受伤。
就这样，弟兄们凭借着战前严格训练和在这几天实战中得出的经验教训，驾着车全部安全回到了医院，随车的医生和伤员直向我们表示感谢！
有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命令，为前线某部送饼干。因为这支部队包围了一股敌军，只等天一亮就开始进攻。但部队离敌军很近，不能点火做饭，所以急需压缩饼干。我们这十几部车，迅速到军需库装上761饼干开过红河上的浮桥，向敌纵深开去。车队刚翻过一道小山坡，迎面我军哨兵拦住了车队，说前面的大路被敌封锁了，只能走临时小路。
小董下车用手电筒一照，那根本就不叫路，只是推土机在竹林里推出的一段土路（当时前线的急造军路大部分都是这样），更糟的是，这条“路”我军坦克刚开过去，原本就差的路更被坦克压得一塌糊涂。我把大家叫到一起说，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们今晚也要把761饼干送上去，不能让步兵老大哥饿着肚子冲锋。
车队都只开着一个小灯，在竹林里艰难前进。突然一台车滑到了路边的泥坑里，烂泥浆把车轮都没了。我们赶忙用车拉，结果把拖车绳都拉断了，车也没出来。没办法只好先把饼干箱卸下拉空车，还不行，后来我们把衣服都脱了，垫在车轮下，全体都去推车，才把车辆整出来，然后再把饼干箱（一车一百多箱饼干）装上。车队好不容易开出竹林中的烂泥路，但前面更槽，根本就没有路！就是一片水稻田烂泥滩，车开进去就得陷进去。工兵正在抢修便道，如果等他们修好了再走，肯定来不及了。我招呼同志们还有工兵把一捆捆的竹子，铺在水田中。我站在烂泥中，指挥一台台车开上这条像“席梦丝”钢丝床一样的“竹路”。
终于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把压缩干粮送上了前沿阵地，战士们都哭了。看着同志们吃得那么香，我们也掉泪了。一种不祥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这些步兵弟兄中的某些人可能吃的是最后一顿饱饭了……
1979年初打完头一轮仗，我们排立了集体三等功，我和几个班长也立功了。仗暂时是没得打了，但上级又命令我们排15台车、36个人，去河口配合工程兵226团修边境防御碉堡，共去了9个月。那日子也够苦了。36个人就发一顶帐篷，还只能给炊事班的三个炊事员、两个修理工和一个通讯员用，我们只好睡在车厢里。后来我们搭了草房住，其实不遮风不挡雨，就是个摆设，但比住露天地还强点。
那个地方特别热，中午温度达到48度，根本甭想睡觉，到下半夜才凉快点儿。山沟里没有电，只能点蜡烛。开始没经验，带来的一箱蜡烛，全晒化了。后来，我们每天早起头一件事，就是把蜡烛放进事先挖好的一米多深的坑里，盖上石板。没电，电影、电视，什么业余活动都没有，一本《汽车驾驶修理》教材都翻烂了，可还是抢着看……
河口紧挨着边境，敌情复杂，部队、边民都有专用通行证。经常有敌特过来骚扰，所以我们都很小心，轻易不出营区。夜里站岗口令一般是2个字，如果是4个字，那就表示有敌情了。哨兵都是子弹上膛打开保险随时准备射击。
在离我们营地不远处，有个小山村，统共才二十几户瑶族边民，他们对部队特别好，常邀请我们去喝“鸡血酒”（这是边民招待贵客的）。酒颜色红红的，还特别腥，挺吓人的。我去了两次就不想去了，让班长他们替我去。
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通信股长曲开平老战友的回忆
我是1974年12月入伍来到11军31师91团通信连当报务员的，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就没和通信分家。
当时我们通信连共有3个排，一个有线电通信排（用有线电话）；一个无线电通信排，装备有9部硅2瓦电台，一部15瓦电台（小八一电台）；一个徒步通信排，这个排里有个军马班，有9～10匹军马，还有一部带跨斗的“湘江-750”型三轮摩托车，当有线无线都失灵或某些特定情况就由通信兵骑马或开摩托车送信，不过一般情况很少用他们。
91团3个步兵营各一个通信排，装备有884步话机和小电台，还有对讲机，负责与连联系。连排之间用861指挥机联系，861是在战前才配发部队的，它不是通过嘴说话传送声音，而是通过喉节的震动传送信息的，很麻烦。要专门带一个套在脖子上的装置，还要有耳机、导线和带干电池很笨重的机体。云南那边又湿热，戴上861很不舒服。还有861很容易被敌干扰，噪音很大。步兵连队还有打旗语的小旗子、小喇叭等原始的通信工具。
15瓦电台是团一级单位用来与师里联系的，它使用摩尔斯电码（嘀嗒），电文要由译电员译成中文才能看懂。而战时，为了防止敌人侦听，密码是要经常更换的。15瓦电台不适用于野战，架设时天线要很高，受地形影响很大，有通信死角。而且架电台也很麻烦，一般要15～20分钟才行。15瓦电台自带一块很大很重的干电池，用完了就得用手摇发电机发电充电，在一些老电影里常有这样的镜头。硅2瓦电台用于团营之间的联系，性能还可以，但自带的一块方形干电池很重，有3千克，一直用，不到24小时就没电了，所以还配2块大电池，电池也不能充电，用完了就得扔。
步话机不用密码，只是报务员根据首长的意思和密钥表上相应的一组4个阿拉伯数字（0～9）报出去，那边收报的马上就会理解其中的意思，告诉首长。这是一种必须熟练掌握而且不能出一点错误的工作，所以我们平常一直在练，连学习文件、社论，我们也要把相应的文字编成4个数一组的密码念出来，外人连一个字也听不明白，都戏称叫“老和尚念经”。
当然，我讲的都是1979年2月开始的第一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的通信器材。1984年两山作战时，我就到武汉通信学院学习去了，没参战。这些年，随着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军的通信器材早就跨过几个台阶，刚才我讲的那些老掉牙的器材，恐怕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了。
有线通信兵在抢修被炸断的电话线
实际上，从我入伍不久，尤其是1977年以后，越南当局恩将仇报，不断驱赶华侨，向我境内开枪开炮迫害边民的消息就不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有的边民曾当面质问解放军：“人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我们受越军的欺负，你们为什么不管！”当时我们无言以对……但我们相信：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越南鬼子的末日就到了。
1978年10月，我当兵近4年，第一次回山东乳山探亲，当时边境形势已经很紧了。果然，我回家的第5天，就接到了部队的电报“立即归队！”我知道回部队就要打仗了。离家时，我平生第一次双膝跪地给爹娘磕了个头！爹娘都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知道儿子此去生死未卜。爹只有一句话：“你是军人，走吧！自己多长眼色（这是胶东方言，意思是打仗时要多观察）。”
归队后，就是紧张的备战。战前动员、开誓师大会、检查通信装备。每人的红领章后面都写有个人姓名、血型、部队代号，籍贯和家庭住址。
图中最前面的战士佩戴的是861通信机
我们连无线通信排的15瓦电台加入师1号指挥网，负责师指与团基本指挥所的通信联络。139收信机加入滇南地区警报网，负责收听整个战区作战警报信息。硅2瓦电台分别与团前进指挥所，1、2、3营，团后勤指挥所，团炮群组成无线电通信网，我当时是团基本指挥所硅2瓦电台主台的报务员。有线通信以无线电接力机开通师与团基指的有线电话通信，以电话兵用电话线跟进架设保障团与营指挥所的有线电话联系。
另外还有运动和简易信号通信，各分队在运动道路交叉路口设置路标，或派出标兵，用传递口令保持行军队伍的前后联络，指挥、识别口令。信号、口令都由昆明军区前指负责制定，也是经常更换的，以防敌特。夜间识别信号，一律佩戴白袖标（白毛巾），按单日左、双日右更换。当然在实战也使用徒步、骑兵送信，以弥补其它通信手段的不足。
1979年2月16日晚，我们部队趁夜色进入了出发阵地。一营主攻、二营助攻、三营为团的预备队。这时我们离敌的前沿阵地已经很近了，稍有声响就会被敌人察觉。我们便采用无线电静默通信方法，即对话筒吹气，一长声表示按作战计划进行；一长一短，我部已经进入出发阵地；两短声，敌军阵地有异动；连续短声，我部已暴露……
那晚我们隐蔽得很好，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就埋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2月17时拂晓，6点47分，炮火准备开始。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忘不了那个激动人心，更确切地说是让敌人偿还血债的时刻。军、师、团炮兵群同时开火，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发发炮弹，经过我们团基本指挥所的上空飞向敌人阵地，战区的半边天都打红了。炮火准备的同时，我部越过藤条河向敌人阵地冲去。这时我们所有的小型电台均使用无线电话方式，了解前沿战斗情况，下达作战命令。
通信兵紧跟指挥员与前沿阵地联系
刚才我讲的小八一电台和硅2瓦电台，都兼有报务和话务两种功能。报务需译电员翻译密电码；而话务则是报务员喊出的由4个阿拉伯数字组的数字，一组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由于我们平时严格的训练，可以根据密钥表，把指挥员的命令马上编出数码说出，也就是口译。而且为了防止被敌人窃听，还必须根据战斗情况和指挥员的意图，随时改变密钥。另外，小电台同网同频联络，遇敌干扰，假改频以欺骗敌台等等，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就不一一细说了。
通信兵是战场上的神经和生命线，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份电报发错方向或电文译错，就意味着前沿官兵要付出血的代价。在作战期间，我们通信连无线网收发报文十几万字，没错一个字。使上级对作战部队通信联络一直畅通，保证了作战胜利，狠狠地教训了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区小霸。
通信兵是部队编制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他们是指挥员调动部队，发布命令的具体执行者，也就是说部队战前战中战后的所有行动，对他们不存在保密问题。如研究作战方案本是需要很保密的，不够级别的干部也是不能参加的，但报务员——即使是个兵也被允许参加。我们和电台在战场上是受特殊保护的。
临战时，由于作战准备时间短和物资不够充足，我们通信兵只发了一双钢板防刺鞋（防敌人竹签的）、一个急救包，没有发防毒面具。有一次，我们阵地遭到了越军的“奇特”的炮击，说它奇特是落下的炮弹不爆炸，只冒黄烟，当时判断敌人施放的是毒气弹。团政委见此情形，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摘下他的防毒面具给我戴上。那意思很清楚，警卫员可以死，但报务员不能死。，当时我很感动，同时也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所幸那天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把越军的毒气吹散了，也真算是老天爷帮助我们的正义之师了。
通信女兵在岩洞指挥所中接转有线电话
当然我讲的主要是无线电报务员，因为他要紧随首长身边，随时发布命令，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但有线电话兵就苦多了。有线电话兵负责团营之间的有线电话通信，这样，他们就要背着沉重的上面绕满被复线（电话线）的木制线拐子去放线。指挥员到哪儿，他们就要把线拉到哪儿，战区地形复杂，丛林、荒草，还有毒蛇野兽和敌人的特工出没，爬山越岭非常辛苦。而且线路一旦被炮火炸断，马上就要去查线接线，炮火连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有时，电话线也会被我们自己烧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作战中，我军有时会对顽固的敌人用火焰喷射器烧他们，漫山遍野的荒草，火一着起来并无固定的指向性，被复线又不能防火，一烧就断了，必须接上。其实不只火焰喷射器，其它爆炸也很容易引燃荒草，烧断电话线。而且一烧往往是很长一段线路，恢复很困难……
当然我们无线电报务员也很危险，在战场上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一次。高射机枪本来是用来打飞机的，但越南鬼子却用来平射，打我们的战士。高机的子弹从前胸穿过去，从后背出来就是一个碗口大的血窟窿，只要被打中，必死无疑。
曲开平立功证书上的奖励说明
在班绕散地区的作战中，我团基本指挥所在转移时遭到越军偷袭，我背的硅2瓦电台鞭状天线被越军的高机子弹打断。如果再往下一米，那我就彻底“光荣”了。现在想到那一瞬间有些害怕，但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怕，修好电台，接着发话，哪有时间害怕！
我们无线电报务员最危险的任务是带着电台，到敌人前沿阵地校正炮兵射击。由于离敌人太近，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狙击手击中或者特工抓获，非常危险。通常我们在某处地方隐蔽好，观察敌人目标的坐标方位报给我炮兵后，炮兵会先进行单发试射。如打得超过敌人目标了叫“远弹”；没打到目标叫“近弹”，如远弹800米、近弹500米等，都要靠我们电台报务员校正。这情形就有些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那样，弄不好，还会被自己的火炮伤着！
指挥机关的通信中枢
仗我们打胜了，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武器和后勤物资，但我们每个人都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那些好东西都是在抗美援越中我们“勒紧裤带”给他们的！56式冲锋枪、轻机枪；高射机枪、六零迫击炮、八二无后坐力炮；数不清的弹药；印着中粮编号整袋的大米、白面、黄豆被他们用来当沙袋叠工事。还有大量的红烧肉、奶油罐头，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奶油罐头。要知道这些好东西都是当时咱们国内老百姓忍饥挨饿省出来的呀！
这帮子“白眼儿狼”不打得他们满地找牙，中国人是出不了这口气的！
最幸福的时刻是1979年3月15日，我们跨过藤条河回到了国内，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我们凯旋，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我们的战士，喜极而泣：“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解放军万岁！”面对此情此景，我们都哭了……
我军在作战中缴获的国产56式冲锋枪、机枪和40火箭筒等武器
回到驻地召开大会，首先是向牺牲的烈士默哀致敬；会场上又响起了同志们的哭声。是啊，个把月之前还是活生生的战友兄弟，此时却长眠在这里，能不令人落泪吗？
表彰会上，领导指名表扬了我：“报务员曲开平同志是在关键的岗位关键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整个战斗的通信保障任务。”我荣立了二等功，这是参战部队所有报务员中的最高荣誉。
战后我先后被提升为通信排长、参谋、通信连长、司令部通信股长。到武汉通信学院深造后，又任当时全军为数不多的地面站之一的成都军区昆明卫星地面站技术室主任。
1989年11月转业回乳山老家，1999年7月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乳山分公司经理。
部队的培养教育让我受益终生！
十一军三十一师参战老兵徐宏伟排长回忆文章《一支烟》的故事
我平素不抽烟，但并不是说我不会抽。几年的知青生活和长期的军营生活的"熏陶"，不会也会了，只是没上瘾罢了。但我对烟还是很有感情的。它常常引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尽管这件事很小很小。
那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事了。2月24日傍晚，即出国作战的第七天，我所在的部队奉命配合其他部队攻打越封土县城。因攻击时间未到，我连就在一个叫巴沙山口的地方集结待命。
绵绵细雨连续下了好几天，泥泞的山涧小路上坑坑洼洼的，踩满了脚印。路边到处是越军逃跑时遗弃的弹药、被装、照片等，一片狼藉。沉重的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臭味和物件㦓烧的焦糊味。远处时而传来兄弟部队攻打117高地的枪炮声。
我当时任排长，那天正遇当值。检查了警戒情况后，我就在"猫耳洞"口坐下来写战地日记。
"排长，快到连部领烟！"通讯员隔大远地喊到。"是吗？"我顿时眼睛放光，蹬蹬地向连部跑去。
排里的烟鬼们都断烟好几天了，整个的坐立不安。有时竟会为抽口用路边的枯叶卷制的"大喇叭"而闹得不可开交。唔，这下子可好了。
来到连部所在山洞，只见连长摇晃着他那粗壮的身躯走了过来。"一排长，"他郑重其事地叫到，"发给你们五支大中华"，"就五支？岂不太......"，"大抠门了吧，是不是？要知道，这是军首长看到战报后特地派人送来慰问我们的。刚才我给配属单位送去几包，眼下连里就剩下这包了。少是少了点，但就是一人抽一口也行，礼轻情谊重嘛。"
我小心地接过烟，转身出了洞，边走边斟酌着分配方案。十七、八个老烟鬼，怎么分呢？几番思量，最后我庄严的决定：一个班一支，我留一支（特权嘛），最后一支给小范。
小范在排里是个特殊人物。矮胖胖的，整天沉默寡言的，力气出奇的大，饭量也大的惊人。据接兵的同志吹，小范和他的弟弟一次曾吃过七斤半糯米饭！但他也有"令人窝火"的地方。他是回族，民族观念极强，拒不吃"大锅饭"，竟背着小锅上了战场。还有，由于他在战斗中十分勇敢，每次占领阵地时他总是冲在前面趟地雷，为此，连党支部决定发展他火线入党。当我找他谈话问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伊斯兰时，他胀红着脸小声地说："两者都信。"弄得我哭笑不得。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的，是该照顾他一下。
闹哄哄的好不容易才把烟给分了。我拍拍小范的肩膀问他，"怎么样，来瘾了吧。"他憨厚地笑了笑，轻声地说："实在忍不一一，"话突然止住了，他转过头去望着什么。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原来一支刚从火线下来的担架队正在对面的山坡上休息。根据熟悉的标志判断，担架上躺着的是从阵地上抬下来的烈士。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带着小范朝那边跑去。
烈士们的脸蜡黄蜡黄的，浑身裹满了稀泥。一切都表明战斗是残酷激烈的。我真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心中充满了悲壮之情。我身边的小范慢慢地蹲了下去，红着眼，静静地看着烈士们；尔后又替他们一个个整理了军风纪；最后，把我刚给他的那支烟架在了一位烈士耳边。
我的眼睛潮湿了；我紧握着手中的烟；我想大喊；这就是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们战士的爱！
起雾了。担架队慢慢地向后方走去。大家目送着担架队渐渐的消失在浓重的雾中。小范一把扯下自己的军帽，撕着，揉着，脸颊刷烈的抽搐着，......
战后，小范解甲归田了。临行前，我把精心保存着的烟赠送给他。他久久地看着，眼帘沾满了泪花。
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往事犹如过眼云烟，渐渐的淡忘了，但这件往事我却深深地记着；那支架在烈士耳边的烟，仍不时的在我的眼前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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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六连指导员王太空的回忆参加对越反击战的经历。
第一章 战前受命
1979年1月17日，在云南省沧源县南腊公社驻扎的云南省临沧军分区边防五团一连驻地——那棵千年的大青树下，刚刚将毛路修通的公路边的操场上，全连已经集合完毕。
我身着老式解放军的卡关领式服装，头戴军帽，头上的红星闪闪，领口戴着一副鲜红的新领章，扎着紧身的布腰带，穿着一双崭新的高腰解放鞋，在连长、指导员和全连干部陪同——确切地说是护送下，出了连队会议室，向操场走去。
我的全部行李在连队送的一只90×50×40CM的红椿木箱子里装着，我的全部家当放在里面，还是空荡荡的。通讯员兰显刚和司号员陆进华等早已将其送上了车。
头天，我和连长李祖发、指导员王明辉等连排干部以及部分战友交流了许久，那钟依依惜別之情溢于言表。晚上休息之前，我写了首歌词，谱上了曲《再见吧，亲受的连队》，把8年多来的成长和情感变成音符和旋律，用毛笔跃然会议室的那张大白纸上……
走到操场边，值班排长跑步来到距我5米处，立正向我敬礼，一字一字地报告：“副——连——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我们为您送行，请指示！”我还了礼，用程序化的语言说： “谢谢！稍息”！值班排长下了口令后，我走到队列前，“同志们！”全连官兵整齐地“立正”。我庄重地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说了声“再见，战友们！”。
此刻的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来，只默默地点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与连长、指导员等全连官兵一一握手，从欢送我的全连战士和附近生产大队书记带领的阿佤同胞组成的夹道列队中依依不舍地走过——走进那辆专程从团部派来执行战时运送任务的“解放10”。
车子能够通过的路段，还是由营首长向当地修筑公路的云南省公路建设五处领导通报了情况后，动员全体筑路工人，加班加点为接我一个人而临时开通的还没有试通的危险毛路。
我走到开来接我的车的驾驶室旁，顿了顿神，挥动着右手，再次向大家致意告别。许多战友和阿佤同胞在哭、在抹泪。那时的我是一个复杂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和形容。因为，对于全连官兵来说，他们的“副连长”要走了，要走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越南战场了；对于附近的阿佤同胞来说，他们心中的“王排长”要走了
——这一走，也许是永远再也见不到的分别了啊！
是啊，在那个地方，我生活了整整8年，看到那里佤族同胞一天天地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我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的思想，似乎也随着他们改变“刀耕火种”习惯的进化而进化着。
但是无论如何，军令如山，必须执行。此行离开连队不再是去营部代理书记工作了，而是将我调到营部所在地的二连出任指导员。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军委已经下了命令，邓小平副 讲要对侵犯我主权的越南军队“杀鸡用牛刀”了，打一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争。
全军处于一级战备。
当天中午，我到达营部驻地班洪后，教导员岳治常找我谈话，说现在任命你为二连指导员，本来，原先我们上报的指导员是李明建，你是在一连当指导员的，但他回家探亲去了，来不及执行这次战斗任务，团党委根据军分区党委的决定让你去带领这个有光荣传统的连队。他问我有什么意见。
“执行！服从！作为一个军人，这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呢！”我斩钉截铁地说。
就这样，我成了二连的指导员。这个连队原先有100多人，除了留下归新二连的人外，其余的90人都被连长和我带往前线去了。
第二章 开进
经过一天的编排，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各排长、司务长全部到位。一共三个步兵排，一个炮排，就是连属60迫击炮和40火箭筒组成的一个火力排，再加一个炊事班，配上团里和分区派来的共7辆运输车，经过一天的战前教育和动员，我们宣布了出发时间和经过路线，明确每辆车的带车干部和每个干部在路上的责任。
在全连的干部中，除了三排长田林山比我小一点才26岁外，我27岁。连长自学亮比我大8岁，副连长李保亮，副指导员严学志、事务长田宝祥比我大7岁。一排长郝能兴，云南宾川人，二排长谭泽玖是我的同乡，新兵入伍时坐一路车到云南的。这些年一直在一营防区战斗，都在守卫中缅边界，只是他先在老二连，住在上嘎嘎那个前哨连。连长自学亮同志是云南景东县人，还在我是一个1971年入伍的新兵的时候，他就是四连连长了。
这些年，我当一连的文书经常到营部帮助工作，代理营部书记（相当于一个排职干事，属于干部），他的连队四连（后整编为二连）就与营部一起，所以很熟悉。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好，工作考虑细致周到，我很尊重他。三排长田林山，四排长左光辉（到达勐拉后左光辉调任七连副指导员，陈绍昌接任四排长） 。
1月19日，我的队伍在班洪营部驻地整装待发，7辆全部加上了草绿色伪装网的解放牌汽车，整齐地停在营部的操场上，全连官兵按队列顺序威武地挺立在汽车前边，所有留下的部队和当地阿佤群众前来为我们送行。
那是一个清凉的早上，阿佤群山中，云雾缭绕，天空白云朵朵，深沟峡谷到处葱笼，流水潺潺。那些不知名的鸟儿欢快地唱着清脆的旋律，也许是欢送我们的歌声吧。
8点正，全副武装的连长（我们都是全副武装），跑步向营首长报告：“营长同志，二连全体官兵90人奉命开赴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报告人：二连连长，自学亮。”
“同志们，你们就要出发了，就要到前线打击那些背信弃义的越南侵略者了。你们代表我们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上前线，希望你们打出我军的威风，为老部队争光”。
营长廖锡武讲完随即命令道：“出发！”
教导员岳治常在车门边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在路上开进，第一位的是安全，做到人不破皮，车不掉漆”，还给我交待了一些如何当好指导员的注意事项。
我和连长分别上了第二辆和第三辆车。第一辆车作为打前站的车已于半小时前出发了。带车的是副连长和事务长，坐的是炊事班的战士。
连长站在驾驶台上，下令“出发！”
6辆车顿时轰鸣着，驾驶员操作前进了。第二辆车乘坐的是一排的官兵，我坐的第三辆是二排那辆车，第四辆车坐的是三排战士，团部来的参谋带车，第五辆车坐的是四排（炮兵排），带车的是炮兵排长，第六辆车是物资车，第七辆车是收容车，由副指导员带车，上面有团部派来的修理所副所长等人。
路上，我们按照预先的开进路线前进着。
战士们一路高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
进入河谷地带，大家很疲倦，都纷纷在颠簸中进入了似睡非睡状态之中，有的还时不时地进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