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经历的那场战争40周年，那个用热血和生命染红的春天，永远刻在了我们心中。中国军人用头颅和热血，扛起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无数个象王太银一样的年轻战士不惜赴汤蹈火献出生命。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祖国和人民种植了和平之花。
40年里,我曾数次到河口水头烈士陵园，他能校正我人生的坐标；净化我的灵魂,岁月虽然苍老了曾经年轻激昂的心，血跃雄关的步履在时光中开始蹒跚。稀发双鬓也开始染上薄霜，怅然回眸里，总思考着既往的时空、感动的岁月、心存知足以及对于生命的感悟。
我们最自豪的就是为祖国曾经枪林弹雨中冲杀过。严格说来我不是幸运者,而是一个幸存者,是战友的牺牲为我挡住了敌人的子弹, 他们义无反顾,血洒南疆。英烈的脊梁，永远顶天立地。不容任何人亵渎。
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我们看到了鲜血的流淌，看到了生命的瞬间消失，看到了战争给人的心灵戕害。看到战争对无数个家庭毁灭性打击，我们只企望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永久和平！
战争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当把年轻士兵调教到群情激奋,以死报国并把他们送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时，总会给他们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或为民族或为国家。当年强大的宣传机器不也是把这场战争提升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么, 历史千万别把那些年轻的英魂遗弃到岁月深处，英雄以生命捍卫的共和国理应让他们的亲人感到欣慰和温暖。
南疆十年烽火，现在再来讨论战争的性质，已没有实际意义,难道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要让参战者来担当，怕天底下也找不到这本书卖，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我们仰望先烈，就是净化自己的灵魂。遗忘就是背叛，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官媒可以失声,当局可以失忆,也可以把亚热带丛林中那一段历史尘封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对40年前的那场战争说三道四,但是烈士的英名不可辱,参战将士誓死报国的忠诚不可亵渎,这是底线。
1979年2月21日下午两时许，我在62号高地负伤后，是同班战友蒋天赐和高正固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拖到隐蔽地带，为我止血包扎伤口,而后我被送到七号公路上，指导员王明发说一会有车来把我们送回国内。
下午三点多，来了一辆拉伤员的车，指导员让我上车，由于伤员较多，我主动让重伤员先走，我自己选择了留下，谁都知道留下危险，疼痛失血感染抗休克，但那会真有共产党员先人后己的品格，再说下辆车可能一会就来了，结果等了三个多小时都没来，天慢慢地黑下来，连队是向国内方向走的，留下我们四个伤员和十七名烈士，我们的位置三面受敌，伤痛饥饿恐惧一起袭来。
我爬到烈士堆里看看是否有武器，翻了半天才找到几发子弹，按战场规定，负伤或牺牲后，所有武器都要拿走，以免敌人拿去作战利品，为防不测我藏了一棵手榴弹在裤兜里，曾凯明身上不知何故还有一发火箭弹，我问他，不用火箭洞可以嗑得响吗，他说可以，拿掉保险一嗑就响，我说好，留下来的四个人分别是排长普忠明，腿部重伤，车华格头部中弹，头盖骨已揭开，用几块三角巾緾裹着，我和曾凯明相对较轻，我问车华格是党员吗，他点头称是，我问曾凯明，他说临战前刚写过申请，我说好，如果我们活着回去，我会向党支部证实你的表现。
普忠明是排长，部队干部不是党员的几乎没有，我说，现在开个党小组会，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三面受敌，如果敌人来了，我先扔手榴弹，我们四人抱在一起磕响火箭弹，与敌同归于尽，宁死不当俘虏，大家一致同意，只是感觉到这种结束方式不够壮烈，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就这两件武器。我们四人并非英雄，但是每个人都是这个英雄群体中响当当的一员，在需要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刻，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在硝烟血色中完成一个军人的蜕变。
周围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蟋蟀的鸣叫，夜游鸟的叫声更加瘆人，每根汗毛都竖起来了，天越来越黑，我能感觉到攥手榴弹的手开始出汗，四双眼睛一起盯着敌人要来的方向。说实在的，下午冲锋时也没有这么紧张和害怕，如果手中有枪该多好啊，军人没有武器是何等的尴尬。
突然，我听到身后有汽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我转头望去，一辆解放牌急驶而来，叶子板上和后厢上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我想 我们得救了，汽车一个急刹车，车尾向后甩去，再回一把方向盘，车头已调向国内方向，后来听说这个动作叫作漂移，操作此车的是由志宏（今天的由大叔)，当年他是甩军帽主动请战单车勇闯敌阵的，后来他荣立二等功。
士兵是特务连的战士，他们不由分说，先把十七个烈士装上车，后把我们四个伤员连拖带拽弄上车，也不管你痛不痛了，救命要紧，车的后部全是烈士，我已无立足之地，看了下汽车右后有个死角，那里有几十厘米的空隙，我移了过去，站着不是办法，我给一个烈士自言自语地说，兄弟，实在对不起，只有坐坐你的屁股了，身临战场，才知道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看着满车厢的烈士，才懂得军人为祖国抛洒热血的情操,才懂得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汽车一起步就全速前进，在车上，这才有机会观看整个七号公路，路窄弯多，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急驶，突然车子慢下来，前面出现了我们的士兵，挥舞着小旗子示意停车，原来班菲大桥到了，这里是敌人的重点炮火封锁区，说敌人马上炮击，待炮击结束后才能放行，我们的情报神准，不一会敌人结连打来几发炮弹，都在班菲大桥周围爆炸，炮击结束，小绿旗一挥，放行。
车子继续前行，终于来到南溪河上的浮桥了，过了河就是国内了，只见各种车辆源源不断地通过浮桥开向越南，浮桥只能单边放行，军事交通看到我们拉伤员的车子，马上优先放行，终于进入国内了，只见不宽的道路上摆满了各种车辆，在一个堵车的路段，有个士兵拿手电筒爬到车厢上照我们的烈士。
我急了，这是对烈士的不敬，一把抓过电筒甩出老远，他捡电筒回来老是说对不起，对不起，他问你们需要些什么吗，我让他去找些水来，先让车华格和曾凯明喝了，我把剩下的喝了，看看堵车没有走的迹象，我说能给找点吃的吗，他说只有干粮，他让我等着，一会拿来一包压缩饼干，我分给车华格和曾凯明，三个人一起狼吞虎咽，一天多没吃东西了，那吃象肯定不雅，也顾不上普忠明了，他在前边驾驶室呢。
车子继续前行，终于来到南溪河上的浮桥了，过了河就是国内了，只见各种车辆源源不断地通过浮桥开向越南，浮桥只能单边放行，军事交通看到我们拉伤员的车子，马上优先放行，终于进入国内了，只见不宽的道路上摆满了各种车辆，在一个堵车的路段，有个士兵拿手电筒爬到车厢上照我们的烈士。
我急了，这是对烈士的不敬，一把抓过电筒甩出老远，他捡电筒回来老是说对不起，对不起，他问你们需要些什么吗，我让他去找些水来，先让车华格和曾凯明喝了，我把剩下的喝了，看看堵车没有走的迹象，我说能给找点吃的吗，他说只有干粮，他让我等着，一会拿来一包压缩饼干，我分给车华格和曾凯明，三个人一起狼吞虎咽，一天多没吃东西了，那吃象肯定不雅，也顾不上普忠明了，他在前边驾驶室呢。
一路堵车，来到位于槟榔寨的七十二医院已是凌晨一点多了，车子的声音就是命令，只见从不同的帐篷里跑出来十几个医护人员，领头的是还穿着手术服的老医生，大概是主任什么的，胶手套上沾满血迹，听说正在作手术，双手举过肩膀，腰间挂着一支手枪，所有伤员必须经他过目，打开后挡板把我们三个扶下来，正准备再往下抬人时，我说别动了，他们都是烈士，老医生问我，你确定，我说他们都是我一个连的战友，老医生惋惜地看了看车厢，接着给我们查伤，他说着，有个医生在记录，每个伤员都是很简短的几句话，不是医嘱，而象是命令。
检查到我时，他急切地问止血带松过没有，我说松过，他说松过几次，我说大约一个小时一次，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鬼你真棒，（如果止血带不松会造成肌肉坏死，轻者截肢，重者危及生命，这些战场自救互救手册上都有，可是在后面的治疗中，不断遇到因止血带过久而截肢的事情）对我说的是伤口清创，青莲霉素皮试，送入几病区之类的话，说完转身回手术室去了。
原来清创就是把药棉塞进伤口，来回拉扯，那个疼痛尤如捥心，我尽量忍着不发声音，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来，一个护士紧紧地压住我的手臂，不断地安慰我，说马上就好了，经过这炼狱般的清创，我几乎虚脱过去，头昏昏沉沉，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由护士扶向病区，倒头呼呼大睡。
次日醒来已是中午十一点了，浑身发软，睡着也知道有人给打针治疗什么的，但就是不想动，这时我看到身上挂上了伤票，所说的伤票就是一个人体形壮的图画，在你的负伤部位打上一个红点，你哪里负伤一目了然，军人的直觉是观察地形，我看到一条小溪之隔就是152加农炮的阵地，不断发出各种口令，对前方进行火力支援，炮声震耳欲聋。
我再观察我们所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猪圈，只是用石灰水消过毒了，粪坑填平，上面放上了床板，由于床板直接放在地上，护士给伤员打针治疗全是跪在地上，面对超负荷地接收伤员，据说她们每人要打四百多针，腿都跪肿了，自开战以来，她们从来没有上下班之说，连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从这个帐篷到那个帐篷，她们都是跑进跑出，面对她们，你还能说什么呢，自己能作的事情，尽量自己去完成，她们也才是二十岁左右的孩子啊。
战争如同一架机器，缺一不可，记的在马关到河口开进途中，堵车堵的一塌糊涂，所有部队都堵在路上，路边有吃的你就去吃，没人问你是哪个部队的，前提是你能抢到。
记的已是下半夜了，不知谁说了声路边有稀饭，我拿碗去了，在我前边有个女兵，大概是野战医院的，已打好两碗稀饭，可能还想给同事打两碗，就把打好的稀饭放在汽油桶上，一个兵走了捷径，把女兵的两碗稀饭倒他碗里端走了。
稀饭很快打完了，女兵前边没打上，回来一看那两碗也没有了，把碗罗起来洗碗去了，和男兵比起来，他们绝对的弱势群体，但是现在他们却是绝对的主力，战后说起这事，有朋友开玩笑，那个倒人家稀饭的是你吧，我向毛 保证，咱绝对没干那下三烂的事。
有的伤员下来是奄奄一息，必须马上抢救，有的断腿断胳膊，有的肠子外流，无花八门，什么伤都有，有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后，担架里竟有半盆鲜血，手术帐篷地下全是血水，有一个副连长，一条腿被地雷炸飞，他艰难地爬行好几米把腿紧紧地抱在怀里，到医院第一个要求就是把腿想办法给他接上，医生说我们一定想办法。
过了几天不见给他接腿，这时医生才给他说实话，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历战伤断肢再植的先列，医生说战伤两个创伤面的严重污染，第二是前线医疗条件所限，第三是伤员的体力，所以再植是不可能的，那个副连长懊恼地说，要知道接不上，我检他干个球，大家一起安慰他说，能活着回来就行了，将来按上假肢照样走路。有个云南小兵才十七岁，伤的更加离奇，子弹从侧面射入，伤及两个睾丸，只能全部切除，可惜啊，这辈子就断后了。
前边伤员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送来，我看到作为手术室的那几顶帐篷就没有断过手术，伤员上下全是汗水血水泥浆沾满全身，那防刺鞋多少天没有脱过，泥水泡的发白，有的脱不下来，只有用剪刀剪开，在这里，无论伤的再重，很少有人呻吟的。
开饭了，医护人员给端来一碗肉丝面，护士要喂我，我谢绝了，用两个膝盖夹住碗，有点烫，垫上床单，办法总会有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我发现用牙可以替代一只手，不能说身残志坚，叫残而不废比较合适，多少天来都是罐头干粮，终于可以吃点冒热气的了，一会功夫就挑进肚子里，还想再吃，医生说一次不可吃的太多，饿了随时可以吃，怕吃多了胃受不了，吃了又睡。
有一次，一个大胡子医生郑重地对我说，小刘，我们很想吃点肉啊，我说有肉丝面，你们吃就是了，他说医院有规定，肉丝面只能伤员吃，违者一律处分，我的天啊，一碗面还要受处分，白水面条是他们的常规餐，旁边大铁锅里有一锅酸菜，加点酸菜这就么吃,一点油星都没有，看来当时我们的物资确实准备不足啊。他们都是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的白衣天使啊，我们的后勤保障呢。看过一个资料，当年援助越南，要什么给什么，现在打越南了，要什么没什么，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哟。
第三天，有当地的村民来给洗衣服了，才被医护人员喊醒，动员我脱下衣服拿去洗了，但内裤没脱，不好意思，快半个月没换短裤了，那味道绝对好闻不了，在医护人员的再三劝说下，我才脱了让他们拿去洗了，无巧不成书，刚刚拿去洗，医院的管理员一声哨响，说医院接上级命令，马上转移出国，我们这批伤员转到大南溪138医院，车子已备好了，让我们马上上车，看到外边有的开始抬担架上车了。
我说我的衣服呢，医生说刚拿去洗肯定不会干，那怎么办呢，他说拿个床单围上吧，我说这怎么能行，他说这可是新的，我说上面呢，那就再来一块，就这打伴我真不能上车，好象电影《南征北战》国军撤退有这镜头，正在我迟疑的时候，那个医护人员说，求求你了，上车吧，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岂能不知军令如山，只有如此了。
他们把我扶上车，车上垫了厚厚的沙子，上面铺上了稻草，还有床板，我们或躺或坐在床板上，听到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在交待司机，十五公里，你必须在两个小时以上赶到，提前了老子处分你(战场上似乎没有多少文明语言),开快了怕颠簸造成伤口出血或骨折错位，增加伤员的疼痛，一路上司机停车几次，问我们是否适应或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司机平时可没有这么耐心和这么好的态度。到一三八了，我这打扮能下车么，为了我最起码的一点尊严，我拒绝下车，后来惊动了医院政委，政委到车上一看，说72医院搞什么鬼名堂，这成何体统，助理员，赶快拿衣服，等穿戴整齐，我才下车。
当时的138医院在南溪车站，这里已离战场远些了，炮声不再那么响，每天就是治疗打针，转院第二天，正睡的眯眯糊糊，听着有人喊我，也没有在意，继续睡，醒来一看，忱头下面多了五十块钱，我问这是谁的钱，床对面的病友说，是刚发的负伤费，你看看你的手指，我一看红印泥还在，已在睡梦中按了手印。
五十块钱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自从离开昆明就没有见过钱，马上到南溪车站，看货架上只有金沙江香烟，买了一包，又买了一个水果罐头，记的在山腰车站出国前，班里发了两个小国光苹果，正好班里八个人，常安杰用刺刀撅开，每人吃了四分之一的苹果，说是祖国人民慰问的苹果，当时就在想，马上要死的人了，祖国人民不能大方一点，每人一个。
回到帐篷，病友问买的什么，我说香烟一包，罐头一个，他笑了，说你打开你床下看看是什么，原来床下面全是水果罐头，这钱白花了。
记的转院第三天，几个医生同时来到我对面的床前，为一个病友看伤，听说这小伙子是某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儿子，医生说话声音不大，有的还交头接耳，我看他们的表情不对。
后来给小伙子说，你要坚强之类的话，说你的止血带九个小时没动，现在肌肉已坏死，必须截肢才行，不到一个小时，那小伙子回来了，袖管下半截已变成空的了，第二天检查还不行，继续向上坏死，从肩关节一下切除了，止血带啊止血带，这要命的止血带，战场自救互救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啊，可是还是有人付出这血的代价。
战争在继续，前方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为了腾床位，无生命危险的伤员继续转至后方，从南溪火车站上小火车，处在弯道上的列车，我看到最后一节平板车上，是一门高炮，炮位上有警惕的炮兵，这场景真像电影《英雄儿女》王政委车站送伤员的镜头。
车过开远才甩掉高炮，在抬担架的队伍中，我见到一女兵躺到担架上，男兵们都很自然，唯独他不太自然，不时侧身或想坐起，听说是到前线接伤员，触雷飞了一条腿，看来流血牺牲并没有性别之分。
蒸汽机车喘着粗气，一声长笛，列车开始启动，站台上车厢内的医护人员和伤员相互招手，再见了，血肉战场，再见了，我的连队，再见了我的生死兄弟，此时此刻，他们仍然撕杀于战场，继续着军人的使命。
运送伤员的列车由军人都熟悉的闷罐车厢改造而成，用木板订成了上下铺，重伤员睡下铺，轻伤员睡上铺，车厢里装上了白炽灯泡，不至于钻隧道时再摸瞎糊，每个车厢里装上了一部军用电话，以方便联系，列车到大站，军供站会送热汤热饭到列车上，端起饭碗，又想起仍在战场上的兄弟们，我们的生活已是天堂。
睡在我下面的是一个重伤员，一开始还好，送上来的饭菜不喜欢吃，突然想吃水果罐头，电话告之机车，前边停车时送了罐头上来，没吃几口，又出险情，氧气不够了，又停车送氧气上来，途中几次抢救，目睹整个抢救过程，医护人员沉着果断，一道医嘱就是一道命令，几次从死神那里把他拉回。
战场的目的是双方的杀戮，尽可能地弄死对方，而医生却是挽救生命。他们的双手承载着这沉甸甸的职责。这名重伤员不宜前行，车到开远，救护车早就停在车厢门口，装上伤员，一路风驰电掣直奔59医院，也不知这位战友到底结果如何。
列车第三天才开到昆明牛街庄，伤员下车后被送到一个大仓库里，我转至昆明军区总医院治疗，前边的伤员还在后送，又是为了腾地方，我们又被转到第三军医大学继续治疗，伤口好转，但功能不见恢复，后来诊断是神经损伤，不可修复，三个月后评残出院回部队。
战争是争取和平的最后手段，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战争是残酷的，只有经历过这残酷，才会更深地体会到和平的美好。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有战争。
又是一个木棉花盛开的季节，随重庆参战老兵来到南疆，祭奠四十年前并肩作战的战友，时光荏苒，岁月蹉跎，那场特殊的战争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曾经的风雨沧桑也尘封于历史长河，然而对我来说，那场战争却是今生不眠的记忆，120团钢铁六连三班，我同班的五个战友就长眠在河口水头的巍巍群山之中。
副班长常安杰，三等功，河南新乡人，战前因考虑到王太银是侗族，普通话不太流利，临时让常安杰代理班长，在62号高地战斗中光荣牺牲。
三班韦朝江，排长职务，贵州都匀人，战中先是代理三班班长，后代理一排排长，仅几个小时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三班龚建斌，三等功，班长职务，江苏海门人，战前由济南军区调入，由于正副班长全在位，没有任职，在62号高地负重伤，转至后方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三班战士张明兴，三等功，贵州省盘县人，在62号高地随王太银开辟通路，不走幸中弹光荣牺牲。
三班蒋天赐，广西兴安人，全班唯一一个全身而退者，帽子上还打了一个洞，再往下一点就悬了。
闲暇之机拜访老战友，左一为蒋天赐，右一六连战友秦先次，六级战残。一个班，五死两伤，我的班啊。如此惨烈的故事，下一代不知道，当局知道但不让说，作为当事者，再不说还是人吗。
三班高正固，贵州盘县人，在后来的战斗中负伤，转至成都四十七医院治疗，出院时医院为其评残，因顾虑残疾名称，主动放弃评残。多年来拖着残疾之躯为生活而奔波，去年底重新评残，现在已享受伤残军人待遇。
男儿伤心处，有泪重重弹。
多次来过这里，但从没有看过到他的全貌，借助无人机，看着这整齐的方阵，他们仍然是手持钢枪的战士，一座座陵墓下，是一个个英俊的面容。每一座陵墓都曾是一个正值青春的生命，每一座陵墓背后都有一个足以让人感动的故事。站在这里，骤然感觉到，这一方陵园，是一群生龙活虎的战士的英雄群像，是无数热血军魂洗礼的人生净土，是一方震撼心灵、洗涤心灵的青春阵容！
墓地就是最好的洗礼之处。以人为镜可以照见自己的灵魂，只要你肯晒晒灵魂，你会发现，已经得到的够多。
穿过40年时光，战事已经遥远，南陲也已平静，但当年于硝烟战火中幸存的我们，都有一颗铭记南疆的心，南疆战火中的岁月和长眠南疆的战友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头。他们是让人揪心牵魂的一方土地，惟有亲历过的人才能感受硝烟战火中用血泪缔结的战友深情。
昔日英雄今安在 忠孝两全海水干 作者 刘瑞平
凡是当过兵的人，不管服役时间长短，对“八一”建军节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今年“八一”又到，和大家说说战斗英雄海水干的事.
英雄步谈机员海水干
1989年深秋的一天,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海水干探亲回到河南省扶沟县老家,多年部队养成的习惯,他早早起床了,但是妈妈起的更早,她收拾好家务做好早饭,拿把镰刀就要出门,海水干问,妈你干什么去,妈说,地里还有两亩豆子,我把他割了,海水干听到后，心里无比难受，马上跪下对母亲说,你都六十几岁的人了,不能享清福,还要为生记而操劳,我回去就打报告转业,妈妈扶起他来说,傻孩子,你现在是队伍上的人了,转业不转业那得组织决定,别耍小孩子气，妈这样挺好的。水干说,我已为国家尽忠十几年,该是我尽孝的时候了,父亲去世，我因参加老山作战都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已是我终生的遗憾。
1984年4月,海水干的父亲因病已进入弥留之际,他想见水干最后一面,家里连拍六封加急电报,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海水干的父亲,这位为的党事业贡献了一生的村党支部书记,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对家人说,不要再拍电报了,孩子干大事去了.不能再打扰他让他分心,国家有事，我们绝不拖他的后腿。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六封加急电报都送到了120团留守处,留守处通过电话告诉了已在老山脚下临战训练的谢圣明团长,谢团长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海水干叫来说：你马上动身,我给你一个星期的假,快去快回,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海水干回答说：不行团长,你的好意我领了,现在全团无一人未归队,我走了万一开战了,那我就是逃兵,一天紧似一天的训练及频繁的作战会议,大家心里都明白,离开战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海水干明白,如果自己走了，团长的责任太大,我决不能让团长冒这么大的风险,开明的领导遇上严于律己的下属,事情就好办了,但是终生的遗憾只能留给海水干自己.在老山之战打响的时候，我的岗位应该在老山上和兄弟们一起撕杀，而不是在河南老家。
六封加急电报，字字戳着海水干的心，是父母给了我生命，此时的海水干刚从军校毕业回到120团通信连，临战训练正是叫劲的时候，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都带领着战士们进行严格的战前训练,只有在空闲时间,一个人默默地走到没人的地方,面对北方,让眼泪尽情地流淌，并无数次向上苍祈祷，甚至愿灾痛以十倍降临于他，以换取父亲的平安和康复。并自言自语地说，尊敬的父亲,不是孩儿不孝,更不是我忘记了养育之恩，只因我背负的任务太特殊，在即将万炮齐轰,全体参战人员严阵以待，要去拼命要去撕杀的时刻,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刻,我只能把自己的事放到一边,他向着北方的方向,长跪不起，4月28日，他随全团一起撕杀在老山战场上。
对于战场环境,海水干并不陌生,1979年2月，刚刚入伍一年的海水干就赶上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2月16日战斗打响，海水干配属120团7连1排偷袭敌3号高地，对于那场战斗，海水干仍然记忆犹新，冲锋到3号高地半山腰时副连长覃万強中弹牺牲倒在海水干怀中。他迅速找到排长蔡树明告知副连长牺牲的情况，蔡树明马上接替指挥，海水干又紧跟着排长。
在蔡树明的带领下占领了3号高地，刚上高地情况复杂排长边查看边指挥，突然海水干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用手一摸是血，他抓起排长的手一看，右手四个手指打没了，剩一个大拇指。海水干接过排长的冲锋枪走在前面，发现洞口先打个点射，没事再让排长跟上。海水干他们正在搜索残敌，突然从一个荫蔽的洞口里打出了一梭子子弾，排长当场中弹牺牲。
一班长曾家林又接替指挥。经过12分钟的激战，3号高地被7连1排占领。越军不甘心失败，集合了一个连的兵力，通过7号高地向3号高地反扑过来。7连1排依托既得阵地坚决抗击，与越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全排官兵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顽强奋战，连续打退了越军的4次反冲击，牢牢守住了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海水干始终跟在指挥员身边，及时呼唤后方炮火压制附近3个高地上的越军火力。当越军的反冲击已接近3号高地前沿时，海水干呼唤炮火：“向我靠近一点开炮！再近50米！再近50米……”。
在海水干准确引导下，炮弹象长了眼睛在敌群中爆炸，他们先后打退越军14次反扑，消灭130多个敌人，摧毁越军多个阵地，并击中了一个弹药库。17日晚，越军趁着夜色又组织兵力向3号高地反扑，海水干他们英勇无畏，巧妙应对，牢牢固守住了3号高地，完成了牵制、掩护任务。在这24小时的激战中，海水干给指挥所通话近百次，保证了上级及时准确的指挥。19日在搜索越军时，他踩响地雷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带伤继续战斗。
海水干于1979年5月31日参加战斗英雄报告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国防战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中央军委授予他“英雄步谈机员”光荣称号。
当这场战争远离人们的视线,当鲜花和掌声慢慢地消失后,一切又归于了平静,好在说海水干早就有思想准备,对这种变化均淡然处之。海水干曾与作者长谈至深夜，他认为其实当不当英雄真的无所谓，在那种环境里，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活着回来，当然不能怕死，更不能当俘虏，面对成群敌人的进攻，换了谁都会和我一样，都会喊出那一句向我开炮，难道你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去，你的血性何在？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在那关键的时刻你掉链子不成。
1989年的那次探家归队后,为尽孝照顾老母亲，海水干把转业报告呈送给当时的团长陈知健(陈赓大将之子),陈团长问清情况后,对海水干说,不就是尽孝么,把老人家接来,我们集体尽孝，所有待遇要超过我们,于是海水干的母亲来到部队,团里把老人家安排到专门的家属院里,一日三餐有人招应,瓜果点心应有尽有，吃的喝的换着花样来，单从生活来说，真的超过了团首长的待遇。
都说故土难离,特别是离开家乡的老姐妹，离开了熟悉的邻居们，老人家很不适应，好说歹说住了六十八天,说什么也要回去,有些东西并不是物资待遇所能代替的。为了能尽孝，海水干铁了心地要转业，当这一切无法挽留时，团领导在海水干的转业报告上签字同意。
当这场战争远离人们的视线,当鲜花和掌声慢慢地消失后,一切又归于了平静,好在说海水干早就有思想准备,对这种变化均淡然处之。海水干曾与作者长谈至深夜，他认为其实当不当英雄真的无所谓，在那种环境里，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活着回来，当然不能怕死，更不能当俘虏，面对成群敌人的进攻，换了谁都会和我一样，都会喊出那一句向我开炮，难道你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去，你的血性何在？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在那关键的时刻你掉链子不成。
1989年的那次探家归队后,为尽孝照顾老母亲，海水干把转业报告呈送给当时的团长陈知健(陈赓大将之子),陈团长问清情况后,对海水干说,不就是尽孝么,把老人家接来,我们集体尽孝，所有待遇要超过我们,于是海水干的母亲来到部队,团里把老人家安排到专门的家属院里,一日三餐有人招应,瓜果点心应有尽有，吃的喝的换着花样来，单从生活来说，真的超过了团首长的待遇。
都说故土难离,特别是离开家乡的老姐妹，离开了熟悉的邻居们，老人家很不适应，好说歹说住了六十八天,说什么也要回去,有些东西并不是物资待遇所能代替的。为了能尽孝，海水干铁了心地要转业，当这一切无法挽留时，团领导在海水干的转业报告上签字同意。
按照海水干是全国一级战斗英雄这一自身条件，他可以任意挑选所落户的城市，可以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安家，也可以回到河南老家的省城郑州就业，但是海水干为了照顾好自己的老母亲，他选择了生他养他的河南周口。转业如同嫁女，十几年里，听惯了哨声口令，见惯了摸爬滚打，穿惯了绿色套装，习惯了直线方块，突然间转身作别，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每一个当过兵的人不免都有些暗自愁肠，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萦绕心头。
部队对海水干这样的战斗英雄的转业也相当重视，由一个副师职首长亲自专程陪同回到周口安排其工作，拿着所有的转业手续到地方报到，几天的冷板凳座下来，那滋味可不好受，海水干要求不高，只要有个工作，说大了是为国家作贡献，说小了就是混口饭吃，连续多天没有任何动静，海水干没有办法，找到有关部门给他们说，如果工作安排确有困难，你们退档算了。
什么，退档，开什么玩笑，全国著名战斗英雄，一个周口地区，既不是北上广大城市，也不是炙手可热的开放前沿深圳，小小一个周口，竟安排不下一个全国著名战斗英雄，那还不搞成全国事件，在人事局长的过问下，才让海水干到人事局下面的一个人才交流中心报到上班。
回到地方，海水干从头干起，什么全国著名战斗英雄，什么伤残军人，统统清零。他带着战争给他留下的五级伤残之躯，从一个万金油式的办事员开始干起，他始终这么认为，没有边缘化的岗位，只有被边缘化的人，组织可以让你在这里养老，但你自己不能等着退休那一天不是。脏活累活没有人干的活，他都去，成了真正的救火队员，年终评比，得票数字最能说明他的成绩，就这样，海水干从一个小科员干起，一直到人事局的副局长。
有妈才有家，转业就是为更好地照顾母亲，刚转业单位分给海水干一套房子，准备简单装修一下，可这时母亲胃病复发，从海水干记事就有这病，经全面检查，其实不是胃病而是胆结石，海水干决定什么不做先给妈看病，在医院经过手术取出286块大大小小结石，切除了胆襄。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困扰了母亲多年的疾病终于康复。此后一直跟海水干住了十多年，每年春节都回老家过年，节后一起跟海水干回周口，2003年春节过后，老母亲突然说不跟着去了，问为什么，她说海水干住的四楼太高了。回周口后海水干抓紧买新房，要求楼层低，采光好，环境好，最后选了当周口比较好的小区。接着装修，2004年7月入住。当海水干高高兴兴去接母亲时，可她又说在家里好，邻居百舍人熟，好说呆说就是不去了，没办法就只有随母亲的愿吧。
海水干每月坚持回去一、二次，每次带些吃的，喝的，临走再留下些钱，老母亲喜欢旅游，每逢长假海水干就带她出去玩，什么张家界、青岛、威海、烟台、大连、内蒙、桂林等地都走了个遍。后来母亲又说火车、轮船都坐了，还没坐过飞机，海水干就抓紧联系旅行社，家人一起带她去海南。回来很高兴，给邻居们说起坐飞机的感受很是满足。没过多久又说没去过香港、澳门，海水干马上准备，又满足了母亲的愿望。海水干说：母亲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凡她提出的要求，我都尽心尽力去办。说起母亲，海水干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们回家了，可还有那么多好兄弟永远留在了南疆，他们离我们好远，和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他们离我们好近，好象就在我们心中从未分开，每逢2月17日、4月28日，一起参战的战友都要自发的聚聚，不为别的，珍惜活着的人生，更加缅怀与思念那些一同战斗却洒血战场、长眠边关的英烈……，原本抱定“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我们，活着岂能忘记始终在我们脑海中栩栩如生的覃万强，蔡树明，郭丙周等等那些再也回不到老家的烈士们。
这些我们只能关起门来搞，有一年大家出来搞了个纪念活动，结果我们成了维稳对象，在郑州豫鹰宾馆里，海水干问作者，你说刘兄，这是为什么？想想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更加老迈，甚至老去。那时候，谁还会铭记这些战士，谁还会诉说那场战争？如果我们忘记了那些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老兵，那么以后，有谁会为你而战？我以我血荐轩辕，我真的怀疑以后还有多少后来人。记得一位老兵曾说过：我们渴望和平，但是我们不应惧怕战争！所以，我们不能忘记逝者，更不能漠视历史！你说刘兄我们错到哪里了。
海水干是全国一级战斗英雄！按照国家规定、他可以不转业、在部队混个将军当当，但是他为了尽孝、詹养年迈的老母亲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人问海水干，选择转业后悔吗？他回答很干脆、现在不后悔、将来也不会后悔、因为我对母亲尽孝了，谁说忠孝不能两全？当兵为保卫祖国尽忠，回家为母亲尽孝了，这不是两全了吗？
生活当中的海水干，一点没有英雄的架子，去年海水干到云南参加战友会，结束后去看望一个当年作战的同班战友，这个战友家住农村，海水干吃住都在他家，晚上两个人同睡一床，彻夜长谈。平时凡有战友到郑州或者周口，还是在全国其它地方聚会，但凡能抽出时间，海水干总是尽量参加，只要是120团或者40师战友来郑州，海水干总是亲自开车接送，还是部队培养出来的性格，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醉人的美酒，使热血涌动，战友相逢，情深似海，战友情！就像一壶陈年的老酒，年代越久情越浓。
我的同班战友黄根江，黄根江浙江人，一九七六年三月入伍，战前从南京军区抽调来的骨干补入我班，黄根江在原部队已经是班长，到达我连时已经扩编完毕，正副班长已经配齐，只好当了弹药手。
战中主动帮助班长的工作，主动扛炮行军。在攻打巴别山的战斗中，又主动与我向轮番向越军轰击，充分体现了一名党员及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
《一个军医参战亲历记》
谨以此文纪念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四十周年！原解放军八零医院参战期间的拾遗故事，本文作者曾是当年八零医院外科陈云豹医生。四十年后年过花甲的他，提笔拾遗被尘封的故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份解放军八零医院，就接到昆明军区参战命令，全院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参战。要求一周时间内，将所有病人能够出院则出院，不能出院者则转往其他医院治疗。据我所知，撤离驻地整个成建制参战，是云南战区唯一的一家医院。一周后全院分两个梯队，先后一天出发。我们第一梯队由院长带队，出墨江县，夜宿杨武，第二天过石屏县，下午抵达开远某地。
这时的开远，已经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兵城。各参战部队兵马云集，都要经过此地，或路过、或吃饭、或住宿。狭窄的公路上卡车滚滚、尘土飞扬，战争的硝烟越来越浓。晚上，我们住宿在一个工厂车间里，虽然经过打扫，但地面依然有层薄薄的水泥灰尘，发出一股呛人的味道，整个车间空荡荡的，地上摆着一排排的草席，显然这就是我们的床铺。
晚饭，安排在军供站里就餐，站内人头攒动，不大的院子里坐满了各个部队，场地中央“耸立着”几个小高炉般的木蒸笼，热气腾腾，不时有炊事员站在木梯上，用大铁铲子把饭铲出来，分发给部队。可能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大的蒸笼饭铲喽！厨房里并排着几口“巨大的炒菜锅”，炊事员穿着水鞋，抬着大锅铲翻动着锅里的菜，三下五除二就把菜分装到一个个脸盆里，然后，部队的事务长，带领炊事班战士，把菜再次分发到自己连队的各个班里。那是什么菜，什么味道，熟没熟已经不重要了，填饱肚子才是王道。
看着还有那么多的部队，都在翘首盼望着自己的那份“佳肴”。饥肠辘辘催使我寻找捷径的欲望，起身到处走走看看。不经意间发现一排房子前，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排队，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里面可能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妨进去看看，是否能捞到一点残汤剩水。于是，见缝插针挤了进去，到了一张桌前，原来是各部队司务长排队订餐，我们的事务长也在队列之中，只好失望而出。走出军供站的大门,打听到五十九医院就在附近，顿时想起有一同学就在五十九医院，便一路寻去，三番周折找到了来同学家，寒暄之后讨得一碗面条，另加两个荷包蛋，狼吞虎咽后，瞬间消失了踪影。
第三天下午，部队到达指定救护驻地----马关县粮食局仓库（县里专门腾出两间粮食库房给我们），医院本部也就设在这里。不顾三天来一路风尘的路途劳累，立刻投入医疗设施的安置劳动，各部门的物品相续各就各位。
晚上，库房墙角的一边，铺着芦苇大席地铺，战友们一字排开，如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按序头朝里席地而卧，不一会鼾声四起，此起彼伏。睡梦中，我在悬崖峭壁上攀登，不知是什么人下面，使劲地拉着我的脚，向悬崖下拽，我惊恐万状地拼命挣扎，便使劲向那人踹了一脚，这时一股寒风袭来，冻得我直打哆嗦，突然发现山顶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我挣扎着向太阳奔去。猛然间感觉有人一把拉住我，被子已经被掀在一边，原来是南柯一梦。我醒了，睁开眼睛看到赵院长，一只手还扯着我的脚，另一只手拿着个电筒照射着我的眼睛，唯恐我又睡去，大声的喊着我“快起来，出差去。”我迷迷糊糊的看着他，心里很郁闷，刚到这里，大半夜的出什么差呀。他说前面部队翻车，让我带两个人去抢救。
解放牌卡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事不宜迟，我很快带上一些抢救器材上车出发，车子刚驶出岔路，就看见公路干道的右侧停着许多炮车，一辆接着一辆的延绵不断，车上战士们穿着大衣，有的打瞌睡，有的拿着电筒照着我们的车子，好奇地想看个究竟。路上只有我们的车飞快向前奔去。
事发地点，在一座桥下的河沟里，倒扣着一辆牵引车，四轮朝天，炮也被甩到一边。几个战士用斧头把车厢底板劈开，钻进去把压在里面的战士抢救出来，一个一个地抬到桥面上，我们马上投入抢救，但不幸的是，还有六位战士没有救过来，他们多半是被水淹死的。本来桥下河沟的水很浅，汽车和炮翻下去后，像水坝一样，使水位升高，加上车厢里堆满了的物品，把他们紧紧压在下面动弹不得。 此间，得知坐在驾驶室里的两个伤员，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我们正要返回时，只见一个首长模样的人过来寻问，谁是负责人？我上前自报家门。他说部队还要继续前进，六位烈士的遗体，他们没有办法处理，请我们把这六位烈士遗体拉回我们驻地，日后他们派人来处理。（按照惯例，医院外出抢救，只负责活着的，不管死的）此时此地，不能像平时那样处理问题，我马上点头说：“可以，把烈士遗体抬到我们车上吧”。
返回路上，看着面前躺着的六位死难战士的遗体，初到前线的几个小时里，就遇到如此惨烈的车祸，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不由地想到了他们的母亲，在这寒风料峭的夜晚，如果她们有天人感应，她们是否在安睡，还是彻夜不眠？是否坐卧不安，还是从噩梦中惊醒......？我抬头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那夜空中无数闪烁着的星星，仿佛就是母亲那双无助的泪眼，我的眼前不由自主也湿润起来……
汽车飞驰，掠过一辆辆停靠在路边的炮车。我站在车厢里，白大褂迎风摆动，惊扰了炮车上的战士们，他们纷纷探出身子，用电筒照射着我，大声喊着问“出什么事了吗，前面……？”我无言以对。看着一车车，一个个年纪不过20岁左右的战士，他们仅仅知道是去野营拉练，而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战场。
回到驻地，赵院长还没有睡，他站在路中间拦住汽车，问我，“有几个伤员?”我回答说：“有六个，都牺牲了，全在车上。”话音未落，赵院长大吼起来：“那你把他们拉回来干啥？”我向院长作解释说：“现在是战时，如果我不把他们拉回来，影响了部队行动，他们告我一状，在军事法庭上，院长你为不为我说话呢？”院长一听，这小子说得也有道理，马上就不吭气了。
他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动了几圈，接着吩咐说：“去，不管是哪个科室的、机关的，所有女同志都叫起来料理遗体”。我刚转过身去：他又从身后扔过一句话，“锻炼锻炼她们”。语气果断，不容置疑。医院临时向附近的生产队，借了一间堆放草料的房子，在地面上铺满稻草，把六位烈士的遗体抬下车，顺序放好。女同志们很快到齐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们在睡眼迷蒙中，突然看到地上躺着的这么多的遗体，一时被吓得悄悄地、远远地站在外边。
这时，我和刘医生不约而同，产生了一股怜悯之心，俩人一起上前给遗体脱衣服。气候已经入冬，半夜里寒冷，战士们乘车都穿着棉衣、大衣和绒衣，衣服被水泡过后非常难脱，身上的皮肤被汽车电瓶泄漏出的硫酸灼伤，一层层皮肤脱落下来，我们只好用剪刀把衣服裤子全部剪开，脱了下来。经过专门负责点验的同志，对烈士身份姓名登记，遗物清点，做好标识后，我们才把遗体抬到，临时用床板支起的台子上，让女同志们清洗，她们用热水细心地擦洗着烈士身上的污垢，她们渐渐地，由开始的恐惧变得伤心难过，默默地流着眼泪，为烈士穿上崭新的恤衣。医院从墨江带来了五口棺材，正准备入殓烈士时，被23分部派来的两个年轻的参谋看见了，赶过来不由分说，大声斥责起来，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影响士气。
恰好被在一旁的高副院长听到了，他回过头来，一声大吼：“你们懂得个屁，打仗不死人叫什么打仗，医院不死人叫什么医院？”骂得两个小参谋一愣一愣地，不知趣的两个家伙，灰溜溜得走到远远地方，躲到一边凉快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五口棺材今晚就派上了用场，但还差一口怎么办？院务处马上派人到马关县民政局求助，联系到一位老乡家里，买了一口没有上过漆的棺材，解决了这一难题。
第二天一早，医院全体人员抬着棺材安葬烈士，马关烈士陵园是新开辟修建的，沿山坡而上，早已经挖好了的几十个“空墓穴”，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仰望着天空，此时它们默默地接纳了，这第一批“住户”。在陵园里施工的老乡，看到我们的到来，被这样的场景惊呆了。马上放下各自手里的活，围上来帮助我们埋葬好烈士。他们的眼圈里也饱含着泪水，一起为烈士们默哀，那份发自内心的情感无不为之动容。
掩埋好六位烈士的遗体，开始了紧张的建院工作。战前动员的口号是“牵制越南，援助柬埔寨。”
由于到来的部队越来越多，上面拨下来的粮食源源不断运来，仓库不够用，分给我们的两个库房，便收回去了一间存放粮食。剩下的一间库房，划三分之一给放射科和ICU病房，三分之二给手术室，里面用农用塑料薄膜分隔成八个手术间，把粮库外面大概有几亩地的农田，也搭建成临时简易病房，作为外科的重伤病区，外科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医院又派我和刘仁元到内科（马关县中学）的轻伤病区，帮助他们建立四个手术室，培训指导内科医生做一些小的、简单的清创手术。内科负责收治轻伤病员。
那段时期，前线指挥部每天都有数十个电话催促，询问医院工作准备的进度。大家几乎不分白天黑夜，紧张地工作着，短短十几天里，边收治伤病员,边突击建院的情况下，全部工作就绪。
各路野战部队士气高昂，杀猪宰羊提前过元旦，总认为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似的，每天晚上公路上车水马龙，调动的部队在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可是一切都是那样的静悄悄，大家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晚饭后到外边散步，公路上空无一车一卒。
我忽然明白了，那天晚上的事故，完全是部队接近前线而实行灯光控制，不允许开大灯，因视线不好，在弯道上转弯过桥，驾驶员估计路线不足，转弯角度过小，虽然牵引车上了桥，但是火炮没有上桥而翻下桥去。一门炮九吨重，把车子拽下河沟里轻而易举。说实在话，现代战争，每天上空几十颗侦查卫星经过，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再用抗日战争时期的“夜老虎”打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元旦很快过去了，战争依然遥遥无期。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则消息，柬埔寨首都金边被越南军队攻陷。宣告了我军“牵制越南，援助柬埔寨。”的战略意图从此破产。自此，前线指挥部每天打给医院的电话顿时鸦雀无声，战局进入了漫长的静默期。为了调剂部队战前的寂寞，前指调集了大量的战争题材的老故事片，供前线部队每天晚上放映。
尽管如此，去年昆明军区命令八零医院，在一周内仓促参战的后遗症，还是逐渐地凸现了出来。医院里有妻儿老小的同志，由于亲属离驻地较远或者在外省的亲人赶不到医院，老人小孩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有的同志请隔壁邻居的家属代管，有的请医院附近农村的村民临时照顾，等待亲人赶来。临出发的那天，登上汽车的女同志，已经顾及不到失控的泪水放声痛哭。车下站满了送别的父母和儿女，也是哭声一片。
八零医院的战友们！昨天刚结束了五年转战南北的援老抗美战争，今天又奔赴对越自卫还击，保家卫国的前线。作家们往往把战争描写得辉煌豪迈，而军人们所奔赴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离死别的地狱之旅。他们和她们经历着忠心、孝心、爱心、死心的多重折磨，是当今的人们难以理解的一段苦难历程。不要笑话我们流泪的军人，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好好善待他们吧！
令人欣慰的是，医院领导派出人员分别回到墨江和昆明看望了他们留守的父母和儿女，给予了前线的同志们些许安慰。
在这段时间里，时兴起在田间地头散步，偶然发现水田里鳝鱼特别多，这一重大发现激起了大家兴趣。天黑后，自发地两三个人一组，拿着自制的竹夹子、提着水桶，电筒照明穿梭于田间地头，只需个把小时，便可捕捉到半桶鳝鱼。
第二天早上起来，各个住宿点都在剖鳝鱼，送到炊事班自炒自吃，美味至极。初到马关县，县供销社的货架上摆满了茅台酒，八元一瓶。医院多数人的工资都是带到战区来发放，不差钱。大家轮流买酒同“舟”共饮，用不了几天，供销社的茅台酒一瓶不剩。
真可谓，头枕马关风月，就着野生鳝鱼的美味佳肴，再次品味驰骋烽火连天的疆场，一醉方休。赋诗一首，以助兴尔：茅台美酒战地炊，举杯邀月梦里回。醉卧沙场驱越寇，男儿征战何日归？
一天傍晚，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会议的议题是如何支援前线。会议将要结束时，队长讲话提高了声调：“社员同志们注意了，解放军白天要打仗，要工作，晚上还要捉黄鳝，他们太辛苦了。我们大家都要管好自己家的狗，不要咬着解放军。”住在生产队仓库里的我们，听到这里忍俊不禁，顿时捧腹大笑，笑得眼泪直流，气滞腹痛。这个生产队长真的太可爱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战场布局也有了新的变化，“夜老虎”行动一扫而光。部队的调动全部在白天进行，每天公路上坦克，高炮、地炮、火箭炮车轮滚滚。傍晚，马关县中学足球场上停满了各种战车，成了难得一见的兵器展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散步的好去处。战斗打响以后，这里又是临时的直升机降落场地，空军设立了一个指挥点，指挥车、充电车一应俱全。
侦察兵总是走在战争的最前面，过境侦察敌情，抓捕俘虏获取情报。所以，在每次战役打响之前，牺牲受伤的多数是侦察兵。从八零医院到达马关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收治负伤的侦察兵。每一个受伤的侦察兵，都有一部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时候，人民群众对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驻地周围群众、远近老百姓自发地、络绎不绝地来看望伤员。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带来的只是一点红糖、白糖、几个鸡蛋，有的小学生，手里捧着几个烧好的土豆，也要送给解放军叔叔。那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表达的爱戴和深厚情谊。
每天从早到晚，在检验科的门前排满了前来验血、献血的各民族群众。在这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地区，平时视一滴血如生命的老百姓，为了抢救子弟兵的生命，为了战争的胜利，不顾世俗传统观念的禁锢，积极的前来无偿献血，说明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地位深入民心。
我永远记得，有几位裹着小脚的老大妈，她们从天不亮起，就赶了十几里山路，一路上打听着找到我们医院，当时正是治疗时间，她们在寒风中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等着，一双浑浊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不时地用衣襟擦拭着眼角。等到让她们进去时，她们看到伤员们有的裹着胳膊，有的吊着腿，有的蒙着眼睛，有的包着头。这时她们毫不吝啬自己的眼泪，让老泪满脸纵横，口里不断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从怀里掏出一块自制的布手帕，里面裹着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到伤员手里。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无不潸然泪下。
一直处于消息静默期的前线，其时间越长，越预示着将有一场大战、恶战的来临。这天，接到前线指挥部命令：八十医院组成一个野战医疗手术队待命。成员有医务处高主任任队长，外科医生有石胜岱主治医师和我，我同时兼职麻醉医生，内科医生周家庭，手术室护士一名，临床科室护士五名，事务长、炊事员若干名，警卫班战士五名，三十名担架队的民兵。要求医疗器材，食品、被服、帐篷、床板等物质落实到位，随时待命出发。
医院组织我们开会的精神是：这次战役的作战口号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军完全以进攻的态势作战，命令医疗技术力量尽量前伸，减少阵亡伤残。我们的任务是尽量靠近阵地抢救伤员，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不能后送的重伤员就地手术。这可能是我军卫勤保障中的一个创举，按照条例规定，医疗所设点离前沿不少于15公里，这意味着我们就在阵地上救治伤员。我清楚这一次任务的危险性，出发前把配给我的手枪与通信班换了一支冲锋枪以防不测。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刚过，医院久违了的电话铃声，又开始竞相争鸣，热闹非凡。一四三野战医院派出一个野战医疗所配属给八十医院，在马关县南面二十公里处的仁和区设点。从济南军区抽调的部队中分配给医院数十个警卫战士。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派出的脑外科、骨外科，胸外科、麻醉科、五官颌面外科医疗队到达我院，加强医院技术力量，是八十医院自建院以来的鼎盛时期。医院的主要任务是，所有送到这里的伤员，都要经过手术处理，轻伤和部分中等伤情的要留治到伤愈归队，而不是简单的包扎、固定、后送，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手术队成立后，记不清又等待了多少个时日，终于在二月十六日中午，前指命令野战医疗手术队立即出发。全院立刻沸腾起来，谁都知道手术队出发就意味着战争已经不远了。全体人员争先恐后的帮助我们装车，很快手术队的六辆解放牌卡车满载着人员、物质出发了。
车队在距离仁和还有几公里的岔路口，离开公路驶进一条临时便道，这是为战事而临时修筑的一条土路，没有铺石子，坑坑洼洼的，汽车就像在波涛中行驶的帆船，颠簸得厉害。二十多公里的下坡路才到达谷底，汽车涉水过河时发现一片沙地，给每一辆车都装上半车沙增加重量，减轻运送伤员时的颠簸。过了河谷又开始上山，山势十分陡峭，一路上看到有部队驻扎过的痕迹，但是已经空无一人。汽车爬了二、三十公里的上坡路，到达老卡，老卡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寨，依山而建，公路便道从它上面二、三百米处通过。
这时，师后勤部部长率领着二十多个人跟踪而至，警卫战士、随行干部清一色的背着冲锋枪，部长自己也亲自背着一只，给我们布置任务时枪不离身。我暗自庆幸带来了这支冲锋枪，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部长打开一幅地图，用手一指说：你们位置就在这里。顺着他手指点到的地方一看，老卡就在国境线最边上，他抬起手，指着后面的山头说：“部队昨晚已经进入阵地，就在山头那边，你们在这一面，明天战斗打响时，将有我们的100架飞机飞过，大家不要惊慌，今天你们做好一切准备，重伤员送给你们，轻伤员由卫生队直接送到后方医院”。
按照原来的计划，手术队安置在生产队队部，虽然不是高墙大院，但是，干打垒的院墙有半米厚，安全能够有保障。可是村寨位于车路下二、三百米，只有一条成“之”形的小路进出村寨，坡陡接近六十度，空手走都有困难，别说抬着伤员的担架就更困难了。而且，我们只有30个民工，抬着伤员一上一下肯定是不行的。
我提出我的看法，这里不适合建临时手术室。高主任同意了我的意见，让我负责去找一个适合建手术室的地方。我们选择了车路边一户村民新建的宅基地，房屋的木架刚搭起不久，就利用这个木架为依托，四周用床板围起，顶上用农用塑料薄膜遮盖，就是手术室。空地上撑起两个帐篷作为临时病房。在路边插一面红十字旗帜作为标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
1979年2月17日凌晨6.30分，从我们后方传来隆隆的炮声，我军万炮齐发，拉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我们几乎一夜未睡，立即行动起来，整理手术室所有物品，展开简易手术床。我特别留意将冲锋枪靠在手术床的床脚下。我们离前线那么近，当我军向前推进时，难免会有越南特工小分队窜进我后方伺机偷袭。特别在晚上手术时，四盏气灯明晃晃的挂在樑上，几公里外都能看到。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扔几颗手榴弹过来，打几梭子子弹，我们都将损失惨重。老卡这里紧临前线，村寨里的村民在战前已经疏散到后方，村寨里空无一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一切事务全靠自己，虽然有五位警卫战士，但是他们还要警卫队部那边，也确实非常辛苦。因此我们不得不小心，随时准备自己保卫自己。
一小时的炮火打击后，七时三十分炮声停止。此时从天已经大亮，山头那边传来密集的高射机枪和重机枪声音，我军步兵开始进攻。我的思绪随着枪声渐渐远去。我期待着昨天师后勤部长说的100架飞机呼啸而过的壮观场面。几年前在援老抗美的战场上，美国战机从头顶飞过，我们只能够深藏于密林深处。今天，我要看看我军的战机从上空飞过，出一出这口多年的鸟气。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也没有100架战机飞过，每一批次只有四架战机在空中巡逻，显然也许是他说错了，或者是我听错了，应该是一天里有100架次的战机巡逻，不管怎样，我军绝对地掌握了制空权。
上午十点，送到的第一位伤员是一位连长，伤势非常严重，脉搏、血压消失，重度失血性休克。立刻抬上手术床，发现右上腹贯通性枪伤，子弹从右腰部穿入，自右上腹穿出，显然子弹是从后面打进的。随同伤员来的通信员哭诉着说。连队冲上敌人阵地向前推进时，一个装死的越南兵从后面向连长开了一枪。其他战士将越南兵击毙后，将连长抢救下来。
指导员命令他一直跟着连长。从受伤部位来看，肝肾、胃肠损伤不可避免。马上紧急手术，采取右侧腰腹部切口进入，见右侧肝肾破裂，胃肠多处穿孔。切除破碎肾脏，修补肝脏，当正在修补胃肠穿孔时，突然从腹腔深处涌出一股血。用吸引器吸除积血准备止血时，吸引器弹簧被卡住了，进退不得，腹腔内积血清除不了看不见出血点在那儿，难以止血，只好先用纱垫填塞止血。
这要命的吸引器，是上面配发的轻便式的吸引器，虽然携带方便，但是吸引力太小 ，不适合用于手术中吸引，只能用于吸痰。手术队医务人员总共九个人。手术室护士只有一个人，既负责手术器件供应，同时监护着麻醉深浅。内科医生和其他护士，有几人跟随汽车后送伤员，剩下的人员负责手术室外的抢救，输液，包扎伤口等等事宜。无奈，只有让司务长负责脚踩吸引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手术，更没有见过出那么多血，一时心急使劲踩脚踏板，用力过猛把弹簧卡住了。
手术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特别是这样伤势特别严重，大出血致重度失血性休克的伤员，需要及时补充鲜血，增加有效血循环。，我们就在阵地的后面抢救伤员，根本不可能有这些条件。只有一些冻干血浆补充血容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未能挽救这位连长的生命。
这么重的伤员即使在有一定条件的医院，也未必能抢救得过来，但是我们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为这么年轻的一条生命的逝去，而感到万分难过。战后才得知，这位连长是干部子女。他的妹妹也是一位军人。历时二十八天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不久，这位妹妹来到了80医院政治处，了解她哥哥的牺牲原因。医院政治处和石医生接待了她。
大批的伤员源源不断的送来，两个帐篷不够用，外面的场地上也躺满了伤员，大多数是四肢骨折，全身软组织枪伤或弹片伤。经过简单包扎固定，抗休克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的尽量后送。每一辆解放牌汽车上都装上半车沙增加重量，铺上棉垫棉被可以躺七个伤员，空隙处坐三个轻伤员，加上陪护的医务人员，一车只能运送11---12人。
从老卡到马关县大约有60多公里，道路崎岖不平，山高坡陡，谷深路窄，跑一趟要6、7个小时，六辆汽车白天黑夜、马不停蹄来回奔跑着，伤员依然人满为患。我越来越感到疑惑，手术队的任务是抢救重伤员，，那么多轻伤员也送来给我们，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内科医生周家庭也不得不亲自护送重伤员回医院。我们穿梭于伤员之间，检查伤情，纠正一些不当处理，抗休克，根本来不及思考其它问题，甚至于记不清吃饭了没有。
傍晚，送来一个腹部枪伤战士，受伤已经几个小时，有内出血、急腹症症状，伤情不容拖延，立即手术剖腹探查，术中见多处肠腔脏器穿孔，清除腹腔内积血，食物残渣及异物，切除坏死肠腔组织，肠腔吻合。
手术还未结束，又送来一个重伤员，出血太多，内科周家庭医生护送中重伤员还未返回。我只好下手术台查看。这是一个大腿弹片炸伤伤员，虽然有止血带扎着，已经有几个小时了，抬担架的队员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从阵地上抬下一个伤员需要几个小时，途中一直没有给伤员松一松止血带。担心受伤的肢体缺血时间过长，把止血带松一松。我刚把止血带松开，就见有鲜红的血液流出，立刻又把止血带扎紧。估计有股动脉损伤，立刻给以抗休克治疗。
这个小战士听出我的口音，他说，医生，我也是昆明的，我的家就住在百货大楼的后面。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们马上给你做手术。回到手术台上，向石医生说了这个情况，加快操作尽快结束这台腹部手术。接着对这个伤员的大腿伤口探查，确实是股动脉破裂，立即给以血管吻合，石膏外固定，紧急后送，已经是第二天拂晓了。
伤员还是一拨接着一拨送来，担架队的民兵们不停地从车上抬下伤员，经过我们简单处理后，又抬上汽车一车一车往回送。在这短短几十米的山路上，穿梭般来来回回一刻不停，每个人的双手上布满了血泡，他们和我们一样彻夜未眠。对那些来不及后送的轻伤员先给予输液对症治疗，及时发现一些不需要使用止血带的四肢肌肉软组织伤，改用绷带加压包扎，避免发生肢体长时间缺血坏死，造成不必要的截肢。有的伤员被送下来时，和枪支、毛毯一块带了下来。我们把枪支、毛毯搜集好，有部队路过时交还给他们。
发隆战役是由某团（我记不清是哪一个团了）负责消灭越军驻扎在发隆之敌，攻占孟康县城。我们就配属给这个团。二营担任迂回穿插，截断越军退路，达到全歼敌人地目的。他们提前一天深入敌后孤军作战，伤员不可能送回来，抬着伤员一路战斗，终于赶到预定地点卡住敌人喉咙，阻击越军增援部队，经过三天激战全歼发隆守敌。配合师主力部队全歼了越南驻孟康县的守敌，这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首先攻占敌县城的部队。这是经典的穿插、迂回、包围的歼灭战。战后受到上级充分肯定，解放军报头版刊登报道了这次战役的文章。
第三天战役基本结束，全部伤员后送到医院。手术队的所有人员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倒下就睡着了。半夜，站岗的警卫战士把我叫醒，说又有一批伤员在路边。听说有伤员，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立刻起身赶过去。在这寒风瑟瑟的山头上，五辆卡车静悄悄地停在路边，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山风吹动着树林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所有的驾驶员都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我摇醒一位驾驶员问他：伤员在那儿？医生在那儿？他说：伤员在车厢里，医生没有来！
我爬上车厢用电筒照着，看到伤员们和衣而卧，躺在底板上也睡着了。摇醒一个伤员问他们怎么现在才送来，他说：他们都是二营打穿插的，受伤已经三天了，战斗结束后才从发隆那边抬回来。我愤怒了，这么多的伤员都没有一个医生跟着来，而且是历尽千难万险深入敌后，战功卓著的二营伤员。我跳上驾驶室摇醒驾驶员，让他马上回去把医生叫来，向我交接伤员情况。还没有完全清醒的驾驶员，一双呆痴的眼神凝固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他们也非常辛苦，不忍心让他们跑来跑去。我立刻通知担架队来抬伤员，看着担架队员一个个睡眼惺忪，一双双手上缠满了绷带，我也是于心不安。
把伤员安顿在帐篷病房里检查伤情，绝大部分都是四肢软组织伤，伤口已经化脓感染，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都需要连夜给他们换药，输液，抗感染。通知炊事员给他们煮罐头肉面条。
我不问他们为什么没有重伤员，这是一个十分沉重、万分残酷的问题。可以想见，在那样没有后援，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医疗保障，重伤员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年龄20岁上下的战士，有的入伍仅仅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前他们或是学生，或是爸爸的乖孩子，妈妈的心头肉。现在他们刚刚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恶梦之旅，再让他们回忆那段战友的生死离别，再去掀开心里的伤痛，无疑是不道德的。
第四天上午，安排车辆把二营伤员送走后，我们也收拾器材物品准备撤回医院。经过周家庭医生的统计，在第一阶段战役的三天时间里，我们一共收治、转送伤员180多人，阵亡一人，做了七台紧急手术。
一位121团的参战老兵看到陈医生的回忆文章后，有了以下留言。
我作为一名当年参加了发隆歼灭战的成员，首先向陈云豹医生和80医院的全体参战医务人员和支前民工表示崇高的敬意！认真看完陈云豹医生写的回忆，从中看到了战中医务人员的艰辛、付出与牺牲，心中敬佩之情感激之心油然而生！
陈云豹文中表述发隆歼灭战就是我团打的，因为我团单独在一个方向，所救治伤员也都是我团的。战后我团荣立集体三等功。1982年至1984年我在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上学期间上军事课就把我团发隆歼灭战作为正面典型战例，我当时很是激动，课后不少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
我为我121团感到骄傲和自豪。救护所去的老卡就是我121团出国作战主要方向之一，这里有简易公路可通越南发隆。文中提到抢救无效牺牲的连长叫赵军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爸爸是我师（41师）政委叫赵琴，到医院了解情况的妹妹叫赵军蓉，当时在我师师医院当护士。赵军生连长就是带着五连从老卡出去在消灭越南边检站之敌时不幸中弹的。
我们班师回国也是从老卡回国的。文中所述提前潜入越南境内的不是二营，是我团一营，他们从15号晚就出境了，白天隐蔽，夜晚开进，于17日凌晨战斗打响前到达预定位置，对发隆之敌形成合围态势，断了敌人向孟康逃跑的退路。
文中提到战前翻车事故牺牲的6名烈士是师高炮营的。 陈云豹医生文笔很好，描述生动，把我的思绪带入38年前自卫还击战前后的日日夜夜，好几处引得我眼泪汪汪。另外文中提到的战前牺牲的侦察兵就有我团侦察排的和师侦察连的好几人，其中侦察连牺牲的一个排长叫卫鹏，曾经在我团当兵，与我是战友，（卫鹏二年级在保山时与我姐姐是同学），其父当时是我14军副参谋长。（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国防科工委24基地257医院前线医疗队指导员梅运华医生的回忆文章
1979年对我们275医院来说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这年我们医院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收治伤员的光荣任务。同时，医院还有一支派往前线的以外科为主其他科室为辅的医疗队。这里侧重回忆记叙一下赴前线医疗队在王家营配属野战72医院医疗所参加接收、救护、转运伤员的工作经历。战前，医院准备接收伤员并组建两支赴前线战备医疗队随时听从命令，开赴前线 。
1978年12月，基地党委根据昆明军区通知精神，指示医院做好战前接收伤员的一切准备，29日召开了全院战备动员大会。会上除了通知医院准备接收伤病员外，还宣布了准备组建两支赴前线战备医疗队。全院上下激情被点燃，纷纷要求赴前线参加救护伤员。请战书、决心书像雪片似的纷纷送到了医院党委，决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和人民的考验。
1979年元旦之前，中越边境形势越发紧张，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
后经医院党委研究，确定了医院赴前线战备医疗队名单：徐海平副主任为队长，梅运华为指导员，孟庆志为副队长。成员有郭俊武、王海清、宋维胜、安贵和、姜淑华、张天翠、张延军、单成良、尹华凤、宋绍芬等20人。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梅运华任书记，徐海平、孟庆志为委员。还有一支作为预备队，名单未公布。根据医院领导的要求，我们都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在军帽、领章上填写姓名、年龄、血型等，做好随时出征的准备。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打响了。开战之前的几天，我们医院上下已全部行动了起来，做好收治伤员的一切准备。战备医疗队对准备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认真的检查，做好了随时待命，立即出征。
2月20日夜晚10点，医院广播传来紧急通知；赴前线医疗队的所有队员立即到院部会议室开会。
李鸿端政委、原晓才副院长等领导已在会议室等候，人员很快到齐，原副院长问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准备好了！”原院长用目光巡视了大家，振奋的说了一声“好！”然后严肃的宣布：接到昆明军区和基地首长的通知，命令你们明天下午三点到达王家营车站，配属72医院完成接收、救治、转运伤员的任务，明天上午8点准时出发！随后，李政委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会议很短，散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连夜准备，彻夜未眠。
21日早晨，前线医疗队在食堂门口集合，整装待发。食堂老早做了两桌丰盛的好菜肴，院领导前来为我们壮行。
早饭后，医院在礼堂里召开誓师大会。院党委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员”的号召，要求医院立即做好接收伤员的一切准备，要求赴前线医疗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决完成在王家营伤员转运点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会上，梅运华代表赴前线医疗救护队发言表态，情绪激昂，态度坚决，严肃庄重地立下誓言：坚决圆满完成接收、救护、转运伤员的任务，决不辜负上级对我们的期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一切考验！
8点，我们在医院欢送的锣鼓声中，上车，踏上了征途。
车在蜿蜒的盘山道上疾驶。路上，不知是谁的提议，先到昆明军区要求把我们派往最前线去，得到大家一致拥护。到了昆明军区后，一位首长接见了我们，要求我们立即赶赴王家营，说“那里很需要你们！”我们只好服从命令，急忙往王家营方向赶赴。
下午两点，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抵达了王家营。72医院周院长向我们简要介绍了情况和伤员的任务后，大家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王家营这个像《芳华》电影中的那种小站，条件极其简陋，很不起眼，平时十分冷清，无人留意。因在这里设下伤员主要转运点，立刻热闹了起来。因为它是窄宽轨相交的结合点，从文山、河口、蒙自方向来的窄轨车进入昆明的一条必经铁路。平时车站除了站台外，有一间较大的货运仓库，而今在旁边的空地上，搭满了绿色的帐篷和活动板房，到处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忙碌身影。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将从前线运来的一批批伤员进行分类登记，危重的立即手术治疗，对其他伤员进行治疗、护理，再一批批往贵州、四川等方向安排转运。
仓库就是伤员的病房。库里摆满了床板，床板上面铺上被褥，一批批伤员临时安排在这里进行治疗护理，然后再一批批从这里转运到后方部队医院。275医院接收的伤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接收第一批伤员的时间是2月21日晚九点多钟，本院医护人员分乘十几辆带有伪装网的军用大篷车来到这里，第一批共接收伤员七十多名。紧接着又接收了几批，共接收伤员299名。
手术治疗室在木板房内，共有两个这样的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抢救手术。
由于气候炎热，伤员受伤后只作了包扎和简单治疗，加上运输时间长，被感染的伤员较多，许多重伤员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医护人员的帮助。徐海平主任、郭俊武、王海清、宋维胜、安贵和医生，还有单成良等同志，每天都要做许多例手术，尤其开战的七、八天内，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有时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忙起来顾不得喝水，顾不上吃饭。尤其遇到急性坏疽须截肢手术的伤员，他们又不得不狠下心去做，只有抢时间截去被严重感染的肢体，才能保住伤员的性命。他们与72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共做各类手术一百多例，每例都很成功，无一失误。
张天翠和张延军两位护士在王家营正在紧张地工作
我们每抬下一名被严重感染的伤员，心里都不是滋味，就得紧急送进手术室进行手术治疗，有的肢体就会被截去。我们带着双重口罩都难以忍受那种十分难闻的气味，可是，每一个伤员都表现的十分坚强，没有喊一声疼，没有掉一滴泪。看看他们年轻坚毅的脸庞，既感动又心疼，深知像这样严重感染的伤员，送到手术室后，肢体就难以保住了，他们都这么年轻，以后怎么办啊！
当我联想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人对参战人员的上访十分冷漠，并且当成社会不稳定的对象，心里不免有些气愤！当年被当作最可爱的人，而今怎能成为社会的弃儿？真是可悲！
是习席主及时发出指示“不能让革命军人既流血还流泪”，社会上这种对伤残、退伍军人冷漠和歧视才得以遏制，中央还专门成立了“退役军人工作部”，想到这里心里才感到欣慰（书归正传，这是题外话）。
刚开始，大部分伤员都是地雷炮弹炸伤，受伤部位大部分在下肢，枪伤较少。开战初期，前线受伤的人员确实很多，加上从前线撤下再往伤员点转运，时间拉得较长，所以伤口感染的伤员较多，工作量很大，为争取时间抢救伤员的生命，两个手术室昼夜通明，工作在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轮番上阵，日夜奋战，确保了每一例手术都很成功。
一批批伤员从前方运来，他们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胳膊上打着夹板，手被吊挂上胸前；有的腿部被炸伤，缠绕着绷带......只要前方运送伤员的车一到，医护人员就蜂涌而上，扶得扶、背得背、抬得抬，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从车上把一个个伤员先安排在仓库木板铺上，进行登记检查，敷药换纱布等护理和各方面生活照料。张延军、姜淑华、张天翠虽是女同志，但她们像男同志一样，一趟趟从车上把一个个伤员护送到仓库铺板上，始终坚持，能背的就背，不能背的就抬，她们身体单薄孱弱，背或抬虽然很吃力，但仍咬着牙顽强的坚持。有的伤员要去厕所，她们毫不犹豫搀扶着他们去，尽最大能力全身心照顾好每一位伤员。
张延军护士正在为伤员负伤部位检查、换药、包扎等治疗处理
由于伤员都躺在地面上的铺位上，没有桌凳，我们只能蹲着或跪在铺板上进行分头登记、检查、打针、换药、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忙起来顾不上喝水，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天最多休息两三个小时，从20号开始，直到26号，几乎天天如此，十分困乏，最缺的就是睡眠。尽管很疲劳，但是大家依然坚守岗位，不畏困苦、连续作战。不因困乏而耽误了工作，只能利用短时的空闲，坐在伤员的铺板上打个盹，迷糊一会。只要前方运送伤员的车一到或者往后方转运伤员的列车来到，我们立即又精神抖擞地忙碌起来。
仓库的铺板上始终躺满伤员，刚转走一批，新的一批又到了，周转得很快，我们就在车上和仓库伤员“病房”内不停地穿梭，前一周，我们接收救治的伤员几乎全部都是在17-18号开战头两天的伤员。直到25号之后，伤员才逐渐减少。之后的伤员多半是枪伤，受伤部位不一样，身体各部位都有。随着伤员逐渐减少，相对而言，医护人员也逐渐轻松了一些。尽管如此，我们的思想依然没有放松，身上的责任依然很重，依然日夜不停坚守岗位，紧张有序地工作，依然干劲不减连续加班加点，努力干好每一件工作。
当我们看到从前线运来的伤员，不论轻重伤，个个都很坚强。在前线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受伤后依然十分坚强。伤员中不少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战士，年龄都在十八岁左右。不少伤员伤势很重，大部分伤员浑身多处受伤，有的双眼失明，有的则失去了腿或是胳膊。我看到他们没有一人因伤痛而叫喊或哭泣，没有一人为伤残而悲观失望。我看到的则是许多伤员因还没有在战场上来得及杀敌立功，为自己过早的离开了战场而感到遗憾和难过。甚至于，有些伤员刚安顿好，就找不见了。他们是趁我们不注意，溜出去准备扒上军车重返前线。被我们拦下后，经过认真地做思想工作，才服从安排，接受转到后方住院治疗。
我们被这些伤员的精神感动着、鼓舞着，所以再苦再累，大家始终精神饱满的投入到工作中，把满腔的热情和深爱都投入到每一个伤员的身上，体现在每一件细小的工作中，把党和人民的关怀、温暖通过我们的工作送到每一位伤员心里。觉得他们才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从心里更加敬佩他们，心疼他们。为他们认真做好治疗、护理，认真做好点点滴滴的生活照料。也正是他们的无私无畏、乐观坚强的精神无时无刻都在感染着我们，给我们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去努力工作，把“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前线”落实到每一件哪怕很细小的工作中。
在接收的伤员中，我遇到来自安徽的两名伤员，一个是来自家乡阜阳的徐亚伟，另一个是家居肥西县的刘庆年。当他们得知我也是安徽人时，他们更备感亲切。于是我记下了他们家住址。战争结束后，5月份我休假回家，还专程买些食品和水果到这两位伤员家去看望慰问他们的父母亲，向他们的亲人介绍他们的伤情和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使两家的老人和亲属都得到了极大地安慰。
在王家营的日日夜夜工作中，我们也被当地人民群众热情慰问的场面感动着。当地的政府、附近学校的师生、周边的老百姓，都纷纷前来看望慰问伤员和参加救护伤员的医护人员。他们把杀好的整猪、宰好的鸡鸭、整筐的鸡蛋、新鲜的蔬菜送到我们驻地。有的全家都来了，大人带着孩子，提着鸡蛋和红糖、白糖，前来看望伤员；有的把熬好的鸡汤送到伤员跟前，一勺一勺的喂服伤员；有的过来帮忙照看伤员，给伤员喂水喂饭，端倒大小便，从生活上细心的照料......一幕一幕都令我记忆犹新，十分感动，真正体现了军民渔水之情。
3月25日从王家营返回275医院，右起宋维胜、梅运华、单成良、王海清、安贵和、徐海平、郭俊武、张天翠、张延军。姜淑华、陈学香因有事未参加照像
总之，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我们以实际行动实践了我们的誓言，我们从2月20日抵达王家营至3月25日返回275医院，在王家营日夜奋战33天。在72医院野战医疗所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上下团结一致，紧密相互配合，顺利圆满地完成了王家营这个点上的接收、救治、护理、转运伤员的光荣任务。
据统计，共接转伤员5300多人，其中重伤员2100多人（由于时隔近四十年，原始统计数据都上交72医院，整数是准确的，具体10字以下数字无从查起，所以仅采用了记忆中的整数），无一例死亡。
由于任务完成得圆满，72医院驻王家营野战医疗所荣获集体三等功，受到昆明军区表彰（这其中包含着275医院赴前线医疗救护队的全体成员）。宋维胜、陈学香两人各记三等功一次，受到表彰。赴前线医护队受到本院的集体嘉奖，梅运华、张延军等大部分同志受到本院嘉奖。
与72医院野战医疗所在王家营驻地集体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