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红河与南溪河的交汇口处坐落着一个小镇,这就是河口,这里是河口县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红河、南溪河两条水流交汇处一清一浊可谓泾渭分明。在南溪河上有一座法国人修的铁桥一头在越南的老街,一头在中国的河口,滇越铁路从桥上通过,由于前期越方对我不断骚扰,我工兵将中方一侧的桥梁炸断,对越打击开始时,我舟桥部队在该桥的东侧架设了一座军用门桥,反击战开始的当天我工兵用了不到两小时就将断桥恢复了。我车队在傍晚时分赶到河口,落日的余晖将天边染的血红。

  经与14军河口警备司令部联系后,我们全营被安排驻扎在河口团结农场的橡胶林子里,在我们附近还有陆军的一个前线医院和一个通讯分队。
  

  初春的河口气温湿热,夜里又略有凉意,蚊子不少,好在战前我们都发了些天津农药厂出的避蚊剂,全营一部分人住车上,一部分人住帐篷,放到现在住帐篷还是个浪漫的事。营里制定了遭遇越特工队夜袭时的应对方案和夜间口令,全营荷枪实弹,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枕戈待旦。

  晚上睡不着,仰望星空思念家乡亲人回忆往日和平惬意的时光,平时生活在和平日子里不感觉有什么,甚至麻木了,一旦战争张开黑色的翅膀突然降临时,人们才感到和平的弥足珍贵。夜间不时传来零星枪声,听不到狗吠,只有远处公路上的灯光和隐约的发动机声。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一个夜晚就在防备越军偷袭中度过了。晨曦透过橡胶树叶洒在沾着晨露的林间小路上,我利用暂时的空闲,背着56式冲锋枪在林间小路慢慢来回踱着放松放松,边走边不时向四周观察,虽然在战争中,可鸟儿还照样在树叉中跳跃,叽叽喳喳的叫着,突然扑拉一声,刚刚还欢叫的小鸟全飞了。

  有人?我正纳闷,“嚓嚓”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我循声望去,小路上快步走来一个军人,从服装上看是我陆军,“这个点别是越军化装侦查”这念头一闪,我立即隐藏在小路边的橡胶树后,随着行人越来越近,才看清是个女兵,打着绑腿,65式肥大的军装也难掩她青春的气息,看长相不像越南人,不管她先下手截住再说,待她走过去背对着我时,我喝了一声“站住”!


  

  她像触了电般站在离我约两米的距离,我心里想“就是准头再差搂一梭子也把她放到了”,可能是我的喊声惊动了连长他们,没等剧情往下发展,就见连长带着三个人一溜小跑来到跟前,那女兵一见这阵势反而咯咯的笑了,“你们是昨晚从蒙自来的吧”?她边笑边说,连长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搭去昆明的车刚从镇里警司回来想抄近路归队,“就那”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片帐篷,看来是场误会。

  连长让另外两人把她送回去,刚走了没几步,她突然转身跑到我面前悄默声的说,“有机会去昆明到军区通讯总站找我玩,我叫爱红”。说完嫣然一笑扭头快速离去。我看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如同坠在五里雾中,这时连长过来对我说“她是不是骂你了”?我所答非所问的“嗯嗯”了两声,连长用“专业”的口吻说“女兵都这样”,连长啊,你真有“经验”呀我的哥。


  下午四点左右,13军的一支部队分别从铁桥和浮桥渡河进入越方,昆明军区坦克独立团的坦克也轰轰隆隆从浮桥上滚滚而过消失在对面的山中。

  十九日上午,昆指前指命令到了,命机动雷达营前出老街西北方向的垭口处设置警戒阵地。14军工兵团为我们这次行动派来4台军用推土机随我营行动,从浮桥过河,只十几分钟就穿老街市区而过,老街垭口离市区也就五六公里,来到垭口山下看到,通往垭口的路勉强走牛车,我们的车辆想上去难于上青天。这时看到营长和推土机驾驶员一边说一面比划着什么,一会4辆推土机开始轮番作业,不到两个小时就将牛车路生生推出一条急造军用道路来。

  有了路要往上开也不容易,特别是转弯处,远小于解放30车的转弯半径,如要将弯的弧度扩大,那工程量不是一星半点,时间不等人,想办法也要上,我把车开到弯道的顶头用千斤顶将车的保险杠顶起,再将方向打死,就这样一点一点挪,总算上到垭口反斜面的一块台地上,将车辆按战术要求停好,其他车也如此办理,折腾到下午两三点,总算将阵地设置完毕。


  垭口是两座大山连接处的鞍部,这个垭口的战略要害处在于,如果越军飞机越过垭口,顺势下到红河河谷里,沿河谷向东飞行到屏边,一拉起来,眼一眨就到蒙自上空,红河谷两侧的大山是遮挡电波的天然屏障,是雷达探测的盲区。
  



  为确保西线战区纵深的空中安全,将机动雷达营设置在这里,就等于在大门口安了双千里眼,越军的任何风吹草动尽在我军掌握之中。当然危险性也极高,这里也是越军特工队发动袭击的绝佳目标,越军特工队要干掉这支没有重武器掩护,自身防御能力欠佳的雷达分队就是小菜一碟。

  设置完阵地开通了设备,一口气还没喘匀,昆指前指的命令又来了,迅速回撤到河口原阵地对空警戒。大家都大惑不解,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在收好装备发动车子要走了,雷达二连和三连,各有一台车由于电瓶亏电,几次发动未果,电瓶的电消耗殆尽。车发动不了,急的副营长团团转,一个劲骂司机干什么吃的,要“割了”那俩家伙的“卵子”。

  都是自己弟兄,关键时刻要拉一把。我把车靠过去,用电源线搭到那车上逐个启动了车辆,全营有惊无险的又原路返回了。


  来回十几公里整整折腾了一天,还是披星戴月的。回撤河口,人的心情放松,总算有了心情浏览一路风景,老街除了我军的警戒部队和一个补给站外,基本是个空镇,14、13军军属炮兵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划了个圈,将越军炮火赶到圈外,它的炮打不到这里来,加上我空军飞机全天24小时在我方空域转悠,把制空权牢牢的握在我军手中。

  越军基本上就是地面部队与我周旋。在云南方向,一只丛林猛虎14军,一只山中猛虎13军,越军遇到这两只虎,算它狗日的倒霉,两只老虎死死将越军按住使之动弹不得,越军316A师刚在甘塘露了个头,就被空军情务6团打洛站“抓”住其动向,13军根据情报,将316A师一个主力团包了饺子。

  其他越军部队一看王牌都被中国军队像摧枯拉朽般收拾了,吓的全钻了山洞,这一下正中14军下怀,14军擅长山地丛林战,把越军打的无处躲藏,加上云南这边是杨得志指挥,战法灵活,越军基本没占什么便宜,13军嗷嗷叫着到处找越军主力较量,怎奈越军跑的比兔子还快。战后听说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机动雷达营是东西两线战区中,前出最远的空军部队。


  机动雷达营回撤到河口橡胶林里原阵地后才得知,在我们前出老街的时候,空军张廷发司令员到昆指蒙自前指,听取汇报,当得知机动雷达营部署后,当即指示把部队撤回河口,说越南的飞行员现在还没有飞复杂气象和夜航的本事,我们给他训的我们清楚,把机动营放到垭口那是给越军特工队送战利品去了,赔本的买卖不能做,看战斗往后的发展再说。

  和我们同在一个林子里的通讯接力分队,在我们出发不长时间就转移到金平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连何指导员带了两个人来替换我和调度,后来何指导员又多次往返河口,由于道路颠簸何指导员肾结石复发,一阵阵绞疼把他折磨的眼泪打湿了解放车驾驶室的大坐垫,看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疼到极点。

  要归建了,来一次河口总的去镇里转一下,看景不如听景,实地一看也没什么,路过海关照张相吧,结果这张冒着傻气的片子花了我二元钱,要知道那时一个月才九块钱呢。
  

  反击战结束后,我又一次来到机动雷达营,临时配属他们转移到思茅场站,后来这支部队听说归建雷达415团。

  战后以方毅为团长,张震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来到云南慰问参战部队,热闹了几天。战后论功行赏,我们连队由于在战斗中保障有力,全连荣记三等功,何指导员轻伤不下火线,只是“英雄热泪洒衣襟”,也荣立个人三等功。每当想起这段经历总是心潮澎湃,看着我们用青春和热血保卫过的大好河山被鬼魅魍魉任意盗掘,心里即愤恨又无奈。只有仰天长叹的份了,廉颇老矣!

  那场战争离我们远去,就像高大桉树上的叶子悄然飘落,在南国红色的泥土中化作春泥。黄昏时分,晚霞染红了半个天空,那一簇簇望月草又悄无声息的绽开出一朵朵白粉色的小花。
  

  空二十七师独立大队长吴鹏富讲述他在对越反击战的经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打击利用夜晚对大陆进行侦察的B-17G、P-2V等美制蒋机(其中P-2V曾经40多次入侵大陆上空而未被击落),空军决定从一些战斗力强的师里,抽调并培养可飞四种气象(昼间简单气象,复杂气象;夜间简单气象、复杂气象)的飞行员组成独立大队,专门执行夜间国土防空作战任务。

  27师也在大连某机场组成了独立中队,后改为大队。当时共有J-5甲飞机4架,4名飞行员中有我。中队长杨××,现住山东。独立大队成立后,我们于1968年7月,转场到云南的巫家坝机场,后到蒙自机场参加轮战。

  从那时起,我差不多飞了15年夜航,当了8年的独立大队大队长。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防备老蒋捣乱;二是保卫我国运送援越物资交通线。那时美军飞机经常从泰国乌他堡机场起飞过来骚扰,但他们一直打擦边球,很少进入我国境内,所以我们并没有和他们在空中交过手。不过,正是有我们昼夜不间断的空中飞行巡逻,他们才不敢随便入境捣乱。
  
  吴鹏富大队长登机准备起飞


  我们夜间训练飞行科目有很多,有些也很难。如打空靶,这是一种由米格-15“比斯”拖带的黑色尼龙布三叶靶,就很难打,搞不好会击中拖带机。还有很多训练科目就不谈了。

  1976年,我在夜航飞行中,用J-5甲击落了一个台湾的空飘气球。那是在昆明以西某地4千米的空中,我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开炮击中了那个直径达20米的大气球,里面是食品和宣传品。我立了3等功,奖品是一套精装本的马恩列斯全集。那时我几次立功,奖品差不多都是如此。

  1977年12月份,我们27师与××师对调,离开战斗多年的云南,来到武汉某机场。

  1978年11月末,中央决定对越南当局的反华行径给予打击。由于我师长期在云南边境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对情况很了解,所以空军又命令我们27师独立大队重返云南蒙自机场,执行任务。


  我们独立大队于1979年元月2日经湖南、广西、贵州转场飞抵蒙自(当时我们还飞J-5甲,因为它性能可靠)。地勤人员和设备早几天乘军列出发前往蒙自。

  到达机场与××师协调完毕后,我参加了由原广空副司令员、时任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的林虎主持的作战会议,昆指主任侯书军在成都未与会。

  林虎传达了中央军委和空军的有关指示。这次作战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目的是给越南一个惩罚,达到这一目的就撤军,速战速决。

  我们空军参战部队的任务是进行不间断的昼夜巡逻,以保证地面我军部队的安全,免受敌人的空中袭击。空中巡逻要在我国边境线10千米以内进行,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任何机种也不得越境作战(当时参加巡逻的有战斗机、强击机、侦察机、轰炸机和直升机等多型飞机)。具体昼夜间作战任务、空中航线调度由昆明空指负责。


  按照上级的命令,驻蒙自机场的××师一个J-6团、高级航空训练基地的J-7分队和空×团的J-6侦(J-6飞机的侦察型号)负责昼间巡逻,从天亮到日落;我们独立大队负责从日落到天亮的夜间巡逻。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当你在平地上看见太阳落在地平线以下时,我们驾驶飞机升到高空,仍可以看见太阳。

  同理,当黎明前太阳跃出地平线前,在飞机上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太阳了,这两个时间段大致各有半小时左右。所以对我们昼夜间交替巡航飞行来讲,必须把早晚各半小时计算在内。否则,如果看到地面太阳落下,我们再起飞,那就有半小时空中没有我机了,而上级的要求是必须保证一天24小时,天上总有我们的飞机。
  
  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执行要地防空的“红旗”-2地空导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昆指的作战会议上也介绍了越军空军的情况。客观地讲,越南空军还是很弱的,虽然驻安沛机场的372师923团的米格-23比我们的J-7强点儿,但数量太少,又没打过实战,没什么了不起的。

  越南的防空力量主要是高炮和“萨姆”-2地空导弹,但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海防、河内等处执行要地防空,边境地区很少。当介绍到越南空军司令时,我一听就乐了,为什么呢?原来这陶庭炼司令是我在锦州三航校时的同学,他有多大能耐,我一清二楚。当时三航校不光有阿尔巴尼亚学员,也有越南的,陶就是其中一位,我和他接触很多。开完会,我回大队作战斗动员时讲:“打空战,我们必胜,他们不过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正式打响。我们担任云南方向空中警戒巡逻的战机,也从那刻起,投入紧张的作战行动。从2月17日我军进攻开始,到3月16日我西线部队全部安全撤回国内的一个月,是我从军20多年最紧张的时期。

  我们独立大队的地勤、警通、政工,乃至炊事员,数以百计的人员都在全力维护和保障我们这几个飞行员、几架夜航飞机的安全起飞和执行作战任务。他们不辞辛苦甘愿奉献,使我们独立大队的飞机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百。我直到现在仍非常感谢他们的工作,并向他们表示极大的尊敬!
  

  我们飞行员在保证自己体力充沛的同时,认真开好每天的飞行例会,仔细研究每一次空中出现的问题。并根据昆指提出的飞行计划调整航线,研究敌情,有的放矢。还有,每天我们都会仔细研读昆明军区前指发来的地面战斗简报。从那些简报可以看出,陆军老大哥仗打得很艰苦,牺牲很大。

  每年2~3月份是云南霾季,雾非常大,能见度很不好,尤其是飞夜航更是如此,非常容易出现错觉。最常见错觉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仪表,这是很危险的。好在我的战友们都飞夜航几年了,对云南边境地区的气象、地形、地物很熟悉,一个多月没出任何问题!
  

  在执行夜航任务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虽然我机是在国境线10千米以内飞行,但由于我们的飞行高度一般都在4000米以上,你通过简单的勾股定理推算,就知道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越南边境地区我军陆上作战的情况。大炮发出的火光、硝烟,有时甚至可以听见隆隆的炮声,我感觉到陆军打得很艰苦。

  说实话,我真想一推机头俯冲下去,用航炮帮陆军兄弟一把。但军委有严令,出境必须得到批准,否则以违反军纪论处。之所以这样,完全因为这是一场惩罚性的战争,如果投入空军作战,战争就扩大化了,违背了中央的本意。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空军不出境作战,是因为越南空军有米格-23、有“萨姆”-2,是怕重蹈美军当年轰炸越南遭受重创的覆辙。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糊涂认识。美军当年对北越的战略轰炸,和我们空军执行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术作战,完全是两回事!

  刚才我讲过越南空军在北部边境的空中力量和地面防空是很弱的,根本不足以对我空军造成实质性伤害。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中央定下的,空军只在我国边境线一侧执行警戒飞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当初我们的张廷发司令员把空军的作战策略称之为“弯弓待发,先声夺人”,是很独到和精准的。


  3月16日作战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了我们极大的荣誉,各级慰问团纷至沓来。除了上级发的纪念章、圆珠笔、枕巾之外,地方的慰问品也多得很。其实在作战期间,云南省政府和各族人民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副食方面,不仅空勤灶更加丰盛,连干部灶、地勤灶也特别棒,同志们都开玩笑地说,我们真正到共产主义了!

  当时许多明星都到蒙自机场慰问演出,他们围着我们的飞机拍照,惊喜得不行。

  5月初,我们归建回武汉时更是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以著名的杂技艺术家夏菊花为团长的武汉杂技团也来慰问。当时人们都称我们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激动之余,我们还是有些愧疚,特别与那些浴血奋战并付出重大牺牲的陆军老大哥相比,更是如此。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光!”
  
  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吴鹏富大队长(后排左三)与战友们合影


  那次我们空军的作战离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但许多情况和数据仍然铭刻在我的心里,终生不能忘怀。

  战后空军各部队统计:自卫还击作战打响的第一天,我们广西、云南方向的空军部队就出动了各型战机170批、567架次。在整个作战期间,空军共出动各型飞机3131批、8 500架次,平均每昼夜出动112批、304架次。形成了多方向、多层次、昼夜不间断的空中掩护态势,有力地震慑了越南空军。

  据后来披露的敌情通报,2月17日~20日这3天的时间里,越军一架飞机也没敢起飞。从第4天才开始有零星越机升空,但其地面指挥所还是不断警告其飞行员:“不能飞到那边去……”“不能飞得太远,掌握不好的话,就很危险……”到后期,越军飞机即使起飞,也只是小批次、在离国境线挺远的地方空中转转。为了怕我们空军对他们开展突袭,他们还多次进行疏散隐蔽。

  我们地面部队有了绝对的制空权,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作战。因而有些部队用于防空的14.5毫米高射机枪和37、57毫米高炮都没携带过境作战,部队也减小了不少“负担”。


  总之一句话,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空军真正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央军委首长对整个作战做了总结讲评,并对空军不出国作战做了说明。叶剑英元帅说:“这是巧妙地使用了空军。”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飞行员都是一个高危职业。我的几位战友都是因为飞行事故过早离开了我们。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们家属悲痛欲绝的情形……

  我之所以没出事,与我老伴儿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军功章上绝对有她的一半!”当年我奉调入滇,她为了不让我分心,主动辞去了在大连市的教师工作,来到云南。后来又到武汉陪我,多次调换工作,含辛茹苦地把3个孩子拉扯大。说实话,在孩子身上,我什么也没做。


  空二十七师领航参谋吴登义回忆参战经历


  1968年1月,我参军来到当时的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战勤连当战士,入伍后被评为优秀士兵,于1969年6月选拔到昆指领航学员队学习领航。因为入伍之前,我曾在公社当过挺长一段时间的通信员,在连队新兵中算“小秀才”了。

  从理论上讲:领航是测定飞机位置,确定飞机航向、速度、高度;引导飞机沿预定航线飞行,准时到达指定目标上空或空域的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准时到达的问题,战时领航还要根据上级领导的作战计划和意图,把我方战机隐蔽引导到敌人不容易发现,而我又便于攻击的空域。尤其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要做到上述要求是很难的。领航通常分为空中领航和地面领航。

  领航几乎是与飞机的诞生同步的。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首次驾驶飞机飞上天。1910年,英法飞行员就利用飞机上的磁罗盘,结合目视从伦孰飞到曼彻斯特,第一次成功地实行了空中领航。时至今日,任何军机、民机,无论它的设备多先进,要想安全飞行,仍然离不开空中领航和地面领航。


  在航校,有空中领航这一专业,是为运输机、轰炸机培养领航员的。而我学的是地面领航。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领航都是一件极为严格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稍有差池,轻则完不成任务,重则机毁人亡。所以,我们的待遇比同级别的要高一级。

  通常来讲,地面领航分为塔台领航和作战室领航。塔台领航比较常见,指挥员站在塔台上,手拿送话器,对即将降落或起飞的飞机发出指令。那时,我经常和吴大队一起执行这一任务。
  

  作战室领航,是领航人员在标图桌上,利用计算尺、计风仪、三角板等各种仪器,根据雷达显示的飞机位置,做出正确领航指令,用无线电台发给飞行员。那时我们一个领航组有好几个人,分别负责雷达、标图、无线电通信等,我负责雷达。

  当时我们27师的所有战斗机(昼间)都没有机载雷达。吴大队他们独立大队的J-5甲和J-6甲有限全天候飞机,装的Pп-5雷达,有效距离才3千米。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飞行员在天上根本看不见敌机,全靠我们将他们引导至目视可以发现敌机的位置,并精确引导他展开攻击。

  当然,飞行员也很不容易。在光学瞄准光环里,目标飞机只有火柴杆那样小,如要保证击中敌机,必须有3/4个火柴杆(目标)被套进瞄准光环再开炮才行。在高速飞行的飞机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所以,每打下一架飞机都是很大的胜利。那时,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现代战机会有超视距攻击能力,只要机载雷达锁定,就可以用远程空空导弹打下敌机。不过即使这样,也离不了地面的领航。
  
  被我军击落的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现在,只要天上有我军的飞机在执行作战、训练、科研试飞等各种任务,那它就一定会在北京空军司令部或各战区空军、师、团的领航引导控制之中。就是此时此刻,离我们最近的陕西阎良试飞基地飞机,也是如此。当然现在的领航设备早就不是我们那时头戴耳机、手拉计算尺趴在标图桌上用红蓝铅笔描来画去了,但基本原理和功能仍是大同小异。

  我由于基础比较好,进步很快,毕业后分到空27师不久,70年4月就提干了。从那时直到我转业回宝鸡市从事保险行业为止,就再也没有离开领航专业。俗话说“艺不压身”,虽说领航和保险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一次某地一家企业以他们的引导雷达因天气原因损坏了,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对于这种雷达我在部队和它打了多年的交道。对其价格性能一目了然,于是我出面与对方谈判。当我把自己的从军历史摆明之后,他们心服口服,索要的保险费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扯远了,还讲领航吧。


  那时,我们在云南战备任务是很重的。要防止老蒋和老美,还要无私地支援越南,我们当时也把一部分情报与越方共享。老美的飞机都是顶级的:F-4“鬼怪”、F-105“雷公”、B-52战略轰炸机还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而我们的飞机都是老比斯(米格-15比斯)、五六式(米格-17)和J-6(米格-19)差距太大。但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也取得了很好的战绩。

  军区空3师的鲁祥孝、冯全民等人,都曾在云南地区上空击落过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因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昆明军区空域常有美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抗美援越时期,上级划定在距机场200~220千米处为拦截线,200千米处即为一等拦截线。如果美机进到此处,我们雷达一经发现,即上报,上级就会命令我机起飞,在空中等候拦截入侵美机,如果美机入境,再起飞就晚了。但他们往往打“擦边球”,一进来马上又离开,战机稍纵即逝,那时我们很紧张。除去老美飞机之外,台湾方面也经常有气球飘过来,那些气球都很大,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里面装着传单、食品和玩具的宣传气球。

  吴大队击落的就是这种。还有一种是间谍气球,里面装侦察设备。1979年8月5日我值班时,中午发现了气球,我引导飞行员冯宝成起飞,但出现了我力所不能及的情况,结果使冯宝成处于阳光刺眼的情况,无法攻击。下午,“干扰”排除,我引导冯宝成用“动升限”(飞机在空中的一种机动动作)击中了19360米高空中的气球。那家伙铺开比一个蓝球场还大,里面装有传感器,照像机等先进的间谍器材。飞行员立了3等功,可没我什么事!


  空27师1968年8月调到云南蒙自和昆明巫家坝机场,参加国土防空和抗美援越。到1977年12月与空××师对调到武汉,经过了近10年的时间。1978年底,中央决定对那个恩将仇报的“白眼儿狼”实行惩罚性打击。于是又把我师的独立大队调回巫家坝机场,吴大队肯定讲得很详细,我不再说了。

  我是1979年1月22日接到27师司令部的通知,“确定我去广西参加合成军前指工作,并要做好相应装备器材的准备。”1979年元月27日我又接到通知,于次日(1979年正月初一)到武汉军区空军报到,第二天我准时到达。武空张绪副参谋长接见了我和27师的陈锡甫同志。同时,武汉军区空军通信团筹备组也给我们准备了必需设备。计有“八一”型BJ-212改装指挥通信电台车一辆、KDT-822空地联络电台、622导航机一台。人员有电台台长一名,技师一名、报务员、话务员、司机共9人。另外还配备北京吉普一辆,司机一名,加上我们干部战士共12名组成作战小组。

  大年初三,张副参谋长、通信团丁团长接见了所有相关人员,并且中午聚餐喝了茅台酒。接着我们就乘上航空兵某师的安-12专机飞到了云南蒙自机场。


  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太不寻常了。让我们每人都写了遗书、又喝了茅台,而且还乘专机。如果是参加合成军训练,还用写遗书吗?肯定是要打仗了!偏巧在这时,老家来电报说父亲病危,军人生来就是保卫国家的,忠孝不能两全。我给家里发去电报:“我有重要任务!”

  1979年1月31日上午,我参加了昆明军区空军在某师地下指挥所召开的前指会议,确定了我们的任务。

  1.会议首先明确了我们空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空军联络组进驻陆军。空军的作战原则,即“敌动我动,敌不动我防”的原则。

  2.空军指挥人员组成的陆空联络组,配属陆军军一级指挥机构统一行动。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当时,还有两个军区的空军也派出了联络组,至于他们怎样配合13军和11军作战,我就不清楚了。但我们配属14军的地空联络组,则是从始至终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

  3.担负战区防空任务,牢牢掌握战区制空权,确保我地面部队不受越空军的攻击。


  4.勘察开辟战区直升机降落场和负责保障直升机的起降。保证达到战时能有效地执行急重伤员的后送抢救、前线急需的作战物资,尤其是血浆等急救卫生物资的抢运任务。

  5.随时担负目标指示和引导任务。必要时随地面进攻部队前出,对敌人强大的火力点、重兵集结地、地空导弹和高炮阵地实施毁灭性打击。假如越南空军要参战,那我们就要引导我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对其纵深的目标如安沛机场、河乐机场实行打击,彻底摧毁这些目标。其中安沛机场有一个团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是越空军的“撒手锏”。

  昆指的作战会议上也通报了越军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情况。越军在北越有几个较大机场,安沛有米格-23,内排机场有歼击机和轰炸机。越南空军深知自己的“家底”,所以拟采取游击战术,小批次一般只起飞两架,打了就跑,绝不越境。高炮和有限的地空导弹也尽量隐蔽布置,力图对我可能的空中突击造成伤害。


  对越南空军战术的分析,是根据情报做出的预测。实际上由于我空军强大的威慑,越南空军根本就没敢打我们地面部队的“鬼主意”。据后来情报披露,他们只是想利用其米格-23、米格-21对我们的J-6等老飞机搞点“小动作”。由于我军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他也没敢动。

  从战略方面,越南人很清楚,一旦他们的空军出动,势必会导致战争升级,我空军会对其北部的纵深重要目标进行摧毁性打击,其伤害程度是难以承受的。美越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对河内、海防地区的战略轰炸给越南造成了惨重损失。

  作战会议结束后,我们根据具体任务需要,又补充了一台单兵肩背式对空联络机和手摇发电机,干部每人配一把54式手枪和足额子弹。

  1979年2月2日上午,我们先乘汽车后坐火车,于下午5时许到达陆军14军军部驻地,军作战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部队情况。2月3日军首长检查我们驻地情况,次日开始架设调试设备,然后我和作战处王志强同志乘车去勘察直升机降落场。


  最初选定的场地虽然离军部近,但是个小盆地,净空条件差,在空中不易发现。下午军区黄副司令来军部检查战备,本来他计划用此地停直升机,飞往开远,但场地不行未果。后来调整到炮4师49团的152加农榴弹炮阵地,这里各方面都很理想。该场地启用以后,战前就起降直升机25架次。开战以后,为重伤员抢救后送、血浆、战场急需物资抢运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云南方向由空××师和我师独立大队分别负责昼夜空中警戒巡逻飞行。范围也前移至中越边境线上的金平、屏边至马关一线。我们组负责战区上空巡逻我机进出空域的联络保障,及大量的作战电文传输及汇报工作。

  从2月17日到21日,连续5天5夜,我们基本上没怎么睡觉。光传输电文即达350多份,一天24时,对空联络始终畅通,向空军转发了大量地面部队作战动向和战场实时态势。军区空指根据我们的报告,随时调整歼击航空兵的飞行计划。那时巡逻飞机都是挂弹的,可根据上级命令随时出境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2月21日,我们陆空联络组随14军前指进入越境内的那马地区,此地距边境线35千米,是14军42师所属部队在第一阶段作战经过血战夺取的。沿途到处是被我军炮火击毁的敌人工事、汽车、兵器和大量的敌军尸体,散发着恶臭。

  进入那马地区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做好准备,配合先头部队前出作战。假如部队一旦受到越军穿插包围,我们将使用单兵便携式对空指挥机,指挥我强击机突袭敌主要部队集结地和火力点,为我地面部队突围进行空地配合作战。

  2月22日之后,14军调整了作战方案,把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损失较大,经过补充的42师转为军预备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军指安全。清剿半琴山残敌的40、41、以及32师(由11军转隶),这3个师继续向敌纵深发展,先后攻克铺楼、郭参控制了朗洋铁路大桥和朗格姆渡口,切断了红河两岸敌人的联系。使红河左岸的越军退路被我控制,这样越军就无法对我前出部队形成包围之势,我军强击机部队也无需对其进行打击,所以我们陆空联络组也没有执行刚才我讲的引导攻击任务。


  3月7日,接到昆明前指命令,前线部队后撤,我们联络组随14军前指撤回原出发驻地。到3月16日,西线我作战部队全部安全撤回国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

  当初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跟随14军军指,执行既定任务,14军军指上下对我们是很好的。张景华军长在接见我们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们的及时到来,有你们空军配合,我们就不过多地考虑防空和担心敌人空中袭扰了。地面部队可以大胆进攻、穿插和围歼敌人。”

  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我陆军进入越境内作战的20多天里,尤其是我军在执行前出、穿插作战(这样的作战往往是孤军深入)时,敌军若出动小批量强击机对我进行空袭,而我军防空兵器(如高射机枪、各种口径的高炮)绝大部份都没携带的情况下,我军是要受重大损失的,当然,由于我空军的威慑,越南人没敢!


  在我们与14军前指的联席会议上,张景华军长和军作战处长均提到一个问题,希望我们能联系空军出动一些飞机帮他们炮兵校正炮火射击精度。当然,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外军也早已有之。抗美援朝时,美军就是经常使用校正弹着点的飞机,指挥他们的远程炮兵,给我军造成了不少的损失。

  但战场情况并不相同,在联席会上我指出,以当时14军(全军皆是)主要远程火炮66式152毫米加榴炮为例,该炮的最大射程为17千米,要打这么远,炮弹出膛进入空中高速飞行时,其弹丸最高点应在4000米以上,如果我校正机出动,飞行高度也必在这一高度上,飞高了看不见,飞低了又看不全,况且我军当时并没有此类装备。再说即使各种条件都具备,东西两线攻击部队的作战地域,大部份都是亚热带丘陵、山地、溶洞很多,地面植被茂盛,从空中发现目标很难。张军长他们仔细听了我的解释,均表示同意。

  另外,14军没有自己独立的对空联络通信系统,所有需要与空军联络的作战情报都要转给我们组,由我们转发给昆明空军指挥所,此类电报有300多份。


  我参军几十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是我感受最深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可以说是终生难忘的。

  战争是残酷的,2月21日我们随14军前指进入越境,小漕河的水很浅,我们的吉普车是直接开过去的。过河不远处,路边就是14军的152加榴炮阵地,我们在旁边停了一会儿。152加榴开炮时,声音和震动都很大,把我们的吉普车都震起来了。但我们的战士却要每天发射数以百计的炮弹,战后他们中有些人失聪了!我军攻克的每一处阵地,都是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后回到国内,我去了一趟208陵园(现在的×××陵园),当时还没建好,我采了一束野花放在烈士的身旁……

  讲到这里,吴参谋失声痛哭了,记者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打仗时,我几乎昼夜不停地译报。整个作战期间,我共译报500多份,那阵子,实在困极了,只好抽烟。当时随军供应只有“红塔山”牌香烟,我也不知道抽了多少盒,战后一结算,我不但一分补助没有,而且还倒贴上26块钱!


  在越南境内那些日子,我们只吃了一顿自己做的热饭。剩下顿顿都是761压缩饼干、午餐肉、酸菜罐头,老吃这些东西真不行,直拉肚子。战后我回凤翔看望重病初愈的老爹,给他带了一些压缩饼干。我和他说,这个东西遇水就胀开了(指吃到胃里),不能多吃。可老爷子理会错了,他把饼干泡在水碗里,坐在旁边看了半天,饼干并没有胀,他转过头说我净“吹牛”!

  一人在前方打仗,全家人都担心。战后一个月,我看到我爱人,又黑又瘦,差点认不出她来了,她讲这一个月基本上是硬挺过来的。

  老街那边白天热晚上冷,我们没有帐篷,只能砍些小树枝搭吊床,半夜常常又被雨淋醒。有一次我在缴获越南的棺材里睡了一夜,感觉还挺不错的!他们那边非常穷,老街是越南黄连山省省会,可咱国内最穷的小县城也比它强得多!老街市面上仅有的一点日用品,也都是我国援助的。我找了件绒衣还是上海出的!我们组缴获了个电扇,我用越南国旗一包带回了国内,还没法使,因为是110伏的,而我们都是220伏的!

  临战之前,部队颁布了中央军委的8条纪律,其中有爱护越南国内一草一木的要求。说实话,我们只不过把我们过去援助他的物资拿回来,把那些他们可能用于再打我们的设施给毁了之外,并没有象现在某些人讲的那样。我们部队住过的地方,越南人种的菠萝、桔子都熟了,我们并没有去摘啊?


  那场仗过去快四十年了,今天你来采访我,我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说说心里话了。长期以来,外界对空军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有人甚至讲,没有空军参战也能打败越南。我以一个空军老兵的参战经历证明: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打胜了,那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很惨重的!“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仗能打吗?
  
  空军现代化的微波中继站



  空军雷达32团砚山情报营教导员王玉章对越反击战的记忆


  我清楚的记得1978年11月,针对越南对我国的一再挑衅。云南、广西部队开始进入战备状态。那时,部队逐级传达中央军委《政治命令》进行备战教育。昆明军区是1978年12月8日受命开始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前准备工作的。中央军委命令我们驻云南空军的第44师依托蒙自,平远街一线机场,对越南空军实行空中警戒,云南陆良,昆明,祥云等机场编入二线空中打击梯队并相继进入战勤值班。我在的雷达32团驻防蒙自、平远亍地区,属于一线参战部队。

  对越反击战时,我在砚山情报营当教导员。砚山营下辖八个连队,其中董干、老寨、古林菁三个连队在中越边境,是边防连队。其它几个连队都在文山地区,是对越反击战一线连队。连队大都在离县城很远,艰苦的高山上,交通不便、信息蔽塞,为了让边防干、战及时了解上级对越作战的部署。根据团里按排,我从1978年10月份开始,先、后多次去所属连队,传达上级关于加强对越反击战准备工作的指示,对干、战进行战备教育,一直忙到1979年1月。

  2月份,中越战势已经很明显。记得2月5日,团政治处龙主任打电话通知我,根据团党委会研究决定,让我去董干雷达连蹲点。在电话中他透露对越反击可能很快进行,要求我到连队主要是负责做好干、战参与中越自卫反击战的一切准备,并组织连队随时投入反击战,保证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何时返回,等待团里通知。


  2月6日驾驶员潘积仁开车送我去董干雷达连。车从平远街场站上了公路,就看见很多军车向文山方向开去。车上装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些车拉着军人,急驰而过。我们的车,穿梭在军车之间。中午赶到文山县军转站吃饭。军转站就餐的兄弟部队人员来来往往、熙熙攘攘。饭堂、广场,东一排,西一队等待着吃饭的、休息的、打水的干战,人来人往,忙忙碌碌,都是上前线的。给人第一感觉是我军也排兵布阵,准备反击越南的挑衅了,临战气氛很浓。吃过饭,我们忙着赶路。在开往麻栗坡县的路上看见八布河谷平坦的地方,军用帐蓬随处搭建,驻扎了许多部队。战士们在忙碌着做战前准备,场面惊心动魄、令人鼓舞。

  下午四时许,我到了董干十一连,顾不得鞍马劳顿,就开始进行战备教育工作。先召开了党支部委员扩大会,传达上级战备指示、分折连队战备形势、研究制定了执行上级指示的具体办法、措施。晚上又马不停蹄的在全连干、战中组织战备教育。当时干、战求战情绪很高。传达上级战斗命令后,人人摩拳擦掌、积极求战。弟二天,召开了连队参战誓师会,一些班、排,个人代表在会上表了决心、宣读了战斗措施。会后请战书、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贴在连队宣传橱窗里。全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士气高涨,战前气氛热烈。


  周全细致的战前思想动员,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发动干、战积极投入自卫反击战,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比较容易的。但真正面对战争。我们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工作?近在咫尺的中越战场,雷达连应怎样安排战斗?新的战争形势、新的战斗武器,雷达应该怎样防轰炸?防破坏?防敌袭……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前无战例可参考,眼下又无经验教训可吸取。

  连队干、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实战经历,也没有实战知识。做好实战安排、部署,对于我们来讲确实有很大难处。我做为连队最高军事长官,只能硬着头皮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和连队干部设想了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定了多种作战预案。

  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首先必须掌握好空情、严密监视空中敌情、确保我飞行部队打击敌人,和我机飞行安全。做到尽一切努力保证雷达正常运转,全力以赴掌握好每一点空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得保证空情及时上报。做到人在雷达在。


  战争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的新一代军人,对于战争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以及面对战争的应变能力都是很陌生的。虽然我们做了多种战斗预案,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园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仍缺乏把握。

  为此我和连队干部忙完务虚的战斗动员和预案制定后,就开始扎扎实实的做战争可能给连队带来的复杂情况、艰难局面的准备。我们重点是做好防突袭、防破坏、防轰炸雷达的安全预防工作和连队长期坚持战斗的后勤保障工作。连队采取了干部分兵把关,各负其责的方法。连长孙远芳和主管机务的副连长陈仕何,主抓空情保障和雷达安全,住在山顶雷达工作室。副指导员刘建庭主抓留守营房的干、战日常工作。另一个副连长专管后勤保障。指导员陶有义负责协调、抓总。

  在地面防御上,我们在阵地上设立了双岗、双哨。连队增设流动巡逻人员,加强地面警戒和空中观察,防止敌人穾然袭击和破坏。在战备值班上,让一号加强班人员日夜住守在雷达工作车上,坚持值班。后勤保障做的也很充足,为防止战争持续时间长,粮菜供不上。炊事班购进足够的粮、油,还储备了一些干莱、咸莱、耐存菜。把能想到的事,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战前和战中期间,越方特工不断偷袭我重要军事实施。雷达是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为了防御,董干雷达连在战前就把主阵地掘开山头,挖地洞,修了永久性工事。雷达的主体部分都藏匿在山洞中,只有天线露在外面。我们全部操作都在山洞中进行。为了保障空情,两部雷达轮流开机,昼夜运转。有时恃殊情况,一部雷达一天要开机18个小时,大家精神高度紧张,非常辛苦。

  山洞本来就不大,中间没有隔开。一边是工作室,一边是睡觉的地方。由于雷达要长时间开机,洞内一天到晚都充斥着雷达油机的声响,机声隆隆,让人心烦意乱,无法入眠。加之山洞阴湿,夜间很冷,被子、垫子湿露露的,盖着很难受。干、战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迅速、准确、不遗漏的掌握空情、保障对敌作战上,没有ㅡ个人喊累叫苦。

  战争没打响那段时间,我们工作最忙。干部一天几次碰头开会,交流发现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整天紧紧张张、忙忙碌碌,晚上工作到深夜,睡下后多次起来查岗、查哨、四处转转、防止发生意外。尽管那些日子里大家工作辛苦,休息不好,但人们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为保卫祖国而准备着、战斗着。


  1979年2月17日凌晨,红色的信号弹划过了夜空,顿时,轰隆隆的炮声打破群山的宁静,道道火光划破黎明的天际,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千里边防线上拉开帷幕。我们董干雷达连,离越南直线很近,能清楚的听到两军交火的声音。连队无论上机值班的操纵员、报务员、记录员、油机员,还是站岗放哨的警卫员,还是正在休息的同志,都屏住呼吸,仔细听辨战场敌我双方的枪炮声,窃窃议论。天放大亮时,枪炮声越来越远。干战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都讲兄弟部队打过去了,越军败退了,我们胜利了……焦急的一天过去了,晚间新闻详细报道了我军初战告捷,大获全胜的消息。干战欢呼雀跌,奔走相告。

  战斗打响后连队自然而然的进入了一种更紧张、更严密、更自觉的战争壮态。大家百倍警惕的面对每次雷达开机,高度集中精力的掌握每一点空情。相较真枪实弹在前线奋勇作战的陆军勇士来讲,雷达兵是电磁横飞、不见硝烟,利用千里眼守卫着兰天。当时越空军主要利用安沛、内排、克夫、建安、岘港以及边和等机场起飞的侦察机、歼击机、轰炸机对我边境进行侵扰和配合地面部队作战。

  我们董干雷达连地处云南边境最前沿,对越飞机起飞掌握的最早。尤且是岘港、边和等远距离的机场,我们总是弟一个发现,牢牢跟踪、严密监视、及时上报,保证给上级提供准确的敌机飞行情况。同时协助二线雷达园满的完成了对我机升空执行任务、抵御敌机入侵的飞行保障引导任务。在半个多月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连队保证了雷达长周期运转,没有出现过差错。由于对空情发现早、上报快、送的距离远,惰况上报准确、及时、迅速、不间断,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越战结束后多名干、战立功受奖。我自己也受到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嘉奖。


  三月十六日中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我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以英勇顽强的作风和机动灵活的战法,经过17天的英勇奋战,全部收回失地;攻克越方同登、谅山、高平、老街等军事政治重镇,给越南霸权主义者以应有的惩罚,并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国境线以内,我们取得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伟大胜利。据战后统计对越反击战,我军歼灭、击溃越南人民军的第3师、345师、356师,越军死伤约52000人。给了越南扩张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

  反击战结束后,三月二十九日我奉命离开董干十一连。在回平远街营部的路上,路经麻栗坡新建的烈士陵园,我们停车拜竭了正在修建的烈士陵园。一座座整齐的墓碑,一排排翠缘的苍松印入眼帘,烈士墓象军阵一样矗立着,庄严肃目,令人肃然起敬。此情此景让我情不自禁的想起越战前,在开往前线的军车上、在文山军转站见到的生龙活虎般的战友们,他们中有的人也许就葬在这烈士墓中。

  我与这些战友虽然匆匆擦肩而过,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我深知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军魂、书写了军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是我最好的战友、最好的兄弟。他们的英雄壮举告诉我:军人的气魄宏大广阔,军人的品质高尚丰满。军人的胸膛,就是攻不下的祖国屏障;军人的枪刺,就是折不弯的民族脊梁。每一个士兵,站起来是一座摩天接云的山峰,躺下来是一座不可逾越的界碑。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写照!这就是中国军队的风采!

  在给烈士们行鞠躬礼后,我乘车离开了烈士陵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战争使我们经历了一次生死练狱般的考验。我们活着的人们应该永远记住为保卫祖国壮烈牺牲的战友,永生不应忘记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空18师52团秋男老兵回忆对越反击战中的经历


  1978年11月下旬,我在空18师教导队结束了专业学习之后,被分到空52团服役,空52团当时驻在湘西的一个野战机场,我和一起到52团报到的其他战友是坐火车过去的,一路上,不断看到有满载着军用物资的军列南下,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快要打仗了。

  刚分到中队不久,部队就已经进入二级别战备状态,外出休假的都紧急归队,当时的报纸和电视新闻,我多少已经闻出战争快要打响的火药味了。

  1978年12月,我团所有歼-6战斗机都进行了空—空导弹或火箭弹的改装,为了与越南空军的飞机容易区别,所有参战飞机全部都喷上了草绿色的伪装色。(当时越南空军主要战斗机和我方战斗机的机型大都是一样的,米格—17就是我们的歼—5,米格19就是我们的歼—6,米格21—就是我们的歼—7)。
  


  1979年2月14日,我空18师接中央军委命令,除53团这个训练团之外,主力52团,54团以及夜航大队全部开赴前线参战。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和空军的主力部队,空18师全部安排到广西前线一线的机场,54团于2月14日转场到达宁明机场,2月15日紧急转场到达田阳机场,我夜航独立大队也紧急转场到达吴圩机场,并且马上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

  当时,我人民空军主要参战的部队东线是以广空为主的空军部队(含导弹,高炮和雷达部队),广空出动了几乎所属全部的航空兵部队:空2师,空9师,空18师,空35师,空42师,空48师以及直属广空的强击机独立团全部开赴了一线机场,加上云南方面的空13师和从张家口紧急调来的空7师两个歼—7团(当时空军刚刚开始改装歼—7,空7师是当时唯一刚刚改装歼—7的部队,驻张家口是担负着保卫北京任务的,也被紧急调来参战)。当时到达前线的各种飞机700多架,大部分为歼击机,其余为轰炸机和强击机,东线空军前线指挥部由时任广空司令员的王海指挥作战。
  


  我空军航空兵部队从雷州半岛的遂溪机场到广西的宁明,田阳,吴圩机场及云南的蒙自和昆明机场,所有一线机场全部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1979年2月17日早晨,天才刚刚开始要亮的时候,我当时和我的战机一起正在前 线机场值班,6点20分,突然看到了天空升起了几发红色的信号弹,紧接着,便是听到了万炮齐鸣的炮火声,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紧接着,我52团的歼-6马上就在机窝发动并滑出起跑线,我空军歼击机群马上起飞,多批次多架次多层次的投入了战斗。
  

  1979年参战的我空军主力战机歼--6,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人民空军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巡逻警戒,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般不超出国境作战。

  当时的空军张廷发司令员根据军委的意图,经过反复酝酿思考,提出了“挽弓待发,先声夺人”的作战指导方针。其基本内容是:

  所有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和地面防空部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敌机一旦入侵,就能予以有力的打击,军委一声令下,就能立即出动突击指定的目标。同时,在我边境上空组织声势强大的持续的空中巡逻,显示力量,威慑敌人,使敌空军不敢轻举妄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威慑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为了增加威慑力量,并在一旦敌机敢于出动时有更大的取胜把握,张廷发决定增调歼击机和轰炸机团进驻广西地区。他还亲自到广西、云南一线地区检查了部队的战斗准备,对各部队领导和飞行员作了战斗动员。
  

  2月17日凌晨,我军按预定计划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先后发起对敌攻击。

  为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我歼击航空兵按计划大量出动,不间断地在国境线我方一侧上空巡逻警戒。

  自卫还击作战第一天,我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就出动飞机一百多批数百架次,进行警戒、巡逻,形成了多方向、多层次的空中掩护态势。

  随着地面作战不断进展,我空军也积极显示威力,多次有意使用歼击机做高空大速度飞行,故意让敌发现,使敌不敢轻举妄动。

  在阴雨天气,空军专门组织技术水平高的飞行员起飞巡逻。在云底高只有200米的条件下,也没有停止巡逻行动。晚上,除使用夜航截击机外,还令教练机也参加巡逻。

  轰炸、强击航空兵部队根据战局情况,随时做好听令出动的准备,高炮、地空导弹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入侵之敌,对敌也构成了一种威胁。
  

  为使敌人难以掌握规律,无隙可乘,空域内的巡逻航线,进出空域的方向、方法和交换时间等也经常变换。

  这些军事威慑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时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张执之后来回忆说:这种大规模的以制造声势为目的的空中巡逻活动,是在我强敌弱(越南空军大部分飞行员都是我空军帮他们培训出来的,可谓师傅打徒弟)、敌我距离很近、我机不出境作战的条件下采用的一种特殊战法。用这种方法对付越南,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自卫还击作战发起后的头3天,越南空军飞机一直未敢起飞。第四天以后才起飞了一些飞机,但其指挥机构不断警告:“不能飞到那边去”,“不能飞得太远,掌握不好的话就很危险”。以后,越军又怕空袭,又是搞疏散,说明他们惊慌失措,顾虑重重。整个战役期间,越南空军的战斗机大都在离国境线较远的空域活动。我空军的强大军威确实镇住了敌人。我地面部队看到我空军大批飞机在他们上空巡逻,消除了他们的对空顾虑,大大地鼓舞了战斗意志。
  



  当判断敌有可能以米格-21飞机低空出航、突然爬高、对我巡逻飞机进行偷袭时,我空军迅速组织歼-7小分队,隐蔽转场至预定机场。一旦敌机来犯,我将以歼-6飞机在高空作诱饵,歼-7飞机在低空尾随,对敌实施突然攻击,提高作战效能。

  我空军在得知敌F-5、A-37飞机和UH-1武装直升机北调至内排机场,并企图袭击我地面部队后,立即研究对策,决定以歼-6分队在歼-7的掩护下打敌战斗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3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自卫还击已经达到目的并开始撤军,3月5日晚,我人民空军为展示我军威,由空18师的“航空兵英雄中队”组成四机敢死队,在时任大队长的方殿荣同志的带领下(方殿荣将军战后曾先后任空54团团长,空18师师长,现任成空司令员),驾驶战机到河内上空高空兜了一圈,是日晚,越南空军的飞机不敢起飞,导弹部队也来不及反应,我“航空兵英雄中队”的四架歼-6飞机已经全部安全返回我方机场。这也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我空军部队还完成了大量的勤务保障任务:侦察航空兵多次进行照相侦察,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大量情报;运输航空兵部队出动运输机、直升机,为地面部队紧急空运人员和物资;技侦情报部队积极搜集掌握越军动向;雷达部队很好地完成了保障任务。

  3月8日至16日,我地面部队陆续撤离战区。空军参战部队仍在前线执行任务,继续对越军保持军事压力。

  1979年,我人民空军以特殊的方式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提高了各级指挥员和机关的指挥保障能力,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有一些朋友以为空军没有参战或者否定空军的功劳和作用(当然陆军老大哥的功劳和贡献是最大的),这都是不了解历史,没有经历过这次战争所造成的片面观点。
  


  对越反击战,空军参战,海军也没闲着,请看南海舰队猎潜艇张俊殿艇长的回忆


  1973年,越美在巴黎签订停战协议;1975年越南全境解放;1978年,越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同年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做起了“印支联邦”盟主的美梦。

  被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黎笋集团,恩将仇报,开始向往日里“勒紧裤带”,付出200多亿美元、几千名烈士鲜血的中国发难,反华、排华、侵华越走越远。忍让已经换不来和平!1978年11月,中央军委开会决定进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军委的战役决心是在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速回。

  军令如山,到1979年初,数十万地面部队已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集结完毕。军委邓小平副 讲:“地面布置已经没有问题了,还要防止敌人从海上搞我们一家伙。”随即他任命中央军委委员、海军政委杜义德为北部湾西沙战区陆海空军总指挥。

  两个上将(杨得志、许世友),一个中将(杜义德),全面指挥了这场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末,震惊世界影响至今的陆海空战争。


  但长期以来,人们只要一提起那次战争,总是讲广西、云南方向的陆上作战,而对西沙北部湾战区海空参战关注极少。

  其实,中央对北部湾西沙战区,早在1978年11月初就开始运作了,只不过对我们基层没明讲罢了。对此,我是有感觉的。

  那是1978年11月9号上午8点,我们667艇在安游码头加完油,准备去西沙接班。港口信号台发来基地作战室的指示:“你艇立即靠榆林码头,接海军作战部和南海舰队作战处的领导去珊瑚岛检查战备。”得报后,我觉得有些异常,一是事先未有通知。二是检查战备一般是逐级进行,西沙水警区是南海舰队榆林基地的下属单位,战备检查一般由榆林基地进行,舰队出面也行,但海军作战部直接出面不同寻常。
  
  张俊殿艇长在指挥台上


  相关人员上艇后,我即下令解缆起航。当时,天气没有异常,微风,只有一小块乌云遮着太阳,我判断老天没问题,不会跟我作对。出港后,韦副政委告诉我:“上来的人不仅有海军作战部长、舰队作战处长一行10几人,还有《解放军报》的记者和《解放军文艺》的总编。”

  我听了就更感此行责任重大,告诉他:“安排好负责照顾的人员,航行中要确保他们的安全。”谁知刚走了一个多小时,狂风巨浪就铺天盖地而来,前后甲板都上水了,人在舱面已经无法站立。更糟的是走了两个小时之后,机电长戚龙报告说:“后机舱右主机排烟管破裂,漏烟严重,无法工作,是否返航?”我问:“其它三部主机如何?”他说:“都正常!”我告诉他:“停掉右后主机,脱开其离合器,用三部主机航行,不返航!”

  我当时考虑回到榆林修好机器,还得再跑,白走许多冤枉路。再说送海军作战部长一行人去西沙检查战备,任务重大,返航不返航,得他说才行。现在3部主机还能保持18节航速,只要不偏航,晚上6点到珊瑚岛没问题,所以决定继续走。


  风浪越来越大,巨浪撞击艇艏激起的海水一次一次打过指挥台,甚至扫过桅杆顶。除去信号班长宋春成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呕吐。但全艇上下仍各就各位,顽强拼博。我虽不晕船,因一怕出现灾难性事件,二怕偏航,所以一直不敢离开指挥台。

  我关照宋春成,要特别注意观察瞭望艇艏方向有无大的飘浮物、空中有无飞鸟,向什么方向飞。因为海鸟不是从岛上飞出,就是飞回海岛,看见飞鸟就离岛不远了。下午2点左右,宋春成和我几乎同时发现一只海鸥,在我艇右前方不远处艰难地伴我前飞!这表明我们前方有海岛,667艇航向没错。我很高兴,真感谢这只海鸥。

  果然,又走了两个多小时,雷达班长报告正前方发现珊瑚岛,这时风浪也小了,与狂风巨浪搏斗了八、九个小时,我们胜利了。海鸥也越来越多,围着667艇飞着欢快地叫着……

  张老讲到这里,脸上闪现着幸福的笑容,眼睛还噙着泪花。

  037型最大抗风为8级,我根据眼前的“惨景”判断,我们经历的大风应在9级以上。


  对于这次战备检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记者张力生和摄影记者车夫分别用文字和照片做了报道,影响很大。

  我们12月中旬从西沙回到榆林港,基地已经呈现一派紧张的战备状态,可见中央军委对北部湾西沙战区的战前动员和安排早已全面展开了。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通知,也向南海舰队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我们猎潜艇73大队接到参战命令,立即召回外出休假探亲人员,抓紧备战备航。2月15日,我们667艇与664、665、666艇(均是037型猎潜艇)即按中央军委的战役展开命令,组成第一波进驻西沙的舰艇部队,开赴西沙。665和666艇在董新政艇长的指挥下直驶永乐群岛。我们和664艇开往永兴岛,每周换防一次。前往岘港附近海域实行预伏作战的潜艇部队也出发了。当时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如遭敌攻击,舰艇长即可下令还击,不用请示!”

  73大队政委艾庆舜,李义峰副大队长在永兴岛码头边的二层小楼上,开设指挥所。为了加强西沙群岛防务,军委还向西沙各岛屿加派了陆军、坦克和高射炮部队。



  

  我们行动后,榆林基地其它舰船则按战略部署,速度慢的先行、速度快的后开的顺序,在16日20点前分别出港向北部湾开进。南海舰队在湛江、海口、龙门的舰船也同时驶向北部湾。

  2月17日,陆上还击战打响以后,南海舰队的高速护卫艇、导弹艇作为第二波也进驻西沙永兴岛。针对当时苏联海军可能在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南海舰队组建了由榆林基地司令员聂奎聚为总指挥、榆林基地副司令员王克强、驱逐舰二支队支队长安立群为副总指挥的“217”舰艇编队,以导弹驱逐舰161舰为指挥舰,由导弹护卫舰、火炮护卫舰、猎潜艇及高速炮艇、导弹艇等120余艘军舰组成。

  所有参战舰艇均装填实弹,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海军航空兵出动轰-5、歼-6等各型作战飞机170余架,随时准备打击苏越入侵西沙群岛,以及破坏中国海上钻井平台,空袭中国沿海港口和重要设施的行动。

  这支海空编成的阵容是那时我军历史上最强大的。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对海上、空中打援作战的高度重视,并做好了可能与当时强大的苏联海军作战的全面部署。


  037型是上世纪七十年初,我国科研院所和造船厂,在参考了原苏制41型猎潜艇和其它几型苏制舰艇的特点后研制成功的。该型艇全长58.77米、宽7.2米、吃水2.2米、桅高18.5米,满载排水量395吨。四轴四桨推进,总功率1万马力,最高航速达30.5节,巡航速度24节,14节时续航力2000海里。

  前后甲板各装有双联装57毫米主炮一座,射速高达210~240发/分,指挥台前后各有双25毫米机关炮一座,射速800~900发/分。艇艏有4座5联装火箭深弹发射装置,艇尾前边还有2座深水炸弹发射装置。另外艇尾中部还有2座深水炸弹投放架,各装弹9枚。037在当时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所以多所船厂都生产过,入役数量也很多,近些年才退完了,有的还改做海警船。
  

  在西沙战区,我们第一项任务就是抓紧敌前训练。白天除了进行全员手枪、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的射击训练、战伤救护、损管灭火堵漏训练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火炮射击训练。训练中,1974年在西沙海战中荣立二等功的观通长陈岚峰爬上爬下带头给大家做战伤救护示范。

  枪炮长吉士宣则自己扎风筝、布靶标组织枪炮训练。为节约弹药和机械磨损,先用外膛枪(绑在火炮管外的枪械)和56式步枪弹对空射击打风筝,对海打响靶(用钢板焊成筒状,固定在杉木做成的井字架上,扔到海里,靠杉木杆的浮力浮在水上,做轻武器和火炮外膛枪对海射击的靶子,一中弹就当当响,所以叫响靶)。

  隔几天再安排火炮实弹对空打氢气球、对海打用船拖带的4×4米布靶。那段时间,无论是在永兴岛还是珊瑚岛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没有拖靶船,我们就到羚羊礁上布靶,供57、25毫米炮实弹射击。响靶打烂了,我们就把空咸菜坛子扔到海里当靶子。当时不光我们667艇,其它所有的舰艇训练气氛都很浓厚。
  

  中央战前的安排是非常正确的,陆上开战后,由于我海军舰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的封锁压制,越南的舰船飞机一直没敢动弹。但苏联舰船对我西沙和北部湾莺歌海钻井平台的侦察挑衅活动频繁起来,以示其对越南的支持。

  苏军仗着他的先进定位导航设备,经常夜间到我西沙海区挑衅。由于那时我们还没有卫星导航定位设备,西沙很多岛礁又没有灯标,夜间靠两眼观测导航定位,难以保证舰船的安全,夜航事故率特高,真是“岛礁看不见,看见就搁浅”。所以我们与苏军舰船在西沙的夜间斗争,就成了危险艰巨的任务之一。我们667艇就奉命执行过几次这样的任务。

  有一天晚上,我们艇正靠在永兴岛码头待机。当时西南风6~7级。这时,信号台传来西沙水警区的命令:“一艘不明船只正在我东岛附近活动,疑为苏联电子侦察船,令你艇即刻前往监视查证。”大队艾政委关切地对我说:“风这么大,又是夜间出港,如无把握,可请示天亮后再去。”

  政委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是老西沙了。当时永兴岛港池面积只有300米×150米,可我艇长60多米,除去其他舰船占据的码头港区,给我机动的范围很小。进出港航道狭窄而且又紧贴下风方向的北堤,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我召集全艇人员进行了简短动员之后,下令解缆后开始起锚。锚还没起完,艇艉已被左舷来风吹向航道,整个艇以与航道几乎垂直的状态贴近了前边的防波堤。


  为防止艇搁浅在防波堤上,我马上下令:“左舵!右边伡退一”,使艇一边后退,一边使艇艉朝左转向上风方向,摆离防波堤。锚离底后,倒车的作用加上大风的合力,艇疾速向港口对着的码头冲去,我立即令:“正舵!右边伡停!”接着令:“左内伡进一!”就在艇艉即将撞上码头的瞬间,只听轰隆一声左伡启动了。随着艇前进扭动,与码头拉开了距离,并处在了出港航道上风方向,即令“左内伡停!”

  艇慢慢转到与航道中心线,也就是码头上前后两个灯标的连线接 行的有利状态,这时艇已无撞向码头的危险,艇被风慢慢压向航道中心,指挥台的人都紧张地盯着艇艉旗杆和码头上的叠标,就在艇的后旗杆与码头上两个导标即将连成一线的瞬间,我果断令“四伡进一!”随着主机的轰鸣,艇昂首迎风向港外冲去。

  667艇冲出港后,航海长邱卫华马上用岛上的灯桩定位,引导艇驶向东岛航线。在漆黑的夜里,我们高速航行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指定位置后,却没有发现目标。
  
  伪装成渔船的苏联电子侦察船


  原来苏联侦察船发现了我们,就和我们玩起“躲猫猫”的把戏!上级命令我们在东岛锚地抛锚待机。结果目标又出现了,我们马上再去查证,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了。

  我们与对方间谍船斗智斗勇了一夜,完成了上级查证驱离任务,回到永兴岛。在这次行动中,航海长邱卫华、操舵班长宋庆堂、机电部门长戚龙、主机班长顾再彬、柯俊奇等同志及时正确按指令操作,从而安全出航完成了这次任务。

  又过了几天,也是夜晚,上级通报有不明船只靠近我中建岛。我们又一次紧急起锚,而这一次我们是从珊瑚岛锚地出发的。

  因为从珊瑚岛锚地出永乐群岛环礁泻湖,航道没有灯标,晚上根本分不出哪是水下礁盘,哪是航道,潜在的危险一点也不能大意。我令信号兵打开信号探照灯,照亮珊瑚岛和甘泉岛之间的航道两侧,顺利驶出泻湖。两小时后,我们赶到中建岛海域。苏联间谍船见我们有备而来,也没有敢再纠缠,慌忙溜走了。


  当时,我国在北部湾莺歌海海域有南海的第一座石油勘探钻井平台,是我们海军的重点保护目标,那自然也是敌方“优先照顾”对象。苏联海军先是派出一艘扫雷舰、一艘电子侦察船到我钻井平台附近活动,与我大队的653艇(赣州艇)对峙半天后走了。后来又来了一条导弹驱逐舰、一艘电子侦察船,这次上级令我667艇出击。

  那是下午13点左右,邓立顺副大队长上667艇传达上级指示,说苏联电子侦察船在我钻井平台附近活动,命令我艇去查证监视。接受任务后,我马上进行简单动员,特别叮嘱观通长时占和准备好照相器材,做好取证拍照准备。667艇旋即驶离码头,按预定航线向目标开去。16点时迎着太阳在航线前方发现了两个黑点,靠近后发现是一艘苏海军“科里瓦克”级驱逐舰和一艘伪装成渔船的侦察船。我下令进入战斗准备,但为了防止火炮走火,先不装弹。
  

  这时苏联的两艘舰船在我钻井平台北边,驱逐舰在侦察船西边,两舰相距两链左右,处于锚泊状态。但此时拍照逆光,效果不好,我决定从南向北从其两舰中间高速插过去,先把电子侦察船拍下来,然后向左转绕过驱逐舰,再从驱逐舰西边由北向南运动,将驱逐舰拍下来。

  我艇进入苏两艘军舰之间后,其驱逐舰立即拉响战斗警报,前甲板上的一门100毫米主炮一直瞄准我艇,但我们继续拍照并不理会。照完相后,我立即下令拉大距离脱离接触,并向基地报告,然后就地监视。我们与其对峙了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苏联舰船离开,我们才奉命返航。此次查证虽然冒了险,但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导弹驱逐舰没有示弱,而且拍的照片既清晰又全面,受到基地情报处的赞扬和好评。
  

  从1979年2月16日起,西沙北部湾战区陆海空三军全面执行中央军委作战部署,开战之初实施海上佯动,开战后实行海、空压制封锁,保障我正面进攻部队的侧翼安全,并且完成了挫败苏联海军的骚扰和侦察等一系作战任务,直至3月25日我军全部撤回国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

  西沙群岛除了我们667、665两艇和四条高速护卫艇之外,其它部队都归建了。但越南方面贼心不死,仍蓄意挑衅。4月10日,24名越南特工袭击我中建岛未遂被我活捉,由我带667艇将俘虏押回三亚。

  鉴于形势趋紧,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重新集结,加强了从北部湾到西沙、中建岛的巡逻。没过几日,我505舰俘获了载有17名敌人的特工船。接着655艇又捕获了12名前来骚扰破坏的越军人员。由于几次捣乱均未得逞,越军也服输了,很长时间没敢再整事儿。
  
  667艇全员合影

  苏联解体后,其航母“明斯克”号作为废旧船,被我有关地方购回,改为海上娱乐之用。在清理该舰时,曾发现过装在密闭铁箱中的一份绝密海图。经过有关人员破译,在我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明斯克”为越南“助威”期间(那时该舰确曾到我南海),曾经计划使用舰载机和导弹对我沿海和内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后因我海军积极备战应对而作罢。由此可见,我英勇海空将士在西沙海域的作战行动,真正地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最完美的用兵原则。

  1979年初开始的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以后,我们艇机电部门长戚龙荣立三等战功。每人都领了50元的参战补贴(当时张老工资才不到百元),一枚总政颁发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纪念章。还有中央慰问团赠送的圆珠笔、腈纶枕巾、茶缸各一件。这些物品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很珍视,因为它是每一个参战人员的骄傲和光荣。
  
  张俊殿艇长(中)和老战友陈岚峰(左)、宋春成在武汉的合影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对越还击作战中,广西、云南两省先后组织了近十万民兵直接支前参战,为我军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七九年越南刚刚取得民族独 立战争的胜利,就在苏联的支持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出兵侵占柬埔寨,并急剧恶化中越关系,极力推行反华、排华政策,不断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边境,强占中国领土,制造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据统计,越南挑起的边境流血事件,一九七五年有400多起,到一九七八年增至1100多起,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民兵和居民200多入。

  与此同时,中国广西、云南边境的许多村寨遭到越军炮火的毁坏,大量居民被迫离开家园,穴居荒野,生产无法进行,生活不得安宁。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惩罚性的自卫还击。这次作战,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起至三月十六日止,历时二十八天,严惩了越南侵略者。


  在自卫还击作战期间,广西、云南的各级党委、政府和武装部门,大力开展了支前工作。特别是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曾动员了大量的民兵参战支前。他们配合部队担负了封锁边境,组织防御,炮火袭击,对空警戒,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瓦解敌军,看押俘虏,救护伤员,排雷除障,修路护路,装运物资,守卫重要目标等多种任务。这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民兵支援部队作战规模最大、执行任务最艰巨的一次。

  中国和越南有1347公里边界线,多数处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域,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设防困难。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广西、云南边防一线的民兵,普遍实行了村屯联防,就地坚持斗争。还成建制地调集武装基干民兵连进入阵地.挖制要点,封锁边境,配合部队组织防御,相机歼敌。为了防敌空袭,南宁、凭详、北海、昆明、个旧等城市,还组织民兵高炮分队进入高地,配合高炮部队实施对空警戒。
  

  二月十七日,民兵炮兵参加了对敌炮火还击。广西民兵炮兵摧毁公安屯22个,哨所16个;云南民兵炮兵摧毁敌暗堡、指挥所30个,压制敌炮阵地9个。

  二月十七日晨,云南省文山汽车运输总站民兵76加农炮连,以猛烈的炮火支援部队攻打敌上蓬据点,首发即命中目标,先后发射炮弹221发,将敌暗堡一个个摧毁,掩护部队顺利地夺取了这个据点。还击战期间,这个炮兵连共参加战斗7次,发射炮弹l007发,摧毁敌堡11个,击中敌观察所、指挥所各1个,袭击敌炮阵地、步兵集结地l0个,配合部队攻下敌占高地9个。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民兵炮兵连"的荣誉称号。

  云南省金平县民兵 82迫击炮连,在配合部队进攻敌占某高地的战斗中,以准确、猛烈的炮火摧毁敌3个重要火力点,支援部队迅速攻占了高地。该连女民兵段国兰,在连续十三个小时的战斗中,两耳震得出血,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她操纵的火炮射击准确,起了基准炮的作用。战后,昆明军区授予她“女民兵神炮手”的荣誉称号。
  
  段国兰,1958年生,云南省金平县金平橡胶场工人,橡胶场民兵82迫击炮连9班副班长(担任瞄准手)。


  广西大新县,有一段边境线由武装基干民兵设防。民兵们坚守阵地三十个昼夜,派出小分队先后袭击敌人各种目标20个,摧毁敌人据点2个,公安屯3个,并一举收复战前被越军侵占的浦(这个字底下还有个土,打不出来)汤岛。这个县的化肥厂民兵82迫击炮连,在二十八天的战斗中,发射炮弹770发,命中79%。战后,荣立集体三等功。

  当中国边防部队出境作战时,越军三三八师四六O团于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重炮支援下,突入中国广西宁明板烂地区4公里。为了支援边防部队和当地民兵反击越军的侵犯,宁明县武装基干民兵团接到命令后,一小时之内就集中了2 个82迫击炮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通信连,从110公里外驰援。

  在敌人突破边防部队前沿阵地时,民兵迫击炮连及时赶到.以猛烈炮火轰击敌人,发射炮弹1134发,打得敌人在报话机里连连惊叫:“炮火太厉害!炮火太厉害!"民兵通信连赶到前线指挥所,仅用二十分钟,就沟通了边防部队和各民兵连的无线电联络,一个小时内架通了有线网路,保障了作战指挥的需要。
  

  坚守在民兵炮连阵地上的步谈机员李有青,每当敌人炮击时,都不顾生命危险,用棉衣和身体保护机器的安全。“有一次炮弹落在他身旁,掀起的泥土把他压倒,他爬起来扫净机器上的泥土,又继续联络,保证了民兵炮兵连实施准确的射击。前沿阵地的战士兴奋得连声高喊“打得好!打得好!’’这次战斗,边防部队和民兵密切协同,打退了敌人12次冲击和3次夜间袭击,毙敌70名,俘敌1名,缴获轻重机枪16 挺,40火箭筒12具,其他武器25件。在部队和民兵的痛击下,残敌狼狈撤退。

  越军为牵制中国边防部队的反击,还多次向中国民兵守备的地段进行偷袭,但都被民兵一一挫败。三月十三日,越军以一连的兵力,偷袭广西靖西县其龙大队。担任警戒的民兵发出战斗信号后,严阵以待的基干民兵迅速进入阵地,沉着应战,待敌人进至80米左右时,突然开火,当即毙、伤敌7名。越军遭到民兵打击后,乱作一团。但他们自恃人多,调整后又分多路向民兵攻击,民兵们利用有利地形,以准确的火力又毙、伤敌4名。越军连遭痛击,狼狈溃退。
  
  宁明氮肥厂民兵82炮连射击


  云南省麻栗坡县杨万公社武装基干民兵排和武装警察1个班,并肩守卫在1250高地上。一次,越军100余人分3路来犯,不到一小时,就向高地发射炮弹1 50余发。中国民兵和武警战士面对数倍于己之敌,英勇抗击,激战四小时。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战斗中,民兵杨光隆一枪击毙了越军的机枪射手,对取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云南省河口农场二分场民兵班长李家能,在搜索溃散之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了7个敌人放下武器。他还带领两名民兵,进入漆黑的山洞搜索,当他的脚被洞内的越军拖住时,他猛蹬一脚,同时一个点射,摆脱了敌人。退出岩洞后,他接连向洞内投了4枚手榴弹,全歼了洞内的7个敌人。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李家能“民兵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民兵战斗英雄李家能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中国民兵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不断惩罚作恶多端的越军。广西那坡县上盖大队,面对着越南弄罗哨所,该哨所的越军经常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居民。上盖武装基干民兵连派出一个20人的小分队,于二月十八日凌晨,利用夜暗,运动至越军哨所前约30米处突然开火,全歼了哨所内的7名敌人。

  广西防城县峒中公社当面的越南横模公安屯之敌,利用其一侧山高的有利地形,设立哨所,经常向中国边境居民开枪射击。峒中公社那沙民兵排挑选了6名民兵,于二月十八日突袭该哨所,歼敌4名,拔掉了这个钉子。广西靖西县龙帮公社界帮火队大莫民兵排,于三月二日对肆意杀害中国边民的越南哥多哨所之敌,进行伏击。他们在坡陡、荆棘丛生的山地跋涉五个小时,到达预定的伏击点。经过隐蔽观察,终于捕捉到战机,将哨所内4名敌人全部击毙。

  中越边境地区,重峦叠嶂,草深林密,沟壑纵横。边境一线的各族民兵,与越方群众民情相近,语言相通,地形熟悉。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民兵充分这一特长,先后有4000多名民兵为部队侦察放情,担任向导,带领部队翻高山,越深谷,冲破封锁线,为夺取还击战的胜利立了功。

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