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地方(一个越战老兵的回忆)


  1984年8月,我师接防老山。8月的老山,气温高达40多度,一线阵地的干部战士,整日蹲在猫耳洞里,如同进了蒸笼,浑身是汗,又没办法洗澡,加上吃不到新鲜蔬菜,很多人开始烂裆,又痒又疼痛。

  我去阵地检查和看望干部战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干部战士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不怕苦不怕死地艰苦作战,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怎样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呢?

  我在小的时候,每到夏天最热时,大人们都到房顶上乘凉睡觉,小孩们不能上去,怕晚上掉下来,就跟母亲在屋子里睡觉。母亲怕我热得睡不着,就用蒲扇给我扇一扇。一是让我凉快,二是可扇走蚊子,我很快就会入睡。想到这里,我就找后勤部长蹇广臻研究,要为干部战士每人订做一把蒲扇。

  

  他很赞同我的想法,考虑到蒲扇怕压,纸扇又怕潮湿,最后想到用塑料做扇子。他就赶忙派专人到昆明的塑料厂联系。塑料厂领导一听说前线要用,立即为我们订做了一万多把塑料扇运到部队。师后勤部立即分发到各部队,人手一把。这把小小塑料扇还挺受欢迎,不怕压,不怕雨淋。

  我从阵地回来没两天,有一天上午,昆明军区后勤部李副部长来到师指挥所了解情况,问我当前部队有什么困难。

  我对他说:“军区为部队送来的菜罐头、肉罐头包装太大,一个罐头1公斤。这要是在营房可以,一个班开两桶罐头,大家围在一块吃,可在战场上就不行了,一人一个猫耳洞,怎么吃?一人吃一个吃不了,浪费很大,应当改成小包装,一人一份。还有,一线阵地的干部战士,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穿长军裤又热又不方便,军工也是如此,每天都负重爬山,穿短裤更适合他们的任务。要是军区能尽快做些短裤发下来,那就最好了。”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临走前他对我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不知前线需要些啥,以后有什么困难常电话联系。”

  不到一个星期,一线阵地的干部战士就穿上了短裤,恐怕在我军历史上,作战部队穿短裤还是第一次。我只记得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战士穿过短裤,是真是假我无法弄清。

  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116高地干部战士的艰辛,决心要改善那里的防御条件,不能让他们像壁虎一样在石缝中栖身。我同师的几位领导商量,动员师机关干部和师直各分队,向116高地背土运料,为他们搭建一个隐蔽部。这样,116高地的干部战土就有一个栖身之地可以休息,也可以防炮,减少伤亡。二来对机关干部也是个锻炼,使他们更了解下情。经过动员,司、政、后的领导带头,率机关干部利用夜晚背土上山,师直分队的干部也个个身先士卒,率部队背土扛枕木上山。

  

  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出发,夜里12点钟以后才能返回师指挥所,弄得一身汗一身泥。连续4天,终于为116高地修建了一个隐蔽所。此举我们冒了极大的风险,一旦遭敌炮击,其后果也是无法想象的。

  刚把三件小事办完,我就接到11军马秉臣军长电话指示:“你师近来雷伤较多,军区首长对此很重视,你们一定要加强组织领导,一定要把雷伤事故降下来。”

  我师接防的阵地,原来是越军构筑的野战工事。越军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在阵地前沿布有大量地雷。当我军占领敌人阵地后,没有专门力量及时排除。为了迎敌大反扑,抓紧分秒时间抢修工事,在阵地附近砍树木、竹子,活动范围较广,因而出现一些雷伤。

  

  接马军长指示后,我们师的几位领导立即研究,决定成立以王德武副师长、高凤鸣副参谋长为防雷伤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带领师工作组天天到一线连队,检查指导防雷工作。

  为了给各团一些压力,认真总结教训,我又在电话中要求各团:今后如果哪个连再出现雷伤,连长、指导员要把负伤战士抬到师医院。

  

  王副师长、高凤鸣副参谋长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整天在一线阵地进行防雷指导工作,引起了各级的重视,雷伤就逐渐地降了下来。

  我师接防后不久,96团接连粉碎了越军几次偷袭,仗打得非常漂亮,我师炮兵对敌前沿阵地和纵深集团目标实施打击,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因而在报纸、电台进行了报道。

  这本来是好事,却引起了部队随军家属的一些不祥猜测,小道消息也开始在暗中“涌动”,今天不是说这个干部牺牲,就说那个干部负伤,使得家属们整天在不安中度过。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就让司令部同有关部门联系,开通一条“热线”到师留守处,每星期六,让参战干部和家属通一次电话,报个平安。这样,前线干部也安心,后院起的火也自行熄灭了。


  1984年8月,经过3天对全师一线阵地的检查,我和师参谋长杨子谦、作训科长陈代明共同综合了一下,一致认为我师防御阵地及防御部署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96团、94团的结合部没有兵力防守,只布有雷区,布了多少雷、雷场范围有多大,因为接防时兄弟部队没把此事交代清楚,对此我们一无所知。这样两团的结合部就是我师防御最薄弱之处,易被敌人穿插分割和敌特工渗透,战时两个一线团也不能进行有效的相互支援。

  二是我师主要防御方向那拉口子,只有一条通路。战时此路一旦被敌炮封锁,无法保障前运后送任务,支援部队也无法上阵地进行增援,急需开辟一条秘密通道。

  三是担任师预备队的95团,距一线团既偏又远,战时不能及时有效地对一线团进行支援。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师研究决定:

  一、为保证两团结合部的安全,增强防御的稳定性,两团结合部要贯通,在雷场中间挖出一条堑壕,构建防御工事,两团分别派出兵力坚守,使我师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雷场排雷工作由师工兵营负责完成。

  二、在那拉口子方向开辟一条秘密通道,保证平时、战时的前运后送任务,保障我师预备队在敌炮封锁的情况下,也能快速地增援一线阵地,此任务也交师工兵营完成。

  三、为了及时有效地支援一线阵地作战,95团的一个营进至师指挥所前待命,一个营进至老山脚下待命,随时支援一线团作战。

  这三项任务,必须在一周内完成。经指战员昼夜奋战,三项任务提前一天完成,为此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师工兵科副科长胡东年(以副代正)在组织工兵营排雷时身负重伤。


  【32师司令部工兵科副科长胡东年(以副代正),在老山阵地组织排雷】



  

  9月8日上午,92团团长胡志明来我师报到,军区安排他到94团任代理团长。我在作战室向他介绍了94团的基本情况和该团防卸作战的任务,要他到94团后,重点关注出击968高地部队的临战训练,并告知他出击968高地的作战决心。当天下午,他就去了94团报到。

  经全师干部战士20多天的奋战,一线野战工事已修好。真是防漏偏遇连日雨,自8月24日起,连续下了三天大雨,猫耳洞、隐蔽部大部坍塌,堑壕里灌满了雨水,一线阵地的干部战士,为了坚守阵地只能站在灌满泥水的堑壕里,连队的炊事班大都设在有水的山沟里,地势低凹,洪水把行军锅都冲跑了。

  全师指战员在大灾面前,没有退缩,不低头,不弯腰,全力以赴抢修工事。此时,大量的枕木、波纹钢(就是将钢板做成瓦菱状并加以弯曲)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我师。小型的扣在堑壕里,上边加上沙袋就成了猫耳洞,大型的用两三个接起,三面加沙袋,就可做成隐蔽部,但因这段时间敌人没有实施大规模反扑,无大仗可打,我支前民工陆续返回,军工的力量严重不足,迫使我们不得不动用师的预备队,向一线阵地运送物资。


  苦战十几天,终于把一线工事重新修好。因为大量使用波纹钢,阵地比以前更坚实,紧接着从上海又为前线运来气垫床,实际就是气垫,垫在猫耳洞和隐蔽部里隔潮,一线干部战士躺在上面软软的,很是舒服。

  经过全师指战员日夜奋战,工事坚固了,防炮能力增强,炮伤也大大减少,一线阵地的生存条件有了些改善。但我总觉得师的防御左翼,也就是那拉口子方向与友军的结合部是我师防御的薄弱环节,我很不放心,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加以解决。

  【波纹钢的使用,大大加固了老山防御工事】

  

  苦战十几天,终于把一线工事重新修好。因为大量使用波纹钢,阵地比以前更坚实,紧接着从上海又为前线运来气垫床,实际就是气垫,垫在猫耳洞和隐蔽部里隔潮,一线干部战士躺在上面软软的,很是舒服。

  经过全师指战员日夜奋战,工事坚固了,防炮能力增强,炮伤也大大减少,一线阵地的生存条件有了些改善。但我总觉得师的防御左翼,也就是那拉口子方向与友军的结合部是我师防御的薄弱环节,我很不放心,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加以解决。

  【那拉口子俯瞰,这里是老山作战两军争夺最激烈、战场环境最艰险的地区】

  

  一次师作战交接班后,我把师的领导留下,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让大家想些办法。分管炮兵的黎德富副师长说:“让大炮上刺刀,把85加农炮一个连推到八里河东山的前沿,用直接瞄准射击,打敌前沿阵地,支援步兵战斗。”

  他的建议让我眼前一亮,好一个“大炮上刺刀”!

  接着杨子谦参谋长说:“在弄两门三七高炮上山,高炮射速快打得准、震撼力强。”

  我认为他俩的建议都很好:其一,八里河东山地势高而且很险要,如能在那里以火力支援那拉口子的防御部队作战,保证我师左翼方向防御安全稳定,是理想之地;

  其二,老山防御作战,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越南空军的飞机不仅数量少,技战术水平低,飞机一起飞就被我雷达跟踪,且多数飞行员是我云南空军培训的,不敢前来同师傅们过招,故我师高炮营对空防御的任务不重,令两门37高炮部署在八里河东山,以火力支援步兵作战,这样也可以经受实战的锻炼。


  此想法很好,但不一定好办。原因:

  一是八里河东山是老山作战的次要防御方向,有友军一个团在此设防,我师如在此设阵地,已越过了战斗分界线,这在军事理论上是不允许的;

  二是高射炮改为俯射,以前没听说有人这样使用过,弄不好要成为人们的笑谈。过去有一句歇后语,叫“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现在我要用高炮打地面目标,会不会再弄出一个“刘师长用高炮打蚂蚁——大材乱用”,或是什么?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此行动方案如向军请示,被否的可能性极大,好事就可能办不成。我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先干了再说。这样军里如知道此事,顶多批我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如请示被否后再干,那就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顶小帽戴在我头上,可就吃罪不起。

  最后我想,只要对防御作战有利,冒点风险也要干,干完由他们去评说。我对黎副师长、杨参谋长说:你们尽快选好发射阵地,抓紧落实。



  只用一周时间,85加农炮、37高炮就进入了发射阵地,杨参谋长让我到阵地检查一下。一个下午,我们乘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了八里河东山,在一个较隐蔽的地方停车,步行上山到了火炮阵地,这个阵地高高在上,视野开阔,不用望远镜就可清晰看到我师左翼防御阵地,这又给我增添了取得老山防御作战胜利的信心。我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特殊地形,把直瞄火炮前推上山,让高炮上山俯射,支援步兵防御作战,实战证明效果很好!

  大阳快要下山了,我们离开了37高炮阵地,正沿一条小路往回返时,路过长期坚守在八里河东山一个边防连队的阵地时,看到在堑壕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在静静地欣赏西边的朵朵彩云。

  我问杨参谋长:“这里怎么有个妇女?”杨参谋长说:“这是来边防连队探亲的干部家属。”

  他这么一说,我很吃惊。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真事。这里一间营房都没有,只有堑壕、隐蔽部和猫耳洞,正是两军交战之际,还敢来前沿阵地探亲,胆儿太大了!她可称得上是我军最“牛”的一位军嫂。当我们回到师指挥所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八里河东山现景,远观酷似戴着钢盔的战士,仰躺于祖国南疆,头、脸、颈、胸、腰轮廓分明。人们相信,是牺牲在老山和八里河东山的英烈,化作了这座英雄山】

  

  1984年9月,我32师接替老山防务一个月后,通过侦察和对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越军近期不会有大的行动,师决定利用作战间隙,有计划地把一线部队轮换下来休整。96团四连是全师最艰苦且作战最多的一个连队,师决定首批轮换该连队。

  我把师的决定告知该团团长徐光辉,并在电话中问他,哪个连队接替四连的防御作战任务?他说让七连接防。

  他这个决定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七连在96团是一个响当当的连队,无论是军事训练、战斗作风都很过硬,连队的领导班子也很强。连长龚平、指导员彭向武我也比较了解,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

  

  七连上阵地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了不少漂亮仗,但每日都遭敌炮击,也付出了代价。他们一直在阵地上坚守了三个月也没轮换,直到我师同1师交接防御阵地时,他们才撤出阵地。该连在我师老山防御作战中,可以说是作战环境最复杂艰苦,作战次数多,战果最大的一个连队,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战后,该连荣记集体一等功。

  四连于9月8日晚撤回师指挥所附近休整。连队天黑后徒步撤离阵地,不到4公里的路程,走了2个多小时。连队的干部战士蹲了一个多月的猫耳洞,吃不好睡不好,很多人都是带病坚守阵地,所以一撤出阵地,路都不会走。有的拄根木棍,有的互相搀扶,好不容易撤回到师部。

  杨参谋长向我报告说,四连已经撤回。我和师的几位领导赶忙走出师指挥所,四连已经列好队。连长葛振浩向我报告:“四连已安全撤回,请师长指示。”


  

  我站在队列前,看到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长长的头发、脸上的胡子把脸几乎遮住,个个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军装的颜色了。此时我找不到他们参战前的熟悉身影,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真让我心痛。

  看到他们安全回来,我一时激动得不知给他们讲什么好,只好同全连同志一一握手,临别时对他们说:“同志们辛苦了,现在到了后方,要好好休息,随时准备再上前线。”

  返回指挥所,我在想,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这个师长愧对这些可爱的干部战士,从心里感到内疚。要是能及时轮换,也不会让干部战士受这样的苦。

  当然我也有难言之隐:我师一上阵地,上级发下来的敌情通报从未间断,今天说敌近期要大规模反扑,明天又说敌要搞什么大浪潮,后天又说敌要进行大反攻,天天喊“狼来了”。我是怕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线部队轮换休整,出了问题我这个师长负不起历史责任,所以轮换休整的时间一直向后推。


  我把后勤部长蹇广臻叫到作战室,安排他为四连每人发一套新衣服,一套新被褥,伙食费要增加,均从作战费里列支。马上又是中秋节,要为四连买些糖果。并告知师医院,每天派医生到四连巡诊,明天下午四点钟以前落实。

  除此之外,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想到要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可以解除疲劳,然后再换上新军衣,岂不更好。我就叫防化科长给师后指打电话,把防化连的淋浴车调来,让四连的干部战士洗个澡,此时我认为我能做的都做了。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活又极其艰苦,而且每日都可能面临流血牺牲,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受得住战火的洗礼和考验。有个军校的学员,在我师一线连队参战见学时,有一次背水返回阵地,朝自己的腿打了一枪,并谎称“遇特工袭击”。医生为其清洗伤口时,发现伤口附近被火药熏黑,判断是自伤。我们立即将其转到昆明军区总医院,并通知军校带回处理。


  传统佳节八月十五来临之际,上面通知,昆明军区为参战部队订制了月饼,每人一块。我当时想,参战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生活是那样的艰苦,过个八月十五每人只发一块月饼慰问,未免太抠了吧!要是再弄点水果不是更好吗!


  【1984年9月,昆明军区向坚守在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的前线指挥员发放中秋月饼,这是老兵珍藏的月饼盒】

  

  此时我想到了原96团副团长范天资同志。他转业后到昆明劳改农场当场长,农场就在昆明东郊的大板桥,那里有大片的果园。因为我们在96团工作时关系好,请他帮助办此事准成。那时水果算是紧俏物品,市场上很难买到,不像现在到处都能买到水果,还有从国外进口的,而且有些价格比蔬菜还便宜。

  我给范副团长写了封信,叫后勤部派人专程去昆明,5天后返回师指挥所,运来了一车苹果。因为水果少,我师加上配属的部(分)队有一万四千多人,很难满足需要,我就对后勤部长说:“师机关和师直属分队一个苹果也不留,全部用军工送到一线阵地上。”

  八月十五的晚上,师指挥所的同志在曼棍洞内无法望星空,更不能与家人共同赏月。我坐在作战室里手端茶杯,咀嚼着慰问的月饼难以下咽,只有不断的电话铃声,陪伴我们度过这不眠之夜。


  我师接替老山防务后,接到上级通知:“总部要求作战部队要做到不主动出击、不主动炮击、不主动宣传边境战事(这条主要是指新闻单位)。”后来,我们把这三条简称“三不主动”。

  关于“三不主动”的目的,我认为是在中越边境同越军搞一下缓和,静观其动态。“三不主动”,我理解是“敌不打我,我就不打;敌要打我,我就还击”。

  防御作战本身就是被动之举,自“三不主动”的指示下达后,我师的防御作战更加被动,神枪手、神炮手活动停止了,似乎一夜之间无事可做。

  

  树欲静而风不止,自贯彻“三不主动”后,越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前沿阵地的偷袭和炮击。前沿阵地均是土木工事,是我防御的软肋,经受不住敌炮火的打击。在敌炮火对我阵地打击时,如果我能及时以火力压制敌炮兵,就可减少伤亡,所以我一天也没停止用炮火反击敌人。

  两天过后,军炮兵处打来电话,要求我师在打炮时要先请示报告,分管炮兵的黎德富副师长问我怎么办。

  我说继续按我们对“三不主动”的理解办,敌打我打。敌人打我,难道我还手,还得先请示上级?等上级答复后,一是敌人跑了,二是敌人藏了,连一名普通战士都知道这会失去战机。

  

  几天后,军炮兵处又来电话:“你们多用小炮,少用大炮,每日不得超过二百发。”

  难道我一个师长,不知道何时用大炮?何况使用小炮,是营连指挥员的事,根本用不着我来管。很多事说不清,我无法与他们理论,仍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

  可是没过多久,军炮兵处又来电话,称“炮弹打多了你们要负责任的”。我立即给军政委曲明耀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对曲政委讲:“炮弹打多了,刘玉尊负责,进班房刘玉尊先进。”

  曲政委在电话中要求我冷静,等军里再研究。可这事叫我如何冷静得了?32师是奉命到老山前线打越军保边疆的,不是给越军做靶子的。


  这段时间,我这个当师长的处在两难境地,上边有“三不主动”,下边团里对师里也有意见。尤其是96团,其前沿阵地遭敌炮击后,总是要求师炮兵对敌人进行压制,虽然我师配有“辛柏林”雷达,可以快速确定敌炮兵发射阵地位置,但对敌游动炮、坑道中的火炮,也是无能为力的。对此类炮,有时压制不及时,团里就有埋怨情绪。96团团长有时急了,就在电话中让我听一听前沿阵地的战士,被越军炮弹震得呐喊的声音。

  9月4日,昆明军区一位领导到师指挥所检查工作,我认为是该我诉说的机会到了。我汇报了在贯彻军委“三不主动”时遇到的矛盾,说到一线阵地遭敌炮击的场景时,我说:“战士在前方流的是血,不是水。”说到这里,我很激动,有十几秒钟讲不出话来。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后,才继续汇报。不料,这短短的十几秒钟,给我带来人生的重大转折。但我下定决心,只要我还在师长这个位置上,就按我对“三不主动”的理解办。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作战,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兵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敌打我打,敌不打我不打,同时我也做好了负一切责任的思想准备,在风口浪尖上履行职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96团报告:敌约一个排的兵力夜间偷袭我146高地,大部被我歼灭。在第二天早晨作战值班交接时,夜间值班参谋汇报了这一战果,我当即指示作训科将此战果报军,可是军里不相信,说:“技侦(就是技术侦察)对此无任何反应,故不能算数。”

  我师老山防御作战期间,计算战果均是依据技侦出的报告为准,而技侦的报告是来自越军每日将伤亡情况向其上级汇报时被我监听到的,不是下边报多少,战果就算多少。

  我非常相信96团不会谎报战果,但我很无奈。当时师里没有摄像机,只好令96团把击毙越军的衣服扒下来。徐团长说:“阵地前沿有雷场,不好下去。”

  

  我说:“你不是有工兵吗?排雷下去。”

  等了一会,他又报告:“因为天热,越军的尸体已经腐烂了,衣服扒不下来。”

  我对他讲:“用刀把衣服割下来,直接派人送到军作训处。什么也不用说,把越军衣服放在那里就走人。”

  之后我没再问情况,军里也没给个说法。

  此事过后,一天夜里黎副师长向我报告,说兄弟部队一个团在攻打八里河东山一个敌阵地,遭敌人火力压制,攻不上去,但也撤不回来,请求我炮火支援。

  因为情况紧急,容不得我多想,我当即告诉黎副师长:立即支援,组织好,计划好,搞清部队位置,不要伤着兄弟部队。

  过了一个多小时,兄弟部队的团政委打来电话说感谢,部队已安全撤回。事后我在想,这个团是军的预备队,怎么到一线攻打越军高地?难道他们不用执行军委“三不主动”?


  1984年8月,我32师接替老山防务后,越军经我多次打击,吸取了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以“堑壕延伸式”战术,多路向我前沿阵地挖掘交通壕,有几个方向已接近我前沿阵地,只有几十米,其目的就是躲避我炮火打击,隐蔽接近我前沿阵地,突然向我发起进攻,为其大规模反扑做准备。

  这种战法,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运用过。我师发现越军企图后,采用火炮对其构工人员进行打击,破坏其堑壕,但没能有效制止其行动,越军仍向我前沿挖壕不止。

  

  10月24日,师侦察分队报告:发现越军30多人在140、116高地之间挖掘交通壕,并有几个越军摸到我阵地前一山崖下活动。

  当晚,师侦察兵摸到山崖下,发现有一个屯兵洞,里边有一些弹药和构工器材,为了不惊动敌人,师指示他们:所有弹药器材不准移动,不留任何痕迹,撤回!

  师的几位领导对此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判断敌人一定还要再来,是捕俘的好机会,又进一步研究了捕俘方案,我对杨子谦参谋长说:“你在军里任过侦察处长,捕俘作战你轻车熟路,你把师研究的方案细化后报军,步炮协同问题,你同黎副师长具体协商。”

  军收到我师捕俘作战方案后,给我师打电话,问我们是否有绝对的把握,我们没回话,仍按我们的方案做准备。两天后,军指示:要严密组织,不得丢一枪一弹,不准出现伤亡。


  我对杨参谋长说:“此次捕俘作战,你具体负责,时机成熟一定要捕,出事我兜着。”

  实施捕俘作战,两军阵地相距只有100多米,危险很大,在每个细节上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经师侦察分队抵进观察,敌人活动很有规律。杨参谋长认为,捕俘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我批准实施捕俘。

  为保证万无一失,我要求杨参谋长增加捕俘作战的指挥力量,搞好步炮协同,通讯联络要绝对畅通,并做好打敌反扑的准备。杨参谋长按我说的要求,立即将侦察参谋曾庆国、白万明派去一线,协助侦察连长潘启德组织指挥捕俘作战。

  10月25日10时左右,3个越军进入我伏击圈,侦察班长李方正从草丛中一跃而起,把一个越军拦腰抱起,扛在肩上就往回跑。敌拼死挣扎,并用手中的圆锹击打李方正的面部,后在战友的配合下,制服了该敌。



  与此同时,火力组开火向敌射击,掩护李方正回撤。当侦察参谋向师报告捕俘成功的消息后,师指挥所一片欢腾。

  我炮兵立即对敌阵地实施炮击,此时,师指挥所的电话声不断响起。作战参谋向我报告,军里问是否抓到俘虏,我对参谋说:“告诉军里现在还不清楚。”


  【1984年10月25日,32师组织出击捕俘战斗,俘虏越军一名少尉工兵排长,毙敌47名,我军仅侦察班长李方正受轻伤。11月2日,总参通报全军,称“老山前线陆军第32师侦察连,阵地前沿虎口拔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阵前捕俘战斗”,给予高度评价。李方正、贾天权、孙万余、曾庆国记一等功,昆明军区授予李方正“侦察捕俘英雄”荣誉称号;白万明、田茂斌等记二等功;李方正、贾天权破格提升为排长。图为班长贾天权(右)和战士王定来(左)押送俘虏】

  

  敌人为夺回被俘人员,先后两次进行反扑,均被我击退。当日13时左右,俘虏被押到师指挥所,我去看时,师保卫科长对俘虏正在审讯,被俘之敌就是不开口。我看到俘虏仍戴着手铐,对保卫科长说,给他打开手铐,从伙房弄些饭菜给他吃,让他吃完饭后立即送军里。

  经军区情报部门审问,被俘之敌系越军一工兵排长。总参向全军通报表扬我32师侦察连,称此次捕俘作战是“虎口拔牙”。战后,班长李方正荣立一等功,被昆明军区授予“捕俘战斗英雄”光荣称号,其他人员也荣立了战功。

  老山防御作战,5年间有6个军轮换,换了十几个师守老山,也只有我32师在敌我对峙近在咫尺的前沿抓到了俘虏。


  1984年10月25日,我师在老山组织出击捕俘战斗,俘虏了越军一名少尉工兵排长,毙敌47名,总参通报全军表扬,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

  自捕俘作战胜利后,越军在我阵地前丢了人,不敢再进行堑壕延伸式的战法。捕俘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师指战员,但在部分干部战士中,骄傲情绪有所抬头。

  如一运送弹药的驾驶员,硬把军区首长的小车压了半个多小时,任凭小车喇叭长鸣,就是不让路,让首长在后面吃尘土。随后,军区首长来电话,要求对驾驶员要好好教育。特别是留守在麻栗坡县城的部队,除了看守弹药、物资,进行装车卸车的任务外,一天无事可做,有的干部战士偷偷到城里看录像,很难管理,为此也处分了个别战士。

  我听了这个汇报后,总觉得光给处分不是个好办法。如果在作战期间,战士不但立不了功,还要背个处分回家,不仅难以向父母交代,而且难见朋友和亲友,还容易出现其它问题。


  我想了一个办法,以后再发现不遵守纪律的战士,一律送到军工队锻炼一段时间。让他们也经受炮火的洗礼,让他们体验一下军工的艰辛,让他们也了解一下“猫耳洞人”是如何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领土的,每人要锻炼半个月。

  有的战士到军工队一个礼拜,就找人说情,说以后一定遵守纪律,要求早一点离开军工队。这个办法施行后,违纪问题有所好转,但个别单位仍管理不严,师后指反映最多的,就是师司机训练队问题较多,我决定把司训队整个拉上来当军工队。


  【刚刚收复的老山,并不像现在一样可以把汽车开到主峰,防御部队的给养物资和弹药,全靠人力背运上山】

  

  我让杨参谋长给他们安排在一个较安全的地方,每日执行军工任务。我深知师直属队的兵相对散漫,平时走路很少,一有任务就坐车,所以给他们下达的任务也不重。刚上阵地,他们很注意隐蔽,几日过后平安无事,他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

  一天下午六点钟的样子,他们到一处平坦的地方活动,被越军发现,引来了十几发炮弹,当场死伤四五人。当时有的同志建议,要把司训队撤回。但因为原定的锻炼时间未到,我没同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血的教训。


  老山军工十分艰苦,被称为“老山骆驼”


  

  司训队被炸后,前边、后边对我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些非议,军里对此事也没公开批评,师的领导层面,多数对我理解支持,使我顶住了压力。但我知道,此次伤亡完全是我的责任,道理很简单,要是我不命令司训队上阵地当军工,就不会有这样的伤亡。

  通过军预备队攻打越军高地、军批准我师的捕俘作战行动,使我看到了军里对执行军委“三不主动”的指示有所松动。是军委有新的指示,还是军领导自己的主张?我弄不清,但我紧跟这个形势,为了我师防御阵地的安全,为了让干部战士少流血,我仍每天坚持对威胁一线阵地的越军,用单炮进行打击,这一点军里还是清楚的。

  随着我师防御阵地的巩固,师的几位领导研究决定,在不影响防御作战的情况下,把师预备队有计划地轮换到一线阵地,使全师每个指战员都能到一线阵地锻炼,把战场作为训练场,既磨炼了部队,又提高了各级指挥员对防御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1984年国庆节前两天,昆明军区政治部蔡朝东干事来我师,了解部队在战斗间隙开展文化活动的情况。

  根据当时师副政委刘先诚和政治部主任田兴明掌握的情况,认为94团战事少,距敌阵地较远,模范阵地多,排一级的隐蔽部都很宽敞,决定让蔡干事到94团看看,并派宣传科副科长雷鸣玉和94团宣传股长邹荣禄陪同前往。

  蔡干事看了三排的阵地,又看了他们演的几个小节目,认为很好。他建议在这里举办一个老山前线干部战士庆国庆联欢文艺晚会,以三排为主,又从其他连队抽了几名文艺骨干,演了一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演唱会。

  

  由雷鸣玉副科长和94团宣传股长邹荣禄谱写《我爱老山兰》的歌曲在晚会上亮了相。第二天,这首歌刊登在师政治部主办的“战旗报”上,下发到各连队,一时唱响全师。

  这场晚会经军区蔡干事编辑整理,先后在云南、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我爱老山兰》这首歌,唱出了老山战士无所畏惧的精神,唱出了战士们顶住狂风暴雨,不怕炮火硝烟,不怕流血牺牲,长期坚守边关的英雄气概。

  后来,雷鸣玉副科长专门去北京,请了军旅歌唱家李双江、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演唱《我爱老山兰》这首歌,录制后在中央台播放,很快,这首歌唱响了祖国大地。

  
  这首歌的歌词是:

  我爱你呀老山兰
  顽强的生命倍受摧残
  墨绿的叶片熏满了硝烟
  芬芳的花朵开得更鲜艳
  我爱你呀老山兰
  我爱你呀老山兰
  你顶住了风暴
  抗住了干旱
  阵阵的清香沁入我心田
  我爱你呀老山兰
  没有奢求生机盎然
  只爱自己亲爱的故土
  无私无畏装点着边关
  我爱你呀老山兰
  我爱你呀老山兰
  你如翠如玉如钢似剑
  我愿伴你扎根在老山
  我爱你呀老山兰
  我爱你呀老山兰
  你如翠如玉如钢似剑
  我愿伴你扎根在老山
  我爱你呀老山兰

  

  我师接防只有半个月,正是老山防御作战的关键时刻,上级确定要我师党委书记、政委李正贤同志住学。在上级没有明确谁来任代理政委的情况下,师副政委刘先诚勇挑重担,主动承担起全师战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我密切配合,支持我的工作,这使我减轻了许多压力。

  师政治部主任田兴明,是我师集结马关后,从31师调来我师任职的。他刚来师工作,对全师的情况不太了解,但他进入情况很快。部队接防后,他带政治部有关人员深入一线连队,了解指战员的思想状况,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把战时政治工作做到阵地上,帮助连队抓好不间断地思想动员,激发了干部战士的战斗热情和克服各种困难的决心,参战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


  32师刘玉尊师长(右)、副政委刘先诚(左)在曼棍洞指挥所,刘副政委后提任政委

  

  特别是宣传科的同志,在业务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创办了“战旗报”,及时宣扬好人、好事及英雄事迹,交流作战经验,把上级和师的有关指示传达到部队。作战期间,他们共出“战旗报”65期,有力地鼓舞了全师指战员的战斗士气,推动了全师的各项工作。

  宣传科的接待任务也很重,不断有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文艺单位的编剧、作家来老山采访和采风,他们全程跟着,天天爬山不止。

  有一次,我正在94团检查,正好遇上师电影队队长陈宝珠,带着总政作家团来到团指挥所,由叶楠(作家白桦的哥哥)带队,还有作家乔良、朱春雨等。他们的突然到来,使我回避不及,我只好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一下老山的战况,就请他们到二线阵地去采访干部战士。因为敌人向二线阵地炮击少,相对比较安全。


  事后我听说,中午吃饭由94团副政委王宗煜设便宴招待了作家团,专门为他们熬了一锅稀粥,开了一个猪肉罐头,两个酸菜罐头。作家们怕油,对猪肉罐头都不敢问津。他们爬山出汗多,稀粥可以补充水分,酸菜可以开胃,倒是合他们的胃口。

  宣传干事、摄影师陈刚和电影队长陈宝珠,冒着随时可能遭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到一线阵地拍摄了大量干部战士在阵地战斗、生活的照片,为师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战后,师为他俩各记三等功一次。

  自从军区发给我师一部摄像机后,按照陈宝珠拟定的拍摄提纲,他和修理所段乐安、王凯包括陈刚干事,几乎跑遍了我师所有阵地,将全师的战场建设、后勤供应、战地生活等拍摄下来。后由宣传科副科长雷鸣玉送到昆明,在云南电视台的指导下,编成一部战地录像片《老山雄师》,在多家电视台播放,给我师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老山防御作战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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