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横跨唯物、唯心的基本认知原理哲学统一场论
我在前文中早已预判，“科学在洞悉规律的尽头与哲学会师”，也就是说阐明了万物之理，再说哲学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当时还强化无神论的判断，断定在终点绝不会看到“神”——我们当然没有看到“神”，但我们看到了“人”。
这是何等的神奇！每个人都揣着宇宙的终极秘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意识，而意识本就蕴含在时间之中。原来每个人都有“通天之能”呀！这一节就聊聊这不一般的“人”。
（一）意识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基于大统一理论的论述，在此我的行文直接下论断、稍微作说明，并把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性难题给顺手摘掉。
1.一切物质皆有意识
我统合量子理论的既有发现，提出“元振子”启动了时间、“振动”了意识，“元振子”是构成一切物质的最基本单元，因此一切物质皆有意识——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锅碗瓢盆甚至一坨臭臭都有意识。
不太接受吧？量子世界走向宏观世界的根本原因就是发动“意识”的“振动”坍缩成了固定，也就是说“意识”被抵消、削弱到极微状态，但哪怕紧固如金刚石，构成它的“元振子”还是一样的，也就是所有物质都拥有着一样的意识之源。
而环境变化、生态平衡等表现出的自然法则，本质上就是自然意识的宏观显现，这些极微意识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意识系统——量子纠缠暴露了宇宙可能存在能够即时调适的有机性，而引力就是“执行者”。这也是人类越来越不敢高喊“人定胜天”的原因所在，我们其实永远面对的都是一个本质上的整体存在——我们给予“绿水青山”应有的尊重，也许悄然中就收获着“金山银山”。
2.生物进化的本质是意识振动累积形变
量子态不断同步坍缩成唯一的宏观态，形象地说就是“多生一”，这个“多”还是不确定的，由此，事物的多样性就有了来源。在如此巨量的宇宙体系中，再微小概率的意外也能发生——生命体诞生了——而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而是偶然中的必然。
生命体的本质标志就是在后续“多生一”的时候不再完全被动，它有了一定的主动选择权，于是总有生命体进入到“意识优化选择、选择优化结构、结构优化功能”的良性循环中——引力作用把结构与功能慢慢稳定下来，复杂的意识与复合的功能慢慢成长起来。人类就是这些幸运的生命体中的一员，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没有读过），生物进化的本质是意识振动累积形变。
那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答案自然一清二楚了，但这个问题还应该继续深入一层，到底是先有卵生动物还是先有卵？当然是先有卵生动物了。卵生动物拥有调节功能的意识，当它进化到某个标准后，比如成为了“鸡”，然后产的卵方为“鸡蛋”。卵生动物能够掌握主动性，卵是被动的产物。
那么气功到底有没有科学性？到底属不属于科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有！意识调整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气功所谓的修炼本质上都是调节意识，属于量子科学的范畴，表征出来的是“波函数”现象，“测不准”只好以个人体验为主了。而科学锻炼是从身体结构出发，属于可以精准测量的经典科学范畴。所以，朱清时院士修炼真气不是迷信，但他以自己练气功颇有成效来否认科学，的确就是迷信了。
3.唯物、唯心的无谓之争
上面这轻轻巧巧的一个句子，如果穿越到某些时期，即便不是要了我的命，满世界也不会给我容身之地。
“任何具象的即是局限的，任何后天定义的都是可质疑的”，宇宙里本没有“唯物”“唯心”这两个词，所以也就不必去费时费脑研究这两个流派的学问了。不过光看字眼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认定了经典世界的人与对量子世界有所领略的人之间的争论。显然，这两个流派都有道理，又都不尽对。大统一理论就是统一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缝合被割裂的经典世界与量子世界，在此我就不说什么对立统一之类的打圆场的话了——唯物和唯心何须纷争，物质与意识本就同根同源并同步作用。“时间”明确了物质与意识的关联，明确了长期被人为分割认识的唯物与唯心实为“一家人”，本当“一家亲”，因而从哲学认知上来讲，万物同源讲宇宙关系，万象同频讲宇宙关系的发展——这是个止战的总答案，至于一些具体的枝节性的争论问题，我在后面的行文中碰到什么就解决什么。
（二）人是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的精彩集成
我一直反复强调，去宇宙中心论，去人类中心论，但立足全球，即便是放眼宇宙，人类都是货真价实的、独特的、精妙的存在：我们拥有可以穿越无限的意识，我们拥有改造世界的行动能力。说清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助于小伙伴们自个儿就能把哲学的一切终极问题准确解答。以下的行文方式依然还是在去问题中呈真相。
1.正宗的“天人感应”
我在此提出的“天人感应”不是儒学上服务于封建统治的那面旗子，而是就按照字面来本本分分理解的意思。我认为量子纠缠揭示了宇宙之内意识可以交互的秘密——
（1）需要正视的开悟
宇宙与人生行走的都是振荡之旅，在人类意识的最深处，在万事万物的根源处，都是时间的“滴答”。这声音人类能听到吗？能感应到吗？据我分析，有些开悟人士应该是感应到了，一些宗教的经典含有不少以语言描述“波函数”叠加情景的内容，但奈何“道可道，非常道”；意识调整结构，这交互在身体里留下了能发出更纯粹的振动的东西，舍利子是否由此而来？我断定，最彻底、最高端的开悟当是真真切切地感应到了“时间”，此时人已经与宇宙“共情”了。我以为，人们以其各自的方式去探寻宇宙与人类的真相，不管其探寻规则、敬畏规则的方式有何特立独行之处，只要人畜无害都应该得到尊重，这就是信仰自由的根本因由所在。
（2）有没有“第六感”
在人类的触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都关闭之后，人类还有其他感官功能，即人们所称的“第六感”吗？我在此把问题更具体、精确，人类拥有纯粹的意识知觉吗？
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以艺术创作为例，我以为艺术创作到了极致就是意识的流淌。像“疑是银河落九天”“抽刀断水水更流”“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的句子，不是看呀、想呀磨出来，是“感觉”出来的，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所谓“诗仙”。而“诗人”中的顶尖高手，他们达到了“通感境”，但很难“从心所欲”出个非凡品。在此我把非意识创作的艺术精品称为“经典品”，把意识创作的艺术精品称为“量子品”。作者在创作“量子品”的时候是以文字、图画等样式来承载其“意识流”，基于前面的讨论，这样的作品可以用多解的“波函数”来描写，因而对它的赏鉴是各有所感、韵味无穷的。
纯粹的意识知觉超越、升华了人的正常感知，但这样的“第六感”显然不靠谱，于诗仙李白都绝非常态，常人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以为，这种极纯粹的“振动”，极美妙的意识生产与输出，必须把自有的复杂“波函数”清除，才可能感受到那纯粹的“波函数”，我也是忘了时间才找到“时间”的。
结论，“第六感”从微观上来看就是“时间感”，从宏观上来说就是“引力感”。
2.人的生死及所谓永恒——时间就是生命
在尚未构建完善大统一理论之前，我就认定人的生死是个科学问题，生死之间如何过活才是哲学问题。在此就把小伙伴们也许最为关心的“事关生死”的答案揭晓出来——
（1）生死的本质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短诗《自由与爱情》，由左联作家殷夫翻译引进，经鲁迅的传播和语文教材的推广，为中国人所熟知。这么一首小诗，寥寥数语就把对生死、爱情、自由等宏大命题的考量掷地有声地抛将出来，大家一读就懂，现在把它从语文的范畴抽取到科学课上来理解。
第一，在生命的最底层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最基础的物质与意识的统合体。在定义万物之理的内涵时，我曾经备选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句子——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的生死也许还到不了如此微观的最底层，但生从时间而来、死向时间而去是肯定的，人的生死是正常情况下离时间最近的两种状态（另外的状态我以为可以是正常情况下难以达到的“开悟”），生于时间、归于时间就是生死的本质。而时间是整个宇宙的本质和关联，因此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贵得多。
第二，如果用数学描写两情相悦，那应该是两个“波函数系”的谐振。谐振无疑是产生美好与美妙的，但谐振无疑也是状态化的。
第三，完全的、本质的自由是“时间”的自由，我们目前或者这首小诗里的自由可以分解为行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或者两者统合的完整自由，因此科学地看，人真正地只能被限制行为自由，思想的自由也即意识的自由目前来看还无法被实质性的监管——这些斗士们争取的思想自由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思想表达、交互、传播的自由。
这一、二、三说下来，也许有的小伙伴还在云里雾里，我们要到底怎么看待生死呢？“时间就是生命”，人的生命比较均衡地结合了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的特性，要想活得久点就向经典方向靠拢，可以少点意思，降低意识活动；要想活得滋点就向量子方向靠近，可以多些纠结，活跃意识活动。为什么？生命的本征形态是振动，宏观物质由量子物质坍缩而成，换而言之就是振动相互抵消减少到极微状态聚合而成，所以生产意识的大脑是人体消耗能量最大的器官，而频繁地振动当然就更加耗材。在此忠告脑力工作者，一定要学会放空自己的头脑来给生命减振止损。
“钻石恒久远”，那是因为它纯粹到几乎没有任何想法，谁愿意把意识活动降低到趋于极微状态过“石头人生”呢？显然，人类憧憬的长生不老从宇宙法则上就注定了是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要“生”就得“老”。不过“天若有情天亦老”（看这迷死人不偿命的句子，艺术创造的极致就是意识的流淌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相同的“永恒日子”能不腻烦吗？仅仅70年的时光里，就有多少人无所事事、无事生非地不知道该如何去打发那多少个无聊的日子。（前文引述了《道德经》中对“天长地久”的理解，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与老聃对飚，对天长地久进行科学解释）
（2）见鬼及到底有没有鬼
我已经在宇宙里排除了“神”，这个论断人们较为容易接受，毕竟求神多是寻求一种心理安慰，但“见鬼”可是被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的多发事件。那么到底有没有鬼呢？见鬼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接着说死亡。据目前有些“死去活来”的当事人称，他们见识了幽冥界。还是秉持一贯的科学态度，先接受、再理解——
“人的生死是正常情况下离时间最近的两种状态”，死亡是从生命意识脱离载体的临界状态开始的，感官能力几近消亡，意识状态几近纯粹，也即人向着“时间”这个最小单位靠近，作为极微的单元，它再也不可能承载复杂、完整的信息，这离散的、微量的振动虽然可以传递、传播，但必定很快就消散并归于宇宙了。
结论：人死之后不会留下任何带有复杂、更不用说完整的意识存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宇宙里排除“鬼”。
那有人又何以言之凿凿地“见鬼”了呢？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见鬼”与醉酒“断片”是一种机制产生的不同情景。我们已经在电子双缝干涉实验里看到，电子对人比对物质环境更敏感，实验人员跟见了鬼似的，电子能够揣摩人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振动对振动更敏感，意识对意识更敏锐，人的意识活跃度远远超过物化的环境，而且电子还可以自我干涉——由此，人不仅能够缠上“鬼”，还能自个儿生出“鬼”。
现在该大家伙儿行动起来了，把驱鬼的师傅、行当从宇宙里给排除掉，领会了万物之理，你完全可以捏住那振动的魅影。
（三）脑科学在实验室里必将以盲人摸象了局
人的意识会自我纠缠，也会受外来纠缠，我把“见鬼”“断片”归类到同样的形成机制中，其实类似的情形还有太多，“未曾发生、似曾经历”“未曾谋面、似曾相识”、人格分裂、多重人格，等等。目前的研究将之纳入脑科学或心理学的范畴，但解析都没有触及到最根源处，而心理学落到底就掉到了脑科学的口袋里——现在就用万物之理来考究一下非常热门而前沿的脑科学。
1.两个基本判断
（1）实验室研究破解不了大脑的秘密
宇宙的本质是时间，这使得宇宙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具有意识的特性。人脑就拥有完备的意识机制，其意识能够与外界形成纠缠联系。由此可以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大脑其实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具有开源性的存在。现在的脑科学把一个个的样本单独研究，是不折不扣的“闭门造车”，注定了最多只能取得“盲人摸象”般的成果。
（2）“时间因子”找不到
人类如果掌握了“时间”，理论上就可以制造一切，包括人和宇宙。如果制造宇宙或许有挑战，但毁灭宇宙似乎就不太难了——宇宙的本体也是时间，振动时间、粉碎宇宙，电影里灭霸打一个响指毁灭半个宇宙的生命就不是科幻了。我断定，时间就是人类不可企及的认知极限，或许可以越来越接近，但必定永远也无法直面（前文是情感上的鼓励，此处是理智上的判断）。大脑的最底层也是活跃的时间，因此也必定无法完全解密——难道宇宙会把生死交给我们吗？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时间永远也无法触及——这就是宇宙里最近而最远的距离。
2.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随着量子科学揭开的一角，我有大量的事实及充分的理由相信，大脑它远不止局限于内部的灵光乍现。人类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体验，沉淀了太多的经验，我们不能扣上“唯心”的帽子、打上“迷信”的烙痕，然后就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科学的基本态度当是对屡屡展露出的存在先接受、再理解，给予应有的尊重然后加以研究，以免错过、遗失那宝贵的线索。
我以为，只飞向天空、只扎进海洋，未必能够窥破这宇宙之道。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们还应当重新审视这天地之间的自己，这独特的生灵——在使我们能够飞天遁地的大脑中，也许能够更直观地呈现秘密。
看看宇宙的宏大尺度和对人类设定的移动限制，虽然星际探索的前途可期，但远景黯淡。而唯独意识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往，基于“万物同源、万象同频”的论断，我们有理由相信宇宙在机制上规避它的孩子们互相伤害——人类至今没有找到外星人的丝毫线索，一种可能性就是直接接触是被限制的，宇宙的终极互联互通模式也许是环境友好的意识交流。
而知识爆炸持续以几何级的增量铺天盖地而来，各种进校园、进课堂越滚越大，长此以往，那百年、千年之后的人类如何安身立命？人生岂不是要生下来、读到老，至死难以充分掌握立足社会所需的知识？人类难道要被自己创造的知识掩埋？
我认同爱因斯坦的直觉判断，宇宙法则一定是简单的，唯有简单才可以生成庞大而强大的系统。三百多年前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今天我提出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简单的法则便于执行，简单的原理便于运行。人类已经耗费了太多的智力资源，把宇宙设想得太复杂了。
所以我建议，在对意识坍缩形成的经典世界继续探索的同时，也该回转身加强对意识世界（注：非政治概念）的研究，对我预判的不能圆满成功的脑科学大力加强研究，引入、整合量子科学，开辟全新的意识科学。我相信，此举将促进未来社会向简单、高效迈进，并能防患于未然，把可能威胁到人类自身存在的人工智能的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小学生就可以看明白：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断错了
谢文颂
摘要： 引力光速与引力作用无限远不能自洽；引力波速度与引力速度不能划等号；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断错了；物理理论不能脱离物理现场。
关键词： 比萨斜塔实验；引力速度；引力波速度
爱因斯坦先生曾提出引力是“物质弯曲时空”的表现且其速度为光速的论断，然而，本人论证引力是“物质弯曲空间”的时空特性，其速度由于时间同频所致而无限快。就此与爱因斯坦冲突的论断，本人悬赏税前一百万元人民币，于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10日摆下公开学术擂台，并承诺：任何人如将其证伪，则获得全部赏金；一次机会，先证先得。本人还承诺：如若本人的论断未被证伪，在学术擂台结束后的三年之内，如果有检测机构测定引力波的速度恒定为光速，本人将无偿捐赠一百万元人民币，支持没有“帽子”而有重大科学发现的中国人用于其成果的价值认定和学术出版。
5月30日，我通过微信公众号“学术争鸣”发布上述悬赏通告，截止目前两周时间过去了，我的论证文稿被保存、下载共计26次，但无一人向我的论断发起挑战。有知我家底的朋友好奇问我：“你真的不担心丢了一百万？”我答：“我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因为爱因斯坦真的错了！”事实上，除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公开指正爱因斯坦的错误并悬赏之外，我私下里还通过朋友关系邀请了国内最顶尖大学的专业人士来拿这一百万，遗憾的是，他们同样没能对我的论证发出“攻击”——一百万之所以对我忠心耿耿，只是因为爱因斯坦对引力速度的论断错得千真万确。
重温比萨斜塔实验
在给爱因斯坦揪错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中一篇题为《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课文——
伽利略是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同学们就称他为“辩论家”。他提出的问题很不寻常，常常使老师很难解答。
那时候，研究科学的人都信奉亚里士多德，把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的话当作不容许更改的真理。谁要是怀疑亚里士多德，人们就会责备他：“你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违背人类的真理吗？”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两个铁球，一个10磅重，一个1磅重，同时从高处落下来，10磅重的一定先着地，速度是1磅重的10倍。”这句话使伽利略产生了疑问。
他想：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把这两个铁球拴在一起，落得慢的就会拖住落得快的，落下的速度应当比10磅重的铁球慢；但是，如果把拴在一起的两个铁球看作一个整体，就有11磅重，落下的速度应当比10磅重的铁球快。这样，从一个事实中却可以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这怎么解释呢？
伽利略带着这个疑问反复做了许多次试验，结果都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的确说错了。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同时从高处落下来，总是同时着地，铁球往下落的速度跟铁球的轻重没有关系。伽利略那时候才25岁，已经当了数学教授。他向学生们宣布了试验的结果，同时宣布要在比萨城的斜塔上做一次公开试验。
消息很快传开了。到了那一天，很多人来到斜塔周围，都要看看在这个问题上谁是胜利者：是古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呢，还是这位年轻的数学教授伽利略？有的说：“这个青年真是胆大妄为，竟想找亚里士多德的错处！”有的说：“等会儿他就固执不了啦，事实是无情的，会让他丢尽了脸！”
伽利略在斜塔顶上出现了。他右手拿着一个10磅重的铁球，左手拿着一个1磅重的铁球。两个铁球同时脱手，从空中落下来。一会儿，斜塔周围的人都忍不住惊讶地呼喊起来，因为大家看见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了，正跟伽利略说的一个样。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哲学家，说的话也不是全都对的。
在查阅比萨斜塔实验的相关资料时，我发现网络上有不少文章力图论述伽利略并没有做这一公开实验。其实有没有做实验根本就不打紧，当伽利略想到把重球、轻球捆绑到一起时，就已经证伪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断——至于实验的功用，则在于寻找正确的论断。
证伪引力光速论第一击：“光速引力”无法作用无限远
同样，证伪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也是个小学生就可以明确掌握的常识。
引力的作用范围无限大（整个时空），而用光年来度量宇宙的尺寸都嫌太小，那么引力如何能够发挥出无限距离的效用？难道引力对着一光年外的星体说，“等等我，我正以光速赶过去，还有一年时间就到”？如果引力的速度真的等同于光速，那么引力就是传导式的，在巨量空间中只能是“掉链子”的表现，哪里能够作用到无限远？空间中的引力处于动态平衡中，如果引力是光速，满宇宙里将因为“换挡”不平顺而充满了“顿挫感”，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也必定被“颠狂”；或者说宇宙只能散架，根本就无法成型。
再者，空间膨胀超光速，引力如果是光速的就跟不上，“万有引力”就成了“离散引力”。
因此，引力速度为光速与引力的作用距离无限远相冲突，而引力“万有”已经被确证，那么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连最起码的自洽性都不具备，只能是错了。
证伪引力光速论第二击：引力波速度不一定等于引力速度
事实上，爱因斯坦认定引力速度为光速长期以来只能算是一个“预言”，直到2017年10月情况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2017年10月，从天而降的引力波引发了天文学界、物理学界乃至全社会的一片狂欢，无数的人们再一次惊叹爱因斯坦的神奇。尤其让物理学家们兴奋的是，这次准确地探测到了引力波的速度几乎就等于光速，于是他们宣告现代物理学最大的奥秘之一——引力的速度揭晓了——就是光速。
这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错误！
引力作用下中子星合并引发了时空涟漪——引力波，那引力波的速度必然等同于引力速度吗？要知道答案很简单，去弹一下弦琴就知道了——难道弹琴手指发力的速度必定等于琴弦振动的速度，必定等于产生的声波速度？
我们再回到中子星合并的物理现场，中子星在引力的作用下加速靠近，激发的空间涟漪越来越剧烈，直到合并的一刹那，引力波达到了最强——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物理过程，所以引力波的速度绝非恒定。
综上所述，无需做“比萨斜塔实验”——重新检测引力波的速度，直接用基本事实和逻辑，就可以证伪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断。而且，即便是小学生，其思考只要不脱离物理现象，也完全可以明白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断的确错了。
亚里士多德的重物降速更快的论断蒙蔽了人类1800多年，爱因斯坦的引力光速论误导了世界一百年，活生生地分割了量子物理与经典物理，致使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一百年裹足不前——从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到他“说的话也不是全都对的”获得公认，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上篇 大统一理论之洞明“意识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或动辄被拎出来喝骂，这样的舆论习惯算是已经养成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教育关系着千家万户，其实践表现又确有诸多糟糕之处；（2）广泛的公众是或曾是教育的体验者，无论老幼普遍持有发言权；（3）舆论平台大众化，且论说教育的舆论环境宽松。统筹因果，形象地看就是软柿子好捏、都捏软柿子。
鉴于民意沸腾，我们国家乃至于上升到最高决策层提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然而难于摆脱以升学为终极评价模式的价值导向——考试终归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情，就注定了这确然是一个永远的追求。那么还有没有一种途径，能大幅度减少吹向教育的风言风语？我把突破的方向选取在上述的第二点原因上，以教育的理论创新，使得仅仅的感受者、体验者在指斥经过这一理论引导、优化的教育实践时，需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认知储备，从心里泛起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能骂得有道理吗”？
教育不缺理论，然而当前既有的任何教育理论都可以举出反证的实践案例，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这门学科的基点设置在对感受与经验的总结上，后世的沉淀不过是不断地以“经验主义+基本逻辑”做堆砌与包裹；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知识的兴起、覆盖，即便是有了所谓的“大量”心理学实验，于世代更替的芸芸众生而言，仍不过是微乎其微的沧海一粟——教育理论归根结底是“被代表”出来的经验主义。近些年来，冒着公众的质疑，教育家批量崛起，教育理论思想井喷而出，然而却没能经得起“钱学森的一问”，也没能改观教育被动挨骂的局面。严格来说，有些教育家应该表述为“教育翻译家”或者“教育翻新家”，他们炮制出“概念的丛林”，奈何却弥补不了教育理论核心不实、底子不硬的“根本”缺陷。于是乎，在个体观感者与经验主义的论战僵持胶着中，许多教育人“忍辱负重”、继续求索，继续在沙滩上筑塔，继续给软脚蟹加壳。
我以为，不缺理论的教育缺的是理论科学性的刚度——于教育，一切现有的知识都是影响人的介质，教育的科学性应该立足于受体怎样受影响，必须解答人类是如何认知、该如何认知这一根本性问题。由此，教育要做哲学的探源，遗憾的是，哲学大家们虽然留下精彩的思辨、精巧的方法与精详的巨制，但他们也没能勘破这宇宙与人生。而且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们做注脚而已。作者自问也不可能超越前人浸淫了两千多年的学问，关键更在于，在现今流传的哲学体系中寻求答案也是缘木求鱼：一者，大师们达到了人类认知的顶峰，但其理论方法难以为大众所掌握；二者，大师们自己也并没有窥破“大道”，他们的认知方法未能圆满，未必管用；三者，后世的研究不断在这又难又未必管用的元典上延伸，用这软性的“皮毛”显然夯实不了教育的理论基础。所以，我跳出“套路”，跑到唯物、唯心的前头，跑到哲学起源的前头，探寻人类的认知原理。如果这一原理的性能能够超越人类既有的任何认知理论，那么据此建立的认知模型显然可以作为迄今为止教育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点。
理论工作者不是要把人搞晕，而是要把高难度认知常识化，此所谓大道至简。因此这虽然是一本以论述教育为最终落脚点的小册子，但既然亮出的是“基本认知原理”，那么作者以为广大的公众大抵都是可以理解并掌握的。
第一章 被误读的《道德经》和被神化的老子
做哲学探源，于中国就必须直面《易经》和《道德经》，前者被誉为群经之首，后者被尊为万经之王。在此选取《道德经》为剖析的样本，我以为如果“征服”了这王者，就可以触摸到“人类基本认知原理”，对其它一切哲学认知也就差不多可以洞若观火了。
特别说明的是，老子的知识储备在其所处的时代可能称得上“天字第一号”，而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而言，也许大体相当于涉猎广泛的优秀高中生吧！其珍稀价值在于指引我们如何应用有限的知识储备去认知更多、甚至“无限”的未知——这一章的文字就是要确保读者领略《道德经》的最高价值，并于作者的解析中按摩认知能力，为认知“人类基本认知原理”进行思维热身。
一、《道德经》的影响力被高估
《道德经》是国人的骄傲，甚至是人类的骄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但我以为《道德经》的影响力被高估，判断依据如下：
发行的数量多不等同于影响力大，思想读物的大影响力可分解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质）、 影响广泛的人（量）、深刻地影响人（度）三个维度，整体影响力大体表现为三个维度的成效叠加。我将按照这三个维度去考量《道德经》的影响力。
（一）《道德经》传播受限
关于竹简的资料如此表述：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方告消退。而且在老子著《道德经》及初期传播的时代，学校与帛书都是稀罕之物，孔子首开私学，加之百家争鸣的演绎，中国历史上才渐渐兴起“士”——知识分子阶层。再以出土文物的实证，作为顶层社会拿来陪葬的宝物，《老子》（即《道德经》）一定是极为罕有之物，当时的社会上不可能出现广泛传播。
因此，第一个基本推论是《道德经》从传播初期直到汉初，虽然受到接触者的看重，但因受载体等系统性的局限，只是以极其缓慢的传播速度在很小的受众范围内扩散。
（二）《道德经》歧义丛生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与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庄周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两个人，韩非著《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二篇专门注解、阐释《老子》。因此，第二个基本推论是《道德经》在传播初期就令人费解，需要有人作注解，并且经过再加工或者说再创造后，可产生相去甚远的认识——两个得真传者都产生严重的思想性分歧，更遑论当时的普通读者，他们理解的是否就是老子要表达的呢？
（三）《道德经》正版未定
《道德经》的总字数因为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现代《道德经》通行本为王弼所注，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该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1993年发现的竹简本、1973年发现的帛书本同今本《老子》有较大不同:竹简本只有二千言，全篇并没有《道》《德》两篇之区分，且在章次上与帛书本、今本有较大的差异，内容也出入很大。因此，第三个基本推论是我们读到的《道德经》充其量只能算是翻版，正版到现在还没现身、没定论——对于两千年来的读者而言，如果《道德经》产生了影响，这影响到底该算在“正版”还是“盗版”头上尚是两可。
（四）《道德经》疑遭改造
最广泛直面世人的《道德经》为王弼所注。王弼生于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终年24岁，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史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四部。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他将《老子》作为解读《周易》的钥匙，《道德经》不过是为其所用的工具。在小青年或者是少年人王弼眼里，解《周易》是本，注《老子》是末，注《老子》服务于解《周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流传出来的《老子》只能说是基于解《周易》而被打磨过的《老子》。
因此，第四个基本推论是，在版本不确定的情形下，广为传世的《道德经》是被一个十几或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立场有主题地选择甚至编校出炉的——即便相信天才少年的学术能力、学术品德，但无法回避的是，天才少年注“老”是为解“易”，难道老子著《道德经》是为《周易》做阅读指南的吗？这样出炉的《道德经》靠谱吗？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该盖老子的章还是王弼的戳呢？
（五）《道德经》涉嫌炒作
综上所述，严肃而严谨地看，要窥探《道德经》的真面目只能看其嫡传人尹喜在得授“道德”后的表现来反推。甘肃天水市东伯阳渠早在元代就建有老子、尹喜的道观。奉祀老子的道观称柏林观，又有讲经台。山后十余里有尹道寺，称“尹喜故里”。其殿前有楹联一副，曰“华章九篇入百子，经文五千诵道德”，恰切地概括了尹喜被“道德”感召后的作为：传播《道德经》，著《关尹子》一卷共九篇。在此不对《关尹子》的解读进行引述，只列举几例历史上的专业人士对其与《道德经》的比对认识——
《庄子》有载：“关尹，老聃乎。”在庄子的认识中，尹喜与老子有同等的地位，甚至将“关尹”之名排列在“老聃”之前。《吕氏春秋》谓：“老聃贵柔，关尹贵清。”东晋道都理论家葛洪对《关尹子》推崇备至，认为“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尝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执，可鉴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说。”另外，《关尹子》在《百子全书》位列于《道德经》前面。
重点来了，专业认定分量堪比《道德经》的《关尹子》，提到它瞬时就急剧地小众了——从名头来讲，它的整体影响力与《道德经》相比微乎其微到甚而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第五个基本推论来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力到底是来自名声还是实际？这名声是否含有丰富的传说色彩？谁在推动这些传说？
（六）《道德经》用于贴金
接着看对《道德经》的介绍：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一千种，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
现在反过来看，穿过那些跨越时代的评价来看，“研老注老著作”浩如烟海能够得出最基本的结论还是指向《道德经》自古以来就叫人难懂。而诸多解读都难掩瑕疵，许多阐释相互冲突，对于这种种牵强附会、难圆其说，民间又乘势流传着各种神奇的解构——请问，这到底是学者受到了影响还是公众受到了影响？到底是原作者还是注者在传播中影响着社会？到底是《道德经》在遗传中影响着社会还是流窜的变异体在发酵？或者通俗地说，其影响到底是一手的、二手的还是n手的？
我们什么时候才完成扫盲？中文、古文再与玄学的加持，几多老外又能读懂几分？对于发行巨量的《道德经》，心里不用打鼓，我敢肯定超过99%的人是读不懂的；而为世人易懂且能接受的，诸如无为而治、功成身退、清静无为、知足常乐等关键词，又有几人敢尔、几人能够？知行合一方始影响，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品读而已！
多年前播放过一个电视采访，大体内容是记者在街上随机问受访人喜欢看一档严肃的节目还是一档娱乐节目，面对着镜头，受访者绝大多数都称自己看严肃的节目，一些人还作出对娱乐节目不屑一顾状；但在实际的收视率调查中，无论采取哪种调查方法，该档娱乐节目的收视率相较而言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人在面向公众时有“装潢门面”的习性，而书柜也正是人们显示格调的重要窗口。
我认为，两千年来对于各个时期的广大公众而言，其所谓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无疑是“被代表”出来的。一个让人费解的、用户体验极其糟糕而又企图对人造成深层次影响的著作，注定了它实际发挥的影响绝对是极其小众化的，效果一定是极其微弱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瞬时就高大上起来，无论说者还是闻者甚至研究者俱都“不明而觉厉”——这才是《道德经》在当今社会的真实影响力！
二、《道德经》的价值度被低估
但影响力被高估的《道德经》其价值度却被严重低估，它一直被研究着、被代表着，被高高的捧着，同时更被断章取义、故意曲解，应有的价值遭到遮蔽，一直在世俗的洪流中沉浮至今。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遭逢——
（一）商业的幌子
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名鼎鼎的徐福，秦朝著名方士，曾担任秦始皇的御医，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他的事迹最早见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在“秦始皇本纪”中称“徐巿”，在“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巿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连同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出海求仙，然数年寻山无果。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徐巿推托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无法远航，要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在秦始皇派遣射手射杀了一头大鱼后，徐再度率众出海。
《史记》中记录徐福东渡之事比较多的内容是“淮南衡山列传”，其中包括徐福从东南到蓬莱，与海神的对话以及海神索要童男童女作为礼物等事，一般认为这是徐福对秦始皇编造的托辞，还记载了徐福再度出海携带了谷种，并有百工随行。这次出海后，徐福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止王不来”（停下来自立为王，不回来了）。
道家名人徐福应该是熟稔《道德经》的，看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译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们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自然地运行着，所以能够长久生存。因此，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
显然，打着道家招牌的徐福是反其“道”而行的，现在用现代语系来表述这一史实：名道士徐福吃准始皇帝长生不老的最高需求后，违背道家宗旨上呈求仙项目计划书，杜撰海外仙山，假托海神配备丰富资源，最终远觅世外桃源自立为王。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忽悠式或者说带有欺诈嫌疑并成功赢取巨额风投的案例，除却官方声称对地缘政治、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多方面产生影响外，也把像修道成仙、看相算命、察言观色、阳奉阴违等关键词流传后世，比如某宝网上有各种“功能”的道士符咒出售。
（二）政治的旗子
第二个出场的是黄老之学，在道家思想繁衍、分化之初，它逐渐成为主流。黄老之学何以成为主流？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道德经》的问世标志着道家学派的诞生，如前文所言，一者因其自身的高深莫测，二者受当时传播条件限制，“道德”与其他“百家”一般，都只是拥有少数传承人而在极小范围内流传的“学说”，但这一情形由“田氏代齐”而改变。
齐国的田氏取代姜氏成立新政权，为巩固统治地位，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田氏是黄帝的后裔，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田氏政权抬出黄帝来，黄老结合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根据。
田氏代齐后创立了稷下学宫，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使得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由此，老子西出函谷关著述的《道德经》终于缓缓流通到庙堂之高，与政权结合，拥有学术机构，在影响官方与官方影响中进入快速发展期。这时候需要追问，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到底是思想本身作用于公众产生的力量，还是思想借助于政权而延展的力量？显然，是黄老之学影响了统治者，统治者借助于权力的实施对现实世界形成干预效应，历史学者们形成共识：在道家学派的诸多分流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
（三）学术的帽子
第三个出场的是文景之治，指的是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被誉为君主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也被史学家认定为黄老思想作用的成果。在此先往前看汉高祖刘邦，看他当时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处境？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汉初极其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刘邦要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道大于无为”。因此，对学术一窍不通的刘邦本人选定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的国策。
再次追问，面对强秦二世而亡的强悍教材，汉高祖的选择到底是学术使然还是情势使然？或者做一个假设，世上从来没有《道德经》，也没有黄老学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们就制定不出修生养息的治世之策吗？“汉初的基本国策，是立足于秦亡的教训与当时社会现状而确定的。不更张制度，是谓‘因循’；不兴作事功，是谓‘无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因循秦之制而无为秦之事’。”这一学术观点受到普遍认可。那么换而言之，这到底是“知而行”还是“行而知”呢？是不是“不知”就一定“不行”呢？
但学术派总要把大事件、大举措戴上学术的帽子，尽管刘邦无感，但历史学者们还是认为他的作为发出了西汉前期的“黄老之治”的先声。如此定义下来，汉高祖可谓“先声夺人”“余音绕梁”，这一“先声”没有变调地传播了许久：专门跑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治国精髓的曹参，经年累月泡在酒里醉醺醺地留下了“萧规曹随”；接棒黄老之术的陈平，从诸吕之乱的惊魂未定中，哪里又有什么更多、更好的选择？所以这一学术结论终归有点拧巴，像极了“老子长得像儿子”——从文景之治往前看，后世“无学术不研究”的学术研究把“黄老之学”生生地演化成“黄老之治”，生生地扣在了西汉初期治国理政的“头脑”上，生生地给这一学说加注了成功的应用案例。
接着从文景之治往后看汉武帝刘彻，他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学界形成的共识是，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另有学术观点认为，刘彻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窦太皇太后，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作祟，而不是发自内心觉得黄老之术不好。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天意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但他捣鼓出了“三纲五常”作为“道”的核心，把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架构确定了下来，并贴上了天定的标签。捡到宝的刘彻迅即废弃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治世思想，发源于《道德经》的黄老之学就此从官方“下架”。“道”不是无所不在、亘古不变吗？老子玄之又玄的“道”竟然被生生糟践成了完全不在一个格调上的纲常——这还得了？要跌跟头、摔嗝屁了吧！跌的该是许多专研人士的眼镜：刘彻折腾出了个汉武大帝，连带着捧红了孔夫子，两者作为风云人物风光了两千多年，看样子还要一直红下去，且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里放眼世界都是杠杠的。
时常在公园里看到人与狗玩叼盘子的游戏，主人把盘子丢得再偏再远，聪明的乖乖狗也会麻溜地把盘子叼回来。回望历史、环顾全球，统治者的意志许多时候都是任性的盘子，调适这任性的盘子与治世思想进而形成和谐关系是历史演进中的恒久命题。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总设计师的董仲舒可不是盖的，他在给皇权找了“天”大靠山的同时，也提出了天象警示的制约，尽管这样的心理恐吓很难镇住膨胀的皇权，但却也为后世的造反人士留下了标准接口。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水”与“舟”一直处在载覆平衡的动态调节中，而在科学素养、公民素养大面积、大幅度提升后，权力的意志由放肆渐趋走向收敛；科技的急速发展，急剧紧密了世界的联系，在全球化的火热贸易中，也相互感受着远渡重洋而来的竞逐压力，格局再造里都戒备着利益交互幕后埋伏的狰狞獠牙，有时候不得不为立足铁血丛林而应子——焦躁，是这个时代全球权力的共同感受，内外压力错综的热火之中，无为而治怕是要退隐到历史的更深处。
（四）世俗的票子
正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样，统治者从来都把对思想学说的扬抑视作专利。不过董仲舒、刘彻搭档比李斯、嬴政组合高明得多，他们不搞简单粗暴的“焚”与“坑”，而是把教化与用人相结合，只向习儒术的儒生开放晋升通道，用今天的语系表达就是不入儒家这个圈子就无法进行阶层跃升。通过渠道建设与管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牢牢地把握着市场导向，成功地对思想进行了节流疏导，用思想的“大一统”奠基政治的“大一统”，保障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在“孔家店”里借壳上市，深深垄断了国人思想几达两千年。
曾经，大泽乡里雄壮的一声吼，动摇了始皇帝妄图千秋万代的根基，却波澜不惊地寥落在历史的烟尘里几不可闻。或许有人在愤慨已极时，暗地里把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随着恶气脱口而出，但那往往不过是平复情绪的说说而已。真的放手一搏、未得所谋的奋斗者，他们会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来宽慰自己。富贵在天？天上分明是不会掉馅饼的，但“儒者宗”董老师告诉世人，人间有天子，用心读好圣贤书，天子是可以赐予功名利禄的。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把这写得活色生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千百年来令许多寒窗苦读的读书人魂牵梦绕。北宋著名学者汪洙作《神童诗》，作为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其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更是把读书与入仕推崇到了新高度。
历千年浸淫，学而优则仕入脑入心入灵魂，沉入到民族的基因里，于是，范进中举失心疯，自在情理中；蒲松龄屡试不第，写狐妖鬼怪的故事来讽喻，多少有点吃不着葡萄说酸的意味——对吃“苦中苦”趋之如骛，当然是因为做“人上人”实在太过甜美。由此，思想成了学问，络绎不绝的读书人努力钻研学问并以之换取进入名利场的入场券。纵观这千余年的历史，琢磨学问的一波波多如过江之鲫，质疑思想的却比凤毛麟角还稀罕——这也与当今遭诟病的学校人文教育如出一辙，诸多学生的人文知识很丰满，人文素养却依然很骨感。而这迹象在儒道分化之初就已昭然，《道德经》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相形之下，“儒者宗”提出的“道之大原出于天”显然是从根本上把“道”给看扁了，还赤裸裸地假道立帝。那谁人卫“道”呢？虽然后来有受尽迫害而卓立不苟的道家学者讨伐“子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也孕育出了给中华历史添光加彩的隐逸文化，但在当时确实没人去较真、较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葆玹在《黄老与老庄》中如此阐述：黄老之学一被儒学所代替，便由治世之术向治身之术转向。于是，“黄老店”字号未变，但已由官办变成了民营，它只能根据其需求者的变换来调整它的经营方向，开发其另一部分的仓储而形成别一特色的专卖。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走向。首先是刑名法家的剥离，《韩非子》别入法家一类，这是对《史记》老子与韩非合传的重大变化。其次是“黄学”的淡化，道家类中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由此逐渐或亡或残。三是“庄学”的逐渐加重。从此黄老庄一系思想便开始向寿身养性、非世违俗、隐逸避世的方向发展了。
如此看来，道学的发展在权力阻碍面前的确深得顺其自然之精髓，表现出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于思想学说的繁衍变化，学界常用“流变”一词而非“传承”来描述，这很值得玩味，该词语的释义为“事物在社会环境中发生性质、表征上的发展变化，多用于描述民风物故等社会现象、文化元素的变迁”。社会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满足了某种需求，道学在告别了权力之后，客户不同、需求不同，或者同样的客户需求发生了转变，它需要开发新卖点。比如后来有皇帝舒坦了，又把道家捧起来；今天老百姓的日子过红火了，把各种太极昌盛起来——两者贪恋的美好如出一辙、本就同源，对永生的贪恋也是自帝王开始流毒社会的——奇葩的是本来主张荣枯更替、生老病死的自然之道却活脱脱演绎成了健康长寿、长生不老的法门，说起承袭却还都言之凿凿的是源远流长的正宗地道。
纵而观之，老子创生的哲学在千年的流变中，其格局、格调在不断下沉、下探，到了庄子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好歹还是人生哲学；在本世纪的几次国学热中，大陆的学者、台湾的学者一股脑都跑出来消费老祖宗，却讲成了人际关系学；近些年来，各种“大师傅”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大师”，做着传统的扮相，道学被他们“复兴”成了健康养生学。这两年里，一个排不上号的综合格斗手公开挑战传统武术，一位太极大师应战被“秒杀”，令人震惊的是一脸是血的大师刚刚清醒过来就声称自己讲武德，怕伤人性命没敢发功。而更让人叫绝的是，一众太极大师不约而同都高挂免战牌，誓死将“如封似闭”“柔能克刚”进行到底，却一如既往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布“沾衣十八跌”等诸多令人神往的神功信息，缩在屏幕后面风姿飒爽地摆POSE，大家都倔强地坚持着，没人肯实战接招露一手，嘴巴上依然不依不饶，“舌尖上的太极”耍得确实深不可测，脸皮子上的功夫确然深厚无比。
的确，帝王、学者、文人、商人都从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但实际情形是弄权的举它做旗帜，营生的立它成招牌，立场既定、主题先行，然后开发跟上，各有用心、各取所需罢了——由此横空而出的浩瀚著作，有多少道法自然、奉道而行？称其“著典忘祖”才是最为贴切的了。旗子没变，兜售的内容早变淡、变味了，老子和《道德经》之于道家、道学、道教、道士根本就是后世硬生生圈定的集合。而放眼人类之历史，一众思想学说，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莫不是在这样的“流变”中扎根到世俗名利的土壤里才得其所哉、枝繁叶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早已被历史的大数据反复验证。看看西方的宗教发展史，念叨着主的光辉，却是带着绞刑架去布道的，给人洗着脑的时候还威逼、利诱，相形之下，今天传销组织的手段实在是弱爆了；再看持着锋利“匕首投枪”的鲁迅先生，挥发出那么深刻、深沉的力量，却收获着更为深重的挫败感，摸着被碰得又扁又平的鼻子慨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如同阿Q一样鼓励自己坚持韧的战斗；那些“不争”的人们性子的确够稳定，此前蒸汽机与大炮的轰鸣声都没有震醒他们，此后“进口”的马克思主义也效力有限，直到毛 将其本土化后喊出那句令他们倍感亲切的“打土豪分田地”才星火燎原、地动山摇；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国的哲学思辨基本上都是被加工成明哲保身的鸡汤文而得以广泛传播的，教人趋利避害、蝇营狗苟、精致利己。我把这些遮蔽眼界、挤压格局、蒙尘心灵的“经典新解”叫做积碳文——积碳文无孔不入、大行其道使得真价值、正能量湮没在鸡汤至热、娱乐至死的信息迷雾中，导致许多人在这样的价值能见度的底时代里找不着北，而鲁迅先生曾经笔锋所指的各色人物据说又还魂了。
综上所述，于芸芸大众而言，也许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才可能超脱名利去追求真理、追随思想，这也导致了自古以来牛哄哄的是哲学家、穷齁齁的还是哲学家——举世瞩目的万经之王、被高高捧起的《道德经》，与诸多哲学著作的境遇一样，其实际生发出的价值在世俗的流传中其实一直被注脚在了名和利上。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重新确定光子静止质量上限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重新确定光子静止质量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光子静止质量为零是经典电磁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但有些科学家则认为，光子可能有静止质量。如果实验最终检测到光子存在静止质量，那么有些经典理论将要有所变化。
在出版的美国《物理学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有专文介绍说：“一项由中国科学家罗俊等完成的新的实验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光子的静止质量都不会超过10的负54次方千克，这一结果是之前已知的光子质量上限的1/20。”罗俊和他的同事通过一种新颖的实验方法，在一个山洞实验室里将光子静止质量的上限，进一步提高了至少一个数量级。
据悉，如果光子存在静止质量，虽然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其产生的后果将是根本性的———例如，光速将随波长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光波将像声波一样能够产生纵向振动。
（罗俊教授现为中山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三、《道德经》的最高价值未被开掘
在此郑重申明，我拿《道德经》做推敲，看起来像盯靶子一样，却是没有丝毫不敬。我以为，人类思想三千年来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两千几百年前中外的“老子们”登临的境界竟成绝顶，关乎人心、世象和宇宙的感知，后世翻腾的不过是推演与具象。正以为那是人类智慧的高峰甚至是珠穆朗玛，“因为山就在那里”，所以我辈当思翻越它，把山的阴影抛在身后，把山的巅峰踩在脚下——唯有如此，才是最高的崇敬。
两千多年前，一位老者能从精研了一辈子的周礼中抬起头来，抛开一切束缚去仰望苍穹——单是这种态度、行为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就当引起我们反思。而如果一味借着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来标榜我们这个族群的出身，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啃老”？中华民族已经在“啃老”中落魄了很长一段时间！要知道，当我们一味对民族遗产顶礼膜拜的时候，也是自我设限的时候，低下了头，就失去了前面的高处与远方；或者沉湎于舒适的习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生命过成线性的延展，用单调的重复书写着差相仿佛的虚度。
（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拆除给《道德经》加装的“美颜滤镜”
个人以为，《道德经》最深入人心、实质上影响人最大的句子当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超越了诸子百家的门户之争，传世以来成为中国读书人乃至中国人道德修养的最高指引。战术策略上有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此对这举世公认的至理名言进行剖析，看看它到底说的对不对，老子到底会不会说出、写下这样的话。如果一旦这“顶天立地”的句子都存在谬误，当然就有理由怀疑整个“《道德经》系”有所遗谬。
纵观整个《道德经》，由论宇宙而论人生，由论人生而论政治，形成较为完整的哲学系统，除却其推理、假设外，老子的阐述注重立足于人所共知的事实，然后以更宏大的视角通过辩证法建立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将其见人之未见的价值加以呈现——老子善于从人们的熟视无睹中提取颠覆世人认知的价值，“水”显然也是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事物之一。
那在老子的时代水留予人怎样的印象呢？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把炎帝与黄帝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传炎帝懂得用火因而得号，他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众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黄帝统一华夏后，功绩之一是“艺五种”，“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他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查证资料显示，中国史前农耕部落分布呈现出沿小河而居的特点，它反映出早期农业在水的利用方面对于河流的依赖。据考古发现，水井最初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第1—2层相当于松泽文化下层的时期，其碳14测定的年代距今约5700年。那里是长江三角洲水位较高的沼泽地带，无需深挖极易见水。而水位较低的黄河流域，开凿水井难度较大，因此水井对于农业的意义远非长江三角洲的水井可堪比拟。但大约到距今5000—4000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的龙山时期文化遗址普遍发现有水井，表明水井在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已产生了显著的效用。如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和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约四千多年，基本上与黄帝时代相符。由此可知，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期，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依水而居、逐水而活，他们早在生存繁衍的源头就把背井离乡、黄河母亲河这样的水文化胎记烙印上了。
但即便不提存在地理局限影响的海啸，人类对水的情感也是又爱又恨的。西方世界风行着诺亚方舟的传说，我们的华夏神州呢？尧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治理水患，舜有可能因治水而过劳死，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居功厥伟以开启夏朝；夏之后的商，因水患甚至多次迁都，直至殷方始安生下来；而周厉王留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直接说明在当时治水的重要性是与治国齐平的。“民以食为天”，土地上讨生活，靠天吃饭，离了谁也离不了水——于农业立国的政权而言，洪旱灾害不仅是要人命的事情，很多时候也动摇着国家的根基。古有都江堰，后有红旗渠，今天几十年没打仗的解放军依然有口皆碑，归根结底还在于屡屡抗洪抢险中的英勇表现。
《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说自己不是好辩，是逼不得已的卫道，他要继承圣人事业，所以必须要去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是成语“洪水猛兽”的由来，同样揭示出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洪水”是人类的头号敌人。
老子作为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堂堂国家图书馆馆长，以出函谷关著《道德经》时足够年纪的阅历，水之属性于他既是典籍里的记载分明，又是经验中的记忆深刻，深谙辩证之道的他，如何能够罔顾事实写下“一边倒”的句子？我甚至以为，以老子辩证的目光看去，他会发现即便是涓涓细流，也能够蕴藏着深厚的功夫，在柔能克刚的篇章写下“滴水穿石”的字眼，也绝不会称其“利万物而不争”。鉴于迄今为止原版的《道德经》并未问世，我断言，经王弼过手的这一名句如果确然存在，那其本来面目应该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有争”。
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认为《道德经》之所以存有较大的阅读障碍，除却年代的时差、本身的深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后世的学者们对《道德经》在其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反复加工，或者干脆说是做了手脚。再举一个间接的例子来旁证——
据记载，老子的老师或叫常枞或叫商容，其出生年月、出生地皆不详，但对老子的教导却被后世的学者写得有鼻子有眼儿，有如作者现场亲自见证一般。先看西汉文学家刘向创作的一篇散文《说苑·敬慎》，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译注：春秋时，著名思想家老子的老师常枞病重了。老子前去看望他，问道：“先生病得如此重，有什么遗教可以告诉弟子吗？”常枞说：“就是你不问，我也要说了。”他对老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你记住了吗？”老子回答：“经过故乡下车，就是要我们不忘旧。”常枞说：“对呀。”又说：“看到乔木就迎上前去，你懂吗？”老子说：“看到乔木迎上去，就是让我们要敬老。”常枞说：“是这样的。”然后，他又张开嘴给老子看了看，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当然还在。”常枞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早就没有了。”常枞又问老子：“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老子回答说：“那舌头所以存在，岂不是因为它是柔软的吗？牙齿的不存在，岂不是因为它是刚硬的吗？”常枞说：“好啊！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事情都已包容尽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再告诉你的呢？”）
这就是成语齿亡舌存的出处，也是刘向对老子《道德经》作的思想探源，但怎么看都如同《诚实的华盛顿》《爱迪生救妈妈》一般充满文学创作的虚构意味。之所以如此断言，接着看——《吕氏春秋·不二》里记载“老聃贵柔”，《淮南子·缪称训》说：“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著《高士传》，其中《商容》篇章曰：“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对这关于老子师承的惟一流传，在此我断言为创作虚构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经》的核心是基于对宇宙之道的阐释来谈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通过对利害转化的辩证法演示确立“道法自然”的核心价值。所以“老子贵柔”是历代学者的妄断，老子强调“柔能胜刚”是一种极致的论证手法，用以完成最富冲击力的立论——“老子贵自然”，齿刚舌柔乃自然之态，硬生生地强化“齿亡舌存”这一概念恰恰与老子《道德经》的价值基准相冲突。再说远一点，后世“打太极、不担当”的处世哲学认祖归宗到《道德经》，同样是无意的误解甚或是有意的曲解。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文化人听故事、写故事，把“常枞”化成“商容”是情有可原的事情，而“常枞”也好，“商容”也罢，大家不过都是在消费老子和《道德经》这个大IP而已，都是借此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已——本相如何，真相为何，谁会关注呢？谁去考证呢？
像我在前文中引用“淮南衡山列传”关于徐福东渡的记述，称“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止王不来”说明音讯全断了，隔着茫茫大海，司马迁又哪里能够知悉那美丽的情景与结局呢？其成书的时候能够下的结论只能是一去无回，但司马迁偏偏就是主观臆想了一笔，而那一笔对后世的影响应该不输于“蝴蝶效应”吧？
以严肃与严谨著称的《史记》尚且如此“随性”，更遑论其它？所以读真身并为现身的《道德经》，尤其要牢牢记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