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019年09月09日星期一，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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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搞应用研究的第三个缺点，是大学搞出的科研成果没有“经济性”，不适用于企业。
现在中国大学搞出的“应用研究”科研成果，可以说是相当多。但这些科研成果，能够真正转让给企业，变成生产力的却很少。笔者与不少企业老总谈过这个问题，企业老总们对大学搞出的“应用研究”成果，基本上抱着“摇头”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最大的原因，是教授不懂企业的经营，只考虑技术的先进性，不考虑企业的生产性。大学教授总是强调自己开发的技术多么“先进”，但对于企业来说，技术的“先进性”并不重要，而是能赚钱的“经济性”才重要。大学教授开发的新产品，只注意产品的“先进性”，不注重“经济性”，或者是采用昂贵的材料，或者是加工复杂，组装复杂，太费人工，经济性太差。
发达国家的大学，也搞一些非常尖端的“应用研究”。因为对于极尖端的先进技术来说，是可以忽视其经济性的。而中国大学搞的“应用研究”，既不是那种可以忽视经济性的极尖端先进技术，又不是那种具有经济性的一般先进技术，结果成了“高不成、低不就”。
这些年来我们对大学投资很多，期待很大，结果却令人失望。这其实是错把大学和科研所，当作发展高科技的原动力。这种做法甚至还对中国发展高科技产生了“负面”的结果。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起企业才是发展高科技原动力的观念，重点扶持企业发展高科技。
（9）贫穷的和富裕的资本主义（五）。
前面说到企业才是发展高科技的原动力，而企业又有两种：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单纯从理论上来看，在开发高科技方面，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优势。因为现代高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结果却并不一定能成功。如果一个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结果却失败了，那么该企业就要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企业在开发新技术方面，是要承担相当风险的，并不是投资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国营企业有国家财政支撑，不怕亏损，更有利于新技术的开发。尽管国营企业容易集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高新技术的开发，这种优势是民营企业难以相比的。但事实上，高新技术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搞出来的，国营企业的成绩远不如民营企业。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差，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各国都如此。这里看一下英国和日本的例子。二战之后，英国左翼政党“工党”上台，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大搞企业国有化，先后对银行、航空、铁路、煤炭、电力、钢铁等重工业部门实施了国有化。到1979年，英国国营企业达到顶峰，其产值占国内GDP的11%，就业人数达到175万人以上。
但英国的国有企业却经济效益很差，亏损严重，当时英国的国有企业亏损额每年高达30亿英镑。英国经济也因此发展缓慢，被称为“英国病”，甚至有人预言英国要从“发达国家”后退为“发展中国家”。1980年英国保守党上台后，在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大搞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英国经济出现了“复苏”。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建立起一大批国有企业。但日本的国有企业在二战以后，也出现严重的经营亏损。典型的是日本国营铁路，战后日本虽然建成了引以为豪的新干线，但日本国铁的亏损严重，日本政府每年要向国铁补贴600多亿日元。
19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下决心将国铁民营化。国铁民营化之后，不仅政府每年不再向国铁补贴几百亿日元，而且作为民营企业，私营化后的国铁每年还要向政府缴税。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国铁民营化，不仅甩掉了财政补贴的包袱，反而得到大笔税收，可谓成功的例子。
不仅如此，以前日本国铁的职工对乘客态度傲慢。民营化以后，职工们开始把乘客当成衣食父母，服务态度大为改善，也得到老百姓的欢迎。后来，日本政府又陆续把日本烟草专卖公司，日本航空公司，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民营化，甚至把日本邮政也民营化了。
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差，是因为官员的以权谋私和腐败所造成。但上述的英国和日本国有企业的例子中，英国和日本的国有企业官员，并没有出现严重权谋私和腐败，还是比较清廉的。因此，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差，不能单纯用官员的以权谋私和腐败来解释，其中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一个企业经验的好坏，与该企业的领导人关系极大。这就像一场战斗的胜负，与指挥这场战斗的将军关系极大一样。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乔布斯，1996年他接手领导处于垂死边缘的苹果公司之后，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使苹果公司成为美国身价最高的公司。乔布斯的奇迹可以与毛泽东的奇迹相比，1935年毛泽东接手中共时，中共也处在垂危的边缘，他也是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使中共夺取了大陆政权。
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领导人，差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差别，就是私营企业的领导人是终身制，只要你干得好，就可以在领导人的位子上一直干下去；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是任期制，任期满了之后，不管你干得好坏，都要换人。
有人羡慕私营企业的领导人可以终身不下台，终身当老板，其实不然。私营企业的老板风险非常大，你要想在老板的位子上坐下去，你就必须保证你的企业发展壮大，至少不会破产。如果企业破产了，你这个企业老板当然也就什么也不是了，可以说“从天上一下栽落到地下”。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下台，虽不像过去那么风光了，但仍享有各种高官待遇，绝不会有从天上掉到地下的落差。
过去封建帝王是终身制，但皇帝要想在帝王的位子上坐下去，他就必须保证国家的安泰。如果国家没有了，皇帝还能继续当下去吗？明末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后，亲手砍杀自己的女儿，叹息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之家？”这就是当皇帝的风险。
封建帝王和私营企业老板的终身制，也是建立在“多劳多得”的基础上。封建帝王干得好，享尽天下荣华富贵；干得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私营企业老板干得好，也是风光无限；干得不好，那就是倾家荡产。因此，封建帝王的个人利益，是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只有国家搞好了，他的帝王位子才能坐稳；私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利益，也是与企业利益一致的，只有企业搞好了，他这个老板才能继续风光下去。这样一来，私营企业的老板自然会把全部精力扑在企业上，想方设法把企业搞好。
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是任期制，他们的心态就大为不同。试想，如果你在某个企业只能当5年老总，5年之后，不管企业搞得好坏，你都得离任，那么你还会一心扑在企业上吗？你起早贪黑，把企业搞好了，但成果却是别人来享受，你替别人做嫁衣裳。这样的事，有多少人愿意去干呢？
因此，国营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就不一致了。国营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在哪里呢？因为国营企业的老总也是“官”，所以他的个人利益就是继续升官，至少是保住目前的官职。有人认为，国营企业的老总把企业搞好了，扭亏为盈，不就有了升官的政绩和资本吗？其实不然。
国营企业之所以经济效益差，主要原因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人浮于事。要想改善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进行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但你必须意识到，一旦搞“精简机构”和“裁减冗员”，这就意味着你要触犯国营企业内很多人的利益，就要引来很多人的反对，就要得罪一大批人。一旦有很多人反对你，有很多人告你的状，你要想升官就困难了，甚至有可能保不住现在的官职。
这时，国营企业领导人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不顾企业内部的反对，不怕得罪人，冒险搞改革。当然，如果改革成功，领导人有了很好的政绩，可以成为升官的资本。但谁也不能保证改革一定成功，如果改革失败，领导人不但没有得到政绩，还得罪了一大批人，那么不仅以后升官无望，甚至有可能现在就被别人拉下来。
国营企业领导人的第二种选择是维持现状，不搞改革。这样领导人虽说没有“成功的政绩”，但也不会犯“失败的错误”，更不会得罪很多人。一个人只要不犯错误，只要没有很多人反对，就有升官的希望。因此，从个人利益来看，国营企业领导人做出第二种选择，比第一种选择有利得多。所以，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任凭企业亏损下去，垮下去，也不会像私营企业老板那样全力挽救企业。
这样一来，国营企业自然是越搞越亏，这进一步又影响到它搞高新技术的研发。因为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国营企业本身就亏损很多，再搞研发就亏损更多了。
对于国营企业领导人来说，不搞高新技术的研发，企业的亏损可以少些，他的政绩也可以好些；而搞高新技术的研发，搞成功了当然很好，但谁又能保证研发一定成功呢？如果研发失败，企业亏损更多，领导人的政绩就更差，这是得不偿失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营企业的老总就完全没有搞研发的积极性。企业老总没有兴趣搞高新技术的研发，由此可见，国营企业无法成为高科技的摇篮。
怎样提高国营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呢？无非是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思想教育，使国营企业领导人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不在乎自己的个人利益，一心为公。毛泽东时代就试图用“为人民服务”来教育干部，试图把官员干部塑造成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毛泽东的思想教育方法，显然没有收到他所期待的结果。
第二种提高国营企业领导人积极性的办法，就是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这种办法英国、日本等国都试过，效果还不错。那么中国又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