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开资本主义革命之先河《世界信仰百科》(26-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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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外一些社会党近期的主要调整动向

  应当说,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形势和环境下,不少国家社会党没有等待和观望,一些党乃至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在积极地思考和寻求对策,努力找到有效解决当前危机和困境的方略途径,少数党的调整甚至取得一些成效。
  第一,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反思金融危机中调整纲领,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与保守政党抢夺思想制高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找到了一个反攻新自由主义的突破口。
  近几年来,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党人集中火力,从剖析危机根源和祸害的视角,着力清算和批判新自由主义。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强调,撒切尔政府所采取的大规模私有化、降低税率、放松监管等自由主义政策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包括德国、法国等多国社会党都表示,不加限制的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祸首,它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失败”,“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旧体系的破产”,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面临“一个时代的转折”,危机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市场万能论”、“国家无用论”的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全球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此,西欧社会党人共同发起倡导建立一种“大众的、人道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法国社会党强调,要致力于探索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的新增长模式。德国社民党则主张建立一种实现全民就业、扩大公共支出、减少投机、实现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促进男女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进步模式”。瑞典社民党表示要走有别于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条发展道路”。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党成员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如印度国大党提出“平民优先”,推行“人性化经济改革”理念,强调决不能让既得利益集团独占经济发展成果,要走一条人人都能享受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成果的发展道路。
  同时,西方国家许多社会党又在反思“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对党的理论纲领进行适度调整,更加强调社会公正。瑞典社民党也重新定位社会公正,强调要更加重视就业和社会保障,关注弱势群体。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底通过的最新纲领——《汉堡纲领》中重提民主社会主义,提出要继续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是在政治上左倾、回摆的表现之一。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2009年在“共同文件”中提出要建设一个政治民主、团结互助、社会公正、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该文件同两党在1999年发表的共同政策文件相比,其关注重点发生明显变化,从经济效率转向了社会公正。尽管在1999年的政策文件中,并未否认甚至也冠冕堂皇地表示社会公正等价值观念是“永恒的”,但当时的政策重心实际上更强调提高经济效率。法国社会党自危机以来多次召开全国会议,全面梳理该党的发展理念、社会公正等理论,提出要发展“社会生态主义”、创新型社会和“税制革命”,建设一个平等、公正、和谐的新社会。
  第二,加大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关心弱势群体。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社会党特别是当政的社会党面对各种阻力,克服困难,提出或推行了一些左翼色彩较鲜明的经济社会政策:
  (1)经济增长与紧缩政策并重,增加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限制金融投机行为,开设资本交易税。德国社民党提议税率为0.05%。
  (2)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法国社会党政府出台新工业政策,重启大工业计划,扶持创业项目,设立公共投资银行,优先为中小企业和新兴行业融资。大力发展环保、材料和新能源工业,支持能源转型。
  (3)更加重视就业,加大职业培训力度,为中小企业雇工和年轻人自主创业提供政策优惠,法国社会党政府已推出每年投入320亿欧元的政策来帮助失业者再就业。
  (4)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德国社民党提出提至8.5欧元/小时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富人税率,征收特别消费税,主张将所得税率从42%提高到49%。法国社会党政府决定征收75%的巨富税。
  (5)改善劳资关系,开展社会对话,倾听劳方的声音。澳大利亚劳工党政府在吉拉德当政时期注重改善同工会关系,更加注意听取工会的诉求。德国社民党就表示要实现“共享繁荣”、“社会德国”的目标。
  部分发展中国家执政的社会党也根据本国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印度国大党、南非非国大提出包容性发展战略,让更多的民众分享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印度国大党高举“促增长、促发展”两面旗帜,推动包容式增长,促进民族团结和地区平衡发展,降低社会不平等,承诺在2020年前消除饥饿,扶持低收入群体,落实并加大资金转移支付力度,加快住房、医疗、养老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保障措施,增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仅2009—2010财年就增加了3910亿卢比,比上年增长44%,每年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南非非国大推出“新增长路线”,改变黑白二元经济状况,探索“黑人经济振兴计划”新模式,从政策、财政层面给予黑人群体更多的帮助和优惠,到2030年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个。推动公正、平等,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将基尼系数从0.69降到0.6。毛里求斯工党联合政府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冲击导致其对西方出口下降、旅游收入减少,带来本国经济增长下降、国家财政收入萎缩的不利形势,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着力打造离岸金融、高端服务等转型经济支柱,通过政府补贴帮助出口加工、旅游、制糖等传统产业与行业,努力促进经济多样化,减少对西方贸易及传统产业的过度依赖,乘势推动国家经济转型,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
  第三,加快党自身的调整改革,更新政治理念,塑造新的形象,着眼于即将举行的大选。金融危机以来,国外一些社会党加快党自身的革新步伐。英国工党在米利班德上任后,极力与布莱尔的新工党拉开距离,提出“新新工党”口号,强调要构建“同一国家工党”,打造现代工党的“温情”形象。德国社民党及法国社会党在某种程度上都在政治定位上从中间向左微调,确立其“左翼”全民党形象。马耳他工党提出走“中间左派”路线,改变“极端左倾”路线,做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这使其传统形象得到明显改观,也是其近期能够赢得大选的重要因素。印度国大党近期确立了以世俗化、民族主义、公平主义、社会凝聚和包容性为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尽力扮演现代化的全民政党形象。
  同时,许多社会党都在推动党的组织、宣传活动等多方面的革新,调整党的机构,扩大党内民主,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参与和决策权力,注意吸纳党内不同方面的意见,增强党的团结。针对党员普遍减少的严峻形势,进入21世纪西欧一些社会党致力于在党的组织发展形式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如提出“网络党”的计划、推出“项目党员”方式。法国社会党等近年来则在尝试“意向入党”这种新模式,对党的生活采取一种“自由式的政治参与”,不要求成员终生献身于党的事业,而是即时参与、随时离开。许多党更加重视扩大党同社会的联系,通过设立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同社会的对话,甚至允许党外群众参与党的有关政策文件的投票。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构建党群沟通的基层网络。葡萄牙社会党主张进一步面向社会开放,使党成为自由、多元、密切联系党员和社会各层次民众的“思想实验室”。此外,不少党已在为近期的大选进行人事布局。德国社民党已通过特别党代会确定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为本党下届总理侯选人。印度国大党、巴基斯坦人民党都分别把拉胡尔、比拉瓦尔正式推向政坛前台,准备通过大选的历练而接班。南非非国大通过处分青联 马莱马,结束了“二马之争”,2012年底召开的53大推举祖马连任党 ,从而明确了下届总统侯选人。瑞典社民党在近期最严峻的形势下,首次从工会组织中挑选略夫文出任党 ,意在争取不断减少的左翼选民。
  第四,继续抓住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以图在调控全球化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自世纪之交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倡导全球治理这一议题以来,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增多的关注和重视。近几年来,社会党大家庭的各类成员,结合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事件,加强相关研究和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全球经济治理的相关立场和主张,制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文件和替代方案,呼吁全球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推出的治理方略。同时,在国际的各种双、多边活动中不断地阐述和昭示其观点、立场,以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参与方理解、认同乃至接受其治理理念和政策,从而推动全球新政,实现全球经济社会进步治理。目前来看,社会党人在全球经济治理上赢得了某些话语引领地位,其相关观点、主张在近期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也得到部分采纳。但鉴于在整个国际力量对比中的右强左弱,社会党的这种话语优势并未完全转变成一种现实的政策优势,目前社会党人恐怕很难取得当今国际体系和规制改革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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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外一些社会党近期的主要调整动向
  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6-4)2019。09。05。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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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作者: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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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外社会党面临的战略困境与未来前景探析

  当今国外多数社会党所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在选举中的大面积失利,是由多种因素和背景造成的,是各种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一些困境和挑战,国外不少保守党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只不过社会党更加典型和集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
  第一,全球化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弱化了社会党尤其是西方社会党传统的社会支持基础,对其带来伤筋动骨的打击。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加快发展所引发的全球产业分工新变化,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导致西方多数国家传统工业体系大调整,制造业不断外迁,造成产业“空心化”和机器推挤工人现象,社会党的主要支持群体工人阶级不断减少,尤其是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中间阶层队伍总体壮大,但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只是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支持社会党,这使得社会党的支持群体处于相对减少和不稳定状态。加上前些年来西方一些社会党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改革中重效率、轻公正,过度向资方妥协,不顾劳方的利益诉求,乃至疏远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引起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对社会党的信任危机。近期以来,西方大多数社会党党员队伍减少,英国工党党员已不足20万人,离党的主要是工人等中下层群体。更重要的是,西方许多国家社会党的传统支持者急剧减少,德国社民党在近几次大选中,选民数量减少1000万,且大多数是长期支持该党的中下层群体。近些年来,国外许多国家工会等团体与社会党的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表达对社会党执政当局相关政策及改革措施的不满,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德国、南非、印度、佛得角等国特别突出。在南欧国家,还出现了近些年罕见的大规模社会风潮,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所坚守的发展模式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遭遇结构性危机,社会党人探索能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较长时期以来,社会党人所主张的扩大公共开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大多数劳动者工作和生活条件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但这都是建立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人口年轻化、就业市场兴旺的特定背景下运行的。然而,全球化、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经济长期的低增长彻底颠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逻辑,使其传统发展模式招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更使这一模式失去了运行的物质基础。正如葡萄牙社会党 塞古罗承认,在当前形势下,中左翼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已失去推行的可行性。尽管严峻的内外形势促使国外特别是西方大多数社会党都认识到更新执政理念、转变思维、实施政策调整、改革传统体制的必要性,但在多数党内对于如何改革调整仍存在不少分歧,远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党内上层、精英人士同普通党员和党外支持者之间,观点和立场的歧见还相当明显。并不能说社会党人的思维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实际上,20多年来,大多数社会党总体上还是把握了世界的发展大势,看到了世界新的变化潮流。如社会党国际在1999年21大通过的《巴黎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人类正经历着一场以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变革。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和知识主导的社会的转变正在发生,其发展之快和范围之广,史无前例”。问题在于,社会党特别是大多数西方社会党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由此带来其应对策略和行动的滞后。为此,欧洲许多有识之士都坦言,欧洲大多数社会党对“欧洲病”的结构性危机认识不足,变革力度不大。西方舆论大都认为,这种结构性危机主要是各国社会党当政时所造成并不断积累下来的。德国媒体最近也表示,法国奥朗德政府的改革“过于温柔”,如不动真格,就可能陷入意大利式的严重危机。因此,对于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党的领导决策层来讲,如何探索一种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更快地使本国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兴,同时又得到本党大多数党员及支持者认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发展模式,从当前来讲,还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其振兴宏愿绝不是短期所能实现的事。
  第三,持续的路线分歧、权力争斗以及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多国社会党长期存在的顽症,并仍在继续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其行动能力。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党内部都存在不同派系,它们都建立在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基础上,所引发的路线之争一直与权力斗争相伴,尤其是在大选的关口更加凸显出来。前几年南非非国大姆贝基与祖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党 归属的斗争,牵动全党上下,祖马在最终博弈中的胜利是以党的分裂为代价的,支持姆贝基的一派随后组建“南非人民大会”党,以反对党的身份在政坛上与非国大作对。近期在巴基斯坦人民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及东欧多国社会党内部,也程度不同地发生过党内不同派别围绕路线、权力较量的博弈。在法、英、德、西、葡、希、澳等西方多国社会党内部,近期以来由于派系争斗而引发的内讧更是频频出现,法国社会党在奥朗德与罗雅尔、奥布里之间,英国工党在布莱尔同布朗之间,澳大利亚工党在陆克文与吉拉德之间,都曾引发过或明或暗的争斗,甚至导致双方决裂。正是由于多国社会党内部的过度民主,默认派系存在的习俗,允许党外力量介入党内事务的新改革,导致社会党内部党争不断,今后因内部争斗而引发的内耗还会持续下去,继续影响和制约党的发展。此外,近些年来,在南非、巴基斯坦及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多国频频发生的腐败丑闻,严重损害了社会党的执政声誉。实际上,当今许多国家社会党民意支持及大选得票率不断下降,如南非非国大近两次选举得票率从69.7%下降到65.9%,英国、澳大利亚工党的民意支持率跌至30%左右,德国社民党更低至25%,其内讧和腐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社会党特别是一些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所倡导和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与改革举措,在实施中遇到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结果不尽人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公信度。南非非国大自1994年大选获胜一直执政至今,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包括曼德拉时期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姆贝基时期的“增长、就业和再次分配”战略及“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祖马当政后又制定面向203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但实际上前几个计划的实施都不甚理想,政策推行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引起中下层黑人群体的不满。印度国大党多年来所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也未能完全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其减贫目标更是差强人意,印度至今仍有三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能否在2020年兑现其消灭饥饿的诺言还存在不确定性。在西方国家社会党中,无论是西班牙工社党、葡萄牙社会党,还是泛希社运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所推行的许多经济社会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打折扣,经济增长未达预期,而针对大多数公众的紧缩政策则不断加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部分下层民众可谓苦不堪言,三国的中下层民众对社会党政府的相关政策极为不满,进而通过选票来对它们进行严厉惩罚。法国社会党政府在2012年强势复出时也推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政策目标,但半年多来在实际推行中大多数政策多方受制,持续遇阻,多数经济指标未能实现,国债总额占GDP的比率已升至93.4%,财政赤字也达3.7%,失业率持续攀升,已到10.7%,失业人数达317万,同比它人口多1600万的德国持平。其推出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实体经济也因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而雷声大、雨点小,成果十分有限。政府推行75%的巨富税等系列征税举措,但国库收入并未明显见多,反而引发资本加速外逃,富人移民“逃往”低征税国,许多金融人才迁入英美,不少企业倒闭和裁员,恶化了法国的投资和商业运行环境。即使是当初投票支持社会党的许多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2013年初的民调显示,有2/3的法国民众已开始对奥朗德感到“失望”,其民意支持率已从当政初期的58%迅速下降到目前的30%,社会党政府的施政能力招致法国社会的质疑。
  第五,新自由主义长期盛行,其他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党人发展的政治空间。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特别是西方泛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挤压。尽管金融危机一度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受到抑制,但欧债危机又使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再次受挫,导致凯恩斯主义回不来、新自由主义却似有在西方卷土重来之势。为何会出现这一逆转?根源在于市场和多数民众并不认可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解决方案,也不太相信社会党人有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同时,由于多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社会义愤、焦虑、浮躁情绪上升,为各种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极左、极右等一些极端政党组织蛊惑人心的鼓噪煽动得到了许多对现实不满的中下层民众的共鸣乃至支持。这些群体的大多数都曾是社会党的支持者,是社会党赢得选举而实现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如今这一基础已明显动摇。此外,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以来,社会党人提出和倡导的有关公平正义、平等互助、福利国家、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许多好的理念和主张,都程度不同地被保守党、自由党、绿党乃至极端党吸收和采纳。如可持续发展、福利国家理念被西方所有政党不同程度地认同,对公平正义,保守党并不反对甚至有新的解读,极端政党更是从更加绝对的角度去延伸。这使得社会党的身份特征和传统优势日渐模糊和淡化。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记者认为,布莱尔和施罗德相信市场而放弃了老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左派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许多社会党丢失了传统的理论旗帜,而目前又未能提出吸引公众眼球的新理念、新政策,这无疑导致社会党人的政治施展空间较前狭小。
  基于上述,可以明显看到,世界特别是西方大多数国家社会党当前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变革、转型期,这种调整正处在一种阵痛阶段,还远未到位和结束。纵观历史,社会党的历次转折和复兴都是通过自身的革新而取得的,其未来的振兴惟有通过再次革新才能实现。当前,大多数国家社会党正在加快改革调整,努力探索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找到取代保守政党的有效替代方案,以图在不太久的将来实现重振。但这需要经受一段时间的历练和考验,社会党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根本改变同保守政党的弱势地位,短期似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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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外社会党面临的战略困境与未来前景探析
  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6-4)2019。09。06。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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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资本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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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贫穷的和富裕的资本主义(一)

  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却是两极分化的:小部分是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是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所有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但就是无法成功。
  典型的例子是墨西哥。墨西哥与美国接壤,国土面积1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1千万,目前GDP排名世界14位。
  从政治上来看,墨西哥是典型的多党制宪政国家,三权分立(行政、立法与司法相互独立)。总统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6年,不得连任;国会实行两院制:参议院和众议院;主要政党有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与美国基本一样,是典型的所谓“民主体制国家”。
  从自然条件来看,墨西哥的自然条件很好,地处亚热带,矿产丰富,人口压力也不大。
  从地理上来看,墨西哥紧邻美国,最容易受到美国经济的恩惠。
  按照现在典型的看法,墨西哥有三个发展经济的优势:(一)政治优势,“民主政体”对搞市场经济不存在阻碍;(二)自然优势:国土面积大,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人口压力不大;(三)地理优势:紧邻美国。
  尽管墨西哥有三个发展经济的很好优势,而墨西哥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发达国家,而且也看不到墨西哥在近期成为发达国家的趋势。
  人们都知道以前德国有座柏林墙,阻挡东德人越过边境逃亡西德;而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也有一座类似的“柏林墙”。因为每年约有100万墨西哥人越过边境偷渡到美国,所以美国在两国的边境上,修有高大的铁丝网和严密的边境巡逻部队,防止墨西哥人的偷渡。
  墨西哥政府一贯是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的,从未搞过苏联、中国那样“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事第一路线,更未搞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斗争。从自然条件、政治体制等客观条件来看,找不出什么阻碍墨西哥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由。
  墨西哥代表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多好的条件,有很多好的优势,但仍然不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目前发达的富裕资本主义国家,是所谓“西方七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掌握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而墨西哥、印度等不发达的贫穷资本主义国家,全部都是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国;不掌握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
  可见,对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就成为划分“富裕”和“贫穷”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水岭。世界上除了中东石油国家的特殊例子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在不掌握高科技核心技术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富裕国家。
  中国尽管已经成为GDP世界第二,但中国是高科技产品纯进口国,基本上不掌握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靠高科技。因此,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道理走下去,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
  有人认为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化,就可以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靠“搞民主化”实现富强的先例。比如墨西哥的民主政体,虽不能说完美,但至少没有可以挑剔之处。墨西哥良好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帮助墨西哥发展经济。
  近年来一些搞了民主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乌克兰、埃及等国,没有一个国家在民主化之后,使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告诉我们,一些人把中国的富强寄希望于“民主化”,那是过于天真了。可以预计,民主化对中国要想实现的富强目标,是没有多大帮助的。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6)贫穷的和富裕的资本主义(二)

  在谈论中国富强的出路之前,先看看目前的世界经济模式。
  自从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不存在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行“全球化经济”模式。所谓“全球化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跨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分工,发达国家负责高端的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负责低端的生产组装。
  以著名的美国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的手机生产模式,是美国负责研发设计,中国负责组装生产。苹果公司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但苹果公司自己并没有工厂,它只搞研发设计的部分,搞出样机后,外包给海外的公司进行大规模生产。按照过去的标准,苹果公司只是一个产品研究所。
  苹果公司的主要外包厂家是台湾的鸿海集团。而鸿海集团并不在台湾生产,又在中国大陆开设一家子公司“富士康”,苹果手机就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公司生产的。苹果公司为什么这么做的呢?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原因。大陆富士康公司员工的工资,大约每月人民币2千多元;美国本土苹果公司员工的工资,大约每月6千多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差不多是大陆员工的20倍。
  有人也许会为大陆工人的低工资鸣不平,要求给大陆工人涨工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也是商品。现在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上,也是两极分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端劳动力市场,员工的工资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员工的工资低。
  现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低端的廉价劳动力处于供应过剩状态,完全是买方市场。大陆员工如果要求涨工资,苹果公司很容易把外包转移到缅甸、越南等国,那里工人的工资更低。因此,大陆员工对工资的要求,是没有多大讨价还价余地的。
  这里提出一个相反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工作一个月,美国员工的收入可以是中国员工的20倍呢?这是因为美国员工所从事的工作,是高科技核心技术的开发,产生的利润很高;中国员工从事的工作,是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组装,产生的利润不高。因此,一个人所从事工作的科技含量,就决定了该人的工资收入。
  比如中国的国产汽车,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而国产汽车的价格便宜,又是建立在中国员工的低工资基础上。如果中国工人也拿美国工人一样的工资,国产汽车还能那么便宜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员工的工资提高一倍,许多国产汽车厂家都要亏损。
  因此,中国民营企业的“盈利模式”,都是建立在中国员工的“低工资”基础上。一旦中国员工的工资上涨,中国民营企业就无法存活。中国民营企业只能付给中国员工低工资,也就意味着中国员工不可能像美国员工那样富裕起来,只能说摆脱了贫困。
  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引进外资,在中国开办从事低端的加工组装厂。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也基本上都是生产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这样一来,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只能给员工支付低工资。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中国模式”只能帮助中国老百姓“脱贫”,不能帮助中国老百姓致富。当然,工厂的老板和高管是可以拿高工资、高收入的,但这不属于“老百姓”范畴了。
  综上所述,要想让中国老百姓致富,要想实现中国“富强”的目标,当前的“中国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不少人也提出:中国经济要“转型”,不能再继续搞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要像发达国家那样,搞科技含量高的高端产品。
  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吁,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为此想了不少办法,一方面加大科研投资,一方面积极引进高级技术人才,搞“千人计划”等等。但这些年下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依旧还是无法走上高科技的道路。其实,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同样也想搞经济转型,同样也想走高科技的道路,但就是走不上去。
  下面就分析一下,中国走高科技的道路,存在什么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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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贫穷的和富裕的资本主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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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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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019年09月08日星期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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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贫穷的和富裕的资本主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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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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