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019年08月29日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05072-1.shtml 在这三篇小说中，除了三大革命领袖外，还有第四个人物，就是刺杀马拉的凶手哥代。巴金在她身上着墨不多，但这个人物所引起的争议，却超过了他的那三个主人公。
哥代，一个诺曼底贵族的女儿，为了“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毅然以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去换取了马拉的生命。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告诉我们：马拉遇刺4天后，哥代便被送上了断头台，但她至死不悔，慷慨赴刑。不过巴金小说里的哥代却完全变了样，她在刺杀得手后，面对垂死的马拉，忽然生出无限的悔意。对他们的描写没有谴责，更多的是理解与同情。因为他写《马拉之死》这篇小说的原因是“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得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的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陷，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愤激。”所以说他写《马拉之死》时多少带有重新认识历史的意思。
评：赞赏法国大革命，革命领袖多歌颂。
“人民朋友”赞马拉，自大傲慢批丹东。
评价罗伯斯庇尔，重新认识要辩证。
现实情形对国内，唤起民众做英雄
巴金的短篇小说集
（12）法国大革命真相:平民扇风,贵族点火,王权失控
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提出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由贵族发动的，而资产阶级是被贵族和国王“推”上政治舞台的。贵族和国王为什么要自寻掘墓人？革命的发动者为什么最终被革命埋葬？这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法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要由贵族来发动？贵族为什么能够发动革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发动领导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了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等流行说法，《降临》比较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人民并非原初的推动力量。没有合法表达手段的资产阶级，在迫使国王诉诸民族的过程中作用甚微，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则更小。特权团体才有迫使国王屈服的必要手段：僧侣有僧侣会议，贵族盘踞在各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里，正是这些机构迫使国王屈服。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1788年，大革命的第一幕在于贵族阶级的胜利。他们利用政府危机，希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夺回曾被卡佩王朝剥夺了的政治权威。在搞垮了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之后，贵族阶级为资产阶级革命，继后城市里的群众革命和最后的农民革命开辟了道路，并发现自己亦被埋葬在旧制度的废墟下。”
那么贵族又是怎样发动革命的呢？这就需要了解革命的起因。法国革命的起因主要是税收问题。大革命之前，国家已经濒临破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王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正如《降临》所说：“如果国王不召集三级会议--但这实际发生了--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路易十六找不到任何其他途径解决政府危机。”
人们通常认为，当时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是欧洲大陆专制主义的典型，实际上，法国的王权仍属于“有限王权”。英国学者多伊尔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依靠的是臣民的顺从。与现在相比，18世纪更是如此。”（[英]威廉•多依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正因为王权有限，国王不能随意征税，需要通过合法手段、经过合法组织的同意才能征税。在英国，议会的力量较为强大，有效限制了国王的征税；而当国王起而反抗这种制约时，便与议会发生冲突，由此爆发英国革命，结束了绝对主义王权的统治。
在法国，因绝对主义王权强于英国，决定国家税收的正式机构--中央三级会议长期没有召开，但是地方的三级会议依然有较大的力量，由大贵族组建的各高等法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是由高等法院揭开的。高等法院不仅是司法机构，还是贵族参政、议政的机构，有巴黎的和地方的两种。巴黎的高等法院曾多次驳回国王的财政预算，认为“王国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设立税收和征税，它必须事先得到最高法院的同意。最高法院是阻止政府为所欲为的制约。”（[法]米歇尔•卡尔莫纳：《黎塞留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7页）1788年，为对抗路易十六不合理的增税方案，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宣言《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明确提出制约王权，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这一运动已被称为法国史上的“贵族革命”（不是《降临》中所说的“贵族革命”），它恰是1789年（仅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先声。
问题是，贵族为什么要对王权发起进攻？众所周知，法国的贵族比英国贵族享有更多特权，从王权那里得到许多的好处。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绝对主义王权的忠实维护者。然而据《降临》所说，事实上，卡佩王朝（在波旁王朝之前）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与贵族斗争的历史。有时候王权胜出，有时候贵族重新夺得优势。贵族反对王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族下层因为陷于穷困而对旧制度不满，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对于上层贵族来说，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特权，希望在政府中取得更多权力，这样势必与主权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与资产阶级靠近，因而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较多现代的自由思想。实际上他们早就有贵族自由传统，这是他们接受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础。拉法叶特、孟德斯鸠、米拉波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贵族：拉法叶特曾亲身参加美国革命，是美、法两次革命的元勋，公认的“两个世界的英雄”；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等著作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对大革命的爆发起到重要的鼓动作用；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公共传播场所……
《降临》说，在1788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中，贵族阶级提出了人权和公民权，用以保护本阶级的成员，同时取得与国王分权。对于国王征税的要求，高等法院坚持要由三级会议来决定。在这方面，贵族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多方面的社会压力下，王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降临》一书进而提出疑问：“谁将是三级会议召开的受益者？”让我们把将要出席三级会议的各方势力作一番审视：国王是想让三级会议通过他的征税方案，他能否如愿以偿，要取决于三个等级的态度。贵族极力主张召开三级会议，是要把纳税大户--资产阶级拉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共同对抗王权；其目的不仅是保住自己的免税特权，还要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控制所有三级会议--无论全国的还是地方的，正是贵族之意图所在。”由于以前的三级会议一直是以等级投票，两个特权等级--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联合起来就占有压倒优势，所以贵族以为他们召开三级会议就一定能够成为政治上的领导力量。令贵族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发动的大革命竟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埋葬贵族的就是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并不唯贵族之命而是从，他们有着自己的目标。
资产阶级属于非特权阶层：“第三等级”，在当时即被认为是一个“新阶级”。虽然是新阶级，他们的地位最终要由西方既有的社会分配原则决定，那就是社会权力来源于财产，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由政治权力决定财产分配。过去，王权和贵族的权力来源于地产，现在则要从新的财富中产生新权力。
工商业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变得愈益强大，大多数公共雇员和自由职业者均来自这个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缺乏特权阶级所拥有的常设的政治机构，他们唯一能施展政治能力的舞台只能是三级会议。由于绝对主义王权长期不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少有所作为。资产阶级不满僧侣、贵族的特权地位，希望取消法定的等级划分，以公民权和普遍的人权来取代等级特权，并按照对国家的贡献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第三等级的发言人西耶斯写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明确表达了这一意愿。书中说，第三等级是什么？他们是一切！可是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不是，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他们要求得到应有的地位。三级会议的召开恰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愿望的极好机会。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成为革命的主要受益者。
《降临》说：“无论如何，在1788年盛夏季节，根本预料不到资产阶级会以整个第三等级的名义干预到王权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中。然而，听到将要召开三级会议的消息，一股巨大的激动之情传递到资产阶级当中。自1614年以来，这是国王首次授权资产阶级发言。”但是，当巴黎高等法院宣布，三级会议应按照1614年的方式构成和表决（按等级投票），抗议之声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威信扫地，而且成为众矢之的。资产阶级停止谈论专制主义，转而攻击贵族阶级。“国王、专制主义和宪政现在只是小问题，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按照人头投票，这样他们将获得多数席位，贵族就不能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也可以由从属的地位上升到领导者的地位。
对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某些政府官员认为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此前资产阶级在政府危机的关头屡屡挽救了王家的国库。若在此时得罪这个大财神爷，就意味着财政危机根本无法解决。财政总监内克尔宣称，除非让第三等级得到满足，否则政府的破产势在难免。一些贵族亦看到这一点，主张应对资产阶级作适当的让步，一次显贵会议宣布赞成“第三等级加倍”。有些贵族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以公正的态度明确支持资产阶级。还有些贵族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但是大多数贵族自然而然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可以放弃免税特权，却不甘心放弃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