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2010年，中国社会经济和个人经济正在面临“由奢入俭”的巨大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归结为11个，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发展和变化，将主导中国2010年的经济走势。 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某个时候，某个问题中的一个较小的变化，都可能变成“蝴蝶效应”，影响到经济全局。 而整个经济形势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国际经济衰退，人们该如何采取保守的经济策略，度过经济困难的时期。
1、 大学生就业；
2、 房价与楼市；
3、 出口加工经济；
4、 产能与基础设施过剩；
5、 城市居民收入
6、 医疗与健康
7、 食品安全等
8、 生活费用
9、 垄断企业价格
10、 养老问题
11、 股市问题
一、 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从20多年前的“天之骄子”成为一个集中的弱者群体。 2007年之后，不少大学生开始出现失业或者隐形失业的状况，到2009年大学生失业问题开始成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2010年，如果世界经济不发生出乎意料的急剧好转，大学生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根据广州在3月份的一个调查，大学生就业签约率少于10%。 而在正常情况下，到三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应该有了明确的工作单位。 后来，根据一些公布的统计数据，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率达到90%以上，引起无数大学生的愤怒反应，纷纷称自己“被就业”了。 根据广州的调查结果和后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 而大学生所谓的工作，不应当是端盘子洗碗，或者去开个小超市等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应当是需要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
即使是就业了的大学生，也在面临微薄收入与生活支出的巨大压力。大学生经过了最少15年的教育过程，最基础的就是学会了如何体面的生活。 但是，体面的生活需要消费的支持。 而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收入往往只有1000-2000元，如果在大中城市独立生存的话，这些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支出。 尤其是进入2009年，房租、食品、服装、交通（北京除外）等生活费用的上涨，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更加艰难。
大学生普遍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些大学生花费家里几万至十几万元上大学，让很多家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有的学生在贷学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学业，也就意味着需要偿还贷学金。 但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收入来源。而不少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其收入也非常低，还没有农民工的收入高。 同时， 而这些支出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无法独立地生存，更不用说归还来自父母或者金融机构的大学贷款。
全国2000万在校大学生的心理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刚刚毕业不久的学长们的境遇，迫使他们思考自己毕业之后的生存状况。 如果10-20%所有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是大学生自己的问题。 而如果超过50%的大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没有机会给他们就业。 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是继续每年交将近10000元的学杂费，已经花费更多的生活费，继续读未来找不到工作的书，还是采取其它措施。 在“蜜罐”中长大，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大学生们，开始体会真实生活的严酷现实。 他们下一步何去何从？
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产业链。 如果大学生无法就业的话，还会影响到无数中小学生家长的观念意识。 中小学生家长就会反思，自己给孩子进行了大笔的投资，而且学生学习很刻苦、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但结果却是找不到工作。 这不仅浪费了金钱、牺牲了孩子的美好童年，还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结果是自己希望的吗？ 读书真的有用吗？ 而当中小学生家长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直接会影响到教育这个产业链，以及依附于教育的附属产业，进而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形态。
第一次发贴，自己顶一下。 如果诸位顶起，我就发下去，进行持续深入的分析。 如果，大家没兴趣，我发完11个问题后就结束。
二、 楼市问题；
易宪容说：楼市绑架了中国经济。 楼市在2009年初平淡开局后，经历了由下跌到快速上涨，从年中开始销售火爆。 之后，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房价屡创新高，其上涨势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天价“地位”屡屡让人们感觉到自己缺乏想象力。 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2008年相对沉寂之后，又赚得“盆满钵满”。 大量曾经观望的投资者蜂拥进入楼市，为自己的资金寻找获利或者保值的机会。
同时，很多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心理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 房价上涨引发房租价格上涨，比如说菜市场摊点的摊位费涨价、人们住房的租金价格上升，进而影响到人们生活成本低整体上升。 而且，房价上涨让很多没有买房、或者没有能力买房的人们产生了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 人们心理觉得非常不平衡，引发了社会潜在的危险。 《蜗居》这一个内容普通的电视剧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说明了人们对于房子和房价的心理敏感程度。
2009年11月下旬，迪拜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欠债不还”。 这个消息传出，让世界金融市场为之震动，尤其是被欠债的欧洲银行更是发生恐慌。 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更多的震撼在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速度。一个看似具有巨大石油收入盈余、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消费“明珠”、 阿拉伯富豪和世界富人“挥金如土”的地方、受到世界投资者青睐的迪拜，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接近破产边缘。 很多人开始反思，如果连迪拜都有可能破产，那么不少中国城市的楼市泡沫也很有可能破裂。
中国楼市中同样有大量的银行贷款。 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么这些贷款对于银行来说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房价开始下跌，大量进行按揭投资抛盘就会涌出，加速房价下跌。 结果会导致贷款炒房的人们弃供，很多楼房就会压到银行手中。 银行可能会被弃供的房屋所压垮。 考虑到这样的因素，政府很难允许房价明显下跌。同时，房价已经涨到让很多人难以承受，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保房价，还是保人们居住，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果保房价，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贷款数额，以支持整体房价的平稳或者上升，而更多的贷款也就意味着社会中的资金更多。 而资金是流动的，在人们用更多的银行贷款购买更高价的房子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增加的贷款会再从房地产商手中，很快流到其它领域，增加全社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社会中钱更多了，而商品还是那么多。 而如果不保房价，那么意味着银行贷款会出问题。 而人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银行贷款进入了房地产和房地产的相关产业，房价下跌对银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三、 出口问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大多数国家的消费明显萎缩。 而且，世界各国都在尽可能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复苏。 不少国家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实施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致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中国出口经济模式面临急迫的转型要求。
出口萎缩是全球范围的问题。 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欧美国家的消费低迷是主要关注点。 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2002、2003年之后，中国对东欧、南美、中东和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量。 而迪拜泡沫破裂代表的新兴经济面对的整体风险。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等地的遭遇，更反映出新兴地区经济衰退带来的国际矛盾。 而衰退和矛盾让中国的出口“雪上加霜”。 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的加工业兴起和更低的成本竞争，让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再加上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中国产品出口更加艰难。 例如，2009年1-10月份，中国从粗钢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净进口40万吨。 粗钢的进出口变化情况，说明了中国面临的出口困境。
出口萎缩引发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 首先，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关门倒闭。 有的数字说金融风暴之后，一些出口导向的地区加工企业倒闭40%。 但是，即使是剩下的企业，相对于国际市场需求来说，仍然供大于求。 所以，很多企业在无利或者亏本维持，不仅加工业务少，经常停工休息。 更重要的问题是，加工费用更低，企业更加无利可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出乎意料的显著好转，出口加工费用在恶性竞争中，会继续降低。 然后，更多的出口加工工厂会关门。
其次，为出口加工企业配套的服务业下滑。 出口服务业是涉及到原料生产、零部件配套、交通运输、相关生活与知识服务业的系统产业。 比如说，一个机械出口企业关门，会导致相关产业链条上的配套加工企业关门，影响到零部件生产、模具生产等。 出口减少会使公路、汽车、货柜等相关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率下降，开始出现更多的闲置。 另外，相关工业服务业也会出现萎缩，包括工业建设项目会减少，办公用品减少等等，进一步影响到建筑建材市场、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市场的活跃程度。而且，相关的餐饮和生活百货等生活服务业的减少，比如说中低档饭店、办公相关餐饮和百货日杂店生意冷清等等。
第三，相关行业的人们就业率下降，整体收入降低。 但是，企业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员工难以找到工作。 相关行业企业关门后，很多人会下岗，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并不一定会选择尽快就业。 因为，在出口加工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给员工加工资。企业已经无法承受增加的员工成本，如果加了工资的话，那么企业基本上无利可图，而且还面临着更大的经营风险，赔钱随时有可能。 赔本的买卖没人长做，所以企业宁愿招不到工人，将厂房机器闲置，也不愿意高价聘用工人赔本生产。 而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出口企业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加工企业的主力农民工宁愿在家乡务农和打零工，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在异地加工企业中超负荷工作，然后获得“鸡肋” 型的工资收入。
很多企业的出口加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企业需要连续生产和运转，才能够保持在一个行业的竞争能力。 而员工必须持续工作和学习，也才能获得持续的技能提升。 但是，农民工纷纷回乡，转作其它行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出口加工相关的工作技能被浪费。 而失去员工的企业，再恢复规范的生产，保持市场竞争力就很难了。 而且，一旦农民工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农业技能的他们，还会考虑返回城市。 而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那么这些农民工怎么办，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 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 有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80%。 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张，实际数字可能要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外贸依存度也处于很高的比例。 不过，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却处于产业链条底端。在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和制造加工、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的产业价值链中，产品的巨额利润基本被后其它的流程所垄断，中国只有制造加工环节，而这一环节的利润率极低，且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
制造加工的问题不仅仅是利润率低，更主要的是需要巨大的基础产能做配套。 举个对比的例子，微软在2007财年，收入超过600亿美元，利润超过170亿美元。 而这些利润的获得，就是通过9万多人完成的。 而人们创造这些收入和利润的地点，主要在类似于学校的写字楼中完成的。 几乎没有生产设备，基本上也不需要大量的交通运输工具。 而中国生产数亿件衬衫才换得一架波音飞机。 这数亿件衬衫的原料、加工和出口则需要数十万人的辛勤工作，更需要规模巨大的生产厂房、配套的生活设施、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等，同时还需要水、电、气等各种配套设施的支持。
当出口加工受阻，更是导致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大量闲置。 比如说，当纺织业出口加工数量减少，大量工人放假回家的时候，纺织企业和配套企业或者整体关门，或者部分机器设备和厂房闲置。 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厂房空了下来。 即使没有空下来的，也往往是开工不足。 而如果世界经济没有显著回暖，欧美大量消费不复苏，新兴市场消费不猛增，那么会有更多的厂房被闲置。 而这些厂房因为已经建立起来，已经变不回农田，生产不了粮食了。 所以，只能进行闲置。 如果时间长了，机器设备就只能按照废铜烂铁处理掉，而厂房则还需要重新花钱，改变用途，才能够重新利用起来。
这些企业关门，又会导致上游企业的关门。 比如说，纺织厂减产或者关门，会直接影响到纺织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让一些上游企业关门，同时让没有关门的上游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厂房也出现部分闲置。 而他们的生产设备闲置，进一步影响到他们供应商的生产设备的闲置。 这些上游企业的厂房也开始出现闲置。 同时，关门的上游企业会想法把设备卖掉，而且没有关门的上游生产企业的设备也发生闲置，于是市场上生产设备供应增多，而销售反而减少。 这又引发对上游设备生产需求的减少，并且导致整个纺织机械相关产业对钢铁需求的减少，形成一系列的上游产业连锁反应。
而且，配套服务业受到打击，也影响到相应的设施。 比如说，为了支持加工出口，首先需要大量的写字楼，支持相应的办公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 这些服务的需求旺盛，引发了办公写字楼的大量需求。 于是，办公写字楼的需求出现明显的缺口，刺激了办公写字楼的蓬勃建设。 但是，当这些写字楼建起来之后，突然发现出口加工的需求减少，不仅新增加的写字楼用不上，连旧的写字楼也因为出口加工的减少，跨国企业的收缩，很多也开始闲置。 于是，造成写字楼的供应过剩。 同样，写字楼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不可能说拆就拆，只能希望出口加工的好转，救这些写字楼。
出口加工业配套服务的商场、酒楼、超市、小商品市场、大卖场等相关配套设施也会开始出现闲置。 在出口加工经济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外国客商，这刺激了当地商人建立“商品城”，提供销售和洽谈的场所。 随着出口日趋火爆，豪华的“商品城”开始拔地而起。 但是，这些商品城建成的之后，往往很快就发现过去大量的客商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同样，当地的餐饮、生活等配套设施也经历相同的过程。 失去了出口加工支持的服务业，只能面临萎缩。如果承租的人少，那么这些店面的装修、货品、家具等也只能弃置。 然后，撑不下去的店面变得“人去楼空”。
嘿嘿，房地产是个很有意思的领域，充分反映了社会各利益阶层之间，进行的不对等博弈问题。 中间有很多让人迷惑的地方，所以人们的预测经常会出现错误。 但是，当分析清楚博弈背后的利益根源，很多内容就迎刃而解了。
房地产问题应该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看，就更容易进行分析和思考。我跟踪房地产市场几年了，到时候把我的一些思考心得分享一下。 等我先把后续的问题写完，然后可以深入讨论房地产与其它问题之间的关系。
先说一句，罗素说，经济是权力的产物。楼市和房价就是这个原则的最好体现。 以后共同分析探讨。
四、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 （续：中观和宏观）
大型工程在经济火爆时期大量上马，很快变得过剩。 举个例子，为了火爆的出口，船舶需求也大幅增加。 于是，船舶建造也就成为火爆的经济组成部分之一。 而要想造船，就首先需要建设船坞，于是大量的船坞开始建设。 因此，造船业的兴旺带动了钢材和水泥的旺盛需求。 不仅仅是船舶需要钢材，造船的船坞建设也需要大量的钢材。 所以，就形成了双倍的钢材需求。 但是，突然之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于船舶的需求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有的船坞直接出现闲置，有的船坞虽然暂时仍在造船，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订单，也会很快闲置。 结果，不少船坞就像厂房、写字楼、“小商品城” 、“家具城”等配套设施一样，开始大量闲置。 如果世界经济不出现出乎意料的巨大好转，那么越来越多的大型工程设施就会闲置下来。
同样，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出现过剩。 在2007年出口火热的时候，沿海出口加工集中的地区，公路和相关桥梁的使用率非常高，在港口码头附近经常会出现大塞车，有时候可以长达数公里。 而且，配套服务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也需要大量的材料运输。 这给公路和桥梁、港口码头、运输船舶等相关出口配套设施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为了支持出口，地方就需要增加公路建设、桥梁建设、港口码头建设。 但是，正在这些设施建造或者刚刚竣工的时候，出口量明显下滑，配套服务设施开始闲置。 结果，不仅新建的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没有用上，连旧的基础设施也开始出现使用率不足道现象。
这些基础设施的闲置将影响对钢材和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建材等多种初级产品的需求，使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会议上指出，中国目前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12月初，有权威人士透露，国家拟出台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协调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央行等诸多部门，以严厉措施，重点完成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皮革、印染等九大行业的落后产能淘汰任务。
那么，相关产能过剩有多严重？ 以钢铁和水泥为例。 2009年，中国钢材产能达到7亿吨。 预计2010年，钢铁产能再增加到7.58亿吨（不考虑落后产能淘汰）。根据中钢协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10月生产粗钢47247.38万吨，同比增加4470.84万吨，增长10.45%。1月~10月粗钢平均日产155.42万吨，相当于年产粗钢5.67亿吨的水平。由于生产总量过高，国内市场供需矛盾激化。中钢协副会长罗冰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全年粗钢产量突破5.5亿吨，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问题是，各企业在产能过剩、供明显大于求的状况下，仍然进行大量投资。即使2010年的钢材需求量不减少，产量也不减少。 7.5亿吨的产能超出5.5亿吨的预计年产量约2亿吨，而预计年产量将明显大于需求。 中钢协副会长、华菱钢铁董事长李效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过剩是肯定的，大家都在疯狂的上（生产）线。” 而疯狂上马生产线并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的，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行业内的相关人员表示，政策的弱势直接导致钢铁产能越淘汰越多，而且很多钢铁企业甚至明目张胆地顶风上马新项目。
根据中国水泥网的数据，2008年全国水泥总产量13.9亿吨，合1个中国人1年消耗1吨水泥。而产能18.7亿吨，产能过剩将近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5％。 而且，初步统计2009年在建项目的水泥产能是6亿吨。2009年1~7月份全国水泥制造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5.8%。据了解，从2008年到2009年8月，全国水泥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40%以上。 而2009年3月累计水泥投资额同比增长率达110.45%。也就是说，产能超过需求可能达到10亿吨的数量级。
在中观和宏观方面，大型工程和基础设施过剩的矛盾还在日益突出。 从2009年的情形来看，虽然公路和桥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钢铁有色、水泥建材、化工相关等行业的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还加速的趋势。 从短期来看，这些产能投资在大量吸纳自身的产出。 比如说，建设钢铁厂需要水泥，而建设水泥厂需要钢铁。 钢铁水泥厂的相互需求对公路等基础设施产生了需求，而公路等设施建设需求又对钢铁水泥产生了需求。 但是，这样“自己食自己”的局面不仅仅是无法持续的问题，而且是中期都无法持续的问题。 到2010年中后期，这些突出的产能开始投产，卖到哪里去，就成了Mission Impossible。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影响到宏观基础设施。 这些宏观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石油与石化、煤炭、电信、铁路等全社会服务行业。同理，电力在过去数年中，也同样在大量扩充发电和输电能力，以满足社会电力需求的增长。 到2009年，年初电力需求出现下滑，而且用电高峰也没有出现拉闸限电的需要。 随着新的电厂落成，电力需求将显得更加宽松。 而电力需求的宽松，又让煤炭产能显得过剩。 以此类推，整个社会基础设施正在从供不应求，向明显的供大于求方向转化。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落脚点，还是金融业。 在这些过剩产能和基础设施中，不可能没有金融业的贷款。或者说，金融贷款可能占据了大部分。钢铁水泥厂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公路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电力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石油与石化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等等各种建设，基本上都要以银行贷款为主。 也就是说，金融保险行业支持着整个社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扩张。 那么，如果这些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就意味着资金难以得到回笼，金融业如何应对这些难题，仍然需要艰难的抉择。
五、 城市居民收入
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城市居民收入在持续降低。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持续变化，将让城市居民从过去的优势地位，变成在经济和生活上的劣势地位。在2010年，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可能转为明显恶化。不少城市居民可能开始必须面临非常艰难的生活，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而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将发生剧烈变化。
分析城市居民收入状况，首先应当农村居民收入状况说起。 根据2009年发布的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2008年的城乡收入比是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 而在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只有2.79。 也就是说，除了少数农村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收入在持续下降，比城市下降得更快。 从微观情况来看，农民出门打工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收入支柱，这些打工收入作为农村居民的额外收入来源，变成了家里新盖的楼房、新买的电器，让不少农村从表面上显得富裕了很多，掩盖了农村“自身造血不足”的状况。 不过，一旦农民工失去工作，向农村回流，农村的经济状况又会显露真实的状态。
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实际状况。 多数农村居民家里仍然拥有自己的耕地和宅基地。 即使大量农民工回家，他们也能够自己种粮种菜，有口饭吃，有地方住，过上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 所以，农村居民只要有很少的收入就能够维持下去。 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其收入就是生活的所有依靠，这些收入必须要用来应付一切的衣食住行费用。 一旦城市居民收入降低，会直接影响到买粮买菜、用水用电的状况。 如果城市居民失去收入，那么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生存能力。 不少老工业区的人们生活情况极差，原因就在于此。 而现在不少农村户口开始变得比城市户口吃香，也反映出城市居民收入状况恶化之后，人们对城市居民生存能力的担忧。
城市居民的收入状况，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50年代工业化为经济主导开始，城市居民长期享受着城乡“剪刀差”带来的福利。 “剪刀差”就是在固定价格体制下，城市把高价的工业品卖给农村，同时从农村收购廉价的农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城市居民能够生存下来。 在价格“剪刀差”的支持下，大量的农村人口支撑着少量城市居民的消费。于是，农民即使很辛苦种地，结果也最多是维持温饱，经常还要饿肚子。 有的农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需要全体出去讨饭吃，这在一些电视剧中被表现出来。 而城市居民就可以通过“剪刀差”，过得相对舒服，然后生活相对有保障，孩子能够上学，有最基础的医疗保障。 所以在那个年代，城市户口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梦寐以求的就是得到一个城市的户口，让自己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但是，“剪刀差”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占到绝大多数。 一旦城市人口超出农村人口一定比例，这个社会经济系统就要垮掉。 于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饥荒后，城市实施了“62压”，就是把不少城市人口压回农村去，以维持“剪刀差”这个价格机制，或者说社会经济机制。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即使把一些多余的城市人口压回了农村，但是架不住城市人口生育速度太快。 从1950年代开始倡导的多生孩子的政策开始在1960年代中期效果开始显现，而这些多生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剪刀差”的价格机制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 而城市孩子从小相对自由，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让他们呆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迟早要出乱子。 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这些城市年青人大规模地“批发到”偏远地区，比如东北、新疆、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
改革开放后，“剪刀差”还一直在对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 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能够自由地种粮、养猪、种经济作物。 农民的收入开始获得显著的提升。 不过，通过“剪刀差”，城市把高价工业品卖给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所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样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相对收入又在重新降低。 所以，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打工，部分分享城市居民的价格“剪刀差”的结果。 后来，从广东开始，在大力鼓励出口加工经济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农民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政策。 不看你的户口，只看你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于是，大规模的农民开始涌向广东，“打工”开始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
在广东等沿海地区依靠“剪刀差”的历史遗留问题，获得经济迅猛增长的时候，却摧垮了内地的“剪刀差”。 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曾经享受着“剪刀差”带来的福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之下，迅速没落。 大批工人下岗，有能力的到沿海打高级工，增强了沿海的优势。 同时，大批工人的涌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这让沿海享受了十几年工人低工资、产品高价格的美好时光。 这样的结果是，经济形态从城乡的“剪刀差”持续转变为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 沿海地区只要依靠自己的区位优势，通过盖厂房、建写字楼、出租居住房、建立小商品市场等方式，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
低价农民是两个“剪刀差”背后的持续动力。 城市与农村的“剪刀差”是依靠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形成的。 而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是依靠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形成的。 而这两个“剪刀差”的背景，都是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 但是，随着国家减免农业税，并且鼓励农民种粮食之后，农民收入也开始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时候，大量的农民从新思考，自己是否值得外出打工。 因为，外出打工不仅要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老人孩子，更要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受到当地企业的压榨，把很多钱交给铁路、电信等部门。 于是，沿海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企业有工作岗位，但是招不到人。
更明确地说，农民的辛勤劳动支持了城市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支持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农民开始变“懒”了。因为，受到一些教育、见识了外面世界的农民突然发现，虽然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现代化的城市，支持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但是自己却享受不到任何相应的回报。 在上海、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人均GDP中，根本不计入农民工的数量。 也就意味着，农民工不被认为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农民工开始不跟城市的人们“玩”了。 不少曾经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发誓，绝不会再回东莞，说明了农民工自我权利意识到觉醒。 同时，资本的积极进取的，不少资本开始深入内地，寻找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好的当地政策，也“粘住了”很多当地的有经验的农民。
当城乡“剪刀差”迅速消失的时候，中国经济与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正在拉开帷幕。 （本部分未完待续，下一段分析知识“剪刀差”和城市居民收入问题。）
作者：没钱买烟了 回复日期：2009-12-03 11: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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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原创，随时写随时上传，中间会有语言错误或者逻辑不清楚的问题，请各位见谅。
作者：loveland 回复日期：2009-12-03 13: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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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之下无秘密，关键在于轻重缓急。 我从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出发，然后深入剖析背后的机理，并且探讨未来的方向。 解决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已经说了。
作者：不流氓的阿飞 回复日期：2009-12-03 16: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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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你希望的角度出发的，后面说的都是相关的内容，请稍微有点耐心。 谢谢！
作者：unique_coco 回复日期：2009-12-03 13:01:49
收益啊， 这样的话 我们还期待什么？我们都在努力为好生活奋斗，看了楼主的文章 感觉自己心中一直怀着的希望 好像打了折， 如果社会大形势是这样， 那我们这些“无产阶级”--无背景， 无金钱，无高知识，无高学历----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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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一点小小感想：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该有的位置，而且活得不错。 如果找到这个位置，即使“无产阶级”也有发展的机会；如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使海归博士也会自杀。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经济负担的转移）
同意上面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关键在于政府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部分开始就谈到，城市居民将陷入艰难之中。在最初的城乡“剪刀差”中，其主要目标是农民。农民承担了政府的税收和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生活。 而中国后来取消农业税的行动，开始反映出政府税负的转向，主要税负从农村开始转向城市。城市成为经济重负的主要承担者。
各位网友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几年前，关于取消农业税的一些评论。有的专家当时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农业税已经占到全国总税收的很小的比例，因此取消农业税并不影响财政收入。 请注意，当时这些专家强调的，并不是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还收农业税，也不说各国更多的是给农民提供农业补贴。 他们强调的是农业税已经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已经不把来自农民的税收作为主要税收来源。 所以，政府放弃这个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真正收益的税种。 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将征税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城市居民开始承担起交税的重任。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这一举动的意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出口加工经济极其火爆。 无数的农民工仍然在大量的出口加工企业中，超负荷、超工时地辛勤工作，赚取着最微薄的工资。 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一部分变成外商的高额利润，一部分变成加工企业和相关服务产业链的利润，一部分变成政府税收。 由于农民工的数量过于巨大，政府即使在每个人身上获得少量利润，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税收。 所以，政府税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幅度转移并不被人特别注意。 而且，政府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取消农业税有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当时对于政府来说，农业税已经是区区不值得一提的税种了。
当然，敏感的农民工们注意到了。 农业相关的税收虽然对政府似乎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却太重要了。 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决定返乡，重新务农，不再出来打工。 当时，问一些返乡的农民工，为什么要回去。 有的农民工明确地说，农业税取消之后，不少地区的农民种地也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 虽然种地收入比打工收入低，但是综合生活成本低，比没日没夜打工来得轻松，还能够跟自己的老人孩子呆在一起。 很快，“民工荒”出现了。 当种田的负担减轻之后，不少农民自然愿意种地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农民工返乡。 政府和一些专家担心，农民工返乡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 但是，预期的动荡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因为，很多农民在没有农业负担的情况下，种点田，再打打短工，生活还是有着落的。
城市开始成为征税的重点。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开始持续增加。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开支开始快速膨胀。 为了应对开支，开始征收多个新税种，并且大量发行债券。 其开支的特点是刚性非常强，一旦加上来，除了持续向上加之外，几乎没有可能再减回去。 而且，债券发行也是有限度的，更多地需要通过增税来完成。 这个时候，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加工企业已经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国际竞争力，再加上国际经济进入高速膨胀期，于是出口加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增长。 而人们认为，出口加工就意味着工业化，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化，城市化就意味着人口都要向大城市转移。 那么，税收重点也就转移到了城市。
城市开始大兴土木，急剧扩张。 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加工业就是制造业。 而中国已经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化能量。 比如说，北京在2000年前只有三环，后来迅速修了四环、五环、六环。 其它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膨胀时期。 而城市的扩张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张，进而形成开支的更大规模增长。 而开支的扩张比如需要大量增加的税收来支持。 如果没有税收的话，开支将成为“空中楼阁”，很快发生崩盘现象。 当然，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内， 人们并没有过于注重税收在社会和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该来的迟早要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众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返乡。 返乡的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通过回到农村，很大程度上退出中国经济循环圈。 中国的农民仍然主要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能力非常有限，同时跟社会的交换相对较少。 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税负的能力非常低。 同时，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的债券， 另一方面意味着税收的增长。 如果税收减少，那么财政刺激政策将无法实施。
问题发生了： 税收必须要实现成长，以满足经济刺激政策的要求。比如说，中国前10个月进出口关税总额大幅下滑将近20%，那么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弥补这个税收缺口。 同时，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退出中国主要的经济循环体。 那么，还在生存着的企业，还在工作着的个人，就得承担更多的税负。 而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税负，最终都要转化为个人的税负增加，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这样，个人的税负就变得异常沉重。 在2009年中期进行的企业大规模查税，并且追溯到2006年之前，就是这样状况的反映。 2009年后期，出台的针对个人午餐和手机等补贴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也同样是这一状况的反映。 不论企业税负，还是个人所得税，负担大部分集中到了城市。
不仅如此，城市居民的消费也必须要课税。 农民回了乡，自己种地、住自己的房子，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以与外界发生很少的交易往来。 而农业税又取消了，所以农民可以交很少的税，就保持基本的生活状态。 但是，城市居民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城市居民必须与其他人发生交易，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才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既然有交易，也就意味着具有课税的机会。 有课税的机会，那么就必需要充分地课税。 因为，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太大，不论如何课税都难以满足支出的需求。 按道理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了，各种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了，按道理各种支出应该减少了。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城市居民在2009年的感觉是生活支出在大幅增加。
主要问题是，2010年怎么办？ 2009年，该查的税也查过了，该让企业补交的也补交了。 大量的债券也已经发行了，其它可用的办法也基本上都用完了。 那么，2010年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增加税收呢？ 从迪拜开始“赖帐”，希腊“岌岌可危”，美国失业率仍然攀升、欧洲日本在美元贬值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可以看出2010年的年景很难出现明显的反弹。 也就是说，出口经济明显复苏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不变，那么，税收从哪里来？ 怎么通过税收的增长实现积极财政政策？ 每个城市居民必须承担多少因经济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税负增加，这是个问题。 （本部分待续）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城市的功能）
城市是一种建设成本极高、使用成本极高、维护成本极高的生态环境。 城市只有在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通过发挥人们的聚合作用，实现更高的产出价值，才有存在的意义。 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就像“沙地”，而“高耸入云”城市就建立在经济“沙地”。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城市主要扮演过五种角色：
一、 古代商业时期的城市： 在人类的古代，城市主要起源于交通枢纽，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同一个枢纽，进行交换；
二、 蒸汽工业革命的城市：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以伦敦、伯明翰等工业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开始兴起，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大规模生产出工业产品和工业污染；
三、 电力工业革命的城市： 在电力、电报电话、电梯、钢结构摩天大楼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以美国纽约及其帝国大厦、芝加哥等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城市开始形成。 这些城市通过掌控金融产业和现代运输产业，推动先导性工业与制造业发展，实现城市的特殊价值；
四、 电子工业革命的城市： 以日本的大中城市为代表，依托于周围的电子与现代机械产业发展。 城市本身也像电子产品一样，通过精巧、细致、准确、整洁的城市布局和系统管理，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功能；
五、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 以硅谷地区、北卡三角地等为代表，受到周围大学的支持，同时自身也更加像大学或者花园，与自然更加接近，更紧密。 以巴黎为代表的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城市，将人文建筑和文化产品作为城市的主打品牌。
城市极为昂贵。 在上述五种主要形态中，城市经历了从松散到密集、再到超级密集，然后向松散回归的过程。 越是密集和超密集的城市，成本也就越高。 因为密集城市必须进行地铁建设、市内公路系统建设、其它市政工程建设等综合设施建设。 将整个市政系统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另外，还需要对市政系统和建筑，进行定时或不定时的维护和维修，同样需要大量的人、财、物。 同时，城市的高楼大厦也同样是高建筑成本、高运营成本、高维护维修成本。
城市在对企业和居民征收高额“人头税”。 高昂的市政和建筑成本加起来，必须有人去承担，并且最终要摊到企业和居民的成本中。 这些成本就像“人头税”一样，是当地的企业和居民逃不掉的。 越是建设和维护成本昂贵的城市，对企业和个人的“人头税”就越高。 其中，企业必须承担主要的费用，通过强大的盈利能力支持城市的运转。 同时，高昂的 “人头税”还要落在了每个人头上，就变成了每个人的高昂生活费用。
在世界上，所有正常运转的大城市，必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做支撑。 东京是世界上高楼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地铁交通网络和城市交通网络。 这样的高楼和市政网络意味着高昂的建设和使用成本，那么成本从哪里消化？ 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主要的公司都聚集于此。东京又是日本经济、商业、金融中心，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东京，全国各大银行或总行或主要分行都设在东京，东京在千代区和中央区分别设有闻名于世界的日本银行和活跃于世界股票市场的东京股票交易所。 或者说，东京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才有能力支持东京的运转。
“大苹果”纽约是世界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大城市。在财富500 强中，有40多家公司总部放在纽约。世界上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广告公司集中在纽约。在纽约，有法律服务机构5000多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000多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3000多个，财会机构1800多个，大中型广告服务机构1300个，研究机构700多个。纽约还有有制造业公司有1.2万家，许多全球制造企业都在此设立了总部机构。这些企业的发展和美国经济支持了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第五大道作为世界上租金最昂贵的商业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益于美元大幅贬值，吸引了很多欧洲人“远道而来”，购买欧洲品牌的奢侈品。
现代城市需要现代制造业做支持，在电力工业革命时代，爱迪生的GE发明了电力系统，贝尔发明了电话、Otis发明了电梯，美国设计师发明了摩天大楼，而安德鲁 卡耐基的美国钢铁通过大规模生产的廉价钢铁支持了摩天大楼的建设，皮特卡勒做出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亨利 福特发明了便宜汽车流水线，洛克菲勒组织了标准石油托拉斯，供应便宜石油，等等等等，是这些一系列的发明让现代化城市开始运转起来。 到电子时代，日本人垄断了录像机技术、电视机技术、录音机及随身听技术、电子游戏机技术等等，领导了世界的摩托车生产、汽车生产、中高档机械、化学等生产。 到知识经济的数字时代，美国领导着软件、知识服务业、系统集成设备制造业等等知识创造为主导的行业。
现代制造业的集中反映是大型跨国公司。 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才能支撑得起国际大都市。 不论是东京的日本企业，还是纽约的美国企业，其“骨干”是跨国企业。 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跨国企业，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技术，将自己的产品以高价卖到全世界，从全世界获得丰厚的利润。 尤其在“知识经济”的主导下，它们的优势更加突出。 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在20世纪末开始没落，但是仍然在汽车、电子、光学、化学、机械等领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 而纽约的金融和保险、先导性制造业、咨询广告法律会计技术等现代服务业扩张到全世界，并且从全世界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资金流进入纽约。 也就是说，是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在支撑着这些国际大都市的运转。
在全球化竞争中，只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群，才能够支撑得住大城市。 当一个城市的核心产业衰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那也就意味着城市开始失去生存的基础。 比如说，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底特律成为首当其冲的失落城市，其城市失业率在2009年中超过16%。 而相关企业在经济压力下，开始纷纷退出底特律。 底特律出现不少废弃建筑、或者建筑被拆除后留下的空地，让人感觉到相当的荒凉。 底特律坐落在著名的“钢铁生锈带”，也就是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经济主体，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到大西洋的城市群。 其中包括底特律、匹兹堡、克里夫兰等曾经著名的城市。 因为其工业的滑落，大量工厂关门，导致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 从2008-2009年，其失业率快速增加，有些地方的失业率超过20%。
楼能够建多高，首先要看地质有多硬，地基打多深。 中国主要城市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等众多二线城市都在大力进行城市扩张，高楼拔地而起。 表面上看上，热火朝天，一片繁荣。 但是从本质来讲，缺乏现代化城市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现代化城市的归类上看，这些城市缺乏关键的先导性工业或者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力工业革命型城市；缺乏高价值的电子、光学、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等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子工业革命型城市；更缺乏“知识经济”的如哈佛大学、微软软件和IBM“服务”、麦肯锡咨询、奥美广告等现代知识服务业。 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曾经属于工业革命型的城市，因为这些高污染、高耗能、没有科技含量的初级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城市本身所淘汰。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中国城市居民的困境）
那么，中国的城市属于什么类型？ 仍然只能算是古代商业城市。 比如说，驰名中外的北京秀水街从一条小街改造成了一个漂亮的商厦，但是卖的东西还是那些，并不能销售真正的高档奢侈品。 中关村的电子销售市场，从最初的“棚户”时代，通过盖大楼搬进了“华厦”，曾经的小商贩变成了电子科技公司。 但是，这些电子科技公司仍然改变不了“小生意”的本质，这些电子销售市场的本质仍然是古代的“集市”。 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作为“山寨机”的集中地，规模巨大，买卖者众多。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集中型的“前店后厂”的古代经济模式。 “山寨机”的生产者从标准的定义来说，不能称之为企业，而仅仅是古代的“作坊”而已。 只不过装配的东西有所区别而已。 而不同“作坊”聚集起来，形成华强北的“集市”，吸引的是中低端的客户。
中国城市缺乏现代经济“地基”。 中国城市现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加工组装业，与制造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加工组装业的实质是规模大了的“作坊”，只需要把“学徒”训练好就行了。 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汽车组装厂，只需要四年就可以达到世界级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卖出世界级的利润。 但是，日本汽车制造业用了五十年左右赶超美国汽车。 这还是在美国早期的大量技术援助，在美国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的时候从美国企业偷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了美国企业失去竞争警觉性，而且通过大量的日本工程师、管理者、设计师共同努力，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实践、持续改进，最后变成了具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优势制造业。 而在中国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并且在国际上获得领导地位。
越来越低的加工业利润，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城市成本。 加工组装业的特点就是利润低，而且越来越低。 毫无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加工业谁都会做，只不过别人愿意不愿意做而已。 欧美日企业看到，如果自己做组装加工，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城市运营费用、高额的员工成本、无法支付股东的高额利润预期，无法承担高额的污染与资源消耗罚款，所以把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 在世界产业链中，不能赚钱的部分在哪里都不能赚钱，也不能支持城市高昂的费用。
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偏偏认为做简单的组装加工就能够让自己获得持续发展。 于是，在乡镇做了几年生产加工的企业老板们，看到自己赚了钱，开始信心膨胀，把自己的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 而等到人们搬到大城市之后，发现城市的成本远远超出自己曾经预计到能力。 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组装加工开始赔钱。 于是，人们发现了在城市中“炒楼”赚钱的方法，开始从组装加工转化为“炒楼”，促进了房价的“繁荣”。 而楼市的“繁荣”就像“罂粟之花”，在最美丽的景象之下，是对土壤的残酷掠夺，让肥沃的土壤迅速失去肥力，变成不毛之地。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比如说，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众多的大型广告公司，通过服务美国和世界的大型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就慷慨地付给员工高工资。所以，人们都觉得房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在中国城市中，中国的广告机构为低收入、低利润组装加工企业服务，在“锱铢必较”的组装加工企业老板的要求下，中国广告机构往往必须通过“价格战”获得合同。 而残酷的“价格战”之后，就是企业微薄的收入。 在这微薄的利润中，企业还要付出日益高昂的房租。 然后，才是老板的利润和员工的收入，于是人们的收入都在降低。
中国城市缺乏跨国公司的“经济支柱”。纽约税收的“大头”来自于坐落在其辖区范围内的跨国公司。 2009年上半年，布隆伯格公布纽约市新财年预算为590亿美元，赤字大约为40亿美元。 而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损失惨重，以及其它经济萎缩。 因此，布隆伯格要裁减公务员，减少对图书馆的预算等。 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并没有像美国华尔街、大型跨国企业这样的“税收大户”。 既然不能像纽约那样吃“大户”，那就只能吃“小户”，从每个人的人头上考虑了。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财政的巨大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上海的市政维护费用很高，而且建设工程规模要远远大于纽约。地铁上虽然经常人挤人已经接近“贴相片”的程度了、虽然票价已经昂贵到人们难以接受了，但是据说仍然是只够还贷款利息，贷款何时还都不知道。 磁悬浮花了很多钱，但是运营还在往里贴。 浦东机场据说投资也比较大，也是贷款的。 而且，上海在建的项目很多，市政交通都要扩充，也需要大量的钱。 另外，都需要因为，城市运营成本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而且上海还在进行着昂贵的地铁、公路、市政等投资。同时，上海的公务员队伍不好动，也没有图书馆预算可消减。 那么，上海市怎么办？
卖地、炒热房地产看上去是个必然的手段。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大幅提高中央财政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立刻让各个城市“捉襟见肘”，艰难度日。 后来，幸亏通过卖地，也就是“第二财政”，让地方有了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建设。 而卖地已经超过上海财政的50%收入，如果停止卖地，那上海就会很快再次陷入困境。 但是，卖地的钱并不稳定，在2008年房价停滞的时候，就让上海财政经历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赚取拆迁差额款项就成了新的收入来源，也就是“第三财政”。 用燃烧弹向拆迁机器投掷、试图阻止的新西兰籍上海居民潘女士，据说就是碰到了“第三财政”。 为什么在中央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但是上海方面仍然毫不理会？ 应该是跟上海财政面临的巨大支出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自然就会出现向“国际接轨”，或者说超过国际水平的情况。
城市高昂的成本最后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的头上。 当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最近出现的“钓鱼”执法，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方式。 进行户口销售，让更多的人进入上海，也是一个方式。 反正万变不离其宗，在多种多样的费用背后，就是一个目的，尽可能增加收入，应对巨大的城市成本。 在美世咨询的2009年报告，世界最昂贵的城市排名中，北京由上一年的20位上升至第9位，上海从24位前进至12位，深圳、广州分别从去年的61位和70位一跃名列22位和23位。 这个成本上升的背景是不少人的收入还在下降下。 当然，这个成本上升不仅包含了昂贵城市的成本，还有上节说的国家财政税收重点。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抱怨自己的收入非洲化，开支欧美化。
缺乏现代经济的城市越来越脆弱。人们看到城市建设蓬勃向上，大量的跨国企业入驻，于是人们感觉到自己已经是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城市。 有的企业和个人觉得生意太难做，赚钱太难，自己的钱放在银行里又贬值，所以也开始跟风买房子，或者炒房。 但实际上，一旦发生“风吹草动”，这些跨国企业可以随时撤离，把“黑洞”留给当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跨国金融投资机构驻上海公司撤离。 本来十分兴旺的上海写字楼市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闲置。 随着，上海大量新写字楼还在持续的建设当中，不断进入市场，增加供应量。 于是，上海写字楼租金价格一路走低。 也就是说，人们的投资实际收益在降低。
2010年的问题在于，已经非常昂贵的城市财政，其开支越来越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维修费用。 但是，随着周边加工组装经济已经基本上无利可图，很多外资撤走后，并没有快速回来。 卖地的“第二财政”和拆迁的“第三财政”手段也基本上用到了极致。 那么，从哪里来更多的钱，支持昂贵到城市运转，支持各种大楼的运营？ 城市还会以什么方式，从城市居民身上获得收入？ 城市居民还有什么利益可以让城市榨取？ 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