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播： 中国文化浅思 -- 文化成果论（续）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整个社会，我们经常能够对社会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1993年代，萨缪尔 亨廷顿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本书，并且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 他的书中联合国也受到了重视，伊朗代表以这本书为理论依据，提出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说：“It is my hypothesis that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conflict in this new world will not be primarily ideological or primarily economic. The great divisions among humankind and the dominating source of conflict will be cultural. Nation states will remain the most powerful actors in world affairs, but the principal conflicts of global politics will occur between nations and groups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ll be the battle lines of the future.（我的假设是，在这个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来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或者经济的。 人类之间主要的差异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将是文化的。 国家将仍然是世界事物中最强有力的角色，但是国际政治首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和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未来的战线）”。 不论亨廷顿的书卖得多么火，但是只要分析亨廷顿的假设，我们就可以看出亨廷顿对于文化理解的肤浅。 那么，基于肤浅的文化认识写文明，其思考的方向必然是错误的，所以它的结论自然也就有了问题。
文化的本质是经济关系，外部文化冲突是由内部关系状况决定的。可以说，所有的文化表象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果。 有的经济关系是建设性的，就是好的文化，可以称为文明；有点关系是破坏性的，就是坏的文化，就应当被看作是野蛮。那么，世界发展的进程是好文化（文明）淘汰坏文化（野蛮），优质文化（高级文明）替代劣质文化（低级文明）的过程。而文明（civilization）的进程就是从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优质文化替代劣质文化，好文化淘汰坏文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文化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象，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群体特征，比如说亨廷顿将文化分会中国的、西方的、伊斯兰的等等。 但是，亨廷顿没有看到，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两点； 1、社会个体的知识与经济状态；2、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而社会个体状态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又受到现实物质环境、社会历史文化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亨廷顿忽视决定文化的关键因素，也就忽视了每种文化的内部矛盾才是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亨廷顿“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未来的战线”的思路是错误的；正确的思考应该这样表述，“各个文化内部的冲突将是未来的战线”。 那么，亨廷顿出于错误的思路，认为未来的关键的冲突将包括，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欧美新教国家）之间的冲突。 但实际上，个体状态和社会内部矛盾所反映出来的文化were，are and will be的首要力量，塑造世界的发展格局。 谁的文化能够持续发展并优化，实现更高级的文明，谁就会引导世界的发展，改变世界的未来。
由于忽略了内部的文化关系，尤其是个体知识与经济状况与诉求，让亨廷顿的思考变得非常肤浅。 亨廷顿只是从表面上进行群体性的简单归类，同时忽视了对社会文化的深层次的思考，尤其是对文化内部关系的认识。 所以，亨廷顿自然也就得出错误的印象，并且必然形成错误的结论。 当乔治 W 布什总统决定出兵伊拉克的时候，开始深远地影响世界。 这时候，很多人说这是基督教对伊斯兰的“新十字军东征”（据说小布什自己也曾这样说过）。 但是，当伊拉克安定后，美军逐渐撤出伊拉克，这种说法自然就失去依据。 因为，美军并没有改变伊拉克人信仰的意图，而且创造出比萨达姆更宽松的伊斯兰教信仰环境，创立了现代民/主（普 世 价 值）的样板。 这时候， 密切关注着伊拉克局势的伊朗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当伊拉克迅速稳定下来的时候，伊朗的年轻人开始了大行动。在个人层面，一些伊朗年轻女性开始抵制戴头巾的政策。 年轻女性希望让自己的头发显露出来，能够更好地表现出自己的青春与美丽。 但是，一些风纪管理员（经常是老大妈们）在公共场合执勤，要求年轻女性们必须戴上头巾。 于是年轻女性和老大妈发生冲突，而这似乎怎么也无法跟“文明的冲突”沾边。 另外，在伊朗总统大选之后，大量伊朗年轻人认为选举作弊，要求重新选举，并且爆发大规模的“上街散步”。 当时，伊朗对外的说法是，国外势力的干预。 但是，当时各个总统竞选人都是伊斯兰信仰，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西方支持哪一派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后来，伊朗的暴/力镇/压暂时制止了“上街散步”，这似乎也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至于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冲突，似乎更是一出“滑稽剧”。 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大学，成为美国大学的“预科班”，为美国的大学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而这些去美国的学生们，很多都有强烈的“反美倾向”。 比如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去北大演讲，当时一位名叫马楠的北大女生当面质疑美国的制度，说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指责美国的劣行。 从当时包括马楠在内的7个北大学生的发言来看，都是在旗帜鲜明地指责美国，甚至矛头直接指向克林顿本人，意思克林顿“笑里藏刀”。 这样的场面从表象上看，非常像是美国跟中国的文化冲突的反映。 但是，根据余杰的博客记录，这几名大学生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对美国抱有强烈的好感，跟当时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而且，名叫马楠的女生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嫁给了美国人，据说上飞机的时候还很幸福。
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巅峰时期。 蒙古帝国从亚洲北部、戈壁大漠南北的高原地带开始发源。 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开始，有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游牧部落和民族崛起，成为世界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 这些地区的人们与南部的中原农耕文化相邻，形成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和政治、军事的频繁冲突与交往。在13世纪左右，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迅速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掀起巨大的发展扩张浪潮，征服欧亚农耕地区，造成人类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地理上的巨变。 在最强盛的时候，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世界最大的帝国与国家之一。 当时，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陆，最大疆域的面积高达3300万平方公里(一说4400万平方公里），东到太平洋，北抵贝加尔湖（一说达北冰洋），西达黑海沿岸(鼎盛时达匈牙利），南至南海。占了世界土地面积的22%，为20世纪时苏联的1.5倍，现今俄罗斯的1.9倍，含盖了当时疆域内1亿的人口。在蒙古崛起之前到蒙古帝国完全征服中国建立元朝，也就是金、元灭两宋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10次的人口大减损的时期。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屠杀中国1800万人，导致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而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如果以蒙古帝国为分界点，世界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分为三种文化： 现代文明、野蛮文化和“戏班子”（谎/言与暴/民社会）文化。 其中，欧美（尤其是美国）是现代文明的代表，蒙古帝国是野蛮文化的代表，而中国则是“戏班子”文化的代表。现代文明优于野蛮文化，野蛮文化优于戏班子文化。 其中，野蛮文化是关键的中间状态，属于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禽兽级别，就像蒙古人对汉人的杀戮，类似于自然界中的动物行为，通过屠杀其他群族的民众，保障自己群族对于资源的控制。 那么，以野蛮文化为参照系，现代文明就是超越禽兽，通过发挥人性的价值，而形成的社会文明结果；而“戏班子”文化则作为“禽兽不如”的谎言文化系统，形成社会民众生活困苦的腐/朽社会结果。 而蒙古帝国能够崛起并且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戏班子”文化形成的腐朽社会，给了蒙古高原上游牧部落发展壮大的空间。然后，野蛮文化作为优于戏班子文化的文化形态，轻易地通过杀戮与征服，占领了盛唐时期的资源空间，支持了它后来的发展与扩张 。
“强者胜出”是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太阳作为“太阳系”中质量最大的物体，成为“太阳系”的核心。 而且，太阳吸引多个质量很大的物体围着它转动，那么太阳就成为太阳系的坐标点，被称为恒星；而其它大的物体根据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进行转动，就成为行星。 同时，又有很多物体围绕行星转动，就成为卫星。还有很多小的物体直接围绕太阳运转，就成为小行星。 那么，围绕太阳这个质量最大的物体，就形成了稳定运转的太阳系。 而太阳系与其它恒星系统相互吸引和影响，就形成了规模更加巨大的银河系，而银河系与其它类似银河系的星系进行相互影响，就形成了占据宇宙主要空间的物质系统。 根据万有引力的机制，实现强者胜出，这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完美机制。 那么，在太阳系中的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形成了具有自主意识和活动能力的生物系统。 而这个系统的关键也在于“强者胜出”。 狮子作为牙尖爪利的强壮动物，往往通过群体作战进行捕猎，成为“森林之王”。 而在狮群中，往往是一个成年雄狮占据着主要的位置，然后多个雌狮围绕着雄狮周围，共同捕猎并且生儿育女。 这时候，就会有其它的雄狮经常来“骚扰”，试图打败雄狮，占领狮群。 那么，雄狮则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进行反击。 但是，总有一天，雄狮自身衰弱，或者对手过于强大，于是老的雄狮被赶走，新的雄狮占有整个狮群。 而当新的雄狮占有狮群的时候，会直接杀掉前一个雄狮的幼狮，并且弄掉怀孕雌狮肚子里的胚胎。就这样，新的雄狮通过清除掉前一个雄狮在狮群中基因，然后形成自己的基因传承。
在野蛮文化中，人们遵循着与野兽类似的自然模式。 古代的游牧民族就是野蛮文化的代表，遵循着强者为王的规律。 在游牧民族的某一个部落中，经常会有一个强者崛起。 这个强者既有武力，又有谋略。 有时候是带着一个很小的部落（几十户或者几百户），开始了占领水草最为丰美的地段，达到迅速繁殖的目的。 这个强者还会开始联合其他的部落，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讨伐，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且占据更多的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时候，如果碰到更加强大的对手，这些部落就会被打垮，然后被兼并到更加强大的系统中去。 如果这个强者恰巧是最强的强者，那么就会一直兼并扩张，直到某一天他的勇气、精力或者智力出了问题，被外部或者内部的人所击败，再也控制不住整个部落的时候，围绕这个强者的部落联合就开始解体，然后重新开始聚集到新的强者周围。那么，如果这个强者不仅能够强大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自己的子孙还能够保持自己的强大，就能实现大规模的扩张。 而蒙古帝国就是通过成吉思汗和子孙等几代强者的延续，扩张到欧亚大陆，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强者的子孙会出现弱化，或者出现内部纷争，于是这样的庞大帝国开始解体，当帝国到达顶峰的时候，也就是开始“灰飞烟灭”的时候。 不过即使这样，野蛮民族也会想方设法保持自己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并且想方设法延续自己的基因。 而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对汉民的杀戮，以及汉民的村庄多家共用一把菜刀，就是元朝控制被征服地区的措施；而汉民结婚，蒙古人享有“初夜权”，也是禽兽性质的行为。
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转折点，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禽兽不如”的社会。 中国的宋朝整个是东晋的翻版，皇帝们为了眼前的利益，甘愿“偏居一隅”，开始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 不论是秦朝、汉朝、西晋、隋唐都有强有力的开国皇帝，通过武力形成了中国的统一，并且都曾有效打击过北方的游牧民族。 而赵匡胤在后周时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赵匡胤在登上皇帝宝座后，自己反而更加忧心忡忡。 因为，赵匡胤在这次兵变后深刻认识到，武将们在掌握军权之后，就具有了废立皇帝的强大力量。 他自己既然以武将的身份和实力废掉皇帝，实现了改朝换代，那么其他武将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废掉自己的子孙。 尤其是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更清楚哪些军官能力强、声望高、而且手里还有军队。 所以，为了自己子孙的利益，赵匡胤开始了“演戏”。 有一天，他跟主要的武将们喝酒，大家很高兴。这时候，他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害怕这些武将篡自己子孙的权。结果，这些武将大为恐慌，赶忙按照赵匡胤的意思，主动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当闲置，这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从此，宋朝开始了“重文轻武”的文化传统。 而宋太祖收揽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将领所管辖的士兵甚至不认识将领的事情屡见不鲜。 而赵匡胤的这个文化传统将自己子孙的利益放在首位，遏制了精英集团的形成（尤其是军事精英集团），使中国“自废武功”，造成了后来中国的深重灾难。
在一代代皇帝的“努力下”，中国的朝代更迭变得“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终于成为“戏班子”。 在制度上，秦朝统一中国，依靠的是一个极为强大的系统，包括与先进的土地制度有关的军队系统。 在战斗中，秦兵的打仗的结果跟自己的待遇成正比，所以秦国兵打仗“如狼似虎”，经常会出现夹着人头追赶敌人的景象，也会出现两个秦兵为争抢一个人头而大打出手的状况。 吴起到魏国，也把军事制度改得类似于秦国。 对于有功之将士，根据功绩大小给予个人及家人相应的荣誉。结果，几年之后，吴起率领五万魏军，打败了五十万秦国的“虎狼之兵”。 到了汉朝，刘邦当上皇帝后，汉军的战斗力已经远不如秦军。 而且，刘邦把所有的土地和利益全都给了自己的子孙，所以人们打仗也不可能有积极性。 汉武帝“穷兵黩武”，看上去打了好几场胜仗，但是成本耗费极为巨大。 从东晋开始，皇帝们逐渐形成“偏安一隅”的习惯，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小利益，如何从民众的手里面弄到利益，士族“要钱不要命”的文化开始形成。当杨坚和李唐依靠从“府兵制”起家军队，将中国历史推向辉煌后，很快武则天和唐玄宗肢解了这个军事系统，把府兵变成各个高官或者国戚的“家臣”，后来干脆让“府兵”消亡，让唐朝变得“不堪一击”。 而从宋朝开始，赵匡胤通过一系列举措，完全肢解了军事系统。 从这时候开始，军队已经跟国家或者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了，完完全全是皇帝的家兵。 人们当兵往往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失去了基本的战斗力。 不论宋朝还是明朝，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维持着庞大的军队。 但是，这已经不是真正的军队。
通过用人（杀/人）的机制，中国的戏班子文化开始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起、乐毅等军事家在一家受到怀疑后，还会受到其它国家的邀请。 尊重知识分子和养士也是各国国君的习惯。到了汉朝，在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顶尖精英为代表的团队支持下，统一中国，但是韩信的结果是被找个理由“走狗烹”，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或者说“榜样”。 刘邦害怕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孙像项羽一样分封而后来被架空而失败，所以把刘家的子孙分封到各地，没想到自己的子孙开始闹事，倒是生灵涂炭。 到了汉武帝讨伐匈奴，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加官进爵，但是打败仗的时候就是死罪，经常需要交钱才能免去死罪，但是也会被削去爵位。这种打100个胜仗的所得也不如1场败仗的失去，弄得将领们不敢轻易冒险出击，行动迟缓，宁愿错过但不能过错。 结果1万人可以解决问题的问题，10万人也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最后打得国库空虚。 霍去病之所以能够打胜仗，不一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可能他年轻没有受过挫折，而且汉武帝特别赏识他，所以敢于冒进而已。 而西晋则是西汉的重演，因为其建朝更是“先天不良”，导致很快出现“八王之乱”，结果出现了“汉/奸”。 现在，人们动辄就说一些人是汉奸。 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汉/奸”并不容易当，必须的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才有机会当，一般人还没有资格来当。 当然，中国的不少皇帝是各个时期的首要“汉/奸”，尤其是从宋朝开始，皇帝们习惯性地在无意识中就成为主要的汉/奸。
在西晋灭亡后，出现了东晋这个士族把持的“怪胎”。在人们勾心斗角的过程中，东晋的人们经常性地“自废武功”。 到了唐朝，李世民的精英团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绝唱”。 而从宋朝开始，赵匡胤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军事精英回家，使军队失去了“脊梁”。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英集团、甚至精英团队都已经不可能出现，而只能零星地出现像岳飞、文天祥、袁崇焕这样的个体英雄，而且是“悲剧英雄”。 后来，处死岳飞的时候，还用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赵构在含糊其辞的情况下杀掉了岳飞。 文天祥则在谈判的时候，因为南宋皇帝投降，并且在后方解散了自己招募的数万军队，被皇帝在背后“捅了一刀”。明太祖朱元璋在当时皇帝后， 连宋朝的柔和策略都不用，而是直接采取残忍的手段，将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大臣们赶尽杀绝。 到了袁崇焕，朱由检则更加残忍地对袁崇焕凌迟，还宣布袁崇焕“通敌卖/国”。 通过宋朝和明朝各个皇帝的不同措施，整个军队完全成为皇帝的工具。 但是，而这些军队因为缺乏合理的激励制度，缺乏军事精英团队的“脊梁作用”，所以后来在辽国、金国、蒙古、甚至力量相对弱小的后金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就像“府兵制”在武则天时期受到的待遇一样，宋明朝代的军队已经不是军队，而是皇帝的“戏班子”，只会“花拳绣腿”。 用于在民众面前演戏、维护皇帝形象还可以，但是遇到对外打仗的时候，则“戏班子”的实质暴露，结果总是“一败涂地”。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禽兽不如”？ 像古代游牧民族这样的生活状态，仍然保持着自然的生存状态，经常像禽兽一样野蛮，属于“野蛮文化”，基本上表现出“没文化”的各种特点。 不过，这样的野蛮文化同时也非常质朴，很真实。 而且，人们知道谁是贤者，谁是强者，大家的思想都跟着贤者走，行为跟着强者走。 比如说，蒙古人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野蛮的状态。 但是，对于文天祥这个敌人，蒙古人却非常敬重。 蒙古人征服南方，文天祥组织了一支队伍，然后亲自赴蒙古人军队里谈判。 开头蒙古人还以礼相待，没想到南宋皇帝解散了文天祥的部队，让蒙古人无所顾忌，直接扣押了文天祥。 在当时，蒙古已经基本上扫平中原的情况下，蒙古人仍然对文天祥好言好语、敬重有加。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派丞相劝降，后来忽必烈自己亲自劝降。文天祥坚贞不屈，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后来，元朝又请出当时已经降元的南宋大臣，出面劝降，结果遭到文天祥的痛骂；元朝又派出主动投降而被俘的宋恭帝劝降，文天祥置之不理。次日押赴刑场（北京菜市口），文天祥向南方跪拜，从容就死，年47岁。行刑后不久，忽必烈下诏停止，但是文天祥已死。 忽必烈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杀掉真是太可惜了）！” 忽必烈这种很直接、很真实的挽留人才的方式，与刘邦、赵匡胤和朱元璋这些汉族皇帝的方式完全不同。汉族皇帝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把人才赶走或者杀掉，而忽必烈虽然杀人如麻，但是对人才则珍爱有加，希望能够为自己所用。
而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能力越高、功劳越大的人，就越是“眼中钉”，只有除之而后快。 所以，这些皇帝的遗传性思维，就是在自己弱小的时候依靠能人，而自己站稳了脚跟，就随时想着解决掉功臣、能臣。 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的做法，是禽兽不如的行为。 因为，狗还知道跟给自己好吃的的人摇尾巴，即使是老虎狮子这些凶猛的动物，还会记得自己小时候抚养自己的人，长大后跟这些人亲热。 尤其是到了朱元璋，对于有恩于自己的人同样是心狠手黑，除之而后快。 所以，不论野蛮文化还是现代文明，都在遵循“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的原则的时候，中国的皇帝们则禽兽不如，提拔“不肖者”，然后对“贤者”赶尽杀绝。 另外，很多皇帝在对自己的功臣耍阴谋诡计，想方设法除掉功臣的时候，却对强于自己敌人却奴颜婢膝，用民脂民膏来换取“和平”。 整个宋朝的皇帝们，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都是这样的典型。就拿岳飞来说，在岳家军做大的时候，赵构并没有反对。 为什么？ 因为自己的根基不稳。 只要看看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当岳飞给赵构铲除了各路的农民起义之后，尤其是镇压了杨幺之后，赵构就解决了岳飞。 所谓秦桧害岳飞，都是幌子。 赵构不能容忍岳飞做大，更不能容忍岳飞去抗金。 如果岳飞通过抗金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民族英雄，那么自己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所以，赵构在前面杀了岳飞，让后来的皇帝给岳飞平/反，说岳飞“精忠报国”。 因为岳飞对宋朝皇帝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所以给予什么样的荣誉都无关痛痒。 这就像演戏，通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树立一个“忠君爱国”榜样，然后再拉出一个秦桧这个“替罪羊”。 请注意，“忠/君”是第一位的，皇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去镇压农民起义就去镇压农民起义，让死就死。 通过这样的榜样，让其他人也像岳飞一样，只忠于朝/廷，就能够“名垂千古”。
“戏班子”文化的结果就是暴民社会。 “演戏”的意义在于，只让人们看到表面的现象，不让民众去深入了解实质。 在赵构杀岳飞，后来皇帝树岳飞为“榜样”的时候，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秦桧就成了这样的角色。 其实，秦桧是不是参与了这个案子，甚至跟岳飞是否有关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秦桧这个“奸臣”的角色。 通过忠臣、奸臣、明主的“角色扮演”，让民众满足了发泄愤怒的地方。 然后，民众们都在唾弃秦桧，而根本不去认真分析到底谁是“大奸大恶”，暴民文化开始形成。 这种暴民文化在朱由检凌迟袁崇焕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只要朱由检说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那么民众们就群情激昂，对袁崇焕恨之入骨，然后花钱购买袁崇焕的肉来吃，这就是“吃人肉、喝/血”的社会。 我们从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岳飞的故事，包括“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抗金事迹、风波亭等等。 当时在我心中，岳飞就是最大的民族英雄。但是，到我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后，才知道袁崇焕这个名字，他的事迹是近几年才做了个大概的了解。 现在，在我看来，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不可做太高的估量，首先他本身只是当时众多抗金名将中的一个，大家相互照应，共同抗金，其次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害处可能大于益处。 而祖逖、文天祥、袁崇焕这些人作为民族英雄，才更值得讴歌。 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最危难的时候，以个人之力带领军队与野蛮民族对抗。 但是，如果将历史进行深入地分析，把祖逖、文天祥、袁崇焕这些人放到一起进行系统地思考，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么各朝代皇帝的“戏班子”文化就会被看得清清楚楚，皇帝们“汉/奸”的本质暴露，就彻底“没戏唱”了。 所以，通过强调“忠/君爱国”的岳飞，让看戏的民众忽略其的他民族英雄，失去独立自考能力，才能够达到随意驱使民众的效果。就像朱由检跟大家说袁崇焕是卖/国贼，民众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然后吃袁崇焕的肉一样，这就是暴民文化的形成。
“戏班子”文化一定要诛杀功劳最大的大臣。 而中国“戏班子”文化传统之下的历史，更要在文化上诛杀功绩最大的历史人物。 中国隋唐时期的辉煌的根源来自于“五胡乱华”时期，而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需要强调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冉闵（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五胡乱华”的时候，留在北方的汉人仅剩四五百万，而且命运极其悲惨。凶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当时，残忍的胡人统治者石虎将邯郸（一说临漳以南）以南中原地区，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其狩猎围场。规定汉人不得向野兽投一块石子，否则即是“犯兽”，将处以死罪，所以被杀或被野兽吃掉的汉人不计其数。 当时，随着大量胡人南迁，汉族已经接近被灭族。而且，随着胡人势力日盛，随时会灭掉东晋，汉族从此灭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郡汉人将军冉闵，推翻了胡人的石赵政权，建立汉人政权冉魏。 冉闵要求各胡退出中土，各还本道，被众胡联军围攻。于是，冉闵发布了“杀胡令”：“诸胡逆乱 中原已数十年 今我诛之 若能共讨者 可遣军来也 暴胡欺辱汉家数十载 杀我百姓 夺我祖庙 今特此讨伐 犯我大汉者死 杀我大汉子民者死 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汉家基业 屠戮胡狗为天下汉人义之所在 冉闵不才受命于天道 特以此兆告天下”。 冉闵致杀胡令于各地，号召中国汉人扫清中原。不过，北方地区的汉人积极响应冉闵的号召，于是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常山以南、安微江苏北部等地被杀的胡人不计其数。
冉闵立国后，各入塞本相互仇视的胡族空前团结起来攻击他建立的冉魏帝国，冉闵开始了持续的战争。 冉闵“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其勇猛令五胡军队无人能挡，每战杀敌无数。 当时，三个胡酋趁冉闵率大军进攻其它胡酋的机会，率骑七万袭击邺城，冉闵得知后，急率一千余骑兵回来救援，刚好与胡骑在邺城北面相遇，冉闵一马当先，所部千余骑都跟着奋勇冲杀。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 匈奴刘显在冉闵攻襄国之后，帅众十万攻邺，闵率数千骑出战，冉闵大败刘显，斩万人，冉闵带军追杀，再战，斩三万余人。 当时，冉闵攻下邺城后，对胡羯不论贵贱、男女、老少一律诛杀，仅在邺城一地就杀灭胡族二十几万（主要为匈奴和羯族，还包括部份羌、氐、鲜卑、巴氐等）。看到攻闵冉无法取胜，羌、氐、巴氐等民族被迫退往关中（以后建立了前秦、后秦）。 当时的丁零族，被冉闵的大将苏亥抄了老窝，丁零族走投无路，在首领翟鼠的带领下举族向北返祖先居住的蒙古草原老家。乌恒族聚居上党的老窝也被他抄掉，也不得以投靠鲜卑。 就这样，冉闵一度基本扫清中原，但他的力量也因此大损。 最后，当慕容鲜卑二十余万铁骑入主中原时，冉闵带领一万部下去与十余倍的鲜卑军拼命，期间曾十战十捷，但最终寡不敌众，中计被困，在慕容恪发明的新式武器“拐子马，铁浮图”前，战败被杀。
冉闵的英雄行动不仅挽救了汉族，更是为隋唐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在冉闵发起对胡人的屠杀后，迁到中原地区的数百万胡人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在冉闵和中原各路义军连战连胜的武力威胁下，有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自想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九大石胡甚至从此远迁回中亚老家。 结果在返迁过程中，这些各种各样不同民族的胡人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这又变相杀掉上百万胡人。 而且，把胡人赶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中原地区，让胡人从整体上失去了快速繁衍恢复的能力。 就这样，冉闵为汉族的生存与恢复创造了空间。 在五胡后来的十六国，胡人已经很少。 而且，胡人也见识了汉人血腥报复的可怕，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汉人从事农耕，胡人则充军打仗。 在十六国南北朝频繁的战争中，胡人大量战死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灭族，而民间从事农耕的汉人不断恢复增长。 北朝东西魏的战争胡人大量战死后，很多汉族大地主势力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上的不足，而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 而鲜卑国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
但是，中国的“正史”是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发布杀胡令之后，冉闵还致书东晋，但是东晋置之不理。闵遣使临江告晋曰：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而史书记载“（东晋）朝廷不应”。 为什么东晋置之不理，原因也很好理解。 冉魏建立后，冉闵本人勇猛异常，而且政/治思路清晰，清定九流，实行九品官人法（见九品中正制），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在经济上，开仓散粮，以求得百姓的拥护；在军事上，竭力与后赵残余势力石祇、羌酋姚弋仲、前燕慕容儁争衡。 冉闵厉害到什么程度？ 当时，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的）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 这样的一个杀胡无数的人，死后还被其对手追封为“武悼天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晋的皇帝和士族们的小算盘打得很精：冉闵起而号召杀胡，个人能力出众，并且施政思路完全正确。 如果东晋起兵响应，共同将胡虏赶出中原，那么就没有东晋皇帝和贵族什么事情，天下就自然归属于冉闵。 所以，宁愿看着冉闵与胡人同归于尽，让冉闵成为自己的安全的“炮灰”，然后自己自得其安，也不能支持冉闵。当然，在东晋对汉族的冉闵非常精明计较的时候，对灭掉西晋，屠杀数千万汉人的胡人却非常的“宽宏大量”。 在鲜卑人和羯人的冲突中，以个部族的羯人在侯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 于是，好心的南方梁朝（东晋的后续）收留，提供他们美食收为雇佣军。没想到侯景带领一万多人的羯人武装杀死梁武帝，对江南汉人实施血腥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原本人口众多的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建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 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冉闵当时揭竿而起，颁发杀胡令，那么胡人灭掉汉族多么容易。 如果没有冉闵，汉文化可能也像其它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中，或者像印度股部落一样被长期奴役。 当然，中国的正史不会将冉闵作为榜样，因为那就意味着“戏班子”没法生存了。 而晋、宋、明的“戏班子”文化则将中华民族阶段性地让野蛮民族屠杀和奴役。
（未完待续）
（请理性回帖，最好不要回帖）
经济第一次预警 （黄灯）
我准备对经济作三次预警（黄灯、橙灯、红灯），现在处于“黄灯”阶段。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开始瓦解，“巴布托突变”已经形成。 那么，现在定义为“黄灯”的意思是，经济解体还有个过程，因此人们还有少许时间进行自我的决策，人们需要考虑选择“过”还是选择“等”。 而这个时候的决策将决定未来十到二十年以上的人生。 当然，对一些人来说，就等于是一生的命运了。经济解体的关键点在于，人民币正在全面失去价值，快速朝着印刷品的价值回归。而人民币价值的问题又会影响整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反过来再影响人民币价值。 所以，我就从人民币开始，分析一下现在的形势。
人民币的货币价值（V）由三方面因素决定：货币量（M）、国内资源总量（NR）、外汇储备（国外资源，FR）。 其中，内在的货币和国内资源是自变量，是经济的实质；而外汇储备是应变量，是经济的表象。 那么，要分析经济情况，首先需要对经济和货币价值进行定义：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集中反映到内在货币价值上（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汇率价格）。 现在内在货币价值=（国内资源总量+外汇储备）/货币量，也就是 V=(NR+FR)/M 实际上，这个V本身既代表货币价值，也代表经济健康程度。 当V迅速贬值的时候，经济也在迅速恶化；当V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经济也就土崩瓦解了。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三个要素都是变动的。 比如说，津巴布韦通过大量印刷钞票，让货币价值崩/溃，所以整个国家经济崩/溃。 而津巴布韦经济崩溃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源，因为津巴布韦大规模对白人的迫/害政策，导致大量知识经验丰富、勤奋敬业的白人农场主、企业家和商人、技术人员等等离开津巴布韦，现在的黑人又没有能力管理好土地、企业，所以大家开始面临粮食缺乏的状况，再加上国际社会对其制裁，所以其经济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 津巴布韦现在的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家族及支持者的庞大消费，通过大量印刷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世界历史上最强大钞票面额加0行动。 那么，国际汇率的波动，就是对不同国家的内在货币价值进行对比评估，也就是评估这几个的变量的动态发展方向。 比如说，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系统改革，迫使美国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且增加了美国的潜在贸易逆差，导致美国的负外汇储备（美元被其它国家持有）持续扩大，而且未来美元负外汇储备的扩大趋势仍然存在，因此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也限制了美元汇价的回升过程（当然，奥巴马和很多美国人现在比较喜欢美元的相对弱势）。
从中国的情况来说，国内资源总量（NR）在急剧减少，而货币总量（M）还在急剧增加。 现在，人们主要的信心依靠在现存的外汇储备（FR）上。 这时候关键问题就出现了，一个经济就像是一个人， NR和M是内在的机制，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提升NR，进行内在的“造血”，通过控制M，减少过度消耗，保障经济机能的健康运转，防止出现“精尽人亡”的状况。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NR面临全面枯竭的情况，也就是内在的“造血机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就像“骨癌（白血病）”的状态。同时，M的总量在持续大幅增加，进一步消耗经济的潜力，导致“骨癌”进入晚期。 这时候，外汇储备作为“血”，就需要持续地对其进行支持。 那么，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持续增加，让人们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可以进行救治解决。 实际上，这些外汇储备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来做慈善的，而是希望从现在的经济中，弄出更多的“血液”，也就是热钱希望进行获利的行为。 问题在于，一旦人们看到社会经济进入“骨癌”晚期，如果投入到经济中，获得不了预期的获利，而亏损的风险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将不仅不会再把钱投进来，也就是不会再拿更多的“血袋”来，就是现有的“血袋”也要取走，也就是国内外实业投资和金融投机资本要“夺路而逃”。 这时候，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时候资本开始夺路而逃，另外还有谁将先逃走。 先逃走的将有利可图，或者不吃亏，而后来的可能就逃不掉了。 现在处于“黄灯”的状况下，一般的民众还有逃出的机会，到了“橙灯”的时候，一般民众就没有机会，或者机会很少、代价高昂了。
大家都知道“木桶理论/短板理论”，或者说“瓶颈理论”。 一个木桶能够盛水的多少，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的，这块板子又叫做“瓶颈”。 在中国，土地从古到今一直是社会的资源“瓶颈”。 在乱世的时候，大量的民众被屠/杀，所以土地不是太大的问题；一旦社会开始恢复，人们大量生育，再加上权贵侵占小农的土地，那么土地就成为尖锐的问题，导致社会又进入乱世，大量民众再次被屠/杀，形成“乱世-屠杀-恢复-拥挤-乱世”的循环轮回。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工业社会”，也就是工业开始占据大量的土地，而中国的工业本身、工业产品（包括农药）和工业排放物不仅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污染了更大量的土地。 这与中国古代权贵占有大量农田相比，工业更大规模地占有农田，并且不可逆地毁掉农田。 而且，先进的技术让中国人的破坏能力更加强，所以人们大规模进行乱砍滥伐，北面到了大兴安岭和俄罗斯，西南到了最边界以及东南亚。 而这些破坏又造成了水资源的问题，今年的西南大旱就是水资源问题的集中反映。 可以说，北方的水资源问题还没有缓解，南方又全面进入难以解决的干旱状态。 而且，中国现在可能多达15亿人口，即使运用最现代的农业制度和农业科技，也只能保持比较脆弱的平衡。 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农业制度总体来说处于两千年的停滞水平，农业技术也大都使用的“竭泽而渔”技术。所以，在水和土壤两个要素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农业已经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中国整体又将回到“饥饿时代”。
现在，水和土壤的“资源瓶颈”问题全面显露出来，“馒头”问题将重新主导人们的生活。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解决了温饱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被暂时掩盖了而已。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农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包括种子技术、化肥和农药、深层打井技术等等，再加上相对适宜的气候条件，保持着粮食平衡。而且，拜“经济全球化”所赐，中国可以用外汇买粮食吃。所以，中国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来弥补国内的粮食缺口。 另外，劣质食品同样是保持粮食脆弱平衡的手段，让粮食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那么，出于“要钱不要命”的文化特征，中国人假装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在自己吃饭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时候，就着急去消费各种超出自己能力的物品，突出表现就是“房奴”。 2010年的西南大旱和北方寒冷天气，开始让问题回归本原。 现在，粮食涨价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粮食是国家控制商品。 但是，国家没有控制（或者说无法控制）的蔬菜、杂粮等产品，价格已经涨得“面目全非”。 最近猪肉的大降价，属于我在前面说的“中国式谷贱伤农”版的内容，未来半年到一年时间，将重新进行报复性价格上涨，又属于“中国式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粮食价格是不可能保持现在的幅度的，因为粮食和蔬菜是有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比例区间的。 再需要谈的是，过去几年的“农村合作社”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减少粮食播种，增加经济作物播种（包括蔬菜水果）而实现的。 也就是说，粮食本身在工业发展，城市扩张的情况下播种面积已经大幅度减少，又在蔬菜等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播种面积被进一步侵蚀，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远远不够需求。 现在，西南干旱和北方低温又要造成过冬粮食的大面积的明显减产。 另外，按照2009年冬天到现在的情况，夏秋粮的种植和收获也非常不乐观。 因为，不仅仅越冬粮食收获期延后，而且气候条件也将受到相应的影响。 从这几方面思考，蔬菜价格在未来将继续上涨，粮食价格要发生补涨。 而粮食消费占人们收入的比重将持续提升（也就是恩格尔系数），人们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馒头”问题是个长期的“木桶短板/瓶颈”问题。 西南大旱反映的水资源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 人们毁掉了西南的森林、毁掉了大兴安岭的森林，这个过程可能只需要一两年。 但是，如果恢复这些地方的森林，让这些地区的水资源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则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与保持。 同理，被污染的土壤就是运用最先进的微生物技术，也需要长时间的恢复。 而被水泥铺过的城市和工厂，基本上也无法变回到农田。那么，粮食问题将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人们，都应该能够对改革开放之前和80年代初的经济状况还有记忆。在北方，人们的粮食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粗粮，冬天主要依靠土豆、大白菜等过冬。从2010年开始，人们将重新开始经历过去的食品结构。 因为，如果大量种植玉米，人们大量吃玉米等粗粮的话，粮食总体上还是够吃的。 如果人们主要吃土豆大白菜的话，蔬菜也基本上也是够的。 现在的白菜2元、土豆3元的价格，就已经预示着人们需要依靠土豆大白菜度日的时代重新到来。 当然，当人们开始吃粗粮和土豆大白菜的话，房子、汽车等等消费也就不用想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房子、汽车、旅游和其它娱乐项目，都将成为无法支撑的奢侈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房子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没人要”的状况，因为吃饭问题将让人们知道，自己过去的希望实际上只是奢望。 当然，房价可以保持现有状态，还可以继续上涨，但是背景是人民币将朝着印刷品的价格回归。 轿车销售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停滞，然后销量大幅下滑，并且会出现“零销量”，因为人们连现在保有的汽车都开不起了。 那么，经济就会重新开始一个轮回。 当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可能还会出现东晋士族的情况，穿着绫罗的细衣，抱着金玉，然后闭门不出而全家饿死。
在社会资源急剧减少的同时，货币供应在屡创新高。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九九九年度金融统计报告，到1999年末，广义货币Ｍ２余额为11.9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7%。狭义货币Ｍ１余额为45837亿元，增长17.7%。根据2007年的一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月份金融运行健康平稳，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5.2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广义货币M2增速减缓，狭义货币M1增速较快。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09年1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08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款增加较多。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 根据另外一则消息，2009年，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政策引导下，货币供应量保持较快增长，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企稳向好。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7%，也就是增幅为13万多亿元。 而这个数据与1999年相比，在10年内增加了4倍，也就是说2009年底，1元的货币价值，只相当于2009年底的1/5。 而根据最近的消息，中国央行公布，截至2010年3月末，M2为人民币65.0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5%，增速较上年末低5.18个百分点。 那么，如果按照2010年1季度M2增加4.4万亿元的速度，到2010年底中国的M2将增加到78万亿元左右，比2009年增加17万亿元多。 根据“大机器”的增长原则，这个资金数额基本上能够解决“大机器”的资金消耗需求。
关键问题在于，房价在其中开始发挥重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角度来说，通过“印刷货币”，能够支持“大机器”所需的基建的需求，同时保持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或者是稳中有升。 那么，这样的经济状态仍然能够保持一段时间。 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在开年之后开始有所担心，尤其是两会提出要控制房价。 而两会之后，房价为了应对这样的传言，进行报复性上涨，打破了稳定上涨的节奏。 最近，又开始出台各种政策，从名义上调控房价。 这让一些在市场上比较灵敏的人开始意识到危机。 另外，房贷7折利率和首付紧缩，也让很多炒房资金开始观望。 因为，这些炒房的人们看到，现在炒房的风险越来越大，而获利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获利的比例在降低，不可能出现像2009年初抄底，2019年卖出，获利超过1倍这样的利润空间了。 所以，一些炒房资金在“风紧”的情况下，开始考虑卖出房子。 一旦这些资金撤出，而且没有后续资金，必然会导致房价下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房地产的附庸，一旦房地产“打喷嚏”，汽车行业立刻就会“感冒”。 所以，一旦房价跌势形成，就意味着人们要大量逃出楼市，这时候银行将出现问题。 如果房价开始下跌，汽车销量就会骤减，那么GDP就会出问题。那么，对于政策来说，现在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增加货币供应，以支持楼价的稳定，否则银行承受不住。如果在二季度资金供应量不增加的话，到了三四季度，资金供应量也会增起来，保持房价的稳定。 因此到2010年末，M2超过80万亿是一件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
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将对“印刷货币”产生重大影响。 获得高额利润的炒房资金开始从楼市撤出，银行“顶上”之后，这些投机资金自身也要找新的出路。 需要明确的是，很多钱从楼市出来之后，不会再回到楼市，而是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其中，一部分有“国际化眼光”的炒楼资金可能会通过换取外汇，到国外炒楼和其它产品，这就会增加国内对美元的需求。 不过，更多的资金将留在国内，寻找新的投机品种。 而作为中国“资源瓶颈”的农业，自然会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 在过去一两年，很少的投机资金进入了姜、蒜、辣椒等小品种，让价格暴涨多倍。 不过，这样的投机资金只是正常的市场运作，只是顺应市场规律的资金行为。 而且，这些品种就像蔬菜一样，相对来说是难储存、易损耗的产品，因此并不真正适合资金炒作，所以资金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那么，粮食作为不易损耗的农产品，必然会成为投机资金关注的对象。现在，小粮食品种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上涨，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粮食品种价格超过一倍。 当然，如果投机资金囤积小麦、稻谷这样的粮食产品，那么就会形成巨大的价格上涨动力。 而现在，国家是严格限制相关产品的囤积与炒作，所以看上去这个方式很难实施。 但这只是对民间资本来说很难，而对于国家资本和产业资本，粮食囤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作为低价格弹性的产品，粮食价格只需要很小的缺口，就能够出现价格的大幅上涨。 而这个缺口不仅可以来自于粮食歉收，还可以来自于囤积，而且只需要中间环节增加储备即可达到。 随着今年粮食大面积歉收，国家储备本身就会出现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国家粮食储备系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可能加大粮食收购，减少粮食供应，粮价自然就会上涨。 另外，各粮食初级加工企业也可以大量增加粮食收购，增加中间环节的粮食库存。同理，粮食深加工企业也可以大量增加中间环节的粮食库存，比如说大型的饼干、方便面等企业，都可以合法地进行粮食囤积。 同理，在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手里有闲钱的农民如果看到粮食价格开始上涨，也会增加自身的粮食储备。 可以说，这些都是最“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囤积粮食，而在粮食减产的时候，这种囤积就足够让粮食价格实现大幅上涨。 而如果粮食相关企业加大囤积，能够让价格上涨一倍到数倍。 尤其是国有企业，更是可以放心大胆地囤积，国家也不会出现“老子打儿子”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儿子还要给老子赚钱。
更重要的是，主粮价格在上涨的同时，还可以保持价格“稳定”，让CPI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其实，主粮价格上涨的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开始出现，而且在未来将加速。 但是，为什么粮食价格能够保持“稳定”呢？ 这就需要技巧了。 现在，只要注意供应最充足的食用油，就会发现食用油价格已经明显的比一两个月之前涨价了。 不过，由于相关品牌大量推出“调和油”，而且“调和油”里不标明各种油品的成分比例。 比如说，葵花籽、大豆、菜籽和胡麻四种油品做出来的“调和油”，因为不标明比例，所以既可以用15%的葵花籽油，也可以用1%的葵花籽油，完全可以由生产商操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上去似乎油价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是内容含量有所变化。同样，粮食加工企业也可以“不提高”粮食价格，而只是大幅减少一般性的大米白面供应，或者用滑石粉、石灰来替代部分白面。 同时，大量推出“品牌化”的大米、白面，这些“品牌化”产品通过增加包装的美观度，让人们觉得不是“一般的”大米白面。 而在CPI采样的时候，仍然对“一般的”大米白面进行采样，就能够实现粮食价格的“稳定”。同样，像饼干、方便面等深加工企业，同样可以推出高端化产品提高价格，或者推出小包装的产品，保持价格不变。 通过这些方法，主粮价格实现“皆大欢喜”的效果，企业有足够的利润，还可以继续上缴税收，而CPI能够保持稳定。
主粮价格上涨将引发社会经济快速解体。 现在，房价仍然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但是可能很快就不是了。 因为，有一点需要在这里明确（大部分炒房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人们炒房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粮价不会大幅上涨。 而一旦主粮价格大幅上涨，那么实际上的房价自然就会下跌。 因为，很多炒房的人就会“弃房选粮”，人们还是知道粮食比房子更重要。 现在，当国家控制主粮价格的时候，民间资金开始涉及国家无法控制的小粮食品种，所以小粮食品种价格已经涨起来了。 而小粮食品种和蔬菜价格涨起来，就显得主粮的价格过低，国有粮食企业就有了理由在主粮上涨价。 那么，当主粮食涨价的时候，更多的资金会涌入粮食市场。 那么，小粮食品种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同时也会有人冒险囤积主粮。 而且，一旦粮食价格开始上涨，人们就会需求在银行中存的钱，开始囤积粮食，进一步加剧粮食价格上涨。 就这样，来自房地产等行业的炒作资金和社会民众的保命钱就会大量进入粮食市场，粮食价格就会开始失控。 然后，更多的资金就会进入，形成粮价成倍上涨。 一旦粮价成倍上涨，那么就会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全面的价格成倍增长。
那么，粮价上涨多少是合理的呢？ 首先，粮食价格就是上涨5倍，仍然可以看作是价格的“理性回归”。 因为，在过去十年，粮食价格没怎么上涨，而货币M2的发行已经超过5倍。 而且，还需要思考一个因素，就是当时存在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当时的粮价已经偏低。 那么，把货币增发和剪刀差的因素考虑进去，粮价上涨5倍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还需要关注一个状况，就是耕地的快速减少、水资源接近枯竭，而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这样就意味着，过去耕地的减少，很多都是良田被占用，耕作更加困难，而如果把水资源成本增加再计算在内，那么粮食价格还有更多的“理性上涨”空间。 当然，如果各种资金再进来炒作，人们开始进入非理性状态，那么粮食价格的上升空间就难以预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进口是平抑粮价和物价的唯一方式。 但是，如果中国一开始因为缺粮而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那么全世界粮价会立刻翻番，让中国有钱都买不了多少。 更主要的是，一旦粮食价格开始持续上涨（或者开始翻番的时候），大量资金就会加速撤出中国，作为人们心理保障的外汇储备将加速流失。 而一旦外汇储备加速流失，又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心理，导致人们抢购类似粮油等生活日用品，加速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
需要关注的是，现在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失去方向。 2009年通过大量的印刷钞票，挽救了房地产和“铁公基”，顺便也就解决了钢铁、水泥等相关行业，形成了GDP“保八”的任务。 而到了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更多的结构上。 其中，出口并没有按照当初的预期进行增长，而是进一步萎缩；大学生经过去年的“保就业”，把可能想到的职位都弄出来，也只能照顾1/3的人，那么今年大学生就完全没有了就业空间。 另外，西南大旱成了一个关键标志，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让环境已经开始完全崩溃。 人们连喝水都是问题，更不要说种粮或者发展经济了。 而且，大量企业现在都在依靠房地产获得利润来源。 尤其是上市公司，大多数的报表利润都与房地产有关。 这也意味着，跟房地产无关的业务基本上都“无利可图”。 而且，大量中小企业关门，老板把自己投到房地产上。 人们的钱似乎多了，但是就业越来越少。 对于经济政策来说，这时候应该致力于恢复生态环境、提升农业水平、促进实业发展与大学生就业等等。 但从财政的支出就可以看出来，西南大旱这样涉及到四省区的超大规模灾害，财政仅仅拨款数亿元。 这也就是说，不会有钱进行环境、农业和大学生就业方面的国家投入。 同时，世博会的大规模投资和亚运会的大规模投资，都在表明财政政策的态度。 没有钱解决相关问题，那么就会导致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所以，粮价持续上涨也就很自然，然后引发整个社会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各种价格大幅度上涨会引发微观经济的解体。 现在，大量中小企业在艰难度日。在出口加工企业中，能够保持10%利润率的企业已经是日子过得非常好的企业了。但是，一旦粮价带动物价全面上涨，那么10%的利润率将“不堪一击”。 同理，现在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不论是制造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如果给职工提高10%的工资，就直接意味着企业关门。 但是，不提高工资又不行，因为人们必须要吃饭。 而过去几年的物价上涨，已经让人们的收入达到极限边缘。 如果物价继续上涨，而工资不涨的话，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企业还会关门。 而这些企业关门的话，反过来又影响到地方的税收。在物价全面上涨的时候，地方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 因为，在2009年之前（尤其是2009年），地方因为借贷数额过大，已经面临财政困难。 而且，2010年，中央又决定降低银行的风险，大量减少对地方财政的贷款，导致地方必须搭建“融资平台”吸收资金，但是这与银行贷款相比，难度更大，数额更少。 那么，地方在需要更多税收的时候，面临税收户减少，那只能把更多的负担压到更少的企业上，这又会引发更多的企业关门，并且导致当地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 当然，中央财政同样不会对地方财政进行救助。
这时候，还需要回过头来关注M2的问题。 如果水、粮食和蔬菜带动物价全面上涨，那么“大机器”需要更大的成本才能够保障费用消耗。 也就是说，年增20万亿的水平可能不够运转需要的成本，因为各方面的费用都提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各种费用,垄断国企费用、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维护成本等等都要大幅增加，最后80万亿的M2可能打不住，需要印刷更多的钞票。 而这种措施将更加刺激民众将钱取出，然后购买和储存生活必需品，进一步推高物价，进一步瓦解地方微观经济，进一步促使财政印刷更多的钞票。 钞票多了，内在价值自然就没有了。 那么，人们就会考虑通过外汇避险。 当然，人们都考虑购买外汇黄金的时候，一般民众也就买不到了，这时候就需要“让领导先走”。 那么，人们就会把钱用来更多地购买生活必需品，以求让生活能够持续下去。 这时候，经济规律就显现出来，人们不会关心房价了，也不会考虑买车了。 而没有房子和汽车这两个“产业”， 钢铁、水泥、建材、家居等等产业也会停止中国经济又会开始露出本相。
需要说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国内资源是最硬的“硬约束”，水、土壤和气候不是人们短时期能够改变的。 人只是人，不是上帝，只能适应环境（从长期才能提升环境），只能顺应规律。 而妄想改变环境、超越规律的，最后将受到相应的惩罚。 中国人在历史上一次次逆规律而动，也就一次次遭受极为严厉的惩罚，十几次人口大减损，接连不断的灾祸（主要是人祸），这次也不能例外。 人们疯狂地破坏环境、逆规律而行之后，也要遭到环境和规律的疯狂报复。 两个基本点是： 1、现在是21世纪： 现在已经不是信息封闭、严格户籍、再加上大量军管的1958年，经济全球化让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再加上社会人口大流动，谁都无法阻止社会按照经济规律的方向发展。 2、中国不是津巴布韦或者朝/鲜：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中国是由超过30个省市区组成的地域广大的国度，不会走津巴布韦或者朝鲜之路。 所以，中国的经济变量更多，未来的形势将更加复杂。
现在，明智的人都需要认真考虑，在国内资源总量持续减少，货币总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个人的应对之策了。 而且，需要尽快行动了，时不我待。 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
（请理性回帖，最好不要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