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眼睛看中国 - 钱和粮的分析
钱作为中国经济的“扳机”，已经开始扣动。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宣布加息，加息幅度0.25%。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加息还是不加息，因为加息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关键问题在于两点要素：1、加息时间；2、加息幅度。 从加息的时间和幅度，表明了政策的态度，印钞仍然是政策的主要模式。 在2月18日，央行再度提高存款准備金率，給市場一個印象，央行要通過各種手段來控制通脹。實際上，由於中國發鈔機制和銀行系統“雙軌制”特征，存款准備金的上調的主要意義在於兩點：1、象征意義，也就是“戲班子文化”的表現，做戲為主；2、差别意義，資源更加向體制內單位傾斜，。 那麼，加息和提高准備金率的兩個步驟反映出政策的态度，而且Shibor利率变动和加息相结合，将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走势形成显著影响。 而且，钱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媒介，其异常变化正在引发中国经济的全面瓦解。 当然，钱只是一个方面，是中國經濟的表象，而中国经济的問題不仅仅在於钱。
由於中國社會的“特色”，中國經濟表現出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明顯不同的特點。 非洲人很穷，但是去那里开企业的中国人都感受到，非洲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散，根本没法进行管理；而像美日韩这些国家，民众普遍比较勤奋，印钞也就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发达国家。 世界上找不出一個國家像中國人這樣，極其勤勞地工作，但是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極度恶劣。 在这样的环境下，民眾還在勤勞工作，比日本韩国人更辛苦。 可以说，这让无数中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如此辛苦，却落了个人均GDP世界排名100之后，比很多懒惰的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排名还靠后。 另外，这只是人均GDP，如果对GDP进行分析，进行人均收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中国人均收入占GDP的比例极低，而且中国民众面对的物价极高。 这就形成人们普遍看到的现象，中国民众享受着：中国的勤劳、中国的环境（没有一个群族像中国人这样勤劳，像中国人这样彻底地毁灭自己的资源环境系统），欧美的物价，日韩的房价，非洲的收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清醒的人们也认为，中国依靠出卖廉价劳工、出卖资源而获得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可持续。 另外，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人-都对现在的状况不满或者极度不满，因为社会不公随处可见，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都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可以说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从恶变的更恶，从更恶变得极恶。所以，只要还残留一些感觉、稍微关心一点社会的人们，都在为社会的未来而忧心忡忡。 因为，中国现在一方面全面毁灭掉资源和环境，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已经未富先老、未富先衰、未富先病，所以这样的经济增长必然无法持续。 不过，这些清醒的人们的意见分歧点在于时间，什么时候这样的经济模式将走到头。
时间点的判断对于人们来说至关重要。 社会知识和经验较多、思想比较清醒的人们都清楚，这样的局面不可能维持很久。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移民离开，另外一些人选择家庭移民和把钱存到国外后，自己在中国坚持着赚钱。 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体制不可能很快变化，最少还有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三、五十年的寿命。 所以，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很多人仍然想法向体制靠拢，以获得个人的利益。 不少人也想着赚钱后移民，但是觉得时间还早，因此决定赚够钱之后再说。 那么，多少钱算是赚够了，人们也没有明确的思考。 这时候，中国经济还能撑多长时间，就成了个关键的问题。 因为，如果中国经济还能维持三五十年，那么人们可以尽情地赚钱后，再轻松地准备移民离开；如果中国经济还有三到五年，可以现在开始申请移民，同时借着机会投资一把；如果还有一年两年，就要抓紧时间离开，并且还有一把投机的机会；如果经济只有三到五个月，那么人们就需要进行“生死时速”的大逃亡了。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中国经济的变化？ 很多人已经预测中国经济崩溃十来年了，但是中国经济似乎仍然在高速增长。 比如说，房价超美赶日，汽车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中国人的奢侈消费让欧洲赚了大钱。 而这些经济现象一次次地让人们大跌眼镜，也让人们对中国经济崩溃论开始变得怀疑，或者不相信。 因为，经济崩溃论就像“狼来了”一样，一次两次、一年两年，人们还当回事。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但是经济还没有“崩溃”，人们就开始怀疑、不信，甚至觉得厌烦。 因为，人们总不能等着“经济崩溃”，人们必须“生活”。 而人们因为看不到“崩溃”，也就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不希望因为看不到的“崩溃”而导致自己的“生活”无法进行。 所以，即使“崩溃论”喊得再响，人们也不关注了，而是要关注自己的生活。
当人们都关注自己生活的时候，“中国特色”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如果进入中国的状态，经济已经崩溃了多次了。在230多年前，应该北美殖民地仅仅因为一点茶叶的进口税问题，就吵着要脱离英王的管辖，并且演变成著名的“独立战争”，后来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在中国，人们“享受”着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税收，而且随时还会增加各种税收，中国人仍然“情绪稳定”。对于任何欧美国家来说，如果每年的通货膨胀达到30-40%，大众的收入基本上不增加，而少于1%的少数人通过发钞实现财富的集中，少于20%的人跟着“喝汤”。而这对于除中国外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人在食用着其它国家难以想像的各种化学产品，而且人们似乎还很快乐地感受这些化学产品带来的色香味。 另外，绝大多数中国人越来越生不起、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埋不起，而人们见面的时候，还在津津乐道谁家买了房子、买了汽车。欧美国家的民众都希望自己多卖少买，自己多借入钱少往出借，然后把中国当做买主和债主；而中国人还觉得去买奢侈品是中国强大的象征，自己穷得一塌糊涂，把少的可怜的“血汗钱”借给别人贬值，然后大喊“这里风景独好”。即使个人碰到了麻烦，也是跪着请求公仆们的怜悯。 当然，还有不愿意麻烦其他人的，就通过自燃的方式给强拆什么的主动扫清障碍，绝不敢直接面对强拆的人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这样的经济早已经崩盘，甚至不能称其为经济，但是中国人还认为这样的经济在迅猛发展。 那么，中东各国的人们虽然自己比较懒、生活水平较高，但是也上街要求获得自己的利益，一个燃烧自己的研究生就引发了蔓延整个西亚和非洲的巨大变化。 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则看惯了人们自燃或者被自燃、被交通事故、被高铁、被…… 结果是越来越司空见惯这些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无动于衷，一切似乎还非常好。 这是多么好的社会民众啊、多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啊！让我这个在文字上极为冷静理性的人都不禁赞叹。
这样鲜明的“中国特色”，似乎违反了经济规律。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似乎与其它国家真的不一样，因为对于其它国家来说的垃圾，中国都可以当做黄金，就像没有产权的劣质房屋；而对于其它国家来说的经济崩溃，中国都可以当做是经济快速增长。 那么，在这样的“中国特色”中，似乎经济规律已经在中国不起作用，到底什么在起作用？ 如何判断中国的经济走向？ 其实，规律就是规律，不可能打破，打破了就不是规律了。 而规律是“上帝”之手，作用就是惩罚。 打个比方，一个人小偷小摸让别人抓住了，这时候小偷面临盗窃罪的指控；而这个小偷为了摆脱抓住他的人，捅了抓他的人一刀，导致他人因流血过多而死亡，这时候小偷再被抓住了，就不是盗窃罪指控的问题，而是要面对谋杀罪的指控。 那么，中国经济也是类似情况，看上去违背一些经济规律还没有问题，但是这意味着将来要付出更加严重的代价。 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来已经超过自身的能力，也就是透支式的增长，通过偷窃未来的经济增长而满足短期的利益。 这时候，本来必须要按照规律，在经济透支之后陷入经济萧条。 但是，中国不希望进入经济萧条，因此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这时候，就不是透支，而是谋杀了。 中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大规模毁灭资源和环境。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毁灭森林、草原、水资源、耕地、矿产，完全断绝子孙的后路，实现经济增长。 这种经济增长就是“谋杀式”的经济增长：走自己的路，让子孙无路可走。 这样的“谋杀式经济增长”走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遭到规律的严厉惩罚。 而这个时点已经基本上到来，人们将面临谋杀子孙之后，面临自裁的规律审判。 而现在人们的自裁，将由两个“中国特色”的要素所决定。 这两个要素一个是钱，一个是粮, 正在促成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 钱和粮就像人的两只眼睛。 当一只眼睛看前方的时候，能够看出来方向，但是看不出来距离；两只眼睛就可以聚焦，看到相对具体的距离。
钱和粮就像是两个眼睛，虽然它们看不到中国人如何断绝子孙的后路，但是它们能够看到断子绝孙后，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自裁。 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将经济分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要素。 而中国的经济，则将这三要素物化为钱和粮。 其中，粮是由耕地、农民劳动力和水共同作用而成。但是，人们只知道吃粮，而不看看什么决定了粮食生产。西方经济中早已经将资本定义为知识，而中国人不觉得知识是资本，仍然将资本看做是手里的钞票和实实在在的房屋等资产。 然后，中国人可以指着一个在极其脏乱差的环境中、无产权、质量低劣的房子，告诉别人这个房子值多少多少钱。 而从三要素向钱和粮的物化意味着，中国人思考问题不看长远，不追本溯源，而是只看眼前，只想看到结果。这就是典型的唯物主义思维，只有看到的才是真实的。 另外，将耕地、劳动力和水物化成粮食，让中国人的认识只能远远落后于现实的变化，等事到临头、看到棺材的时候，才要落泪。当中国人在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全面毁灭土地，也就是所有土地上和土地下面的各种资源和能源的时候，人们觉得自己还可以吃上口饭，就觉得还不错了。 当这口饭因为耕地和水严重减少而吃不饱的时候，就开始大量吃库存储备，大量进口粮食，并且加入大量的催肥食品和有毒食品，让自己还能够吃上饭。 但是，断子绝孙的行为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了典型的自戕行为。 随着进口不够，库存吃光，催肥和有毒食品也不够人们供应的时候，人们就要开始挨饿。 当人们开始挨饿的时候，再想恢复耕地和水资源，那早已经晚了。 另外，當中國只是大量發鈔的時候，糧食比較充分，糧價保持穩定，民眾能夠吃上口飯，所以社會還能夠持續地運轉。 這時候，雖然很多人都看到發鈔的後果，而且說經濟要崩潰，但是難以測算出經濟崩潰的時間。 比如说，中国现版的rmb一直印了将近60年，中国经济也就这样过来了，谁知道还能印多少年呢？ 因为，只要纸张不缺，油墨不缺，想印多少印多少。 实在不行，就像津巴布韦那样在一张钞票后面加零，加到100万亿一张都很容易。 当然，自从有了电子银行系统，一切都好办多了，想加多少钱只需要在银行电子系统中调个数字就行。 但是，如果把糧食这个因素计算进来，与货币发行像结合，那么经济的终点就变得非常清晰了。 因为，不论任何国家，当因为印钞而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经济崩盘就指日可待。 我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阐述过，四五月份中国可能会出现粮荒。 如果没有货币因素，在比较好的情况下，粮荒可能会导致粮价涨1-2倍，足以压垮经济。 但是，這時候貨幣超發的效果如果開始顯現，粮价上涨1-2倍就是个保守的估计。 而一旦粮价因为粮荒而真的飙升，涨幅超过2倍的话，經濟崩盤也就隨時可能發生了。
经济的本质是人性。 马歇尔说，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当研究人的时候，就会发现经济不是枯燥的统计数字，而是丰富多彩的社会。 在经济的驱动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行为。 而不同的行为由具体的个性所决定。 个性可以这样定义，就是不同的个人面对同样的世界，表现出不同的思维认识和行为反应。 同样的道理，由于世界的多样性以及群族的类似性，不同的群族（社会）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比如说，中国是一个极其显著的“特色经济”。 放眼世界，确实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运转，而且看上去还运转得不错。 如果把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放到欧美国家，人们早就叫嚷着保护水、森林、空气、矿产等等资源环境的保护问题，然后破坏资源环境的决策者们就得受到惩罚。 另外，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也不会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做奴工。 所以，西方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经济要素理论，在中国根本就得不到认可。 因为，这些所谓的经济要素太抽象了，让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就拿最简单的劳动力要素来说，看上去这样的要素一目了然。 亚当斯密建议资本家，尽量让工人能够保持合理的工作时间，然后让工人挣到比较体面的收入。但是，到了中国的真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企业老板则利用中国劳动力廉价丰富的状况，让工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之上，然后让工人们的收入仅够糊口，丝毫没有对于同胞、同类的同情心。 而且，国家在积极吸引外资，在中国开设血汗工厂，而且可以随意体罚中国工人。 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人自己，也在拼命压榨自己。 很多在血汗工厂打工的人们，迫于生计只能接受血汗工作。 但是，大多数拥有较高学历的、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自身已经脱离了生存的压力，这些人不考虑保持学习和锻炼，不考虑让自己的职业和自然寿命更健康、更长久，而是仍然为了一点点利益，糟蹋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即使是中国标杆企业的华为，其老板也把劳累工作当做资本，不仅自己要非常劳累，看见其他人不劳累工作就不高兴。 而大多数华为的员工也顺从地工作，让别人随意主宰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然后，社会还把华为捧得很高，认为故意让员工劳累，摧残员工的身体是合理的，因为华为在为了“国家”而拼搏。 所以，在中国企业中，人们不是想方设法节约员工的时间和精力，通过管理让员工更高效地工作；而是通过所谓的管理，让员工更劳累，然后还觉得劳累是应该的，甚至目的就是让大家而劳累。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都在劳累中挣扎，已经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经济概念中的抽象要素并不被人们所关心，人们关心的就成了相当具体的、实在的、可见的钱和粮食。所以，人们不考虑自己的身体条件，也不管资源和环境毁坏到了什么程度。 只要看到钱、粮食、房子等等实实在在的好处，人们就笑逐颜开。
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侧重点背后，反映出中国人要錢不要命的特點。 在中國曆史上，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富起来，希望自己有钱，有了钱就有房子、山珍海味等等。中国人关心钱，想赚钱、赚大钱，所以人们读书为了“颜如玉”、“黄金屋”，做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但是，人们不关心自己的钱从哪里来，只有到了没飯吃的時候，人們才開始知道糧食比錢更重要。 当然，即使是粮食问题，人们也是只看到粮食本身，而不思考生产粮食的要素。 这种只看表面的特点，让中国出现了一次次的轮回。 比如说，在中国的不同朝代的中后期，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为了赚钱，就大规模生产经济作物、或者大规模土地兼并、或者大规模毁坏更多，从而大量减少粮食种植。 这也就意味着，粮食供应链已经变得非常脆弱，然后出现“自然灾害”，导致无数的人没有饭吃。 在有的朝代，官府中虽然有大量的粮食，但是并不赈济灾民，反而对要饭的民众进行打压，形成“天下大旱、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流民四起、生灵涂炭”等典型的朝代末世描述。 其实，如果社会能够保持粮食种植，也就是自然形成稳定的粮食供应。 按照中国的气候和土地，根本不会出现所谓的“天下大旱”，即使出现局部旱灾，如果各朝皇帝和各地的王侯能够及时开仓放粮，也不会出现“流民四起”的状况。 问题是，当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会出现人们没有饭吃，并且开始找粮食吃的状况。 这时候，王朝就基本上到头，因为粮食作为社会生存的基础，已经完全被动摇。 这就像一个大楼，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地基已经瓦解。 这时候，不论是外力或者内力，随时会让大楼倒塌。 而中国个朝代通过让农民失去中粮积极性（经济学里的劳动力要素），或者因为土地兼并无法种粮（土地要素），导致整个社会根基动摇。 然后，不论是外族入侵，还是内部流寇，还是内部流寇之后的外族入侵，导致王朝覆灭，人口大减损。 然后，中国开始新的一个赚钱的起点，并且经历一次新的人口大减损的轮回。 中国人经历一次次的人口大减损，但是从来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的控制和物质的开放，让人们更加追求物质，在现代科技支持下的物质。 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希望通过赚钱住豪宅、开名车、世界旅游。 在人们疯狂追求的时候，不会注意中国粮食已经陷入历史上最深刻的粮食危机。 一旦粮食不够吃的时候，人们重新被迫种粮，才会发现耕地、水、森林等等资源已经破坏殆尽，种不出粮食来。 到时候，人们必须想法抢夺剩下的可怜的一小部分，而大多数人则只能束手待毙。 而一旦走到这个地步，社会运转能力就会发生严重退化，中国的产粮能力进一步下降，导致更多的人们陷入饥饿和混乱。 然后，大量人口因为各种原因而死亡，中国历史将再一次经历人口大减损。 只不过，这次人口大减损的规模更大，而且因为通讯手段的方便发达，其过程结果将震惊整个世界。
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的，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与人性具有紧密的关联。 人们总在说人性，但却很难定义出人性到底是什么。 因为，人性是复杂的综合体，无法像某个物质那样能够进行简单的概括。 虽然人性难以定义，不过可以进行一定的归类分解。 大致来说，人性可以看做，由个性和纯理性两部分组成。 首先，纯理性是一种对客观标准的认识，并且按照客观标准进行思考。 纯理性在世界上是通用的，没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数学的1+1=2，这个等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因为，这样的数学公式是对世界的客观观察，具有明确的客观标准，不按照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 如果一个人坚持1+1=3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错误的。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希望得出1+1>2的结论，但是现实一次次告诉人们，用灾难惩罚人们。 因为，这样脱离现实的希望就是精神分裂症，必然要受到现实的惩罚。 中国人经常说，吹牛不上税。 但实际上，吹牛不仅上税，还要人命。 58年的时候，有的农村号称亩产几万斤，而且还弄出了示范田，据说一个鸡蛋从一头滚到另外一头都没有掉到地下。 那么，这个几万斤的田是农民们共同把其它田里的庄稼移植到那个示范田中。 这些农民当时可能不会想到，他们的行为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国家更大规模地从他们那里征粮，他们自己连口粮都剩不下。 结果，越是“放卫星”，号称亩产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地方，饿死的农民也就越多，有的村子甚至饿死十之七八。 因为，这些农民家里所有的粮食都被征走了，人们只能吃树皮草根，到后来连这些都没得吃。 而人们在生活中，屡屡因为这样的不理性而受到损失，所以大多数人必须接受理性。 当然，很多人仍然不愿意接受理性，幻想着自己能够超越基本的客观标准。 这些人幻想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事实上的精神分裂症，无法分辨自己的幻想和现实。这样的人一般会被人们认为是疯子，而这些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结果，也很容易理解。 就像很多做传销的人们一样，虽然自身毫无获得“成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但是幻想着自己在走向成功，陷入精神分裂而不能自拔。 当然，脱离现实而思考的不仅仅是个人，更可能形成社会型的精神分裂。 就像communist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通过传销的方式给人们洗脑，让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结果，整个社会受到控制，形成一个传销型的社会，然后整个社会进入虚无性的疯狂。 疯狂的结果就是多个communist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大饥荒饿死人，最后以中国的超大规模的人口减损为主要节点。
在理性的同时，每个人还拥有自己的个性。 从个性的角度来说，因为上帝给予每个人的先天天赋不同，以及后天每个人生长的背景环境、教育经历、社会经验不同， 因此人性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特点。 比如说，有的人从小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舞刀弄枪，这样不同的先天性倾向，就形成了不同的个性。 而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社会、同样的环境和同样的选择机会的时候，必然会进行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一个社会中有不同的职业方向，那么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专业学习，然后从事自己觉得最好的工作。 尤其是在面对同样的机会时，不同的人的选择就完全不同。 比如说，遇到当兵的机会，有的人就想当兵，有的人就不想当兵。 即使当了兵，有的人是好士兵，有的人是不合格的士兵。 那么，在军队里，人们都知道军人需要守纪律，需要锻炼坚强的意志。 但是，有的人因为个性问题，天生就不喜欢守纪律、不喜欢坚强的意志。 那么，强迫无法守纪律的人们守纪律，对于强迫和被强迫者，都是巨大的痛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就不起作用，个人的个性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比尔 盖茨的父母很希望比尔 盖茨子承父业，也做一个律师。 从理性角度来说，比尔 盖茨从小受到法律的熏陶，而且思维敏锐、言辞尖刻、争强好胜，完全适合于做一个律师，并且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律师。当然，众所周知，比尔 盖茨并没有成为律师，因为他不是非常喜欢律师。他当时进入了人们还没有什么概念的电子计算机领域，一个充满未知性的领域。 今天，人们看上去觉得比尔 盖茨成功了，感觉他的成功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当年他的父母是很难接受他从事这个刚刚兴起、根本看不到方向的职业的。 当然，他的父母接受了他自己对于人生的选择，支持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职业发展道路，也就有了微软和比尔盖茨成为十几年的世界首富。 需要明确的是，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他幸运地利用了别人的失误而发展起来。 如果当时王安、IBM、苹果等企业没有关键的失误，他可能也难以发展起来微软。 那么，他的收入可能还没有做律师高，也没有律师那样在社会中占据优势。 不过，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因此这些所谓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他选择了计算机而不是律师，这就是他的个性，以及个性引导下的人生选择。
从功能来说，理性和个性对人生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总的来说，理性可以看做是个人生存的根基，是人類與自然界互動的基礎；而个性可以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动力，人類社會互動的關鍵。由於理性屬於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反映，人们离开了理性，就会变得疯狂，而疯狂的结果就是灭亡。 而且，人们对于世界的理性认识是相同的，是根据现实世界而改变的，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理性也可以说，构成了人们思想和认识的共性。同时，个性反映出不同個人的不同特征，不同个性特点又形成了人们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 比如说，越是对个性认可和宽容的社会，越体现出社会文化的活跃性，也容易成为发达社会或者国家。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将個性视作人性，反映对于个体尊重的特点。 而由於人性的理性和个性的两重性，因此不同人在同样社会中，既有基本的合作基础，也有不同的分工特点。 能够很好培养理性的社会，相对减少社会的疯狂程度，容易实现较为稳定的社会生存与发展。 同时，更多支持个性的社会，则反映出文化多样性的活跃氛围。 而且，在宏观层面，不同社会对于理性或者个性的不同侧重点，就形成了不同社会的人性表达。 比如说，德国、瑞士、瑞典等国，表现出较强的理性特点；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则更加显得个性活跃；而美国的不同地区，则分别表现得偏重理性或者偏重个性。 从具体的社会功能来说，不同的中观产业和微观岗位，表现出更强的理性和个性的分界状态。一方面，人们需要生存，而生存就需要在理性上，遵循自然界优胜劣汰的原则，自然地倾向于趋利避害，这种理性最明显的表现是军队和战争，也包括机械电子等工程类的职业；另一方面，人们需要发展和自我表达，那么在个性上，遵循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以个性天赋为基础，以教育和能力培养为驱动力，获得自己独特的生存发展空间，画家、音乐家等行业，就是个性表达最为丰富的领域。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说，在社会經濟发展過程中，以理性為主的生存競爭的同質性，和以個性為主的社會形式多样性，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关排斥的特点。 那么，每个人都要在理性的同质性和个性的多样性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侧重点。而越是管理良好、宽容平和的社会，人们越能够在理性类似的基础上，通过竞争形成显著的多样性表现。
那么，人性的特点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婚姻家庭是个人社会生活的一个焦点部分。 总的来说，世界上分男人和女人，男人大致喜欢理性，而女人倾向于喜欢个性。 比如，大多数男孩从小就喜欢玩骑马打仗，喜欢武器等精密机械；而大多数女孩们则喜欢毛绒玩具，喜欢玩过家家等生活游戏。 男孩子们的骑马打仗等游戏、機械和建築等愛好具有客观标准，能够比较容易地分出谁胜谁负。而女孩子们的过家家则没有客观标准，因为它主要反映在于参与者的个人感受。 有些女孩子们弄得道具似乎很好， 但是大家没有投入扮演的时候，或者扮演过程中出了矛盾，那么这样的过家家还不如道具差点，但是大家都很投入、扮演的配合也很顺畅的过家家。 或者说，过家家这种活动，难以用理性标准来衡量好坏。 那么，到了成年阶段，这种差异在表现上显得更加多样化。比如说，在绝大多数的人类社会中，基本上是男人在外打仗爭財產，女人在家看孩子。 随着社会竞争的焦点从军事转变成经济，那么就逐渐演变成男人赚钱，女人花钱。 而男人赚钱就是以生存为导向的理性思考，而女人花钱则是以发展为导向的个性思考。 即使在具体消费重点上，男人的消费也和女人消费重点具有明显的区别。 男人重点关注汽车、电器、飞机、手表等等，而女人喜欢时装、珠宝首饰、房子家居用品等等。 从两性之间的關系和婚姻选择来说，画家、音乐家、诗人等职业群体，最容易吸引女性。 很多女性自己愿意自動贴向这些人群，因为这些人群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这些人群普遍來說，大都只适合做短期的情人。 因为，他们的個性特點決定，他們的职业生存保障能力相对较低。 女人虽然喜欢这样的人群，但是出于养育后代的需求，往往会在结婚生子的时候，选择生存保障能力较高的人群。 那么，职业军人、工程师、医生等职业群体，本身不容易吸引异性，因为这些职业相对来说强调理性，同时也就是意味着个性程度较低。 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些人适合做长期的婚姻配偶，因为他们的职业生存保障能力高。 那麼，在生存保障水平较低、同时快速开放的社会中，女人往往就会采取折中的方式。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一些女人在年轻的時候，自我安全感高、而且不是考慮婚姻的年齡，就与个性强的男人交往，获得心理上的满足，随意地跟男人上床；而到了一定年龄，自我安全感降低之后，就要获得物质上的保障，男人必须买上百万或者几百万的房子，這些女人才愿意跟男人结婚。 从整个社会来说，年轻女人对于个性的崇拜和追求，以及到达一定岁数后對於安全保障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社会经济中的消费模式，驱动社会消费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
在不同社会中，因为社会发展模式不同、女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导致社会中理性和个性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社会的关键特点，影响不同社会的发展方向。 就拿房地产和房价为例，在社会生活中，越是男性思维占财富主导，也就是理性导向的国家，往往房地产和房价也就越平稳。 德国和瑞士、瑞典等国家，属于理性思维占主导的社会。 这些国家的市政建设经过精心规划，房屋也极其坚固耐用，大都可以使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 而且，不论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德国的房价没有经历极为明显的大起大落。尤其与日本相对比，德国也是二战从废墟上从新建设，经历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 虽然东德的落后影响牵制了德国的整体发展，但是德国整体经济规模和个人平均GDP仍然排在世界较为靠前的位置。 德国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与日本类似，但是德国并没有经历像日本那样疯狂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没有经历像日本那样因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长期经济“黑洞”。 归结原因，一方面德国的财富基本上掌握在男人手中，表现在德国工会势力强大，同时一些家族企业掌控着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德国拥有比较健全的社会组织系统，让女人的安全感相对来说比较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男人可以控制女人对于房子的欲望，并且通过理性的规划，让城市规划和房屋建设与社会经济相适应。 这样的结果就是房价被牢牢控制，其起落也不非常显著。 与此同时，日本大量的财富掌握在女人手中，男人虽然在辛辛苦苦干活赚钱，但是攒钱和消费的决策受到很大的影响。 女人的特点就是需要寻求安全感，年纪越大的女人更是如此。于是，随着日本的经济增长，日本的房地产业开始起飞了。 尤其到了1980年代之后，随着房价越来越高，社会就越来越对房子疯狂。 尤其是日本房价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房价之后，有的人开始对日本的房价开始产生怀疑。 但从普遍来说，女人是不讲理性的，看见房价越来越高，就越来越跟风买房，引发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等日本房地产泡沫过大而破裂之后，日本经济陷入“泥潭”。 日本财政持续进行大规模投资，试图填补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大窟窿，但是从开始就低估了房地产泡沫的规模和对社会影响，二十多年仍然无法自拔。 大多数人日本人可能想不到的是，随着日本人口周期的变化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空置房屋，日本的房地产在未来还会继续经历下跌的过程。 也就是说，日本女人决定了社会中消费的主要“钱包”后，对房地产泡沫的推波助澜，表现出的集体缺乏理性的状态。 这种缺乏理性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和德国经济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德国房地产和日本房地产的对比，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因为其内部的社会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个性”。
大多数女人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数字理性”。 虽然一部分女性数学非常好、逻辑思路很清晰，但是大多数女性普遍缺乏理性思维。 不论是数字的计算、还是空间想像能力，女性都相对是薄弱。 比如说，大多数女性方向感差、不会看地图、平行泊车困难，都表现出缺乏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而这种数学能力缺乏的特点，也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人如果缺乏方向感，是无法找到自己的方向的，因此不论在地理上找路，还是在社会发展中找路，都变得非常困难。 比如说，大多数女人都相对比较听话，比较遵守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往往可以做不错的执行者。 比如说，在中小学教育中，女生在占据越来越明显的优势，上大学的女生越来越比男生多。 这个趋势不仅在中国很明显，在欧美国家也是一样。 因为，女生会很好地执行老师交给的各种任务，而男生则更多地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在课程学习阶段，女生的成绩很容易比男生要强，让女生上大学占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尤其是走上社会之后，女人们就开始迷失了。 因为这个世界过于复杂，社会变化太快，学校学的课程根本无法帮助个人找到自己的方向，这在各国的教育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学校中处于劣势的男人，在社会中开始显现出优势。 不仅政治家、企业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等等，就连最优秀的时装设计师和厨师也大部分是男人。 这并不是说女人的综合能力不强，而是因为越到顶尖领域，越需要清晰的方向感、系统的理性思维、以及相应的创新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社会中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家庭关系，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文化形态。 比如说，中国是阴盛阳衰的社会，女人们不管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都要顺从这个社会，然后也压迫自己的男朋友、丈夫或者儿子顺从社会。 于是，无数男人虽然对社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家中女人的压力下，不得不顺从这个社会，给社会做奴工。 久而久之，男人们的方向感也消失，变得越来越麻木，同时因为生活越来越差，就越来越像“热锅上的蚂蚁”。 所以，整个社会都在躁动，而人们找不到出路，因此也越来越绝望。 而房价的持续上涨，让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房地产让很多人变成了“富翁”。 这时候，女人再一次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大多数城市女性结婚就要买房。 这些女人们不进行计算，一套200万的房子，每个月租金只有2000-3000，一年25000-40000元足够了。 如果租房住的话，光首付的60万再加上利息，就可以租20-30年，更不要说每个月的还贷款要远远超过租金数。 这时候，中国的女人不计算这些数字，甚至不在乎这些数字。 如果男人不买房子的话，女人或者以不结婚为要挟，或者就跟男人闹，让男人屈服。 而无数的男人为了买房结婚，或者让家庭安宁，只好当上房奴，然后整个社会中无数的年轻人都在为房子而做奴工，然后人们为房子升值而拥有的“财富”而疯狂。 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都成了奴工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未来如何，那就不言而喻了。 而中国社会为了钱而疯狂、为了房子而做奴的“社会个性”，也就充分表现出来。
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理性。 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个性”，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也都要用理性的方式衡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经济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比如说，货币是理性计算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基础，而经济可以看做用货币数量来计算的社会活动。 比如说，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主要依据就是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 当然，仅仅人均GDP高，并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比如说，一些中东阿拉伯国家，依靠卖石油为生，整个社会教育文化、工业技术和服务业都非常落后，这些国家虽然人均GDP非常高，但是并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 同时，人均GDP不高，肯定不被称为发达国家。 当世界以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时候，就表现出对社会认识高度理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用最单纯的理性数字，反映最复杂的社会活动。 比如说，在高涨的房地产和铁公基投资带动下，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名之后。 而且，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是世界最低的之一。 根据数据，1998年至2003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3.14%下降到49.62%。而且，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不仅增速较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上升至67%，意味着仅仅投资就占据了GDP的三分之二。这说明，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创出新低。 而且，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 那么，这个税务负担这还没有把政府卖地等非税费收入计算在内。另外，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居世界前列，极少数人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也就是说，少数亿万富翁的高收入可以轻易把平均收入拉高很多。 可以说，从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经济的数字化越来越深入到各个领域和每个人的生活中。 而在中微观经济的货币数字化行为，或者叫做金融活动，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质量。 比如说，市场对企业进行股票估值，也就形成了公司的市值，这样的市值估价不仅反映行业发展状况，也反映出个人的财富表现。 1990年代末，美国的“互联网热”就是市场对IT产业的估价高涨所导致，当时的微软成为IT产业高估价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比尔 盖茨的财富一度超过1000亿美元，也是因为当时对IT行业和微软的高估价，使比尔 盖茨手中的股票大幅升值。 与此同时，市场不看好巴菲特的公司，所以巴菲特的手里的股票缩水。 而等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巴菲特手里的股票升值，而比尔盖茨的股票贬值，两个人的财富差距显著减少。从这些评估标准可以看出，金钱集中反映经济。 而金融是社会经济中最尖端的领域，社会通过金钱的运用实现经济目标。 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经济，金融都通过具体的数字分析，形成对于企业和国家经济潜力的对比评估。根据这些对比评估，资金进入或者离开某个国家或者企业，形成当地经济的繁荣或者萧条。 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市场上对IT企业股票的高估值，社会看到股票上涨，感觉到IT企业股票的上涨潜力，于是大量投资进入IT领域，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 而当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投资纷纷离开IT业，整个IT业进入“寒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和IT被人抛弃，互联网热潮的结束，是互联网深刻改变社会而人们生活方式的开始。 Google的迅猛发展和苹果的复兴，都依赖互联网深入人们生活而实现，也推动了这个潮流。 当然，google和苹果的发展壮大，并不意味着美国其它行业企业的衰落，各个老牌企业仍然拥有巨大的销售量和巨额的利润。 而在中国，当国有垄断企业垄断了企业绝大多数利润，当房地产商占据了个人富豪排行榜的大多数位置，就说明体制和房地产（体制的附庸）集中了中国的主要财富。 也就是说，除了体制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忙碌中，进行生存的挣扎。 之所以说是挣扎，就在于这些体制外的人们，不论多么努力去干活，最后都是一无所有。 因为，房子是高价的、地是国家的、钱是体制的、税政府是要收的，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女人掌控着男人、压制着男人，让男人为了家庭和孩子，不得不进行着无望的挣扎。既然男人们都自愿或者被迫做奴隶，那么就要受到奴隶的待遇。 当然，奴隶和自由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奴隶不知道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因此只要还不到吃不上饭，奴隶们就还继续承认现状，并且进行无望的挣扎。 在中国的“社会个性”表现下，中国经济的“特色”就充分展现出来。
经济通过纯数字表达，以金钱的数字为核心，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引导社会的行为。 随着金融业越来越发达，社会不同产业、行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资金流动越来越流畅， 价格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产品和服务、以及个人工作生活的关键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偏向于理性的社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也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比如说，德国是世界高端机械、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德国通过大量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对自己的产品进行高定价，实现整体经济的高发展水平。 从总体来说，德国人工作精益求精，其产品质量在世界受到普遍赞誉。 那么，德国的优势产品和产业，反映德国冷静理性的社会个性。 而德国人通过理性地计算自己的产品质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接受自己产品的高价格，觉得买了物有所值。 这种质量、销量和价格之间的计算，让德国人既有高价、又有规模，也就形成了高额的利润。 这种在产品上获得的高额利润，让德国经济持续发展，德国马克非常坚挺，并且在后来能够承担起兼并东德而引发的庞大经济负担。 而德国人的经济和产品生产，也成为多国仿效的榜样。 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从经济规模上比德国更大，但是在经济文化上明显仿效德国。 日本车虽然在规模上超过德国，但是在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上，也以德国车为标杆，也很大程度上追随德国、希望赶超德国。 而日本车在赶超的过程中，理性的数字目标也很明确，比如说单车价格、汽车销量、生产成本等等。 而由于不同的“社会个性”，虽然在单车价格上，日本车与德国车的差距非常明显，但是汽车销量上超过德国。 而且，日本人持续在努力，在汽车的各个技术指标上持续提升，一点一滴地增强品牌价值，提升汽车的价格。 丰田的雷克萨斯汽车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为美国市场上销量最大的豪华车品牌，就是这样持续理性努力的结果。 那么，当现代经济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的时候，后起的国家普遍更希望学习强者的生存发展经验，希望自己国家的经济也发挥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和个人就会更多地购买德国、日本的机械、电子、化学等工具和核心零部件。 尤其是中国的产品出口，大部分依靠日本和德国的机械和核心零部件实现。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芯片、德国和日本的机械，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要停转。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促使德国、日本的高技术出口的增加，也保持德国、日本的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稳定性。 而德国和日本的经济稳定性，又表现币值（国家价格）、优势产业（产业价格）、企业利润（企业价格）和人均收入（个人价格）等综合方面的价格。
可以说，价格是经济的核心数字，反映理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而从形成机理来说，价格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对价格又形成或大或小的数量影响。 比如说，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出了问题，可能导致本来即将下降的石油价格，猛涨10美元。 那么，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造成了石油超过10美元以上的影响。 随着经济价格机制的全球化反映和流通，经济学就越来越形成一个倾向，更多地考虑数字。人们试图通过对数字的分析和研究，达到影响经济和金融，并从中获利的目的。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财务会计们开始掌控一些大企业，通过财务数字的监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而随着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多，股市对企业利润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数字监控，获得更高的利润，目的是让自己的股票价格更高。 也就是说，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就是越来越高级、精密、复杂的财务监控系统，保障各个数字的正常运转。 不过，在理性、精密的数字管理过程中，似乎总是要出问题。 比如说，丰田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利润最高的汽车生产商。 虽然宝马的售价比丰田汽车的高很多，但是宝马单车利润比丰田车的利润高不了多少。 而且，丰田的高端品牌雷克萨斯的产品销售非常强劲，持续扩大在北美的市场优势。 但是，丰田在价格提升的过程中，还在强行压制汽车生产成本，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丰田被迫召回大量汽车，造成品牌形象严重受损。 那么，为了数字理性，也就是多一些单车利润，以降低少量的成本，丰田出现了质量问题，而造成严重的召回损失、销售降低的损失、售价降低的损失、品牌价值损失等等。 从事后的数字来说，这明显是得不偿失的行为，但是它就这样发生了。 更重要的是，雷克萨斯汽车也有多款进行了召回。 而对于德国高端汽车生产商来说，通过牺牲汽车质量，来降低少量的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数字，基本上是很难想像的。 不过，在质量问题发生之前，为了“数字”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决策，就变成了为节约小钱而牺牲质量的状况，然后造成更大的数字损失。
数字是理性表达的核心工具，是世界上通用的理性符号。总的来说，社会发展和数学发展是相适应的，因为数学的发展支持着人类智力的提升。通过数字的发展和应用，社会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将近3000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绝大多数人连加减乘除都不会。 因此，当时的社会仍然属于普遍蒙昧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在很初级的状况下。 当时，人们建筑房屋的时候，墙壁主要用土夯，盖出来的房屋也极为简陋。 在相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欧几里得几何学已经成为系统，并且应用到建筑和艺术中。 因此，古希腊的大型石材建筑和雕塑结构精巧、比例协调，成为世界建筑和雕塑史上的杰作。不论是个人和家庭的量入为出，还是企业的财务监控，数学好的人显然比数学不好的人生活得更好。 比如说，在医生、工程师或者军人的家里，往往显得井井有条，这样有利于安排生活、提高生活效率；而艺术家、儿童的屋子里，则一般会杂乱无章，找什么东西都很不方便。这种井井有条和杂乱无章的对比，反映出生存能力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生活重大采购的决策，不论家庭买大宗耐用消费品，还是企业投资新产业，或者整个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如果不进行最严谨、精密、系统、全面的经济分析和评估，就会出现重大失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 不论“次贷危机”后失去住所的低收入家庭、股灾楼灾后跳楼的企业老板、还是把埃及社会拖入“泥潭”的纳赛尔水库，都是没有经过相应计算而导致出现大问题的结果。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理性主义的强化，统计学和数理经济学开始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经济学领域。 同时，以数理为基础的“金融工程”也开始占据了金融行业的主要地位。 建立数学模型、控制数字变化，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城市系统规划、企业发展模式、还是个人生活安排，都得到了明显的效率提升。 在社会竞争中，不论个人、企业还是社会，大多数人都需要相当的数字理性进行计划，才能够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准。 在这样的基础上，大量进入华尔街的高薪工作者，都是从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等理科转型，进入“金融工程领域”，也就是用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和评估社会经济、企业价值、债券价格等等。 这些都是数字理性在社会中的应用，并且反过来支持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
不过，当数字理性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候，新的问题却发生了。 世界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人也是极为复杂的系统。 当数字理性开始大量应用到经济金融领域，规划社会发展、引导人们行为的时候，应用数字理性的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构建的数字理性系统，竟然不适应真实的世界。 1994年成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由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梅里韦瑟（Meriwehter)成立，由依靠他们擅长的数理模型建立了金融公司，他聚集了华尔街一批证券交易的精英加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Robert Merton)和舒尔茨（Myron Schols),他们因期权定价公式荣获桂冠；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 莫里斯（David Mullis)；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Rosenfeld)等。 然后，LTCM在前几年取得骄人业绩。结果没想到，LTCM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时候，遭遇到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结果导致亏损破产。从人性角度来说，LTCM碰到的是典型的人性正常反应。 结果导致LTCM差点因为杠杆效应，引起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当时，美国zf出面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整，实际上就是美国利用国家实力进行国际操纵，让LTCM能够以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出，其杠杆效应没有扩大到全世界。 但是，人们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教训，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依赖数理化的“金融工程”，针对房地产次级贷款通过大量的金融模型计算，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 通过这些大规模“金融创新”，大量的闲置资金从富人手中流到极为缺钱的穷人手中，让穷人也有钱可花，或者有大把的钱可花。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资金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支持了美国人的消费繁荣，因此也支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而且，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全世界发行，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 同时，美国进行了巨额的产品进口，也刺激了世界经济的繁荣。 但是，没想到某一天，雷曼兄弟这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投资银行的倒闭，竟然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并形成了世界级的金融危机。 虽然全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以达到“救市”的目的，但是清醒的人们能够看出来，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等于是“饮鸩止渴”，意味着世界经济在未来会陷入更深刻的萧条中。
而“经济刺激”政策本身，也是数字理性的思路。 凯恩斯主义作为20世纪产生的、在20世界对经济产生最广泛影响、受到世界各个政府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派，就是属于数字理性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反映。 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思想在于，通过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扩大钞票数量），促进充分就业（扩大劳动力数量），实现经济从萧条中复苏的目地。 具体政策包括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 凯恩斯还认为，初始的投资增加可以引发诱致性投资增加，通过连锁式效应，最终可以带来数倍于初始投资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张。也就是说，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会引发整个社会跟随政策进行相应投资的行为，然后这些投资会增加就业，而增加的就业反过来再带动消费，整个社会经济就能够重新运转起来，实现经济繁荣。 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大量的铁公基和房地产的建设。 同时，巨大的投入引发了房价的暴涨，进一步引导地方财政、社会企业和民众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房地产上，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爆炸性增长。这又引发建筑装修等行业的工人非常紧缺、工资急剧上涨。需要明确的是，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只有在货币数字化的背景下才可能实施。 也就是说，当黄金作为通货本币的时候，这样的政策是不可操作的，因为中央政府无法自己创造黄金；只有在印刷纸币和电子货币这种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才可能实施。 比如说，中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结果，是货币总量从2008年底的47.5万亿增加到2010年底的72.5万亿，两年时间货币总量增长超过50%。 其中，还没有算上财政明显加大财政税收力度，从社会弄到的大量货币；也没有算上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通过信托贷款等方式，从社会上集到的大量货币。而这样的状况在金本位的经济中不可想象，只有在货币数字化的基础上完成。 当然，凯恩斯的思想并不新鲜，因为在凯恩斯思想之前的1920年代，德国就开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过程。 1923年，5千万马克一张的钞票看上去似乎数字很大，但是和100万亿马克的钞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因此，钞票变成最好用的东西，人们用它来糊墙纸、点炉子。 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生在著名的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小国因为强大的钞票数字，经常被人们所提及。 不仅如此，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虽然一直被看做是凯恩斯主义的成功案例。 但是，当仔细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这其实也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那么，为什么企业、行业金融和宏观经济，在大量运用数字的时候，会经常出错？ 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为什么数字理性几乎总是在出错？ 总的说来，这不是数字理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对于数字理性的认识问题。 另外，还有运用数字理性的人们的问题。 数量经济学家们和金融从业者们，往往会更多地定义纸面财富，而选择弱化个性的部分。 而当弱化个性、甚至忽略个性的时候，往往会排斥个性这个对社会具有最大推动力量的因素。 那么，不论是很多“金融工程”，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是脱离了人性，或者说个性，来进行产业和社会经济的系统设计。 不少人在发展数量经济学的时候，主要通过数字理性对宏观经济进行假设，然后脱离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进行数字理性的分析和干预。 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这些人的数字理性有意无意地弱化或者忽略微观个性层面，不思考微观个性对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自己的宏观数字理性对微观个性的压抑。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个性几乎无法进行数字式量化，人们其实根本无法评估出来某一个人的个性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强调数字理性的人们，因为无法理解个性的意义，或者故意不承认个性的意义，因此只能在数据建模中弱化个性的影响。 因为，如果真的要充分考虑个性因素，那么没有一个数量经济学或者“金融工程”的公式是可靠的。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有500万人，那么就有500个个性。 即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所谓重要人物，也是50万个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个性。 那么，这些个人的个性一旦和其他人的个性互动，还有与国外、自然界的互动，那么其模式的复杂就是最强大的计算机都计算不出来。 那么，不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领域，以数字理性为导向的人们，也往往都是在理性思维熏陶训练出来的人们。 而这些人必然在个性上要偏弱，经常难以理解个性的作用，执行起来也就更不考虑个性的相关问题。
个性对社会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作用。 个性是随机动态的，无法提前进行数字理性分析的，所以整个社会充满了突发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个性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而是与特定社会进行动态互动的结果。 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个性与相应的环境进行互动，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不论是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上、梵高画的向日葵、还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都是个性化行为，也都难以用具体的数字来确定他们的价值。 在牛顿之前，苹果年年成熟之后就往地上砸，砸了千万年，也砸到过很多人的头上。 但是，不论苹果砸到哪里，也都也没什么变化。 但是，当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上（或者掉到牛顿眼前），结果人类社会就变得明显不同。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对于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也就是说，牛顿这样的个性化行为，产生了对于整个世界的不同。 牛顿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结果，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而对于梵高来说，其生命的过程似乎就是个大玩笑。 在梵高活着的时候，其画作很便宜都没人买，最后梵高还抑郁而终。 梵高虽然觉得自己水平很高，但是估计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画作后来的价格会如此高昂。 在1990年代日本经济大膨胀的时候，梵高的画作以上亿美元的价格被日本人买走。可以说，一生怀才不遇的梵高，如果能够活到看着自己的画作卖1亿美元，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此一时、彼一时的表述，非常符合梵高的境况。 可以说，不论是牛顿还是梵高，或者对其他任何一个人，个性都很难通过理性的数字计算。 在不同社会中，个性的价格可能是一文不值，也可能是富可敌国；这个时候可能是一文不值，下个时候可能富可敌国。 就像个性偏激的乔布斯，最初因为个性偏离企业的经营需求，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离开苹果。 因为，当时包括股东和很多员工，大家都不看好他的各种怪异行为，而苹果在他的领导下也在快速滑落。 所以，人们都认为，他如果继续领导苹果，就会把苹果带向更快的失败。 但是，当乔布斯在外闯荡之后，上演苹果版“王者归来”，对苹果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苹果在2011财年第一季度的总收入超过260亿美元，合年销售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苹果成为世界上股票市值第二的公司！ 可以说，苹果通过销售ipod、iphone、ipad、音乐和程序这些小零七八碎的产品，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收入和利润，在商业上是一个奇迹。 而这个奇迹无可争议地归功于乔布斯，他就是苹果复兴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乔布斯以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个性，只不过加了一些个人经历，把濒临倒闭的苹果做成超越微软市值的IT企业。社会的发展。就是像牛顿、梵高、乔布斯等一个个这样个性鲜明的人们构成的。而这样的个性价值，理性数字无法在事前进行评估预测，而只能进行事后追认的。而可以说，而这种个性所造成的极大的不确定性，让以数字为基础的经济和金融无法进行评估。
当日，追求“理性”的人似乎看不出个性带来的不可测因素。 既然个性难以量化，那么以数理为主的经济学和金融系统，以及进行系统设计和操作的人们，就故意弱化掉个性因素，忽略个人对于社会的影响。这时候，设计“金融创新产品”的人们，在尽可能强化计算理性因素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料到自己的理性是建立在自己有限的理性基础上。 这种理性从整个社会来看、从中长期来看，就变成了极为不理性的行为。 这就像丰田“理性”地进行偷工减料的时候，没想到似是而非的质量问题会导致美国民众的极大愤怒。 因为，少数的似乎无关紧要的故障竟然导致车祸人死，人们把问题归咎在汽车上，然后汽车大规模的召回，销量大幅下降、降价大促销，以及品牌的大损失。 同理，“次贷危机”背后的金融产品设计师们，也像丰田汽车的管理者们一样，没想到自己的“金融创新”造成严重损失，规模涉及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通过“金融创新”，华尔街的人们觉得已经成功地转移了风险。 但是，华尔街的人们没有想到，不论风险如何转移，这些次贷的源头是毫无偿债能力的人们。 次贷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低收入人群，需要有房子可以居住。 那么，金融机构一直对穷人惜贷，也就是穷人很难贷到钱。 而这时候，投行通过金融杠杆，让这些穷人贷到了钱。 这时候，投行或者认为，这些穷人有偿还能力，或者认为自己的金融创新能够完全分散风险。 没想到，美国的穷人一般属于收入能力低、收入潜力极其有限、消费的自我约束能力低，因此大都是注定没钱还债的人们。 而银行通过“金融杠杆”，打破了传统的惯例，不仅给穷人们贷款 ，而且大量给 穷人们贷款，随时处于无法偿还贷款的境地。 那么，不论金融工具如何创新，都无法改变这些人到最后无法还债，引发大量个人破产和呆坏账的问题。 另外，金融杠杆再强大，即使次贷债券发行到全世界，最终也必须承担呆坏账的后果。 而这些情况，依靠数字理性的人们在设计和执行经济政策和金融产品的时候，却似乎无意中溜掉了。 这些设计和执行者们，似乎无法想像将来是要加倍被惩罚。 这些人最终都要爆发坏账。 而且，当风险膨胀到一定的程度，风险再也转嫁不出去，就变成了大家都看到的结果。 不仅投资者大规模亏损，储蓄者也遭受严重损失，进而引发世界金融和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不过，当数字理性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候，新的问题却发生了。 世界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人也是极为复杂的系统。 当数字理性开始大量应用到经济金融领域，规划社会发展、引导人们行为的时候，应用数字理性的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构建的数字理性系统，竟然不适应真实的世界。 1994年成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由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梅里韦瑟（Meriwehter)成立，由依靠他们擅长的数理模型建立了金融公司，他聚集了华尔街一批证券交易的精英加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Robert Merton)和舒尔茨（Myron Schols),他们因期权定价公式荣获桂冠；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 莫里斯（David Mullis)；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Rosenfeld)等。 然后，LTCM在前几年取得骄人业绩。结果没想到，LTCM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时候，遭遇到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结果导致亏损破产。从人性角度来说，LTCM碰到的是典型的人性正常反应。 结果导致LTCM差点因为杠杆效应，引起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当时，美国zf出面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整，实际上就是美国利用国家实力进行国际操纵，让LTCM能够以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出，其杠杆效应没有扩大到全世界。 但是，人们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教训，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依赖数理化的“金融工程”，针对房地产次级贷款通过大量的金融模型计算，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 通过这些大规模“金融创新”，大量的闲置资金从富人手中流到极为缺钱的穷人手中，让穷人也有钱可花，或者有大把的钱可花。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资金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支持了美国人的消费繁荣，因此也支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而且，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全世界发行，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 同时，美国进行了巨额的产品进口，也刺激了世界经济的繁荣。 但是，没想到某一天，雷曼兄弟这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投资银行的倒闭，竟然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并形成了世界级的金融危机。 虽然全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以达到“救市”的目的，但是清醒的人们能够看出来，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等于是“饮鸩止渴”，意味着世界经济在未来会陷入更深刻的萧条中。
而“经济刺激”政策本身，也是数字理性的思路。 凯恩斯主义作为20世纪产生的、在20世界对经济产生最广泛影响、受到世界各个政府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派，就是属于数字理性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反映。 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思想在于，通过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扩大钞票数量），促进充分就业（扩大劳动力数量），实现经济从萧条中复苏的目地。 具体政策包括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 凯恩斯还认为，初始的投资增加可以引发诱致性投资增加，通过连锁式效应，最终可以带来数倍于初始投资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张。也就是说，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会引发整个社会跟随政策进行相应投资的行为，然后这些投资会增加就业，而增加的就业反过来再带动消费，整个社会经济就能够重新运转起来，实现经济繁荣。 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大量的铁公基和房地产的建设。 同时，巨大的投入引发了房价的暴涨，进一步引导地方财政、社会企业和民众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房地产上，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爆炸性增长。这又引发建筑装修等行业的工人非常紧缺、工资急剧上涨。需要明确的是，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只有在货币数字化的背景下才可能实施。 也就是说，当黄金作为通货本币的时候，这样的政策是不可操作的，因为中央政府无法自己创造黄金；只有在印刷纸币和电子货币这种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才可能实施。 比如说，中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结果，是货币总量从2008年底的47.5万亿增加到2010年底的72.5万亿，两年时间货币总量增长超过50%。 其中，还没有算上财政明显加大财政税收力度，从社会弄到的大量货币；也没有算上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通过信托贷款等方式，从社会上集到的大量货币。而这样的状况在金本位的经济中不可想象，只有在货币数字化的基础上完成。 当然，凯恩斯的思想并不新鲜，因为在凯恩斯思想之前的1920年代，德国就开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过程。 1923年，5千万马克一张的钞票看上去似乎数字很大，但是和100万亿马克的钞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因此，钞票变成最好用的东西，人们用它来糊墙纸、点炉子。 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生在著名的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小国因为强大的钞票数字，经常被人们所提及。 不仅如此，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虽然一直被看做是凯恩斯主义的成功案例。 但是，当仔细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这其实也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那么，为什么企业、行业金融和宏观经济，在大量运用数字的时候，会经常出错？ 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为什么数字理性几乎总是在出错？ 总的说来，这不是数字理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对于数字理性的认识问题。 另外，还有运用数字理性的人们的问题。 数量经济学家们和金融从业者们，往往会更多地定义纸面财富，而选择弱化个性的部分。 而当弱化个性、甚至忽略个性的时候，往往会排斥个性这个对社会具有最大推动力量的因素。 那么，不论是很多“金融工程”，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是脱离了人性，或者说个性，来进行产业和社会经济的系统设计。 不少人在发展数量经济学的时候，主要通过数字理性对宏观经济进行假设，然后脱离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进行数字理性的分析和干预。 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这些人的数字理性有意无意地弱化或者忽略微观个性层面，不思考微观个性对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自己的宏观数字理性对微观个性的压抑。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个性几乎无法进行数字式量化，人们其实根本无法评估出来某一个人的个性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强调数字理性的人们，因为无法理解个性的意义，或者故意不承认个性的意义，因此只能在数据建模中弱化个性的影响。 因为，如果真的要充分考虑个性因素，那么没有一个数量经济学或者“金融工程”的公式是可靠的。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有500万人，那么就有500个个性。 即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所谓重要人物，也是50万个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个性。 那么，这些个人的个性一旦和其他人的个性互动，还有与国外、自然界的互动，那么其模式的复杂就是最强大的计算机都计算不出来。 那么，不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领域，以数字理性为导向的人们，也往往都是在理性思维熏陶训练出来的人们。 而这些人必然在个性上要偏弱，经常难以理解个性的作用，执行起来也就更不考虑个性的相关问题。
个性对社会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作用。 个性是随机动态的，无法提前进行数字理性分析的，所以整个社会充满了突发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个性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而是与特定社会进行动态互动的结果。 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个性与相应的环境进行互动，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不论是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上、梵高画的向日葵、还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都是个性化行为，也都难以用具体的数字来确定他们的价值。 在牛顿之前，苹果年年成熟之后就往地上砸，砸了千万年，也砸到过很多人的头上。 但是，不论苹果砸到哪里，也都也没什么变化。 但是，当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上（或者掉到牛顿眼前），结果人类社会就变得明显不同。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对于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也就是说，牛顿这样的个性化行为，产生了对于整个世界的不同。 牛顿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结果，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而对于梵高来说，其生命的过程似乎就是个大玩笑。 在梵高活着的时候，其画作很便宜都没人买，最后梵高还抑郁而终。 梵高虽然觉得自己水平很高，但是估计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画作后来的价格会如此高昂。 在1990年代日本经济大膨胀的时候，梵高的画作以上亿美元的价格被日本人买走。可以说，一生怀才不遇的梵高，如果能够活到看着自己的画作卖1亿美元，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此一时、彼一时的表述，非常符合梵高的境况。 可以说，不论是牛顿还是梵高，或者对其他任何一个人，个性都很难通过理性的数字计算。 在不同社会中，个性的价格可能是一文不值，也可能是富可敌国；这个时候可能是一文不值，下个时候可能富可敌国。 就像个性偏激的乔布斯，最初因为个性偏离企业的经营需求，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离开苹果。 因为，当时包括股东和很多员工，大家都不看好他的各种怪异行为，而苹果在他的领导下也在快速滑落。 所以，人们都认为，他如果继续领导苹果，就会把苹果带向更快的失败。 但是，当乔布斯在外闯荡之后，上演苹果版“王者归来”，对苹果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苹果在2011财年第一季度的总收入超过260亿美元，合年销售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苹果成为世界上股票市值第二的公司！ 可以说，苹果通过销售ipod、iphone、ipad、音乐和程序这些小零七八碎的产品，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收入和利润，在商业上是一个奇迹。 而这个奇迹无可争议地归功于乔布斯，他就是苹果复兴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乔布斯以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个性，只不过加了一些个人经历，把濒临倒闭的苹果做成超越微软市值的IT企业。社会的发展。就是像牛顿、梵高、乔布斯等一个个这样个性鲜明的人们构成的。而这样的个性价值，理性数字无法在事前进行评估预测，而只能进行事后追认的。而可以说，而这种个性所造成的极大的不确定性，让以数字为基础的经济和金融无法进行评估。
当日，追求“理性”的人似乎看不出个性带来的不可测因素。 既然个性难以量化，那么以数理为主的经济学和金融系统，以及进行系统设计和操作的人们，就故意弱化掉个性因素，忽略个人对于社会的影响。这时候，设计“金融创新产品”的人们，在尽可能强化计算理性因素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料到自己的理性是建立在自己有限的理性基础上。 这种理性从整个社会来看、从中长期来看，就变成了极为不理性的行为。 这就像丰田“理性”地进行偷工减料的时候，没想到似是而非的质量问题会导致美国民众的极大愤怒。 因为，少数的似乎无关紧要的故障竟然导致车祸人死，人们把问题归咎在汽车上，然后汽车大规模的召回，销量大幅下降、降价大促销，以及品牌的大损失。 同理，“次贷危机”背后的金融产品设计师们，也像丰田汽车的管理者们一样，没想到自己的“金融创新”造成严重损失，规模涉及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通过“金融创新”，华尔街的人们觉得已经成功地转移了风险。 但是，华尔街的人们没有想到，不论风险如何转移，这些次贷的源头是毫无偿债能力的人们。 次贷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低收入人群，需要有房子可以居住。 那么，金融机构一直对穷人惜贷，也就是穷人很难贷到钱。 而这时候，投行通过金融杠杆，让这些穷人贷到了钱。 这时候，投行或者认为，这些穷人有偿还能力，或者认为自己的金融创新能够完全分散风险。 没想到，美国的穷人一般属于收入能力低、收入潜力极其有限、消费的自我约束能力低，因此大都是注定没钱还债的人们。 而银行通过“金融杠杆”，打破了传统的惯例，不仅给穷人们贷款 ，而且大量给 穷人们贷款，随时处于无法偿还贷款的境地。 那么，不论金融工具如何创新，都无法改变这些人到最后无法还债，引发大量个人破产和呆坏账的问题。 另外，金融杠杆再强大，即使次贷债券发行到全世界，最终也必须承担呆坏账的后果。 而这些情况，依靠数字理性的人们在设计和执行经济政策和金融产品的时候，却似乎无意中溜掉了。 这些设计和执行者们，似乎无法想像将来是要加倍被惩罚。 这些人最终都要爆发坏账。 而且，当风险膨胀到一定的程度，风险再也转嫁不出去，就变成了大家都看到的结果。 不仅投资者大规模亏损，储蓄者也遭受严重损失，进而引发世界金融和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技术理性的根本，是希望与规律对抗，让自己扮演上帝。 不论数量经济学，还是金融衍生品，都是通过数字的操纵，或者说货币的操纵，达到扩大自己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能力。 从人们的角度来说，经济和金融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抗规律。 比如说，货币主义经济学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实际上就是货币数量的操纵，与经济规律进行对抗，试图减弱甚至消除经济波动。 在经济转差的时候，通过人为的发行货币而“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种通过技术理性的方法，试图扮演上帝，改变经济循环周期的方式，已经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般来说，这样的行为不仅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但是，人们还在试图对技术理性的效果进行装裱，依靠技术理性的手段左右整个经济。 这样的技术理性手段，通过迎合人们难以承受艰难时境的人性诉求，试图通过货币发行，满足人们希望挽救或者被挽救的心理，实现“超人”的挽救经济的目的。 不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是“次贷危机”，其各种模型和各种金融产品，都是技术理性的疯狂结果。 人们认为自己的模型和产品能够指导世界，甚至控制世界。 尤其在“次贷危机”中，金融产品设计者把事实上的呆坏账进行金融债券化，支持了更大规模的劣质贷款。 劣质贷款并且进一步刺激劣质贷款形成的对房地产的劣质需求，吹大房地产泡沫，导致房地产建设过剩。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房地产会像像日本一样，从中长期严重拖累美国经济。 但是，技术理性的人们并不考虑这些后果，而只是看到自己做的金融产品畅销，而不看自己的金融产品对社会文化的侵蚀，以及对社会资源的破坏。 最后，当华尔街金融机构终于在“次贷危机”中撑不下去了的时候，开始全面陷入倒闭的状态，并且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泥潭。从胡佛到罗斯福时期，凯恩斯的技术理性的经济政策已经大规模使用，但是并没有达到相应的目标，反而是让经济更加陷入更加深刻、长久的危机。 当然，技术理性的人们，不会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因为这是技术理性的人们吃饭的工具。 奥巴马美国的“量化宽松”等经济刺激，试图通过技术理性工具，解救正在陷入中长期严重衰退的美国经济，几乎完全复制“大萧条”时期的救市方法。而奥巴马在严厉批驳华尔街蓄意掠夺社会财富之后，通过大量的资金刺激，并且推动医保改革政策等多项“大交易”。 这种行为虽然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型的技术理性不同，但是也属于另外技术理性，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整个形势。 而这些经济刺激措施虽然短时间在不大的范围内刺激了经济，但是必然将整个社会经济拖入更深的泥潭。 而随着美国经济的重新下滑，美国的刺激政策最后也会像深陷“次贷”泥潭的华尔街一样，因为自身的赤字泥潭和债务泥潭无法解决，最终开始长期的、冰冷的萧条。
当然，美国与中国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朱时代将房地产树立为支柱产业之后，中国通过大量的房地产贷款，支持无房地产权、质量低劣的房屋高价大量销售。 经过将近十年的时候，北上广深等地的房价已经成功跟美德等国的房价实现接轨。 按照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美国人二十分之一的水平，中国的房价已经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 因为，在20世纪末，北京人还觉得2000多元一平米的房价过高，愿意买房的人很少。 但是，到了次贷危机之前，价格已经翻了5倍左右，而人们反而觉得价格不高了。 本来在2008年中期，中国房地产已经基本上到顶，人们认为房价必然下跌了。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财政趁机推出天量的财政刺激和银行贷款，进一步刺激房价大幅飙升。因为，房地产作为成为转移社会财富、支持GDP的关键手段，是首先要被支持的。 而在美国房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中国的房价实际上已经远远超美，实现赶日的目标。 而人们正在看到，中国通过大量发钞“刺激”起来的经济增长，正在造成巨大的基础设施闲置和大量的“鬼城”。 也就是说，美国人面对的是“次贷危机”，是少数低收入人群无法偿还房贷而形成的危机。 而中国面临的房地产危机，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普遍收入只能算是美国中低收入人群到非洲人收入的中国人，面临的无法支撑房地产价格的全面巨大的危机。 人们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情况难以维持。 但是，到什么时候才维持不下去，中国才会出现经济崩盘，人们并不确定。 中国在印钞之后，巨量的资金进入市场，不仅仅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狂涨，进一步加速了社会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无数农田被更凶猛地侵占，实体经济也开始遭受毁灭性打击。 从个性来说，人们因为房子问题而痛苦，无数男女朋友分手。 在巨大的货币贬值和房价上涨的压力下，人们被迫买房，导致大量新房奴诞生。另外，大量的实体经济倒闭，大量农田被毁掉，加上房地产和铁公基的转移成本，导致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就这样，因为综合因素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让中低收入人群难以维持生计。同时，因为食品更加匮乏，于是大量进口粮食、加大转基因种植，并且放开地沟油、激素肉、毒蔬菜的闸门，让人们随时可以吃上各种生物、化学制剂。 在这样的情况下，乳业开始进入失控状态，结果是绝大多数家长已经不相信中国乳业，纷纷购买国际品牌的奶粉。 而国际为了控制这样的趋势，通过提高关税和严厉检查邮购，控制家长购买婴儿奶粉的规模。 而当孩子喝的放心奶都不存在的，而且当相关部门想方设法袒护乳业作恶者的时候，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实际上的紊乱状态。
疯子做事的主要特点就是不承担后果。 当疯子们脱离真实世界，实施违背规律的政策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在拯救世界。 只有当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会罢手。 而这时候，人们已经陷入困境，悔之晚矣。 这就像一个人连续地运动，已经非常疲劳了，需要休息。 但是，这时候出来一个看上去精明强干的人，号称自己是医生。 然后，医生给这位运动者药物，说这个人吃了药之后就可以继续运动，而且变得更加兴奋。 然后，运动者吃了药之后，继续运动下去。 到了一定时候，这位运动者因为过度运动，导致心脏衰竭而死。 当人死了之后，这个医生就消失了。 但是，当社会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一些人们想扮演上帝，试图通过自己的“药方”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 而让疯狂的人们来进行数理建模，指导经济和金融决策，必然要导致疯狂的社会经济行为，并且引发灾难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而规律作为上帝之手，到时候必然起作用。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遭到规律更加严厉的惩罚。 当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还在膨胀的时候，日本主动刺破了泡沫，导致房价暴跌，平均幅度达到四分之三。 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日本经济，让日本没有因为房地产而导致制造业的大衰退。 而在美国，奥巴马虽然要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是美国国会则开始对奥巴马施压，要让奥巴马把经济刺激的规模降下来。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自己选区的选民个体，不会因为这样的国家政策，导致个人经济和思想被严重压抑，或者整个国家陷入不可自拔的债务泥潭中。 所以，就是奥巴马想起到上帝的作用，即使他高喊出“Change”而高票当选，整个社会机制也不允许他做上帝。 当然到了中国，无数人还在迷信，技术理性可以控制整个社会。 即使技术理性者在过去十多年，印刷了6倍于以前数量的钞票，但是中国经济“竟然”没有“崩溃”。 也就是说，很多“崩溃论”到了最后，都被证明是“狼来了”。 而喊“狼来了”多了，人们也就不信了。 同时，人们也就更加相信，技术理性者可以当上帝控制一切。 当然，人们不会思考，技术理性者就像给一个运动过量的人吃药，让运动过量的人继续加大运动量。 这时候，运动过量的人如果刺激更多、运动量更大、坚持得更久，直接猝死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且，运动到最后，没有人能够不因为心力衰竭而猝死。 那么，中国人越到这种基本上已经随时猝死的经济尾声，越认为体制可以控制一切。 有的人无法相信我的认识，就问我:“难道掌控者不知道，他们是傻子吗? ” 说的我难以回答。
一个社会走到尽头，不仅仅是技术理性者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中国今天局面的形成，既有当地技术理性者的信心膨胀，更有民众们的认识问题。 在美国这样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民众认为公权拥有者必定是恶的，必定要危害个人的利益。 而个人就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防止公权拥有者对个人利益的侵害。 因为，不论技术理性者再想扮演上帝，他们只要没有随便征税、发债和印钞的能力，他们的想法就只是自我想像，最多就是煮熟的鸭子。 就像奥巴马一样，把整个民\主党的资源都用上，大力推动医疗制度改革。 结果，导致民众对其措施的反感，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取得胜利。 然后，各个州开始逐步建议取消医改法案，让奥巴马成为只会演讲的总统。 当奥巴马失去了腾挪空间的时候，连极为擅长演讲这个最突出的优势，也不太被人们关注了。 当然，中国民众民众相信这些技术理性者就是上帝，就能够掌控一切。 因此，无数人都在说，经济学在中国没有用，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中国，人们还相信一些人可以超越规律。 当中国房价超美赶日的时候，人们还真觉得房价可以比太阳系都高。人们不去思考，技术理性者的主要能力就是印钞，所有行为都依赖于印钞。 那么，人们不去思考，如果不印钞的时候，这些技术理性者还有什么能力；或者，人们不去考虑，当印钞朝着1920年的德国或者21世纪初的津巴布韦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些印钞者能够把钞票收回吗？ 当然，随着印钞的效果逐渐显现，人们就觉得钱“毛”了，于是纷纷购买房子、黄金等，觉得这些东西能够相对保值。 但是，当无数人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用来买房的时候，不去思考，像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的房子，多少钱才能够买下来？ 而且，人们都不做实业，因为实业越来越赚不到钱，然后把钱转到房地产上，都准备通过屯房子、出租房子为生。 那么，实业没有了，谁来租房子？ 更明显的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写字楼大面积空置，服装城、家具城等商城的铺面也大量空置，人们已经看到这些房地产都不行了，但是还在积极购买一些所谓的商业地产，觉得还可以持续升值。 中国人长期以来都生活在与现实割裂的状态中，也就是处于精神分裂中。 而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让人们无法辨别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现实。 人们都觉得赚到钱就成功了，但是都不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到底什么在支撑着人民币的价值。 或者说，人们不去思考，假设自己手里拿着1000元人民币，到底能够买到什么东西。 所以，人们宁愿相信手里的钱，也不睁眼看看社会的现实，不看看晚上 黑灯瞎火的小区和整栋整栋空置的写字楼。 这些小区和写字楼都意味着银行贷款，意味着人们在银行里存着的钱。 衣、食、住、行、游、购、娱，如果购买中国的产品，哪一个是放心的产品、可靠的服务？ 而如果购买高质量的产品，只有靠国际品牌、或者直接是进口产品。 那么，价格就是数倍，甚至数十倍。 那么，这些事情掌控者不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不解决呢？
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传统。 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人们经历了十几次的大减损，消灭人口的数量少则30%-40%，多则甚至达到80-90%，也就是平均不到150年一次。 而且，这还不包括地区性的人口消灭，比如说朱元璋因为有人骂他，加上听令者的理解错误，就可以对一个省的人口进行大屠、杀和消灭。如果将地区因素加起来，结合气候地理等原因，说中国人5年一小灾、10年一大灾，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中国流传的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这些灾难的原因，基本上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百姓总是因为人祸而苦？ 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个体意识。 人们都希望着“明主”出现，然后能够施舍给自己生存的机会。 很少有人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 也就是说，人们将自己的命运随便就交给社会掌控者，相信社会掌控者，而不是自我思考、独立判断、强身健体。 那么，对于这样的群族，在物竞天择的世界中，结果就只有一个：人们在平时可以苟活，通过放弃自己的各种权\利，然后拼命干活而有口饭吃。 也就是说，人们只能看到眼前最短浅的利益，只要事情没有发展到吃不上饭的程度，人们就在幻想着别人给自己做主。 而且，当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人们更是希望有救世主一样的人物出现，“拯救万民于水火”。但是，到了利益争夺激烈的时候，这些平时辛苦劳作而苟活的人们，就连饭都没有的吃。 然后，人们才开始“醒悟”，并且疯狂地自相残杀。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众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思考，预见到问题；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前制止问题的发生，防止问题成为相互消灭的大灾难。 那么，这种文化的惯性一直没有消除，人们都在“珍惜”这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不去思考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印钞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开始显示出效果。 因为，印钞就是通货膨胀，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不显露出来。 但是，当钞票印刷多了，就会开始产生累积效应，逐渐开始压垮整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天天面对这财富缩水的状况，底层的生活日益艰难。 尤其是2008年之后，绝大多数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已经陷入全面贫困，不少已经进入赤贫状态。 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自己为什么生活日益艰难，而且人们也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而掌控者仍然继续着惯常的做法，能维持一天是一天。
技术理性的根本，是希望与规律对抗，让自己扮演上帝。 不论数量经济学，还是金融衍生品，都是通过数字的操纵，或者说货币的操纵，达到扩大自己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能力。 从人们的角度来说，经济和金融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抗规律。 比如说，货币主义经济学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实际上就是货币数量的操纵，与经济规律进行对抗，试图减弱甚至消除经济波动。 在经济转差的时候，通过人为的发行货币而“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种通过技术理性的方法，试图扮演上帝，改变经济循环周期的方式，已经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般来说，这样的行为不仅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但是，人们还在试图对技术理性的效果进行装裱，依靠技术理性的手段左右整个经济。 这样的技术理性手段，通过迎合人们难以承受艰难时境的人性诉求，试图通过货币发行，满足人们希望挽救或者被挽救的心理，实现“超人”的挽救经济的目的。 不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是“次贷危机”，其各种模型和各种金融产品，都是技术理性的疯狂结果。 人们认为自己的模型和产品能够指导世界，甚至控制世界。 尤其在“次贷危机”中，金融产品设计者把事实上的呆坏账进行金融债券化，支持了更大规模的劣质贷款。 劣质贷款并且进一步刺激劣质贷款形成的对房地产的劣质需求，吹大房地产泡沫，导致房地产建设过剩。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房地产会像像日本一样，从中长期严重拖累美国经济。 但是，技术理性的人们并不考虑这些后果，而只是看到自己做的金融产品畅销，而不看自己的金融产品对社会文化的侵蚀，以及对社会资源的破坏。 最后，当华尔街金融机构终于在“次贷危机”中撑不下去了的时候，开始全面陷入倒闭的状态，并且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泥潭。从胡佛到罗斯福时期，凯恩斯的技术理性的经济政策已经大规模使用，但是并没有达到相应的目标，反而是让经济更加陷入更加深刻、长久的危机。 当然，技术理性的人们，不会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因为这是技术理性的人们吃饭的工具。 奥巴马美国的“量化宽松”等经济刺激，试图通过技术理性工具，解救正在陷入中长期严重衰退的美国经济，几乎完全复制“大萧条”时期的救市方法。而奥巴马在严厉批驳华尔街蓄意掠夺社会财富之后，通过大量的资金刺激，并且推动医保改革政策等多项“大交易”。 这种行为虽然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型的技术理性不同，但是也属于另外技术理性，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整个形势。 而这些经济刺激措施虽然短时间在不大的范围内刺激了经济，但是必然将整个社会经济拖入更深的泥潭。 而随着美国经济的重新下滑，美国的刺激政策最后也会像深陷“次贷”泥潭的华尔街一样，因为自身的赤字泥潭和债务泥潭无法解决，最终开始长期的、冰冷的萧条。
当然，美国与中国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朱时代将房地产树立为支柱产业之后，中国通过大量的房地产贷款，支持无房地产权、质量低劣的房屋高价大量销售。 经过将近十年的时候，北上广深等地的房价已经成功跟美德等国的房价实现接轨。 按照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美国人二十分之一的水平，中国的房价已经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 因为，在20世纪末，北京人还觉得2000多元一平米的房价过高，愿意买房的人很少。 但是，到了次贷危机之前，价格已经翻了5倍左右，而人们反而觉得价格不高了。 本来在2008年中期，中国房地产已经基本上到顶，人们认为房价必然下跌了。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财政趁机推出天量的财政刺激和银行贷款，进一步刺激房价大幅飙升。因为，房地产作为成为转移社会财富、支持GDP的关键手段，是首先要被支持的。 而在美国房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中国的房价实际上已经远远超美，实现赶日的目标。 而人们正在看到，中国通过大量发钞“刺激”起来的经济增长，正在造成巨大的基础设施闲置和大量的“鬼城”。 也就是说，美国人面对的是“次贷危机”，是少数低收入人群无法偿还房贷而形成的危机。 而中国面临的房地产危机，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普遍收入只能算是美国中低收入人群到非洲人收入的中国人，面临的无法支撑房地产价格的全面巨大的危机。 人们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情况难以维持。 但是，到什么时候才维持不下去，中国才会出现经济崩盘，人们并不确定。 中国在印钞之后，巨量的资金进入市场，不仅仅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狂涨，进一步加速了社会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无数农田被更凶猛地侵占，实体经济也开始遭受毁灭性打击。 从个性来说，人们因为房子问题而痛苦，无数男女朋友分手。 在巨大的货币贬值和房价上涨的压力下，人们被迫买房，导致大量新房奴诞生。另外，大量的实体经济倒闭，大量农田被毁掉，加上房地产和铁公基的转移成本，导致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就这样，因为综合因素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让中低收入人群难以维持生计。同时，因为食品更加匮乏，于是大量进口粮食、加大转基因种植，并且放开地沟油、激素肉、毒蔬菜的闸门，让人们随时可以吃上各种生物、化学制剂。 在这样的情况下，乳业开始进入失控状态，结果是绝大多数家长已经不相信中国乳业，纷纷购买国际品牌的奶粉。 而国际为了控制这样的趋势，通过提高关税和严厉检查邮购，控制家长购买婴儿奶粉的规模。 而当孩子喝的放心奶都不存在的，而且当相关部门想方设法袒护乳业作恶者的时候，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实际上的紊乱状态。
疯子做事的主要特点就是不承担后果。 当疯子们脱离真实世界，实施违背规律的政策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在拯救世界。 只有当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会罢手。 而这时候，人们已经陷入困境，悔之晚矣。 这就像一个人连续地运动，已经非常疲劳了，需要休息。 但是，这时候出来一个看上去精明强干的人，号称自己是医生。 然后，医生给这位运动者药物，说这个人吃了药之后就可以继续运动，而且变得更加兴奋。 然后，运动者吃了药之后，继续运动下去。 到了一定时候，这位运动者因为过度运动，导致心脏衰竭而死。 当人死了之后，这个医生就消失了。 但是，当社会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一些人们想扮演上帝，试图通过自己的“药方”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 而让疯狂的人们来进行数理建模，指导经济和金融决策，必然要导致疯狂的社会经济行为，并且引发灾难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而规律作为上帝之手，到时候必然起作用。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遭到规律更加严厉的惩罚。 当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还在膨胀的时候，日本主动刺破了泡沫，导致房价暴跌，平均幅度达到四分之三。 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日本经济，让日本没有因为房地产而导致制造业的大衰退。 而在美国，奥巴马虽然要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是美国国会则开始对奥巴马施压，要让奥巴马把经济刺激的规模降下来。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自己选区的选民个体，不会因为这样的国家政策，导致个人经济和思想被严重压抑，或者整个国家陷入不可自拔的债务泥潭中。 所以，就是奥巴马想起到上帝的作用，即使他高喊出“Change”而高票当选，整个社会机制也不允许他做上帝。 当然到了中国，无数人还在迷信，技术理性可以控制整个社会。 即使技术理性者在过去十多年，印刷了6倍于以前数量的钞票，但是中国经济“竟然”没有“崩溃”。 也就是说，很多“崩溃论”到了最后，都被证明是“狼来了”。 而喊“狼来了”多了，人们也就不信了。 同时，人们也就更加相信，技术理性者可以当上帝控制一切。 当然，人们不会思考，技术理性者就像给一个运动过量的人吃药，让运动过量的人继续加大运动量。 这时候，运动过量的人如果刺激更多、运动量更大、坚持得更久，直接猝死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且，运动到最后，没有人能够不因为心力衰竭而猝死。 那么，中国人越到这种基本上已经随时猝死的经济尾声，越认为体制可以控制一切。 有的人无法相信我的认识，就问我:“难道掌控者不知道，他们是傻子吗? ” 说的我难以回答。
一个社会走到尽头，不仅仅是技术理性者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中国今天局面的形成，既有当地技术理性者的信心膨胀，更有民众们的认识问题。 在美国这样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民众认为公权拥有者必定是恶的，必定要危害个人的利益。 而个人就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防止公权拥有者对个人利益的侵害。 因为，不论技术理性者再想扮演上帝，他们只要没有随便征税、发债和印钞的能力，他们的想法就只是自我想像，最多就是煮熟的鸭子。 就像奥巴马一样，把整个民\主党的资源都用上，大力推动医疗制度改革。 结果，导致民众对其措施的反感，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取得胜利。 然后，各个州开始逐步建议取消医改法案，让奥巴马成为只会演讲的总统。 当奥巴马失去了腾挪空间的时候，连极为擅长演讲这个最突出的优势，也不太被人们关注了。 当然，中国民众民众相信这些技术理性者就是上帝，就能够掌控一切。 因此，无数人都在说，经济学在中国没有用，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中国，人们还相信一些人可以超越规律。 当中国房价超美赶日的时候，人们还真觉得房价可以比太阳系都高。人们不去思考，技术理性者的主要能力就是印钞，所有行为都依赖于印钞。 那么，人们不去思考，如果不印钞的时候，这些技术理性者还有什么能力；或者，人们不去考虑，当印钞朝着1920年的德国或者21世纪初的津巴布韦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些印钞者能够把钞票收回吗？ 当然，随着印钞的效果逐渐显现，人们就觉得钱“毛”了，于是纷纷购买房子、黄金等，觉得这些东西能够相对保值。 但是，当无数人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用来买房的时候，不去思考，像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的房子，多少钱才能够买下来？ 而且，人们都不做实业，因为实业越来越赚不到钱，然后把钱转到房地产上，都准备通过屯房子、出租房子为生。 那么，实业没有了，谁来租房子？ 更明显的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写字楼大面积空置，服装城、家具城等商城的铺面也大量空置，人们已经看到这些房地产都不行了，但是还在积极购买一些所谓的商业地产，觉得还可以持续升值。 中国人长期以来都生活在与现实割裂的状态中，也就是处于精神分裂中。 而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让人们无法辨别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现实。 人们都觉得赚到钱就成功了，但是都不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到底什么在支撑着人民币的价值。 或者说，人们不去思考，假设自己手里拿着1000元人民币，到底能够买到什么东西。 所以，人们宁愿相信手里的钱，也不睁眼看看社会的现实，不看看晚上 黑灯瞎火的小区和整栋整栋空置的写字楼。 这些小区和写字楼都意味着银行贷款，意味着人们在银行里存着的钱。 衣、食、住、行、游、购、娱，如果购买中国的产品，哪一个是放心的产品、可靠的服务？ 而如果购买高质量的产品，只有靠国际品牌、或者直接是进口产品。 那么，价格就是数倍，甚至数十倍。 那么，这些事情掌控者不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不解决呢？
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传统。 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人们经历了十几次的大减损，消灭人口的数量少则30%-40%，多则甚至达到80-90%，也就是平均不到150年一次。 而且，这还不包括地区性的人口消灭，比如说朱元璋因为有人骂他，加上听令者的理解错误，就可以对一个省的人口进行大屠、杀和消灭。如果将地区因素加起来，结合气候地理等原因，说中国人5年一小灾、10年一大灾，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中国流传的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这些灾难的原因，基本上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百姓总是因为人祸而苦？ 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个体意识。 人们都希望着“明主”出现，然后能够施舍给自己生存的机会。 很少有人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 也就是说，人们将自己的命运随便就交给社会掌控者，相信社会掌控者，而不是自我思考、独立判断、强身健体。 那么，对于这样的群族，在物竞天择的世界中，结果就只有一个：人们在平时可以苟活，通过放弃自己的各种权\利，然后拼命干活而有口饭吃。 也就是说，人们只能看到眼前最短浅的利益，只要事情没有发展到吃不上饭的程度，人们就在幻想着别人给自己做主。 而且，当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人们更是希望有救世主一样的人物出现，“拯救万民于水火”。但是，到了利益争夺激烈的时候，这些平时辛苦劳作而苟活的人们，就连饭都没有的吃。 然后，人们才开始“醒悟”，并且疯狂地自相残杀。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众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思考，预见到问题；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前制止问题的发生，防止问题成为相互消灭的大灾难。 那么，这种文化的惯性一直没有消除，人们都在“珍惜”这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不去思考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印钞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开始显示出效果。 因为，印钞就是通货膨胀，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不显露出来。 但是，当钞票印刷多了，就会开始产生累积效应，逐渐开始压垮整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天天面对这财富缩水的状况，底层的生活日益艰难。 尤其是2008年之后，绝大多数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已经陷入全面贫困，不少已经进入赤贫状态。 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自己为什么生活日益艰难，而且人们也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而掌控者仍然继续着惯常的做法，能维持一天是一天。
粮价大幅上涨的结果是，整个中国的社会运转成本不可避免地大幅上涨。 如果粮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相对较小。 因为，美国人收入高、加工食品摄入比例大，而且很多人选择中高端加工食品，或者说开支占收入比重小，所以粮食价格上涨并不明显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美国经济下滑之后，Subway、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企业销售明显上升，说明人们开始从中高端食品向中低端食品转移。 而如果经济继续下滑，人们还可以从中低端成品食品向半成品或者原材料转移，因此社会民众应对经济的压缩空间还很富余。 而且，美国企业利润高，粮食价格上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消化。 另外，美国经济级别高，包括IT、金融、汽车、军工等等，与粮食价格联系很小，能够很好规避粮价的上涨。 所以，从个人、企业、国家经济层面，美国吸收粮价上涨成本的能力较强，可以较好地抵御粮价上涨的冲击，将粮价上涨带来的负面效应，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而中国经济主要靠人力，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了中国经济的主要份额。 另外，中国的劳动者大都是终日辛苦工作，但是收入仅够糊口，食品和生活日用品支出占了收入的绝大部分比重。如果粮价上涨一倍，那么这些劳动者直接就陷入无法糊口的境地。 这时候，劳动者就会要求工资上涨一倍或者更多（考虑到预期更大的通胀），或者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就会直接辞工回农村的家。 同时，很多企业都是包吃包住，同时用很低的工资吸引员工。 如果粮价上涨一倍，吃饭的成本也上涨一倍，运转成本也会相应上涨。 而且，中国经济的运转主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不论是工厂等加工业、铁公基等建筑业、餐饮娱乐等生活服务业、甚至所谓的IT业，都是依靠人海战术完成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支撑着整个经济的运转。 一旦粮价成倍上涨，导致人工成本成倍上涨，同时粮价上涨会导致食品价格成倍上涨，然后引发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相应上涨。因此，粮价上涨是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社会的产品和服务的系统性全面上涨。 产品和服务上涨，会导致出口加工企业的各种相应费用的上涨。出口加工企业大都是免费土地、离港口很近，所以对于出口加工企业来说，房地产和铁公基的价格上涨，其影响并不是很大。 而工人工资和社会产品的价格上涨，才是出口加工企业最致命的问题。一旦粮价上涨一到两倍，会立即要求绝大多数出口加工企业进行大幅涨价，否则无法应对成本显著上升的压力。而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欧美需求停滞的状况下，大幅涨价就意味着需求减少，同时需求者会立即将采购订单转向其它国际，大量中国出口加工企业就要陷入无法出口的状态。
一旦中国产品无法出口，中国经济就很快走向瓦解。 中国的进口大量都是必需品，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国的奢侈品和汽车等非必需品进口快速增加，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但是，中国主要的外汇花费，仍然是进口必需品。 比如说，中国经济必须依赖大量的石油、粮食、矿石、化肥等资源和大宗产品进口。 同时，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就需要进口大量的铁路、汽车、飞机、计算机、电力等等行业需要的核心零部件和易耗品，即使不进口大型成品的话。 而不论是大宗产品，还是核心零部件，这些都是经济运转的必需品，必须进行进口的。 而一旦粮价上涨一到两倍，中国产品的出口必然大幅减少，由于进口主要属于刚性进口，因此形成贸易逆差。 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依靠贸易顺差而维持。 一旦贸易逆差开始，大量内资外资都要逃离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 在将近75万亿人民币的M2面前，以不到6.6的兑换价，2万多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亏损多少还不清楚）随时会被冲垮，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流失殆尽。 而一旦外储开始流失，中国的原油进口、粮食进口、化肥进口的能力也将大幅减少。 而这些进口的减少，直接导致化肥、农药生产停滞，同时粮食更加短缺。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开始大量依赖化肥农药提高产量，以前的施农家肥的方式基本上被废弃，导致土地肥力持续下降。 而如果停止化肥农药的使用，土地出产能力将极为低下，作物产量骤减、很多土地轻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而绝收。 即使当年不绝收的，由于大量土地已经极为贫瘠，如果没有有机肥的施用，到第二、第三年也会面临绝收或者接近绝收的状况。 同时，如果缺乏石油、矿石、芯片、各种关键或者核心零部件供应，中国的经济活动将全面停滞。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二三十年前，中国还有自己的矿产资源，即使与世界隔绝，也可以自我生存下来。 现在，中国的矿产资源已经几乎损毁殆尽，一旦进口资源停滞，中国人就得忍饥受冻。 同样道理，缺乏了国外关键零部件的供应，中国的经济运转很快就无法维持。 而且，中国连好点的签字笔，其笔芯也要进口。 也就是说，一旦外汇储备开始流失，并且加速流失，那么中国经济将迅速陷入瘫痪，然后整个社会系统瓦解。 而且，事情发生的速度将可能非常快。 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对于无数人来说，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整个过程就已经结束。
如果经济瓦解，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一种状况。 在历史上，中国的土地人口承载力是2-3亿人左右。 超过这个数字，就要发生规模巨大的变乱，导致人口大减损。 而明朝之后的历史变乱，开始都是因为权贵阶层穷奢极侈，导致绝大多数人群民不聊生，然后爆发流寇作乱，无数生灵涂炭，人口严重下降。 其中，洪秀全作乱，虽然主要危害范围在局部，也造成了上亿人的人口减损。 那么，不论什么样的变乱，背后都是人口过载、同时少数人把持着过多的资源，结果导致粮食不够吃。 然后，大量没饭吃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要饭，形成大量的流民。 而大量流民聚集到一起，形成一定规模，就开始变成流寇作乱。 这些流寇虽然打着旗号说“替天行道”，但是更主要的是残害所到之处的地方民众。 当残害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口过于稀少的时候，资源系统足以支持人们生存的时候，才停止相互残杀，然后重新“修生养息”，大量繁殖人口，进入下一个人口过载的轮回。 而到了21世纪，中国的农业系统除了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提高产量之外，比中国古代的农业制度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而且，中国在过去60年，自然资源系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破坏。 就拿华北为例，60年前本来还有大量的河流湖泊与大片的湿地，还有大量的水田肥地。 但是，前30年经过所谓的兴修水利、围湖造田、大兴工业、扩大城市、人口爆炸，将原有的水资源生态严重破坏；后30年后，人口继续爆炸、城市更加疯狂地扩张，人们毫无节制地追求物质，进一步刺激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膨胀。 人们就像蝗虫一样，吞噬了当地的环境资源，留下钢筋水泥丛林、一片干旱的土地，而且地下水也大量被抽空。 现在，华北平原大约有3亿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也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 一旦没有了化肥农药、没有了电力进行抽水，那么也就意味着粮食生产将回到比古代还不如的状况。 一旦贫瘠的土地大幅减产，然后绝收，华北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多的人口。 这还不考虑更加严峻的水资源问题，因为一旦停电，人们连地下水都抽不上来。 而中国其它地区，也都经历了类似华北的土地和水资源状况。 或者说，中国现在的生存环境，已经远远不如60年前。 因为城市扩张、工业生产、铁公基建设、围垦造田、资源的毁灭性开采等等行动，让中国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承载力已经远远不如清朝或者民国。 中国人的几千年历史，就是持续毁坏自然的历史。 而科技的发展，让中国人破坏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技术对中国的毁灭已经无法持续。 当华北、西北的地上、地下水都被抽干，当华东和华南的耕地基本毁坏殆尽，人们必须要接受规律的惩罚。 而当进口接近零的时候，重新回到原始耕作状态的中国，还能自己生产多少粮食，还能承载多少人，就是每个在这片土壤上生活的中国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了。
当粮食紧缺的时候，城市将成为难以评估的地方。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超过半数的人已经居住在城镇。 如果考虑到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群，那么城市人口数量更加可观。 而且，无数人将自己的身家都投入了房地产，也造就了大量的“城市中产”。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中产”，就会发现，他们除了房子之外，几乎也是一无所有。 那么，他们从个人利益需求出发，必然要求房价不能下跌。 所以，技术理性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只有毫无人性的技术理性手段才能够持续把农民赶入城镇，支持城镇房价的坚挺。 问题在于，一旦粮价上涨一到两倍，考虑到原材料和人工的价格上涨，城市中大多数的服务业都要因为成本过高而关门。 到时候，农村在城市打工的人口会大量回流，因为挣不到可以养家糊口的钱，还不如回家自己弄点田吃饭。 当大量中低收入打工者离开城市、离开城市周边的加工企业的时候，城市就会因为缺乏经济支撑而变得非常穷困。 因为，加工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根基，城市服务业是城市经济的主干。 而且，如果粮价上涨一倍以上，农民放弃土地上楼的积极性就会消退。 这些因素汇集起来，就是没有人再进入城市，城市的大量房屋就会空置，到时候就没人会买房。 另外，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隐形因素，就是大量的货币发行。 中国的城市本质是建立在压榨农村和自然资源基础上的，而不是像欧美日那样建立在发达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基础上的。 尤其是通过大量的货币超发，创造出巨额的虚拟财富，转换成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现在，各大中城市几乎都依靠“土地财政”生存，一旦“土地财政”完结，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而一旦粮价上涨一到两倍，人民币的信用就会开始消失，依靠印钞支撑的城市，也无法运营下去，城市也就无法购买需要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油水电气和城市维护、垃圾污水处理等等各种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说，一旦粮价大幅上涨，不仅仅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会面临生存问题，而且城市也会难以运营。 而这样的情况，不论对于把自己的工作和财富都压在城市的“中产”，还是在城市生存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是非常可怕的。 可以说，很多城市人是不关心粮价上涨的，因为人们认为，就是一斤大米涨到10块钱，自己还是吃得起的，而很多人已经吃上了将近10块钱一斤的大米。 但是，这些人不思考，粮价上涨意味着什么，对自己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综合影响。 而一旦粮价大幅上涨，造成城市停转，城市的人们将可能陷入绝境。
考虑到这些问题，技术理性者必然要拼命控制粮价。 可以说，如果粮价大幅上涨，那么一切过去的所谓经济增长都要清零，然后从“负数”开始重来。 因为，城市的房子都要被废弃，人们又要回到挨饿的状态。 那么，对于技术理性者，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接受，所以技术理性者要采取一切方法控制粮价。 而控制粮价本身，就是利用中国民众眼光极为狭隘、极为短视的特点。 因为，如果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随便看看自己的周围，就知道大量水源和耕地被破坏，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两要素。 那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知道饥荒必然到来。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己不种粮而吃得饱、吃得好，更何况中国这个人口将近15亿的大国。 但是，短视到了极点的中国人根本不看土地和劳动力，而只把自己的眼光放到可以看到的超市粮油供应上。也就是说， 人们不会关心农村的土地有没有大规模减少，而只管超市的粮油涨不涨价。 而技术理性的社会资源掌控者控制了电视台、报纸等媒体，而城市“中产”等人群控制着网络，根本不给农民以发声的机会。 当然，即使给农民发言的机会，也会因为农民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发言而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同时，农民的孩子们有的学成之后，有了知识和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 但是，这些农民的孩子在进城之后，并没有为自己的家人、乡亲考虑，为他们发出声音。 而且，很多农民的孩子掌权后，因为更懂得农民的弱点，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村，甚至残酷地压榨农民。 因此，不论农业已经到了什么境地，人们都不关心耕地，不关心农民。 但是，人们却关心从农村来的粮食、蔬菜、棉花和糖等作物，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 这就是竭泽而渔的系统，人们只关心吃到桃子，但是不关心桃树涨得如何。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粮食越来越少，而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人们希望自己吃得越来越好。 因此，中国经济的根本矛盾，已经转向资源被毁灭性破坏，与中国人群体就像蝗虫一样，要吃尽喝光一切的矛盾。 如果中国粮价能够像日本粮价那样高，同时国家还大量补贴农民，那么中国农业还有救，粮食问题还有救。 但是，技术理性者为了控制所谓的经济，极力压低粮价，加速中国人吃尽喝光的趋势。 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粮食矛盾已经开始显露出来，除了各种有毒的调料，三聚氰胺成为当时的标志性添加剂。 但是，中国人不思考三聚氰胺的根源性的问题，变本加厉地延续过去的模式。 到了2010年，中国不仅进行了创纪录的粮食进口，还任由有毒有害食品泛滥（增加食品供应的重要手段），这两个手段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粮食供应和粮食消费之间巨大缺口。 当然，即使这样的状况，也都无法填满中国巨大的缺口。
而控制价格的结果，就是人们的粮食有可能断顿。 按道理，每当粮食收割的时候，国家粮食储备部门和商业粮食加工企业都要进行收储。 因为，这些机构在粮食收割的时候储备够了到下一次收割的粮食，然后在之后的时间持续释放库存，供给社会民众进行粮食消费。 而在2010年秋粮收割之后，这些单位进行了“粮食抢购”，导致粮食收购价格暴涨。 于是，政策勒令这些粮食相关机构，停止“抢购”粮食，让粮食储备部门停止收粮，让粮食加工企业不得超过3个月库存，有的严厉限制的甚至不得超过1个月的库存。 在这样的严厉措施之下，粮价似乎稳定了，但是留下了一个疑问，粮食库存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政策的作用，就是通过牺牲库存，来维持粮食价格。 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粮食库存不够人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消费。 同时，由于国家的粮食库存是个保密数字，那么没有人知道粮食的库存到底是多少。 这时候，人们等于把自己的性命、自己家人的性命，就交给了这个保密，这个无法知道的“黑洞”。 那么，如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某一天告诉人们，仓库里没有粮食了。 当然，这个没有粮食不是某一家没有粮食，而是数亿人的一个地区没有粮食，或者中国大部分大中城市都没有粮食。 那么，这时候人们怎么办？ 当然，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大都储备了半年左右的的粮食，一般可以支撑到夏粮或者秋粮收割。 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一般家里只存着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来月的粮食。 如果真的粮食不够了，那么一个城市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就要面临巨大的系统性粮荒。 而发生没有粮食断顿，那么城市中的人们如何反应，就很难设想了。 而且，如果中国出现粮荒，世界的那点粮食储备是不够的，更何况其它国家也要给自己留余地，不可能把自己吃的粮食也给了别人。 所以，这个关系到无数人性命的巨大问题，一直都在“黑洞”之中。 而中国人则在这个黑洞下，仍然疯狂地追求钱、房、车等等。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说的是人们一定要尽可能避免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中国人似乎对于危险从来没有在意过，似乎对危险毫不畏惧。 当然，就像地震一样，只有地震之后，大量房屋倒塌，中国人也才有点感慨。 因为，日本和新西兰的七八级地震，不死人或者只死掉很少的一些人；而中国地震则动辄死掉几万、十几万人，而且死者中间有大量的中小学生。 然后，中国人感慨归感慨，但是从来不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所以在中国，任何一点所谓的“天灾”都可能造成无数次死亡，然后把死亡归于“天”，而不思考几乎所有的“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 而中国人的一次次轮回说明，人们从来都是吃堑，但是从不长智。
人们只有在没饭吃的那一天，才开始慌乱，并陷入绝望之中。 中国人总在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而这种口号式的短语，给人们极大的心理支持，人们总觉得只要眼前有粮食吃，那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 中国人从来不去思考，粮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最基础的经济学都要分析粮食的来源，分析如何通过保护耕地和劳动力，来保障粮食安全，或者明确地说，保障粮食来源的安全。 因为，粮食安全的问题本质是粮食来源的安全问题，是粮食基础的安全问题。 粮食基础的安全则是对土地进行投入，保障农业劳动者的收入，让农业劳动者能够持续提升劳动技能，实现更高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效率。 而中国人只看到“手里有粮”，根本不关心土地和农业劳动者。 所以，很多中国人说，“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个“经济奇迹”。 当然，人们只要看到“粮食”，也就不关心这个粮食是从进口来，还是从有毒有害食品而来。 更重要的是，人们到后来，连“手中有粮”都不关心了，人们只要看到超市里“有粮”，就觉得自己家里也有粮，到时候在超市买就行了。 人们也不会思考，人们在超市“看到”的那些粮食，如果碰到人们抢购，几十家到几百家的抢购就能够把整个超市搬空。 而一个超市经常要服务几百家、几千家的居民，那么剩下的超过90%的家庭去哪里买粮？ 而且，中国早已经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以前的配给制。 也就是说，人们都得自己找饭吃，没人会管你的吃饭问题。 当然，当人们手里没粮，眼睛里也没粮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形势就完全不同了。 在60年大饥荒的时候，北京作为配给制条件最好的地方，不少市民都到郊区农村的土地把白菜根、土豆和红薯的小果实挖出来吃。 而那种情况是在城市范围很小，周围农田面积广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如果现在北京市的人们没粮食吃，走出三十公里都很难找到可以找食吃的耕地。 更重要的是，当时到农村挖白菜根是作为食品的补充，而现在一旦断粮，是去找主要的食品来源。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北京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稻田随处可见，人们找吃的时候随便都可以弄到水喝。 而现在，到处都是干地。 一旦粮荒开始，停水停电，别说吃饭的问题，没有水喝，就直接让无数城市人无法生存。 对于动辄上百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当人们都得自己找饭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口集中消灭的危险。 城市就像巨大的剧场，一旦某件事情开始引人注目，就通过巨大的“剧场效应”无限扩充开来。 无数人超出自己的能力买房、买车，都是人们在“剧场效应”的影响下，进行的乌合之众型的集体行为。 而一旦城市中的粮食开始面临短缺，那么就意味着人们要开始抢购，人们要从十几天的储备增加到半年到一年的储备。 而这样的情况一旦开始，将加大城市供应的不均衡，让绝大多数人都得面临没有饭吃的生死边缘。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旦没有粮吃，能够做出任何非理性、非人性的动作来，包括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人吃人的状况，变得比禽兽还残忍野蛮。
中国竭泽而渔的文化传统，注定了中国人一次次轮回的命运。本来，让鱼留在池塘里，人们虽然吃的少点、差点，但是可以“细水长流”，长时间吃饱。 但是，人们为了能够短期吃饱，就竭泽而渔，然后“手里有鱼，心里不慌”。 没想到，等问题爆发的时候，人们不仅面临没鱼吃的问题，更连水都没得喝。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均收入也非常高。 同时，日本人精打细算到了极致，节俭文化在世界上无出其右。 可以说，日本人平常连吃饭都吃不饱，日本文化对于胖子相当鄙视。 人们吃饭的时候，两三片萝卜一盘菜、两三片菜叶一盘菜，吃多了不好意思，就只能饿着。 其森林覆盖率在70%左右，但是日本人却拥挤在地势狭窄的大城市中，而不去砍掉森林盖房子。 日本人的社会运作规则周全而严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作效率。 另外，日本节约能源的方法花样繁多，对于物品循环的措施也越来越周全。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日本能够在狭小的空间中容纳1亿多人，然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相对较高。 与之相对比，中国人2000多年以来，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一直在竭泽而渔，然后进行一次次轮回。 当人们穷的时候，往往是连饭都吃不上，然后就要易子而食。 而有了钱之后，人们开始通过毁坏周围的环境，为自己盖大房子，进行奢侈享受。 人们一顿饭就要吃掉成千上万元，而且每天无数个豪华餐宴都剩下大量饭菜。 整个社会媒体还在疯狂地鼓吹消费享受，刺激人们买房买车，极大增加社会的资源消耗。 就像很多山西人的家乡十年九旱，人们为了不在家乡饿死而“走西口”。 而赚了钱之后，却只知道把钱用来在老家盖大房子，然后把金银财宝藏在大房子的地窖里，而不知道将这些钱用来支持教育、植树造林、恢复植被。 而当世易时移，这些有钱人跟不上形势变化的时候，人们又重新变穷，然后大家再次进入挨饿和饿死的状况。 这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奢，奢则毁，奢则亡”的轮回，在中国无数次地重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到了今天，“人定胜天”的技术理性将让这样的轮回变本加厉，因为人们在强大的现代技术的支持下，以无比强大的方式“竭泽而渔”，让中国的资源遭到毁灭性损害。 面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希望扮演上帝的技术理性者最大的能力就是破坏，想方设法破坏掉所有可以破坏的资源，然后树立起钢筋水泥的人工“奇迹”。 而中国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的“奇迹”，最后人们因此而付出代价。 因为，这些人工“奇迹”是无法创造出粮食来的，只有肥沃的土地、丰沛的降水和阳光普照，才能够生产出大量的粮食。 而人们违背了上帝欲行的道，破坏掉肥沃的土地和降水的循环系统，本身就是极大的犯罪。 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规律作为上帝的大手，在时间到来的时候，将把人们击得粉碎。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缺粮、再去到处找粮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亲手把土地和河流毁掉，人们可以吃的，就是自己买的房子和汽车。现在，倒计时的时钟越走越重，死亡的钟声随时可能敲响。
当然，技术理性者将想方设法维持粮价的“稳定”，将使粮食供需矛盾更加深刻。一旦允许粮价引发出口剧减和贸易逆差，那么人们对于人民币的信心将快速瓦解，引发外资出逃、外储流失等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而对于技术理性者来说，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技术理性者必须想法设法压制粮价，让自己能够更长时间地扮演上帝。 这是人类共性，不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人们无法接受自己失败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对于技术理性者来说，多坚持一天，就有巨大的印钞利益，可以转换成享受和储蓄。 而这样坚持地对粮食价格进行打压，将进一步促使农民减少对于粮食的种植。 对于农民来说，农药化肥价格在持续上涨，粮食价格本来就低，稍微差一点、小一点的地种粮食，肯定亏损。 尤其是华北华北大旱之后，冬小麦面临大幅减产、有的地方甚至绝收。 有些地方农民积极抗旱，让小麦能够保持相对正常的产量。 而抗旱需要进行抽水、劳动，也是额外增加的成本。 农民在算账之后，也很明确自己要亏钱。 所以，面对各种越来越昂贵的生产资料，越来越难以预测的天气，无数农民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将进一步选择减少种植。 很多农民会只种点自己的口粮，或者连口粮都不种，然后出去打工赚钱，让家里的耕地部分甚至全部抛荒。 另外，棉花、蔬菜、小杂粮等经济作物的价格大幅上涨，也刺激了农民转而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 2011年春节，菜价相对平稳，和2010年相比涨幅不大，可以说明有更多的农民在种植蔬菜。 考虑到进一步的抛荒和经济作物种植， 考虑到东部沿海地区肥沃土地大量被毁的状况，超过四分之三的中西部耕地将只用来种植养活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的粮食。 那么，如果现在的库存撑不到夏粮收购，粮食短缺就直接要了城市的命。 如果现在的库存能够撑到夏粮收购，农民出售的粮食也会很少。 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如果粮食价格还不急速上涨，更少的农民会种粮，到了秋粮收购的时候，能够收储的粮食更将所剩无几。 而且，不论哪种情况，都会出现粮价在受到控制的状态下，某一天突然超市里没有粮食了。 人们就是外出找粮，花很高的价格也很难买到，因为是整个社会没有粮食。 就像60年大饥荒的时候，没有粮票的人，得花10块钱买一个饼子。 而10块钱基本上等于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了。 而62年社会缓过来，是因为当时的土地扔下种子就能自己成活。 所以，61年的时候，人们可以看着粮食慢慢长起来，然后收获吃上饭，有力气了之后下地干活，62年之后产量开始恢复正常。即使这样，饿死的人也超过十分之一。 而现在，不仅人口增加了9亿多，而且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土地变得极为贫瘠，大多数土地扔下种子也很难成活。 而且，60年人们还挖野菜、吃树皮，现在人们连野菜和树皮都找不到了。 也就是说，当粮荒到来的时候，城市人口能够存活多少，就成了未知数。 到时候，中国的水和耕地资源能够承载多少人，也是未知数。
耶稣基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中国特色”经济就是建立在沙漠基础上。 58年大跃进过程中，以大炼钢铁为主要标志，毁掉了大量的森林草原，让罗布泊这样一个巨大的天然内陆湖在两三年内干涸，也让罗布泊周围的绿洲变成了沙漠。不仅如此，大量的人工水利工程，干扰了自然循环，加速了自然环境的衰退。 再加上人口持续膨胀，人们疯狂地追求物质消费，也让环境恶化加速。 到了21世纪的前十年，新的大炼钢铁更加疯狂地上演，每年生产数以吨钢、十数亿吨水泥，超过世界一半的产量。 而且，单位资源消耗远远超过其它主要钢铁产国。 也就是说，中国7%的土地，承载着超过20%的人口，疯狂消费着超过50%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资源就像遭遇了蝗虫过境一样，在很快被消耗殆尽。 而且，西北、华北的水资源基本上耗光，已经形成了极为明显的沙漠特征。 那么，人们在良田上盖起了巨大的城市，然后把周边变成了沙漠，也就是将城市盖在沙子上。 这就像“楼倒倒”一样，一个高楼看着盖得好好的，而且楼 越盖越高，准备冲出地球，走向太阳系。 但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这个楼在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突然间悄悄地倾斜，然后轰然倒塌。 虽然“楼倒倒”倒了之后，一切看起来都很完好，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破裂。 但是，身在其中的人大都将随着倒塌的高楼而丧命。 而不论人们如何说这个大楼设计得多好，建设得多好，都要到最后倒塌，因为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随着货币印刷的效果持续显露，通货膨胀已经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在加速；同时，粮食短缺也在不可抑制地加剧。 这两个因素汇集起来，不论是通货膨胀传导到粮食，导致粮食价格暴涨；还是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粮食短缺引发人们更多地购买和囤积粮食，加剧粮食价格暴涨；还是技术理性者为了控制粮食价格，不进行粮食储备，等青黄不接的时候导致粮食短缺，人们直接没有饭吃，都要导致出口骤减、贸易逆差大幅增加、外储随时被冲垮，然后各种粮食、资源、关键零部件的进口骤减。 然后，粮食生产大衰退，中国资源的人口承载力露出本来面目，然后大多数人人口喝不上水、吃不上饭，陷入严重的生存绝境。 (待续)
【这段漏掉了，在重复贴的段落之后（最后一句“能维持一天是一天”），在“回复日期：2011-03-10 14:30:11”那段之前】
如果说，技术理性理性的本质是印钞的话，那么问题也必然反映在钞票上。 2008年底，中国的M2约47万亿；到了2010年底，M2就增加到了72.5万亿，比两年前增加了25.5万亿。 也就是说，在全国财富不变的情况下，钞票缩水的程度超过三分之一。 总的来说，如果在2008年底，人们可以用一元钱买一个馒头的话，那么到了2010年底，就得用超过1.5元的价格来购买。 如果这两年，某人的月工资还是2000元，以及有十万存款没有变的话，那么2010年底，这个人虽然做的一样的活，而且表面上这个人的存款没变，但实际上遭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降薪和财富缩水。 而大多数人这三分之一财富缩水的原因，就是因为技术理性者通过印钞，拿走了那三分之一的财富。 当民众辛苦赚钱、节衣缩食攒钱而剩下的钱，轻轻松松被他人拿走了三分之一，但是民众似乎毫不关心，就让自己的财富持续缩水，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另外，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随着印钞给社会财富注水，一些能够涨价的产品大幅涨价。 而对于价格控制或者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的产品，商家必须以次充好来求得生存，于是整个社会都被垃圾产品所淹没。 而垃圾产品到了食品上，就是有毒食品的泛滥。 当然，在持续印刷钞票的过程中，一些相对聪明的人，感觉到形势不对，开始自己行动起来。 当然，有的人在潜意识中，就充满了对房屋等物质财富的信任感。 这些人在别人都认为房价贵的时候，通过买房进行“投资保值”。 然后，这些人们看着房价节节攀高，也在内心充满了财富感。 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投资保值”的问题，觉得买房子就能够“保值”。 无数人在最初并没有看到这个趋势，错过了“低价”买房的机会，或者后来痛苦地高价买房，或者更痛苦地望楼兴叹。 而人们则更辛苦地工作，希望多赚点钱，买房或者回农村盖房。 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关注决定自己生活的因素。 即使投资赚钱的人们，也必须吃着垃圾食品，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昂，而这才是人们每天需要面对的，而不是房价的“纸上富贵”。 中国文化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挣扎，都不去面对真正的问题去解决。 人们不是通过投资自己，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竞争能力而变得富有。遇到问题时，不是直接面对问题，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到最后，中国人习惯了坐等着形势恶化，直到最后的状况不可收拾。
当人们还在疯狂地想赚钱，或者买房进行“投资保值”的生活，通货膨胀正在加速到临界点。 总的来说，印钞之后，不会直接引发通胀，而是有一个滞后期。 根据投入的领域不同，这个滞后期也有所不同。 而滞后期越长的通胀，等通胀到来的时候，更加迅猛、更不可阻挡。 在过去十几年，技术理性者通过“拉动内需”，对中国的经济系统注入了十几倍的资金。 同时，技术理性者严格控制粮价，也就控制了土地价格。 于是，这些巨额的资金能够进入房地产和铁公基，通过低价买地、高价卖房，获得巨额的利润。 同时，由于房地产和铁公基的运作周期，上下游产业链的资金容量大，因此多余的资金可以在系统中循环。 只要这些资金在房地产和铁公基系统中循环，通胀在生活品领域就表现得比较温和。 因此，中国能够出现一套房子上百万、几百万，而人们收入只有两三千块钱的状况。但是，一旦房地产的前景不妙，在上游矿产、钢铁机械水泥、建筑家居，以及配套的汽车等行业堆积的资金，就会大量涌出，转向生活必需品领域。 这样的形势如果形成，就可以直接冲垮中国经济。 比如说，根据官方数据，中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差不多为1万亿斤，就按照1万亿斤这个基数计算。 在1995年底，中国的M2总量只有5.8万亿。 如果按照当时官方的粮食收购价0.55-0.57元的价格，人们买了粮食后，还剩下5万亿元左右。 如果人们都抢粮食，按照M2总量平摊后的平均价格，每斤粮食可以涨到6元（当时的统计口径还不到1万亿斤）。 但是，到了2010年底，中国的M2送粮已经达到72.5万亿，如果按照粮食收购价1-1.2元来算，人们买了粮食后，还有70多万亿元。 如果按照如果人们都抢粮食，按照M2总量平摊后的平均价格，每斤粮食可以涨到70元。 在1995年，人们必须花很多其它的钱，购买其它方面的产品，人们的资金捉襟见肘，也就是“很穷”，所以粮价很难涨起来。 而到了2010年，只要从M2中挪出区区的10万亿元，就能够让粮食价格“飞天”。 而且，我在以前计算过，根据中国农业经济的特征，1万亿的资金就能够将粮食价格炒高数倍。 那么，10万亿资金足可以将粮食价格炒高十几倍到几十倍。 而在这样的状况下，技术理性者是不可能回收货币的，因为回收货币就意味着整个房地产和铁公基经济完全停摆。 于是，技术理性者只能采用一个方法，就是进行政策控制，通过强制手段不准商家涨价。
不过，不论怎么样采取技术手段，越来越多的钱都开始不可阻挡地流向生活必需品。 首先，当印钞的数量达到十几倍之后，不论迟滞时间多长，在某一天这些钞票必然要进入社会必需品领域。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铁公基和房地产的投资，必须要进行转移，也就是变成高昂的房租、各种票价、路桥费等等。 从2010年开始，各种相关价格已经形成不可阻挡的物价上涨，引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而如果说2008年，人们还可以归咎于世界经济过热导致的“输入型通胀”；那么到了2010年，中国国内已经非常明显属于内生型通胀，并且变成“输出型通胀”，让整个世界开始难以承受。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已经开始绝望。 因为，通货膨胀是无法克服的、人们的收入是难以增加的、食品的质量是越来越恶劣的。 不论怎么挣扎，人们都逃不出这样的困境，而且压力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人已经濒临崩溃。 当然，房地产价格上升，还给不少人一些安慰。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一旦粮价翻倍的话，绝大多数人将连房子都租不起，或者连房屋的月供都还不起。 到时候，房价也必然垮塌。 即使看上去通过买房子赚钱的人们，也到时候变得实际上一无所有。 所以，一旦通货膨胀加速，推动粮食价格开始上涨，技术理性的手段失控，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全面垮塌。 而这个通胀加速的过程，从2008年开始出现征兆，2010年全面表现出来。 从历史来说，前苏联就是通过1988年开始的通货膨胀，经过3年的加速度，到1991年通胀超过100%，经济和社会直接垮掉。 而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的瓦解，是粉碎性的瓦解。 从通胀的角度来说，中国正在进行着几乎和前苏联最后几年几乎一样的过程，连通胀率都类似。 当然，中国与前苏联关键的不同，在于苏联人少地大、资源丰富，而中国人多地少，资源被毁灭性开采。 而且，中国的城市庞大，一旦通胀加速，生活必需品价格翻倍，数量巨大的城市贫民阶层和在城市的务工人员，就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 而一旦这些数量巨大的人们吃不上饭的时候，人们情绪爆发的力量将无法控制。 这时候，换谁来都没有用，而对社会稍微有点感觉的人，都会感觉到更大的通货膨胀无法避免地到来，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吃不上饭的时刻也正在逼近。
粮价是货币和粮食的结合点。 说到粮价，就等于通过两只眼睛看经济，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聚焦点。 在中国，粮价是现在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一旦粮价实现大幅上涨，就直接意味着现有的中国经济的瓦解。 而中国的粮价问题，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而中国的独一无二可以同其它国家的对比可以看出来。 在美国，粮价的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并非决定性的。 美国经济对粮食价格的容忍度非常高，粮价翻倍或者两倍，美国经济只是表现为通胀率较高，但是经济还能够相对容易地承受。 如果粮价过度上涨，美国也可以通过补贴和退税政策，达到减弱粮价影响的目的。 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在中国，粮价如果上涨一倍到两倍，那么中国经济根本承受不住。 中国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为了压住粮价，在急剧增加粮食进口的数量，希望通过粮食进口来弥补本国粮食的缺口，保持粮食的低价格。 而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在粮食进口上与日本有一些类似。 因为，日本的粮食也不能自给自足，所以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主粮的缺口。 而日本通过本国农产品的高端化，以及国民自觉购买高价本国农产品，既维持了本国农产品的高价格，又通过低价农产品进口实现了粮食供需平衡的问题。 由于日本经济高精尖新的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占了日本经济的主要部分，因此日本也能够承受高粮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 而这种价格方式，再加上日本对农业的巨额补贴，让日本农民有利可图，日本的农业也可以保持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减小粮食缺口。 另外，日本人的饭量非常小，也限制了粮食需求。 通过这些方法，虽然日本农业生产也在衰退，但是衰退速度很慢，因此相对限制了粮食进口的数量，让日本对粮食进口的依赖较少。 与此同时，中国则年年增大粮食进口，而且粮食进口迅猛增加。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大豆进口量达到前所未有的5,480万吨。进口玉米157万吨，为上年的19倍。棉花进口也大幅增加，2010年为280万吨，接近2009年的两倍。2010年糖进口量增长66%。 中国的进口需求对世界粮价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促进了世界粮食储备大幅下降，支持了世界粮食价格的暴涨。 而按照中国农业的状况，本国粮食缺口只会越来越大，而且是明显急剧扩大，也就意味着进口还要继续增加，才能够保持国内粮食够吃。 问题在于，即使日本全国的1亿多人都吃进口粮食，也没有多少。 而中国在2010年进口的大豆数量，就等于超过了日本人的粮食摄入量。 如果中国的粮食进口还持续上升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满足中国的粮食进口需求。 那么，随着国家粮价的高涨，也迫使中国国内的粮价开始上涨。
粮价的上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一击。 粮价上涨时，美国和日本都因为其有雄厚的高端产业，以及整个社会税收和分配机制，让其经济可以经受住冲击。 所以，粮价上涨一般会导致经济衰退，而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不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停顿。 而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则根本承受不住粮价上涨。 如果粮价上涨一到两倍，那么对内对外的经济就要产生剧烈的影响。 其推理过程也非常简单，很容易理解。 中国出口的出口基本上都是低端产品和服务出口，就是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出口。通过过去几年，中国出口加工厂的利润已经像纸一样薄。 因为，一方面中国加工厂面临国内其它加工厂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越南、印度、斯里兰卡等其它国家加工厂的竞争，国内外双重竞争的结果，就是最简单、最低级的“价格战”，即使国际大宗原材料涨价，也没有加工厂敢随意提价。 同时，随着通货膨胀的效果显现，在中国的各种运营费用以不可抵挡的方式逐步上涨。 在产品价格涨不上去、原材料价格上涨、综合费用持续提高的综合背景下，绝大多数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 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倒闭潮。 以中国主要出口领域的服装纺织为例，大量服装纺织出口企业利润已经降到5-10%。 也就是说，这些服装纺织企业主要靠出口退税生存，靠国家补贴进行出口来生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纺织业增加值增长11.6%，较上年加快3.1个百分点;全年纱产量2717万吨，较上年增长13.7%;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从表面的数字来看，其产业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 但是，2010年因为棉花歉收，导致棉花从9月份开始价格暴涨。 在微观领域当棉价上涨1倍多之后，大量纺织企业减产或者歇业。 而对于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棉价上涨只是所有成本上涨的一个环节。 即使棉价上涨一倍，对于大多数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总成本也仅仅增加20%-30%。 对于不少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企业，还能够消化吸收这些成本，继续维持企业的运营。 但是，一旦粮价上涨一到两倍，那么现在利润已经薄的像纸一样的出口加工和其它初级产品企业，绝大多数都要关门。 因为，粮价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一旦粮价上涨，其它日用品价格必然要上涨，并带来整个社会成本的全面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