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桀虽然是养马出身，却很有政治智慧。据说汉武帝有一次病中视马，见马瘦了，就责怪上官桀不尽职，上官桀却机灵地回答说因为担心皇上的病才无心养马，马由此瘦了。汉武帝听后龙心大悦，认为上官桀对自己很忠心，所以不仅不治罪，还升他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又升为左将军。
从以上的政治背景分析，围绕皇权和行政权的归属和再分配，政治争斗也绝对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情，直到决出胜负这止。这正应了伟人所说，凡有人的地方都分左、中、右。说白点，就是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
既然田千秋和金日磾两个可忽略不计，或者换句话说，也可算是不折不扣的中间派，那么我们就集中火力单表政坛左右两派之间，也就是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对垒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事的首辅霍光的那些事儿。
原本同为托孤大臣，上官桀、桑弘羊和霍光也未必就是宿仇，一切都是利益的再分配使然，当矛盾激化的时候，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就如火山喷发一样来势汹汹不可避免，此时也只能是遇人杀人、遇佛杀佛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三个政坛猛人爆发“窝里斗”了呢？一切皆因“分赃不均”也。
说起来上官桀和霍光还是儿女亲家，而两家也和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亲上加亲的那种，居然这样的亲密关系也可以反目成仇，由此可估出他们面对的利益再分配是怎样的生死攸关了。
话说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儿为妻。同时上官安有个女儿，还通过汉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拉线，直接入宫成为了皇后，可谓是家大势大。以这样骄人的政治资源，原本绝对是能横行天下的，可惜作为亲家还大权独揽的霍光居然是阻碍他们家发达的“绊脚石”，始料不及。
这事坏就坏在皇帝姐姐的男宠身上，简直是比电视连续剧还狗血。原来鄂邑公主有个男宠叫丁外人（果然小三还真是外人也），既然鄂邑公主可以让自己的孙女成为皇后，感恩图报的托孤大臣上官桀也不含糊，所谓爱屋及乌，为示感谢，也立马想让自己的亲家首辅霍光按照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以哄得鄂邑公主芳心大悦，大家礼尚往来，反正都是自家人嘛，肥水不流外人田。
可惜上官桀打错了如意算盘，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他以为作为亲家的霍光会吐饭响应，一夜特批，却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坚持原则的霍光就是坚决顶住不批，理由就是丁外人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他并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奸夫”而已，这样就不能用“列侯尚公主”的成例来为其授予爵位，好事就这样给霍光搅和了。
因为作为首辅大臣，霍光始终认为这个“编外丈夫”没有那个资格接受侯爵的封号，这相当于是“列侯大甩卖”，其他人也来个向他看齐，帝国的官如此不值钱，这口子一开，还不乱套了？
这样不给面子，上官桀顿时火冒三丈。你霍光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在前朝就已官至太仆，地位比你还高，现在孙女又顺利当上了皇后，大家都是将军，你不过是名义上的首辅，如果大家拼个鱼死网破，到时还不知谁胜谁负呢！这么不识抬举，官位又不是你家的，牛啥。
想着想着，上官桀还真是越想越气，因为霍光的这一拒绝政治副作用十分明显。而对于霍光来说，是不是想用此种方法来测试政敌的反应，也未可知。总之，因为这一小小请求，上官桀对霍光十分不满，两亲家从此形如陌路，矛盾重重，直至到了后来动刀动枪，想要对方的命。
那么桑弘羊是如何加入倒霍的阵营之中的呢？最大的原因也就是他自己也不服霍光，做了几十年的大汉财爷，甚至于连汉武大帝也是言听计从，他自认自己的资格和功劳都在霍光之上，霍光不就是因为自己和皇室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和会溜须拍马才爬上高位的吗？论对国家的贡献其拍马也赶不上自己，最重要的是，居然桑弘羊想以自己的影响力贩卖点“私货”，想替自己的亲戚朋友谋得一官半职，也遇到了霍光的严词拒绝（这一点和上官桀的遭遇一模一样），所以很善于谋算的桑弘羊非常不爽，鉴于桑弘羊和上官桀有了一个共同的劲敌，那么抱团对抗霍光的政治联盟也很快能够组团，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
就这样，在“后汉武时代”，三个很有政治影响力又雄心勃勃的托孤大臣之间，为了利益的再分配，终于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并为自己的权位大干一场，桑弘羊与上官桀还不惜以惨烈的变天式“宫廷政变”血洗对方。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宫廷政变，历史上叫做“燕王之变”，那就是燕王旦在重臣桑弘羊和上官桀的支持下，要篡夺汉昭帝刘弗陵皇位的历史权变。
话说汉武帝有六个儿子，小儿子刘弗陵在法理上是不大可能继承皇位的，皆因在皇权承继上的突发性让其“捡到了便宜”，也让其他皇子尤其是最有实力的燕王旦十分不满，最终由此酿成了皇权争夺的“流血事件”，很多政治人物由此人头落地，包括为大汉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大理财家桑弘羊，还是“全家幸福”被族诛的那种。
唉，权力还真是一把最能伤人的“双刃剑”，瞬间就杀人于无形，看你是否能好好驾驭那锐利的刀锋了。
好，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现在我们来简要交代一下汉武帝为什么在六个儿子中选了年纪最小的刘弗陵继承皇位的历史因缘。
因为齐王刘闳死得早，而太子刘据又因“巫蛊事件”死于非命，所以剩下的四个儿子中燕王旦最大，也理应成为太子，按承继伦理小儿子刘弗陵根本就不可能染指皇位，而居然最终登上帝位的还是这个最不可能做上皇帝的人，一切皆因汉武帝不喜欢十分高调的燕王旦。
正因为齐王刘闳和太子刘据之死，让不大不小的“夹心阶层”燕王旦有了一登龙椅的机会，可以说是天助他也，掩饰不住的狂喜啊。关键是太过于急功近利的品性让燕王旦终于打回原形，空手而归。
据说，有点患得患失的燕王旦居然猴急得上窜下跳，多次派人修书带给汉武帝，要求汉武帝立其为太子，生怕迟了会被别人抢去的样子，最后惹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烦了，这哪是要求，简直就是逼宫，我还没死呢，你就这样急着哭丧啊。
就这耐不住的品性便感觉你不是一个好的皇帝接班人，太利令智昏了点，大汉江山如何能让这种利欲薰心的家伙占据？不败光才怪。所以汉武帝十分震怒，想给这个不孝子一点颜色看看，让他放老实点。
皇帝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于是一怒之下，汉武帝把他派的使者毫不客气全都给杀了。后来还因燕王旦窝藏逃犯，知法犯法，被汉武帝削去其三个县封地，燕王旦遭遇的是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买卖，谁叫你那么沉不住气。
因为后来大家也知道了，汉武帝确实没有立燕王旦为太子，最后得到帝位的是很聪明也很得汉武帝喜爱的刘弗陵，这让燕王旦几乎要气死，到了后来便积极策划宫廷政变来夺取宝贝弟弟的皇位，想大大出一口恶气。
其实燕王旦也不算是一个“政治草包”，还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很懂谋略的人，只不过他的政治野心太过突显，太锋芒毕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知韬光养晦的结果也让他吃尽了苦头，直至事败自杀以谢天下。
对此，很多经济观察家都猜不透“经济天才”桑弘羊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颇有一种“顶风作案”的况味，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创立的经济制度的连续性的话，这个政治冒险代价也太大了。
一开始，燕王旦为自己的“变天计划”到处网罗人才，正好想进行权力再分配想扳倒政治“拦路虎”的上官桀和桑弘羊和其目标一致，于是一拍即合，结成政治同盟决心与汉昭帝争夺皇位，进而扳倒霍光，朝中两派政治力量从此进行了一番十分惨烈的明争暗斗，互使手段，直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
燕王派首先制造舆论攻势，散布谣言说刘弗陵不是汉武帝的儿子，以动摇汉昭帝当天子的合法性。
按理说，上官桀和桑弘羊“强强联合”，应该是能和霍光抗衡的，至少不会输得那么惨，可惜霍光“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还算是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有正当的发号施令权柄，和其明斗显然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只能来阴的。
正如上文所说，首先燕王一伙先说汉昭帝不是汉武帝的真儿子，只是某些想觊觎皇权的野心家（这话最明白不过，肯定是矛头指向“摄政王”霍光），违背汉武帝的意愿“狸猫换太子”弄虚作假罢了，因为英明的汉武帝根本就不可能立这种还没有视国能力的小儿为太子，既然这种人来路不明又治国乏力，那么他的帝位的得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人人得以诛之是也。
诚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事传得有鼻有眼，不死也能脱你一层皮，一时大家都议论纷纷，让对方很被动，也只好出面辟谣，平息这一政治风波。
看到造谣的效果被对方悄悄化解于无形，燕王一伙又使出一招厉害的“反间计”，那就是离间昭帝和霍光的君臣关系，让他们互相猜忌，自乱阵脚甚至于自相残杀，从而达到釜底抽薪彻底瓦解敌人力量的目的。
因为有政治谋略的燕王旦也知道霍光是昭帝朝的主要决策人，是核心既得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他必须要维护和巩固汉昭帝的皇权不受动摇，才能维持自己的权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者”，所以就必须挑拨霍光与汉昭帝的关系，进而瓦解这对政治同盟，才能浑水摸鱼，有机可乘。
于是，燕王旦便上书诬告霍光有谋朝篡位的狼子野心，想取代昭帝自己称帝，其反状就是外出检阅羽林军时，端的就是天子礼仪，换句话说他自己早就把自己当皇帝来看待，只差还没有举行换帝仪式而已。
这一招当然相当毒辣也相当有针对性，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要谋他的位子，如果是昏君，早就气得发疯要杀人了，何况此时汉昭帝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半大不小的儿皇帝，反正大家都在等着看热闹。
然而，让燕王一伙失望的是，虽然汉昭帝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却又不是一个没有是非对错辨别能力的人，还是一个大大聪明的政治新秀（不然的话汉武帝也不会选择他继承皇位），他不仅不昏庸，还相当有决断力，对燕王一伙包藏祸心的挑拨离间不仅置之不理，把他惹恼了还放言说要治燕王一伙的罪，以堵住他们的嘴巴，让他们不敢再胡说八道，乱中取栗。
哼，你当我是政治花瓶，不识分谁是敌友啊？你们全打错算盘了，我能坐在这个九五之尊宝座上，当然不是吃素的，轻视对手你们将会输得很惨。刘弗陵那时候分明这样自信地对自己说。
哼，你当我是政治 花瓶，不识分谁是敌友啊？你们全打错算盘了，我能坐在这个九五 至尊宝座上，当然不是吃素的，轻视对手你们将会输得很惨。刘弗陵那时候分明这样自信地对自己说。
也合燕王一伙输得心服口服，因为他们用的手段太下作，至少在霍光派方面会这样认为，居然造谣 是大将军的儿子，这还真是慌不择言，无所不用其极也。而且他们也太倒霉，碰到了一个心儿倍儿清的厉害儿皇帝，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老实说连强悍的卫太子都失败了，最受宠的李夫人的儿子也是功亏一篑，更加不用说是急功近利的燕王旦，皇位就那么一个，有时候争爆头也是无功而返，甚至于丢了卿卿性命。
总之，对于燕王旦的上窜下跳，汉昭帝早已看穿，不就是想坐我的皇位吗？想藉着挑拨我和首辅的关系，让我们自乱阵脚，以便兜售其奸，这样的险恶用心还想骗过我？玩“三人成虎”的把戏啊？我偏不上当。
所以心明眼亮的汉昭帝对这些人攻击霍光的话一概置之不理，有时候这帮家伙喋喋不休地惹烦了他，他还龙颜大怒道：“霍首辅是先王留给我辅政的忠臣，对我从来没二心，你们再出于政治目的来诋毁他，就洗净屁股等着吃牢饭吧。”
皇帝放狠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非常有政治智慧的燕王旦一伙也读出了那种弦外之音，那就是想利用昭帝之手“定点清除”霍光的目的已经泡汤，A计划不行，便只能实施B计划了，那就用暗杀手段把霍光给废了，然后再废掉儿皇帝汉昭帝，绝不能坐以待毙，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吧。
那么，怎样才能把大权独揽的霍光引到指定地点进行定点清除呢？这确实是比传播政治谣言更加有技术含金量的活儿。好在燕王旦一伙人脉也相当广，绝对是能设计或复制一个高质量的“鸿门宴”来引霍光入局，然后成待宰羔羊的。
这就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也就是曾抚育过昭帝的皇帝好姐姐鄂邑公主。而上官桀和桑弘羊的连串政治动作也正是基于她自己的亲爱情夫封列侯泡汤而引发的。所以有着共同政敌的燕王一伙，就让和皇帝关系很好的鄂邑公主亲自出面摆一个鸿门宴单等霍光往里钻，然后趁机干掉他，再废昭帝，这一切就是为了立燕王旦为新帝。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周密的计划，还很有欺骗性，应该说成事的机率也挺高，可惜千算万算却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保密工作，传忌之道学不到家啊，可能是早已被即将来到的胜利冲昏头脑了，最后是弄巧成拙。
因为这重大的“变天计划”居然被公主的一个舍人所发觉，进而通过层层关节传到了大司农杨敞那里，最后传到了和霍光关系密切的谏大夫杜延年那里，于是阴谋败露，变天计划胎死腹中。
结果是燕王旦一伙遭受灭顶之灾，首恶燕王旦被迫自杀，上官桀和桑弘羊族灭，也为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政策分歧划了一个带血句点，以失败者的血流成河而告终。于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杀了头，确实是经济大师桑弘羊一生的最大悲剧。
当然，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霍氏此后也被族诛，报应不爽。
至于汉武帝的统一铸币，基本上也是出自桑弘羊这个古代第一牛的经济人之大手笔。如果说盐铁、平准、均输是桑弘羊整顿和改革财政经济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金融业管理机制的完善，桑弘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人。
面对西汉初期比较混乱的金融市场和秩序，是桑弘羊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首先提出整顿统一货币的构想，很想弄钱花的汉武帝当然也很乐意采纳桑弘羊的意见。
从此中央统一铸币，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分属的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铸钱的权利被取消，以前的旧钱一律作废、销毁，把铸钱用的铜集中上送，此后统一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指定为全国唯一通用的正式货币。
而桑弘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主导了此次的相当大胆的金融改革。据史评家认为：“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
一种通用了七百余年长盛不衰的稳定货币，是得益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大力倡导，你不说他是经济界的巨人都没人信了，难怪非常自负的王安石也对桑弘羊佩服得五体投地，封为偶像，在自己主导的世纪经济大改革上也不忘“抄袭”一下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果然也是事出有因。
因此，很多经济学人都认为桑弘羊这次币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稳定了市场，驱逐了“劣币”，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皇权经济实力也因垄断而大大增强，为巩固封建统治准备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于统一铸币，铸造技术和标准大大提高，再加上原材料统一管制，也大大提高了假币盗铸的门槛和成本，昂贵的代价让盗铸者望而却步，因此也很大程度地稳定了新货币的流通，以至于达几百年之久，桑弘羊这个经济巨匠功不可没。
所以，正因为劳苦功高，后来感觉良好的桑弘羊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甚至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至于连堪称当时第一经济牛人的他，也不能很好地预见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明显转变，这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是十分悲哀的事情。
更加悲哀的是，他居然在政治上也因利欲薰心而经常找不着北，最后竟然斗胆和权倾朝野的霍去病宝贝弟弟、“摄政王”霍光面对面硬碰硬，这是一种性格悲剧，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结果，也由此埋下一家被杀的祸根，
而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转变，是因为当时穷兵黩武所造成的民不聊生，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引起并促成，因为再不转变，便有亡国之虞，可见当时汉武帝的严重经济垄断对社会秩序和管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当然，铁血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保住刘姓江山的终极考量，不然钱收得那么爽，谁会愿意在自己身上割肉？那肯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
因为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汉武帝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改革中很多政策明显不利于民间,告缗令使得“中家以上大抵破”，均输平准令又是“贾贵,或强令民买卖”，强买强卖的结果当然是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发生影响政局稳定的农民起义当然也不可避免。
所以，为了大汉江山万万年计，汉武帝晚年对这段时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进行的急进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番比较清醒的反思，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一番“经济纠偏”。
史载，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有的说第一个“罪己”的是汉文帝），也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矣。”这诏上都承认自己的政策如狼似虎有点苛暴，要制止苛捐杂税，让老百姓大养其马，即可免除徭役，总之是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即使是常人也算是一条汉子，何况他是九五之尊。从这一点上来说，汉武帝不失为一代英主，很多史学家都有这样的观感。
所以，在进行一番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汉武帝也重新检讨了经济政策，有意恢复先辈管理经济的宽松政策，还任命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同时下令赵过推行“代田法”，恢复生产。
这一政策转变还比较及时，从而很好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形势,并为此后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可谓是明智的抉择，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达130年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到昭宣中兴，善莫大焉。
而这边厢，作为汉武帝的主要经济官员的古代第一牛经济学家桑弘羊，却没有对主子的思想转变保持敏感的观察，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或者说已经利令智昏的桑弘羊假装没有看到）。
面对最高当权者内外政策的改变，也就是对内恢复休养生息，对外转攻为守，桑弘羊却还奉行以前的那一套积极财政政策，这样的积极进取态势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因为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还伙同其他大臣上书汉武帝，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目的就是保持对匈奴的进攻态势。
就这样，原本合作甚欢的君臣便有了裂缝，汉武帝甚至于强硬地驳回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奏请，脸都撕破了，从此不再事事听他的，让桑弘羊很没面子，从此他们之间也不再有那种如鱼得水、亲密无间的君臣合作，直到汉武帝死去。
对此，很多经济观察家都猜不透“经济天才”桑弘羊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颇有一种“顶风作案”的况味，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创立的经济制度的连续性的话，这个政治冒险代价也太大了。
当时，桑弘羊认为轮台一带是军事要冲，是打击匈奴的必争之地，在那里屯田开荒，既可丰衣足食，也可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前线阵地，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这就抵触了汉武帝既有的“弃轮台之地”的构想，尽管桑弘羊的屯田建议不无历史穿透力。
而且从长远来看，还真是征服匈奴的“灵丹妙药”。因为从后来的几任皇帝的施政方针来说，基本上都是采用桑弘羊的这一政策。不仅汉昭帝时在轮台屯田，而且到了宣帝、元帝的时候，也是如此操作，效果还挺好的。
所以，如果跳出了汉武帝当时也算是很及时有效的经济调整政策，单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桑弘羊的“舍命坚守”也是获得了很多历史分的，只不过汉武帝考虑的是更重要的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桑弘羊考虑的更多是外部问题），不然任由农民起义冲击，像秦末乱世一样，保不准汉朝立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因为思考角度和层次不同，于是君臣之间的纷争就不可避免了。
基于以上理由，桑弘羊被自己曾经的恩主“秋扇见弃”也是情有可原的，思想上的差距也是离间这对曾经合作无间的君臣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在汉武帝下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之后，就雷厉风行地要改变内外政策。汉武帝甚至点名批评了桑弘羊的建议是故意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目前压倒一切的就是不再扰民，让老百姓好好休养生息，大养其马，免除徭役。百姓富了，国家才能富起来，所以才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干的就是富国强民的事。
于是由政策施行的相左，汉武帝和桑弘羊便像两股道上用力的快车，越走越远，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好在当时已经是汉武这位铁血皇帝生命的最后岁月，不然的话曾经十分受宠的桑弘羊是不是被无情打击也未可知。反正桑弘羊这样做，失宠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在他很受宠幸、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被降职“炖冬菇”的失意时刻，官场从来都是高风险的，尤其是在那种“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有时候怎样死都不知道，高官更是一种高危险性职业，一夜之间可能会失去一切，包括生命的尊严，正所谓现代人所说“12年的经营经不住12秒的折腾”。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呜呼哀哉！
桑弘羊之所以被降职，据说是因为亲属的牵连，让他从威风八面的最高财爷位上跌下来，从大司农被降为搜粟都尉。因为按照大汉律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管你是不是大汉的财神爷，撸你没商量。
而关于桑弘羊家谁犯的罪株连到他，史无明确记载，语焉不详，且这个案件相当复杂，牵涉面很广，甚至于其中卫皇后的昆弟（兄弟）子赫然在列。桑弘羊家摊上的这件大事，大约发生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由于桑弘羊昆弟子（也就是兄弟的儿子）和卫青的儿子因为犯了法，同被西汉著名酷吏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所逮捕。皇帝还认为杜周“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哼，你当我是政治 花瓶，不识分谁是敌友啊？你们全打错算盘了，我能坐在这个九五 至尊宝座上，当然不是吃素的，轻视对手你们将会输得很惨。刘弗陵那时候分明这样自信地对自己说。
虽然不知这两个著名家族的子弟犯了什么法，不过从当时的办案层面来说，肯定是惊动了汉武帝，而且亲自督办了此案，应该是非法重视的大案要案。且从杜周的火箭式升官来说，说明案子破了之后皇帝的满意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