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史书不明说，或为尊者讳，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这班显贵子弟犯的绝对不是一般的法。不然的话，以卫皇后和桑弘羊当时的能量，也绝对是能较轻易地摆平的，如果不是皇帝亲自督办的重案，这班纨绔子弟一定能开溜，作为财神爷的桑弘羊也不会为此而受到牵连，倒霉透顶。
因为在这件大案审结之后（大概是在案发后第二年），非常得宠的桑弘羊便由大司农降为搜粟都尉，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妄之灾。
所幸的是，可能因为桑弘羊在政府中的经济角儿和作用永远是NO.1，无人可以取代，所以桑弘羊被贬职之后，作为最高财政经济官的大司农也一直空缺，颇有桑弘羊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况味。因为史料显示，从桑弘羊被“炖冬菇”之后，一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这中间足足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是空缺着的，而次年桑弘羊就死了。
这样一来，大司农这种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职务长期悬空，也只能证明了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牛B，因为作为搜粟都尉的桑弘羊一直在行使着大司农职权（代理大司农的职务），也说明汉武帝在经济方面根本离不开他，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选来取代桑弘羊，只不过是因为要堵住别人的口，在尊重大汉律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想出的一种无奈折中方案，或许因为没有桑弘羊为天子理财，地球还真不转了呢。
这既显示汉武帝一直信任桑弘羊，也从一个侧面表示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巨大能量，牛得不能再牛的那种，少了他还真不是闹着玩的。
只可惜，可能是自信心太过自我感觉良好，最终没有领会主子的经济思想的转变，这多少也算是他在经济生涯中的唯一“败笔”了。
第二十三篇 祸从口出：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死缘于一条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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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历史牛人司马迁虽然因为多嘴多舌受了宫刑，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司马英，最奇的是司马英生的儿子杨恽，居然也和他的外公一样祸从口出，最后竟然死于一条成语“一丘之貉”上，令人嘘唏。
查实这和英主汉宣帝有关，虽然这是一个贬义词，英明的汉宣帝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人生本来就有点儿无奈，有时好好的都会“躺着中枪”。
说汉宣帝时代，有一个有名的士大夫叫做杨恽。这人还颇有来头，他的父亲就是曾出任汉昭帝相国的杨敞，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史圣”司马迁的外孙（前文曾说他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还遗传了其外祖父的桀骜不驯的文风，也正是他的努力，才使汉宣帝把历史名著《史记》公开刊行，“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无意中为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只是，也因为他的桀骜不驯、锋芒毕露，最终也像其外祖父一样锒铛入狱，还被判处死刑，呜呼哀哉！
那么，他是怎样为一条成语而被腰斩冤死的呢？
杨恽因为出身世家，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文才颇为了得，有些学者还认为其文章《报孙会宗书》颇有司马迁的著名檄文《报任安书》的风骨。据说杨恽为人轻财重义，奉公守法，廉洁无私，曾力主革除官场贪污受贿的弊端，整顿吏治，这正与励精图治的英主汉宣帝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颇得好评。
他还因告发霍氏家族作乱有功，封平通侯，后又因有治绩，位列九卿。史载他“全家担任公卿、两千石以上的十人”。这样的显赫身世也养成了其恃才傲物、不能容人的性格缺陷，往往激扬文字之间得罪了很多朝中显贵，埋下了被杀的祸根。
要说杨恽的轻财重义，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据《汉书•杨恽传》载，其母司马英去世之后，其父杨敞续弦，而杨恽对后母很好，像亲娘一样孝敬，后母后来也死了，因为膝下无子，留下财产数百万让杨恽继承，杨恽却没有将这笔财产独吞，而分给了后母的几位家人。
同样地，视钱财如粪土的杨恽，在父亲死后，其本人又将继承的500万的财物，全部用来资助有困难的宗亲，就这样把上千万财物散作浮云，一点也不心痛。
保持着这份视富贵如浮云的心，步入仕途的杨恽当然也是嫉恶如仇，颇有其外祖父司马迁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地与大小贪官过招，大胆地进行揭发，敢于向皇帝死谏。
这样，便落下了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尴尬局面。
而且性格耿直不会转弯的杨恽（不愧是太史公的好外孙），“每有忤己者必欲害之”，恃才傲物、争强好胜的结果，当然是被朝廷显贵们当作靶子，明枪暗箭一齐射击。
尤其是与之失和的九卿之一太仆（近似乎皇帝的车队长）戴长乐的致命一击，可谓是不死都脱层皮。这就顺利诞生了一条令人哭笑不得的成语：一丘之貉。
话说有一次，作为著名士大夫的杨恽在朝中开会，商量国是，很像司马迁一样敢言的“炮筒子” 杨恽听说匈奴单于被人残害，他居然借题发挥有感而发：“这个残暴匈奴单于也是罪有应得，该死的家伙！我听说他专门听信谗言，残害忠良，不虚心纳谏，是一个是非不分的君王，结果是死于非命，国家也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从来都是昏君误国。秦朝就是一个榜样，要不是秦始皇、秦二世专横跋扈，就不会那么快就亡国，也许现在我们还是秦朝的人，汉国甚至于没有立国的可能也。正因为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君王就像从同一座山丘里出来的貉一样，大都喜欢听信谗言，最终也全都逃不脱亡国的宿命。”于是一条著名的成语由此落地生根（这爷孙俩也真不是盖的，都是创造成语的历史牛人，“重于泰山”就源自司马迁之手）。
不愧是历史世家熏陶出来的猛人，说话一套一套的，杨恽这话当然在理论上没有一点错误，错在真小人因此而进谗言要搞死他。
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恽的政敌早就想找碴收拾他，尤其是“草根皇帝”刘询在民间流落时结识的铁哥们太仆戴长乐，一直怀疑杨恽在背后说其坏话要暗算他，也早就想找个机会参杨恽一本，顺便让杨恽下油锅，以一泄私愤。
所以一听到这种“腹谤”意味甚浓的议政话题，简直是如获至宝，立马就上书告发杨恽没大没小，借商量国是之机诽谤朝廷，无人臣之礼。史曰“以主上为戏（即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当然是想让杨恽以言入罪，说他近乎大逆不道。
这一下，杨恽想不倒血霉都不可能了，祸从口出也，和他外祖父司马迁如出一辙。
因为再淡定的皇帝，也是不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戏说为专门听信谗言的昏君，虽然杨恽本意也许并不如此。
而汉宣帝虽说是一个英主，曾不幸流落民间也能体察民间疾苦的他，甚至上位之后也基本上能励精图治、虚心纳谏，有容人的肚量，更加不会像古代的昏君一样随意骄奢淫逸、残害忠良。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是那种昏君的同类（不是一丘之貉也），而是大大有为的皇帝，以他接纳龚遂直言不讳的治乱言语的肚量来做参照系，原本对杨恽此种没有特定含义的议政言论，也应该是有免疫力的才对，那怎么就在此种子虚乌有的“议论入罪”上犯迷糊并中招了呢？
这个，问题当然就出在了他的宠臣身上，于是也在“听信谗言”上像古代昏君一样阴沟翻船。
这个当然当事人杨恽也难脱干系，谁叫你像你外祖父司马迁一样IQ爆棚EQ零蛋呢？把无关紧要的人得罪就算了，居然皇帝的铁哥们你也敢得罪，没死过啊，当然是要把你往死里整大卸八块才解恨了。
所以，经过与皇帝“好得像一个人一样”的戴长乐喋喋不休的极力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把杨恽平日里对汉宣帝不满的许多坏话一古脑儿全抖了出来，这一下原本脾气很好的汉宣帝也火大了，因为再有修养的人、再谦虚的人也是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你不赞扬我就算了，还坏话讲尽，居然还把我和古代昏君视为“一丘之貉”，这他娘的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所以怒不可遏也有点失去理智的汉宣帝，甚至于不顾给自己的“历史分数”减分的危险，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就把“历史冤大头” 杨恽（和他的外祖父司马迁凑起来简直就是“冤大头世家”）革职查办，很是吃了几天极不好吃的牢饭，后来予以释放，贬为庶民。
于是，“一丘之貉”这一有点性感也有点贬义的成语，因了敢言的太史公倒霉外孙的故事流传至今，始料不及，谁叫他们家都是善于创造成语的历史牛人呢。
这还没完，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杨恽，后来还因为写文章讽刺时政直接丢了卿卿性命，果然是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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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恽写的这篇文章非同小可，据说就是能和史圣司马迁《报任安书》媲美的《报孙会宗书》。
关于此信出笼的背景，源于杨恽贬为庶民后还不知收敛，高调“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来示威，而被其好友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写信劝说，让他低调以避祸所致。
这本身就是一种性格悲剧，换句话说，就是杨恽的桀骜不驯给自己惹来的杀身之祸，正所谓那句被现代人用滥了的“性格即命运”的真实写照，现实生活中EQ确实也是一种能体现个人修养的重要立身要素。
何况，自恃才高八斗的杨恽又是那么的眼角高，好夸夸其谈，十分张扬，史曰：“然恽伐其行治(也就是好夸耀自己的节行和政治才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一付目中无人、老子天下第一的德性，别人也早已想他死了。
也正是此种刻薄少恩、目空一切的性格，当他接到好友孙会宗充满居高临下的训诫口气的书信时，已经失侯多时心理十分不平衡的杨恽，当然心里也十分不服，什么要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不要整天高朋满座灯红酒绿，以免给人以口实阴告之，那就得不偿失了，以前你就是吃了这种哑巴亏的，还不学聪明点，作为朋友，我不想你在同一地方跌倒两次，云云。
总之，一接到充满好心的友人的信，从来都是心高气傲的太史公外孙，立马就有点儿狂性发作，于是用一种充满反唇相讥的口吻回信，信中把以前自己所受的一切委屈和不平，以及对朝廷“政治黑暗”的极大不满像竹筒爆豆一样，一古脑儿地全发泄了出来，以消除这段时间被朝廷打压的怨气，可谓是慷慨激昂、嬉笑怒骂语多讥讽，颇有其祖司马迁的风采。
什么“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就是对皇帝的深深怨恨。而“‘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就是赤裸裸的对好友的冷嘲热讽和对其“横加指责”的极大不满，最后一句“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大意就是说，如今正当大汉盛世，也愿你紧跟好皇帝从此飞黄腾达，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再来烦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极尽挖苦之能事，也从此窥见了其对人刻薄的一面。
至此，好心相劝的孙会宗可谓是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
这样一种发泄私愤的锋芒毕露的檄文，虽然是快意恩仇，我手写我心，行文也很得分，甚至于惹清人余诚大赞道：“行文之法，字字翻腾，段段收束，平直处皆曲折，疏散处皆紧炼，则酷肖其外祖。”（《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六）却也因此埋下了被杀的祸根。
尽管这样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张扬性格，也不是什么大罪过，甚至于换一种角度来考量，还是一种敢说敢干的磊落样，但在酱缸式的官场中，却又是容易授人以柄，把自己推入险恶的政治情境中，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自己不够大度，没有容人之心，有点小题大做、锱铢必较。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封信落入自己得罪过的官场诸公中，那么灭顶之灾立现。
最重要的是，杨恽的运气还特别的差，注定他在劫难逃，用现代人最潮的话来表述，那就是“躺着也中枪”，你还只能吃哑巴亏。
这事说来还令人有点哭笑不得，因为居然古代的一次普通的“日食”，居然就能和他发生了一点关系，这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翻版，这“剽悍的理由”原本就是捕风捉影的，是很多他得罪过的人用一种十分牵强附会的借口让他去送死。
关于此事，据说是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夏四月朔日食，而出现日食这种令古代人恐慌的天象之后（古代科技不发达，认为“天狗吃日”是灾祸的预兆吧），他的仇人趁机上书皇帝，说是杨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汉书•杨敞传》)，这八竿子不沾边的理由荒唐之极，却也是炸死政敌的重型炮弹，果然杨恽也因此获罪，再度被捕入狱。
汉宣帝本来对他就有成见，既然如此，那么就叫廷尉彻底查一查这个给帝国带来灾难的“灾星”吧。而这一查居然就查出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这封口水花喷喷的“大不敬”之信。宣帝见了此种充满挖苦和怨恨的信，更加怒不可遏，最终很会察颜观色的最高法官判杨恽一个大逆不道罪，腰斩处死，妻儿均被流放酒泉，杨恽为自己的多嘴多舌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他的朋友孙会宗也是“躺着中枪”，被贬官了事。
对于西汉期间此种令人有点啼笑皆非的政治案件，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不是“平地起风雷”式的偶然事件，而是“汉宣帝时期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的结果，是皇族、外戚集团打击、迫*害士大夫集团，也是汉朝开始衰败的转折。”是预谋已久的政治 迫*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