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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6
先是不久前从幽州分割出来的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二州先后发生兵变,乱军驱逐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卢士玫,归附了幽州乱军首领朱克融;
接着,魏博境内的重镇相州(今河南安阳)也发生了暴动,刺史邢濋被杀;
之后,朱克融又率幽州兵入侵义武,在义武辖区内的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大肆抢掠……
而与乱军的猖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方面的讨伐行动虽然看起来声势很大,但实际上却乱象丛生,完全没有章法。
比如,裴度尽管被皇帝委以重任,可朝中有些别有用心的大臣鉴于他威望太高,生怕他再次立下大功而影响到自己的地位,往往对其多加掣肘,把裴度束缚得如同一个被捆住手脚的武林高手——空有一身本事,却只能徒呼奈何!
再比如,横海节度使乌重胤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他认为此时叛军气势正盛,不可轻易出战,便暂时按兵不动,等待出击的时机。
可他等得了,皇帝李恒却等不了。
他觉得乌重胤是消极避战,大发雷霆,随即下令将其调离前线,改任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节度使,而乌重胤原本的职务则由宦官推荐的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接任——推荐理由是杜叔良作风稳健。
事实证明,杜叔良的作风不是稳健,而是稳定——每战皆败,从无例外。
无奈,李恒只好又把原本驻于凤翔(今陕西凤翔)的老将李光颜搬了过来,以取代杜叔良。
……
就这样,凭借着朝廷锲而不舍的瞎指挥和毁人不倦的乱作为,唐军这段时间在前线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付出的代价重如泰山,斩获的战果轻如鸿毛!
李恒和他的宰相们全都心急如焚。
之所以如此心急,是因为他们知道,朝廷的财政就快要撑不住了——由于宪宗李纯在位的十几年间屡屡用兵,军费支出极大,加上李恒上台后又大手大脚,花钱丝毫没有节制,国库早已十分空虚,哪里还经得起旷日持久的战事!
公元821年十一月,李恒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没钱了。
怎么办?
李恒连忙召集大臣们讨论。
有人提议说:王廷凑杀了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两坏相权取其轻,相比之下,王廷凑更罪不可赦,不如暂且先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廷凑一人吧。
李恒同意了,随即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公元819年初平卢的李师道被平定、全国复归一统以来,李唐朝廷首次对叛乱藩镇作出妥协。
这是李恒的一小步,却是藩镇重回割据的一大步!
可叹宪宗李纯奋斗一生所实现的收复所有藩镇的所谓元和中兴,持续了仅仅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当然,在那时的李恒和他的那些宰执大臣们看来,这只是权宜之计而已——生活虽然有眼前的苟且,但他们相信还有诗和远方。
然而他们错了。
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的苟且、后天的苟且、大后天的苟且……
事态的发展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仅仅数月后,河朔三镇中唯一忠于朝廷的魏博竟然也出了问题——节度使田布自杀了!
田布的死,缘于理想的破灭。
多年来,他一直深受其父田弘正的感染,对朝廷忠心不二。
可惜,他手下的那些人却并不都这么想。
比如被他视为心腹的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原本是魏博一名普通的牙将,因得到田布赏识而被破格提拔为兵马使,掌握了魏博军中的大部分精锐。
但田布这回显然是看错了人。
他对史宪诚掏心掏肺,史宪诚对他却称得上是狼心狗肺!
@钱曲波 2022-06-14 0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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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7
史宪诚是个十足的小人。
他不仅没有对田布感恩戴德,反而阳奉阴违,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见幽州、成德两镇的兵马使朱克融和王廷凑都已自立,带领两镇脱离了朝廷的控制,他也忍不住产生了见“贤”思齐的念头:都是兵马使,他们做得到,我凭什么不能做!
于是,他开始在军中制造各种谣言,到处煽风点火,挑唆士兵对朝廷和田布的不满情绪。
事实上,由于之前接近五十年的割据,魏博的很多将士对李唐朝廷并没有太大的认同感——当初他们之所以归顺朝廷,很大程度上是因节度使田弘正个人的号召力以及朝廷的多次重金赏赐所致,现在被史宪诚这么一鼓动,很多人的心思也如同面条下在滚水里——一下子就动摇起来了。
而田布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只是一心关注对成德的战事,却完全没注意将士们的心事。
公元822年正月,河北一带连降大雪,道路中断,朝廷的粮草无法运达前线,田布只好下令从魏博境内征调粮草,供应军需。
这让本就对他有些看法的魏博将士更加不满。
有人甚至公然站出来表示反对:按照惯例,军队奉命出征都由朝廷供给军需,尚书(田布在朝廷的职务是检校工部尚书)您却偏偏要搜刮我们魏博的民脂民膏。您自己倒是得到了克己奉国的好名声,可遭罪的,却是我们魏博六州的百姓!
田布气得脸都青了——青得如新生儿的屁股。
这些人也太跋扈了,居然敢对节度使如此说话!以后有时间一定要好好整治整治!
但正如“以后有时间请你吃饭”往往意味着永远不会请你吃饭一样,田布这个“以后有时间一定要整治部下”的想法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天,皇帝李恒命人来催促田布出兵,以解救被成德叛军围困的深州(今河北深州)。
君命难违,尽管知道军心不稳,田布也只能硬着头皮下令进军。
没想到刚出发不久,史宪诚就悍然带着自己的部众脱离了队伍,返回魏博。
其余部队也纷纷溃散。
前后不到一支烟的时间,田布就发现自己手下的三万大军竟然只剩下了八千人!
敌人没碰到一个,部队已经损失了一大半,仗自然是不可能打下去了。
田布只得退回了魏州(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
不过,顽强的田布依然不愿放弃。
他还想再试一试。
可惜,命运是残酷的。
不作最后的努力,田布不死心;可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他却只有死的心!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回到魏州后,田布又再次召集众将,商议出兵事宜。
不料将领们竟纷纷抗命:尚书你要是遵循河朔的老规矩(割据),我们愿意死心塌地追随你,但如果你要我们去打成德,恕我们无法奉陪!
这下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他更想不明白,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遵从部下的意愿,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做不到;
遵从自己的意愿,又违背了部下的军心,他还是做不到!
出路在哪里?
他找不到。
除了一条路——死路。
当天夜里,他就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自杀了。
田布死后,史宪诚欣喜若狂,马上召集诸将,慷慨激昂地发表竞选演说:如果大家拥戴我,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在我们魏博重新执行河朔旧制!
在得到诸将支持后,史宪诚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此时的大唐朝廷光对付一个成德已经焦头烂额了,哪里还顾得上魏博?
很快,李恒和他的宰相们就再次作出妥协,承认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一个月后,就连征讨成德的战事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由于财政枯竭,粮草短缺,李恒不得不赦免王廷凑,下诏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
就这样,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幽州、成德、魏博全都恢复了割据。
自此直到唐朝灭亡,河朔三镇始终都没有再回到朝廷的怀抱!
NO.348
不过,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宪宗时期对河朔三镇的收复,本身也并不十分彻底——不同于被武力征服的淮西和平卢,河朔三镇对朝廷的效忠,是建立在节度使本身或主动(魏博)或被动(成德、幽州)的归附以及大量的金钱赎买的基础上的,三镇内部的文化传统和组织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再次脱离朝廷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
甲:我太穷了,什么时候能发财?
乙:前半生你注定发不了财。
甲:那后半生呢?
乙:后半生你就习惯了。
在此后的时间里,大唐朝廷似乎也习惯了河朔三镇的割据,并将此当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
比如,后来昭义(治所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后,其侄刘稹自立为留后,宰相李德裕力主讨伐,提出的理由就是:泽潞(即昭义)国家内地,不同河朔……
由此可见,河朔三镇的独立地位,在当时已经被视为名正言顺、无可置疑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和河朔三镇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关系。
一方面,三镇节度使尽管税赋自专,官吏自任,却仍然需要朝廷的认可才能巩固其在内部的地位;另一方面,朝廷也需要三镇为其护卫边防,抵抗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的入侵……
也许,在后来的唐朝统治者眼里,河朔三镇就相当于那时的某种特别行政区吧。
但不管怎么说,李恒在位期间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掌控,对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这次,宰相崔植充当了背锅侠。
他被迫离开了相位,接替他的,是工部侍郎元稹。
元稹是唐朝著名诗人,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在现实中,元、白二人的关系也相当不错,他们是同科进士,又都在文坛享有盛名,自然惺惺相惜。
两人的仕途经历也都颇为坎坷。
前面说过,白居易早年因文采出众而受到宪宗李纯的赏识,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大有入相之势,可惜他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不久他就因直言劝谏而惹得李纯不快,最终在公元815年被贬出朝廷,先后担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等职。
穆宗继位后,白居易被召回朝廷,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眼看着仕途一片光明,可白居易那种刚直的脾气却依然不改——由于对朝政太过失望,他主动请求外放,出任杭州(今浙江杭州)刺史。
与固守价值观的好友白居易相比,元稹则要善变得多。
由于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元稹出人头地的愿望格外强烈。
相传他早年曾寓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有一次,当地驻军发生骚乱,元稹靠着友人的帮助保护了处于危难中的一位远亲,事后便与这位远亲的漂亮女儿崔莺莺热恋起来。
不过,崔家虽然富有,但毕竟已经没落,无法对元稹的仕途有多大的帮助,因此元稹在中进士后便毫不犹豫地甩掉了崔氏,另娶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
在元稹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娶了高官之女韦丛,世界就在眼前;而娶了普通富家女崔莺莺,眼前就是世界!
从元稹这段经历可知,为了个人的成功,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当然,元稹虽然渣,但也是个人,与崔莺莺的这段恋情不可能不在他心中留下记忆。
多年后,元稹以与崔莺莺的交往过程为基础,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这也是后来的经典剧目《西厢记》的故事原型。
扯远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镜头对准年轻时的元稹。
他入仕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左拾遗,属于谏官。
成功心切的他一到任就积极进谏,不料却因锋芒太露而遭到朝中大员的忌恨,被贬为河南县尉,几年后才重获起用,担任监察御史。
正是在这一任上,元稹遭到了平生最大的一次羞辱。
@ty_天天95 2022-06-18 15: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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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NO.349
那天,元稹从洛阳办完事回京,途径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区)时见天色已晚,便决定入住驿站(供来往各地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住所)。
驿站有上、中、下三个等级的房间,元稹被安排住进了上房。
没想到他才刚安顿好,宦官刘士元也到了。
可那个时候上房已经没有了,驿卒连忙与元稹商量,要他将房间让给刘士元。
元稹年轻气盛,坚决不同意。
驿卒无奈,只好如实告知刘士元。
刘士元勃然大怒:就连宰相见到我们宦官也要让三分,一个小小的御史,居然如此不给面子,真是外卖点50块三斤的龙虾——不知死活!
他马上带着一帮手下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元稹的房间,元稹本来已经躺在床上,见情况不妙,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就狼狈逃窜。
但他毕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了,很快就被刘士元赶上,脸上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疼,钻心的那种疼;
丢脸,丢到姥姥家去的那种丢脸……
接下来发生的事,元稹已经有点恍惚了。
他不知道那一夜自己是怎么过的,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长安,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打的是左脸还是右脸……
他只知道,打人的刘士元事后没受到任何追究,他却反而以“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被贬为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士曹参军。
太耻辱了!
但元稹并没有知耻而后勇,相反,他是知耻而后服——从此对宦官服服帖帖。
通过这件事,元稹充分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宦官在当时的地位就相当于东方不败在武林界的地位——无人可以争锋。
到江陵后,他便开始用各种手段讨好宦官,与在当地担任监军的宦官崔潭峻打得火热。
正是这一转变,转变了元稹的人生轨迹。
之后若干年,他的人生似乎可以用这样一首歌来概括:世上只有宦官好,有宦官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宦官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他的时来运转,始于公元820年。
那一年,穆宗李恒登基,崔潭峻回到了京城,成为了皇帝的近侍,凭借着崔潭峻的大力推荐和提携,元稹开始平步青云。
他先是出任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擢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当然,有所得也必然有所失。
要领略西藏清澈纯净的风景,就必须承受那里稀薄的氧气;要凭借宦官登上仕途巅峰,就必须承受其他人鄙夷的目光。
一次中午休息,元稹跟他的一帮同事聚在一起吃西瓜。
此时忽然来了一只苍蝇,围着西瓜飞来飞去,怎么赶也赶不走。
中书舍人武儒衡一边拿着扇子装着驱赶苍蝇,一边意有所指地说道:这个脏东西是从哪来的,怎么老往这里凑,真是讨厌至极!
元稹当然明白他是在说自己,但却并没有发作,只是微微一笑。
现在的他,早已不会像当初与宦官争房间时那样意气用事了。
别人说什么,他都不会在乎。
也许别人觉得他丢脸,但他却觉得,丢脸是长脸之母。
如今他唯一在意的,只有官位和权力。
不久,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又搭上了比崔潭峻更高一级的宦官——枢密使魏弘简(当时在宦官界,两枢密使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
靠着魏弘简、崔潭峻等人的帮助,元稹深受皇帝李恒信赖,大有拜相之势。
而元稹的目标还不止于此。
他要的,不仅是普通的宰相,而是要集天下所有权力在一身的权相!
在他看来,现在在朝中担任宰相的崔植、杜元颖等人都是庸碌之辈,不值一提,他的对手只有一个——前宰相裴度。
当时裴度正在河北前线指挥平叛,元稹便勾结魏弘简等人,使出浑身解数给裴度下绊子——裴度想要什么,他们就不给什么,裴度不想要什么,他们就偏给他什么……
裴度忍无可忍,多次上书指责元稹。
迫于裴度的压力,李恒不得不解除了元稹翰林学士一职,改任他为工部侍郎。
但这显然不是李恒的本意。
仅仅几个月后,元稹就被正式提拔为了宰相!
@ty_魏泽斌 2022-06-20 11: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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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欢迎常来
@山路弯弯2020 2022-06-20 18:52:01
一直默默地跟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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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老朋友支持,我会继续用心写下去的
NO.350
数日后,裴度也得到了新的任命——司空、东都留守。
唐代以洛阳为东都,在洛阳参照中央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但由于皇帝常驻长安,故东都官员大多属于闲职——要么是有职没权,要么是有办公的桌子没办公的对象。
显然,李恒这么做,是要让裴度到东都养老去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项任命十有八九是元稹在背后做手脚!
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生改变了裴度的命运。
武宁(治所今江苏徐州)节度副使王智兴突然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崔群,自任留后。
那个时候河北战事才刚结束,朝廷已经被搞得山穷水尽了,有心杀贼,无钱发薪,讨伐?怎么可能?讨饭还差不多。
无奈,李恒只好又再次妥协,任命王智兴为节度使。
借此机会,朝臣们争先恐后地为裴度说话:如今国家形势依然很不稳定——武宁的事就是个例子,裴度有将相之才,不应把他放在闲散的位子上……
见群情汹汹,李恒只好收回成命,改任裴度为淮南(治所今江苏扬州)节度使。
没想到朝臣们对此依然不接受,还是纷纷继续上书,请求皇帝把裴度留在朝中。
李恒这人贪玩,对朝政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大家都这么说,只好又再次作出让步,任命裴度为宰相。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毕竟,谁都知道,裴度和元稹早就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两人要能配合好,除非一个三脚插头能插到两孔插座里!
对裴度和元稹这对组合,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长久不了。
但谁都没有想到会那么快——仅仅两个多月后,两人就双双被免职了!
元稹的失势,其实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意思。
他实在是太急功近利了。
由于升迁太快,朝中很多人都对他不服,元稹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天,跟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于方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和当时的河北局势有关。
那个时候,尽管朝廷已经赦免了王廷凑,但王廷凑却依然没有罢兵,一直在围攻忠于朝廷的深州(今河北深州)刺史牛元翼。
如何才能解深州之围?
元稹对此很是头疼。
于方向元稹献计说,只要给他提供二十份空白委任状,他就有办法说服叛军将领,让他们退兵。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的,但立功心切的元稹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记载的:
有李赏者,知其谋,乃告裴度,云方为稹结客刺度,度隐而不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诏左仆射韩皋等鞫之。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无验。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罢相,度为右仆射,稹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个叫李赏的人,听说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谋,便告诉裴度,说于方为元稹结交刺客,想要暗杀裴度,裴度对此并不在意,一笑置之。随后李赏通过左神策军的关系将此事告到了皇帝那里,皇帝李恒下诏让左仆射韩皋等人审理此案。经过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方会审,发现买凶杀人的事纯属子虚乌有,而于方的密谋却就此暴露。几天后,皇帝下诏免去了裴度和元稹的宰相职衔,裴度改任右仆射,元稹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兵部侍郎李逢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为了新的宰相。
不过,尽管史书言之凿凿,但我个人却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
1、这个李赏是什么人?谁指使的?
2、李赏既然知道元稹和于方的密谋,为什么不直接告发此事?反而要到裴度那里诬告元稹买凶杀人?
3、裴度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会因此事而被免职?
……
@wanganwa 2022-06-22 17:04:32
前阵子封了两个月。现在又可以跟贴了,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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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
@rengjie123 2022-06-23 17:20:14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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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欢迎常来
感觉中晚唐跟我之前写过的南北朝一样,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现代史学界公认的所谓唐宋变革就发端于晚唐。
晚唐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可惜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
NO.351
接下来,我将试着一一解答这三个疑问。
1、李赏的身份。
这个问题,《新唐书·元稹传》中说出了答案,里面明确记载“李逢吉知其谋,阴令李赏訹裴度……”
可见,指使李赏出面的,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
李逢吉在宪宗朝曾出任过宰相,后来由于与裴度政见不合,而外放为东川(治所今四川三台)节度使,不久前刚被召回京城。
为了东山再起,李逢吉通过堂侄李仲言打通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的关节。
但宰相的定额毕竟是有限的,李逢吉要当上宰相,就必须把裴度、元稹、杜元颖这三位宰相中的至少一人拉下马。
从这一点来看,李逢吉确实有指使李赏诬陷元稹的动机。
2、李赏为什么不直接揭发元稹和于方使用空白任命书的密谋,偏偏要诬告子虚乌有的买凶杀人?
这就好比明明手头就有打火机,却偏偏不用,而是采用最原始最费力的钻木取火的方式去点火!
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不过,虽然没帮他做过磁共振,但我可以肯定李逢吉的脑子绝对没问题。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李逢吉以及他指使的李赏,事先应该并不知道元稹与于方的这个密谋,是在审案时才发现的。
3、裴度为何会受到牵连?
这个问题,我本来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在看到《旧唐书·裴度传》中所列出的审理此案的人选后,我想通了。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裴度受到牵连是有原因的!
因为负责审案的三人是:左仆射韩皋、兵部尚书李逢吉和给事中郑覃。
再具体考察一下三人的生平,你会发现,韩皋已经79岁了,而且就在这一年就去世了,显然,他此时年事已高,行将入土,已经没多少精力了;而郑覃是刚进入官场不久的新人,资历较浅,官职也较低——仅为五品的给事中,故而此案的主导权毫无疑问掌握在李逢吉手中!
综合以上相关分析,事实的真相也就呼之欲出了:
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重登相位,蓄意想要挑起裴度和元稹之间的冲突,以便激化矛盾,整垮两人,便故意指使李赏,让他前往裴度那里诬告,说元稹和他的密友于方密谋要暗杀裴度。
没想到裴度对此不予理睬,李赏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此事捅到了皇帝那里。
之后皇帝李恒命韩皋、李逢吉、郑覃三人审理,在审案时李逢吉等人意外从于方那里得知了元稹和于方使用空白任命书的密谋,顿时欣喜若狂,随即向皇帝李恒作了汇报——当然,凭借此案主审人的职务便利,他在案卷中也塞入了某些对裴度不利的私货。
李恒得知后大怒——元稹这么做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随即下诏将元稹贬为同州刺史,裴度为尚书右仆射,而李逢吉则成了最大的受益人,登上了相位。
当然,以上这些纯属我的个人意见,信不信由你。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次斗争中,李逢吉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入相后不久,李逢吉就遇到了一个挑战。
公元222年七月初,宣武(治所今河南开封)镇发生兵变,牙将李絺(chī)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任留后。
李恒召集群臣商议应对策略。
以宰相杜元颖为代表的大多数朝臣认为,现在国家多难,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接承认李絺就算了。
杜元颖这个人虽然已经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但在《资治通鉴》里的出场次数却比楼主我住总统套房的次数还少,基本就是个气氛组的角色,可以想象,他这人没什么原则,遇事一般都是能躲则躲。
而李逢吉则不然。
对于藩镇,他一直以来都是鹰派——要不,当初他也不可能得到宪宗李纯的青睐了。
因此,他坚决反对杜元颖等人的提议:宣武是河南大镇,与河北的情况截然不同。倘若连宣武都允许自立,恐怕以后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都非国家所有了。
听李逢吉的口气是要武力平定宣武,杜元颖吓得尿道括约肌一阵痉挛,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为什么……要舍不得……这几尺长的旌节,而陷百姓于战火呢?
……
两位宰相争执不下,究竟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李恒一时无所适从。
@黄龙12011 2022-06-23 22:44:50
朋党之争,宦官专权,穆宗之后的唐朝更加虚弱,连自己控制下的节度使都想自立,中央权威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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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过也有说法认为,穆宗后的唐朝在藩镇问题上反而比之前稳定了,除了河朔三镇继续割据外,其他地方基本都听命于朝廷。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秩序的重构。
中晚唐藩镇问题最严重的,可能还是代宗李豫、德宗李适时期。
另外,中央权威的削弱,导致地方自主权上升,对地方经济更有好处,晚唐的扬州益州等地,里坊制逐渐瓦解,商业极为繁荣,为后来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NO.352
此时恰好从前方传来了一则消息——宣武下辖的宋(今河南商丘)、亳(今安徽亳州)、颍(今安徽阜阳)三州对李絺不服,联名上表要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
李逢吉趁机鼓起如簧之舌,极力劝说皇帝:叛军内部不稳,只要派兵讨伐,拿下他完全不在话下……
李恒微微点了点头。
一看有戏,李逢吉马上趁热打铁,滔滔不绝地对后续行动作出了详细的安排:征召李絺入朝,以义武(治所今河北定州)节度使韩充为新的宣武节度使,韩充是在宣武任职多年的韩弘之弟,在当地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只要他出马,必定能安定宣武的局势。若李絺抗命,就让忠武(治所今河南许昌)、武宁(治所今江苏徐州)、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等周边藩镇出兵讨伐,绝对能药到病除……
见李逢吉如此胸有成竹,李恒也就不再犹豫,全盘批准了他的计划。
一切果然如李逢吉所料。
李絺拒不从命。
李恒随即下诏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人率兵讨伐。
李絺负隅顽抗,却连战连败,最终众叛亲离,被他手下的兵马使李质杀死。
宣武就此宣告平定。
这是李恒自继位以来对藩镇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年仅28岁的李恒身体出了问题。
他中风了。
中风的过程颇为离奇。
那天,李恒和一帮宦官在宫中打马球——马球是唐代备受贵族追捧的时尚运动,历代李唐皇室对此都颇为热衷, 李恒也不例外。
马作的卢飞快,球如霹雳心惊。忘却君王天下事,只想赢得第一名,可惜意外生……
意外,发生在球赛最激烈的时候。
当时他策马扬球杖,打得正性起,一个宦官突然毫无征兆地在他面前坠马,而且过程极为诡异——《旧唐书》的记载是“如物所击”——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直接击落。
我不知道这个宦官跌得怎么样,只知道李恒被这一幕吓得帝心乱颤,回宫后就卧床不起,再也走不了路了。
之后的十多天时间里,他都没有上朝。
宰相们屡屡请求入宫觐见,也没有任何回音。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朝臣们不仅担心皇帝的安危,更担心国家的未来。
因为李恒尚未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很快,朝臣们形成了共识,无论天子情况如何,都必须尽早册立太子!
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个声音传达给皇帝呢?
大家纷纷把目光望向了时任尚书右仆射的裴度。
裴度虽然已退居二线(尚书仆射属于闲职),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依然有如牛顿在经典物理学中的地位——无人可撼动。
人们不仅相信,而且确信,只要裴度愿意出面,皇帝一定会给他面子!
裴度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连上三道奏折,强烈要求册立储君,并申请入宫面圣。
几天后,在人们的翘首以盼中,李恒终于露面了。
他被宦官们用一张硕大的绳床(唐代的一种坐具,有扶手靠背,可倚靠)抬到了紫宸殿,与群臣会面。
官员们看到皇帝尽管行动不便,但精神尚好,总算稍稍安心了一点。
裴度首先进言,请求皇上尽快下诏册立太子。
接着宰相李逢吉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景王是李恒的长子李湛,时年14岁,是时人眼中太子的不二人选。李逢吉之所以要率先提出,显然是为了将来在新君面前能有拥立之功。
李恒的心中有些不快。
他还那么年轻,而这些臣子们急于立太子的态度,倒好像已经在准备他的后事了!
因此,他始终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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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臣们却依然没有放弃。
之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又纷纷上疏请立太子。
李恒这个人大概是属西红柿的,抗压性能比较差,因此尽管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但迫于群臣的压力,他还是不得不正式下诏,立景王李湛为太子。
说来也怪,太子的地位确立后,他的身体居然也慢慢地恢复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朝政相对比较稳定。
自从宣武的叛乱被平定后,各地藩镇颇受震慑,局势也太平了很多。
而朝堂上则是宰相李逢吉独揽大权。
和他搭班子的另一个宰相杜元颖本就庸懦无能,加之此前在宣武问题上又没站对立场,现在自然更不敢提任何反对意见,完全以橡皮图章为己任,要他鼓掌他就鼓掌,要他举手他就举手,要他发言他就发炎——借口肠胃发炎,溜出去上洗手间……
此时的李逢吉内有宦官王守澄相助,外有众多党羽为援,在朝中一言九鼎,一手遮天。
凭借着手中的权力,李逢吉大力排斥异己,最终将被他视为最大威胁的尚书右仆射裴度排挤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节度使。
除了裴度,另一个被李逢吉赶出京城的,是政坛的后起之秀——翰林学士李德裕。
李德裕出身名门,是宪宗朝宰相李吉甫之子,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但他天性高傲,自恃门第高贵,不愿与普通书生一起应试,所以没有参加科举,而是以门荫入仕。
宪宗元和年间,其父李吉甫在朝中执政,当时刚满20岁的李德裕为了避嫌,主动离开京城,辗转在各地藩镇任职,直到公元819年才回到朝廷,出任监察御史,穆宗李恒早在当太子时就听说过李德裕的才名,因此在继位后便将李德裕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兼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多个要职。
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李德裕卷入了对未来的唐朝政坛影响颇为深远的一起事件。
那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
主持考试的,是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由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封贴遮挡起来),因此请托成风,包括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在内的不少高级官员都为自己的关系户向钱徽打了招呼。
没想到结果出来后,段文昌、李绅两人傻眼了——他们推荐的人都没有上榜!
再一细看,他们发现上榜的人中也有一些是有关系的,比如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主考官之一杨汝士的弟弟等。
段文昌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关系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这些人都能录取,而我举荐的就不能录取!
他当即上书向皇帝李恒告状,说这次考试有严重的舞弊问题。
李恒向李德裕、李绅、元稹等几位翰林学士询问段文昌的指控是否属实。
没想到三人的意见竟完全一致,都认为段文昌说得对。
不过,三人的观点虽然是相似的,但其实各有各的理由——李德裕是因为李宗闵曾在十几年前的那次制举考试中抨击过自己的父亲;李绅是由于自己推荐的人落榜而怀恨在心;而元稹则是因为与李宗闵有嫌隙——两人当时同为中书舍人,又都雄心勃勃,一心想往上爬,所以彼此都视对方为自己的劲敌,一直在暗暗较劲。
在他们的共同挑动下,李恒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对拟录取的十四人重新进行考核。
负责复试的,是中书舍人王起和知制诰白居易。
王起是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的老下属,而白居易则是元稹的多年好友。
不知是基于他们个人的立场还是之前的考试确实有猫腻,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经他们复核后,这十四个拟录取的考生中竟然只有四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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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李恒彻底忍无可忍了。
他当即下令,将钱徽和杨汝士两位主考官全都贬职,而女婿上榜的李宗闵当然也不可能免责——他被赶出了长安,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刺史。
李宗闵本就对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憋着一肚子气,经此一事,对李德裕等人更加恨之入骨: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他与同样曾受李吉甫排挤的牛僧孺结为同盟,与李德裕一派势同水火,秉承着“对错不重要,对方认为对还是错才重要”、“凡是对方说是错的,我们必须赞成;凡是对方说是对的,我们必须反对”的两大原则互相倾轧,缠斗不休。
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
不少历史学者都将李宗闵被贬这一事件作为了牛李党争的开端。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一样东西一旦运动起来,就会有继续保持原有运动状态的惯性。
很快,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一党就有了第二次交锋。
公元823年三月,皇帝李恒决定新提拔一位宰相。
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李德裕,一个是时任吏部侍郎的牛僧孺。
由于之前和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有过过节,李逢吉对李德裕一直十分排斥,他看中的,自然是牛僧孺,便经常在皇帝面前为牛僧孺说话。
不过,李恒对牛、李两人的印象都不错,一时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恰好就在此时,京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争夺财产案。
案件发生在曾任宣武节度使的司徒韩弘家。
不久前,韩弘之子韩公武及韩弘本人相继去世,家中只剩下了一个年幼的孙子,一时间,韩家的家奴们以及与韩家有过交往的一些官吏为争夺韩弘的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还告到了御史台。
见生前地位显赫的韩弘死后家境却如此凄凉,皇帝李恒看不过去了。
为避免财产被人任意侵吞,他特意派人到韩家将所有财物登记保管,打算等韩弘的孙子成年后再物归原主。
没想到李恒派去的工作人员在韩家意外发现了一本账本,里面登记着韩家向朝廷各级官员行贿的详细清单——原来,韩公武生前为了巩固父亲的地位,在京城四处活动,向不少掌权的官员送过财物。
李恒亲自查看这本账本,发现朝中多数官员都收受过韩家钱财,但其中有一条记录却如暗夜中的萤火虫一般显眼,让他顿时眼前一亮:某年某月某日,送牛侍郎(牛僧孺)钱一万贯,被拒收……
李恒大喜,情不自禁地对左右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没有看错人!
有了这样一个关键的加分项,加上李逢吉的不断吹风,最终牛僧孺在与李德裕的竞争中胜出了。
很快,牛僧孺就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而他的对手李德裕则被外放为浙西(治所今江苏镇江)观察使。且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八年,长期得不到升迁。
李德裕把这笔帐都记在了牛僧孺的身上。
而在李德裕被赶走后,李逢吉并没有闲着。
他又瞄准了下一个目标——翰林学士李绅。
李绅这个名字如今的知名度可能不是特别高,但他早年创作的两首《悯农》诗却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一首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另一首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和之前同为翰林学士的元稹、李德裕关系都不错,现在见元、李二人先后都被李逢吉所排挤,他对李逢吉也非常痛恨,经常与李逢吉对着干——李逢吉要往东他偏要往西,李逢吉要吃鱼他偏要吃鸡……
然而老谋深算的李逢吉却并没有发作——虽然老是被打脸,他却依然对李绅始终都摆出一副笑脸。
一段时间以后,李绅逐渐放松了警惕。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这其实是不应该的。
因为,最可怕的敌人,往往不会以敌人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