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蟒原:平凡农家几十年间沧海桑田,尽现关中浓郁风土人情

  遵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初中两年就毕业了。也难怪大家在学习上不会用功,初中升入高中不通过考试录取,而是通过平时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由排长和任课老师组织学生干部成立评议组,拟定推荐名单,最后报校革委会批准,就成了录取的高中新生。
  这里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就是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孩子,每排只能报一名同学,学校最终在十八个排里只录取两名。初中八排六十多人上报的高中推荐名额共有十五名,其中十几位“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同学,只推荐了各个方面表现突出的军体干事王学成。章如鹄不用说,是八排评议组副组长——王蝴蝶老师是组长——又红又专,德才兼备,自然榜上有名。
  和如鹄不在一个排的好朋友王东民,高中推荐落榜。两年来,两人都是一块儿来学校,一块儿回家。如鹄惋惜地问东民:“你落榜的事情王老师知道了么?”东民说:“我爸早都知道我不会被推荐上。你看么,咱全校上百名‘地富反坏右’学生,只有两个名额,咱何必挤破头往进钻哩!我的物理老师和我爸同学,早给我教会了修理收音机的技术。学一门好手艺,将来同样可以吃轻松饭。我爸也很支持我这个兴趣爱好。”
  1970年的暑假,如鹄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学校革委会在每个排里抽出来下学期百分之百可上高中的五名学生,组成一百多人的劳动大军,暑假里开展学工活动,学工的内容是烧制红砖。
  珍宝岛保卫战过后,全国的形势趋于紧张。校革委会汪主任说,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一是要让大家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色,锻炼同学们的革命意志和提高劳动技能;二是烧出砖来,可利于战备工作,用于学校防空洞建设,为“反修、防修”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部分同学在学校请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开始箍窑,而如鹄、学成还有八排他俩的好朋友、军干家庭出身的雷向阳,被分派制作砖坯。
  制作砖坯既是一个力气活,也是一个技术活。大家根据技术人员的要求,将挖防空洞后堆成小山一样的黄土捣碎磨细,掺水和成软硬合适的泥巴。和泥巴时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人工在泥巴上面反复踩踏,踩踏愈久,泥巴的黏性愈好,做出的砖坯质量愈高。
  泥巴和好了,大家根据工人师傅的示范开始做砖坯。做砖坯的模具是木制的,三块连在一起。首先给模具里面均匀地撒上细沙或者草木灰,再把泥巴放进模具压实,用刮板刮去模具上多余的泥巴。接下来两手端起三块砖坯的模具,反扣在场地上晾晒。一两天后,这些单摆在场地上的砖坯被叠摞起来,继续晾晒。叠摞时的砖坯之间,一定要留有空隙,这样才有利于通风透光,使其干透。
  砖坯在晾晒的过程中要严防雨淋,一般会在砖坯摞子的顶部盖上塑料薄膜。稍不留意,一场大雨就会使砖坯摞子倒塌,泥水横流,功亏一篑。
  砖坯彻底干透后就可以进窑烧砖。这时把砖坯整整齐齐码放进窑肚里,码放时砖坯之间也要留上空隙,以便火力烧得均匀。烧窑时在窑门口开始点火,一刻不停地烧上七天七夜,就可大功告成。待自然冷却后,就可以搬出成品的红砖了。
  这次的暑假劳动中,如鹄认识了十二排的一个女同学,名字叫贺贞。严格地讲,初中两年如鹄是知道贺贞的,知道她是十二排的副排长,有时学校里召开各排学生干部会议时,会遇到一块儿。可人家是女同学,两人从来没讲过一句话。
  在如鹄的心目中,贺贞肯定和雷向阳一样,也是干部家庭的孩子,这从她的衣着打扮上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贺贞中等个头,白净的脸庞上有一对惹人喜欢的柳叶眉、丹凤眼。她留着和王蝴蝶老师一样的刷刷头,也有整齐好看的前刘海;不同的是,她没有把整个头发梳向脑后,而是左右两边翘起用红丝线扎着的一对马尾辫,走起路来飘忽不定,更显得稚气靓丽。平时贺贞喜欢穿一件淡粉红格子上衣,蓝色的铅笔裤,脚蹬白色或者蓝色的网球鞋;每逢放学或者到校,她都是骑着一辆崭新的擦得黑光发亮的飞鸽牌大链盒自行车,所到之处,总会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之所以说如鹄这次才算是真正认识了贺贞,是因为在这次劳动中,两人才开始说话。如鹄现在才知道了贺贞的父亲是县建材厂的车间主任,也是今年学校暑假烧砖请来的总技术员。
  由于贺贞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她父亲事先指导,贺贞很快就掌握了制作砖坯的技术。一个女孩子,竟然超过了男生,做起砖坯来又快又好。老师就让她给同学们示范。
  如鹄和大家一样,也跟在贺贞后面边干边学。看着贺贞灵巧麻利、潇洒自如的动作,如鹄有意问道:“贺贞同学,你做砖坯学了多久?”
  贺贞说:“我和你一样,也是这次刚学会的呀!”
  如鹄说:“你真行!你做出的砖坯棱角分明,我做的咋就不行呢?”
  贺贞专门看了看如鹄做出的砖坯,呵呵笑道:“你做得也挺好啊!你是谦虚,故意说自己的不好。”本来就是没话找话,贺贞这样一讲,如鹄自己觉得似乎被人发现了秘密,尴尬地涨红了脸。
  贺贞并未发现,这时反倒主动问起章如鹄:“你家住在九里店吧?”
  如鹄感觉解了围,如释重负,变得轻松起来:“是啊。你咋知道?”
  贺贞说:“我爸的工厂就在你们村后的神蟒原下,我经常去我爸的厂里,知道你就住在那里。”
  “噢,是这样。”如鹄本来想说你知道了我们村,那你以后去你爸厂里时可以去我家里玩去呀,可是又突然觉得这样说太过唐突,又找不到话题,就赶紧端起做好的砖坯,飞快地跑走,将模具反扣在操场上。
  这次对话在如鹄的心底里产生了影响。他觉得自己和贺贞虽然在学校里都是副排长,但家庭境况是天壤之别,单就自己称呼父亲为“大”,而贺贞对她父亲称呼为“爸”,就说明贺贞的家庭很不简单。要知道一个农村的孩子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父亲称为“爸”的,只能称呼为“大”,就好像农村的男人只能把自己的配偶称呼为“媳妇”“婆娘”“屋里的”一样,是不能称其为“爱人”“太太”“夫人”的。如果你一定要执拗地这样称呼,必定会让人们笑掉大牙。
  尽管这样,如鹄对于贺贞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或者说一种朦朦胧胧的爱慕之心,总渴望能见到她和她聊天。
  后来,雷向阳告诉章如鹄,贺贞家就在县城南关,离他家很近,他们俩还是小学的同学。贺贞从小就很聪明,学习很好,也一直是他们的班长。再后来,有了闲余时间,如鹄会拉上学成,有意无意地撺掇雷向阳,约上贺贞一块聊天。
  贺贞每次出来,总是带上她的好朋友姚琴。姚琴虽说家也在农村,性格腼腆,但很有思想,学习成绩也相当不错。学成提起姚琴来总是津津乐道,为此如鹄和向阳总是开学成玩笑,说是学成恐怕对姚琴有意思,学成也不解释,总是一笑了之。
  同学几个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南边的林荫道。“文革”前学校开的南门,一进大门可见道路两旁全是高大粗壮的白杨垂柳。学校改成西门后,南门封了,这些树木尚在,依旧郁郁葱葱,整个区域却成了学校的后花园。
  大家在一起很少聊起家里的情况,家里的情况聊起来自然是很不平等,大家都心知肚明。说得最多的也就是学校里面同学之间的是是非非,奇闻趣事;要么就是谈谈当下的学习,以后的打算,应该有怎样的理想。
  一天傍晚,大家聊到了父母这一辈不容易,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子女身上。“章如鹄,这一点在你这儿体现得最明显。”贺贞说,“单单你这名字‘如鹄’,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的父母希望你和鸿鹄一样,在蓝天上展翅飞翔。还有学成。”
  “是啊!”如鹄说,“王学成的名字最直接了,父母长辈就是希望他好好学习,把书念成。”
  “从名字上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学成说,“比方雷向阳,这个名字最具革命性。雷叔叔是军干,他就可以希望子女们‘朵朵葵花向太阳,心里想着共产党’,可这名字我们家要是让我叫,就显然不合适么!”
  学成的话让大家笑起来。“我还发现个规律,”雷向阳说,“咱们男同学好像都是这样,可在女同学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
  “谁说的?你这完全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姚琴说,“我就觉得贺贞的名字好,忠贞不渝,坚贞不屈,一个‘贞’字,寄托了父母对贺贞多大的期望呵!我只是觉得我的名字一般般而已,因为叫‘琴’的女孩子太多了!”
  “诶!不对,不对!”章如鹄说,“叫‘琴’的女孩虽然不少,可你知道吗?‘琴’只有和姚姓搭配起来才有意义。‘姚’谐音‘瑶’,瑶琴,也叫古琴、玉琴,是一种很古老、很贵重的七弦琴,它的出现不在‘尧舜’之后。唐代王昌龄曾有‘瑶琴多远思,更为客中弹’的诗句;还有一个很美的传说,只有真心相爱的人用瑶琴、玉笛弹奏起《天鹤谱》,就可以让时光倒流,摧毁病魔,拯救生命……”
  “哇!原来姚琴的名字这样讲究!”大家都感觉很是惊奇。
  “我父母大字不识几个,”姚琴说,“我的名字是我大请村里一位老教师给我起的名字,没想到起得还这么好!”
  大家聊得热火,良久未散。学成突然发现树上有爬叉趴在树上,似乎灵感大发:“哎!同学们,咱们现在摸爬叉,一会儿拿到王老师那里去做菜,很好吃的。”
  姚琴一听很是惊讶:“不会吧,这些爬叉蜕了壳就变成了‘知了’,咋能吃呢?”
  “就是变成了知了也能吃,”学成说,“我在家里经常用马鬃挽了套子绑在竹竿上套知了,有时找不来马鬃,也会把小麦嚼成胶粘知了。知了在锅洞里烧熟了很好吃,硬壳里边全是红丝丝肉。”
  向阳也说能吃,但听人说过,自己从未吃过。
  贺贞说:“这明明是‘蝉蛹’么,咋说是爬叉?”
  “它的学名是叫‘蝉蛹’,咱们这儿叫爬叉,它还有一个俗称叫‘肉骨龙’,真是可以吃的。”如鹄以前在父亲的农业书籍里看到过蝉的知识,他说,“我小时候也吃过爬叉和知了。那时候家里一年到头很难见到肉,我大就在夏天的晚上,摸些爬叉和知了在锅洞里烧了来吃,味道的确不错,胜过了蚕蛹。”
  贺贞说:“哇呀!蚕蛹你也吃过?”
  如鹄说:“我家在很早以前养过蚕,蚕蛹是家里招待客人最贵重的一道菜哩!”
  如鹄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致,马上分头行动,在周围的树上寻找爬叉。这时正是盛夏季节,这些在地下不知生活了多久的爬叉急于破土而出,变成知了,只要稍许留意,就可见几乎每棵树上都有爬叉在爬行。
  大家摸到的爬叉很快都装满了口袋,一起来到了王老师的宿舍。王老师看见大家带回来这么多爬叉请她做菜,高兴地说道:“好,我给大家做油煎爬叉。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就是没空去捉。”
  王老师将爬叉先放到水里侵泡了一会,待这些爬叉晕了过去,再冲水沥干,然后直接放进油锅煎炸。快要出锅时,洒下一撮细盐。当又黄又亮的油煎爬叉端了上来,贺贞和姚琴依然不敢下手。看见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尤其王老师还边吃边说好,催她们二人一块吃,贺贞和姚琴这才分别小心地取出一只,慢慢品尝,很快尝出味道,也跟着大家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们同学五个每遇晚上有空,就去学校南边的林荫道里摸爬叉。王老师也很乐意为大家加工做熟,和大家一块分享。
  有一次大家正吃得高兴,如鹄问王老师:“不知开学到了高中,我们五个能不能分到一个排?”王老师说:“我也看到你们几个相处不错——同学们有缘分走到一起,这种友谊值得一辈子去珍惜。分到一个排有啥难的?到时候分班,我到教务处去说一下就行。
  1970年9月1日,新的学期开始了。如鹄高兴地在学校西门口的公布栏里,看到了高中一年级的分班名单,自己和学成、向阳、贺贞、姚琴分到了一个排——高一(5)排。遗憾的是王蝴蝶老师不再是自己的排长,她的名字出现在初一新生的任课老师名单里。自己现在的排长是冯敏老师,冯老师也兼任着高中连的连长。
  这位不熟悉的老师咋样呢?会和王老师一样地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学生吗?如鹄心里没底,他惴惴不安地向高一(5)排的教室走去。
  走进教室,如鹄看见一位三十五六岁的男老师正在和同学们愉快地聊天。大家毫无拘束,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故交一样,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正谈得起劲,不时会有同学们开心的笑声。
  如鹄和冯敏老师打过招呼,就发现学成、向阳、贺贞、姚琴已经在座。如鹄正想说你们几个倒挺积极,冯老师开口了:“这是花名册,自己填写登记吧!”
  如鹄感觉新奇,这个老师挺怪,注册也让学生动手。如鹄拿过花名册,认认真真写上自己的名字,也在名字的后边填上年龄、性别、家庭出身、家庭住址及父母姓名等诸项内容。
  冯老师拿过花名册,仔细地看了一下说道:“噢!章如鹄,字写得不错嘛!”原来老师是想在注册时看看大家字写得好坏,如鹄即刻感到这是一个细心热情、很有水平的老师。如鹄也庆幸自己刚才是在认真填写,比起其他同学来,自己的字写得确实漂亮了许多。
  冯老师把如鹄叫到自己的房间,给如鹄讲了想让如鹄临时当副排长。他说他已经了解了全班同学在初中学习和任职表现的情况,王蝴蝶老师也极力推荐如鹄当副排长。如鹄说自己知道咱排的贺贞同学初中时也是副排长,以前也一直是学生干部。冯老师说这个他知道,目前学校正在筹备成立校团委,贺贞已经是校团委筹备组成员。
  一周后同学们相互已经熟悉,经过大家正式选举,如鹄自然又当上了高一(5)排的副排长。贺贞同学被学校革委会任命为校团委副书记。和连排的干部一样,团委书记是由老师担任的。姚琴当选为学习干事,学成当选为军体干事,雷向阳是劳动干事。现在的劳动课很多,学校就将以前称呼的生活干事改称为劳动干事。劳动干事的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也算是排上的主要干部。
  冯敏老师是“大跃进”前的那一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渭阳中学的,给五排教数学课。仪表堂堂的他中等身材,形体偏瘦;脸庞棱角分明,双目炯炯有神;讲起话来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很是震撼同学们的心灵。冯老师热爱生活,作风严谨,衣着打扮也挺讲究——他平时喜欢留着省城西安理发师设计的俊美发型,上身穿一件银灰色的的确良衬衣,下摆束进腰里;黑色的凡立丁西裤熨烫得平平展展,笔直的裤缝清晰可见;脚下是一双少见的棕色三接头皮鞋,始终擦护得明光发亮。
  如鹄见到冯老师,在非常尊敬的同时,有时会生出由衷地羡慕——将来能够像冯老师一样的工作和生活,该有多好!
  冯老师也喜欢和如鹄谈心,他的好多观点与王蝴蝶老师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也是教导如鹄排除一切干扰,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一个目的就是学到知识,改变自己命运,改变自己人生。
  由于学校学生人数增加,学校的“牛鬼蛇神”一个个被解放出来,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之中。全校只剩下十多个“牛鬼蛇神”,其中就有郝校长。冯老师说:“就是这剩下的十多个‘牛鬼蛇神’,也没有一个是阶级敌人,充其量也不过是说了一句错话而已。其实这些话并不算错,只是和目前的形势不相符合罢了。”
  冯老师还说:“你看咱学校里的老师,哪一个不是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就拿我来说,我要不上中学,不上大学,现在注定还在渭南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冬熬三九夏战三伏。然而无论你如何勤劳肯干,日子也不会好过。”
  如鹄知道,冯老师的工资在学校里是挺高的,他生活上的讲究还有一点也令人羡慕——冯老师最喜欢抽的香烟是“墨菊”和“飞马”。这两种牌子的香烟是一般的干部和工人抽不起的。有时冯老师还会用“斯大林烟斗”,抽一种新疆出产的挺高级的莫合烟丝,这种烟丝的香味很浓。晚上同学们在上自习时,要是莫合烟丝的醇香由远及近,大家就知道我们尊敬的冯老师就要到了,一些窃窃私语做小动作的同学,马上会一本正经地趴在桌上,做出一副认真温习功课的样子。
  如鹄在学校里学习、生活一切顺利。由于是学生干部受人注目,如鹄也很是在乎自己的衣着。虽然他不可能像城里娃衣着光鲜,还经常有衣可换,可如鹄灰色的学生服上装、黑色或蓝色的卡叽、灯芯绒筒裤、白色的运动球鞋,也算不得寒碜,起码比起大部分农村同学的老粗布衣裤来,要体面许多。
  可如鹄的家里却遇到了难处。一年前哥哥如鹰已年满十八岁,成为一名正式的人民公社社员,开始在生产队上工,不可能再养兔子了。父亲就卖掉了难于管理的全部兔子,又换回来方便喂养的一只母羊和两箱蜜蜂,年底余钱归还了透支款后所剩无几。最要命的是父亲已经不敢再去贩猪娃,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怕被人发现再挨批斗,主要是怕自己身上一再出现的污点,影响了孩子们的前途——现在依然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父亲的政治表现,毋庸置疑会对子女产生决定性影响。
  尤其在初中毕业时,如鹄在填写高中推荐登记表时,有一栏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家庭成员和直系亲属是否有被杀、被判、被关、被斗过的情况,如鹄就悄悄去问王蝴蝶老师,说明了父亲因贩猪娃曾经被斗的事,该不该填写,王老师思索犹豫了老半天,最后很为难地说:“你大被批斗也没有被大队革委会最后定性,没有正式带上‘五类分子’帽子,只不过是社教工作组和‘文革’前期红卫兵乱来的结果。按理讲你应该如实填写,问题搞清楚了也不应该取消你的推荐资格。可问题是现在谁去给你搞清楚,只要有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注定会影响你的高中入学。所以,我看你干脆不必填写。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你大,以后千万不敢再贩猪娃了。”如鹄非常感激地照着王老师说的做了,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章家奇。
  “既然你老师这样讲,大以后就是日子再艰难,也不能再去贩猪娃,也不能再搞任何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因为大的过失影响了我娃的前程,那你大可就真正成了罪人。”家奇说,“最近,咱队里晚上的政治学习,把投机倒把活动说得很是厉害,是现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你看看我的笔记,把大的贩猪娃说得有多害怕!”
  如鹄接过父亲递给的笔记本,看着翻开的一页,说:“大,你开会的笔记很认真么!”
  家奇说:“这些东西最近政治学习了好多遍,大还能记不好?这些事牵扯到你大以后咋样做事哩!记好了才能时刻给自己敲警钟么!不然万一不注意碰到茬子上,大就是被批被斗,甚至被关监狱都是小事,影响了我几个娃以后的前途,事情可就整大了!”
  父亲这样一说,如鹄似乎有所放心。可现在家里不能贩猪娃,不能养兔子,没有了钱的来路咋办?虽然哥哥如鹰已经算是家里的全劳,可一年到头队上收入很少,家里依旧透支,仅仅是透支的钱数减少了一点而已。如今家里的开销却越来越大,除过如鹰以外的五个孩子都上了学,如鲲也上了渭阳中学的初一,不说家里大小九口人的日常零用,光就每学期开学五个学生的学杂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鹄为难地问父亲:“那家里以后要用钱咋办?”
  家奇说:“大不是一再给我娃讲,这些事不用你操心么!你哥现在念不成书了,可以操心挣钱的事。你只管把学习搞好,给你弟你妹栽个样子,大心里也就踏实了。大看着你是念书的料,一定要考上大学,再出来工作。这样不光你脱离了农村的苦日子,也能让咱家里改变面貌哩!”
  一个周日的下午,母亲兰青青已经烙好了如鹄、如鲲周一到周三的锅盔,并装了两瓶用油泼辣子调好的咸萝卜,准备一会儿让哥俩带走。由于天气热,原先每周回家一次时间太长,同学们所带干粮容易变坏,好多同学家里困难,又在学校食堂上不起灶吃不起饭,学校就增加了周三下午放学回家,取馍一次。
  临走,如鹄想到自己和弟弟如鲲的饭票和菜票快要完了,就对父亲说想带些苞谷、小麦,在学校换些饭票和菜票。家奇问需要多少钱,如鹄说我想带三十斤苞谷、二十斤小麦,换饭票需用五元,再有几块钱买菜票,最多十元就行。
  如鹄看到父亲母亲嘀咕了一会儿,并不急于答复,知道家里钱不方便,就对父亲说:“这次不行就算了,下次回来再拿粮也行。”
  家奇说:“你哥俩带上粮食和馍先走,我晚点给你送去。”
  如鹄说不用这样急,下次再拿,家奇固执地坚持按照他的意见。如鹄就说我这次拿去粮食可以,我周三再回来拿钱。家奇说行,你先走,就帮着如鹄把粮食绑到了自行车后座两边,看着如鹄带着如鲲,骑车而去。
  晚上自习,如鹄正在教室里预习功课,突然感觉到窗外有个人影闪了一下。如鹄以为是哪个同学在教室外边溜达,而今晚的自习并不要求每个同学必须参加,也就不愿再去搭理,自顾自地继续学习。可是闪过的人影又闪了回来,似乎一张模糊而又有点熟悉的面孔紧贴在窗户的玻璃上,紧接着如鹄听到了有人呼喊自己的乳名“木儿”。
  如鹄吃了一惊,立马知道是父亲来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教室,父亲正在窗外边笑呵呵地等着他。
  “大,不是说好了我周三回去再拿么?你咋非要今天晚上送了来?”如鹄说。
  “你走后我就到你兴善叔那里借了钱。晚上没事,大就给我娃送来了。”家奇说。
  如鹄心里一阵发热,接过了父亲给的十二元钱——自从上了中学以后,学校里无论交任何费用,如鹄只要告诉父亲需要的钱数,父亲总会多给一两元钱。用父亲的话来说,我娃花钱这事情咋能恰尺等寸呢?留一点活泛的钱在手上,万一有个啥事了,也不用心里发慌。这次最多需要十元,父亲却给了十二元。如鹄知道多余的二元是退不到父亲手上的,也不推让,把十二元一并接住,装进自己上衣口袋。
  看到如鹄把钱装了,家奇笑着说:“那我娃上自习吧,大走了。”说完拧身就走。如鹄一看急了:“哎!哎!大——你等一等么!这么晚了,你骑上咱的自行车回去吧。”
  家奇坚持不肯,说是就这七八里路么,我游游荡荡就回去了,还要骑个车子干啥。这车子是我娃专车,谁也不能占用。如鹄知道父亲一旦决定,任你咋说也不顶啥。于是说道:“大,你就是不骑车子,也让我送你到学校门口吧。”
  “你不是正在上自习么?”
  “今晚自习不要求必须参加,有些同学回家取馍还没有到校哩。”家奇就不再坚持,如鹄和父亲向西门口走去。
  路上,如鹄又问:“大,我不想让你来送钱,就没有给你说我的教室在阿哒,你咋能一下子就找到了呢?”
  家奇说:“这有啥难的?鼻子底下就是大路么!我知道我娃在学校名气大,见人一问不就知道了?”听着父亲故意讲着的赞扬话,知道自己给父亲争了光,如鹄心里很自豪。
  家奇又说:“我到门房一问,门房老汉说知道,几个学生娃也说知道。最后还是一个推着大链盒自行车的女娃娃把我一直送到你教室跟前才走的。”
  如鹄一想,推着大链盒自行车的女娃娃是谁呢?他马上想到了贺贞——因为在学校里认识他的又推着大链盒自行车的女娃娃,如鹄实在想不出还能有谁。是贺贞吗?她为啥不去教室里叫他?噢!对了!即就是贺贞,她也真的不会去叫。你想想,教室里男女同学那么多,章如鹄父亲来了,却是你贺贞带了过来,让大家看到了会咋想?唉!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尤其在这些问题上是相当的敏感哩!
  看到父亲穿着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是很隆重的场合才会穿着的灰色的中山装,口袋里别了一支钢笔,偏分的干部头梳得光亮,就连脚上的布鞋也是挑选的较新的一双,而且一尘不染,如鹄打趣说道:“我大今儿个的穿着,看来不一般哩!”
  家奇说:“那肯定么!我娃在学校很是风光,大到学校里来,就要尽量体面一些,总不能邋里邋遢地给我娃丢人显眼么!”虽然父亲是在说笑,可如鹄的心头一热,鼻子一酸,直想落泪。
  出了西门,家奇一个劲儿要让如鹄回去,如鹄则坚持让父亲先走。父亲似乎看到了如鹄的泪眼婆娑,试图安慰自己的儿子。如鹄说:“大,我好着哩!你走吧,儿子一定会给你争气的!”
  家奇连连说道:“大相信!大相信!我娃回去吧!”父亲拧身,大踏步走去。走了几步,复转身来,又挥着手,喊着让如鹄离开。如鹄又执拗地告诉父亲:“不用管我,大你走吧,我等一下自然回去!”
  父亲走了。望着父亲极力想挺直腰板却依然略显佝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如鹄心里非常难受——掐指算来,父亲今年不过四十三四岁,是正当壮年之时,可尽管他有着钢铁一般的脊梁,抚育六个儿女成人的重担,还是压得他的腰板弯了下来。
  蓦然间如鹄的脑海里浮现出朱自清散文《背影》里父亲的背影。这是如鹄刚刚读过的一篇散文,作者曾经以为自己的父亲太过迂腐:父亲要去南京谋事,自己要去北京上学,说好了不送他却一定去送他;说好了由旅馆的茶房送他去车站,结果又不放心亲自去车站送他;上了火车竟然给他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找座位,找人一路照顾他。最后父亲拖着肥胖的身体,蹒跚的脚步,翻过月台去给他买橘子。父亲这个笨拙艰难的背影使作者落泪。当自己的父亲自我感觉一切妥当,嘱咐过“去了以后来封信”后,父亲的背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作者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相比之下,如鹄觉得自己的父亲和《背影》里的父亲同样的慈爱可亲,同样的无私伟大!虽说父亲送来的仅仅是十二元钱,虽说没有这十二元钱自己周三回去拿来也不误事,可是父亲还是不辞辛苦地送了来。为了来一趟学校,父亲还把自己精心装扮,只为让儿子脸上光彩。
  如鹄咋能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大爱无言,父爱如山哪!
  同样是望着自己父亲的背影,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写到曾两次落下泪来。如鹄此时远望父亲的背影已经消失,想着父亲一生的艰辛与困苦,想着父亲为自己的子女付出的爱,也潸然泪下,泪如泉涌,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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