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知道，卫太子刘据是卫皇后所生，他宽厚仁爱，颇有汉高祖遗风，而且也有相当的政治才能，在朝中口碑甚佳，颇有影响。最重要的是他背靠着一个西汉的著名家族，也就是以其的功名赫赫的舅舅卫青为核心的卫系政治集团。
卫青不仅手握兵权，还是皇帝内朝的领袖人物，在武帝一朝权倾一时。所以，性格多疑的汉武帝当然不想让卫系独大，于是为了分权又让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与卫青并列大司马、大将军，目的也就是限制卫青的权力过分膨胀，进而有与自己叫板夺自己权的实力。
后来卫青、霍去病都相继为革命鞠躬尽瘁，不过卫系将领们的能量还很大，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卫太子的势力范围，政治力量没有明显减弱。到了“巫蛊之祸”之前，由于汉武帝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因此让国家陷入了困境，“天下户口减半”，社会危机于是急速加剧。
而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性仁厚、体恤民苦的卫太子，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也逐渐厌倦连年征战的卫系将领们，就根据政治情势的急转直下，勇敢提出与皇帝好战政策相左的休养生息政策，主张罢战，与匈奴和解。
这一主张，也终于让恋权又多疑的汉武帝“幡然醒悟”，原来自己曾经非常爱护和信任的宝贝儿子，居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且政治理念是如此的“针锋相对”，简直是让他大吃一惊，甚至于是惊出一身冷汗的那种，所以为了保卫皇权的需要，“觉悟”之后 ，好斗的汉武帝也开始了对卫系太子的防范和猜忌，进而发生了给西汉政权付出惨重政治代价的巫蛊之祸。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汉武帝与自己的宝贝接班人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施政分歧是儿子有意要造自己的反夺自己的权，所以性格中刻薄寡恩居多的汉武帝，晚年才为了政治需要明显疏远了卫皇后和卫氏集团，大有一种势不两立的况味。
于是，根据此种政治表象，也有很多历史分析家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抛弃了曾给他很多生活帮助和政治支持的卫皇后（以及她背后的卫系政治集团），转而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移情于其他宠妃如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等，这又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好色，而是为了保卫皇权而进行的无奈政治切割。
基于此，此后虽然卫子夫的皇后名分一直留着，不过事实上她早就被打入了政治冷宫，因为此后她想见皇帝夫君一面都是一种奢望。
尽管众所周知汉武帝是出名喜欢刘据这个太子的，几乎可以说是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摘月亮，宠爱有加。据史载，太子刘据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加冠，而元封年间也是汉武帝“周游列国” 出巡考察最频繁的年份。换句话说，皇帝频频出外进行国事活动，而让太子留守长安做代理皇帝监国主持政事，在政治上此时他还是十分信任这个接班人的。只是因为后来的政争，终于让此种鱼水情深走到了它的尽头，利益确实是人们轻易绕不过去的行动指挥棒。
正是汉武帝此种似是而非的“政治权力转移”之错觉，让其“痛定思痛”之后有了要“夺嫡”的政治行动。再加上政治核心周围各路人马为了各自的利益再分配的推波助澜，一场十级台风式的政治风暴便水到渠成。
而且，由于皇帝父子那截然不同的性格，形同水火，让此种政治绞杀更加不可避免。
据史载，废太子虽然深受皇帝喜爱甚至于溺爱，做人却很正大光明、有板有眼，并不认为汉武大帝的宠爱有加而变成“二世祖”，倒是喜欢“兼爱非攻”，很有那么一点墨家“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政治理念。
素来宽厚仁爱的他，与好大喜功，爱好武功以及爱好使用酷吏的比较冷酷寡恩的皇帝父亲简直是判若两人，原本性格有时候也不能完全遗传，还是要后天培养的。
关于他俩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行事手法，史曰：“（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汉武帝坚持以武力讨伐匈奴以及四夷，太子却极力反对，这针尖对麦芒的，皇帝脾气再好再宠他，迟早也会因政治分歧而走向反面，分道扬镳，何况汉武帝又那么强势那么多疑的一个政治人。
而且，又由于太子的性格使然，让很多想兜售其奸的酷吏邪臣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此而后快。据历史牛书《资治通鉴》载曰：“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卫系政治集团在失去卫青此种“定海神针”般的通天人物后，嫉恨卫太子的酷吏集团便经常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及至皇帝父子因为政治理念的冲突，而使汉武帝有了换太子的念头，皇帝周围善于政治投机的酷吏如江充等人，为了除掉自己的政敌，当然是使坏心起劲构陷太子，不然他扶正当上皇帝，自己连自保都成问题。也正是江充等人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从而发生了西汉历史上最严重的“巫蛊”之乱。
话说皇后卫子夫和卫太子母子情深，所以太子每次去拜会母亲，总会待上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多叙些家常，这当然是人伦之乐，无可厚非。不过有一个叫苏文的宦官，不太喜欢太子，而且又十分喜欢搬弄是非，苏文在钩弋夫人之子出生后，就大力挑拨汉武帝与卫皇后、卫太子之间的关系，频频诬陷刘据行为不端。
就比如卫太子去探望自己母亲，因为留在后宫的时间比较久，他便向汉武帝打小报告，乱说太子一天到晚留在后宫里与宫女鬼混淫乱，汉武帝那时也还没有太老糊涂，当然不信自己行为端正、千宠万爱的好儿子会做出此种苟且的事，后来还为了安抚太子，反而给太子的东宫调拨二百名美女，可谓是因祸得福。
卫太子也知道这是苏文不怀好意把自己摆上台，心里虽然对其极其不满，因其是皇帝近侍，也只能一笑了之。直到汉武帝识破了这些人的奸计，一怒之下杀死构陷太子的小黄门之后，怕死的苏文才稍稍有点收敛。
当然，狗基本上是改不了吃屎的，苏文这种以挑拨离间害人为乐的阴险小人，只要有合适的机会，绝对是不会忘记给自己的政敌上眼药的。
关于这，历史牛书《资治通鉴》载曰：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
大意就是说，不怎样喜欢正直得像一株白杨树的太子的苏文，总是想对太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常伙同小宦官常融、王弼等人，往往伺机寻找太子的一些小过失，一旦找到太子的所谓短处，就像打鸡血一样兴奋异常，而且立马就添油加醋地向汉武帝打太子的小报告，甚至到了不惜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地步。
对此，皇后卫子夫也被气得咬牙切齿，十分痛恨他们，甚至于鼓动太子向皇上禀明情况把他们杀了，以绝后患。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我没有过失，就不怕苏文他们咬舌头搬弄是非！何况陛下是何等明察秋毫心里倍儿清的明君，决不会听信这些奸佞之人的谗言恶语，母后不必为我担忧也。”心性宽厚的太子有心放苏文等人一马，于是大度地安慰卫皇后道。
有一次，汉武帝病了，于是派小宦官常融去召来太子，有心加害太子的常融回来后，便有意就此大做文章，胡乱对皇帝说，陛下的宝贝儿子一听到自己的父皇有病，立马面有喜色，心花怒放的样子，心时根本就没有父皇云云。汉武帝一听到这样的报告，当然非常不高兴，心里好像放了一根刺一样难受。
好在不久太子就来探班，而汉武帝发觉太子根本不像常融所描述的那样面有喜色、容光焕发，而是看到太子的脸上带着浓重的泪痕，好像刚大哭过一场。
只是见到父皇之后，为了让其高兴，才强装有说有笑的样子。阅人无数的汉武帝当然察觉出了一些端倪，就问搬弄是非的常融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皇帝起了疑心，自己也确实是干了缺德事，所以常融也立马心慌起来，在那里支支吾吾的不知所云，脸憋得通红。
一看到此种情景，明察秋毫的汉武帝当然知道了是怎么的一回事，一怒之下，就把胡作非为的小宦官常融给杀了，也当是安抚一下自己的宝贝儿子。
可是逃过一劫的太子，最终还是因为政敌的多番苦苦相逼，逃不过多疑的父亲的毒手。
这便是因为太子的政敌江充、苏文的唆使而让汉武帝发动了“巫蛊之祸”，从而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因为自保被迫犯上而被杀。
这事发生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也正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汉武帝的多疑性格酿成的惨祸。
巫蛊之祸，顾名思义当然就是肇于巫术而造成的祸害了。在那种科技还不发达的上古时代，人们当然也比较迷信，因而各种巫术、谶语也能大行其道。巫蛊便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典型巫术。
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用桐木制成一个木偶人，然后在木偶人上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及生辰八字，再就是请巫师念上“天灵灵、地灵灵”等魔咒施以法术，最后把木偶人埋在被诅咒者的住所附近，那么此人灵魂便会被摄住，从此倒霉透顶直至暴亡（恍惚现在还常常有“打小人”此类的与其神似）。
这当然是一种十分歹毒的居心，咒人家不得好死呢！要不是十冤九仇也不至于起如此坏心吧？据说这巫术流行于当时宫廷贵妇人之间，最先是争名夺利互相仇视的妇人的一种泄愤方法，带着最原始的嫉妒和欲望，再后来居然还漫延到了同样争权夺利的统治高层，恨不得自己的政敌都死个精光才有快感也。
就比如晚年的汉武帝除了喜欢寻访仙道，对于这一套迷信也是信得十足十。大约是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诡异中午，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深居简出在甘泉宫静养的汉武帝，这个整天怀疑有人害他的皇帝居然大白天“撞鬼”，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心神恍惚地睡觉，忽然就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数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围攻自己，然后就被吓醒了。
俗话也说，所梦即所思。梦中被木头人追杀，这绝对是有人在诅咒他，要他横死，有心追查谁在后面搞小动作，于是运气不好的当朝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便撞到了枪口上，做了冤死鬼。
话说作为武帝手下大将又是连襟的公孙贺，因为做九卿之一的太仆的儿子公孙敬声骄奢淫逸生活不检点，私自挪用了军费1900万钱，而被下狱。恰在其时，在逃的阳陵大侠朱安世被下令通缉，救子心切的公孙贺便以释放他的儿子为条件，保证一定将朱安世缉拿归案，皇帝也爽快地应允了。
最终在公孙贺的全力追凶下，要犯朱安世也顺利归案。这个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是，恼羞成怒的朱安世反而诬告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以及用巫术诅咒武帝早死。
反正朱安世死了也想找一个垫背的，也无所谓是不是“莫须有”的了。此时汉武帝正梦中见到有木头人打他，这还不是公孙家搞的鬼？所以十分怕死又失去理智的他也信以为真，不管青红皂白就将公孙贺父子下狱，后死于狱中。而卫子夫所生诸邑、阳石公主皆坐诛。
此后，汉武帝还授意司隶校尉江充追查余党，兴起大狱，就这样案子越来越扩大，最终连太子刘据也被牵连进来了。
话说心术不正的酷吏江充和太子有隙，眼看着自己的靠山汉武帝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他两腿一伸，刘据顺理成章当了帝国老大，自己也可能被清算，所以想自保的江充当然想利用这巫蛊事件“顺藤摸瓜”插赃嫁祸于自己的死对头刘据，哪有等死的道理？
因为江充也知道，此时已经陷入“英雄末路”境地的既迷信又患得患失的汉武帝，早已对自己的宝贝太子有微言，独钟情于十分乖巧听话的小儿子刘弗陵，甚至于流露出了要立其为新太子的意思。对此，很善于捕捉战机的野心家江充当然是喜出望外，既然皇帝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毫不犹豫地杀掉，相信已经失宠的太子刘据也不例外。
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对自己的政治威胁，他便利用皇帝赋予的特殊权力，趁机把战火延烧到自己政敌也就是无辜的太子刘据身上，除掉了卫系太子势力，也好让自己从此能睡上安稳觉。
于是乎，在收拾了丞相公孙贺一家和诸公主之后，心狠手辣的江充便乘机把案情扩大，竟然查到了和巫蛊事件没有一点瓜葛的刘据和卫皇后身上，借此把卫氏集团连根拔起，翻个底朝天。
江充也知道刘据根本就没有埋木头人诅咒自己父皇早死的，所以为了让皇帝相信，他硬是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很精彩的“巫蛊大剧”给已老糊涂了的主子看，让其信得十足十。
首先，他请了一个口灿莲花的巫师去对汉武帝添油加醋地说：“皇上的病总是不见起色只因有巫蛊诅咒，皇宫里有人想诅咒皇上早死，蛊气很重也，若不及时把那些小木人挖出来，皇上的病肯定会好不了。”
西汉人当时就很是相信作法诅咒会害死人，包括英明神武的汉武大帝。既然如此，那么就扩大搜查地点吧，务必把害人的小木人全都找到。
得令的江充立马就找了不少酷吏，到处发掘小木人，一找到小木人，又立马给人上酷刑，比如用烧红的铁器炮烙强迫人们招供认罪。总之，只要被江充扣上“诅咒皇帝”之罪名，那么就走不出鬼门关，全都死翘翘，就这样他一下子就杀掉了好几万与巫蛊有关的人。
这样的高压态势，当然是最终要剑指自己的死对头刘据。
那时候，江充的人马从早到晚都在皇宫里挖木头人，先是查皇帝后宫，一直查到了太子的东宫。只是，让江充失望的是，居然屋里屋外都挖遍了，却连一个木头人都找不到。
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木”？即使现场没有找到，我也可以给你硬塞一节。酷吏出身的江充既然有心陷害太子，那当然也会有办法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为了把太子置于死地，江充一伙不惜把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所居住的宫室挖得如同一片狼藉不堪的菜地，最后连放上一张坐榻的平地也没有了。
而尽管如此处心积虑地把炮火对准卫系太子，却还是毫无斩获，因为太子本身就没有做过如此低级又卑鄙的伎俩。
这回，一肚子坏水的江充也不淡定了，既然正常程序不能把政敌搞死，那么我们就实施“B计划”，用上非常手段，我就不相信搬不倒你这可恶的政坛“拦路虎”。
所以，当时已经有点气急败坏的无赖江充，也不顾体面立马就偷偷摸摸带着小木人，然后在挖太子居住的地方附近之地时，假意将早已藏好的小木人拿出构陷太子，还煞有介事地大喊：“太子宫里到处都是小桐人，这还不够，还发现太子用帛书写的诅咒皇上的话，我们得赶紧奏准皇上办了他。”
江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其时，伟大领袖汉武帝年老体弱，在甘泉宫颐养天年，轻易都不会抛头露面，很多人想见他都难，所以也传来了很多风言风语，甚至于外间有人还怀疑他是否尚在人间。
也正因为皇帝龙体欠佳，随时都会为革命鞠躬尽瘁，所以作为宠臣的江充，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在皇帝驾崩前除掉政敌太子刘据，以便扶起另一个未来皇帝，因此连无中生有这一招都饥不择食地用上了。
当然，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太子刘据面对疯狗一样见人就咬的江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的惧怕和慌乱，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此种诅咒父亲早死之大逆不道的事情，那只是怀有私心的奸佞小人江充的奸计。
面对政敌的陷害，他第一时间也想到了去父皇那里，理直气壮地禀报，奏明原委，让汉武帝放过自己。
太子这样做，江充当然也很怕阴谋败露祸及自己，所以便千方百计地阻挠太子去朝见皇上，派人在半路上把太子面圣的车马拦下，说什么也不让他见到汉武帝。
僵持之间，刘据当然也十分着急，如果见不到父皇加以解释一番，只听奸臣江充的一面之词，那么自己可能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可如何是好？于是就心急火燎地请教自己的师傅石德，石德也是护主心切，所以便以秦太子扶苏的历史例子来警示他，因为老是见不到皇上的石德也怀疑久未露面的汉武帝，是否也已经像秦始皇一样死了，然后被小人江充操纵局面。
刘据一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想到贤明的扶苏冤死的事，当即下定决心先杀掉江充再说，绝不能做第二个扶苏，那样就太迂腐了。
所以，经过师傅的一番提醒，被逼上梁山的刘据便先下手为强，派出自己人扮成汉武帝的使者，然后借机把江充等人收押起来。
“奸臣，你忒是可恶，吃了豹子胆了不是？连我你也敢搞，没死过啊！我正大光明什么缺德事也没干过，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要向我父皇申诉，你心里有鬼让手下把我的车马截住，目的就是兜售你的奸计，现在我也以牙还牙把你扣住，看你还有什么花样挑拨我们父子的关系。”有点恼羞成怒的刘据一见到奸人江充，立马失态地指着他的鼻子狠狠地骂将起来。
这还不解气，骂完之后，怕夜长梦多的刘据先下手为强，就趁机赏给江充一个“谋反”的火锅吃，并干净利落地把他斩首示众，以绝后患。
这一下却惹了大祸，这么激进的对抗方式也埋下了日后太子被杀的祸根。
因为矫诏杀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皇帝那里，父子俩很快得摊牌并决一死战。已经有点气急败坏的刘据为了自保，派人通知母后商量后着，只因作为储君他手里的权力有限，能调度的军力更是不多，如果不想等死，那就要有充足理由来调集军队保卫皇宫。
刘据先是动用了后宫的车架，再是以“武帝已死，奸臣作乱”的名义征兵，把江充一系的歼灭了再说。
江充死后，宦官苏文便十万火急地逃到汉武帝处煽风点火，说太子正在作乱，起兵号令都下了，汉武帝虽然对太子也有戒心和猜疑，但他却不太相信自己曾千宠万爱的儿子刘据会起兵推翻自己，还煞有介事地派使者去召太子来对质，但对于已经磨刀霍霍的太子，怕死的使者却死活不敢到太子那里去传令，很快就折返回报汉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使者这样添油加醋地一说，本来就多疑的汉武帝立马大怒，也不想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既然如此，那就摆开阵势干一场吧。于是下诏捉拿太子，同时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叛，自己还亲临前线“露脸”，以示自己还没死去，活得好好的。
当然，太子在宣布起兵时才知道自己无兵可用，名不正言不顺也。
起初在剿灭胡作非为的江充的酷吏集团时，他还曾一度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但后来却调兵不利，护北军使者任安虽然接受了太子的符节，却没有真正出兵，而是选择闭门不出，功亏一篑。而他想利用的另一军团胡人军团，却在皇帝的威逼下调转枪头对准太子。
面对匆匆而来的官军，太子只好打开武器库，把京城里的囚犯和市民武装起来，约有数万人，共同抵抗前来“平叛”的军队。
据史载，因为当时太子曾向城里的文武百官宣布说有奸臣作乱，但现在却有官军要打太子，于是一时把大家都弄得如坠五时云雾之中，居然弄不清谁在造反，一片混乱。
反正，双方势如水火，也只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太子带着自己的几万强行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到了长乐宫西门外，正好遇到丞相刘屈氂率领的平叛军队前来镇压，双方只好摆开阵势捉对厮杀，在城里激战五日，长安城顿时腥风血雨，血流成河，死伤数万。
后来，由于有人散布谣言说是太子起兵造反，所以依附太子的人越来越少，加上官军不断从四面八方来增援，最终寡不敌众的太子兵败，唯有带两个儿子逃离长安，走为上策。
据史载，太子逃往南门时，被好心的守门官田仁放出城，最后太子一行逃亡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的一个老百姓家里，被好心人藏了起来。
主人虽然家境贫寒，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为了给太子吃饱饭，还努力编织草鞋到街上去卖，以换取生活必须品。
原本是相安无事，谁知体恤主人家境的太子，为了找点生活来源，贸然联系以前相识的一个湖县富人，于是走漏了风声。
因为当时愤怒异常的汉武帝早就布下天罗地网要追捕他，太子始终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不久，立功心切的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县令李寿一探知太子下落，立马带兵前来围捕捉拿。
太子知道逃不过魔爪，情急之下用一条牛绳吊颈自杀身亡。两个儿子和窝藏他的那一家的主人，也被李寿手下全部干掉。
而这边厢，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作为“反革命家属”，也受到了追责。朝廷派人收缴她的皇后玺绶，等待发落。做了38年皇后的卫子夫，也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残酷命运，有理说不清又不想受辱的她，只好选择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