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弯明月2017 2021-05-07 11:51:01
考古工作没有结束的时间，考古界做结论的常规做法，一般都会留下一些开发话题和“未竟的论点”，楼主行文看得出来，似乎没打算留后路或避让通道。请问楼主，您会根据将来遗址发掘和出土器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现在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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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明月君的提问，我不是业界中人，不太清楚业界会是怎么一个做法，或许我的言辞做法显得拙劣稚嫩，不符合学术规范，但这些确实是我想说的想要表达的，希望没有让大家不舒服。
至于后路和避让通道，这个我确实没想过，既然有言，又何必藏言，也许说的不多，不够严谨，不够完善，那就多花些时间学习了解，慢慢完善和系统吧！
我有说过请允许我个人的盲目自信，不管是古蜀史的，还是启示录的，我梳理的脉络架构及个人主要观点，不会因为以后的新遗址的发现，新器物的出土而做大的变动，只是其中的一些解释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让整个历史逻辑显得更清晰！
请明月君观效！
@三山岳 2021-05-09 11:08:51
苏秉琦等认为，仰韶文化后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对应尧舜禹时期，楼主您怎么看苏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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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三山君的提问，苏秉琦先生的这个看法应该是比较早的了，那时我们考古还走在以考古证文献的大体思路上！苏老做出这个揣测应是随口之语，他的核心工作还是在以考古重建上古史架构的，比如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就是苏老编写的。
我在文中已经表达了个人梳理的观点，和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各文化的看法，至于对应关系也做了个人的一些推测，不足之处，还请多指教！
继续更新！
上文做了屈家岭文化的简介，下面论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年~4300年（学界数据略有差异），前后延续了2000余年，分布范围大致在古河济地区、黄淮地区，北临渤海，东至黄海，西抵河洛，南接苏皖；分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早期代表性遗址有滕县岗上村遗址、大汶口遗址、大墩子遗址等，早期文化并不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拔齿和对头骨的人工整形，早期文化盖与传说中的太昊可能正相关，该时期文化与青莲岗末期文化交互甚密，注意，大汶口早期文化（6300年~5300年）并无尚玉表现；本文认为青莲岗文化（距今7000~6000年）是淮河中下游地区一支独立的区域文化，它是6000年前南北文化交互的重要场所，代表遗址有定寨、侯家寨、万北、丁沙地、双墩、青莲岗等。虽然距今6000左右苏北皖北的青莲岗文化为大汶口文化吞并，但不影响其曾经的独立性，切不可将其与大汶口文化混为一谈；是否可以假定位于淮河中下游的青莲岗文化为历史上的淮夷呢？
大汶口中晚期有焦家遗址、西夏侯遗址、尉迟寺遗址、花厅遗址、三里河遗址等，中期文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社会也开始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和财富集中，众多墓葬表现阐释了社会类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该时期极可能出现了文字雏形（仓颉）。大汶口中期（5300年~4800年）渐渐有了尚玉的表现但不明显，到了晚期（4800年~4500年）才开始兴盛，后来的龙山文化（4500年~4000年）达到玉文化的高峰，玉器种类和数量空前；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可能与传说中的少昊正相关，该时期是大汶口文化在黄淮地区发光发热的关键时期，也大致奠定了上古时期的文化分布格局，即西北势力的祖先崇拜（萨满），东南势力则分为长江流域的巫傩文化（神鬼），黄淮地区的知识集成（天人）；
窃以为，大汶口文化应还有末期，约4500~4300年间，该时期与龙山文化有时间的重叠，这个重叠期可能是传说中的帝喾（帝俊）时期，4300年前后就发生了大事，暂略过不表；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专业研究有很多也很细致，此处就不一一对比分析遗址、器物、文化特点等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相应的论文和报告，本文侧重于结合流传史料和考古遗址表现来对少昊做一番推述，看看距今约5100~4500年的少昊时代发生过什么，下文主要说三个方面：
1 鸟国鸟官 以羽为冠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郯子，春秋时郯国国君（今山东郯城县），己姓（一作嬴姓），相传为少昊（又作 皞）后裔，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以郯子为师。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５２５年），郯子朝鲁，鲁昭公设宴招待，席间，鲁国叔孙昭子问他少昊氏为何用鸟名作官名。郯子说：“我远祖少昊挚即位之时，恰好有凤鸟飞来，因此就用鸟来纪事，便以鸟名官。”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应该是存在的，但《左传》记录之事实可能有偏差，少昊氏以鸟为官，本不是恰有凤鸟适至，而是因为鸟本为大汶口文化区之图腾，正如“鱼”为仰韶文化区之图腾是一样的。鸟鱼之争，实为东西势力之争，上文已表！
鸟国，乃少昊之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言：“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此处的东海、大壑，不是今天的东海，而是古四海之东部区域，抵近海滨，盖黄淮地区，齐鲁豫之地！此国非今国，仅仅是指代大汶口文化兴盛的中晚期，少昊青阳氏为代表的上古氏族形成的一股强大区域势力，这样的势力在中华大地上也有其他的，比如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区，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陕晋豫交界区的庙底沟二期（黄帝系），辽西地区的小河沿文化等等。
鸟官之说，什么鸟做什么官，职能是什么，倒是其次（不排除后世构建的可能），它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表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东夷地区可能已经开始了社会管理的分类和系统化，开始构建中国史上最早的国家阶级系统。注：史上最早称官名的，不是水正、火正、农正之类的词，而是有据可查的字，叫“虞”，这个字是不是很熟悉？后文解释为什么。
以羽为冠，这个现象并无史料记载，为个人之剖析，考古迹象显示，整个大汶口文化演变走的是以军权和王权（石钺 玉钺）为主，神权崇拜为辅的道路，如此特点，不可能没有王威权力的体现，或许可以没有华服（冕服），但象征权力的王冠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是鸟之图腾，是鸟国，鸟官，那王冠岂会与鸟无关！本文认为同时期中，大汶口文化区可能是中华大地上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区域，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区，不论是良渚文化，还是龙山文化，甚至商文化或多或少都有大汶口文化的身影。
怎么少了传说中的夏？是的，大汶口文化并没影响到夏朝，因为“夏”跟大汶口文化并非同一系统。声明：“夏时”是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只是它不叫夏，而是其他的称呼，那它叫什么？怎么来的？经历过什么？往哪里去了？请看后文详述！
请师友们容我收拾收拾心情，另外把后面的思路再自查自纠一下，以便不触碰红线，我不想再上课了。
@一切好好的chj666 2021-05-15 19:59:41
颛顼是谁？黄帝孙?帝喾在哪里？唐尧禅让虞舜?虞舜又是谁？共工究竟是做什么的？崇伯鲧究竟在哪里?大禹是四川的?夏朝是夏启开创还是大禹?三星堆是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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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的提问，首先说明一下，解释这些问题是我开《考古启示录》的原因之一，梳理这些问题是此帖最基础的思路，详细的解释还请耐性等等，看下文详述，在此先做个简单说明：
颛顼是谁？
答：颛顼 是后世对中国历史上最早促成形式上统一的代表，他的字面意思是一个身材微胖带着王冠的人，颛顼真正的名字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称呼，见后人详述！
黄帝孙?
答：不是的，颛顼是一个伟大的族群，或许这个族群隶属于西北势力，或许跟黄帝轩辕氏存在关联，但应该不是爷孙关系，而是氏族隶属和衍变的关系。
帝喾在哪里？
答：在我个人的认知里，帝喾属东夷系，很可能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帝喾的上支是东夷少昊，而非黄帝。
唐尧禅让虞舜?
答：关于“禅让制”，个人是不认同有这个制度存在的，而是一种历史过程中形势发展的需要，势力相互取代或者应对局势的一种需要。虞舜和唐尧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友好的，虞舜更不是唐尧的支系，见后文详述。
虞舜又是谁？
答：虞舜跟颛顼有关系，但这一支关系更为关系密切的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破灭跟虞舜这一支有着直接关系，请看后文详述！
共工究竟是做什么的？
答：共工是 正儿八经的 炎帝系，曾经是雄伯九州的霸主，与颛顼争雄，祝融也是正儿八经的炎帝系，此祝融跟颛顼时期的祝融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见后文详述！
崇伯鲧究竟在哪里?
答：崇，指崇山，也就是嵩山，不是成都的崇州，伯，不是爵位，而是对鲧曾经也曾是时代霸主的一个敬称，鲧，出自甘青，后来沿着黄河东进到了伊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末期到夏早期跟鲧有着直接的关系，鲧跟虞舜可不太对付，看后文详述！
大禹是四川的?
答;从今天的版图划分来看，大禹确实是四川的，因为大禹（族）出自西羌大概率是历史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在《古蜀史说》中有过描述，不过那是基于神话和传说的汇编，但距离真实的历史脉络差别不会很大，只是历史事实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后文我会详细介绍大禹的前世今生，及后世是如何认识大禹的，包括大家感兴趣的《山海经》《西游记》等
夏朝是夏启开创还是大禹?
答：客观的说，以夏后氏为代表的天下共主这个情况是存在过的，但大禹时期，有没有夏朝有待研究，如果一定要将夏后氏为天下共主认为是一个朝代的话，那夏朝的开启者是夏启，而非大禹，至于为什么，见后文详述！
三星堆是夏吗？
答：三星堆是不是夏，前提是有没有夏？什么时候有夏？三星堆跟夏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的观点在《古蜀史说》中已有了表述，三星堆青铜文明时期，是“蜀夏”，我下一句话可能会带来争议，但我还是要说，三星堆不会是4000年前大禹或夏启时期的夏朝，这一点我会在后文详细叙述，请业界内外的朋友指正！如果说非要将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在大禹和夏启中做一个对应的话，我选夏启。至于为什么，还是请看后文叙述吧！
@二万五千里才开始 2021-05-17 10:59:44
请教楼主，您认为中华文明真的一脉相承了5000年吗？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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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讨论ZZ,不讨论民族尊严之类的，只是就事论事
先讨论几个前提问题，中华是中国吗？文明是什么？什么是一脉相承？为什么要纠结5000年？中华文明一般认为是中国文明的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实则二者为同一意思，这个就不论了。
文明，今天似乎有着明确的学术定义，这个不是我能讨论的，我只说自己的看法，关于文明三要素的定义，我个人并不赞同，我也不认为青铜器能作为文明的关键性标的，我跟愿意把青铜器作为一种重要技艺来理解，它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重要的见证之一。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之间，我更愿意论后者，前者的讨论节奏被带乱很长时间了！而且5000年最开始的由来还是黄帝4700余年（历算）四舍五入来的，这样很容易再次带歪方向，不能这么论。
一脉相承，这个词更多的是跟氏族、血脉相关，一提这个词，想到更多的是狭隘的族属裙带，而非文化和文明，我个人更愿意用“连绵不绝从未中断”这两个词。
这句话，我更愿意这么说：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延续了至少5000年，期间从未中断！
交作业
2 仓颉造字与史前刻符
不论是鸟国鸟官，还是鸟冠，在文献典籍里，少昊时代已经有了古国的社会形态，在考古文化里，也有着王权和君权的体现，说明这个时期在大汶口文化区的区域内，社会财富逐渐增多，区域扩大人口增长，社会等级已然出现，社会职能出现分化，那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和人文需求的增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小范围管理的语言交流已经不能满足此时国家管理的需要，用于传递、表达和保存信息的文符（字）已经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出现“仓颉”式的传说人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仓颉被后人安排成黄帝的史官应是为了历史架构和解释的需要，这样做不会带来多大理解上的偏差，不必过度解读，但本文认为仓颉跟西北势力（黄帝）的关联并不大，而与东南势力（少昊）密切相关，理由如下：
仓颉 也写作苍颉，其本意解释有：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也有据字形的解释：仓（倉）：人启，人类启蒙之意。颉： 吉页，頁：与首比对，面部以上为“首”，面部一下为“頁”，背面为“而”。颉：吉利开头，开篇之意。 倉颉：人类启蒙心智，吉利开篇的文明先祖，等等，这些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后人对创立文字体系启迪智慧的上古先人人的一种推崇，很形象的意识体现就是“重瞳子”，资料有载的重瞳子有三人，曰：仓颉、虞舜、项羽。
此处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问，为什么是这三人有重瞳子，其他的伟大人物咋没有呢？
后世对仓颉的推崇还表现在诸多文献典籍里，如：
《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载：“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
《荀子•解蔽》载：“故为好书者众矣， 而仓颉独专者壹也。 ”
《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修务训》又载：“史皇产生能书”。高诱注曰：“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 ”
《帝王世纪》载：“皇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制文字。 ”
《策海•六书》上有：“仓颉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颉受(授)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魁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
这里少了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都说仓颉造字，那仓颉造的是什么字？石符？陶符？刻符？甲骨文？………都不是，是鸟形符（文）。仓颉时期，尚且只能称鸟形符，还不能称作鸟形文，个人在《古蜀史说》中关于文字的演变过程：图画—图符—文符—文字，做了相对详细的表述，此处不再赘述。仓颉的真正本意要分开解读：不论是仓，还是苍，时间皆有久远之意，也有启迪开示的意味，颉，应据其金文大纂来解释，本文采信将其解读为鸟飞行的姿态，那仓颉的本意是：一个通过制作鸟形符（文）来启迪人类智慧的人，当今流传的仓颉二十八字，盖为后世的矫做临摹所为。
如此解释是否有道理呢？
鸟形符（文）等古文符经过一两千年的运用和衍化后，在武丁时期“拢巫归甲”后被进一步规范和使用，是为“甲骨金文”（大纂），但其原始符号在东南地区则一直沿用到了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如楚、吴、越、蔡等国，据《荀子•解蔽》所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一也”，可见仓颉起有了对文符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做法，这样的做法让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商周之后的鸟形符不再是通用性文字，而华丽变身为贵族文字，是为鸟（虫）篆，后世皇族传承体系：秦始皇→汉灵帝、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齐高帝→宋太祖、宋徽宗→元文帝→明嘉靖、万历、崇祯→清咸丰，略过不表。有学者研究认为鸟虫纂是起源于商周时期，此说可能不确，或许鸟虫纂的规范是在商周时期，但它的源头却可以早到少昊时代。
秦始皇扫六国，先灭六国文字后烧六国古书，地处西北的秦国偏偏保留了广泛用于东南地区的鸟虫篆。不仅如此，秦国丞相李斯还以鸟虫纂为蓝本（《仓颉篇》），借用其书写特点，和六国文字优缺点，规范并制成了小纂（此后 书同文），秦国的选择和李斯的做法能说明一些问题。后世言仓颉创立文字，李斯规范统一了文字，其实李斯算不得统一了文字，李斯的做法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后贵族思想和士人理念对上古人文的传承和崇拜。
首先更正上文师友纠正的个人排序的错误：
后世皇族传承体系：秦始皇→汉灵帝、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齐高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宋太祖、宋徽宗→元文帝→明嘉靖、万历、崇祯→清咸丰
齐高帝为南朝萧道成，时间在唐之前的，非常感谢师友们指出的问题，拜谢！请大家多指正多提意见，有问题切莫藏言，我说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大家相互交流，相互沟通！
交作业
那文符（字）是仓颉之后才有的吗？肯定不是，距今约5000年至8000年间，考古发现了众多的上古刻符，
如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龟甲刻符（至少十七个），
距今约70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刻符（六百三十多个），
距今约6000年的陕西西安半坡陶钵刻符和浙江河姆渡陶盆刻符，
距今约5000年的江苏南通青墩麋鹿角刻符（易卦初始符号），
时间稍晚一些的大汶口陶文、丁公陶文、龙虬（高邮）陶文等等。特别注意这些符号考古发现的分布区域，这些区域很可能是上古时期经济文化和交流活动的集散地。
郭沫若先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西）和图形符号（东）。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西北，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东南。
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东夷）。郭沫若先生的符号划分方法跟个人将上古势力分为东南势力和西北势力的思路大体吻合，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理解为上古时期这两个区域的文符（字）风格迥异、相互隔离、互不影响，如此想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本文以为仓颉可能是系统化文符（字）的一个族群、部落抑或鸟官的一类（仓史）等，他或许跟时代代表的五帝一样，是一个文化代表的符号。人的认知分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前者是人类活动最基础、最直观的反应，后者是感性认知经过漫长的时间不断进化的产物，比如图画、岩刻、陶符、纹饰、骨刻、文符等等，由此可见，文字是思想文化和认知理念高度浓缩的结晶体，它创生的艰难性、衍化的多样性和系统的复杂性等特定注定其的诞生必然会经过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区系可能也有不同的文化表现。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外，还有一项就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不论是考古发现、文献记载，还是文字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本文坚信咱们中国汉字有着独立而完善的发展体系及演变路径，没有必要向传说中的苏美尔泥板书、古埃及文之类的学习，况且两地文化属性有着本质的不同，要学也学不了！另外，个人对传说中的苏美尔泥板书、古埃及文存在的争议问题如时间、字意等持保留态度。
交作业
接续
3 势力扩张 文化遗存
大汶口文化前后延续了近2000年，各期文化虽有前后相承的物特点，但不同时期的陶器器型及聚落分布、规模也有着相当的区别，应分而论之。大汶口文化广泛分布于黄淮地区，大致在齐鲁（古河济地区）以南到苏北皖北，考古显示其主要集中在汶泗流域。在个人的推述中，大汶口文化区一直是上古知识精英群体的活动区域，如伏羲、仓颉等及后来的帝喾、皋陶等等，该区域是南北地区的中间枢纽，东南文化的集中发酵地，不论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还是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甚至远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大汶口文化的影子或遗存。
那大汶口文化的典型文化特征有哪些呢？
1 拔牙习俗 其实该习俗并不是少昊时代才开始，而是从更早的北辛文化（海岱地区）和大汶口早期（伏羲、太昊）就开始了，这时拔牙（凿齿）不是为了健康，而是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彼时的一种审美取向行为；拔牙，文献典籍里称“凿齿”，《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这里的凿齿并非特指东夷，而是还保留这个习俗的一个大部落，曰凿齿国。
考古迹象显示，拔牙习俗向外传播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路是自北而南的传播，大概从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开始了，首先是在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中就开始发现拔牙的现象，然后再逐渐南传到太湖良渚文化区、广东石峡文化区、沿海闽台地区（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圆山文化、卑南文化、茑松文化等），甚至在绳纹文化晚期到弥生文化时期经琉球群岛传到了日本岛；另一路则是向西南方向传播，这一路在时间上偏晚，大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经豫南、鄂北辗转流传到了西南地区（宝墩文化），屈家岭文化的房县七里河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中发现的拔牙实例为此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本文以为，拔牙习俗的分布区域大体可以认为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少昊时代（东南势力）能触及和影响的范围，其具有广泛的指针和参考意义；
2头骨变形 是指大汶口文化时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头骨的自然形状，此类行为似乎也可以认为是彼时的古人试图从蒙昧向文明方向努力的一种表现。
根据考古迹象的提示，头骨人工变形产生甚早，在距今2万年前后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3具头骨化石中，就有1人的头骨明显变形。
头骨变形有多种形态，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头骨人工变形和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一样，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枕部畸形，即通过借助外物的方式使得颅骨的枕骨变得扁平，而其他种类的变形形态则极为少见。
至于颅骨枕部变形的方法，一般认为在婴儿成长期间，其仰卧时头下枕着较为坚硬的物体(如木板一类物品) ， 就可以达到头骨枕部扁平的目的。
头骨枕部畸形这一文化现象，在史前时代较广泛流行，江苏常州圩墩、湖北房县七里河史前墓葬中皆有发现，但以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出现率最高，早期比晚期更高，男女两性中都有。
3 口含小球 分生含和死含（饭含）两种，关于这个习俗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也没有相对统一的看法，从考古发掘可知的最早口含物的做法有山东兖州王因遗址的生含石、陶小球的例子和山东三里河遗址墓葬中玉含的现象，时间上大体是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另外，殷商时期墓葬有含贝或含玉的死含（饭含）之诸多考古表现，两周时期的墓葬口含习俗大概率是承袭于殷商习俗，而秦汉以来的口含用物则多为铜钱，寓意渐渐多样化，略过不表。该习俗最早是寓意驱邪、求子、得食，最开始算是一种祈愿，但随着古国的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化，渐渐有了表明身份地位、礼制等级的做法，尤其进入商周时期后，此为更是明显。
本文以为口含小球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发端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黄淮地区（古河济），逐渐向四周扩散，两周时期传到甘青、辽西一带，秦汉以后则遍及南北西东，及至唐宋，此习俗向西到了新疆高昌，向西南到了越南（含鸡肉）、老挝（含槟榔）、缅甸（渡船钱）、泰国（银钱）等，甚至曾经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有口含（墓地费）的习俗。
下一个章节 帝颛顼高阳氏（不止有颛顼），这是一个改变了上古格局的，重要异常的时期，这也是本文要重点叙述的章节！
如果说少昊以前（早于前2500~2600年）是中华文明的养成期的话，那么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则开始加速，这个加速不仅仅对中国上古史，对世界上古史的加速也起到了刺激作用！
这两天在整理一些东西，待理清后再做更新，中华文化的缘起和演变，从下一个章节正式开始，前面相当于是给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打的基础和阶段性工作总结（东少昊，西黄帝，南炎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