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10302021 2021-05-23 09:53:43
楼主 请教什么是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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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价值观应该是两个概念，历史观和价值观，若只论历史观，那就是对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一般性认识，这里有客观和主要的要素，价值观更多的是主观性要素，关于正确与非正确的问题，我认为不必纠结于此，我们考量其是否合理就好！
前面有不少朋友提到我一些叙述过于偏学术化不好理解，这个问题我要检讨，一则因为我个人能力限制，还很难做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二则也是我的个人的想法，如果不指出一些关键的特征很容易陷入思维发散言论无据的情况，所以在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晦涩难懂，还请朋友们多谅解，不是我故作高深，是问题不得不那么探讨梳理，下文我尽量叙述简单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点到即止，如果有感兴趣不明白的朋友，可以向我提问我再做解答，文中叙述尽量简洁，特此声明！
在我个人看来，颛顼所处的时代是中华历史上极为关键的时代，该时代是中华初期文化积累期过后的一次文化“大跃进”，它有着强烈的开创性特征和承前启后的作用。苏秉琦前辈说仰韶文化晚期对应炎黄时代，龙山文化时期对应尧舜时代，从考古体现和时间先后上来说，这样的判断并无问题，但不够具体详细，从现有的考古遗址迹象，并结合文献典籍分析，距今约5300年~47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大汶口文化中期（良渚文化早期）和屈家岭时期分别对应的应是黄帝系、少昊系和炎帝系，该时期是中华文化史前的原始民主阶段，也可以叫原始公社；距今约4800年~4300年的庙底沟二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中期）和屈家岭向石家河过度的时期是黄帝系的玄嚣颛顼（西北）、有穷氏（黄淮）和帝俊（帝喾）（江淮），炎帝系的祝融共工（江汉）时期，该时期是中华文化史前的“春秋时期”；距今约4500~4000年的泛龙山文化，石峁，陶寺，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等史前的“战国时期”，分别是颛顼后支，陶唐氏放勋，帝俊（高辛氏帝喾），共工术器，有鲧大禹等等；
下文着重叙述的是中华文化进程中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春秋时期”，以西北势力代表的颛顼卷和东南势力代表的帝俊（喾）卷
颛顼卷
帝颛顼高阳氏
【摘】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宋书/ 符瑞志》。）
【解一】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符瑞志》想通过这一段话来交待颛顼的来历，前半句基本可以视为谶纬之说，或后世排谱，诸如《帝王世纪》言：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渎）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颛顼於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弱？）水，为诸侯，及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 以水事纪官，南正重司天，以属神…………………时间靠后的皇甫谧（西晋）叙述的更详细也符合编修未知历史的常规做法，无可厚非，完全可以理解。
后面一句则颇为重要，“生于若水” 有很强烈的地域指向，这关乎颛顼的发迹之地，所以不得不对“若水”在哪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若水，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考证为雅砻江和金沙江交汇处，大体相当于攀枝花曲靖和昭通所在的三角区域，这里也是历史上百濮所居之地，西南地区的滇、桂、中南半岛这一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前发现表明这个区域并非寂寂无名，事实情况很有可能相反，故本文前面有特别提出我们不应忽视珠江流域史前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和重要贡献，略过不表。
个人认为昌意降居的弱水应是西北地区到西羌地区一带（营盘山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存在关联），羌族久远的传说“羌戈大战”，其中一方就是昌意部落，昌意部落败落后不得不退出西羌向成都平原和川西南转移。此时的成都平原根本不利于游牧耕种，还有就是此时平原上已经有了从巴荆越之地西进的先民（桂圆桥、宝墩），于是不得不继续南下滇桂，这一点《古蜀史说》有详细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个人倾向于认为颛顼出自西南地区，至于是哪个具体区域还难以定论，但大概率跟成都平原和滇桂的史前文化有着极大渊源，因为颛顼从字面上分析意思是：一个身体微胖带着王冠的人（少昊带羽冠），不过从甲骨金文的字形来看，则是很明显的祭祀形象，这个形象或许是商周时期的理解，也可能是颛顼形象的真实描述。
在我个人看来，这个字就是“蜀”，本文认为历史上最早的“蜀时代”是从颛顼开始的，时间上可追溯到龙山时代。这时候的“蜀”跟远在西海（成都平原）的三星堆还没多少关系，“蜀文化”逐渐进入成都平原大概是距今42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之前平原上的存在是东南文化西进和西北文化南下汇集。上古时期的成都平原可不像今日的天府之国一望无际四通八达，其空间容量完全能够容纳来自南北西东尚且稀疏的史前文化。
注意，目前所有出自殷墟的“蜀”字是不带“虫”的，最早的带“虫”字的“蜀”字是出自宝鸡扶风的周原，出现这种现象是有非常非常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对应事件，是很合理的。为避免学术化，这一点不深入论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徐中舒、宋镇豪、林向、成家彻郎等前辈的研究，也可以查询有关“蜀”的甲骨金文论文。
盆地有“蜀”之谓盖自周起，春秋之后坐实“蜀”称，秦汉以后“西蜀”为盆地专属称谓。那西周之前，叫什么？请见后文详述！
交作业
【解二】首戴干戈，有圣德。首，不是头，而是首先，开始；戴干戈，这不是做装饰，而是大动干戈东征西讨；有圣德，可以理解为古人对颛顼取得功绩的赞扬和崇敬，若是理解为个人品质道德，则略显偏颇。
这么说有没有根据呢？让我们来看看彼时的考古学文化体现。
自从东夷少昊和江汉南阳的炎帝系在东南地区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西北势力也在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代表的情况下，发展的气势如虹，只是多方势力处在一种动态平衡，彼此都没有打破平衡的能力和实力，所以相安无事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黄帝后系颛顼的崛起打破了这个平衡。关于隶属于炎帝系的屈家岭文化是否北伐和北上，本文前面已经做了一些陈述，只要没有进入关中和到晋南都算不得北伐，只是炎帝系势力的正常活动和覆盖，东夷势力西进的最佳体现莫过于帝俊（帝喾）时期的陶唐氏从太原转战襄汾的陶寺了，这算是东夷势力能触及西北地区的最前沿。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请看下文分解！
问题一：颛顼为什么要大动干戈？
自从黄帝系西北势力与东南势力达到新平衡后，其活动区域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陕晋豫一带，极少越过伊洛地区到郑州开封，也就是说黄帝系能接触到的外部（西来）势力远远多于东南地区，能接触到的新技术、新文化也必然多于东南地区。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在西北势力能很好的接触和吸收外来技术和文化的时候，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西来势力的压力。不论是气候的变迁，还是人口增多对生活空间和物质资源的需求，中亚地区和欧亚大草原上的诸多氏族和部落逐渐从天山走廊，河西走廊，河湟地区，河套地区，燕山一带，辽西走廊等呈半包围形式往中南部移动，首先压缩的必然是西北势力的活动空间！上古时期的行为规则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所以冲突在所难免！黄帝系后支的青阳氏也许在面临这样的压力下，没有多少作为，也许是昌意一支发展的更为迅猛，不论怎样，西北势力若是不振作，那就只有被两边挤压了！
黄帝系颛顼势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这便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蜀”。
问题二：什么时候开始动干戈？
颛顼“首戴干戈”有外来压力的被动成分（如上分析），也有势力壮大的主动成分。前文有分析过，少典自西北（西阴文化）往东北（红山文化）的迁徙路线，黄帝轩辕氏自东北（红山文化）经冀豫地区往东南抵近，也就是说西北势力从东北往西北一直彰显着存在。仰韶文化晚期的“逐鹿系列赛后”，随着少昊的崛起和炎帝系的重新振作，西北势力不得不往西北回迁至伊洛地区，从此中华大地上保持着“三足分立”的局面好几百年，直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兴盛，逐渐打破了这个平衡局面。从目前考古迹象显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影响范围西至甘青（马家窑），东至豫中（王湾三期），北至晋北，一度到了岱海地区，这样的文化体现表明彼时黄帝势力在逐渐壮大，影响力不断扩大，有人有粮腰杆子就硬，这给了颛顼的征伐的底气。
因此，颛顼出征的时间应该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最兴盛的时期，大约前2700~2600年间，这个时间段恰好是少昊氏走衰（帝俊的崛起），炎帝系内讧（共工的崛起）。
问题三：征伐方向是哪里？
颛顼“有圣德”，并非是他道德高尚人品无双，而是他审时度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北伐！为什么不趁着少昊氏走衰，炎帝系内讧东进南下呢？前面有叙述过，一旦西北势力试图东进南下，东南势力势必抱团一致对外！西北势力和东南势力不论在经济形态上，结构组织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是因为有上古黄泛区（古河济地区）的天然屏障，诸多势力才显得相对的相安无事。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达二十六次，文献可追溯最早的黄河最早入海口大致在天津地区。由此可见，上古黄泛区就是西北势力和东南势力的天然分界地带，洛阳到开封一带是南北势力的接触区，郑州开封一带是南北西东诸多文化重要的中间节点，郑州到信阳一带则是东南势力的东西分界中轴线！
“北伐”也算是重走少典和轩辕走过的路，这样不仅轻车熟路，不会受到东南势力的干扰，而且还有群众基础，越打实力会越强。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伐”算是颛顼的另类的凭武力结盟的形式，伐是假，盟是真。
问题四：行动路线是什么？
颛顼出自若水，究竟是弱水，还是若水，战前如何筹备等此处不再辨析，这里着重强调一下颛顼的出征点，就是在今天三门峡灵宝市（铸鼎原遗址），本文斗胆提一句铸鼎原遗址的时间上限不大可能超过5000年前，可能是在4800年左右，也可能不到！北上大致路线是：从灵宝出发，经渑池到孟津，在孟津渡河北上，经济源，辉县，淇县，安阳，邢台，石家庄，保定，北京（途径大司空文化区、后岗文化区、雪山文化区等），经辽西走廊到辽东地区，重新回到少典和黄帝待过的红山文化区，不过此时是小河沿文化了。颛顼和黄帝一样在辽西收编了诸多势力，留下了辽西版的“颛顼之墟”，如《大荒北经》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为什么说辽西版的？因为“颛顼之墟”有好多，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等等，这跟颛顼的丰富经历有关，且看下文分解。
多年之后，经由辽西走廊到达了古河济地区（京津冀）！很明显，转了一圈后的颛顼实力鸟枪换炮了！
@苏柳六合月 2021-05-25 21:34:03
颛顼之墟 为什么有那么多传说？颛顼如果是古蜀，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具体的特征吗？颛顼跟共工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帝俊是帝喾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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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苏柳君接着往下看，这些都会做解答的
交作业！
在颛顼“北伐北上”的时候，东南地区又发生了什么？
距今约4700年~4500年，大汶口文化进入中晚期，少昊集团势力渐衰，内部出现分化：
一支如《大荒南经》载：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这一支在历史上并非寂寂无名，它是后来活动在鲁东齐西的有缗氏（夏时之侯国），其与少康复国和夏桀伐缗都有关系，考古体现为大汶口、城子崖等；
一支如《海内经》载：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羿为帝尧之射官，是为有穷氏（后嗣曰般、曰羿…），留守古河济地区（大汶口、城子崖等）；
一支南迁江淮，融入江淮势力，这一支在官方记载的历史上痕迹不多，但在《山海经》中却是声名赫赫，它就是帝俊，考古体现以尉迟寺遗址为代表；
甚至有的疑似流落到阿尔泰地区，也就是传说中的“一目国”，如《大荒北经》载：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这一支只能说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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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昊集团势衰后，大汶口主体文化不复往日光辉渐渐消弭，这给了游走在冀的颛顼南下的机会；还好大汶口文化遗孤在江淮地区得以保存，这就是和颛顼齐名的帝俊，代表为尉迟寺文化。在颛顼与共工争雄败退后，东夷文化重新发光发热，并一度向西推进到陕晋之地，代表为陶寺遗址，详见下文描述！
炎帝祝融
同时期，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表现突出，炎帝系依旧在历史上表明着存在，据《山海经 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楚帛书》言：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应为丹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炎帝系是不是这样一个世系，已无从考据，却也说明一个事实，炎帝系没有没落，并体现出丰富的考古遗迹。
距今约4600年间，炎帝祝融的势力范围已经稳步发展至齐鲁地区，并以郑州为中心广泛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这便是“祝融之墟”，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墟也。”炎帝祝融与东边少昊集团遥遥相望，但并没跨过东南势力默认的中间线。炎帝祝融跟颛顼的祝融氏（火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便有了《汉书•地理志》的疑似谬言：“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虚也”---祝融不是高辛氏之火正；
炎帝共工
约莫百余年，炎帝共工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逐渐遍布长江中游到黄河中下游，到了炎帝共工时期，那是实实在在踩过了与少昊势力的中间线，加速了少昊集团的分解，这便是《国语•鲁语上》记载的：“共工氏之伯九有。”伯，意指称雄，九有即九州，伯九有即霸九州，注意此“九州”与《书•禹贡》中的“九州”完全是两个概念，此处暂略过不表！注：炎帝共工擅长的可不是水利工程，而是制陶、制器、作城和农耕。其实，炎帝系最擅长的应该是巫鬼之术，不过这好像不能算作业务技能，而是精神文化。
历史上炎帝（九黎）文化最突出的文化有两个，一个是屈家岭文化（共工氏），另一个是石家河文化（术器）；这里先说共工时期，其考古学表现便是屈家岭文化攀至顶峰并持续往外输出，如黑陶、蛋壳陶等；黄河中游遗留的史前最早古城址绝大部分都是炎帝系留下的，少数是帝俊留下的，而非史料所载的“鲧作城”，有鲧不过是后来者，请见后文详述！
@ty10302021 2021-05-26 21:37:13
楼主，请教少昊集团是什么原因势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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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分析是：考古显示东夷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军权和王权的地区，这应该预示着东夷地区最早进入了社会的阶层分化，这样的形态时间长了必然会阶层固化，之后便是涉及到社会物资和财物的分配。
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从上到下按阶层分配的，社会上层能获得最丰富的物资供给和精神给养，然后往下逐层递减，最底层的往往只能获得最基础的物质资源，精神供给则趋近于零。财物分配不均，上古时期在意识未觉醒的情况下，社会是相对稳定的，一旦出现意识觉醒，则一定出现声张诉求和权力交替的情形，从古至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驻马新乡里 2021-05-27 08:44:02
楼主，您好，请问您怎么看待考古和文献对于研究历史的意义？考古重要，还是文献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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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考古和文献对历史研究一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研究历史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后来的多重证据法不过是一种延伸。
仅仅对咱们中华文明（文化）而言，如果一定要在考古和文献中选一样的话，我选后者，理由很简单，人类的发展可以没有遗址器物，但不能没有文献典籍。人类的进步不是遗址器物的进步，而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这样的进步最好的载体就是历史，是文字。我们不能基于意识形态的认知偏差轻易否定咱们的文献典籍，我相信每个历史阶段的历史典籍都有其时代特性，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凭今论古，应该结合彼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去认知和分析。
但又不得不承认，因为历史和文化窠臼在永恒不变的人性需求下会逐渐变得狭隘，且具有倾向属性，所以希望从留存的历史证据 考古中去寻找一些“公正”的答案。我们的考古历史仅百年，且还是自外而内的，早期的考古理念和历史认知多源于外，树大根深，其不利影响直到今时今日。
在这样的客观现实下，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淡定的态度，不过于盲从，也不要过于自负，从实际情况出发，从考古出发依托文献，放弃成见偏见，理性思考科学认知，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但是还请不要再破费给我打赏了，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触动XX敏感底线，也不确定会不会再被删帖封号，拜谢大家的支持！还请不要打赏了！
交作业！
时间来到约4600~4500年，黄河中下游古河济地区，又一次发生了“逐鹿系列赛”，参赛的三方分别是颛顼、少昊和共工！
这里再回顾一下，少昊之国曾经的辉煌，有如《世本》（考证为赵国史书，此说有待商榷）载：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黄帝殁，契立，王以金德，号日金天氏。同度量，调律吕，封泰山，作九泉之乐，以鸟纪官；又如《逸周书•尝麦》言：黄帝“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等等；从考古迹象分析少昊确实有在古河济地区，汶泗流域一带立国，且有相当作为，应是史实。
遗憾的是，老牌势力少昊集团终究抵不过新兴崛起的势力，不得不中途退赛，黯淡收场。幸好，还有遗孤帝俊，让东夷文化再次燃放，后表！如《山海经 大荒东经》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此处琴瑟之说并非指少昊好琴瑟之音，而是颛顼入主古河济地区取代少昊，灭少昊之国这样的可能史实。从此，颛顼集团取代了少昊集团，大汶口文化区变天了！
颛顼集团和少昊集团争锋的时候，炎帝共工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去相助少昊？
因为共工受制于炎帝系内部最大的症结问题：“众巫文化”。几百年前，兵主蚩尤依靠非常严酷的刑罚“五刑”，把云梦泽地区的九黎部落聚拢在一起，有了与黄帝为首的西北势力相抗衡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具有离散性的“众巫文化”让云梦泽地区的九黎部落再次回归散养状态。屈家岭文化为什么不能形成广地域的影响力，反而让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影响力扩散到西海（成都平原），不是没有道理！
“共工伯九州”，不是指炎帝共工是上古时期的华夏九州的霸主，其势力仅仅是南阳盆地到江汉平原的长江中游地区，往东都没到江浙地区，往西仅仅涉及关中，陕晋地区基本没触及，在巴蜀之地的影响力都是因为后来的被动迁徙，后表！之所以是这样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云梦泽）各有其鬼的“众巫文化”。注意，这里的“鬼”可不是贬义词，见下文表述！
虽说炎帝共工不能相助少昊，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是人类社会典型的“应激反应”，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看起来是零散一团无有章法，一旦有外部势力入侵，很快就会抱成一团一致对外！这样的新平衡，使得入主古河济地区的颛顼集团不得不拉长战线，将势力分散在冀鲁豫地区，从而给了帝俊（帝喾）的崛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也让炎帝共工有聚集实力的反击时间！
4500年以后的形势逐渐明了！
颛顼集团盘踞古河济地区算是西北势力向东南推进的历史性胜利，理所应当的应该好好经营经营，所以颛顼接下来要干一件大事：绝地天通，其实我认为应该叫“绝地通天”，正式开启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龙山文化”；
炎帝共工在面对颛顼集团在自己旁边搞“绝地天通”，相当于变相的向炎帝势力发起进攻，端的是抗拒非常，争斗摩擦不可避免，“怒触不周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请见下文；
帝俊呢？帝俊（帝喾）则以尉迟寺为中心站稳脚跟，他同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与北边的颛顼和解，不断收编曾经的大汶口文化区的势力，并向太湖地区“两耳不闻北边事，苦心经营东南边”的良渚集团主动发起了进攻。良渚集团的湮灭跟帝俊和后来的虞舜有着莫大的关联，帝俊伤了良渚集团的筋骨，虞舜则是收割和转移，请见下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