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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4400年间，颛顼集团（古蜀）将少昊氏大部势力排挤去了江淮地区，顺利取代少昊集团并在古河济地区站稳了脚跟。为了与西边的炎帝势力分庭抗礼，颛顼积极整合东夷地区众多氏族部落以图西进，这便是发生了足以影响整个中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绝地天通”。
有关“绝地天通”这项宗教制度改革的记载：
先后见于文献《尚书•周书•吕刑》言：“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吕刑》将其视为一种管制刑责手段；
《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言：“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楚语》将其视为神民关联的宗教改革；
《山海经•大荒西经》言：“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大荒西经》则对应的应是鱼凫神王时期的三星堆青铜文化；
典籍记载言辞有异，后世有取舍，解释有差异，窃以为以上诸解或有局限，并未切中实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此举的背景：“绝地”指的是“尚巫鬼”的东南地区，炎帝系 云梦地区 巫鬼文化 尚鬼入地 竖穴土坑葬 腰坑（盘缠） 死亡是元神（鬼）通往冥界地府（入地）的一种途径； 巫觋是引路人 重死轻生 对此时东南地区的人来说，冥界是洞天福地世外桃源的存在，脱离苦海 生者向往，其寓意完全不是后来佛教妄称的地府地狱。---参看《墨子•明鬼》；
“天通”指的是“尊祖神”的西北地区，黄帝系 西北地区 祖神文化 尚神升天 轻敛葬重宗庙 死亡是灵魂（神）前往天界星空（上天）的一种表现； 祭师是信使 视死如生 对此时西北地区的人来说，天界是天神所居祖魂所在的地方，前后相继 无比神圣，其内涵跟后来佛教宣称的西天极乐世界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参考 萨满文化；
这两大区域经历几千年的野蛮生长，各自早已有了相对成熟的巫傩理念和祭祀作为，绝地通天者，鬼神之道也，其本义是对生与死的感悟、灵魂与肉身的思考，崇高的灵魂在脱离肉身的限制后去往了何处！
“绝地通天”这项宗教改革，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对“生与死”这个哲学命题思考最为完善，体现最为贴切的做法，表现为本来归神鬼所辖的“生死天命”渐渐转向由专人（王）主宰。曾经的祭师（西北）、巫觋（东南）仅仅只是“神和鬼”的代理人，现在变身为神权负责人或中间人，神权逐渐向人权过渡和转移，信仰对象也就不自觉的变迁！
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行为进一步延伸为历史进步和社会结构学，国家及制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型，泛公有化理念渐渐朝着泛私有化作为转变，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的“生死之道”和“精神信仰”变得愈发复杂，略过不表！
毫无疑问，“绝地天通”对中华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演变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对后来国家的启蒙、制度的形成、思想的觉醒和阶层的划分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效应。不论在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行为理念上，后世历朝历代皆是在“绝地天通”的基础框架上进行的删减增益、修葺完善和改编适用。从一定程度上说，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开启了中华意识形态历史上“南北一统” 最早的步伐，中华文明由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绝地通天”的理念，不仅在中国考古遗址有显著体现，在文献典籍上也有明确记载，甚至在中亚和西亚都有类似理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体现。上古时期物质和文化，以漫长的时间作为交流和传递的媒介，不同地域的思维、意识乃至技艺的接触、碰撞和融合必是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不论8000年前，也不论6000年前，只论4500年前，从中西考古遗存、理念体现，乃至后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等等都折射出一个可能的事实，大中华地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思想启蒙地。此处应有质疑声，将“伟大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置于何处？还有古印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口号而是事实，自古以来人类命运就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不知为何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却愈发变得自私和狭隘！是“共同信仰”的缺失，还是“共同历史”的丢失，让今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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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了“绝地天通”可能的本质，下面谈一谈其历史表现及影响：
在进行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绝地天通”之后，在颛顼集团内，由统治阶层塑造的神祇世界，只有统治阶层（王族、祭师等）才有权进入，“众人之神”便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专属之神”。“绝地天通”形式上是祭祀权力的集中，实质上是统治权力的集中，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此举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人力，改造生存空间，提高生产能力，应对自然灾害等等，无疑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也从此时起，东夷地区一直奉行“鬼上巫下”的理念便被西北地区“王代神权”的做法所取代。“王”（蜀王）正式确立为神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王 的甲骨金文写法充分说明了此时王的权力和意义。原始民主时期的众部落头人或酋长，社会地位虽然降了一级，但也多了一重身份：“巫师和祭师”，要军政工作一把抓。
此后，阶层开始分化，意识逐渐固化，后世发展和完善之社会架构基础由此形成！
距今4500年前后，当颛顼在大汶口文化区搞“绝地天通”的时候，炎帝共工的势力在中原已经营日久（考古：祝融之墟 古城寨遗址），甚至一度越过黄河进入冀中，“伯九州”的说法并非徒有其名。共工势力逐渐渗透进颛顼集团在冀州的后院，阻挠颛顼与陕晋地区黄帝系的联系（见《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兴许是共工势力向北发展过多战线拉得过长，没能顾及到内部的整合，也可能是炎帝势力内部出现了分化，导致南北势力脱节的情形，其考古体现便是屈家岭文化逐渐衰落，石家河文化的兴起。其中一部分势力向南转移至赣江流域，渐与此处先民（山背文化等）融合成为尧舜禹时期，战天斗地永不屈服的三苗或有苗，代表为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后来吴城文化的前身，虎方）。
中原到江汉地区的九黎联盟（炎帝势力、云梦泽势力）开始出现地域势力分化，南阳盆地到豫北的共工，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术器），丹江郧水的青龙泉，湘江流域的三苗，赣江流域的樊城堆等等。显然，这给了颛顼西进中原逐个击破的机会，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的共工才会“怒触不周山”。注：不周山根本不是一座山，见下文详表！
问：龙山时代，湘江流域怎么没有代表文化和势力呢？湖南史前文化，如高庙、汤家岗、皂市、城头山等如煌煌大日般，怎么没表现？
且看这段时间湖南地区的考古学表现：新石器时代以前，湖南史前文化有着极其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既不是单线发展，也不是直线前进，有高潮，也有低潮，既连续，也有更替。新石器时代以后，有一段时间湖南的发展线索就较为模糊，如距今4000年前后，以降至战国晚期，湖南的文化谱系就不太清楚，这个长达1700年左右的时期称为湖南的原史时代。
新石器时代湖南地区一条重要的文化分界线即是以雪峰山东脉资阳—赤山——沅江一线作为东西分水岭，后来还成了沅、澧二水所在的武陵与湘、资二水所在的长沙持续千年的湖南郡级政区的分野。在语言方面，这条分水岭目前还是西南官话和湘语方言区的分界线。 如此表现，自然是有历史原因的！！！
接下来就是“绝地天通”理念的具体操作：重、黎出场。
重、黎，不是两个人，而是颛顼给炎帝势力地区专门制定的巫祝职位，这或许是后世把祝融氏和吴回算在重、黎头上的原因；
“重”是对天界形态的描述（九重天），其历史证物为玉琮的阶数（前期为等级高低 后期为身份象征），该理念主要来自东夷、淮夷和泛良渚地区（大汶口、良渚、凌家滩、薛家岗等）“重”之职，司“献天”；泛良渚文湖区的玉琮于中华文化有着相当、相当、相当重要的寓意，奈何商周之后渐渐销声匿迹！
“黎”，是对冥界形态的描述（九黎之地），这是对长江中游巫鬼文化的总结（汤家岗、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黎之司，曰邛地，有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韵会》毛氏曰：邛，从邑从工，殷商之“邛方”或与之有关联。
文献典籍中，常将重、黎和羲、和混称，误以为是同一人，此说或不确！
1. 《尚书孔氏传》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2. 《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3. 《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4. 《孔传》（汉末晋初）言：“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孔颖达疏：“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
重、黎是“献天邛地”的祭官，羲、和是“观日察月”的天官，二者的工作属性虽相似但领域不同，前者司祝祭，后者司四时。二者并非指同一职，更不是同一人，切莫混为一谈！
关于典籍中炎帝称呼的变迁
盖从龙山时代起，典籍中的炎帝便有了新称呼，叫蚩尤。蚩尤本非人姓，也非氏族（前文已述），而是后世（主要是两周时期）对不屈从西北势力的苗蛮地区之泛称。
自两周时期将“炎帝事迹”移植去关中（半坡 神农），构建起西北文化架构起，为了与前时代的黄帝对应，炎帝便有了蚩尤之称；为了与中时代的尧舜禹对应，便有了三苗、苗民、有苗之名；为了与后时代的夏、商、周对应，也便有了南土、南蛮之号………
此后云梦泽地区的炎帝渐为关中的神农取代，楚时祭颛顼，秦汉谈东皇，留在神话和传说中的中华正宗炎帝系只剩异类“九黎”、“蚩尤”、“巫傩”………！
中华上古东南文化的丢失或缺失大概从两周起，春秋战国后基本就丢的七七八八了，个中道理可见一斑，略过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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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元年，帝即位，居濮。（《左/ 昭十七年传》：「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注：「卫，今濮阳县。」《史记/ 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
【解】
如上文所述，颛顼集团取代东夷少昊集团入主古河济地区后，居齐西鲁东一带，即濮（濮阳）。“绝地天通”整合东夷势力后渐与炎帝系并驾齐驱，勉强算得“称帝”，但要达到《史记》所载的效果，即：“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西至流沙东至蟠木勉强达到，但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还得有个过程，即与共工争雄，因为现在中原地区的霸主是炎帝共工，虽然从版图上看西北势力似乎对共工形成了半包围的局面，但是炎帝系经营中原日久，实力绝对过硬，所以“逐鹿系列赛”远未结束，或者说从未结束！
“绝地天通”宗教改革后，颛顼采取了一项更重要的举措---建“玄宫”，从此，上下于天的“天梯”或“通道”多了一个中介部门，颛顼乃众巫之首。 “玄宫”，相当于上古“朝廷”，不过表现形式相对原始民主，其官职多以氏族部落首领为代表的挂职祭师（如四岳），其表现形式和参政议政方式可参考《古蜀史说》的论述。
玄宫的创立，决定了统治阶层塑造的神祇世界只有统治阶层才有权进入，“众人之神”便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专属之神”，它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它是颛顼时期以后重要的权力中枢，是黄帝系“拱卫式”原始民主形式的权力集中表现，它也是后世将上古时期理解为史前朝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标志性器物蛋壳陶、黑陶的原因，龙山时代的时间上限一直有颇多意见，若按共工入大汶口地区算，龙山时代可以早到4600年前后，若按颛顼入主古河济地区算的话，龙山时代大致为4500年前后。
本文认为，距今约4500~4400年间“玄宫”的创立才真正标志着龙山时代的到来，其标志性器物应是牙璋，见下文详述。
先看看“玄宫”是怎么回事？有关“玄宫”的文献记载，诸如：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庄子•大宗师》：“黄帝得之（道），以登云天；顓頊得之，以处玄宫。”
《文选•扬雄》：“丽哉神圣，处於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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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玄宫”是颛顼的首创吗？
非也，“玄宫”最早的原型是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区的“莫角山”，暂略过不表！由于颛顼巨大的历史影响力，使得其“玄宫”更为引经史瞩目，使之见诸于文献典籍罢了！如：
《史记》曰：帝颛顼高阳者，静深有谋，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济流沙，东至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王世纪》曰：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颛顼於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 魏曹植 帝颛顼赞曰：昌意之子，祖自轩辕，始诛九黎，水德统天，以国为号，风化神宣，威畅八极，靡不祗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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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期其实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玄宫”，或许它不见经传，但民间一直有它的传说，乃至考古也有体现，它就是地下沉睡三千年，一朝醒来今天下的“三星堆”，其理念的具体体现是“青铜神坛”，详见《古蜀史说》对青铜神坛的叙述！
@蒙特梭瑞 2021-06-05 02:07:41
有种说法，夏朝的地界可能不在目前的中国地图范围内，LZ有什么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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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当下因为对夏朝的不了解，难寻其踪，学界内外都在努力去探寻，做出多种假设也是合理，但咱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至于许宏老师口头模棱两可的不同意二里头是夏都这个做法，但行动上还是倾向于二里头是夏都之一的，个中情况不做置评！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仍旧认为夏朝是在当下中国版图内的，且为一参！
民间的想法更为激进和大胆，有西来说，有印度迁徙说，有三星堆说等等等等，依据有东西文化关联，也有《山海经》的指引，无可厚非，这些言论有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顾得了一面顾不了其余，且与今日的考古出土、传统文献乃至非物质文化也有诸多抵牾。我个人是不赞同夏朝位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说法，不仅如此，传说中的夏朝比我们认为的可能要小的多得多。
找寻夏朝的来龙去脉是本帖重中之重的任务，我会在文中详细论述其细节，请看到帖子的所有朋友观效！也呈请业界大拿指正！
@铁马冰河781 2021-06-05 16:02:04
请教楼主，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考古与文献的关系？文明三要素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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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君，前面我有表过态，如果考古和文献中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选后者！文献有人为主观成分的介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和事会变得比较模糊，所以需要考古来修正今人看法和认知，以期重塑科学的历史观。今天的我们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庞大的精神财富，可以支持从考古的角度来重建上古史，但不能唯考古论，这是舍本逐末！
我认为以考古为基准的做法应该是西方史学界要做的，因为他们没有完备齐全的上古编年史，只是断代史，所以需要考古来给他们做补充，而我们没有明显的史料缺失，唯一要做的是修正和重新客观认知。正是因为西方没有完备的史料通史，但又希望有，于是有借鉴，有修编，有各种史学研究理论和各种史学派的出炉，比如兰克史学，这是合乎情理的。我们不能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放弃自身的巨大优势，去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得不偿失！
如上，文明要素不过是西方史学研究和考古理论诞生的一个容易理解的概念而已，而文明三要素的提出者是夏鼐，而非西方考古界，目的也是为了简单明了的理解文明养成，可惜的是，今人把文明三要素当成了金科玉律，阻碍我们研究和认知考古及史学久矣！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把青铜器当做三要素之一，我只认为青铜技艺是人类冶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和经验积累，青铜器并没有快速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真正促进生产力跃升的是铁器。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仅仅作为饰品、用具、载体和礼器等，它的精神和文化意义完全赶不上玉器，从文化的角度，我个人完全不认为青铜器推动了文明的快速发展。
但是，青铜器在西方史学和考古学上占有重要意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制玉技术，直到今时今日有很多制玉技术都匪夷所思，搞不清楚。所以文明三要素我个人不采信，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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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十三年，初作历象。（《汉书/ 艺文志》：《颛顼历》二十一卷。）
【解】历象，其意自不必言，初作，此说是不确的，可以说颛顼时期对远古时期的历象观测做了阶段性的系统总结，历象并非颛顼时代才有！这一点前文谈到上古知识精英，如伏羲时有过一些描述，不再赘述！此处也不赘述五行、六历、七正、八风的内容和区分，如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且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探索其来由，及可能的演变规律上来！
上文有述，史上之羲氏、和氏本为天官或星官，“羲官”测日（生十日，十月太阳历），“和官”筹月（生十二月，一年十二月），其载有如：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将羲、和与帝俊（喾）挂上钩，是因为羲氏、和氏为泛大汶口文化区的上古精英部落，疑与江淮地区的安徽凌家滩文化高度相关。
在正史典籍中，有把羲和列为颛顼之属，也有把羲和列为重黎之后，此论或不确。天官羲和应为东夷文化所属，如果要硬性给其找个归属，应该属帝俊，但时期可能为颛顼之时，因帝俊与颛顼时间先后上并无明确区分，考古体现上尉迟寺文化与龙山文化差距并不明显，因此不排除后世将羲和与颛顼、帝俊桥接转嫁的可能！
羲和归属留待后议，可以确定的是颛顼时期确有历象，即“颛顼历”的诞生，又经年累月的积累和修正（周末），便是有了沿用千年的四分历。
“羲氏”负责观测日行，“和氏”负责筹算月变，羲、和分工协作，察日月之变，明四时之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种做法前后延续几千年。它是帝命受命月天，宣称正统的重要手段，如元鼎年间《太初历》的制作（原型《颛顼历》），邓平等负责观测（羲），唐都、落下闳等负责计算（和），还有一个给这些大咖打下手的文书，他叫司马迁。世代流传司马迁为《太初历》负责人，其实不是的，他只是这项活动的文书。司马氏世典周史那也是好几百年前的事，司马迁祖上的天文之学兴起于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之后，降两级承袭其父爵位为七级公大夫，职太史令。其祖司马喜不过是九级五大夫汉市长，职市场管理员（参《太史公自序》），其爵相当于县令（参《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过不表。
天文历象的观测和记录在中国有着深邃而久远的历史，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时认为认为中国的天文学在8000多年前就已经比较成熟。历法和中华上古文明一样，也是多点起源的，若按文化属性和历史表现分类，可分为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因为游牧经济迁徙不定，对土地眷恋感不强，他们观星测象目的是想搞清楚人与上天的关系及生来死去的原因，算是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反观东南地区，因为农耕经济和山川地貌，由此对土地爱得深沉，观天测象则是想搞清楚物候气象的变迁，这算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融合，也促进了天文历象的不断融合，只是在融合的过程中很多观念和作为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难寻其踪！
扶桑（东）、建木（中）、若木（西）的最早原型不是三棵参天蔽日的大树，也不是用于众帝上下的“天梯”，而是作为天文星象的标的和对四时认知的形象展示，历史上比这三个标的更早的有大汶口时期的“八角星纹”，有青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有安徽凌家滩可能存在过的“巨石阵”（观四时），还有后来山西陶寺的“天文观测台”（四时墙）等等。幸运的是，这些标的被神话和传说很好的保存了下来，如尚存的《山海经》，还有在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遗址的三棵青铜神树，后世之圭尺，日晷等等皆是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完善而来的。
个人认为在整个人类认知历史过程中天文记录是最早的人文，不论是考古还是文献都清晰的表明，中国在这一点上走在了整个人类史的最前沿。天文历象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重要参考，也是中华文化给人类历史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见证，精准的时令“二十四节气”是任何其他上古文明都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中国天文星象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它是中华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章节。
@驻马新乡里 2021-06-08 15:23:50
楼主，您是想颠覆我们以往的认知吗？还是想另起炉灶重新建史？不会虚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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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想特别说明下，首先我个人没有那个能力颠覆以往的认知，没有主观意愿去动摇咱们瀚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我只是认为咱们的上古史中可能有过于浓厚的修编成分，我只是试着将其归位，肯定有理解不对的地方，需要大家的指点和斧正！
我的想法是尽量站在中立客观的今人视角，不考量其他，对上古历史进行一种重视和解读，主要的思路是以考古为根据，文献为依托，主体框架并未跳出现有的历史架构，所以算不得另起炉灶，再说我也起不了！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梳理一下中华文化的养成史，而不是中华文明。我不想谈也谈不了中华文明，这个大科目留给学界的专业学者研究，我们就探讨探讨！
中华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需要申诉，中华文化远超5000年，不需要备注，所以虚无从根本上说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勇敢的接受、真诚的面对、客观的分析中华历史上发生过的好和不好，不偏激，不取向，不站队，有理有据，居中不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