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启示录——解密中华文明的峥嵘岁月(版权所有)

  不知道为什么天涯又不能正常登陆,真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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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颛顼(古蜀),就不可能不谈到牙璋
  经过二十多年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对牙璋的发展历史,学界共识简述如下:
  1. 距今约4500年前后,牙璋出现于山东地区大汶口及龙山文化的遗址中;
  2. 在距今约4300年前后,山东牙璋扩散从黄河下游逆向,经中游转入陕西省,最后更深入上游的甘肃西南地区。此中,陕西石峁古国晚期的阶段,牙璋出现大型化,有龙形扉牙,最长的可达到约50公分。甘肃齐家文化的牙璋可能来源于石峁的影响,这是牙璋第一次主要自黃河由东而西的扩散;
  3. 在距今约3700-36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晚期的国都,承石峁古国的影响,二里头牙璋呈现巨大化,已成为成熟王室宫庭礼仪道具,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这是牙璋第二次由西而东逆向的扩散。石峁、花地嘴、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牙璋,关系密切。
  4. 从中国长江、珠江、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特征综合的分析,显示在距今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远及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南丫岛大湾出土商代早期牙璋,是已知中国唯一岛屿上发现的牙璋,诉说商文化在沿海早期扩散的故事。第三次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意味着南中国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
  关于牙璋的认知和起源:有人认为它模仿的是劳作工具,比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认为是骨铲,戴应新认为是耒耜,或有道理;牙璋两边开口逐渐锋锐和多样,是为了区分用途、权力、身份和地位。本文认为牙璋的原型应源自云梦泽的屈家岭、石家河的石璋,不是起自黄河中下游(临沂大范庄、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村),其寓意可能与传说的蚩尤“五刑”有关,而非劳作工具;颛顼时期,牙璋颜色以墨为尊(尚黑),颜色越淡等级越低,形制越大等级越高,反之亦然;此期间,“尚黑”与祭祀形式高度相关,与“绝地天通”的理念高度契合,祭祀形态可参考《古蜀史说》相应的描述;
  此时的牙璋不是吉祥物,不是神器,也不是法器,勉强可以说是礼器,其实它真正的用途是象征身份等级(等级制度)、实力强弱、地位高低和军权信物(虎符),它是由“玄宫”颁发的合法凭证(爵位),也是“玄宫”向各氏族部落发号施令的“调令”,相当于军令,持璋者接令必须服从;夏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调彭伯去征武观的;不是“玄宫”开调令吗?怎么成夏启向彭伯直接发号施令?程序不对?也对,也不对,原因详见后文叙述!
  颛顼后,牙璋运用很广,形制很多,寓意增多,用途丰富,其长度变化随着年代往后,尺寸越大,从龙山文化的二十多公分,一直到三星堆青铜文化时期其长接近2米。此时牙璋成了向天神述职的信物,成了思想记录的载体,甚至成了信物和艺术品等等;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学术界似乎认定牙璋是夏文化的标志物,其实牙璋根本不是夏王朝的专属用品,夏不过是颛顼(古蜀)的一个分支,一个势力代表而已;如果今人只是想寻找传说中的“夏”,斗胆建议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伊洛、二里头和三星堆上,而应该是另外一个地方,一个被忽视许久但重要异常的地方,详见后文详述!
  牙璋的分布跟传说中的夏朝可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跟颛顼(古蜀)直接相关,颛顼(古蜀)能影响到的范围应该是史前最大的,其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并非夸大!!可见牙璋分布区域:海阳司马台(龙山时代早期)、临沂大范庄(龙山时期)和五莲上万家沟(初级形制 单阑单鉏牙牙璋),石峁古城(先夏),偃师二里头(夏),郑州二里岗(早商),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河南许昌大路陈村遗址、河南新郑望京楼新村、河南南阳望城岗遗址、河南郑州杨庄遗址、河南桐柏县月河遗址,广汉三星堆(60余件 残片难以计数)/金沙遗址(200多件)(晚商),广西那坡感驮岩(商时期),陕西扶风上康村(西周),山西侯马牛村(春秋)(侯马盟坑?),越南冯原遗址(3件),仁村遗址(5件 单阑双鉏牙、双层阑),广东曲江、乐昌、红花林遗址,香港大屿山东湾、香港南丫岛大湾、广东东莞村头遗址、广东揭阳、福建漳浦虎林山遗址等等等等。
  牙璋分布范围如此之广,使用时间如此之长,试问:殷墟及妇好墓出土2000余件玉器,为什么一件牙璋都没有?再问:存在感很强,面积也很大的陶寺遗址为什么也没有牙璋?
  @资阳大梦 2021-06-09 23:32:02
  夏不过是颛顼(古蜀)的一个分支,一个势力代表而已--
  黄帝、昌意(蚕玉)、颛顼、鲧、大禹、夏启?
  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弃(后稷)、台玺、叔均?
  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尧、丹朱?
  黄帝、少昊、蟜极、大业、皋陶、伯益?
  如果今人只是想寻找传说中的“夏”,斗胆建议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伊洛、二里头和三星堆上,而应该是另外一个地方,一个被忽视许久但重要异常的地方--石峁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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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石峁,不是陶寺,是另外一个地方,我后面很快会叙述到,请君观效!
  @红歌会开始了 2021-06-11 10:01:42
  请教楼主,您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中的异同点,究竟是中华文化影响了西方,还是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华?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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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点产生的原因在接下来的龙山时期的战国时代即将做出一些分析,请君观效!
  东西方文化不能简单的说谁影响了谁,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真不是虚言,跟XX表态没有关系的!
  请诸位朋友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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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前文有说到龙山文化的时间和引述了学术界对龙山文化形成时间的论述,结合牙璋和蛋壳陶等标志性器物的规模使用来看,本文认为目前对龙山文化的认知可能存在100到200年的提前,龙山文化真正的兴起时间应该是4300年前后,结束的时间应该在3900~3800年左右。也许,当下我们的许多断代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主观系统误差,普遍比较靠前,比如良渚文化兴盛期或许4800~4600年间开始的,很难提前到5000年前,结束时间则不晚于4300年前。
  4300年前后,在古河济地区活动了百年余的颛顼势力逐渐壮大站稳了脚跟,沿着炎帝东进北上的路线西进南下,在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继续深耕细作。颛顼在云梦泽地区的地下工作者祝融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炎帝共工不断北上侵入黄帝系的势力范围,抄黄帝势力的后院,而颛顼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进入炎帝势力范围内搞“绝地天通”,如果把这个操作形象的画出来,就是一个阴阳相合的“太极”。多年的你来我往相互脚力,掉了个个儿的南北对话西东摩擦必然会发生,龙山时期“战国时代”到来的标志“公共怒触不周山”即将发生;
  同时期,在颛顼与共工分庭抗礼的时候,以尉迟寺为代表的大汶口末期文化在江淮地区茁壮成长,其势力触角逐渐往东和往南延伸,此举直接促使了良渚文化的衰败。良渚文化的衰败尉迟寺文化是直接外在因素,但也有其内在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玉文化),社会结构失衡等等,此处暂略过不表;在颛顼与共工两败俱伤后,尉迟寺文化渐渐消化和吸收了良渚势力的红利,便是诞生了雄伯东南地区的帝喾,即帝俊。
  【摘】二十一年,作承云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颛顼乃命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
  【解】黄帝系,以云纪官,尚云之属,其乐曰《云门》,颛顼后做《承云》,二者虽有渊源,但《云门》与《承云》并非同一古乐,不可混为一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除了分等级贵贱礼教制度以外,最讲究的莫过于促人和互敬的礼乐文化。礼乐在上古时期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组成部分,其形成过程漫长,表达形式颇多,渐分天祭、宗祭、郊祭、野祭等等等等。所谓度出于制,制出于礼,礼出于乐,乐出于祭,不论是贾湖骨笛、还是石峁口簧,抑或石磬、陶鼓还是铜铃、铜鼓,没有哪一个诞生之初不是用于祭祀的。今天我们认为的早期礼乐,实乃祭祀之律,而非宫廷之乐,如古之九韶,曰:《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大吕》、《咸池》。“文舞”:黄帝《云门》祀天神,帝尧《咸池》祭地示,帝舜《大韶》祀四望,帝禹《大夏》祭山川;“武舞”:成汤《大濩》享先妣,武王《大武》享先祖等等;周之叔世,孔夫子言“礼崩乐坏”可不只是礼教制度混乱、礼乐文化不堪这么简单,而是指整个社会结构的动荡和变迁,略过不表!
  欲溯乐之源,必寻于祭,古之祭分两部分,一曰乐,二曰舞,可参考《周礼•乐仪》的记载,也可参看《古蜀史说》中提到的萨玛和萨帕概念!
  有关礼乐的典籍注解极多,这里我们着重论述一下“何为乐?”
  关于“乐”的记载颇多,如:
  《国语》韦昭注:“六代之乐,谓黄帝曰云门,尧曰咸池,舜曰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渡,周曰大武也。”
  《楚辞•远游》载:“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史记》服虔有注曰:“周用六代之乐,尧曰《咸池》,黄帝曰《云门》。”
  《列子周穆王》载:“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奏《承云》(颛顼)、《六莹》(帝喾)、《九韶》(帝舜)、《晨露》(成汤)以乐之。”
  《晋书》卷二二载:“昔黄帝作《云门》 ” 可见《云门》当为黄帝乐,且是祭祀天神的乐舞。“乃奏黄钟,歌大吕, 舞《云门》,以祀天神。”
  另有《论语•八佾》、《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不一而论………………………………..
  谈到乐,不能不谈到器,上古乐之器有很多,如磬、鼓、铃、笛等等,这里简单说一下鼓!
  今天我们一听到鼓,首先想到的打击乐器大鼓,地区也多半是北方!其实鼓真正的诞生之地是东南地区,只是后来逐渐北移,因鼓声跟北方苍茫旷寂的氛围比较应景,用的愈发的多罢了。鼓的本义可参考甲骨金文的解释,略过不表。
  关于鼓的记载很多,如《诗经》、《尚书》、《周礼》、《左传》等等,但关于鼓由来的记述却很少,鼓由来的最早记述大概为《山海经》,如
  《大荒东经》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此记载为后世对西北势力黄帝系对鼓运用的一种想象和延伸,“夔”便是各种想象的结合体,它隐晦的指出鼓源自东南地区。
  《海内经》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炎帝有个孙子名叫伯陵,他与私通吴权的妻子阿女缘妇,缘妇怀孕三年,生下了鼓、延和殳三个儿子。三子为侯以后,殳发明制作了敲击器,鼓和延发明制作了乐器钟,创制了乐曲的格式。此载表述比较明确,为炎帝之孙伯陵开始了乐风,虽其真实性有待考据,但也能佐证方位,
  谈到乐,不能不谈到器,上古乐之器有很多,如磬、鼓、铃、笛等等,这里简单说一下鼓!
  今天我们一听到鼓,首先想到的打击乐器大鼓,地区也多半是北方!其实鼓真正的诞生之地是东南地区,只是后来逐渐北移,因鼓声跟北方苍茫旷寂的氛围比较应景,用的愈发的多罢了。鼓的本义可参考甲骨金文的解释,略过不表。
  关于鼓的记载很多,如《诗经》、《尚书》、《周礼》、《左传》等等,但关于鼓由来的记述却很少,鼓由来的最早记述大概为《山海经》,如
  《大荒东经》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此记载为后世对西北势力黄帝系对鼓运用的一种想象和延伸,“夔”便是各种想象的结合体,它隐晦的指出鼓源自东南地区。
  《海内经》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炎帝有个孙子名叫伯陵,他与私通吴权的妻子阿女缘妇,缘妇怀孕三年,生下了鼓、延和殳三个儿子。三子为侯以后,殳发明制作了敲击器,鼓和延发明制作了乐器钟,创制了乐曲的格式。此载表述比较明确,为炎帝之孙伯陵开始了乐风,虽其真实性有待考据,但也能佐证方位。
  鼓、延、殳究竟是什么器物?“殳”是用来敲击石磬的木棒、木槌,“延”应是具有延时效应的一种器乐,如铃或笛之类;那鼓呢?
  《周礼•地官》载:鼓人,掌教六鼓;六鼓曰雷鼓、灵鼓、路鼓、鼖鼓、鼛鼓、晋鼓。最早的“鼓”是将空木两头盖上兽皮做拍击用,后来不断改进以有木鼓、石鼓、陶鼓(瓦缶)、铜鼓(三星堆八号坑)。鼓之蒙皮也不断运用改进,最好的就是结实耐用的鳄鱼皮,即鼍tuo鼓,此鼓龙山有,陶寺遗址也有。鼍鼓,见《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颛顼乃令鼍先为乐倡,鼍乃偃寝,以其尾鼓腹,其音英英。”
  在众多乐器里,鼓点可以直接控制奏乐节奏,乃至影响人的心率、心神,鼓的特质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直到今日大鼓的表演依旧那么震撼人心!
  本文认为,后世很多上古神话和传说基本都安放放在了黄帝身上,这可能跟上古文献修编的取舍偏向有关,混淆了后世的视听和判断,需要特别注意;
  朋友们,端午祭到了,端午安康!
  @南海三叔公 2021-06-14 10:34:40
  请教楼主,您能说得清夏朝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又到哪里去了吗?能不能结合考古遗址和出土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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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南海君的关注,我不能肯定的说我说得清夏朝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但我会根据我的思路和理解做出适当表述,并让我的叙述能契合和解释考古遗址、器物的表征和内在关联。
  我想我说的合理,还是不合理不是我来宣称的,而是让大家来评判评审,我主要负责推述!非常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同时希望方家多多指正!拜谢
  @超力荧森youyou 2021-06-14 20:16:16
  如果说三星堆是夏的迁徙生成,那为什么被认为是夏都的二里头少见异域因素,而地理位置更为偏僻的三星堆却多见异域要素呢?楼主,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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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这个问题是个核心问题,回答的难度系数很高,先在这里解释一下“异域因素”这个概念,什么叫“异域”?如果我们这里先入为主的认为异域就是相对于今日中华版图而言的地方,可能就无法理解我们上古史的一些问题了。而且,对今人而言,“异域”二字会直接带入为中亚,西亚中华版图之外的地区,其实不对的!
  其实,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在上古时期相对于江汉地区,中原地带而言,就是西海,大荒以西,五服之外,其实就是异域,西北地区新疆青海西藏那也是异域。
  可以的话,这个问题改一下,问为什么二里头少见中原之外文化要素,而三星堆却多见中原文化之外的要素,这么问可能会少一些歧义!您觉得呢?
  解释了“异域”的问题,回过来讨论为什么二里头更“中原化”,而三星堆更“西域化”呢?这就是《考古启示录》要解释的关键问题之一,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合乎历史发展路径的,非常合理!如果在我叙述到二里头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请直接怼我,不用客气!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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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工怒触不周山 是怎么回事?
  约前2500年~前2300年间(实际可能要晚上百年),是龙山时期的春秋时代,颛顼、炎帝、帝俊三大势力割据一方,彼此虽然互有往来争斗,总体局势可控,还算平静,然而,平衡的局势总会随着势力的此消彼长而打破。随着时势的变迁,颛顼集团逐渐西进,该行为具有主、被动双重性质,主动因素是想贯通西东,将三门峡及以西的西北势力与颛顼(古蜀)势力联合起来以囊括中原,并吞黄河以北地区,被动因素是因为东南地区的帝俊在整合了良渚地区周边势力后,势力不断增强与颛顼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或者说合作,同时在不断试探性的西进。
  任何时候,实力永远都是最好的话语权保障和生存的基础。此时的炎帝共工势力在经过屈家岭时期的辉煌后,因为云梦泽地区(九黎)的“巫傩”和“神龛”文化相对松散,无法有效的聚集势力,以致在面临颛顼和帝俊势力联合西进的时候很难组织有效抵御,势力逐渐收缩至黄河以南活动于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
  王湾三期文化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由考古表现可知,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文化,它同时具有尉迟寺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早期龙山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王湾三期文化可视为中华文化加速的一个时间参考节点,具有很好的指针特性,此处暂略过不表!
  前面说过,在文化向外扩张的时候,炎帝势力往往会表现的后劲不足冲击力不强,但在面临外力侵入不得不固守的时候,却是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颛顼想打通西东囊括中原,其动作幅度不断加大,如祝融氏南下,重黎在炎帝势力周边不断活动,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的炎帝共工恼羞成怒,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一个彻底改变了上古文化走向的举动。既然你绝我的“鬼”,那我就毁你的“神”,共工不与东来的颛顼正面交锋,转而往西去攻打黄帝系的基地:灵宝铸鼎原,该事件就是神话“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原型!
  “不周山”,乃不周之山,字面意思是不完整,不规则的山,有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后世有许多考证其为一座实际的山,在昆仑山一带什么的,实际上,“不周山”并非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人力铸起的用于祭祀,能通达天界的祭坛(类牛河梁祭坛),它跟西北势力的敬祖尚神文化高度契合。曾经“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的大祭司左彻就在这里,它也是西北势力权力中枢“玄宫”的所在。也就是说,共工不是捣毁了黄帝系的屋舍,而是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家园,此仇对黄帝系来说简直是不共戴天。
  约4300年后的考古清晰的表明,该事件直接导致了炎黄(南北)势力后来几百年打死打活不死不休的局面!今人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轻描淡写的说,该事件促进了中华历史的发展和炎黄势力的融合,然后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口吐芬芳………,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正史还是野史,抑或神话和传说,都表明这段历史融合的是多么的惨烈和艰辛。
  前文有说过典籍中对炎帝系的称呼变迁,龙山时期的战国时代是云梦泽地区炎帝文化的整体没落和历史角色的定位变迁的重大时期,但东南势力那“不屈的意志”也绝非随口说说,详见下文论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共工怒触不周山”,即共工攻打灵宝铸鼎原(玄宫),是龙山时期战国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炎帝势力向北向西的扩散更多是被动因素,后来良渚势力向外扩散其实也是如此!
  @山海有本经 2021-06-15 18:44:12
  楼主 为什么不周山的记载都往昆仑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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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很快揭晓,请兄台观效!
  交作业,
  时间略显仓促,不足之处请师友们多多见谅
  “共工怒触不周山”之后的历史格局
  “共工怒触不周山”此举改变了上古史的发展轨迹,因为“深仇大恨”的梁子已结下,滔天洪祸的根也由此埋下。此后,黄帝系颛顼势力(古蜀)玄宫不得不西移,可以说是战略性大撤退,也可以说是索然败退。黄帝系颛顼集团先是到了关中一带待了一段时间(客省庄二期文化与此相关,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便做出了影响中华文化发展面貌的决定,其中一部分往北走以笼络西北势力。该部走走停停,在经过芦山峁、寨峁等地最后在石峁停下,先筑祭坛(今称皇城台),后修内城,再陆陆续续修外城。
  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修筑这座石峁城?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共怒触不周山”后,颛顼集团与共工打得天崩地裂你死我活,颛顼最终惨胜,失败方共工氏被驱逐流放是必然的结局,于是被颛顼一路给赶去了贫瘠而苦寒的地方--“幽陵”(朔方、北方)。《史记•五帝本纪》载:“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之所以把这些事扣在帝舜的头上,是因为帝舜时期确实做了不少大事。但最先驱逐流放“共工”的一定是颛顼,颛顼流放共工显然不是让共工去幽陵搞扶贫和文化建设,完全是泄恨!这时修筑石峁古城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流放和监视“十恶不赦”的共工。还有就是与河套地区的草原文化和草原势力(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等等)合作交往,彼此既斗也合,五指且有长短,牙齿也咬舌头,“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西北游牧势力之间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且看后叙!

  另外一部,即权力中枢“玄宫”则沿着渭河,越过周原继续往西,前往黄帝势力大后方,也就是黄帝系(昌意、韩流)经营日久之地--河湟、河西地区,即天穆之阳,详见后叙。“玄宫”放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这里黄帝系力量相对集中比较安全,河西走廊是此时东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最繁荣之地,河湟谷地的地理和气候非常适合农耕游牧,狩猎渔猎等。这里是齐家文化兴起的源头,也是黄帝传说广为流传的源头。
  这里还诞生了一位被历史误判的四杰之一--“伯鲧”,其实伯鲧跟帝尧压根儿就没有隶属关系,《五帝本纪》里的帝尧和四岳的对话不过是司马大人的腹诽之语,此说是否有理?且看后述。齐家文化是中华史前文明的巅峰时期,没有之一,不管是后来的夏(二里头),还是西蜀(三星堆)都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对于研究中华史前文明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同时期任何文化都替代不了的。这样安排是典型的“军政分治”,相互守望互为犄角,从石峁遗址到齐家文化大致连一条线,鄂尔多斯(朱开沟)—神木(石峁 新华)—延安(芦山峁)—庆阳(常山遗址)—天水--定西—兰州—临夏,考古可以发现这条线所在区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上古文化遗存
  另,淮阳平粮台城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等等,这些遗址或与夏活动有关,但并非夏文化的遗留,夏不过是这些遗址上的匆匆过客,又或许压根儿就没去过。此时的夏文化并不是按照我们理解的“文明三要素”来发展的,夏文化的源头在“玄宫”,夏文化的开启者是帝禹,修订者是夏启,帮夏坐实地位的是少康,真正想把夏做成王朝的是所谓暴君“帝桀”。成者为王败者寇,失败者似乎不配赞誉,帝桀也好,帝辛也罢,真这么不堪吗?且看后文叙述!
  题外话,如果狭义的论个朝代先后的话,夏之前确实有个虞朝,虞朝之前还有个蜀朝(颛顼),蜀之前有没有呢?答:没有。客观的说广义的看,如果严格按照大一统观念来论朝代,在秦之前,其实一个朝代都没有,古埃及苏美尔的什么大帝王朝更不必论,暂略过不表!
  在此一并拜谢师友们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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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对各时期各势力的变迁做了简要概述,本帖的主要宗旨是给三星堆来由做解释的,自然不能偏离这个航道。从这里起,叙述会细一些,节奏也会慢一些,我们仔细的剖析剖析三星堆它究竟是怎么来的?请师友们多理解多支持!
  先看看西北地区史前的大致文化面貌几何
  5000年前,西北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乃至文化发展都是比较缓慢的,更早的大地湾文化暂不表,直到马家窑文化的兴起,才进入相对迅速的发展通道。且说马家窑文化经历的石岭下(天水武山县)--马家窑(定西市临洮县)--半山(临夏广河县)--马厂(海东民和县)等几个类型,虽说按时间先后归为马家窑文化,但其实彼此有着显著的文化区别,这说明马家窑文化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有着多重势力的存在,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5000~4500年,黄帝系和炎帝势力(九黎、蚩尤)之间从未结束的“逐鹿系列赛”,东南势力主动或被动的西移,加之随着昌意居弱水,西北地区文化文化逐渐开始丰富了起来;族群变化特征:仰韶文化时期起,具有相近生活习性的上古族群--古羌人(多人种)渐渐出现,至马家窑文化时期,在庙底沟文化崛起即黄帝势力兴起之时,随着昌意降居弱水(西羌地),古羌人概念愈发成熟!由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推知,昌意最初所居之弱水盖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秦城区所在,时间为师赵村文化的第五期,距今约4800~4600年,大抵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相合。
  昌意降居弱水一说,古今异议并不多,只是弱水具体位置有待考据,以上为个人的拆解,供大家参考!
  既如此,那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或现象来关联参考呢?如韩流(干荒)。《山海经•海内经》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豖喙、鳞身、渠股、豚止。取淖(nào)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郭璞引古本《竹书纪年》:”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并指出乾荒即韩流(字形相似)。
  韩流的形象与《西游记》中的二师兄高度吻合,那有理由采信韩流与家猪业高度相关。据发掘报告中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提示,师赵村遗址第六期(相当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距今约4600~4300年))的动物遗存可鉴定的动物标本有1202件,其中猪骨数量有888件,占总数的73%-87%,可见此时的家猪养殖业比例极高,与韩流形象高度契合。
  由此推知,《山海经》中的“司彘之国”应为甘肃省广河县的半山遗址所在,或可成立。注:“朝云之国”的论述可参考《古蜀史说》!
  在西北地区,华夏地区家猪养殖历史可追溯到最早的时间是大地湾文化(约8000年前),这时间比东北地区最早发现猪骨的兴隆洼遗址还早。据考古发现,大地湾遗址考古出土兽骨17000余件,其中猪骨约占三分之一,大多为两岁以内的未成年个体,这个数量也是兴隆洼遗址难以比拟的。
  由此推知,《庄子•大宗师》中与猪关系密切的“豨韦氏”很可能在大地湾文化区域内。注:传说中的豨韦氏、伏羲氏、容成氏、羲氏、和氏等上股势力,很可能是早期观星测象的天官、星官(称谓,非官职),略过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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