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弯明月2017 2021-07-03 23:19:31
请教楼主，你怎么看石峁的石范和铜刀，以及陶寺的铜铃、齿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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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君，你好，石峁古城有发现石范和铜刀，但并没有青铜冶炼遗迹的考古发现，如炉具、炉渣、铜渣、木炭等，很难有力证明石峁存在铸铜工业，但也不能排除，更大的可能是石范和铜刀属于外来输入的，年代上暂时也难有定论。从产品铜刀来看，似能说明石峁古城的军用性质。
陶寺出土的铜器有四件，铜铃（低铅青铜）、齿形器（砷铜）、环（纯铜）及一件铜器残片（砷铜），从青铜技艺来说，纯铜和砷铜是比较初级，青铜是相对成熟一些，但陶寺也没有发现青铜器的冶炼遗迹，所以也不能排除这四件铜器外源的成分。至于这些铜器的用途，可能属于祭师或天官的用器。铜铃或为神器或法器，齿形器或与天文历象关联（还有一个更神奇的物件在三星堆，猜猜是什么？），这些青铜器不排除是天官羲、和之用。
@考古还是盗墓 2021-07-05 09:26:54
惊出一身冷汗，这一通刀劈斧砍，眼看就要土崩瓦解！楼主您这些论述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华历史中华民族冲击有多大？负得起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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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搞得不知如何作答，我没想过动摇中华文明中华历史，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能量，我只是陈述我个人的观点，给中华历史的探源做点小小的尝试。
至于说负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和纳税人，理当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这是基本的公民责任，但如果说动摇了中华民族的根基，不至于吧？
我认为身为微末的我们还没有资格来对历史负责，如果中国人民真认为我动摇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冲击了中华民族，要我站出来负责，我愿意负这个责，我会详细陈述我为什么这么说的理由和依据！
如果说我说的破坏了大家的感情和固有认知，情绪上不能接受，我没想过跟大家伙过不去，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可能的史实，只是可能的；如果还是不能理解，就当我没说过，一笑而过就好！
先给朋友们告罪，我只是在陈述历史上的一种可能，很可能不是事实，只是我个人见解，不做参考！不好意思，给大家添乱了，请允许我继续更新
交作业
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七国院士夏鼐先生在其《中国文明的起源》书中提出：用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冶炼金属，这种定义后来成为了我国史前文明考古的圭臬，其实欧美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文明三要素”标准，只是表达了对文明形成的意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英国学者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以及日本学者贝塚茂树等的著述和理论。夏鼐院士“文明三要素”的定义好，也不好，好的是，此后中国考古工作有了标准有了方向有了参考；不好的是，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框架、方向和思路。不过，经过三十多年实际考古工作的探索、分析和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文明”做出新的定义：金属器具的使用、贫富分化的产生、文字的成熟、城邑的出现和礼制的形成，由此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考古道路，暂略过不表。
或许学界已经在慢慢摆脱三要素的桎梏，按照考古新定义来研究和工作，但几十年的“文明三要素”理念因为简单、易懂，容易普及，在民间爱好者意识里扎根已久，一时难以扭转，三星堆文化便是醒目的案例！本文再次强调，青铜技艺只是“文明”众多“要素”的一部分，因为青铜技艺具有随机发现和经验积累的特点，它和文字的创生、礼制的形成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它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对史前文明的定义，如玛雅文明；同时它也不一定就是辉煌文明的代表，因为有青铜技艺的史前文化（非文明）太多太多。青铜技艺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参考是适用的，但作为文明的硬性标准，恐欠妥。
言归正传，来看看齐家文化的青铜技艺有怎样的表现？
本文认为齐家文化的青铜技艺是史前最巅峰的，出土的铜刀、铜斧、铜镜（迄今最早）的做工在4000年前算是独一份，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是西城驿文化的青铜技艺。这两种青铜技艺风格以酒泉为界差异明显，酒泉以东是齐家青铜技艺为主（河西走廊），以西则是西城驿青铜（天山走廊）。青铜器出土区域多，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齐家坪、尕马台等遗址均出土了不少铜器；青铜器种类非常丰富，有斧、刀、镰、匕首、镜、指环、锥等；材质有红铜（纯铜）和青铜；工艺有冷锻、冶铸（石范、块范等）。其实早在齐家文化之前，西北地区就已有了青铜技艺的启蒙，主要是青铜工具、武器和饰品，如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林家遗址出土了“中华第一刀”的青铜刀，在不考量文明先后高低的情况下，这种分布现象本身是合理的。
4000年前，从天山走廊到河西走廊的青铜文化更多的是受到了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奥库涅夫文化（前身为阿凡纳谢沃文化）南下的影响，其青铜文化传播路线是从南西伯利亚往南进入天山（新疆）和阴山（蒙古）地区，往东则去往了辽西，甚至远东、北美。为什么奥库涅夫文化会南下？据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古迹象显示，应该是受到了同样擅长金属冶炼技艺的欧亚大草原西边力量（欧罗巴）的入侵，因为奥库涅夫文化（欧罗巴、亚欧罗巴+蒙古人种）的青铜技艺相对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青铜技艺有了三大提升：一是金属制品数量和技术的提升，二是拥有璀璨的艺术文化，三是出现自己独特的墓葬形式。
同样擅长金属冶炼的族群具体是谁？当下无从考据，期待将来考古工作新的突破，本文认为，或许该族群或联盟跟后来活动在欧亚草原东部广泛分布于阿尔泰地区的游战族群----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前身有关，其前身是闪米特人？古提人？蛮族？不得而知。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游战特性可由其遗留器物窥得一二，如弧背刀、套管空首斧、马头刀、倒钩铜矛等，该文化对西北文化影响也是极大，其代表器物便是塞伊玛式倒钩铜矛与散见于中国境内的阔叶铜矛（与鲧高度相关，见下述）。至于其后，约3700年后活动区域相对靠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大多数欧罗巴、印欧+少数蒙古人种）则更是好战，其表现就是文化类型更多，面积更宽，人种更复杂！
如今以人种的方式论人类历史的衍化，乃至论文明的高低先后，其中又夹杂着许意识成见，或许并不明智。物种之间有生殖隔离，但人种之间没有，在漫长的文化交融过程中，不同人种交互，基因交融是肯定而必然的，只是程度深浅表达有别罢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交互交融，人类文明才得以发展和进步，我们不要拒绝，不要排斥，理性认知，客观看待！
我坚信这样的交互、交融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必定一直发生。
金器，因为器物的表现力和文化研究的偏向性，现在大多数目光都集中在齐家文化的玉器和铜器上，不过个人认为有一点需要高度重视，齐家文化区（又说四坝文化）出土了中国史前最早的黄金制品：鼻饮杯和金环；从冶金技艺和材料制品的角度看，中国史前时期用黄金做制品的区域不算多，且大多集中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和以外的区域（齐家（四坝）火烧沟鼻饮和耳环、夏家店的芊和耳坠、三星堆数量众多的金箔制品等），弧形以内史前时期极少极少，大多是商周以后。
史前黄金工艺有：锤锻、掐丝、拔丝、包金、贴金、错金、鎏金等；制品有：金箔（厚度＜0.5mm）、金片（厚度≥0.5mm）、鼻饮、耳环、耳坠、钏、环、带、冠、圈等；用途：主要用作饰品、刻录等。黄金技艺路线可以作为史前金属冶炼技艺传播的重要参考；和青铜技艺一样，黄金技艺和制品与文明高低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更多的历史意义是彼时先民的经验积累、技术展示和艺术偏好，比如三星堆各种璀璨夺目的黄金制品，几乎全是用锤锻的方式长时间精制而成！今天大众惊叹于三星堆黄金面具厚度0.2mm，“鸟形金饰”片厚度0.12mm，殷墟金箔厚度0.01±0.001mm，金沙金冠带厚度0.02mm，又有说金沙有工作人员专门做了这样的测试，发现手工制作达不到0.02mm，于是乎惊为天人！
本文认为，不论三星堆，还是金沙，这些黄金制品（金箔）肯定是古蜀先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那0.02mm的厚度今人真做不到吗？当然不是。先看看今天专业的捶金作坊是怎么加工金箔的，首先将薄金片逐层夹入乌金纸中，再用铁锤在青石砧上反复锤锻3万余次，金箔厚度能达到0.0003mm。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捶金工艺更高，制作工具更多………能达到这样的厚度并不意外，3000年前的三星堆没有这样的条件，难道他们就不能达到？是很难，但不是不能，出土这么多黄金制品就是证据，只是他们曾经做出了哪些努力和创新需要我们去探寻！
或许，真正成就三星堆黄金技艺的是古蜀先人长时间的水磨工夫和铁杵磨成针的坚韧毅力！
西北地区的黄金文化与青铜文化，不论冶炼技艺，还是文化传播路线大体是一致的，大概率源自米努辛斯克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也排除源自中亚和西亚的可能。那有没有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有关呢？不排除，西亚考古资料提示现实人类最早利用黄金的时间是公元前4000年的西亚地区。
据考古迹象显示，黄金制品的传播路线似乎比青铜制品更为清晰，4000年前，自西而来在欧亚大草原分支，一支在蒙古草原和辽西地区遗存下来，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支往南进入天山、河西，如四坝文化。夏末商初，在河湟地区发酵后再分支，一部沿着渭水、黄河向东，另一部则沿着藏彝走廊如大渡河、雅砻江、岷江等一路往南，中间最集中的体现便是三星堆；两周时期，黄金文化再往南，在金沙江段出现分支，一支向东入巴楚，一支往南到云贵，暂略过不表！
由黄金和青铜的考古文化，可探知另外一个史实：欧亚大草原是史前文明的大通道，近东、西伯利亚、阿尔泰到中国西北地区则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史前交汇地带，从天山走廊到河西走廊九成九是中华史前文明的“一线地区”，即天穆之阳的河湟谷地和黄河谷地（西汉金城郡）。东、西方史前文明在这一带完成了“亲密”的接触、交换、促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是艰难的，道路也很曲折，但影响深远而巨大！
注：2013年8月，俄罗斯考古学家在乌拉尔山峡坦亚遗址发掘的“乌拉尔最古老的冶金祭祀场所”证实了在公元前1900～前1800年间，中乌拉尔地区有自己的冶金业。峡坦亚礼仪性遗址改变了以往对欧亚大陆北部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及冶金中心形成的认识，它也被视为欧洲大陆冶金技术分布网络的连接点。
@红歌会开始了 2021-07-06 15:44:55
请教楼主，在文中看到您提到西周出现过文化修正现象，咱们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不断更新和修正而成的，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和发生机制的呢？有什么具体体现和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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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确实有说到过，贴内朋友也提到了曼德拉效应的概念。我也有说过相对于文明的体现，我对文化的养成更感兴趣！文明是一个阶段性总结，会留下比较强烈的时代印记供后人参考，而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内容是多样的，很难厘清其中关联！
咱们中华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且持续至今。文化的载体有器物、纹饰及文字，真正让文化快速进步则是文字的诞生，其他城池、金属、礼制什么的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经验总结和俗成体现，文字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夏及更早时期便有了图画、图符和文符，夏商时期应该有了记录的表达形式，只是不那么系统，直到商晚期才有了系统的单体文字，不过是用于占卜祭祀。周时文字系统成熟，便有了用来刻录事件的做法。也因为文字成熟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才更便捷！
早期的文化的掌握者无疑是上层知识精英，祭师巫师之类，随着势力的更迭和人员的迁徙，知识才有了下移的可能，文中有叙述！周时很明显的知识下移，就有周厉王、周平王、王子朝三个时期，春秋时期的文化修编与创新，战国时期的文化仿古和多样都是一种体现，秦时的“焚书坑儒”做了一次先秦文化的大清理，汉时期的统一大修编后终于给中华文化打下了底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华文化的气质。
交作业
铜杖：齐家文化，又说四坝文化（距今约3900~3700年）的火烧沟遗址出土四羊首青铜权杖头，这可能是中国境内已出土的最早铜杖，或许还有其他的权杖头（陶、玉、石的）已出土，个人知识浅陋尚不知，或许还有更早的或更晚的尚未出土，期待考古新发现。在此，本文认为西北地区的权杖文化高度疑似三星堆金杖的上源，就中国史前的权杖文化本身而言，西北地区为首，当无疑。根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可以发现，铜杖、木杖、几杖等在中华文化里占有很重要位置，以汉时的鸠杖为最。
故，今人不必一见到权杖就前往古埃及寻找渊源，这只是东西方史前文化展示和交互的正常表现。此外，古埃及出土的实物黄金权杖的图坦卡蒙时期（公元前14世纪）比四羊首青铜权杖头晚了几百年，如果非要说古埃及前王朝（据说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就有权杖，我无话可说。因为众多已知和未知的原因，目前古埃及做过C14检测的诸多遗址和实物时间，很少超过公元前16世纪，即所谓古埃及十八王朝，其更早期的碳测结果交给专业的C14测年专家研究和讨论。
另，《古埃及年表》的建立是基于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而来的（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而两河流域的历史是基于亚述学研究，而亚述学的诞生是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楔形文字的破读（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于是有了《苏美尔王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历史在西方非官方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
我个人相信史前时期的两河流域也好，尼罗河流域也罢，肯定是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也存在过丰富的史前文化，至于有没有诞生过影响人类文明的帝国或王朝什么的，由于个人所知有限无法深入探讨，所以这个问题留给专家学者和有这方面专长的朋友探索吧，此处不赘言！
马匹：考古学界普遍认同的世界上最早野马驯化痕迹的遗址，是乌克兰南部第聂伯河右岸的德瑞夫卡和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柏台铜器时代遗址。中国境内北方地区马骨分布十分广泛，尤以西北居多。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甘青地区就有丰富的马骨遗址遗留，到了新石器时代自然马驯化的迹象更为明显，马骨遗留遗址更多，如西山、大地湾、傅家、师赵村、西山坪等等，辽西地区的夏家店文化也有。
在新石器文化末期之前，都不排除野马是捕获来食用的可能，直到4000年前后的气候环境变化，外加域外文化的介入和示范，如具有快速移动能力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刺激，马家窑文化末期到齐家文化时期，羌人便是开始了野马的驯化，该观点论据的支撑是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和秦魏家墓地出现有马下颌骨与牙齿，且大何庄遗址出土的2枚臼齿经研究也与现代马无异，以及青海长宁遗址出土的骨制马镳。与马镳相配合使用的便是马辔，马镳让马感知外力，马辔套缰绳，驾马的关键！清华简《楚居》里便有误译为季连的楚祖“季辔”，故，季辔的职业应该与驾车有关，不表！
继齐家文化之后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以及卡约文化表现则更明显，马骨陪葬足以说明马和驯马人之间已经有超越经济的情感关系，驯马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甲骨卜辞中的“马方（多马羌）”“我伐马方”也能说明不少问题。
根据考古提示及由马骨分布区间和时间先后来分析，驯马的移动路线依旧是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羌人可能是中华版图上最早一批驯化马的族群，历史上羌地与马的典籍和传说那是极多的。后来殷商伐羌方，大部原因是资源争夺和意识之别，小部原因是为了掠夺羌人来做奴隶，驯马匹，造战车，固军备，后来周孝王时期 秦非子养马等等都是体现。
先秦时期，马匹的意义莫过于战力和机动能力。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后的，活动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到3世纪，见诸史料的游牧族群斯基泰人，波斯称其为萨迦人，中国古籍称塞人或塞种（欧罗巴、印欧混合种群），他们善驯马，武备强大，曾多次侵入西亚和南欧，与亚述、巴比伦、米底亚、波斯和马其顿发生过冲突，且不落下风，被西方誉为“草原之路开辟者”，“古西伯利亚战士”等等。即便如此，斯基泰人在西北地区除了掠夺财物打家劫舍外，并没有对西北地区文化形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甚至没有多少痕迹遗留。查阅史料记载，可知历史上的斯基泰人打不过大月氏（曾建贵霜帝国），大月氏败于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匈奴又被大汉打残……..略过不表。
注：斯基泰人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族群而是部落联盟形式的混合种群，人类历史上大多叫得出名字的所谓“人种”，尤其是游牧族群，如唐虞之山戎（荤粥），夏之淳维，殷之鬼方，周之猃狁，他们都不具有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利益和习俗的混合族群。故，单倍群或线粒体等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基因研究，用于探索人种衍化和族群迁徙或有参考意义，但于探讨具有文化属性的人类历史，可能并不适用。
交作业
陶器：齐家文化区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鸟形罐、兽形罐、三足兽形器、鸟形壶、陶鸽、兽头陶铃、陶花等陶器制品，另外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和泥塑也是一绝，这两处应是三星堆陶塑的两处源头。三星堆典型的陶器有陶镂空圈足器、陶尊形器、陶小平底罐、陶鸟头勺把、陶高柄豆、陶瓶形杯、陶盉、陶高领壶、陶单耳杯、陶三足炊器等等，本文以为三星堆文化具有典型的的地方特征，在不同的时期融入了其他地域文化综合而成的，早中期有不少长江中下游文化的痕迹，如石家河和良渚，中后期（青铜文化）则有不少来自西北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等的文化要素，后期有与殷商为表的中原文化也有些许交集，如陶鸺鹠，青铜顶尊，陶尖底器等，可参考《古蜀史说》所述。
三星堆文化是打开中华上古史的一把钥匙，打开三星堆青铜文化的钥匙也许是这八个发掘的器物坑，但解开三星堆文化的过往得靠更朴素的，不惹眼的三星堆陶器。都广之野，后稷所葬之前的三星堆会是什么样？三星堆是否具备天下之中的底气，靠的不只是器物坑中的青铜器，还有成都平原上的建筑基址、灰坑数量、器物工艺、农耕水平和文明痕迹。
墓葬：齐家文化区随葬物品以猪下颚骨（财富和地位标志）居多，也有少许羊角；葬坑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头向西或西北，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葬等。大多为一次葬，二次葬比较少。以单人葬为主，合葬次之。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的墓葬普遍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和殉人墓，随葬品多寡悬殊和由其表现出的贫富分化及阶级对立十分显著。成年男女合葬墓一般是男士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屈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多集中在男性身边。成年男女合葬墓皆为一次葬，说明女性是为男性殉葬。齐家坪发现有 8人和13人同坑的合葬，分析认为1人是主人，其余是殉葬的人。墓葬中多数有随葬品，一般是置放一组陶器，有的还有石器、兽骨和装饰品以及少量的铜器，还有一些墓随葬精致的玉斧、玉铲、玉琮、石璧等礼器。随葬品多则一百余件，少则一无所有。有相当数量的墓用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随葬，多者达68块，少者仅1块。由墓葬形式、陪葬规格可以看出齐家文化时期的阶级分化愈发明显！
三星堆考古下一阶段的工作是希望能发现三星堆时期的古蜀王陵，期待考古工作有实质性的发现。不过，个人对此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具体原因见《古蜀史说》的相关叙述。
卜骨：卜骨在齐家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有普遍的发现，大都使用羊的肩胛骨制成，也有用猪和牛的肩胛骨制成的，说明羊的蓄养数量很大。大部分卜骨只灼不凿，个别遗址的卜骨上有钻的痕迹。卜骨，毫无疑问是祭师用作贞卜之用，烧灼和钻孔的做法也有着长久的沿袭，可见夏商周时期各处。
这里特别要指出三星堆文化研究中需要注意的点，截止目前，三星堆前两个坑中没有卜骨出土，新发掘的六个坑也没有卜骨出土披露，以往三星堆正式发掘的其他灰坑或墓葬中也几无发现，既然三星堆一直在谈论它的祭祀、神权，为什么连用于卜测的卜骨都没有？反而隔着不远的金沙遗址却有不少的卜骨出现，甚至有一个截止目前最大的龟甲出土。祭祀文化是上古时期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文化，说金沙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关联，属实；但说二者一脉相承可能要打个问号，就卜骨这一条足以佐证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殷墟和周原都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卜辞，那么在三星堆能否发现呢？恐怕是极难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时期应该已经有了用来表达和记录的图符或文符，图画的可能性最大，要发现系统的文字可能比较困难。图画、图符或文符的载体不太可能是丝绸布匹，有可能是石器、木器、漆器、陶器、玉器、金器，前三种载体可能性相对较大，后三种多半是单一或集成的符号，很难说有成体系的文字记录。即便三星堆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仍然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性和别具一格的风采，三星堆文化的真正魅力和意义不是靠“文明三要素”来定义的，它于中华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给崛起河湟做个小总结
齐家文化众多考古资料显示，4000年前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体现，有着强烈的人类活动痕迹，酝酿着中华西北地区的史前文明，同时也守护着中华的西北大门，这又怎么说？因为这个时候以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游牧文化，显然不是来做客的，又或者说自古以来对领地和资源的掠夺与争斗从来就未休止过。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和阶梯性特点，预示曾经发生过与近东和西伯利亚文化的接触，甚至争斗，随着势力的此消彼长和衍化变迁，马家窑文化的“嫡子”，以颛顼集团为代表的齐家文化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其实该怎么说话取决于实力！很显然，西北地区更大规模的争斗不出意外的发生！
以石峁古城为代表的石城群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说石峁古城属黄帝系其实没错，但它更多的是以颛顼集团为主力，以有鲧为大首领的西北势力综合，石峁古城的哨所、瓮城、马面、通道设计、遗留武器等等完全符合军事堡垒的特征，诸多考古体现也显示曾经这里有着军事结盟的特点，所谓：群神共祭皇城台，玉璋筑基拱联盟。
石峁古城遗址群是中华上古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遗留，其重大意义堪比几千年后的长城九大关隘：山海关、黄崖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平型关、雁门关、偏关、嘉峪关。
此处不禁要发问，颛顼集团为什么要跑去陕北，那个黄沙漫天的地方建石峁古城？天山、河西、河湟一带如此繁华为什么不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不，完全没有搞错，4000年前的陕北地区可是一点不荒凉，另外石峁古城的建立还有帝俊集团（唐尧 放勋 陶寺）变相的“功劳”，原因后表。故，石峁古城的考古始建年代，当不应超过陶寺的始建年代才是合理的，详见下文伯鲧“临危受命 筑城三仞”叙述。
这几天在外开会，先交点作业
临危受命、筑城三仞
“危”从何来？
马家窑文化（昌意支）在甘青地区经营日久，与河西走廊和天山走廊的势力来往极为密切，彼此习性理念比较相近，相处的还算融洽，其表现在典籍里的体现就是：黄帝时代，西王母来宾（见前文），西王母是谁？前文做了相应的描述不再赘述。西城驿文化的兴起与西王母集团应有着很大的关联，其考古表现便是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以酒泉为界的东西文化差异！
此时从河西到天山一带的最强势力依旧是西王母集团，虽说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和西来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等西来文化东渐时，首先要面对的不是黄帝集团，而是西王母集团，活动在东西文化接触碰撞地带的西王母要没强大势力，怎么可能前后存续那么多年（黄帝时期直到周穆王，抑或以后）？
就目前局势而言，因为有西边西王母集团作为屏障，齐家文化的安全程度相对是比较高的，但是曾助颛顼集团撤回西北的黄帝系友好集团华胥氏（神农、女娲各种称谓）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压力，这是一直存在的历史背景。
奇怪了，陕北地区不是有黄河天险吗？游牧民族怎么可能随便跨的过黄河呢？
这里有几个原因：
一则 黄河“几”字型流域有着塞北江南之称的河套地区（前套、后套），这里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天堂，也是入关中地区的跳板，如知名的贺兰山（少典）、阴山（黄帝迂回）等；
二则 4000年前北方气候变迁，愈发干冷，游牧族群不得不南迁寻找生存资源和土地，入关中和中原有被迫成分；
三则 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富庶条件也让困窘的游牧族群眼红，掠夺与侵扰发生也是必然；
四则 北方游牧族群最早南下通道本不是跨贺兰越黄河到陕北，而是从阴山东麓的晋北地区，沿着吕梁山和太行山中间的六大盆地（大同、忻州、太原、长治、临汾、运城），一路南下并经“太行八径”入中原地区。
山西才是中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北兵家必争之地（云中、雁门、代郡等），山西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冀地”。第四个原因后来被东边崛起的帝俊（喾）集团给硬生生堵住了。谁堵的？曰，唐尧，此处暂略过不表，后文讲述帝喾、帝尧时再详述！
金器，因为器物的表现力和文化研究的偏向性，现在大多数目光都集中在齐家文化的玉器和铜器上，不过个人认为有一点需要高度重视，齐家文化区（又说四坝文化）出土了中国史前最早的黄金制品：鼻饮杯和金环；从冶金技艺和材料制品的角度看，中国史前时期用黄金做制品的区域不算多，且大多集中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和以外的区域（齐家（四坝）火烧沟鼻饮和耳环、夏家店的芊和耳坠、三星堆数量众多的金箔制品等），弧形以内史前时期极少极少，大多是商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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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斯基 2021-07-13 11:03:11
请教楼主，说三星堆的黄金文化来自齐家，那齐家文化的黄金文化来自哪里呢？是甘青地区自发诞生的吗？请楼主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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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慧眼灼见，这是个好问题，本来想藏点私还是被“无情”指出，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个人坚持三星堆黄金文化是大概率受到西北方向齐家文化（四坝）影响的，这不仅有商贸技术的交流，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流动，这跟具体的历史背景相关，后文会详细叙述
齐家文化的黄金文化并非土著诞生的，从当下中国版图来看呢，它确实是目前中国最早的黄金文化得以体现的地方，但放眼更宽的区域，它跟古西域地区（天山、阿尔泰等）可能高度相关，个人认为大概率是来自阿尔泰地区。
至于阿尔泰地区的黄金文化是否受到两河流域的黄金文化影响，那需要这方面的专家来系统的研究和解释，个人估计是有些关联的。
阿尔泰地区的黄金开采和使用有着悠久的传统，不仅如此还有众多关于黄金的神话和传说。阿尔泰中段自古以来是黄金的重要开采地，有据可查的就是汉朝就有在此开采黄金的记载，又比如阿尔泰共和国黄金业是其主要的工业，再比如新疆的阿勒泰地区的黄金开采也是极为著名..........
交作业
先看看，此时北方草原上都有哪些势力？
早在龙山时期，部分红山文化及其他草原文化的遗民经过蒙古草原进入了河套地区，融入当地土著，在蒙古草原上形成了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岱海文化、永兴店文化、海生不浪文化等等。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自已掌握的石墙筑造技术，修建了老虎山石城、阿善石城等石城，使得这一带进入了上古的城邦时代。
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蛮汗山南麓石城群，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阿善、西园、萨木佳、黑麻板、威俊、纳太等大青山南麓石城群，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百草塔、寨子圪旦、寨子塔、寨子上、小沙湾、二里半，清水河县后城嘴和马路塔等，在河北北部的围场、平泉等地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城址70余座，其中平泉茅兰沟城址群，多在山的阳坡用石块砌成方形城址，一座大城周围围绕若干小城。
等等等等
尤其河东晋北地区的后城咀石城遗址极具代表性，该遗址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已知最早的具备完整防御体系的瓮城遗迹，而且该遗址的建筑特点广泛的影响到了后来的夏商时期的城池建筑，如二里岗文化望京楼城址、偃师商城西二门、西三门遗址的壕沟、瓮城和阙式建筑就与其很是相似。瓮城内出土的长方形玉刀、饰以几何纹的敛口瓮、斝足、夹砂鬲等器物具有老虎山文化和永兴店文化双重文化特征，这是北方游牧文化南下的重要表征，如山西兴县碧村等南下黄河及其支流沿岸石城群，这也是唐尧从太原盆地转守临汾盆地的重要原因！
可见，自天山、大青山、阴山直到燕山两侧的草原“石城文明”很早便已成了气候，在陕北晋北地区一直在表明着存在，这些草原势力在《五帝本纪》里面有明确的称呼叫“山戎”、“荤粥”，抑或其他。这些草原势力一直试图越过黄河，进入陕北地区，或经草原进入晋北，并沿着吕梁、太行进入冀地，南下东进。又或者说这样的态势一直存在着，只是4300年前后草原地区气候逐渐变得干冷，加剧了这种情形。
由此可见，自天山、大青山、阴山直到燕山两侧的草原“石城文明”早已成了气候，并在陕北晋北地区一直在表明着存在，这些草原势力也并非寂寂无名，他们在《五帝本纪》里面有明确的称呼，或称“山戎”、或称“荤粥”，抑或其他。这些草原势力一直在试图越黄河入陕北，或跨阴山沿太行入晋（冀）地，南下、东进。
又或者说，草原游牧和中原农耕你来我往的“交互态势”一直存在着，只是4300年前后，北方草原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得干冷，加剧了这种情形，详见后文叙述。
交点作业
受谁之命？曰，玄宫。
伯鲧前文已做诠释，伯鲧是西北势力黄帝系，由颛顼集团的权力中枢“玄宫”正式任命的大首领，可不是听命于唐尧，四岳建议去治河什么的，完全没有的事儿。黄河以西（西河）的伯鲧和以东的帝尧分属两个不同集团，二者不仅没有隶属关系，而且还是平级！！！
故：
《尚书•尧典》载：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此载，谬矣！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司马大人，以讹传讹！！！
这里有个疑惑，自西周起的官方文献多把鲧与尧的关系列为上下级，将鲧列于从属地位而且写的绘声绘色，更是列为“四罪之一”，如《尧典》、《五帝本纪》等，也有一部分并未做此陈述如《国语》、《左传》，以及其他诸多非官方资料只是对鲧的出生、经历及去处做了推测，并没有对鲧的职称和作为宣判，如《吴越春秋》、《山海经》、《归葬》等等。
纵观文献典籍对鲧的记载，其间的观点和情感很复杂，有四罪之凶名，也有化黄龙的悲情…….没有一致的认知和定性。
试问，为什么今天的我们提到鲧的第一反应就是“四罪之一”，其窃息壤，刚愎自用，负命毁族，治水不利，为尧所刑，被舜殛杀？事实果真如此吗？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不，我们自己需要反思，我们的历史需要反思，我们的文化需要反思，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附《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石城为和？曰，石峁古城。
此城在战国 赵 《世本•作篇》有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也言：“夏鲧作城”，此城是不是石峁古城呢？
据多方考证《世本》大概率为赵国史书，战国七雄里赵国算是跟西戎北狄接触最多最频繁的，他们对此地过往比其他国更为熟悉，想比其他记录《世本》的记载当相对可信，因此本文认为鲧作的城应该是在内蒙中南部地区，这一带虽然石城很多，但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宽，遗址和器物指针最明显的莫过于石峁古城。
何谓三仞？
并非实际尺寸而是虚词，指城很高，和形容昆仑之墟之“万仞”本意雷同，只是量度有别。另还有一个常见于《山海经》，与苦难的古三苗迁徙密切相关的词：三危，它并非一座具体的山。“三”为虚词，指多，“危”除了高之外，还有险峻的意思，所以“三危山”指的是山势险要、环境恶劣的地方，盖为六盘山以西的区域，显然“三危”之意并非《淮南子人间训》里的“三危”所指。虞舜“窜三苗于三危”不是要“以变西戎”，而是隐藏着一段古三苗艰辛而苦难的被迫迁徙史，这既是后世把氐羌误作三苗之后的缘由，也是解开“尧舜贤德、大禹治水”的一把关键钥匙，详见下文叙述！
为何要在此石峁筑城？
主要目的是防御，陕北地区的鄂尔多斯盆地一直以南都是南北攻防战的前沿，除了黄河天险之外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唯有筑三仞石城做前线防御关隘。还有更为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鄂尔多斯一带早在旧石器时代便有“河套人”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著名的“萨拉乌苏文化”，后来叫“鄂尔多斯文化”。换句话说，黄帝系颛顼集团到此筑城有点越界的意思，各种“交流”的发生是必然的。
这座石城怎样？
据考古显示：该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主要遗存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城内密布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铜器、石雕、壁画和纴木等大量珍贵遗物。它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已经有了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石峁外城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马面及城外小型哨所性质的遗迹，是国内确认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是史前军事史上的重大发现。
石峁古城并非一座孤城而是一个石城群，神木秃尾河中下游50千米的河段两侧就有带石墙的遗址15座，在它周边考古已经发掘出来的聚落遗址就有十几个，如府谷县石城、延安芦山峁，佳县石摞摞山、桃柳沟、薛家会，横山金山寨、寨山，寨峁等等等等。
不论时间上，还是建筑理念上，石峁古城显然不是伯鲧的独创，晋北地区的后城咀石城遗址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建筑理念上都领先于颛顼集团的伯鲧，二者有先后学习的迹象，如城门、马面、瓮城结构、筑基以玉等，但二者又有着相当的区别，如通道设计、壕沟、墓葬形式等。
当然，更早的还有距今约4800年，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境内的老虎山石城，略过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