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常侍 2021-10-03 15:09:40
不必说古时达人，也不必说陈桓，陈寅恪，吕思勉，范文澜，钱穆，翦伯赞，郭沫若等大家，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大探寻中华文明的超级工程，云集了目前国内最顶级的专家学者，却依然不能尽功。前者尚有颇多微词，后者缺乏历史阐释。
楼主，上古史您真有信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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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侍大人，您这个问题着实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让行动证明吧！
@南阳侯 2021-10-05 11:02:11
夏朝研究最大的问题是不敢轻易动摇几十年上百年考古和文献研究的中原论，目前的麻烦是怎么将诸多违和的信息重新勾连起来达到折中的效果。没有哪一个学者动的了目前的学术研究已有的默认内容，谁冒头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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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侯爷的告诫，拜谢！
@天山望月 2021-10-08 07:32:48
不论说的再头头是道再有论据 都白搭，因为保持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稳定高于一切，可以怼天怼地怼空气，无所谓因为引不起一丝波澜，但一来就横冲直撞刀劈斧砍直陈其弊，这根本不符合我们的文化气质，我们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要…………连这个如果都不清楚说再多都无益，指不定还被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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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警训，我尽量注意，或许影响力并不如兄台所言，不过就是谈谈罢了
继续
上文谈到帝尧善于经营崛起于晋南地区，并提到其与原有势力许由部的纠葛，那么帝尧是靠什么“不劝而民力， 不刑杀而无盗贼， 甚缓而民服”的呢？那唐尧是如何做到“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的，并在后世典籍中盖过帝羿，并对帝挚取而代之的呢？唐尧又是如何在政治上平定天下、完善政治、协和万邦；在经济上平治水土、发展生产、制定历法；在文化上祭祀问天与制作礼乐的呢？武力？知识？德行？还是什么其他的？都不是，而是农耕畜牧，往来行走养成的经济势力。据考古学家和考据学家分析，陶唐氏是东夷区自东向西迁徙的，善于制陶的一个氏族，出自该氏族的伊祁放勋也当善此道；退言之，即便唐尧不善制陶之艺，当也有陶唐氏在晋北地区的原始积累，以让伊祁放勋能“方百里之中率”（语出《上博简•荣成氏》）。
古冀州所在的古黄河以北的地界（盖河北、山西大部），自古以来都是东方、东北、北方、西北、关中等各区域远古势力、族群交互和脚力的区域，距今4300年左右，伴随着帝喾崛起，东夷势力大面积向西扩张，及至太行、漠北，陶唐氏只是诸多势力中表现突出的一个，还有一个更突出的就是少昊之裔帝羿，如上文所述。然而，帝羿游牧畋猎，尚武善射而不善经营管理货殖商贸，在文化养成和对外影响方面自是不及农耕文明的稳定性和商业文明的交互性，很显然，伊祁放勋在这两方面做的很好，比如陶寺观象台和陶寺等级分明的帝王气象，且将此二者容后再议，先看唐尧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经济生业等。
晋南地区的地理重要性不必多言，唐尧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河西的黄帝系差不离，此时北方正经经历着双重变故，气候的异常和外来势力（北有奥库涅夫、阿尔泰等、西有塞伊玛—图尔宾诺等）的侵入，北面（狄）和西面（羌、戎）的族群大面积往南和往东移动，这给关中地区和太行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就是前文论述的颛顼集团合黄帝、华胥诸系在陕北筹建石峁古城。，河东的唐尧自然不能例外。在面临同样的外来压力的时候，伯鲧领导的颛顼集团应对外来势力和形势变化的方式显然是更为热血和激进，而唐尧则帝尧通过实施怀柔政策，整合南北西东，规范边贸行为等措施极大的缓解了各族之间的矛盾，此举也使得晋南临汾陶寺成为彼时四方商贸的中心，并一跃而成为南北西东享誉盛名的大都邑。
很明显，伯鲧信奉的理念和唐尧是有区别的，历史结果也有区别，前者扩大了颛顼文化的影响力（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扩张了颛顼势力的范围（祝融八姓，吴回六支等等等等），后者则为儒家极为推崇，成为后世道德典范和行为楷模。令人不解的是，伯鲧很是荣幸的成为了“四罪之一”，而帝尧则放勋于史料典籍中，为后世颂扬。更为不解的是，唐虞夏商周三代之后，既无有祖帝尧的，也无宗帝尧的，仅有有虞氏郊祭之（语出《国语》），为什么会这样？另外，帝子丹朱并非凶顽之辈，反而相当有作为，那为什么他又被后稷（姬？）放于丹水？唐尧和虞舜是否存在翁婿关系暂不做考究，姑且认为存在的，那是不是如史书记载那般和谐？这些疑问待后文一一阐释，除了传世典籍外，个人认为还可参考马王堆发掘与资料整理人李正光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中的分析与见解，马王堆除了墓主人辛追外，还有不少其他值得关注的信息。
唐尧之所以能“协和万邦”靠的是货殖为纲、整顿边贸、开放共存的经济生业，道德层面的怀柔政策不过是其加分项。今天我们的考古研究也好，文献考据也罢，各种研究考虑的十分周全，唯一疏忽了上古人群该如何生存和吃饭问题。4000多年前，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先民眼里，能让人有饭吃，还不专杀伐奴役的首领，一定是个好首领，如果还能讲道理辨是非，那必定是个圣人、神明，唐尧开放关市通道，修建邑落集市，整顿边贸行为，给南北互通有无，礼物馈赠（又曰 贿赂）创造条件，促进各族群之间的沟通和往来，互惠互利的商贸方式必然让周边族群拥戴和颂扬，这才有了《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之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在整个中华文明历史上，南北交界地区与及众多区域性氏族部落间，按照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行为习俗等构筑过许许多多用于边贸的邑落或集市，现在留下的很多小型邑落遗址或许不是什么大氏族大部落或者什么古国方国所在，而是纯粹用于交换货物的市场，这些市场在先秦称“关市”，两汉称“合市”，魏晋称 “交市”，唐宋及以后称“互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各大“关隘”大都跟上古时期各区域商贸往来进出通道、人员迁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秦之四塞“函谷关”（潼关）、“武关”、“散关”、“萧关”等等。人类历史上杀伐劫掠的时间相对于和平往来的时间还是少的多的，和平时期是各区域文化和财物缓慢养成和累积的递增期，而战争年代就是多区域文化及财物快速移动和转移的扩张期。关于商道是如何养成和拓展的，个人在《古蜀史说》中也有一些描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案1：中国史前的远程贸易体现，仰韶、马家窑的彩陶分布，五帝时期的玉石之路、青铜及黄金之路、丝绸畜牧之路，夏时的盐业之路（盐道），三星堆的南丝绸之路，殷商的矿料贸易体系，西周的青铜矿料和原始瓷器体系；另有，西方史前贸易体系以及世界史前贸易体系，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河面交易，西南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间，等等。
案2：远程贸易方面，西汉张骞“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是极晚的了，可能因为资料比其他远程贸易路径更为充足，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和研究是极多的，遗憾的是，汉时的“丝绸之路”却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时间“天花板”，让中华学子们潜意识里认为我们的上古远程贸易似乎只有汉时的“丝绸之路”，不应该这样！
案3：贸易（内、外）不仅是世界各国的立国之本，还是人类文明往前发展的必须途径。
@2020的沉思 2021-10-11 14:28:39
楼主，您好，在2571楼里有一句话：由此看来，帝挚“被废”的时间似乎也近了，不过，在帝挚被废之前，有一个依稀的存在被陶唐氏变相给赶去了河南登封一带，他就是世居晋南的大势力许由部（一作许繇）。
您说陶唐氏把许由部变相赶去了河南登封一带，有什么依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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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你好，您可以关注一下晋南豫西地区的西王村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荆村文化，东关文化，三里桥文化以及东下冯文化的变迁情况，可参考张中培先生的研究。
交作业
陶唐氏取代许由（繇）部，励精图治疏通南北，协和万邦崛起于晋南的伊祁放勋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陶寺邑落的范围和影响力，其地西有霍山之珠玉，昆仑之璆琳琅玕，北有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南有河东之盐池，华山之金石，通南北贯西东，是为陕晋豫的交通枢纽。陶寺文化的考古学表现为，据碳14测年和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兴衰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它包含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北地区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等众多周边文化的先进文明因素，其兼收并蓄的特点十分明显。注意：今天，一提到四千年前玉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良渚，其次是齐家，其实陶寺也有玉琮，只是表现的不是那么突出罢了，更晚的三星堆、金沙玉琮则是另外一番说道。基于这样的史实素地、口耳相传及后世褒扬，便是有了以多元、包容、融合为内涵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尧、舜时代是和合思想产生的重要时期，如《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又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直言尧之“睦邻”“合和”的儒家思想。由此可见，“以和为贵”的理念自唐尧便是有了，以和为贵，以德服人，大家互利共存，和气生财！故，《论语•学而篇》是曰：礼之用，和为贵。
陶寺有了史前“大国”的迹象，那也应有相应的考古学表现才对，于是有了错落有致的建筑区分，“金字塔式”的墓葬特点（3015号墓），完备的礼乐制度，龙形象的完善，以及观天测象以正天命的陶寺观测台！本文以为，史前时期但凡是高台、建筑、器物就没有一个是专门用来辨四时务农耕的，不论是凌家滩的巨石阵，陶寺的观测台，三星堆的三个人工土堆（不是城墙），还是金沙的羊子山遗址等等，全部都是为了与神（太阳）交流，陶寺观测台的第一用途是观日测象明神之旨，辨四时之令以服农耕不过是其附加产物，而专门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的四时监测遗址和器物当不会超过三千年前，如圭表、日晷，甚至可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公测影”、“竖亥步天”等说法不过是后世术数的托作之言，以示久远。另，王亥当是竖亥的误作，源于闻一多将《楚辞•天问》和《海外东经》《大荒东经》记载的解释，此处略过不表。
话说回来，唐尧要晋升为帝尧，当有一番举措和表现，尧“禅位”于舜，史书描述得颇为细致，而尧晋升天子倒是字词稀疏，似乎后世不太愿意承认唐尧的晋升帝位。史家承不承认是一码事，考古表现又是另外一码事，唐尧在传统意义上说比虞舜更具有合法性，因为陶寺有明天命天时的观测台，《竹书》载其负责人便是羲氏、和氏，《山海经》《楚辞》等资料也是以羲和作为历法（日御，《山海经》误做“浴”）的代表，且以其为天官代称之。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常羲（月御）的存在。
今天有时间，交点作业
【摘】命羲和历象。（《书/ 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
【解】《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历法最原始的意义并既不是为了服务于稻作农耕，也不是为了指导游牧生产，而是意图了解“神”的安排，试图洞悉“天机”， 这种行为衍生成为了与神交流的“权力”，并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争斗、祭祀及活动皆是为了服从“神的安排”，不能忤逆“神的懿旨”，以至于后面的天授人权，君权神授，天命不可违，真命天子等等所有的概念皆出于此，历史上的颛顼历，夏小正等历法不过是对“神的安排”的阶段性解读，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这种解读慢慢成为了节气时令。
中国天文历象经历的过程极其漫长，版本也很多，在众多传说中有几件标志性器物要注意，它们就是扶桑、建木和若木，然而，这三棵树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但它们在上古的历法和巫祝界却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答案便在三星堆，可参看《古蜀史说》，也因为这几棵树出土于三星堆（目前说是两棵），有不少意见欲借助《山海经》、《淮南子》等的记载，准备把帝尧搬到三星堆••••••
上古时期，但凡涉及到历法制定或修订的时代，要么有权力更迭，要么是开启新时代，掌握历法以事农桑，古代君王通过历法的制定得以彰显君威，维护统治地位，以此表明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或政治的权威性！！！历法是各阶段历史篇章的正式开始，没有历法便没有历史，历史上制历远比述史（不早于前841年）更为重要，如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太初历、三统历、皇极历等等。
中国几千年不间断积累的天文摸索星象观测知识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瑰宝，如西汉落下闳的浑天仪，东汉张衡（洛阳灵台）的地动仪等都是为此服务的，唐朝僧一行因发明了具有计时功能的天文仪而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宋朝韩公廉（登封测景台）发明出了中国古代第一架天象仪；元代郭守敬则前后发明了16种仪表，而西方国家的第一座天文台（法国 巴黎天文台）直到1667年才正式成立；明朝北京古观象台（明制浑仪、简仪、清制八件仪器）。
诸位是否有发现一个问题，时间比唐尧早上许多的颛顼歷象，有了“颛顼历”传世，而后世诸多沿用和传承，但克峻明德协和万邦的唐尧也歷象，怎么没有“唐尧历”传承下来呢？即便是后世托作颛顼制历，那为什么不托作唐尧呢？在文献典籍中，乃至今时今日，唐尧的存在感都远远比颛顼强太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对陶寺观测台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农耕经济的四时之令，此处将陈久金等的研究部分结论附上供大家交流、探讨：
考古工作者复原陶寺观象台，摹拟形成由13 根石柱、12 道观测缝和1 个观测点组成的观象祭祀台。经测试和详细记录发现：这12 道观测缝中，1 号缝不具备观测功能，2 号缝为冬至观测缝，7 号缝居中为春、秋分观测缝，12 号缝为夏至日观测缝。除2 和12 号缝各用一次外，余下9 条缝皆于上、下半年各用一次。
因此，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 个时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2 号缝到7 号缝有5 根石柱，7 号缝到12 号缝亦有5 根石柱，两者和为10 根石柱。每两个缝之间象征着一个节气，一根石柱就是一个节气。那么冬至到夏至之间有10 根石柱，象征10 个节气。从冬至到夏至又回到冬至为一回归年，共计20 个节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