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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五年，初巡狩四岳。
【解】：陶寺遗址扁壶的腹壁上发现了用毛笔书写的“文堯”二字（可参考何驽的解说），注意其书写方式，并非利器的篆刻，其它早期的陶文（半坡、丁公、龙虬等）都是随着陶器烧制或用利器刻画而成，陶寺扁壶上的字体却是用朱砂书写的，这给我们对中国文字体系的形成又一个新的视角。 这可以说明陶寺文化应该已经进入了有原始而简易的文字书写和记录的阶段，加上等级森严的墓葬结构和成套礼乐重器的使用说明陶寺遗址也已经渐渐具备初期国家权力中心的特征。因此，个人支持将陶寺遗址判定为陶唐氏帝尧之都的学术论断。
既然陶寺为帝都，唐尧晋升为帝尧，除了制历之外，当有相应的措施体现才行，首先便是“巡守”。
五年，虚数，后世补订，可理解为帝尧晋升地位不久的时间参考，或可理解为据《书•舜典》：“五载一巡狩”反推而得；
初巡狩四岳：
初：最初，开始；这说明“巡狩制”之前没有，从唐尧开始便有了。今言巡守始于五帝时期，笼统的说时间上看没问题，但不论西北系的黄帝、颛顼、还是东南系的帝喾、帝挚等等都没有条件促成“巡狩制”。
“巡守制”的诞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不仅要有天时人和，还要有相当的实力支撑。结合文献记载的“巡狩制”演变与发展来看，个人以为巡守之制当是，始于唐尧，扬于虞舜，形于大禹，表于夏后，用于有商，成于姬周，固于秦汉，见下文解。
巡狩，分巡视和狩猎；巡视，易理解，这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姿态，常见于后世作为；今天对“巡视”理解是这样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先秦，成于秦汉，完备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巡视一直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极具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重要监察制度，诸如御史中丞、分道巡按、巡方御史、八府巡按、总督巡抚等等耳熟能详的名词想必国人不会陌生。
狩猎，可见《尔雅•释天》：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獮，冬猎为狩。任何时期，地域的界限感在动物界都是很明确的，遑论人类，是故，能到别人领地范围内狩猎，这既是彰显实力和社会管理的职能转变，也是超越血缘纽带关系的王权体现。西周《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对王权集中明确彰显，战国之末，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始皇嬴政先后五次声势浩大的巡狩全国各地，用意也是很明确的。经秦汉、隋唐之世“巡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略过不表。
四岳，这便是前文指出的四岳为四方、四镇之地，而非“四岳”这个人，若将“四岳”理解为个人，那帝尧巡守四岳字面上和语意上是不通的。故，《尚书•尧典》其余内容暂不表，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这一段把“四岳”作为个人理解，当是后世为了便宜理解和表达的修撰！
这里要着重指出，巡狩此举不是简单的巡视和狩猎，还意味着具有初级王权性质的“巡狩制”诞生。帝尧时期的巡守制是一种很重要的上古政治体系变革，自东夷地区帝俊系的“上古军事民主制”形成起，到帝尧之世，渐渐朝着权力和联盟扩大化的方向前进，联盟内的大首领逐渐有对附属势力（诸侯）巡查，监督和督促的权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干预和介入，这种“介入”性质的巡狩跟帝喾及以前时期的纯同盟化各自为政之做法有了显著的区别。后来的虞舜很好的继承了这样的体制，如《尚书•舜典》载，不仅如此，这种权力架构体系和表现方式给后来大禹改革颛顼的权力中枢“玄宫”做出了表率，详见下文叙述！
上文个人对“巡狩四岳”的解释可能有别于传统文献对帝尧的见解，如《艺文类聚》、《白虎通德论》、《太平御览》等的“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个人相信上文的解释是可以经受住考古和文献的双重检验的，巡狩是彰显权力的行为，而不是做安抚护佑的工作，如《孟子•梁惠王下》言：“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又如《汉书•宣帝纪》载：“ 武帝 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当然，帝尧取得的文治武功，和儒家之祖的崇高地位是断断不能否认的事实。
接着往下看，
“巡狩四岳”之后，便是对四岳之地进行分疆划野，对属地范围进行规划和编制，当是古代的基本社会管理制度，如：
《尚书大传•卷二》载:“古者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玄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葢虞夏之数也。”
《晋书•地理志》载：“昔在帝尧，叶和万邦，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
《通典•卷三》载：“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既牧之於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於井则地著，计之於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等等
那具体到什么时候有了对区划有明确的划分呢？这已难以考据，这一点从考古上似乎无法获得有效提示，只能从文献典籍中寻找些线索，如《尚书大传》不知起于何时，故言“古者”，《晋书》倒是明确，用了“昔在帝尧”，《通典》则上推到了“昔黄帝”。虽然无法考订具体时间上限，但可以从“迄乎夏殷，不易其制”获得些提示，分疆划野的古国建制至少从五帝时期便有了前例。
从人类社会基本的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一个集体性行为，乃至制度的产生和延续，首先得有具备相当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集团作为支撑，其次该地域在广域范围内具备“居中”的领导能力，能给当时及后世带来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效应，在考古上面体现为该考古文化向周边进行强势输出和覆盖。
“五帝”是不是很具体的存在一时难有定论，但陶唐氏及以后的虞舜，大禹是可以确定的，故，本文以为有“区位建制”性质的分疆划野当是从陶唐氏帝尧开始的，或许帝尧最开始能控制的范围有限，却为中华上古时期的古国建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不有虞舜的“九州十二牧”，禹夏的“五服制”，殷商的“畿内畿外”吗？
唐尧时期在很多层面的工作有开创之功，因此在后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誉，如《尸子》：尧有建善之旌，《初学记》：尧有进善之旌；《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尧立诽谤之木；《邓析子•转辞》、《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尧有欲谏之鼓；《刘子•贵言》：尧设招谏之鼓；《帝王世纪》：置敢谏之鼓，天下大和；《管子•桓公问》：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
虽然不太确定唐尧是不是做得这么尽善尽美，但可以确定的是后世都“希望”他做到了这些，于是我们相信唐尧确确实实在历史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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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七年，有麟。（《路史/ 后纪》十：「尧在位七年，麒麟游于薮泽。」案《拾遗记》一：「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路史》本之，而讹「七十年」为「七年」。伪《纪年》遂云：「七年有麟」矣。）
【解】七年，解为年数即可，非实际年数；有麟，毫无疑问是指唐尧有了帝王之像，在传统文化理念里，一旦出现上古四神兽：龙、凤、麟、龟，语出《礼记•礼运第九》，那一般都意味着有大事件或大人物的诞生，后世说书的还会加上帝星璀璨，紫气东来什么的加于渲染效果，略过不表！
何谓麟？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代表性瑞兽，古人认为它与王朝兴衰有着一定的关联，有时用来比喻才能杰出、德才兼备的人，是故，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之事或德才兼备的人出现。今天我们都是“麒麟”连着说，但先秦时期很少有把麒麟连着说的，一般只说“麟”，比如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西狩获麟，
《公羊传•哀十四年》：“麟者，仁兽也”等，将“麒麟”连着说的，大概是秦汉之后，
《礼记•礼运》：“出土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
《淮南子•地形训》：“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
《抱朴子》：“麒麟者，寿两千岁”等等。随着秦汉以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麋鹿数量急剧减少，之后的古人对麋鹿的印象更多是靠“脑补”的，因此麋鹿便有了被神化的基础。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先秦时期的“麟”本是大型麋鹿，又称“四不像”，古人在给自己取代号，即名字的时候是极为简单的，多是单字，对动物的命名没可能会很明确，大概率只会取一个字代称。为什么不直接称“鹿”呢？因为麋鹿的尾巴比一般的鹿长，体型更大，尤其是鹿角更有型，故；以麟称之，那为什么又有“麒”呢？答，为了分公母，
如《尔雅•释兽》载：“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绝有力狄。 ”
又如《宋书》言：“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
这种后来人为区分的做法也可见于凤，今天也是凤凰连称，可雄为凤，雌为凰。凤凰这种动物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原型可能是典籍记载的鸾鸟，而鸾鸟的原型极可能是会变色的红腹锦鸡，典籍中的鸑鷟、鹓鶵、鵔鸃、鹔鹴、翳鸟、鹖、鹑、鹄、焉、鶠、鵾鸡等各种鸟可能是主要分布在西南及南方地区各种雉科动物的分类称呼，略过不表••••••
麋鹿被誉为神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麋鹿体型虽大，但性情温和，不好斗；
2 寿命相对比较长，有的可以达到二三十岁，这个年龄在四千年前可以媲美人类的中年人了，故有《抱朴子》的叙述；
3 奔跑迅捷，《尔雅》有言：麒麟善走，直到今天北方的鄂温克族还以麋鹿做雪橇，麋鹿在西方的圣诞老人那里也有差事，
4 麋鹿喜食草根，会掘松泥土，有利耕种，如《博物记》载：“千千为羣，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试想，在人口稀少，工具缺乏，人力畜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来了一群免费劳动力，能不感激吗？因此，便有了“麋田”“麋畯”等名词流传于各典籍文献•••••••••
因为古人对麋鹿的喜爱和感激，在麋鹿数量减少不易见到的情况下，其形象便很自然的被各种神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之后甚至被引用到了天文形象，比如《春秋纬》：“岁星散为麟”；《鹖冠子》：麒麟者,玄格之兽,阴之精也，等等；麋鹿神化而为的“麟”（麒麟）的身份和形象发展史，也适用于其他的神兽，如龙、凤、龟，其中以龙形象的形成最复杂，运用最宽广，指代最多样，暂略过不表。
案：龙凤麟龟四大神兽不是属于文化层面吗，怎么拿来谈历史？殊不知历史和文化从来都不分家，也分不了家！现在愈发的盛行以考古来重建历史的做法，并以“考古文化”称之，但考古从本质上来说是去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遗存，它只是去找寻、获取、验证和展现，其本身是一种行为、一门科学、一种探索或一种体现。
其实，考古和文化之间隔着一个历史，考古终究取代不了历史，也无法取代历史。
交作业
【摘】十二年，初治兵。
【解】十二年，虚数，且为参考。
初治兵，三个字的叙述很简单，符合原史记录的风格，记录虽然简略，内容可一点都不少。初，开始；治兵，兴兵事，对外开始武力进行交流；这种作为的历史好处是加大势力覆盖范围，扩大文化输出半径，增强帝都的影响力，最后项尤其有效，详见后文叙述！
因为史上对帝尧九成九的记录都集中在了其文治贤德方面，对其武功韬略记载寥寥，以致今天的我们只是简单的把唐尧当做道德典范和贤者圣人，如
《孔子家语•六本》：“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
《墨子•三辩》：“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
《庄子•外篇》：“昔尧之治天下，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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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人都这样认为吗？主流意见或许是这样认为的，但也有非主流意见的存在，比如：
《逸周书•佚文》：“日本有十，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时为妖，十日并出，故为羿所射死”；
《荀子•议兵》：“是以尧伐欢兜”
《尚书大传》：“尧南抚交趾”；
《庄子•内篇•人间世》载：“昔者尧攻丛枝、胥、敖•••”
《管子•形势解》：“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
《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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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问题，尧治兵的体现似乎多由羿来完成！在传统史料中为了折合这个逻辑差，于是将羿编排为帝尧负责征伐的附属，真的是这样吗？因为羿活动在东夷之地，与陶唐氏本有渊源，不排除善射的羿与帝尧存在军事联盟的可能，但羿的很多行为应该是自发的，算不到帝尧的头上。之所以算到帝尧头上，是因为帝尧成为了五帝代表之一，且极具影响力。
帝尧治兵的功业在南北，不在东西，因为东主要是（帝）羿，而西主要是颛顼集团，这两个方向帝尧大概都管不着，他能工作的方向主要是南北，南主要是丹水江汉云梦泽地区，也就是炎帝共工氏地界，北则主要是晋北蒙南一带，这里是与游牧势力交互的重要地段，帝尧用功也是最多（陶唐氏起家的地方）。
考古上则以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遗址为代表的诸多石城遗迹，其建筑风格与草原上的石城群有关联也有区别，如其“阙”式建筑、瓮城结构、入城线路等等，它是在借鉴草原上石城建筑基础上一种升级和优化，融入了东方哲学的智慧，这种风格的建筑后为二里岗文化望京楼遗址所继承，暂略过不表。
案：帝尧在河这边修城布防，来自草原（河套地区）压力自然而然的转到了河对岸，因此有了石峁古城的修筑，也就是说石峁古城的兴起有帝尧的间接促使。这也侧面证明石峁古城的兴建当在陶寺古城之后，故，石峁古城C14测年的主体年代时间是不太可能超过陶寺古城的。
@tyqxl1030 2021-10-26 09:06:46
现在很多考古研讨会上都在陈述务实的做法，却发表着务虚的看法，请教楼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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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是因为真真切切的工作过，有拿得出手的工作内容，也有说得出口的工作过程，说不清楚过去，但可以清晰的描述出现在，比如三星堆的这次发掘，尽管还是没搞懂三星堆文化究竟是什么，但不影响三星堆的宣传和对考古人员实实在在付出的赞誉；
务虚，是因为还没搞懂挖出来的是什么，该怎么对发掘出来的文物做出合理的解释，怎么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和梳理，因为心里没底所以不得不运用一些专业术语或者自创一些术语来做“解释”。尽管最后自己都可能不太清楚自己做了什么“解释”，但终究是给出了“解释”。
@cdnwpu2019 2021-10-25 16:53:52
案：帝尧在河这边修城布防，来自草原（河套地区）压力自然而然的转到了河对岸，因此有了石峁古城的修筑，也就是说石峁古城的兴起有帝尧的间接促使。这也侧面证明石峁古城的兴建当在陶寺古城之后，故，石峁古城C14测年的主体年代时间是不太可能超过陶寺古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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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侯 2021-10-26 13:23:00
河套地区在万年前就有河套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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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河套人”有考古遗迹遗留，说明河套地区在史前具有很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是个人以为少典来自这个方向的原因之一。
@驻马新乡里 2021-10-27 10:28:58
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往往会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们花这么多钱出了什么效益？几乎所有考古人和历史学者都无言以对，因为除了花钱还真没看到什么实际效益。请教楼主，您觉得考古和历史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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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考古和历史专业从事人员来说，有失敬意，不过考古和历史还真的很难对经济有直接推动效应，在经济积攒期的从业人员唯有用“无用即大用”来给自己信心和安慰，实质上真的是做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很清苦很艰辛，在被问到这个问题难以回答的情况下，意志会发生动摇，以致半道撤出，青黄不接······
对考古和历史爱好者来说，这个问题便不那么难以回答，因为立场和位置不一样，要考虑的出发点也不一样，最主要的是经济来源于其他，相对的云淡风轻，以至于民间历史爱好者产生和历史也不过如此的错觉。我还是要说一句：术业有专攻，考古和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专业的考古和历史从事人员保持基本的敬意还是应该的。
至于说考古和历史有什么价值，我个人的见解是：无价！这个无价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超出想象的价值，具体超出多少无法量化，我认为它可以影响了考古，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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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十六年，渠搜氏来宾。
【解】十六年，虚年；
渠搜氏来宾，渠搜氏是谁？为什么来宾？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来宾？来宾，即来访，来客，这里意为双方交好，“来宾”在《竹书》里引用广泛，大抵为表示双边关系的改善或互通往来之意。为什么来宾，大抵可以从《六韬•文韬•盈虚》获得一些提示，其载：“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橼、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粮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共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本文的理解是，后世对帝尧如此盛誉当为其建立在武功上的文德体现，武功文德相辅相成，恩威并施双管齐下，谦虚谨慎虚怀若谷才是安邦治国之道，所以后来也有对虞舜这样的评价，如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禹又分明如汤、武；观舜称其不矜不伐”。
再来看看渠搜氏是谁？“渠搜”在文献典籍中的记载可为不胜枚举，诸如：
《新书•修政语上》：“是故尧教化及雕題、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
《逸周书•王会解》：成王時成周之会，“渠叟以犬”献。
《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枝、渠搜，西戎即叙”；
《疏》：“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
《汉书•五帝纪》：“北伐渠搜，氐羌来服”；
《汉书﹒地理志》作“渠叟国”，“古县名。汉置，属朔方郡”， 等等等等
注意，“渠搜”非“渠勒”，前者在内蒙宁夏区，历史久远，后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境，为汉西域诸国之一；另，“渠搜”之“搜”与“蜀叟”之“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在中华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广阔的地域空间里，有如渠搜一样能入典籍之地又有几许？
前文说到帝尧对南抚了交趾，而对北向用功最多，“渠搜氏来宾”便是体现之一，故有《孔子三朝记》云：“（帝尧）北伐渠搜，南抚交趾”。今天关于渠搜的讨论和研究不少，其地望大抵可以确定是西北地区，盖朔方之地。朔方又在哪里呢？《尔雅》说：“朔，北方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打败了黄河两岸的匈奴，汉朝便在朔方之地修建了朔方城，设置了朔方郡，其行政中枢就在朔方县，即今天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杭棉旗北。据《水经注•卷三》云：“河自朔方东转，经渠搜县故城北，盖近朔方之地也”。
故，个人认为：渠搜氏，并非具指某一个氏族，而是指某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在黄河“几”字形区域的两岸，即前套与后套（朔方）地区，可能还包括西套地区（宁夏、银川平原）。
为什么要把渠搜氏拿出来单独考据呢？先看看渠搜氏所处区位，再看看陶寺所处区位，他们中间似乎隔着个什么？对喽，就是“三仞之城”石峁。从历史接触来说，河套地区一直与关中的黄帝系华胥氏是近邻，从区位上说，渠搜氏与石峁集团（颛顼、伯鲧）更近，为什么舍近而求远去交好陶寺集团（帝尧 放勋）？遇到这种情况，你说以伯鲧为首的颛顼集团气不气，恼不恼？正如《淮南子•原道训》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然，又能如何？
“渠搜氏来宾”仅仅五个字，就足以说明此时陕晋地区的历史格局，这便是经济、政治、文化与策略的较量，雄厚的经济实力（见前文述），辅以灵活的外交（货殖，见前文述），再加上强大的军力（初治兵）作为保障，“异族来宾，咸来归附”不是没有道理。再回过头来看看传统文献典籍对帝尧和伯鲧的评价，帝尧的“虚怀若谷”，伯鲧的“刚愎自用”，不过是应对不同局势的不同理念和方法罢了，动辄向“道德”层面寻求解释，却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
案：再次重申，颛顼伯鲧跟帝尧放勋本属两个西北和东南两个集团，二者本不存在隶属关系，可能还有点对立的意思，是后来的史书典籍，如《书》《史记》等，将二者“收编统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