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的战士 2021-10-28 10:16:17
考古学夏文化研究是破解早期中国文明特质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观点针锋相对。当下,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文献所记载的古史传说是否能与考古遗存对应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似乎不是简单的能，或者不能的问题。请教楼主，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夏是信史吗？夏存在吗？您对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有什么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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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您好，关于夏是否存在的问题，我多次表达过一个观点，夏 在历史上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存在过的，只是它没有按照我们容易理解的方式存在，开这个帖就是为了寻夏，并给三星堆做注的。北大孙教授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这本书出来有两三年了吧，孙教授算是夏存在的坚定支持者，但就这本书体现来看，孙教授可能还是没有弄明白夏怎么来的，这本书前半篇幅大多是在做已有的夏记录资料的整理，而后半部不出意外的是在找考古学证据，可能是期望给前半部做支撑的，最后做出的结论相对潦草，因为这样的做法太多太多考古人员在做。许宏的《最初的中国》以及其他对二里头文化的论述或许更有参考价值，读者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做好区分和选择。
@72年的战士 2021-10-28 10:28:48
问题二：曾经的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夏肯定是一个‘客观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就是它见于从东周尤其是战国，到汉代两晋人的口中笔下，是他们对曾经可能存在过的一个族属或者王朝的追述。夏，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不否认夏的存在。但在考古学上，目前夏处于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状态。在没有出土如甲骨文那样自证性文书材料之前，这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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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队长现在是《夏文化研究班》的班主任，我觉得他不能先预设立场，因为一旦预设立场后思路会受到局限，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发言更是覆水难收，很可能到了后面真出现线索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自我掩护”。从逻辑层面来说，许队长的见解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还需客观慎重对待，尤其对考古和历史相对欠缺的朋友，要分辨很难的，就连易中天教授信誓旦旦的说中国文明只有3750年的时候，他的理由就是咨询过许宏先生，不好，不好！因此，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一定要谨言慎行，我们成天放炮仗大不了呵呵一笑，你们可就不行了。当然，我个人的态度是，我对我说过的不仅负全责，也拥有一切权利的态度依旧不变
接上文，行文略显仓促，请大家多理解担待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古学上的体现当是陶寺早期与石峁早期的交集应不会太多，反而齐家文化与陶寺早期文化应该有些交集，发生文化关联在考古方面想必该有所体现才对。然而，这种情形随着陕北石峁的崛起，伯鲧领导的颛顼集团开始在陕北、河套乃至南西伯利亚等地区逐渐形成影响和控制力的时候，形式便发生了一些变化！详见后文叙述！
【摘】十九年，命共工治河。（《书/ 尧典》：「共工方鸠功。」郑注：「共工，水官名。」《周语》：「昔共工弃是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是共工本是水官，又曾治水，故遂有先鲧治河之说。）
【解】，十九年，虚数，且为参考！
命共工治河，谁命？共工？还在？治河？哪条河？
按照字面和直观意思理解，当是帝尧之命。那真是帝尧之命吗？非也，华夏大地历史上当存在农业灌溉挖沟排渠的历史事实，但要说出现能影响到大江大河走向的水利工程，四千年前怕是没有的。中国历史上但凡能留名的，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水利工程，除了千年工程都江堰以外，似乎就没有两个获得过历史赞誉。注：都江堰的基础工程本不是李冰主持的，而是古蜀人自己创造的，可参看《古蜀史说》的论述！
命共工治河，真正含义是，共工氏（炎帝系）自发的在自己领地范围内做挖沟排洫的农耕灌溉排泄工程，这个范围当包括了江汉地区和南阳盆地大部，东抵大别山地区。此共工氏当不是与颛顼争雄的“共工”，可能为“首方颠”的术器、“平九土”的句龙、又或者是“社神”后土，本文以为术器、句龙或后土，又或者其他称呼可能是不同典籍对同一人同一族的不同称呼，大抵可理解其为炎帝系共工氏。
治河，治黄河吗？应该不是，江汉地区主要是两条和汉水和丹水，其次是云梦泽，从水系分布图上可以看出真正滋养河南地区的其实是淮河，如果共工要治河的话，应该是淮河在河南地区的支流，比如颍河、汝河、沙河等。咱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河水流经的地方所遗留的考古遗迹，比如王湾三期文化，这些地方的文化现在为考古界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等考古学知识将其一味的朝“中原文化”靠，本文认为是不恰当的，此举枉顾了史实素地。正如前文所述，这个区域本是云梦泽势力（炎帝）的常规覆盖范围，也是东南西三股势力的交叉融合区域，它不是简单的属于哪个文化区，也不单单属于哪个历史人物。这片区域的遗留文化是三方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前文已做详细叙述，这里便不再展开。
在共工与颛顼逐鹿中原后，颛顼在关中地区的华胥氏帮助下惨胜（败退）后退守河湟地，共工氏惨败（据守）豫荆地，共工氏之后（云梦泽势力开始崩解）术器抑或句龙开始经营江汉南阳这个曾经的“天下之中”，于是平九土拥九囿，被后世誉为“社神”，是为后土。本文认为，与该历史记载相对应的考古文化和遗存，极大概率为石家河中期文化，该文化的北上也在王湾三期文化中有着明显的考古学体现，略过不表。至于帝喾败术器，则是后话！
由此可以看出，距今4200年前后，两淮之地的帝喾（帝挚），河济地区的少昊帝羿，陕北河套的颛顼伯鲧，江汉南阳的共工术器等等，皆是一方霸主，与晋南地区的陶唐帝尧平级，而非隶属！除了这些赫赫有名的区域霸主外，还有一些隐藏的“雄主”，或有潜质成为雄主的势力，如诸冯之地的有虞幕、有虞迥，见《上博简•荣成氏》，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落？因为虞舜。
@八百里秦川958 2021-11-01 21:44:48
请教楼主，现在考古界几乎不再以考证夏朝为目的，仅仅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承的一种假想，这样做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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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你好，这样的做法如果是因为考古无法突破，而被迫无奈而弃寻夏之路，可以直言我们考古这道走不通了，希望历史研究或其他业界的朋友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如果这样说，我觉得考古界态度至少是负责的，也是诚恳的，值得点赞！如果因为自己本身走不通了，还一味的撇开历史，用考古重建历史的思路生拉硬拽，这不仅不明智，而且也是不负责的。
考古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前面讨论过的，夏朝的重要性其他不多说，我就说我们自称是“华夏民族”，如果连“夏”都搞丢了，我们应该怎么树立民族自信？连“夏”都照不出来，还谈什么“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又该怎么建立文化自信？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若不把“夏”找出来并说清楚，是今人之耻，之罪，考古界，历史界，学术界，乃至我们大众都是要反思和检讨的！
合黎03：2021-11-01 18:07:56 评论
要有证据，不能靠猜。说帝喾在淮河，颛顼在陕北，少昊在河济，很容易，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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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合黎朋友提到了如何提供证据的问题，我想了一下，这是一个很具体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特地提出来仔细回复一下！旨在探讨和摸索，并非是要说服和争论，我不认为我能说服其他人，于是也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请多理解。
首先，如果这位朋友读了我前面写的，应该不会说“要有证据，不能靠猜”，你说的证据，应该是你能理解的“思路和想法”，来自于考古、文献和逻辑之类的说法，如果说要文字记述类的明确资料，我真的没有，不过考古遗址，考古体现和器物等我前面都有分析，为什么说颛顼在河济，颛顼为什么又去了甘青，后来石峁怎么建立的，我前面有个人的思路和论述，也有我的理由，感兴趣的话，可以再看看。我前面不仅说了帝喾，颛顼，少昊，我还说了炎帝在云梦泽，黄帝来自甘青蒙，还去了辽西，还说了伏羲，太昊等等，这些的“证据”我只能根据考古体现和我个人思路来构建，当然算不算证据只有另论了。
其实我们普罗大众的很多想法和见地更多的是来自业界学界的看法延伸，受到了许多“大佬大咖”思路、理念和方法的限制，以致我们很多思路都是沿袭了他们的；当然也有许多不关心，或者根本没工夫关心学界意见的朋友则靠更多自己的“脑补”和想象，无可厚非，但是每个行业或学科一旦深入后，你会发现，它是有方法的，有讲究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掌握其内核的，要付出很多精力、时间去学习，推导。
所以，在我看来，合格的“证据”应该能经受明确的阶段性考古体现和文化连贯性输出，在文献上也可以找到些支撑，同时能符合历史逻辑，习俗语言乃至人类体质等多维度的考验，也就是说历史本质应该是在时空上是连贯的，前后沿袭是有迹象可循的，文化传承之间是不违和的。至于考古界说到的“自证性材料”我真没有，比如二里头出土了写的明明白白的，“我就是夏都”几个大字之类的，我提供不出来，两千年前的司马大人大概也给不出来！
我不认为我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我只是让我的推导思路尽可能的接近历史真实，符合历史逻辑，能经受住来自考古，文献，甲骨，金文等多方面的考验，仅此而已！
再次重申，个人的态度只做探讨，不愿争论，我非上帝，信我也得不了永生，我就一路人甲！
继续
【摘】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
【解】二十九年春，时间，虚数！事件，僬侥氏来朝，干什么？贡没羽！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僬侥氏”，二是“没羽”。那么，僬侥氏是谁？他存在吗？他来在哪里？他来干什么？贡没羽，既然是呈贡，难道不能贡点更稀罕的物件吗？
先看僬侥氏是谁？他们存在吗？先看看有关文献典籍的记载：
《国语•鲁语下》言：“ 仲尼曰：憔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 董增龄《国语正义》解：“憔侥，西南蛮之别名。疏《淮南隆形训》：‘ 西南方曰憔侥。’
《太平御览》引《淮南》高注：“憔侥人长三尺，衣冠带剑。” 《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小人国，在大秦南，人馋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憔侥人，其人穴居也。”
《说文》载：‘ 南方有憔侥国， 长三尺， 短之极。’ 《山海经•海外南经》说：“ 周饶国在其三首国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曰焦侥国在三首东。” 长臂国“ 在憔侥东”。袁坷校注郭璞云“ 其人长三尺，穴居，能为机巧，有五谷也。
《帝王世纪》载：“有僬侥氏来贡没羽，厨中自生肉脯，如翣形，摇鼓自生风。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又有草夹阶而生，随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数，惟盛德之君应和而生。故尧有之，名蓂荚，一名历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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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僬侥氏的记载还有许多许多，这些似乎都可以佐证，“僬侥氏”这个氏族，或这样的种族在上古时期是存在的。僬侥之称，本是中原地区对四夷之地身材短小之人，略带轻蔑意味的称呼，盖“侏儒”之意。不过，我个人更愿将这个上古人群称为中国上古版的“哈比特人”，这个人群虽然个子矮小，但很聪慧勤劳，为人亲善，善于机巧工匠。另外，僬侥氏并非只有三尺之长，“三尺”仍旧是中原人略带鄙夷色彩的描述，另外《太平御览》也有一尺五寸的说法，《列子汤问》里还有一尺五寸的说法，且说有长“九寸”的，跟“拇指姑娘”一般大小的诤人，这个夸张就有点过了。
僬侥氏又来在哪里？
根据中国广地域考古发掘和墓葬骸骨的出土检测结果，能获得墓葬待遇的大都是彼时的社会上层，底层平民几乎入不了土（不封不树）。由此可以推测，几千年前，在黄河以南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上古人的身材普遍偏矮，其中有人种原因，也有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的因素，成人能超过1.6米的比例很小，大多在1.4~1.5米之间，抑或更矮！故，僬侥氏的大地望范围大致是黄河以南，结合典籍记载僬侥氏在西南夷来推测，至少在春秋战国之世，有一定影响力的僬侥氏当是在西南地区，即云、贵、川、渝、桂。那其他地区如南方、南中甚至东南亚是不是就没有“僬侥”了呢？我认为是有的，但相对没有西南地区的僬侥历史存在感强！
僬侥氏来干什么？贡没羽！本文认为，这里不应该用“贡”，应该用“宾”或“贿”（有贝）。“贿”最原始的意思是社会上层之间的礼物馈赠或交换，后世逐渐演变为“朝贺”，“纳贡”，具有贬义寓意的贿赂，则是后话。故，“贡没羽”当是僬侥（地区）与帝尧（陶寺集团）之间上层相互交流的体现，属于并行友好的外交关系！
相互交流的产品是“没羽”，即没羽箭，大致意思可从《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中领会，如“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说明该僬侥氏善于制作良弓好箭，能为机巧。在青铜武器出现前的上古时期，除了木棒、骨棒和石块外，最具远距离攻击性当属弓箭，关于弓箭的制作和描述可参看弓箭制作的专业资料，《古蜀史说》中也有一些描述！
故，僬侥氏所贿之“没羽箭”在帝尧时期时当是非常宝贵的器物，用于古国（部落）之间的交流馈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案1：僬侥氏（中国版哈比特）在典籍中的高出现率，充分说明该部族（人种）在上古时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地区）和生命力。
案2：那为什么会被忽略呢？是灭绝了吗？本文以为，这样的部族，或类似这样的部落不是被遗忘了，族群减少是可能的，但没有灭绝，之所以有“消失”的嫌疑是因为被转嫁，兼并和同化了，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典籍中他们也有了不同的称呼。
@历史的天空qxl 2021-11-04 13:54:39
读这帖最大的感触是 这楼主的视角和思路异于常人 但切的很准，文中提到的渠搜，僬侥这些别说历史爱好者就算搞史学研究的恐怕都没几个去关注的，为什么楼主却花如此多精力去考据？请教楼主 是有什么含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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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您好，这个问题有几个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一则是竹书里面有提到，二则除了渠搜，僬侥等不为人知的上古部落外，后面还会介绍其他的，历史上可不止是五帝或其他大氏族，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但为中华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存在，让我们试试看能否找出其线索痕迹！
@字水一滴 2021-11-07 09:21:39
楼盖到这会儿似乎碰到了一块天花板。有意义的新料和题目难以再现。何耶？恐怕是与建楼时的目标和方法有关。
楼主建楼时好像有一个宏愿，打算重建一部上古史。这并无不妥。问题是出在楼主所做仍然是在古籍的基础上（加了一点现代考古资料）去建立一个包络万邦的王朝更迭体系。但是，根据近现代学者对甲骨文、古代典籍以及青铜器铭文的释读，三代之前，这皇那帝某氏某族没有哪一个是可靠的。在《尚书》《山海经》《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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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字水兄的评价和赐教，我只是做我能做到的，没打算和谁比较，至于重建上古史这个宏愿，我也没许过，我只想按照我的思路做我想做的，做我能做的，至于其他的就一笑而过吧！如果字水兄愿意，我前面说过的大话和做出的承诺，还请您和师友们一起做个见证，看我说的能否经得起我自己列举的那些因素的多重检验，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继续
【摘】四十二年，景星出于翼。
【解】四十二年，虚数！
关于“景星出于翼”的记载也可见于《尚书•中候》：“帝在位七十载，景星出翼，凤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后东汉王充的《论衡•是应》引作：“尧时，景星见于轸”，少了个“七十载”；另，汉代谶纬书籍《春秋感精符》引作：“灭苍者，翼也。”彼注云：“尧，翼星之精，在南方，其色赤。”•••••••••
景星是颗什么星？
《尔雅•释四时章》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气和为景星。”景星盖为四时气和之名；
《汉书•天文志•第六》载:“景星者，瑞星、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这里的景星便有些虚幻了，与“有道”挂上了勾；
《晋书•天文志•瑞星》云：“瑞星，一曰景星” ；“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黄星在赤方气中，亦名德星。”亦言“有道”，与德行挂勾；
等等
从古籍记载来看，景星并非具指某一颗星，而是指代天象出祥瑞现，寓意天下大治，太平美好的意思；随着咱们考古工作的深入，自荥阳青台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北斗九星罐”以来，因为比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还超出了两颗，考古专家和相应学者就开始研究另外多出来的两颗星是什么？古人认为在其斗柄 3颗星附近还有两颗与北斗星相关的星， 是北斗星的辅佐星， 分别被称为称“辅”星和“弼”星（这两颗是暗星、时见时不见），参见《云笈七签》24 卷、《黄老经》相关记载。加之，北斗九星的概念也广泛运用于《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奇门遁甲》等略带玄学色彩的典籍中，更是引发了后人研究的兴趣。故，有专家学者把那两颗暗星的其中一颗认为是超新星（爆发）。
另外荥阳青台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北斗九星罐”附近还有一副完整的麋鹿骨甲，这个现象更是激发了研究者的想象，有学者认为北斗九星阵图为黄帝的“帝车”，瑞兽麋鹿则是用来拉车的，这个揣测也不无道理，《抱朴子•内篇•杂应》有载：“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卢蹻”，这个理念更是成为了道教“龙虎鹿三蹻”理念。
如果咱们稍微再开发一下想象力，或许还有更有意思的收获：隔壁，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晚上才出门的，头戴红色帽子，身穿红色衣服，脚蹬黑色靴子，扛着个大袋子的白胡子老头，驾的也是似乎鹿车！此说仅做联想参考！
是故，将景星认为是象征太平美好瑞星，当可站得住脚。注意：这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象征美好的景星不论是出于翼，还是出于轸，根据“星宿分野”的传统划分来看翼、轸之野是为楚地（荆州），这与帝尧（陶寺）所居冀州（胃、昴、毕）的地望是严重不符。
这麻烦大了，不是说帝尧之时贤德无双天下归心吗？象征美好的瑞星应该出现在冀才对，怎么跑去南蛮之地？南蛮之地怎么能比冀州还美好？帝尧之德放勋于南蛮？还是说《竹书》《尚书》等书籍记录有误？？？？？？
继续
接上文
如果按照现有的史料文献和典籍资料来梳理这一段注定要炸雷，难以理解的矛盾和不合理将让今天的我们再次将《竹书》推往伪书的墙角。本文认为，这段话记录虽简，但相当精准，结合前文梳理的思路来看，所谓南蛮之地具有的文明水平不仅不亚于陶寺所在晋南地区，而且犹有过之，因为此时以（后）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文化圈（童恩正先生言其为“文化龛”）正在云梦泽周边大放异彩。这种小农文化龛形式的史前聚落结构相比于北边的相处模式，略显封闭，但胜在聚落向心力和内聚性强，部落结构坚固而稳定。
是时，石家河文化与陕北的石峁集团的联系远比与陶寺集团密切，南北联系通道并没有跨越黄河，而是走的丹洛走廊（涢关、商丹、武关、关中），这条被忽视但异常重要的走廊上有一些很重要的聚集点值得高度重视，如郧县青龙泉、淅川下王岗、均县乱石滩、房县七里河等等，还有一条连接汉中江汉的很重要的汉水走廊（大寺遗址），此处暂略过不表。
陕北、渭水、汉水、丹水流域之间的联系在考古上的体现是很多的，如石家河中晚期文化不论器物用度还是丧葬模式都有不少北方色彩渲染，这方面的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很多，可证一二；另，在历史上的体现便是以伯鲧为首的颛顼集团再入荆楚，之前的祝融八姓，之后的吴回六支，详见前文所述！
除此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南阳江汉的炎帝系后土句龙势力范围再次覆盖黄河中游至长江中游地区，并试图向上进取，这在典籍里的记载为“南蛮不服”—可见《帝王世纪》载；“南面之贼”—可见《庄子》载；此时兴盛的石家河中晚期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可不是什么“南蛮”“南贼”，而是对后来的中华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云梦泽史前文化。奈何，以共工为代表的云梦泽势力（三苗 鲧 歡兠）终究是被披上了“四罪”的披挂，无言以对。
本文坚定的认为，“景星见于翼”的记载并不一定是说晋南的情形，可能是指南阳江汉之地的繁盛，与该记载对应的其余文献典籍乃至研究著述依稀可见，只是碍于“王道正统”记载的权威性和选择性，无视了这一支重要的史前文明推动力。
注意，不仅有“景星见于翼”，东方还有颗紫微星在冉冉升起，他就是有虞氏舜，详见后述！
案：印度东北六邦之一的阿萨姆邦高哈蒂市有一座古老的“九星庙”，据庙里的大和尚说，梵天最早坐在这里发现了天上的九颗星星。从那时起，便有了天文学和星相学，在漆黑的庙内， 树立着九个林伽， 表示九颗星星，还有九个窗户， 通过九个窗户可以看到天上的九颗星星。
据此推之，阿萨姆邦的这座最古老的九星庙，与距今5300年的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此处暂略过不表。
【摘】五十年，帝游于首山。
【解】上面刚说到“景星出于翼”，帝尧紧接着就去搞了“视察”，视察地点首山，即秦岭最东边的伏牛山之首，此处已抵近南阳盆地，遥望江汉。请注意，这里可是云梦泽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很明显，处晋南豫西的帝尧踩过界了，为什么帝尧会踩过界呢？因为晋北形势的急剧变化，又因为汉西的颛顼伯鲧和汉东的后土句龙，原因是多层面的！如今流传的绝大多数文献典籍里都说帝尧功勋德昭礼贤下士以德服人，如：
《荀子•大略》：尧学于君畴；
《列子》：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亿兆愿戴己与，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云:立我臣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帝尧师子州支父；
《新序•杂事五》：帝尧学州文父；
《韩诗外传》：尧学乎务成子附；
等等等等，帝尧似乎靠讲道理就春风化雨般让天下归附，真是这样吗？非也，我们来看看些许持不同意见的典籍记载：
如《庄子.外篇天地》：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这便是帝尧其时面临的历史背景！又如《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寿、许由为师。尧征三苗于丹水之浦，非一战功成，而是一个长期的拉锯战，一直拉锯到了帝子丹朱！
如上可见，贤德认知明显占据了历史主流，非主流意见被尽管被忽视，但终究保留了零星记载，也不容易！那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这些资料的是非曲直呢？既然文献典籍不能给出提示，那我们看看考古迹象：
距今5000 年时，北方草原因大面积降温干旱，红山文化快速消失，在岱海地区也出现了长达300至500年的农业文化空缺现象，从此，中国北方文化的中心逐渐由西辽河流域转移到内蒙古中南部，这就是以石城建筑为标志的老虎山草原文化群。距今4300年前后，以老虎山为首岱海文化圈（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海生不浪文化等）开始东进和南下。
向东，石城建筑技术、青铜技术和鬲文化因素渗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
向南，构成了朱开沟文化的主体，并直接促使了石峁文化的形成（见前文述）；
另一支沿汾河谷地逐渐南下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成为进入文明阶段的陶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来到距今4200年左右，进入到陶寺中期文化，在此期间，面对各方的压力和时局变迁，帝尧（极可能是陶寺集团历届领导者的统称，而非一人）对陶寺集团进行了改革，这方面在典籍里几无记载，但可在考古上发现端倪。据陶寺发掘资料显示，陶寺遗址已经有了王权性质的威权模式，此时 社会资源被更多地投入实用性的建筑，如大型防卫设施的夯土城墙、环壕、宫城等。但宗教祭祀方面却相对简朴，这在陶寺遗址中也有充分表现， 如陶寺遗址公共墓地发掘的１３００ 多座墓葬可以看到， 除了极少数大型墓与部分中型墓外，占总数９０％的１０００ 余座小型墓无随葬品或仅有极少的石、 骨器具随葬，这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奢靡葬俗有极大区别。
接上文
但是陶寺遗址所表现的王权、神权结合的属性仍十分明显，例如该遗址大型墓随葬成套石斧、石镞、玉（石）钺、瑗、鼉鼓、特磬、龙盘等重型礼器，其中型墓亦随葬成组陶器和玉（石）钺、琮、瑗、佩饰等礼器。这些司掌宗教神权的人物，显然也是掌握着该部落组织的世俗权力的人物。 再比如在陶寺墓地 Ⅲ 区中部，五座随葬鼉鼓、特磬的大型墓集中在一片……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
同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这明确反映了当时王权与神权在结构配置上正发生变化。从随葬的成组陶器和玉 （石）钺、鼉鼓、特磬等大型礼器来看，世俗王权的 “强制”性力量占据着更加主动的地位，族权的地位也日益突出 。这说明其时社会“权力”已经由一种实用、经验型的“权威”存在，演变为以王权为核心，包括神权、族权的三位一体的“威权”存在，首领兼巫师则是这个政治场域中的运作主角 。
诸多考古迹象表明，陶寺文化中有诸多东方文化西移的痕迹，然后与当地文化融合，陶寺文化早中期，社会上层人物当以东夷殖民者（帝喾、帝羿、陶唐等）为主，他们力图维护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等级制度，这些考古现象和陶唐氏自东向西（自尧王城经唐河入晋，即冀），自北而南（从晋中太原之“晋阳”南迁晋南临汾之“平阳”）的路径是吻合的。
因此，本文认为陶寺集团在这期间完成了具有自愿性质的原始军事民主制向带有责任与义务性质的军事民主集中制方向转化和过渡的实质性作为，并且出于内外因的激发，开启了对外用兵的模式，以王权为核心的威权模式开始渐已形成，其最佳体现者便是“后期帝尧”，抑或帝朱（丹朱），历史事件便是“唐伐西夏”，如《逸周书・史记解》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准确的说，应该是“唐逐西夏”，而非“唐伐西夏”，考古体现可见陶寺早期文化取代临汾盆地的西夏文化，西夏退至运城盆地，然则陶寺中期文化继续向运城盆地扩张，放逐乃至亡西夏。此处不禁要发问，唐为什么要伐西夏？西夏是谁？陶寺时期就有夏朝啦？败亡后的西夏又跑哪里去了？……
至于，“尧让许由”、“许由洗耳”不过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衬托“诸多前期帝尧”放勋之德的后世理解，真正的原因则是世事变迁形势剧变！帝尧与许由（们）之关系，大致可从刘备与诸葛孔明之间得到一些提示，二者形势或有异，考量或相似。《三国志》载刘备临终与诸葛孔明的对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孔明的反应是：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一个即便是真心想让，一个也真不敢取！！！最后，要么选择远走他乡免惹是非，许由便做出了明智选择，其实西周也有一位，猜猜他是谁？要么选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如诸葛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