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有本经 2021-11-18 12:08:10
楼主先生，夏朝目前没有任何明确文字记载的甲骨文出土，连许宏都认为夏除非出土“自证性”材料否则夏朝很可能是个传说，你如何能找出夏朝，并证明其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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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你好，关于夏朝，没有明确文字记载并不代表其不存在，考古上能找出“自证性”材料固然极好，但找不出也不能否定其“客观”存在，可能是今人认识出现偏差或者能力不足罢了。前面个人重申过多次，夏朝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存在，我们不仅要说清楚夏是怎么来的，它以怎样形式存在，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是什么，还要说清楚为什么甲骨金文竹简帛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们所理解的夏？咱们结合文献、考古和历史逻辑，用事实说话！能不能找出，是不是找出不该我个人说了算，在推论的最后让所有读者来评判，也希望方家的考校指正！
真正的历史当是浅显易懂的，因为它应符合历史发展最基本的定律，之所以晦涩不过是不知道不清楚把问题搞复杂了，所以客观的历史应该是稍有历史常识的普通爱好者都能判断合不合理，有没有道理。
接上文
陶寺集团具有军事民主集中制的威权理念，帝尧（们）的改革措施也可从（丹）朱筑城于陶寺以东窥视一二，即长子城，鸿郎城、丹朱城，其地望盖山西省长治与高平之间，如：
《世本•作篇》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
《十道图》载：长子城，丹朱所筑。丹朱，尧之长子，因名，亦名丹朱城。
《太平寰宇记》载：鸿城，俗号为鸿郎城，即帝尧时，丹朱所居。此城是也。
《高平志》引《方舆胜览》云：丹朱岭在县北四十里，长子县界，以尧长子丹朱得名。
文献典籍中不都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吗？后稷是谁？他为什么放丹朱？陶寺中后期的历史格局发生了怎样的裂变？………
盖，自陶寺中期始，即距今4200年前后，中原地区（陕晋豫）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争斗逐渐丰富起来，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中的人物，乃至故事从这个时候起都开始剧增，可喜的是，这般剧变慢慢开启了三河之地（河东、河南、河内）做为“天下之中”的历史格局，中华史前史便有了史料明确记载的区域（冀）领头羊；遗憾的是，历史的局限性给后来者带来了很大的认知障碍，促使后来者不知不觉的、前仆后继的掉进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中原模式陷阱”。
进而，带来了认知狭隘、历史偏移和刻意取舍等做法，比如伯鲧本属于颛顼集团跟属于帝喾（俊）集团的帝尧本是平行关系，并无隶属可言，但后世典籍资料却是以讹传讹，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 。又如《吕氏春秋•行论》也言：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 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 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吴刀。”凡此种种，出于学说构建和理论阐释的需要，可以理解，但需谨慎采用。
当人类历史出现裂变的时候，仁义道德将无法维系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此时唯有血与火的交锋才是纾解压力的真谛，纵观整个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养成史，皆是如此概莫能外。现存的中国史前史资料几乎都是后世根据彼时社会价值观，层累构建起的诸多解读“历史”的理想模型或理论方法，其本质是着力于人文思想的积累、重构和运用。
实际上，史前史是一个认知模糊的混沌（chaotic）状态，一个不合理的初始假设在气候、地理、人文多重或然率的加持下，必然会导致后来认知出现巨大偏差，继而不可避免的走上不断重构、纠偏和层累的道路。
伯鲧之死，唐伐西夏，虞舜西进，后稷放朱……一旦相对平衡的格局被打破，事态的发展便亘古不变的遵循着“熵增原理”，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秩序愈发混乱而无序。
本文认为，中国历史的形成过程是人类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非线性、高阶次、多回路的复杂系统，中国在天文学、农学、医学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可见一斑………简言之，中国历史的养成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缩影，中国文化的习成是研究人类文明硕果仅存的活样板。
接下来，咱们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看咱们史前历史是如何走向，史前文化如何衍化，试着拆解一下我们的“高阶次非线性复杂系统”！
案：其实，我们现在认知的“道德”和“道、德”之本义有严重的偏差，现在的“道德”泛指个人思想及品德，但“道、德”的原始本义（道家）是指自然的运行规律和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也就说“道、德”（太一）的本义是规律（阴阳）、逻辑（五行、八卦），这跟即是古希腊哲学起源，也是西方科学思维起源的米利都学派（艾奥尼亚地区）水生万物之“本原思想”在方法论上是相似的，但在认识论上又有差异。那么，为什么中西方上古思想会相似又相异，之间有关联吗？若有，那关联何时发生？怎么发生？二者的差异又是什么？差异在哪里？详看后文的论述！
反思，尧舜的“放勋”（光华）和“重华”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个人品质，还是发展规律？
@老聃指路者 2021-11-22 12:05:23
请教楼主，我们当下的考古和史学研究的困局，问题出在哪里呢？有什么突破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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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您好，这个问题有点大，按理说轮不到我等置喙，我个人的见解，仅为一参做不得数。咱们的考古的由来路径是清晰的，但我们学的比较粗糙，最关键的是最初考古的定位是“证经补史”，以致走了很长一段心累的路，因为越考古越发现，不仅不能“证经补史”，反而给我们既有的史学框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直接让“疑古思潮”做强做大。有差异和思辨是极好的，最麻烦的是，我们在质疑我们自己既有的文献典籍的时候，把西方的历史文化全盘接收，以至于我们现在又得重新从考古上去寻找“自信”，以及花费更多无谓的精力去“辨西方的伪”，得不偿失。
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认知不足，理解不足，又或者是我们已经陷进了几千年来我们自己给自己编织的美好梦境，不可自拔！在这样的历史、社会、人文氛围里，从上到下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要从新认知我们自己难上加难，疑惑、纠结、难过、争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会是常态。
突破口，有一个，我们是否能勇敢的，坦诚的，理智的正视和接受我们过去已经发生过的美好和不美好
接上文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明了了，陶寺集团需要应对北面之祸和南面之贼，分为几个步骤做了应对，首先，便是前文所述筑丹朱城于东，西合石峁集团；其次，在晋北加固防线，整顿关市，防草原势力（北祸）的南下；再次，联合以虞舜为首的东南势力，巩固同盟；最后，集中兵力应对云梦泽势力，即所谓“南蛮”。这些措施在考古学的体现便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石峁文化开始向进入晋南地区，并且形成影响，比如陶寺文化中期的空三足器就是石峁文化的体现，陶器面貌也呈现出巨大差异，其次陶寺中期墓葬中人骨形态与早期的出现很大变化，同时动物种类和畜牧资源开始增多，比如绵羊和黄牛等等，种种迹象表明，自陶寺中期其就有不少外来移民自北而南进入晋南地区，这里面就有有邰氏。想法很好，但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比如唐伐西夏后，石峁和陶寺之间便出现了隔阂，在虞舜殛杀伯鲧之后，陶寺联盟虞舜集团更是加剧了矛盾，为后面后稷与丹朱之争埋下了伏笔。
虞舜集团怎么起来的，此处先不表，留待下文帝舜篇详表，因为虞舜的起家不仅传奇，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乃至人群结构面貌。虞舜与伯鲧之争的缘由前文做了详述，此处不再赘述，不过，伯鲧之死也是“唐伐西夏”的一个重要诱因，因为尧舜之际，历史格局展现出“华之二彰”对黄帝势力和炎帝势力的战略进攻态势，尧是自北而南，舜是自东往西，此历史事件也可以理解为龙山时代战国时期的“逐鹿系列赛”。
下文想说陶寺集团的行动，以尧战有苗为例，文献有载：
《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淮南子.兵略训》：“尧战于丹水之浦。”
《论衡.恢国》：“尧有丹水之师。”
《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
《北堂书钞》：“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
等等等等
结合文献和考古来看，尧战有苗于丹水这个事件大概率是存在的，丹水在丹江流域，盖今之丹江口，为学界共识。个人认为该事件的重点是尧战有苗怎么会在丹水？理由很简单，伯鲧陨落并不是说颛顼集团就灭亡了（玄宫还在，石峁还在），可不能忘了，此时还有颛顼之裔的祝融八姓、吴回六支在丹江、汉水、巴荆之地，实力依旧强大！所谓的“四罪”之一平九土的共工句龙不是在黄河中游吗？被后世尊为社神，地位这么崇高，贤德无双的尧舜怎么连社神也不放过？
打开中国版图就会发现问题，伯鲧东进与虞舜集团争雄，落败身陨，石峁集团出现震荡，陶寺集团趁势逐西夏夺得晋南地区主导权，游首山不过是南进战略试探。虞舜“战神”的名号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历史上的尧舜关系可不是贤翁佳婿那般和谐，同样，虞舜不归属帝尧管辖，虞舜东进自然也不是帝尧的授意。
站在历史角度上来说，虞舜取得的历史业绩，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帝尧（们）所不能比拟的，待帝舜篇叙述完毕，自有论断。虞舜战共工句龙，胜！尧战有苗，胜！共工、三苗（有苗）、鲧、驩头，四罪除去三，还有个驩头呢？不急，此时虞舜的历史工作才刚刚开始，详见后文叙述。
“中晚期帝尧们”逐西夏，伐有苗，取得的成果是喜人的，站在实力角度上的“和谐”也是存在的，于是便有了帝尧（们）的意气风发。
接上文
【摘】乘素车玄驹。
【解】乘素车玄驹，这是后世理解的帝王“座驾”标配，如《尸子》载：“君天下者，麒麟、青龙，而尧素车玄驹。”
《五帝德》载“尧丹车白马。”
《五帝本纪》载：“尧彤车，乘白马。”
尸子所言，誉美程度明显不够，因为素车，古代一般指丧事用车，这里的素车当是为了表彰帝尧简约的做法，而玄驹很明显是指黑色的马。到了秦汉之世，古代学者们似乎觉得一个帝王坐“黑马拉素车”是不是有点不合礼法，不够庄重，有点儿戏？于是改为了“丹（彤）车”，黑马也变为了白马，“丹车白马”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庄重有德君临天下的感觉。其实，这种不断修正纠偏的做法，贯穿了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演变史，出现这样的做法自然是有历史需求和原因的，是可以理解的。
【摘】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解】五十三年，虚数，仅为一参，不确定这是第几届“有德帝尧”了，但从陶寺及周边考古C14测年推断，此时大概过去了百余年，而不是五十三年。
帝祭于洛，帝当是第N界“帝尧”，祭于洛，即祭于洛水，此为还看可见于《尚书•中候》载：“尧率群臣东沈璧于洛”；《艺文类聚》载：“尧沉壁於河，荣光出”；《太平御览》载：“尧德清平，乃沉璧於河，白云起”；《初学记》载：“尧沉璧于洛，玄龟负书出，于背上赤文朱字。止坛，又沉璧于河。黑龟出，赤文题”等等等等。其中以《尚书•中候》载：“尧率群臣东沈璧于洛”为最早，可暂为采信。其中，“沉”误写为“沈”，祭洛水是史前会盟诸侯的一种形式，沉壁祭祀祭水神的做法自古有之，以商周表现为最！！！黄帝祭洛水，帝尧祭洛水•••••••••“洛水”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有着超乎寻常的指代意义，出现的几率极高，不仅是会盟诸侯，更是祭祀山川的神性代表，注意一个文化节点，东南势力尚祭水，而西北势力尚祭山，后文还会叙述到！！！
关于沉壁祭洛水，空穴来风必有缘由，我们适当延伸一下。祭洛水是会盟时祭祀水神的做法，《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书中有帝尧沉璧于洛水以祭洛神的记载，这可能出于传说，但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是确凿可信的。
甲骨中有载：“求年于河，尞三牢，沉三牛，俎牢。”考究其字形，“沉”字正是把牛或羊沉入川中的象形。而且，用人祭河神的记载在甲骨文中也有所见。如“丁已卜，其尞于河，牢，沉嬖，”“辛丑卜，于河妾”。嬖、妾就是作为牺牲的女子，将其沉入河中祭神，这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河伯娶妇”。
周代以后，沉祭仍很盛行。《周礼•大宗伯》谓：“以狸沉祭山川林泽。”郑玄注释说：“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沉。”《仪礼•觐礼》也说：“祭川，沉。”水神居住在水下，将祭品沉入水中，容易被水神接受。
在“末期帝尧们”取得阶段性胜利时，祭洛水，沉玉璧，诰命于天，托命于神的时候，伯鲧之陨，西夏被逐，终究是给陕甘青的黄帝系颛顼集团掀起了风雨。前文叙述过，石峁三仞古城修筑的原因，功用和颛顼集团的作为和取得的成就，任何时期，强大的实力都是稳定大局的最佳前提，但现在玄宫的飘摇必然引发势力分化，原本臣服于颛顼集团的外来氏族部落产生异心也是必然。
加之，陶寺集团逐西夏后对石峁集团采取的怀柔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其分化，此举后来的晋献公也用过，这就是为什么陶寺中期起的文化面貌与石峁有诸多关联的原因，姬周氏先祖后稷就是在石峁部分文化东迁背景下诞生的。是故，后稷真正的诞生地不是陕西，而是山西（姜源：大原、太原），也就是说后稷的祖籍是陕西（有邰氏），籍贯是山西。
资阳大梦：2021-11-23 21:14:00 评论
楼主能阐释一下此时洛水的位置吗？
九门提督2020：2021-11-23 21:41:09 评论
评论 资阳大梦：确实是一个问题，看楼主怎么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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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水的问题，我在《古蜀史说》中好像有解读过一些，既然朋友们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我便再简单的梳理一下。
关于洛水 学界说法和解释很多，各说有据，最重要的是分清洛与雒。
今天常说的洛水，大体分为北洛水，南洛水；北洛水是陕西境内一会儿入黄河，一会儿入渭河的洛河，南洛水，一般指河南伊洛平原上的洛河，这条河一会儿姓“洛”，一会儿姓“雒”，为什么呢？因为《水经注》《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也就是说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因汉承火德忌水，于是改“洛”为“雒”，而魏文帝曹丕承土德，土得水乃流，于是变“雒”为“洛”，沿用至今，故，今人理解的洛河，洛水大都指向河南的伊洛平原。
将洛水理解为河南的洛河，合不合适呢？个人以为是合适的，陕甘有洛河之称不出周时，而河南之洛河有“洛”之称，可追溯到商末期，即帝乙，帝辛时期，可见甲骨卜辞：癸丑[卜在]洛,贞王[旬]亡祸。(《甲骨文合集》36959); 癸丑[王卜]在洛师,贞[旬亡]祸,王[占曰]:吉。(《甲骨文合集》36960)--郭沫若、胡厚宣编，另，彭裕商、郭强等也赞同这个校译。商末的“洛”就在“西邑（夏）”附近，是一处很重要的地方，具体是哪里，我会在后面叙述说明。
因此，洛，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最早地望指向应是河洛平原，故，洛水能追溯的时间上限是商末，时间上更靠近五帝时期，暂可采信。
这里的混淆和疑问大体就是广汉的雒城，雒县，鸭子河（雒水）的称呼了，文献资料主要见于《三国志·庞统传》载“进围雒县，统率众攻战，为流矢所中”。《华阳国志·蜀志》载：“初平中（公元190年至193年间），益州牧刘焉自绵竹移雒城县城，筑阙门。”加之三星堆的发掘和发现，更是让这里蒙山了一层迷雾，那雒水是洛水吗？可以确定不是，那广汉为什么降古雒城呢？答案便在历史源流中了。我个人认为广汉之“雒”当出自汉晋之时，不出两汉的。
洛水的神性又是怎么来的？跟夏、周的历史作为密切相关，历史上的夏、周跟传统史料记载差异有点大，商跟夏的关系恐怕也不是史料宣传的那样水火不容。总之，在我个人的理念里，现在流传的史料文献真是一言难尽，虽然可以理解“上古学术人员”的良苦用心，但真的是苦了我们后来人。
继续
陶寺与石峁之间的碰撞，确切的说是东南文化与西北文化的深层次矛盾是：双边的信仰体系，知识的代差，意识行为的差异，经济模式的区别，综合体现在双边贸易的逆差失衡。前文叙述过文明的形态，诸如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等，东南文化以农耕为主，生业多样，手工业发达，商品种类多，在南北贸易中往往能获得不少优势，加之东南文化的多样相较于西北文化的单一，更是加剧了贸易不平衡。因此，双边的商品种类、物资储备慢慢的已经不是一个量级，随着文化和知识的积累东南地区货殖经验已经远远领先于北方游牧族群，在没有统一计价模式前，都是靠口头的约定和信诺的遵守来保持商贸行为，贸易过程中不时发生不等价交换是常有的事。
作为贸易凭证的“契”就是在这样的远古贸易背景下诞生的，其中的佼佼者就有以微末之身起家的有商氏，后文详述！“契”之后，便是一般等价物，称量货币的诞生，有商（盘庚）之所以称为“殷”（殷实，富裕）跟上古贸易方式、贸易结算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古时贸易方式的习成可参考《古蜀史说•柏灌卷》的相应叙述。个人以为，上古商业本是农业和游牧的中间纽带，顺畅的贸易是规避战争的最佳方式，一旦贸易出现阻滞、误解乃至恶性对抗，就会发生超出预期的不可控事件！
做个简单假想，反应再慢的人当发现自己一车货只能换取半车物资和粮食的时候总会反应过来的，或者说没有换到他们想要的那么多的时候，又或者贸易过程中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行为时有发生•••••••••无论哪一种都会产生贸易不平等，这个现象将导致贸易一方心理失衡。这种失衡要么以粗暴的语言展现，要么以更加粗暴的行动体现，争执、吵闹、矛盾乃至摩擦将逐渐积累直至临界点！偷盗、抢劫和掠夺的本质是贸易的一方没有，或少有，用于交换的物资而采取铤而走险的方式获取，如果在掠夺过程中有足够的武力加持，这种铤而走险就会为无本取利，性质的变化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抢呢？
不过，先别急着给北方游牧族群贴标签，他们不是一来就抢的，是生存环境变化，贸易品种相对单一，贸易方式单调，文化积累不足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据考古资料显示，石峁前期可以说是西北的贸易中心，经济较为发达，与周边部落和异族部落都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考古发现了大量玉器，有来自新疆和田，甚至有的来自浙江良渚，此外还发现鳄鱼甲片、鸵鸟蛋、老虎爪、丝绸、海贝、象牙，这些珍奇异宝，在皇城台东城墙北侧的灰坑里，发现巨量精美骨针，达1.4万枚之多，这些骨针绝大部分没有使用，针眼特别小，比今天家庭主妇用的钢针还细，精致程度超乎想象，极可能是用来贸易的，说明非常珍贵，石峁人将这么多骨针集中埋在坑里，说明时间紧迫，匆忙间把这些珍贵的财富埋藏起来。
今天，我们动辄以帝尧时期大洪水来解释史前历史的剧变，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根本就不是，因为史前历史的信息太过片段和失真，考古资料又太过零碎无法拼接，导致今天我们重建古史困难重重，要么一汪水淹个干净，要么一把火烧个干净，把前面的做个“总账结算”然后一切从头再来，方法简单粗暴但不失有效。如果说古人的知识和认知有限，理念朴素简单，这么想这么做或可以理解，但今天的我们拥有海量的知识储备、丰富的考古资料和高精尖的科技手段，如果还如此“朴素”“简单”，则是不可原谅的。
试问，为什么4300年前就得有一场大洪水把华夏大地冲洗个干净，重新开始？4300年后，为什么没有一场明文记载的“大洪水”把华夏大地再洗一遍呢？是没有，还是没有到“洪水滔天”的地步？
@蜀王的回忆 2021-11-26 12:34:40
酒鬼醉客：举报 2021-11-24 17:51:00 评论
评论 cdnwpu2019 ：巜山海经》中的西周之国是记在《大荒西经》中的，故，后稷的地望当在现今华山之西，后稷之葬且又是记在西南黑水之间的都广之野，且后稷按正史来说他也是高辛之后，与尧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将他纳入戎狄，妥否？
在楼里看到有朋友的提问，觉得挺好借用一下，请教楼主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意见？有什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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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殿下，首先《山海经》于我个人而言，只是作为辅助参考的，《山海经》某些记录或有史实素地，但应谨慎判断和选择。后稷，我在文中也做了说明，不一定是某个人，可能是农神的代称，另外后稷可能与姬周氏有关系，但关系可能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强烈。至于后稷为什么又到了都广之野，都广之野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会在我帖里做详细的描述，暂不剧透。另外说后稷、尧、契是高辛氏之后什么的，这大致是基于某种构想或理念，可能不是事实，虽然不是事实，咱们且作为一种有益的参考来对待，看这种“构想”对我们的论述是有正向作用还是逆向阻碍吧。
后稷是不是戎狄，我个人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因为后文即将要分析姬周追诉的后稷是谁，戎狄又是怎么回事？请二位兄台多多指教！
接上文
关于陶寺覆灭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距今4300年前后北方草原气候变的干冷，导致食物匮乏，于是南下侵犯掠夺，这个看似合理的推论恕我直言，不是这样的！包括后来有学者给良渚的覆灭找个海浸的理由，不知该说什么！本文不排除气候异变可能会导致一些区域性的文化变迁或局部的盗抢掠夺事件，这本是早期人类迁徙的基础动因，但不是导致南北西东大争斗的根本原因，也不是把存续千年抑或更长的古文明抹的一干二净的理由。为何有此说法？咱们从有确切文字记载的资料如《史记》《汉书》等记载的匈奴南侵次数和规律中去寻找发现。
历史上匈奴前前后后有九个饥饿期（北方草原的气候变化导致），但没有一个因饥饿食物不足而南下入侵掠夺的案例，饥饿不仅不是匈奴侵寇农耕圈国家的原因，反而导致了草原地区的“自相分争”“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甚至成为草原诸部族投降中原的原因，有如《汉书•匈奴传下》载：汉人侯应揭露过匈奴的本质：“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东汉的臧宫也说过：“匈奴穷则稽首，安则侵盗。”此外，《后汉书•卷四八》中班彪说道：“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也就是匈奴祈求和平时，即是他们物资不足之时，除了求和求降别无他法。
在此后的时代，《魏书•卷六九》中北魏袁飜评价蠕蠕、匈奴，也说道：“衰弱则降，富强则叛”。从可信的文献资料记录中可知，当北方草原出现气候灾变时，草原部落第一反应相互争夺，因大乖乱；第二是向南方投降，其献益重；第三是安则侵盗，强而叛逆。是故，以具有周期性、规律性的常态性气候变化作为陶寺和石峁衰变的主要动因，如此解释或许并不明智、甚至可能给大众带来认知误导！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结论，五千年前以来，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次大规模的人类历史文化的剧变都不是气候突变造成的，气候可以是剧变的诱因，但它不是根本理由，历史剧变的始作俑者终究是人。历史剧变与经济生业、技能革新、人口数量、武器变革、实力消长、行为理念等因素直接相关。试问，西方可以追溯的亚历山大东征以横跨欧亚非、罗马天主教皇发动长达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东方明文记载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秦始皇、挥舞着上帝之鞭把整个欧亚大陆搅得天翻地覆的成吉思汗，这些强烈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战争行动是气候变化的被迫行为吗？更近的一战、二战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就来看看，陶寺如何覆灭的，传说几千年的“大洪水模式”是怎样的，4200年前后（陶寺中晚期）的“大洪水”怎么从“毛毛雨”一点点下成“局部阵雨”，再下成“区域性暴雨”，再后来成“全地域大暴雨”。在人类原始属性的推动下，最后造成广地域的滔天洪水似乎是必然的，远的不说，近的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算不算得上是地球上的“滔天洪水”？？？
任何时代的旷世之争都不是突发的、偶然的，任何时期“蝴蝶效应”都是存在的，它有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一旦达到临界点事态就会失控………大争之世，侵扰征伐，强则恒强，弱则恒亡，中华史前的峥嵘岁月（龙山时代战国时期）即将开启，我们来看看先人如何度过这段“洪水滔天”的苦难时间，留下了哪些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可歌可泣的神话传说。且来看看这场“史前洪水”给华夏，乃至世界史前格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