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nwpu2019 2021-03-02 18:28:19
六千年前的中国
那6000年前我们有什么拿得出手，值得骄傲的“成绩”呢？据大量考古发现、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西北边疆地区，中国史前文化与同时期外部文化（如 哈拉夫文化）的确发生过接触、交流和融合，如器具、农作物、文化符号（卍字符）等，但从一万年前至今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有着本土生长衍化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万年前制陶术的发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早在距今130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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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ilica66 2021-11-29 20:13:11
日耳曼人为亚利安骄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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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蛮有意思，首先雅利安是谁？是个人种吗？是欧罗巴吗？未必哦！其次日耳曼人是二战是出来的概念，之前这个概念极少听闻，那么为什么二战时候德国要提出这个概念，并将日耳曼人与雅利安联系起来，这里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吧！
我个人认为“日耳曼人”是想成为“雅利安”，但他们不是。雅利安究竟是谁？指什么？我后文会详细论述，届时请朋友多多指正！
@cdnwpu2019 2021-11-22 16:57:32
打开中国版图就会发现问题，伯鲧东进与虞舜集团争雄，落败身陨，石峁集团出现震荡，陶寺集团趁势逐西夏夺得晋南地区主导权，游首山不过是南进战略试探。虞舜“战神”的名号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历史上的尧舜关系可不是贤翁佳婿那般和谐，同样，虞舜不归属帝尧管辖，虞舜东进自然也不是帝尧的授意。
站在历史角度上来说，虞舜取得的历史业绩，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帝尧（们）所不能比拟的，待帝舜篇叙述完毕，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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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_祈安414 2021-11-29 22:24:46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五帝德之后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请教楼主老师：您怎么看太史公对舜帝的这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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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你好，不好意思，因工作原因我来坛子的时间不太固定，回复不及时还请多理解。关于你提到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五帝德之后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我个人认为太史公对舜帝的评鉴是中肯的，也是有根据的，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现在有不少对太史公《史记 五帝本纪》质疑的声音出现，这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因为商周之前确实少有文字资料流传，但不代表太史公的《史记 五帝本纪》就纯粹是虚构编纂的。上古史的记录比我们想象的有“传统”的多，神话和传说不是凭空捏造，大都有其史实素地，只是需要我们做更多努力去分析和判断，我文中特别提到虞舜是战神，做出的贡献巨大，也是有我个人理由的，后面帝舜篇我会详细论述缘由，请兄台多提意见！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句话今天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古人对虞舜的推崇和高度评价，关键在于“明德”二字。此二字的理解基本可以套用《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做理解，但我个人以为“明德”不应简单理解为“完美道德”，而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说明在虞舜之时，华夏大地出现了一番新气象，预示着中国史前“初级国家形态”的诞生。历史上，尧朝，不啊好货，但舜朝，是很可能有的，之时他存在的方式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一种意念体系的表达，故有言，尧舜不赏不罚，不是不赏不罚，而是要看区域，直辖范围内必有赏罚，非直辖范围内则为羁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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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解】该记录还可见：
《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引古本《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史记・五帝本纪》及《高祖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
《路史・后记十一》：“稷避帝子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觐者不之朱，而之舜……” 等等
五十八年，虽为虚数，但从前后文的年代记述来看，刚好是帝尧百岁之记录的中段，是巧合吗？不是的。这个时段相对于陶寺文化而言，刚好落在了陶寺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的中晚期阶段，以石峁文化为代表的西北文化群开始南下东进，时间大概距今4150~4000年。
“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这句话很简单，但信息量很大！信息量有多大？又准确吗？
首先，“帝使”是什么帝使？帝尧（们）吗？不是的，认为是帝尧（们）不过是后世学者构建太平史前史的一种构想，抑或是添加的词儿，个人以为原版《竹书》里可能是没有“帝使”二字的。“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应该是两周时期先秦学者们能记住的最大信息量，而且这句话还得分成两个动作来理解，“后稷放帝朱”和“帝朱迁丹水”。也就是说，后稷只负责把主持陶寺工作的帝朱给驱逐了，并没有负责将其流放于丹水，帝朱落败后自行前往丹水流域的（尧伐丹水）。帝朱前往丹水流域并落户丹水，这里面有帝舜的作用。此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下面结合当下考古学发现与文献典籍做个推导。
后稷是谁？前文有做简述，是从陕西进入晋南的有邰氏，该氏族与前期帝尧（们）或有联合甚至联姻的行为，有邰氏之姜源为姬周视为母祖，然姜源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地名，不论。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姜源履大人迹以有稷，实为上古时期常见的祈子活动，即高禖之祀的产物，高禖又作郊禖。倔强的稷命运多舛和神话式崛起应是后人编修的美好故事，有邰氏后稷一支（后稷、台玺、叔均等）在前期帝尧（们）的宽大和怀柔政策下，茁壮成长了起来。故，周人禘喾大概率史实素地是有邰氏与高辛氏的联姻联盟，抑或有邰氏为高辛氏收编，暂不论。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可以一个初论，在陶寺集团中后期的军事半民主制的体系下，帝朱在面对来自南北的压力、不断激化的矛盾和固有意识差异下，并未如前期帝尧（们）那般宽大和怀柔，而是采取了积极管控措施和对外征伐的做法。伐丹水，逐西夏不过是有资料记载的大概率事件，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陶寺文化的覆盖和波及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晋南盆地地区，而是向北到了河套岱海，向南到了南阳丹水，西边关中之地和太行以东都有文化遗留。这些文化遗留除了和平时期的输出以外，还有就是战争的输出，后者的输出往往比前者更为剧烈。
这次大分化直接改变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史前格局，原来有石峁集团制衡的情况下，西北地区相对是比较平静的，现在没有了协调者，以老虎上为首的石城文化群，在西来文化的敦促和加持下，具备了与陶寺集团争锋的实力。南北大碰撞不可避免的开始了，后期帝尧们感慨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乃是滔天人祸，帝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无奈而悲情的人物。
实力强大盛世友好的环境中谈文德是合适的，你死我活的大争之世要谈的是武德，帝朱在这次“拉锯大碰撞”过程中，应对可能是不力的，也可能是无力的，最终落败。最后，在原始军事半民主制体系下，帝朱被废，后稷极可能成为了与草原势力“议和”的后期帝尧（们）之一（非陶唐氏），帝朱被逐则是必然的，而后北方势力开始大面积南下，进入晋南地区，甚至越过太行进入河洛、河济地区，陶寺集团开始过上了苦日子。好巧不巧，草原势力在东进的时候，遇到了气势如虹的战神虞舜，于是这场“雨”下的更为猛烈而绵长。那虞舜又是怎么应对的？《帝舜篇》再做叙述，此处暂略过不表！
@三木森刘 2021-12-02 22:01:51
3014楼被抽了，脆弱的涯叔，难怪读的上下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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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3014楼，师友们也帮我看看，里面有什么敏感词导致抽掉，以后我多注意，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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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史前大碰撞”在考古中也有不少体现，据石峁和陶寺考古资料显示及至陶寺文化晚期，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陶器群整体面貌相似程度很高，骨制口簧、玉牙璧、铜齿环、细石器等器物同时出现，朱绘和彩绘、墓葬体现的“暴力”行为、殉女现象等风俗习惯两地都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石峁和陶寺发展至晚期阶段时联系最为紧密；而上述迹象在两地文化因素中所占的比重来看，说明石峁对陶寺影响的力度要大得多。
同时，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不断深入，石峁遗存晚期与陶寺文化晚期的关系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生物学证据。古DNA分析结果表明，陶寺中晚期墓葬中的人骨和灰坑中的人骨在单倍型的分类上没有差别，而头骨测量特征显示陶寺中晚期灰坑中的人骨与陶寺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形态差距较远，这样的分析结果暗示着陶寺中晚期人群和陶寺早期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
锶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发现的墓主皆为本地人，扰坑和灰坑中外来人占多数，说明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而动物骨骼的分析指出，绵羊和黄牛等畜牧资源的增加，将陶寺中晚期外来人口的原籍引向西北方向或西北地区。这些生物学证据可视为石峁与陶寺二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系的不尽相同，同时给出了二者关系变迁的有益的提示。
试问，陶寺遗址的诸多考古学表现是一场“滔天洪水”能够留下来的吗？更不用提周边的考古学体现。注意，帝朱流亡于丹水并不代表陶寺集团就消失了，他们还在，不过是屈居于系石峁集团所出的草原势力下罢了，虽然不再“主持冀州工作”，日子虽然苦点，但相对实力依旧在线，直到虞舜的到来。按照“大一统”史学编修理念来看，陶寺集团为草原势力给灭了，理当退出历史舞台，那为什么还不“退休”呢？因为在“大一统”（中原为核心）的观点来看，虞舜是来自山野的存在，他不具备“王族血统”，于是他只能“隶属”与帝尧（们）的麾下，这不仅是认知理念的需要，也是史学编修的需要。但是虞舜的历史功绩着实亮眼，无法让传史学或文学统编修显得顺畅合理，于是有了“禅让”之说。
或许太平盛世下的“禅让”之举在历史上可能存在过，因为太平时禅不禅让都不影响盛世继续，但大争之世的“禅让”很难存在，因为此时的禅让形同于甩锅，谁又会主动去接锅？故，与其说“禅让”，不如说“禅权”，不管是氏族内，还是氏族外，“禅权”之说都适用，只是有点不符合国人的情绪和情感需要，还请大家多担待！
@2020的沉思 2021-12-05 10:16:53
请教楼主先生，当下我们对三代历史持有怀疑态度，西方学者更是质疑我们的先秦史，这把我们都搞得不自信了，开始自我怀疑。楼主先生，咱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打破当前的局面？未来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出路在哪里？考古工作能打破僵局重建古史吗？三星堆的二次发掘能不能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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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朋友，你好，关于质疑的问题，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咱们自己没理清，没明白，一旦有外来因素搅扰的时候自不能定，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找到一个能说的清的说法，梳理百遍，其义自见。当前的考古和史学僵局有我们自身遗留因素，也有外来因素，更重要的是时代因素带来的沉疴，我们的考古学架构和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国外的为基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外来或真或假的“西方历史和价值观”的渗透，乱花渐欲迷人眼！
打破僵局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敢不敢遵循历史基本规律，从历史出发，从人类发展角度出来来客观的认识历史，接受历史，出路在我们手上，不在于别人给我们出路，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即是丰富宝藏，也是繁重枷锁，就看我们怎么运用。
考古是考古的，考古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代替不了历史，历史是文化的基础，没有历史便没有文化，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某个阶段的历史遗留，但不能没有历史，更不能没有文化。
三星堆这次发掘的意义不应该定位在寻夏上，也不在于中华文明之源上，不应该局限，三星堆的历史意义还有更多，这一点是本文和古蜀史帖的重心。
@2020的沉思 2021-12-05 10:27:46
问题补充 楼主先生 看您前面语气肯定的说夏朝一定存在?夏朝在哪里呢？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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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夏朝是肯定存在的，把夏朝搞丢的时间大抵是近百年吧，华夏，华夏，如果连夏都没有，“华夏”之谓可就尴尬大了。
夏朝就真真切切的在咱们的历史上，只是我们需要用不一样的，深入的全面的去看待它，这是该帖的核心章节之一。
三星堆不是夏，三星堆不是夏，三星堆不是夏，个人理念，弄清三星堆的意义或许比找出夏还要大一些。
@二万五千里才开始 2021-12-06 10:22:51
楼主先生您好，您怎么看待夏商周三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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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你好，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三代，只是我们历史沿袭久了，叫习惯了以致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感觉咱们历史就是夏商周这么一脉相传下来，历史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并非要标新立异，并非要与传统史学抗衡，只是在我个人理念里，咱们的历史记录有许多需要纠偏和纠正的地方，我们现在现存的很多史学资料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误导。当然，这些“误导”并非古人刻意所为，不过是时代使然，只是给今人带来了许多困惑，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解开这些“困惑”
继续
石峁与陶寺之争，其实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陶）鹰（石峁出土）和蛇（蟠龙盘）（陶寺出土）之争，感性和理性之争。
我们适度展开视野，在咱们典籍中帝尧时期的“滔滔洪水”的传说，在苏美尔和古埃及是“鹰蛇之争”的神话，在中国神话思想里则是“鹏鸟战龙蛇”，精通世界史和宗教史的朋友可以深入研究和了解一下，看看此二者是不是具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历史相关性，是不是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契机和感悟
石峁出土的陶鹰，原型本是草原猛禽鹰、隼、雕、鵟类，藏有高山兀鹫（神的使者），蒙有察罕升忽儿，满有海东青，它真正的名字叫大鹏鸟，是力量、智慧和尊崇的象征，又叫琼鸟，鹏鸟，金翅鸟（印度尼西亚国徽），大鹏金翅鸟（泰国）、迦楼罗鸟（印度）等等。大鹏鸟，在神话体系里合称为“鲲鹏”，地位超然，当然鲲（鲧）、鹏本是两种神话生物，又有称“重明鸟”，不论；在上古哲学体系里则是鱼鸟更替、阴阳转化的变化思想，这是一种极重要极重要的宗教表示和文化符号，暂略过不表。
鹰蛇之争的故事概要：
在世界宗教史上，鹰和蛇的二元对立，是苏美尔神话的重要主题。一组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塔纳”（Etanna）泥板，记载了鹰蛇之战的大量细节1。鹰和蛇，原先是住在白杨树上的邻居，鹰住在树顶，而蛇安居树根，彼此一直都相安无事，而且双方都向日神沙马什发誓说，要忠于彼此的友谊。但鹰因为饥饿和贪婪，背叛自己的誓言，偷吃了楼下邻居的蛇蛋。蛇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无限悲伤，并很快就查出了真相——原来那位小偷兼杀手，就是他最亲密的邻居。他非常生气，决心为要那些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儿女们复仇。它咬死了一头公牛，以此作为诱饵，悄悄地埋伏在它的肚子里，就这样守株待兔。鹰果然中计了，就在它狂喜地享用这顿丰盛大餐时，蛇袭击了鹰，用柔软的身躯将其捆绑起来，然后折断它的翅膀，把它扔进沙漠的深坑里，要让它流血而死。垂死的鹰开始向日神沙马什祈祷和忏悔，希望能得到赦免和救助，沙玛什居然受了感动，派基什国的英雄国王埃塔纳前去营救，最后的结果是，鹰摆脱了死亡危机，重新获得了众神的恩宠。但倒霉的蛇却因为自己的复仇，而受到永恒的诅咒。
在神话考古学的视野里，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鹰蛇对抗故事。令人费解的是，率先违规的苍鹰得到众神的庇护，而受害者毒蛇反而遭到了遗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道德常识的状况呢？这是因为，虽然它不合道德常识，却完全符合宗教逻辑。鹰向神祷告和忏悔（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关键动作，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这个故事试图告诉我们，只要跟神亲近，即使犯下大罪，也能得到赦免。这场来自神界的审判，对人类叙事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作家J•K•罗琳的小说《哈利波特》里，凤凰（鹰的兄弟）代表光明世界，也就是天堂、正义者和邓布利多，而蛇则代表黑暗世界，也就是地狱、邪恶者和伏地魔。
当代流行小说就这样向我们重申了苏尔美人的神学信念。跟东方人的信仰不同，西方人一直沉浸在鹰和蛇的对抗模式之中，直到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才提出鹰与蛇和解的想法，这比中国人整整晚了两千多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代表作里，伟大的先知查拉图士特拉，身边总是伴随着这两种生物：苍鹰高傲地盘旋在天空，代表精神、自由和理性，而聪明狡猾的毒蛇，则生活在大地上，代表肉体、物质和智慧。
尼采说，它们看起来不像是两个对手在搏斗，倒像是两位老朋友在一起游戏，尼采对这种图景给予高度赞赏，认为人类就应当这样，构成鹰蛇共同体，并由此达到灵与肉的平衡。对于思想家而言，思想永远飞行在实践的前方。
中国人也是如此，虽然很早就确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般“龙凤呈祥”的生命理想，但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实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恰恰相反，我们被蛇的欲望所缠绕，沉浸在对物质、金钱和肉体的迷恋之中无法自拔。
@南海三叔公 2021-12-07 10:38:49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发生，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
楼主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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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公你好，这话好像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对清晚期（嘉庆以后）中国的评价吧，那个时候中国是威权社会，很多表现还有着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这不过是正常的历史表现，以那时西方的理念看待也有局限性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现在的中国与百年前的中国不可相提并论，现在国人的理念和知识水平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等说法对当今的中国应该是不适用的。
不过，因为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哲学家对西方的影响太大，他们曾经说过的话以及对中国百年前的评价对西方影响至深，中西认知出现极大的差异，这可能是个现实的历史问题。
@独孤求败AH 2021-12-08 13:40:32
看了你像屎一样的帖子，我震惊莫名。。。如果你这样的帖子都能博得眼球，我就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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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中肯的评价，这说明我水平有限，碍了您的眼，罪过罪过！
我开帖并无意博谁眼球，只是想跟志同道合的师友们探讨一些想法，譬如兄台眼见高，瞧我等不上，也没关系，转身离开就好。另外我觉得诺贝尔委员会大抵是不知道有天涯论坛的，所以如果你只是混坛子，想必是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的，如果你真觉着自己有希望，那应该从此时此刻开始奋笔疾书好好努力，像莫言前辈一样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才行，加油吧！对了，你真不能局限于各种“坛子”，因为诺贝尔委员会是真的看不到。
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让我们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其他的就不要说了吧！
这位朋友，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就此别过，后会无期！
继续
上文说到帝朱去哪儿了？关于该事件的史料记载并不多，意思大都与“放丹水”一致，如：
《尚书・逸篇》载："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
《国语・周语上》载：“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曰:"今是何神也?"（内史过）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壹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西周初年，丹朱封于房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
《史记・五帝本纪》 正义引范汪《荆州记》云 ：“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
《史记・五帝本记》及《高祖本记》正義引：“后稷放帝子丹朱”；
《括地志》说 ：“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
《路史后纪》言：“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侯”；
…………
如上文所述，帝朱被后稷放于丹水，大概率是其对时局应对失当，或者力有不逮，陶寺集团为了平息南北矛盾做出的一个妥协选择，放丹朱于外做出个姿态，换取了暂时的平静。这种“弃车保帅”的做法，帝朱显然是不能同意的，这便有了《六韬》的记录:“尧伐有扈,战于丹水之浦”。不是尧伐三苗吗？怎么伐有扈了？“伐有扈”不是夏后姒启作《甘誓》征伐的对象吗？还战于丹水？有扈氏不是在关中吗？什么情况？………
先来看看丹朱到丹水走过的路线：山西长治与高平之间的丹朱城出发，越过晋南的中条山，沿着黄河向东到伊洛平原，抵新郑一代（黄帝口），下长葛（豫蜀之地 望京楼遗址），过叶县到南阳盆地，最后抵丹江口，为什么要绕这么远？因为这条道是中原地区入南阳盆地所有路线中最好走的，也是南北之争的战略要道。丹朱辗转迁徙的路线也不是没有收获，在这条线上他结盟了伊洛平原上的本土势力（斟鄩氏），王湾三期文化，乃至处在南北大通道上，也是方城夏道节点上的炎帝系或祝融氏（吴回）势力遗留，即余庄遗址，最后抵达丹江下游鄂西北汉水中上游的具有石家河中晚期文化特点的三苗之居，据考古C14测年显示青龙泉三期文化，考古又作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大致衰败于公元前2150年。
前面有说到帝尧伐三苗与丹水之浦，导致三苗之属大面积退出该地，让丹朱捡了个漏。为什么说丹朱建了个漏？因为此时的丹江流域和南阳盆地可是历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地”。
先来看看被忽视的南阳盆地是怎样一个自然生态？此处做一个简述：
这里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土地适宜耕种。不仅如此，在地理位置上，居南阳丹江处，往南可入江汉平原，往西沿着汉水入汉中，往北可经丹洛走廊进关中，往东北经“方城夏道”入中原，往东南的桐柏山口可到江南，四通八达，南阳、丹水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建木所在”，南北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此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后世有无数的资料可以佐证！中华历史上最早的长城不是秦始皇修的，而是楚人修的“楚长城”，也叫“方城”，楚长城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西起湖北省竹溪县，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州市，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南召县、叶县，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东南至桐柏县，信阳地区，总长500多公里，这是中国最早的长城，由此更加可以看出这一带的地缘重要性。
后来在战国时期也有不少列国如赵国、魏国、燕国、中山国等修建这样的防御工事，今日便统称为长城，略过不表。此时乃至后世，从中原南下长江中下游有东、中、西三条线，东线要越淮河和长江天险，特别难走，中线要过“义阳三关”即大别山脉的主要隘口，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唯有西线是一马平川坦途大道，这便是有了史传的“方城夏道”。李纲曾对南阳有过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