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

　　窖藏本身也有不少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首先，有关窖藏的具体位置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最早发表文章的Dupree称其为KhoshTapa，认为该地点在巴格兰的东北方，但进行了试掘的喀布尔博物馆的Wardak与Tosi撰文，却称其为Fullol窖藏，认为在巴格兰的南部。
　　但二人在文章中都提到，地点是听当地村民所说，且不能排除当地村民所述有误，甚至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利益而将考古工作者引向一个错误地点的可能性。
　　在当地村民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传说，说是村子中一位最年长的老者将村民们带到了这里，而老者则说是一个穆斯林圣人出现并向其透露了宝藏的埋藏地点。
　　正因如此，并考虑到阿富汗在20世纪70年代猖獗的非法盗掘活动，Olijdam甚至怀疑，这些器物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某一个”窖藏，而是集合了当时该地区多个不同地点非法盗掘出土的金银器，因此其风格和年代都需要分别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体。

　　其次，有关土丘的高度、探沟中所发现的墓葬墓主的葬式、墓葬与灰层的位置关系、器物收集的时间等等问题，在Dupree和Tosi的两篇文章中的描述都不尽相同。这些问题Olijdam在文章中有详尽的分析。

　　可见有关窖藏实际上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以后恐怕也不易解决，但其矛盾之处却提醒着我们在理解这批器物的时候，对其出土背景应该加以格外的注意。

　　--（点评）不必俺赘述，本文的意见虽然比较客气，没有直接质疑该文物窖藏的真实性，但大家都懂的。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6版

　　解释一下498楼的内容。
　　还是要说明一下，本楼属于科普八卦，原文一般比较枯燥。
　　下面就是例子。

　　某些认为中华青铜文明西来的，大概不知道还有南来说吧？

　　农诺他遗址位于泰国孔敬府（Khon Kaen）普渊县（Phu Wiang），是一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孤堆形遗址，高出周围稻田约2米。1965年1月、1965年12月—1966年4月和196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的索尔海姆、贝亚德（Doon T. Bayard）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帕克（R. H. Parker）分别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和发掘[②]。
　　农诺他遗址中发现的属公元前3000—前2500年间的青铜器，将泰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余年，这在考古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被称为泰国考古学之父的清·尤地（Chin You-di）提出：“在泰国的东北部制造青铜器，比目前所知道的中国商朝开始制造青铜器的时间早近一千年，也比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的主人开始制造青铜器时间早近一百年或百余年。”[④]
　　索尔海姆认为，与青铜斧共出的木炭的碳十四测年表明，农诺他遗址用砂石合范铸造的青铜斧的时代，肯定超过公元前2300年，或许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比印度已知最原始的青铜器早500年，也比中国任何青铜器早1000年[⑤]。
　　尽管发掘者和泰国的部分考古学家坚持认为，农诺他遗址青铜器出现的年代至迟应在公元前2500年[⑥]，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个年代持怀疑和否定态度[⑦]。

　　--碳十四测年表明的哦。泰国是最早的哦。

　　1974—1975年，以切斯特·戈尔曼为代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以皮塞特·夏鲁翁格萨（Pisit Charoenwongsa）为代表的泰国艺术厅，开始对班清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与研究。除青铜器外，还发现3件铜柄铁刃矛及1件铁丝编成的手镯。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200年。铸铁出现的年代远远超出了过去所认为的在亚洲出现的时间[⑨]。
　　--按：据西方所谓考古发现，真正的人工铁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才出现，最早是块炼法，冶铁技术的发明者，是小亚细亚东部山地的赫梯人。那个圣经考古学的范例。西来说，南来说？

　　1975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新闻周刊》（Newsweek）和《时代》（Time）等报刊杂志都先后发表文章，介绍和讨论班清遗址的发现，众口一辞地重复同一种观点，认为班清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青铜时代可能是首先从东南亚开始的，中国的青铜文化也很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⑩]。1982年在美国举行了班清出土文物的巡回展览，并出版了《班清：一个失去的青铜时代的发现》的展览图录（11）。班清，这个泰国东北部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摇篮”（Gradle of Civilization）（12）。
　　对这种观点鼓吹最力的是索尔海姆。自农诺他和班清遗址发现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认为班清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是人类一切重要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中国的青铜器是在泰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13）。这种观点是在一个特殊的、异常兴奋的气氛中提出的，它被许多泰国学者所接受，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南来的青铜文明，那么西方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呢？印度中心历史学者可是大力反对的哦。

　　至于真实的情况，可以参考《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对上述考古在科技测年数据评测中颇有微词，并质疑其断代结论。

　　原载于《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04期
　　作者：傅宪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上面引述了我国专家质疑美国等专家（俺就是不提泰国考古学之父）宣称泰国的班清等一系列铜铁冶炼遗址早于中华文明的段子，涉及到14C的测年数据可靠性问题。

　　现在明白为什么欧洲骗子伪史得到不少殖民地国家的支持了吧？

　　不过，现在洋专家改主意了，呵呵。

　　下面来看吕红亮教授的《围观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之争》2017年9月一文摘引：

　　阐述了目前学界围绕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问题的争论，通过对老挝Sepon矿区冶铜遗址田野调查情况的介绍，探讨了Sepon冶铜遗址对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的争论以及西南地区冶铜技术研究的意义。
　　东南亚冶金考古尤其是青铜技术起源是70年代至今的热点问题，近些年学术界对于中国起源论获得了共识，但对于具体路线却存在激烈的争论。

　　主持发掘班清遗址的Joyce White认为东南亚最早的冶铜技术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由中国西北地区通过西南山地进入东南亚的，东南亚早期青铜器跟齐家以及欧亚草原冶金系统（塞伊玛-图尔宾诺）有关。

　　另外一种意见以Charles Higham为代表，主张东南亚冶金技术是中原系统通过东南沿海的岭南地区进入东南亚的。

　　吕红亮教授通过梳理考古材料，对比了东南亚与中原地区冶金技术传统的异同，指出东南亚可能有其独特的冶金技术，分别表现在简单合范的使用、青铜产品的小型化、碗式坩埚主导、铜锭生产与流通等，上述特点在中国西南山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里也很常见。

　　目前为止东南亚采矿、冶炼、铸造可形成冶铜链条的有三个区域，一是泰国东北部Phu Lon，年代可早至公元前第一千纪，持续至100.BC，该冶炼遗址发现有石锤、竖井、坩埚和模范，属于季节性冶炼遗址，附近聚落少；二是泰国中部的Khao Wong Prachan流域的诸遗址，年代为1000.BC至500.AD，发现有采矿、坩埚、炉具和成吨的矿渣；三是新发现的老挝南部的沙瓦纳吉省（Densavan）的Sepon矿区，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铜矿区。Sepon矿区矿山面积很大，发现了四处相距不远的遗址，分别是Peun Baolo（遗址的名字就是“坩埚地”）、Dragon Field、Khanong A2和Tengkham South D。其中Khanong A2和Tengkham South D属于现代开采区，发现有大量竖井，Tengkham South D还发现了疑似船棺葬的木船。另Peun Baolo发现了墓葬，出土了不少装饰品和铜锭。Dragon Field年代稍微晚一点，发现了大量的装饰品和青铜容器。通过对四处遗址发现的遗物进行测年，发现数据基本都在距今2000年左右。

　　通过Sepon矿区和其他区域的研究来看，在东南亚早期冶铜生产中看不到社会复杂化倾向。从铅同位素上来看，整个东南亚的青铜器的贸易流通非常复杂，虽然在Sepon矿区发现的很多遗物的矿源属于本地区，但也有来自泰国东部和北部的矿源。泰国中部地区的矿源更加复杂，有Sepon矿区、泰国北部和越南北部。这可能体现出了一个范围很大的青铜贸易网络。另外从采矿的矿井来看，可以看到同铜绿山有高度相似性，但从年代上来看，又比铜绿山早期阶段晚了很多，属于战国至汉时期，因此很有可能铜绿山技术体系对其有很大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有非常密集的年代学数据积累，已经可以明确最早的冶铜产品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但西南地区却无法如此确定。
　　如果要进一步回答东南亚地区冶铜起源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国西南地区考古学研究基础的薄弱，迄今没有确切的开采、冶炼、铸造遗址，年代学体系依然相当粗糙。
　　例如海门口遗址出土了被认为是西南山地最早的青铜器，但关于年代却仍存在争议。

　　--问题来了，“东南亚地区有非常密集的年代学数据积累，已经可以明确最早的冶铜产品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
　　--泰国考古学之父清·尤地（Chin You-di）提出：“在泰国的东北部制造青铜器，比目前所知道的中国商朝开始制造青铜器的时间早近一千年，也比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的主人开始制造青铜器时间早近一百年或百余年。”
　　--呵呵，还没完，接着扒皮。

　　接下来就是最新的科研报道，注意资料来源：

　　中国稻作文化深刻影响东南亚

　　美国《科学》杂志官网于5月17日刊登的一则报道称，最新研究显示，在距今4500—4000年前，水稻种植从中国南方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基因学教授大卫·莱克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科研人员罗恩·平哈西等学者合作开展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对146个东南亚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了基因检测。其中18个个体的基因无法有效利用，但是其余个体的基因提供了有效信息。这些古代居民生活在距今4100—1700年左右，其所在区域为今天的越南、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一带。
　　其中，最古老的古代居民遗骸出土自越南北部的曼巴遗址，基因显示他们是本地狩猎采集者和来自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者的后代。曼巴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中国南方早期水稻种植地的器物风格非常相似，因此。此前有考古学家推测来自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者将稻作文化带到了曼巴地区。此次的基因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的正确性。
　　研究者认为，这些来自中国南方的早期农民除水稻之外可能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产，其语言发展为今天的南亚语系亦作出贡献。今天操南亚语系语言的许多居民，都与曼巴遗址先民有着共同的祖先。莱克认为，这表明来自中国南方的早期农民，将其基因和稻作文化传播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研究者还发现，大约2000年前有来自中国南方的另一波移民潮，他们也是农民。这些人将青铜加工技术带到了东南亚，开启了该地区的青铜时代。这种由本地古老的狩猎采集者、早期农民和后来的移民三大群体形成的基因融合形式，与史前欧洲的情况非常相似。
　　（编译：闫勇）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3日第1456期）

　　--本段子涉及从1970年代到2018年的学术演进，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论文和考古报告原文。

　　华盛顿圣经博物馆“死海古卷”赝品风波

　　据法新社10月22日报道，美国一家博物馆10月22日宣布，曾认证为“死海古卷”的古代手稿残片的5件文物实际上是赝品，将不再予以展出。在一家德国研究机构断定这几件碎片的历史不够古老之后，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把这些物品撤出了展览区域。华盛顿圣经博物馆2017年因曾获得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亿万富翁的资助而引发争议。
　　博物馆馆长杰弗里·克洛哈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我们曾经希望检测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但这是一次教育公众认识到验证稀有圣经文物真实性的重要性、检测过程的详细程度以及我们对透明度的承诺的机会。作为有责任传承文化传统的教育机构，本博物馆坚持并遵守有关藏品保护、研究和展出的所有博物馆及道德准则。”
　　该“死海古卷”中包括已知最古老的希伯来语《圣经》手稿，其问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数量大约为900页的这些卷页是1947年至1956年间在死海上方的古姆兰洞穴中发现的。
　　这5块被从展区移除的残片自这个占地巨大的博物馆2017年11月开馆以来一直是该馆的展品，不过它们附带的说明标签称展品的真实性尚在确认中。
　　在此前的研究对它们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后，2017年4月，博物馆把收藏的16件“死海古卷”残片中的5件送往德国的联邦材料研究与试验研究所进行检测。研究人员之一的基普·戴维斯曾发表论文，称“该博物馆的死海古卷藏品中至少有7件残片是现代赝品”。
　　该博物院已将在德国进行了检测的5件残片移出展示区，并用另外3件残片替换，这些新展出的残片将是进一步分析的重点。
　　甚至在打开其刻有拉丁文的青铜大门迎接参观者之前，华盛顿圣经博物馆就引起了外界的不满：其主要资助人是亿万富翁史蒂夫·格林，后者的艺术和工艺品连锁商店所在的公司一直支持华盛顿的保守运动。就在博物馆开馆前几个月，该公司被迫支付了300万美元和解金并上缴了5500件被美国司法部认定为非法进口的文物，其中包括来自伊拉克的古代楔形文字黏土牌匾。
　　格林家族的基督教信仰和这桩走私灾难让怀疑论者对博物馆产生质疑，主要是对其意识形态宗旨及其文物的来源。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担任博物馆董事会 的格林说，博物馆的宗旨只是“呈现事实”。

　　以下纯引述：

　　1、《圣经.旧约》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国王组织70多个犹太人翻译希伯来文的犹太文献而成，也被称为《七十士译本》，原先的希伯来文献已经荡然无存，犹太人负责翻译为伪造历史文献提供了绝佳机会。后期发现的《死海古卷》远远晚成书于《七十士译本》，其内容应该是来源于《七十士译本》。
　　假设摩西所建之以色列并不在埃及旁边，整个犹太族将面临搬离，这一点为犹太人伪造历史文献提供了必然的动机。

　　2、《圣经.旧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犹太人在埃及生活，记载他们在埃及整整生活了430年，摩西还经常与埃及法老打交道，但是整本书均未出现对埃及金字塔的描述，当时，金字塔已经雄踞开罗郊区数百年，这是一大疑点。

　　3、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60万以上的人口，在3500年前，这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但是埃及、约旦等中东国家的文献、壁画中未记录犹太人在埃及（长达430年）以及离开埃及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斗争事件。

　　4、犹太人进入埃及的时候，埃及已经有王朝存在，书籍中未体现他们在进入埃及前向埃及当政者提出申请。

　　5、犹太人客居于埃及的时间段，埃及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七十士译本》里面未有体现。

　　6、《圣经.旧约》里记载了诺亚方舟的故事，故事里，耶和华制造的大洪水刚刚淹没了方舟所停泊的亚拉腊山，水位比山顶高十几肘，今之亚拉腊山位于土耳其，山高5000米；如果书中的亚拉腊山是土耳其的这座山，那么地球上大部分生物都能保存下来，因为还有很多的山远远高于5000米。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是喜马拉雅山，其最高峰海拔8848米。

　　7、今之耶路撒冷几乎找不到所罗门王所建的王宫与圣殿遗迹，文献中，这一建筑群是非常宏伟壮观的，大量使用石材与木材，以色列灭国时，敌人只是放火烧掉了建筑物中的木质材料及摧毁了部分城墙，但是后人又重修了一次，按道理，应该留下主要的宫殿的石质建筑本体。今之耶路撒冷著名的哭墙是后人所建。

　　8、埃及现代考古未发现犹太人客居及迁出埃及的任何遗迹。

　　以上八点，值得对犹太人是否确实在3500年前定居于今之埃及旁边提出怀疑。

　　以上引述不代表俺认同其见解，不过有兴趣的可以对照旧约原文去思考。

　　以下是新约内容，继续引述，意见同上：

　　早期的基督徒靠“口传”传播信息。特别是在耶稣死后的前面几十年。渐渐开始收集所谓的“耶稣言行”，但是，还都是“限于口传”，特别是，在这些口传中，都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事”，也没有提到任何“神迹”，更没有提到所谓“耶稣钉十字架”或者“复活”。（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没有提到的事，都是后来编造出来的）
　　据说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叶，突然冒出来许多所谓的“福音”，“使徒传”，及其他文章，然后在早期的教会之间互传。例如保罗的信件，还有一些奇怪的福音书，如“汤玛士福音”，“Q福音”，都是早期冒出来的，而且，后面那个Q福音，再也没有被发现，第一个用“描述式的福音就是马可福音”，后来写“马太以及路加福音”的都在模仿这种写法，许多学者相信，这种描述式文字结构其实都是模仿“希腊哲学家荷马的文采”，约翰福音好像在公元90年完成的。（这些所谓的“福音”，好像都不是上帝赐给的，倒是比较像某个文学家或者神学家用自己的想象力加一点道听途说的故事给编出来的）。

　　--（点评）所有宗教的布道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差不多。后者中间还夹杂有欧洲的创作品，见俺前面关于该书版本的论述内容。

　　有些从未露面的新约章节如“彼德的行传”，据说大约写在公元200年左右，而且，还不是犹太人写的，是希腊人写的，而且写书的人，对罗马帝国都不太了解，就是由此书开始讲“世界的毁灭”（所以，听起来，耶经中预言地球要灭亡一事，根本就跟耶稣没啥关系，是一个希腊人幻想出来的），后来又出了约翰的启示录，巴拉巴士福音（这个福音书好像在公元14世纪写的，而且用西班牙文以及意大利文，更是荒谬），还有基督教一个重要的文章叫“何马士福音”，或者“牧羊人福音”，据说是在公元二世纪左右写的，然后还有玛丽福音，希伯来福音，还有一个叫“EBIONITES”的书写，据说是有一批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人数应当很少），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各种文章及福音，就是由这些口传口开始的，写成这么一堆“文摘形”的“新约”。

　　--（点评）“文摘形”的“新约”，这个概念在当年俺高中时候看和合本耶经时候就有这样的印象，这不就是老版鸡汤么？

　　据说在公元95年时，有一个神父叫“克莱曼CLEMENT"的引用了一堆所谓”耶稣的话“，他说是由”保罗的书信“中得来的，但是，这些书信永远没有被发现，（看看新约，其实都是一群幻想症很重的狂热份子想出来的）
　　还是据说公元110年，“第大齐”一书，DIDACHE是由一个“正统派”神父写的，开始引用“马太福音”或者耶稣福音，说是由“旧约”中取来的观念，许多神父都认为，“第大齐”是“感召而来”的（基督教最喜欢用“感召”而来，其实说穿了，就是“凭空想象来的”）
　　继续据说公元110到140年，神父皮帕斯开始写他的“耶稣说”，他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福音书”，也不相信“使徒说”，他决定还是用传统办法，那就是“道听途说”（市场上的流言），他的一些故事，有些语录是采用马太及马可福音的，但是他本人不认为跟这些“福音书”有关，当时流行的许多故事，例如说“出卖耶稣的犹大，最后脑袋膨胀的像车子一样大，以至于眼睛都陷入肌肉内，而且全身发恶臭，没有人敢靠近”，神父皮帕斯也承认写马可福音的人，是彼得的年轻秘书，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
　　何马士书，好像说是见过“保罗”，但是，早期的教会说，这篇文章是“感召出来”的，何马士的“感召”都在公元四世纪，那都在耶稣死后400年了，真是荒谬。
　　基督教会开始膨胀，出现了各种不同教派，正统派（后来分裂成天主教以及哥普特教会），纳萨路人会，马奇欧尼会，等等，不同的“福音”以及“使徒传”开始被写成，当然，写的各种片断都是为了“符合自己教派的需要”。特别是“罗马帝国当局”也给各基督教派压力，罗马帝国视基督教是“社会问题”，各基督教会都在竞争的“拍罗马帝国的马屁”，例如，诺斯提派会指责正统派犯下所有的错，当然也有反指责，在当时，罗马帝国是鼓励“反犹太人”的行为的，于是对于“基督教会在写福音书或使徒传的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说有一句名句“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就是跟基督教会开始帮忙罗马帝国减低“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过给降低的一个办法。（大家可以看出来，新约圣经根本就是依照人间的需要写出来的文章，哪里有神圣性？？？）

　　太多了，中间略去。

　　新约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由公元四世纪一直到16世纪，叙利亚教会，始终不肯承认“启示录”（就是那个说地球要毁灭的），西方教会（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以及东方教会（东正教）的新约始终不一样，
　　新约的形成，并不简单而且当然不是什么“感召”，我们非常不同意不但是教会早期神职人员的工作，而且西方教会以及东方教会一直都有差别，至于说哪些文章片断应当包括在新约、哪些不应当包括在新约，各方面都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例如最早争论的“启示录”，或者“彼得二书”，例如“何马士书”，在公元2世纪时被包括在内，但是最后还是被剔除。因为，新约圣经的形成，完全受“政治，地理位置，宗教想法，以及文化差异影响”，反应我们追寻真理，否定真理，歧视，同意，不同意，爱及恨。这些都只不过是1600年来一些“人类行为”。

　　--（点评）这个1600年，也是有疑问的。

　　结论：
　　1）新约的出处都是靠“口传口”，根本无法证明其正确性，那么这本所谓圣书的出处大有问题。
　　2）公元50年后开始写新约的，其实都是一些凡人作家，没有一个是跟随耶稣身边的“圣人”或先知，那么，新约就是一本“幻想小说”。
　　3）新约最后的版本的决定，还要靠各个教会一起开会，然后举手表决，那么新约充其量只是个“人间读物”，算不上什么“圣书”。
　　4）给新约最后定稿的尤塞碧斯，自己都承认在新约中放了许多“假的情节”，并且用了“假的书信”，新约没有任何“神圣性”。
　　5)最后，连“耶稣是不是神”，都需要“教会大会”投票表决，可见，耶稣是人创造出来的，绝对不是神。

　　--（点评）伪造还是真理，请诸位自己思考，呵呵。

　　新约的四部正典福音书是后人伪托的作品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哈里斯的研究指出，在古代最繁荣的时代——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生活着的公元前5世纪时期的雅典——只有10-15%的人能够阅读和签订简单的文书。今天人类社会如此高的识字率，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的政府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投入大量资源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学会读写。这意味着，在古代最繁荣的时期，近90%的人口也是文盲。在耶稣传教的加利利农村，识字率显然更低，可能整座村镇都找不到一个会写字的人。那里的人都是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渔夫、工匠（注意《圣经》中大量关于种子、植物、树木和丰收的比喻），他们没有识字的需求和基础。那些能够熟练地阅读和写作的人都属于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和空闲时间的上层阶级，耶酥向这些底层犹太农业雇工们传教，后者显然没有能力记录耶稣的生活。

　　--（点评）所谓的雅典识字率那也是伪造的史料。

　　《新约使徒行传》指出了耶稣两个主要门徒彼得和约翰都是文盲。然而从《新约》的行文可以判断，福音书的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训练有素，写作时参考了更早的福音书（如“Q文献”、“L文献”）。他们肯定来自上流社会，并且有能力阅读和搜藏更早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全部用希腊文撰写的。
　　一是希腊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与商业语言，希伯来文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书面语，而加利利农民（包括耶酥及其门徒）当时真正使用的，则是当地的方言亚兰语(Aramaic)。虽然马太是税吏，我们也没理由认为他们具有学习希腊语的需求和条件，或许只有“希腊医生路加”才是个例外。
　　二是1945年在哈马迪被发现的科普特语《埃及人福音》与过去发现的希腊文《埃及人福音》有大的不同之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埃及人福音》分成两个版本。跨语种的传播，对原始文本的扭曲之大可见一斑。
　　所以即便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马太福音》最初可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它也无法被当成第一手使徒资料来看待，遑论其普通希腊语抄本的准确性了。
　　目前唯一一本用耶酥与门徒当时使用的亚兰语写的福音书是《艾赛尼派的平安福音》(TheGospelofTheEssenes)，该福音约在公元1世纪完成，共分四卷，是有关耶稣的早期文献。但是该书一直被梵蒂冈教廷视为“伪经”加以隐藏，没有公开面世，直到20世纪才被法国学者EdmondBordeauxSzekely陆续译出。

　　--（点评）“跨语种的传播，对原始文本的扭曲之大可见一斑。”几乎不变的传承？那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艾赛尼派的平安福音》(TheGospelofTheEssenes)此书的内容只是一些断篇，大约是完整手稿的八分之一，以亚兰语写成，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另以古斯拉夫语写成的，存于哈斯堡皇家图书馆，已成为奥地利政府的财物。那么抄本源流呢？
　　--这两个版本现在尚存，要感谢景教的祭司，他们在成吉思汗部族的侵略下，被逼由东方逃亡至西方，带来所有的古代经典及圣像。明白了，这是1200年传承的抄本！当然是指前者。那时候没有充氮恒温保管箱的。
　　--古代的亚兰语经文是基督以后第一世纪写成的，而古斯拉夫语经文是前者的文字翻译。究竟经文是怎样从巴勒斯坦落到亚洲景教祭司们的手里，考古学至今仍未能重整其究竟。
　　--个人推测，此书根本就是可追溯至13世纪的西亚和斯拉夫教派的后世新约抄本，被梵蒂冈收购的玩艺，真实年代不可知。

　　另外一个耶稣会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时期在利玛窦之后一点点，写过《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圣母行实》《教要解略》等书，高某在1630年前后也多有著述，按原文及相关论文，均为围绕福音内容开展的神迹小段子集合，后世把圣母传等斥为伪经，恰恰是倒因为果。
　　专家对《天主圣教圣人行实》评论是，大规模入华传教一甲子，还在折腾老旧教义，与文艺复兴后完备教义相悖。

　　反过来推理，恰恰是在中华完善了新约，并在康熙年间参考中华史籍编造了旧约，并伪造所谓开封犹太人和洪水藏经的故事，造好的经典运回欧洲翻译为拉丁文等，原来所述的文艺复兴时期编纂统一的所谓耶经根本就是伪史的一部分。前几楼的内容还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然，洗地的说，高某之所以代表耶稣会大张旗鼓宣扬过时的老旧教义，并勠力翻译伪经内容，是为了入乡随俗。这一点，谁信啊？

　　笔者也曾将保罗书信中的矛盾向一位信徒讲过，对方未听说话就断然道：“《圣经》是神的语录，是不可能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只能说你还没读懂经文。”
　　王小波对这种超越理性之上的狂信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
　　“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28]

　　除了用狂信来掩耳盗铃，面对批评者们对《圣经》中彼此矛盾的经文的质疑，信徒一般都会说：“你这么理解是因为你还没读懂圣经，没有全面地看这句话。”
　　随后他们就开始大段引用其他经文，接下来便开始发挥腐儒“为五字之文，作二三万言”的精神，一番云山雾罩之后，基督徒顺利地完成了概念偷换、问题转移的事项。
　　你说的是A，他听的是B，引文是C，驳的又是D。最后除了留下一地鸡毛，大家都忘记了最初要讨论的是什么了。
　　由于缺乏精准的定义和被广泛认可的衡量标准、研究方法，社会科学论辩往往异化成维度交错的文字游戏，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思想碰撞”纯属牛头对马嘴的范畴。
　　既然“摆事实”、“讲道理”都会被曲解，数字具备单一、纯粹的特性，“列数字”就抽掉了基督徒最擅长的牛头不对马嘴式辩论的基础。

　　如何再现古代的历史？
　　有人试图创造性的想象往昔的情形，他们不以或很少以可靠的信息来源为基础；有人表面上接受一些碰巧看到的资料来源，并把他们拼凑起来，构思出某种假说。这是基督徒们再现耶稣生平记录的主要手段。
　　笔者问一位理工科出身的信徒：“上帝也会亚兰文吗？”此公斩钉截铁道：“主说：‘我的路高于你们的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的一切它都知晓。”
　　这就属于典型的宗教狂想，其思维、言辞、立论不以逻辑推理为基础，全凭意淫和对《圣经》经文不加思考的引用。
　　以四福音书作为耶稣生平的资料来源，以《圣经》的话语论证基督教的合理性，不过是一种自己证明自己的循环论证。
　　史学研究则需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那些能够向我们复现耶酥历史的所有资料来源，树立不同的参照系，制定严格的判断标准，通过对出土文物、宗教文献与世俗史料的相互比照，才能逐步将耶酥真实的面孔从片面、互相矛盾甚至是胡编乱造的记载中剥离出来。

　　必须苛刻的分析基督教文献，《圣经》也在其列，若它是可信的，就该坦然地面对史学家的审判。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很幸福，要阅读圣经非常方便。
　　上帝之子去作礼拜有带圣经吗？根据《路加福音》对耶稣首次讲道的记载，耶稣叫人拿圣经给他，上帝之子显然没有旧约。（路4：19~20）

　　必须苛刻的分析基督教文献，《圣经》也在其列，若它是可信的，就该坦然地面对史学家的审判。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很幸福，要阅读圣经非常方便。
　　上帝之子去作礼拜有带圣经吗？根据《路加福音》对耶稣首次讲道的记载，耶稣叫人拿圣经给他，上帝之子显然没有旧约。（路4：19~20）
　　而且那个时候也并非每个讲道的会堂都有完整的《圣经》，因为用羊皮纸抄完一本旧约需1000只羊(新约370~390只)，何况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抄写旧约的。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贵重的羊皮卷圣经的人只能是极少数贵族。
　　在中世纪，平均每50间只有两三间教堂有圣经的节本，如福音书或先知书而已。因怕镇馆之宝被偷，一些教会就用铁链将圣经牢牢捆锁在钳入讲台地面的石制讲桌上，后世遂有“被捆绑的圣经”(TheChainedBible)之谓。
　　在1456年，德国的古腾堡（JohannesGutenberg,1400~1468）独立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他第一件事就是印刷了400多本拉丁文圣经，这才使《圣经》的广泛传播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不过其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另外，在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罗马天主教会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此前，教会一直规定除了钦定的教士，任何人不准阅读《圣经》。马丁路德与教宗分道扬镳后，不顾教廷的规定，自己解释并翻译出版了《圣经》。
　　在此之前，人们显然没有能力质疑《圣经》的能力。他们买不起也看不到《圣经》，自然不会发现《圣经》中诸多矛盾之处，更无法对《圣经》进行史学考察和文本学分析。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圣经》的大量出版，西方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圣经批评学派。

　　牧师乔治·罗伯逊博士在《从哪里获得我们的圣经？》中写道：

　　希腊语圣经手稿至今仍有着巨大的价值，尤其是褪色且不引人瞩目的三四种文件，对基督教会来说最古老也最具价值，因此也就更具吸引力。”他首先列出的是梵蒂冈抄本，“这或许是现存所有希腊语抄本中最古老的抄本了。被叫做B抄本。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把它带到罗马，几乎从那时起，就被官方细心看护在梵蒂冈图书馆。1533年，神学家伊拉斯默斯知道它的存在，但他和继任者都没有被允许研究它。学者们可望不可即。

　　1843年，在几个月的等待后，蒂申多夫终于被允许研究6个月。1844年，名叫德·默罗特的专家研究了9个月。另一个学者的故事让人着迷，他就是曲格尔斯博士。1845年，曲格尔斯博士被官方无意识地允许通过记忆文本一页页地保护它。他被允许研究了很长时间，但不允许触摸和笔记。事实上，每天进入密室时，他的口袋都要被检查，确保没有带笔墨纸砚。但是，既然可以随便出入，他最终得意忘形并在自己的房间里记录这个最古老文本的原则性变化。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警卫发现他对某一部分过于关注，就会责令他看另外一页。最终他们发现，曲格尔斯几乎偷走了文本，圣经世界也发现了这个历史手稿的秘密。因此，教皇庇护九世下令影印手稿，1857年出版五卷。但当时的工作非常差劲。蒂申多夫第三次尝试获得允许研究它。成功后，前20页出版。最终在1889-90年，教皇允许全部文本影印出版，于是昂贵的四开本圣经出现，现在基督教世界所有重要图书馆都有收藏。”[1]

　　那以前的教皇担心什么呢？整个梵蒂冈恐惧什么呢？为何向公众发布最古老的圣经印本让他们如此害怕呢？为何他们感觉需要把记载着主的启示的最远古手稿深藏在梵蒂冈的黑暗角落不为人见呢？为何？那成千上万的其他手稿今天仍被深藏在梵蒂冈的密室不为人知不让广大的基督教世界去研究，又是为何呢？

　　欧洲伪造史料的案例还是很多的，随便举两个，原文比较长，论坛闲聊，节选一点：

　　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备受尊重的教授保罗?科尔曼?诺顿发表了论文《有趣的不写》，“不写”（agraphon）指的是耶稣被保存在一些古代的典籍中，但在教会认可的福音里找不到的话语。
　　1943年，诺顿教授作为一名美军士兵进入了法属摩洛哥费达拉镇上的一座清真寺，他在那里发现了一本阿拉伯文经书，里面夹有一张羊皮纸单页，上面抄录了一些关于《马太福音》1～13章和19～25章的希腊语译文。因为身处紧急的战时环境，诺顿教授没有条件给这页拍照，但是将之仔仔细细地抄写了一遍。
　　当他战后有时间研究时，便从中发现了一个“agraphon”。在《马太福音》24：51节中，也就是耶稣警告恶人会“被扔到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之后，手稿上还有一段不见于正典福音的对话。

　　--（点评）一个大兵在西北非的摩洛哥小清真寺里发现一本阿拉伯文字的经书，里面居然是夹一张希腊语基督教抄文，呵呵。就算这阿訇是基督徒冒充的，胆子也太大了点。
　　没有拍照，倒是有闲心仔仔细细地抄写。问题来了，原始手稿呢？忽悠傻子的说辞，而已。

　　The Gospel of Judas的来源：

　　据说1978年有人在埃及的洞穴中发现，是古柯普特文的译本。经碳14测定确定为公元280年（误差±50年）的文本，于2006年4月完成翻译。
　　实际上这不是一本书，而是著名的CodexTchacos，发现于1978年位于现在埃及境内的一个废弃古墓穴中，，当时还只是一堆莎草纸的断简残篇。之后经由古董商数度易手，从埃及流入欧洲和美国。1983年，这些手稿出现在国际古物市场上，当时即有一群学者见过这份手稿。由于卖方要价三百万美元，没人买得起，在2000年被苏黎世古董商收购之前，曾被置放于纽约州长岛的银行保险箱长达16年，最终落入了一个姓氏为Tchacos商人手中。前几年，才由瑞士的梅塞纳－马恩省斯古代艺术基金会取得。
　　手稿主要翻译者凯瑟表示，他从未看过状态如此糟糕的手稿，有的页数不见，有些则被重新编排过，上半部编有页码的部分也破碎，还有近一千片碎片无法拼凑。他说：「这份古抄本非常脆弱，只要轻轻一碰就碎了。」瑞士的莎草纸保存专家芙萝伦斯·达尔布雷（FlorenceDarbre）与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的柯普特语专家格瑞果˙沃斯特（GregorWurst），合作拼凑史上最复杂的拼图之一。二十六页长的《犹大福音》写在十三张莎草纸的正反两面，如果有段碎片在这页看起来通顺的话，在下一页内容也必须接得流畅。
　　国家地理学会宣称这份古抄本确定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旁经”著作，鉴定方法有五种：放射性碳14定年、墨水分析、多光谱照影术、内文比对与古字比对。2005年1月，取自古抄本的微量莎草纸与皮革样本被送到亚利桑那大学的加速质谱仪实验室进行鉴定，该实验室以放射性碳定年法而闻名世界，结果显示古抄本的年代很可能介于公元220年至340年间。古科普替文（coptic即埃及文）現今全世界熟悉此種語言的不過四、五人而已。来自瑞士的全球顶尖柯普特学者鲁道夫·凯瑟（RodolpheKasser），则应邀前来复原手稿、并抄写、翻译其内文。透过这五种方法的鉴定，专家断定这份埋藏已久的手稿大约抄写於西元300年左右。
　　国家地理学会项目节目执行副总裁泰瑞．贾西亚（TerryGarcia）说：“这份非圣经经文的古文献戏剧性出土，是公认为过去六十年来最重大的发现，促进我们对早期基督教时期历史与神学观点的了解，十分值得历史学家、学者与神学家继续研究。”
　　这份Codex（册子写本，而不是卷轴Scroll）中包含了若干早期基督教文献：
　　1）一封彼得书信，
　　2）一篇雅各启示录（这两种NagHammadi中也有）；
　　3）一本未发现过的福音书TheGospelofJudas，福音书最后写有犹大之名；
　　4）同样是新发现的BookofAllogenes
　　册子所有者FriedaNussberger-Tchacos作为一个商人，和国家地理一起试图宣传第3部分的犹大福音，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和一部纪录片。纪录片专门讲这本福音书的发现翻译过程，顺带讲背景知识和重要意义。
　　《犹大福音》是圣经考古学的重大发现，至于有无可能改写整个宗教历史，则尚未可知。这本最新出土的《犹大福音》内容，证明了在基督宗教在初期，一方面面临到罗马帝国的强大且严厉迫害，另一方面却以极快的速度向各地扩展，甚至远达到埃及当地。在与当地的“诺思底”（gnosticism，又称智慧派、灵知派）文化融合之后，当地人以诺思底教派的角度理解拿撒肋人耶稣，以及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其中最迥异的观点之一，就是关于耶稣门徒犹大（天主教称猷达斯）与耶稣的关系。《犹大福音》令人感到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指称犹大是唯一懂耶稣的人，也最受耶稣喜爱，因此，最后是耶稣自己要求犹大，把耶稣出卖，好让耶稣自己可以早日脱离肉体的禁锢，耶稣体内神圣的灵魂便可以早日升天。因此，《犹太福音》中，犹大不仅不是两千年来基督宗教所称的“叛徒”，却反而是耶稣的最贴心门徒、以及英雄。

　　正统基督教学者认为，这本福音书上的话是谎言，因为，它的内容是与圣经上的四福音书背道而驰的。使徒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1：8-9）所以，《犹大福音》应当被放入被咒诅之列。其实，这本福音书早已被早期教父爱任纽（Irenaeus）判定为异端，被确定为诺斯底福音书的一种。
　　在罗马帝国时期，流传着一种秘密传播的宗教，叫“诺斯底教”（Gnosticism），“诺斯”是知识的意思。诺斯底教它不是基督教，与基督教没有关系。诺斯底教的基本教义是相信有两个神，一个叫至高神，据说他是人类的灵魂的来源；另一个比至高神低的神，叫“巨匠造物主”（Demiurge），据说世上的物质和人的身体，都是从他来的。诺斯底教认为人的身体束缚着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不得释放。只有毁灭人的身体，人的灵魂才得释放。
　　诺斯底教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观念，不是基督教的教义。诺斯底教的宇宙观和人论，后来侵入了基督教，就形成了基督教诺斯底派（ChristianGnosticism），《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提到的行邪术的西门，他就是诺斯底派的第一个成员。《犹大福音》就是基督教诺斯底派的作品之一，我们统称它们叫“诺斯底福音书”，其中也包括其它几本伪福音书。诺斯底福音是完全与圣经四福音书相对立的。
　　为了替犹大打抱不平，并竭力要为他申冤平反，近一二十年来，一些研究犹大的学术论文，一些文学作品，一些诗歌音乐作品相继出世。例如，前几年在美国公演的摇滚乐歌剧“基督耶稣，超级明星”（JesusChristSuperstar）当中，就把犹大当作突出的角色活动在舞台上，剧中犹大的行动和所说的台词，都表明了作者对犹大深深的同情。

　　--1978年出土，原址已经破坏，辗转几十年、周转多手的传世品，其碳14的测定精度，呵呵。米国佬新西兰联合泰国的冶金考古遗址测年如今还敢拿出来招摇撞骗吗？机场边的树叶，也是可以测定7000年历史的。
　　--还有翻译问题，极个别精英的解读就可以搞定一切。好在这是基督教新约里面的内斗，圣经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新约考古的最新范例。
　　--反对意见一样大把，主要是基督教正统派，质疑集中在解读和伪经上，也难怪。再说，还是墓穴出土的玩艺，不是沙漠露天垃圾堆。
　　--哪怕是死海古卷，大多是保存在山洞里密封的罐子里的羊皮书，还有铜卷，其1950年代初的那次羊皮测定几乎可以说是碳十四测年最早的应用，没有树轮校正，没有同地域文物数据库积累，呵呵。

　　今天，很多学者（包括弗兰克林和她的同事芬克尔斯坦）都在质疑这三座城门都属于所罗门时代的说法，而其他一些学者（例如阿米哈伊·玛扎尔）却认同这种看法。但所有人都不接受雅丁的循环论证，上世纪80年代早期“圣经极简主义（biblicalminimalism）”运动由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发起。在极简主义者眼中，大卫和所罗门只是虚构的人物。1993年的一项考古发现削弱了这种立场的可信度，当时一个发掘小组在以色列北部的但丘（TelDan）挖掘出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的铭文中镌刻着“大卫之家（HouseofDavid）”的字样。但所罗门的存在依然无法被完全证实。

　　--有理由怀疑雅丁的相关推论，这个大卫之家，后面还要涉及的。

　　在没有太多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单调的公元前10世纪的圣经世界就正如芬克尔斯坦1996年在一份报纸上第一次提出的那样——一个充斥着不朽建筑的伟大王国并不存在，而是各自分散后又慢慢融合的政权组成：南方的非利士人，东方的摩押人（Moabites），北方的以色列人，北方更远的是阿拉姆人（Aramaeans），也许一场犹太人暴动就是由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耶路撒冷一个年轻的牧羊人所领导。这样的解释惹怒了很多将耶路撒冷视为自己根基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进行的很多考古挖掘活动都是由大卫城基金会提供资助的，该基金会国际发展部的主管多兰·施皮尔曼（DoronSpielman）坦率的承认，“我们为考古发掘工作募集资金，其动力就是要去揭秘圣经——这不可避免的与以色列的主权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有意见认为，所谓列王纪里面的内容只是把各方面的历史和传说揉在一起形成的，并非历史的真实。后面就是政治问题了，俺无语了。资助者，动机，手段。

　　毫无疑问，那些耶路撒冷城中的巴勒斯坦人对大卫城基金会颇不以为然。很多发掘工作都位于城市的东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已经定居了数代之久，如果这样的考古挖掘会演变成以色列人定居点的权利要求，那他们自然是拒绝搬迁。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为了证明人民的归属感而搜肠刮肚的去寻找寻找考古证据是不得要领的做法。正如耶路撒冷居民兼考古学教授哈尼·努尔·爱-丁（HaniNurel-Din）所说的那样，“当一位巴勒斯坦妇女用青铜时代早期的方式去制作传统陶器时，当闻到以公元前四世纪或五世纪的传统做法烤出来的饼的香味时，我便知晓这就是文化的DNA。巴勒斯坦的历史没有文字性的记录，史实性不够——但那些传统就是我们的历史。”

　　--那些西方拥趸比主子还要拼命维护西方欧洲编造的一整套古典史学体系，莫非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么？

　　尽管C-14分析的代价不菲——光是分析一个橄榄核就需要花费500多美元，但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碳-14技术无法帮助你解决所有的争论，”埃拉特·玛扎尔说。“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误差范围约为40年。“不同的实验室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对所有的分析结果都进行过讨论。”“如果这样说，你甚至可以在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挪威村庄遗址中发现能证明所谓大卫时代的放射性碳证据！”以色列·芬克尔斯坦断言。

　　--40年只是说法，以前和本地博物馆以及大学的同仁聊过，没那么精确，参见前面俺引述的米国等联合在东南亚进行的冶金考古测年数据库得出的中华冶金技术南来说。当然，这个论调在1970-8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得到了泰国等国家政府及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
　　为什么呢？就和俺前述欧洲伪史编造时候往往伴随着当地世俗政府和学术人士的大力支持一个道理，仔细想。有论文的哦。
　　至于现在这个所谓南来说么，还有新闻以及论文，有兴趣回看前面内容502楼起，笑话就是笑话。

　　芬克尔斯坦的理论采取了一种颇为吸引人的理性中间路线，其介于圣经教条主义者和极简主义者之间。“圣经的撰写过程便如同分层的考古遗址，”他说。“公元前8世纪完成了一部分，7世纪又完成了一部分，然后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所以说，圣经的编纂花费了600年。这个故事不可谓不古老，但故事中的现实是后来的现实。例如大卫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确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如果将大卫描绘成某个动乱组织的领导者，或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不安分守己者，这我接受；但如果说什么辉煌之城耶路撒冷，或所罗门时代的伟大帝国，那我接受不了。圣经中那些章节的作者在描述那些人和事时，将目光投下了彼时的当下，即亚述帝国（AssyrianEmpire）。
　　“仔细分析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以圣经中记载的示巴女王（QueenofSheba）的伟大来访为例：一位阿拉伯女王前来拜访，将各式各样的奇异商品带到了耶路撒冷。细想想，在公元前732年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只有在亚述人统治时期，耶路撒冷才开始和阿拉伯人有了贸易往来。
　　对于莱维的铜矿堡垒，芬克尔斯坦说，“我根本不相信它是公元前10世纪留下来的。在如此的生产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人生活。炉火、有毒的烟雾——想都别想！相反，看看在约旦河边发掘的恩-哈兹瓦（EnHazeva）堡垒遗址，它是亚述人在通往以东王国的主干道上构筑的。我认为莱维发现的建筑是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平行修建的堡垒之一。克巴特·恩-纳哈斯只是一个边缘地带，和米吉多以及泰尔·拉霍夫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经历了多个世纪的阶层城市。一堆炉渣就能成为圣经历史讨论的重心？”
　　芬克尔斯坦嘲弄了加芬克尔在科拜特·切雅法的发现：“看看，我就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什么‘我曾在米吉多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个橄榄核，它推翻了几百个碳-14的检测结果，它将会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没有猪骨头就表明那是一处犹太人遗址？“算是个证据，但还不确凿。”那在遗址处发现的稀有铭文呢？它也许来自非利士的迦特，而不是犹太王国。

　　--不同意见的交锋，正常。倒是论坛和现实中某些西方拥趸的嘴脸着实可疑和别有用心。想起来某家伙在争论中指责俺用现代炸药的威力错估17世纪黑火药的爆炸效果，却全然不顾自己不认真看贴就断章取义的伎俩，换到辩论赛上早就输了。俺原话是说当时的爆炸导致了石灰岩地面直到今日仍然是坑坑洼洼的，可见其爆炸威力，而地面都炸成这样了，杵在旁边的女神柱和壁画、浮雕却好好的，如何解释？俺可是玩过炸药的，爆轰效果是有亲身体验的。看看天津爆炸，用脑子去思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圣经考古学的“无心之谈”却已成为了学术标杆，而哥利亚们现在只能用自己的编年史去回击那些自命不凡者的攻击。结构复杂的公元前10世纪社会可能曾经存在于约旦河沿岸的命题明确压过了芬克尔斯坦关于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构想。

　　--所谓的主流，我国的某些教授也就甘当这些主流意见的文抄公和翻译者，饭碗就是这么来的。

　　看看所谓宝藏文物的来源疑云：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
　　上述展览正在故宫午门雁翅楼展出。由于阿富汗的战乱，这批珍宝自2006年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展，至今已是第十一个年头。

　　展览的第一个单元便是来自阿富汗法罗尔丘地（TepeFullol）的4件金杯。虽然文物数量不多，但却是这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一批。按照标牌的说明，它们属于青铜时代，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1900年前后。

　　--（点评）最早的，有说明的，年代明确，真的吗？

　　有关这个窖藏，美国考古学家LouisDupree、意大利学者MaurizioTosi和荷兰学者EricOlijdam曾先后撰文进行过讨论。
　　“法罗尔”的名字来自于距离这个窖藏最近的一个村子，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BaghlanProv?ince），其东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Province）就是阿富汗著名的青金石产地。
　　窖藏中一共发现了5件金器和12件银器。这次展出的三件相对比较完整的金杯分别是该窖藏中的4号（公牛纹金杯）、1号（几何纹金杯）和5号（公猪纹金杯）器物，此外还有一些残片。
　　器物的残破和其发现历程不无关系。据说这批器物是1966年当地村民在翻土肥田的时候发现的。村民们企图平分这些器物，并在附近的集市上将其卖给金银匠换钱，于是就把它们切开，以便分配得更平均。幸而当地政府得知以后迅速将其收回，它们才得以归属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点评）据说，翻土，发现，破坏，进馆。来源可疑。

　　喀布尔博物馆的A.R.Wardak博士在一周之后赶到了发现地。除了收回了这批文物之外，他还在土丘上开了两条探沟，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更多的器物。虽然在其中一条探沟中发现了一座墓葬，但由于其中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其与这批器物的关系也并不清楚，因此也未能对器物的年代和文化背景等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

　　--（点评）问题只有一个，这些玩艺究竟是哪里来的？

　　窖藏本身也有不少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首先，有关窖藏的具体位置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最早发表文章的Dupree称其为KhoshTapa，认为该地点在巴格兰的东北方，但进行了试掘的喀布尔博物馆的Wardak与Tosi撰文，却称其为Fullol窖藏，认为在巴格兰的南部。
　　但二人在文章中都提到，地点是听当地村民所说，且不能排除当地村民所述有误，甚至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利益而将考古工作者引向一个错误地点的可能性。
　　在当地村民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传说，说是村子中一位最年长的老者将村民们带到了这里，而老者则说是一个穆斯林圣人出现并向其透露了宝藏的埋藏地点。
　　正因如此，并考虑到阿富汗在20世纪70年代猖獗的非法盗掘活动，Olijdam甚至怀疑，这些器物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某一个”窖藏，而是集合了当时该地区多个不同地点非法盗掘出土的金银器，因此其风格和年代都需要分别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体。

　　其次，有关土丘的高度、探沟中所发现的墓葬墓主的葬式、墓葬与灰层的位置关系、器物收集的时间等等问题，在Dupree和Tosi的两篇文章中的描述都不尽相同。这些问题Olijdam在文章中有详尽的分析。

　　可见有关窖藏实际上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以后恐怕也不易解决，但其矛盾之处却提醒着我们在理解这批器物的时候，对其出土背景应该加以格外的注意。

　　--（点评）不必俺赘述，本文的意见虽然比较客气，没有直接质疑该文物窖藏的真实性，但大家都懂的。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6版

　　华盛顿圣经博物馆“死海古卷”赝品风波

　　据法新社10月22日报道，美国一家博物馆10月22日宣布，曾认证为“死海古卷”的古代手稿残片的5件文物实际上是赝品，将不再予以展出。在一家德国研究机构断定这几件碎片的历史不够古老之后，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把这些物品撤出了展览区域。华盛顿圣经博物馆2017年因曾获得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亿万富翁的资助而引发争议。
　　博物馆馆长杰弗里·克洛哈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我们曾经希望检测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但这是一次教育公众认识到验证稀有圣经文物真实性的重要性、检测过程的详细程度以及我们对透明度的承诺的机会。作为有责任传承文化传统的教育机构，本博物馆坚持并遵守有关藏品保护、研究和展出的所有博物馆及道德准则。”
　　该“死海古卷”中包括已知最古老的希伯来语《圣经》手稿，其问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数量大约为900页的这些卷页是1947年至1956年间在死海上方的古姆兰洞穴中发现的。
　　这5块被从展区移除的残片自这个占地巨大的博物馆2017年11月开馆以来一直是该馆的展品，不过它们附带的说明标签称展品的真实性尚在确认中。
　　在此前的研究对它们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后，2017年4月，博物馆把收藏的16件“死海古卷”残片中的5件送往德国的联邦材料研究与试验研究所进行检测。研究人员之一的基普·戴维斯曾发表论文，称“该博物馆的死海古卷藏品中至少有7件残片是现代赝品”。
　　该博物院已将在德国进行了检测的5件残片移出展示区，并用另外3件残片替换，这些新展出的残片将是进一步分析的重点。
　　甚至在打开其刻有拉丁文的青铜大门迎接参观者之前，华盛顿圣经博物馆就引起了外界的不满：其主要资助人是亿万富翁史蒂夫·格林，后者的艺术和工艺品连锁商店所在的公司一直支持华盛顿的保守运动。就在博物馆开馆前几个月，该公司被迫支付了300万美元和解金并上缴了5500件被美国司法部认定为非法进口的文物，其中包括来自伊拉克的古代楔形文字黏土牌匾。
　　格林家族的基督教信仰和这桩走私灾难让怀疑论者对博物馆产生质疑，主要是对其意识形态宗旨及其文物的来源。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担任博物馆董事会 的格林说，博物馆的宗旨只是“呈现事实”。

　　以下纯引述：

　　1、《圣经.旧约》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国王组织70多个犹太人翻译希伯来文的犹太文献而成，也被称为《七十士译本》，原先的希伯来文献已经荡然无存，犹太人负责翻译为伪造历史文献提供了绝佳机会。后期发现的《死海古卷》远远晚成书于《七十士译本》，其内容应该是来源于《七十士译本》。
　　假设摩西所建之以色列并不在埃及旁边，整个犹太族将面临搬离，这一点为犹太人伪造历史文献提供了必然的动机。

　　2、《圣经.旧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犹太人在埃及生活，记载他们在埃及整整生活了430年，摩西还经常与埃及法老打交道，但是整本书均未出现对埃及金字塔的描述，当时，金字塔已经雄踞开罗郊区数百年，这是一大疑点。

　　3、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60万以上的人口，在3500年前，这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但是埃及、约旦等中东国家的文献、壁画中未记录犹太人在埃及（长达430年）以及离开埃及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斗争事件。

　　4、犹太人进入埃及的时候，埃及已经有王朝存在，书籍中未体现他们在进入埃及前向埃及当政者提出申请。

　　5、犹太人客居于埃及的时间段，埃及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七十士译本》里面未有体现。

　　6、《圣经.旧约》里记载了诺亚方舟的故事，故事里，耶和华制造的大洪水刚刚淹没了方舟所停泊的亚拉腊山，水位比山顶高十几肘，今之亚拉腊山位于土耳其，山高5000米；如果书中的亚拉腊山是土耳其的这座山，那么地球上大部分生物都能保存下来，因为还有很多的山远远高于5000米。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是喜马拉雅山，其最高峰海拔8848米。

　　7、今之耶路撒冷几乎找不到所罗门王所建的王宫与圣殿遗迹，文献中，这一建筑群是非常宏伟壮观的，大量使用石材与木材，以色列灭国时，敌人只是放火烧掉了建筑物中的木质材料及摧毁了部分城墙，但是后人又重修了一次，按道理，应该留下主要的宫殿的石质建筑本体。今之耶路撒冷著名的哭墙是后人所建。

　　8、埃及现代考古未发现犹太人客居及迁出埃及的任何遗迹。

　　以上八点，值得对犹太人是否确实在3500年前定居于今之埃及旁边提出怀疑。

　　以上引述不代表俺认同其见解，不过有兴趣的可以对照旧约原文去思考。

　　@yletpkki 2021-11-02 12:43:07
　　又是一个爷爷变孙子孙子变爷爷的文化案例：
　　@F伯爵
　　看到一个日本网站猛夸中国安徽的一个东吴时期墓葬建筑，觉得这种砖砌「四隅券進式」的穹顶式建筑非常美，确实，图2看这排砖方式可以说相当复杂了~ ​​​
　　@-Saintland- :这是南京的东吴大墓，我本科有做过这个site的公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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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阪城唯一の古写真として紹介されてきた裏門の写真であるが、撮影年次が明治５年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
　　裏門も表門等と同様、もともとは瓦葺二階建の城門であったが、正保３年（１６４６）８月７日の「大風」で二階部分が破損したために茅葺平屋建になったという。

　　这是松阪城，三重县松阪市中心地北部的一座梯郭式平山城，原名为松坂城，现在大多写为松阪城。
　　上文介绍了相当于清初的正保3年的二层建筑城门原来是瓦葺的（屋面），由于台风破坏，（没钱）改为茅草葺的平房了。

　　说白了，就是穷。

　　用砖极少还有个原因，日本耕地少，熟土宝贵。质量好的烧结砖是要消耗熟土的。砂土烧出来的夹砂砖质量低劣。

　　以下是新约内容，继续引述，意见同上：

　　早期的基督徒靠“口传”传播信息。特别是在耶稣死后的前面几十年。渐渐开始收集所谓的“耶稣言行”，但是，还都是“限于口传”，特别是，在这些口传中，都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事”，也没有提到任何“神迹”，更没有提到所谓“耶稣钉十字架”或者“复活”。（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没有提到的事，都是后来编造出来的）
　　据说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叶，突然冒出来许多所谓的“福音”，“使徒传”，及其他文章，然后在早期的教会之间互传。例如保罗的信件，还有一些奇怪的福音书，如“汤玛士福音”，“Q福音”，都是早期冒出来的，而且，后面那个Q福音，再也没有被发现，第一个用“描述式的福音就是马可福音”，后来写“马太以及路加福音”的都在模仿这种写法，许多学者相信，这种描述式文字结构其实都是模仿“希腊哲学家荷马的文采”，约翰福音好像在公元90年完成的。（这些所谓的“福音”，好像都不是上帝赐给的，倒是比较像某个文学家或者神学家用自己的想象力加一点道听途说的故事给编出来的）。

　　--（点评）所有宗教的布道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差不多。后者中间还夹杂有欧洲的创作品，见俺前面关于该书版本的论述内容。

　　有些从未露面的新约章节如“彼德的行传”，据说大约写在公元200年左右，而且，还不是犹太人写的，是希腊人写的，而且写书的人，对罗马帝国都不太了解，就是由此书开始讲“世界的毁灭”（所以，听起来，耶经中预言地球要灭亡一事，根本就跟耶稣没啥关系，是一个希腊人幻想出来的），后来又出了约翰的启示录，巴拉巴士福音（这个福音书好像在公元14世纪写的，而且用西班牙文以及意大利文，更是荒谬），还有基督教一个重要的文章叫“何马士福音”，或者“牧羊人福音”，据说是在公元二世纪左右写的，然后还有玛丽福音，希伯来福音，还有一个叫“EBIONITES”的书写，据说是有一批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人数应当很少），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各种文章及福音，就是由这些口传口开始的，写成这么一堆“文摘形”的“新约”。

　　--（点评）“文摘形”的“新约”，这个概念在当年俺高中时候看和合本耶经时候就有这样的印象，这不就是老版鸡汤么？

　　据说在公元95年时，有一个神父叫“克莱曼CLEMENT"的引用了一堆所谓”耶稣的话“，他说是由”保罗的书信“中得来的，但是，这些书信永远没有被发现，（看看新约，其实都是一群幻想症很重的狂热份子想出来的）
　　还是据说公元110年，“第大齐”一书，DIDACHE是由一个“正统派”神父写的，开始引用“马太福音”或者耶稣福音，说是由“旧约”中取来的观念，许多神父都认为，“第大齐”是“感召而来”的（基督教最喜欢用“感召”而来，其实说穿了，就是“凭空想象来的”）
　　继续据说公元110到140年，神父皮帕斯开始写他的“耶稣说”，他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福音书”，也不相信“使徒说”，他决定还是用传统办法，那就是“道听途说”（市场上的流言），他的一些故事，有些语录是采用马太及马可福音的，但是他本人不认为跟这些“福音书”有关，当时流行的许多故事，例如说“出卖耶稣的犹大，最后脑袋膨胀的像车子一样大，以至于眼睛都陷入肌肉内，而且全身发恶臭，没有人敢靠近”，神父皮帕斯也承认写马可福音的人，是彼得的年轻秘书，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
　　何马士书，好像说是见过“保罗”，但是，早期的教会说，这篇文章是“感召出来”的，何马士的“感召”都在公元四世纪，那都在耶稣死后400年了，真是荒谬。
　　基督教会开始膨胀，出现了各种不同教派，正统派（后来分裂成天主教以及哥普特教会），纳萨路人会，马奇欧尼会，等等，不同的“福音”以及“使徒传”开始被写成，当然，写的各种片断都是为了“符合自己教派的需要”。特别是“罗马帝国当局”也给各基督教派压力，罗马帝国视基督教是“社会问题”，各基督教会都在竞争的“拍罗马帝国的马屁”，例如，诺斯提派会指责正统派犯下所有的错，当然也有反指责，在当时，罗马帝国是鼓励“反犹太人”的行为的，于是对于“基督教会在写福音书或使徒传的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说有一句名句“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就是跟基督教会开始帮忙罗马帝国减低“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过给降低的一个办法。（大家可以看出来，新约圣经根本就是依照人间的需要写出来的文章，哪里有神圣性？？？）

　　太多了，中间略去。

　　新约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由公元四世纪一直到16世纪，叙利亚教会，始终不肯承认“启示录”（就是那个说地球要毁灭的），西方教会（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以及东方教会（东正教）的新约始终不一样，
　　新约的形成，并不简单而且当然不是什么“感召”，我们非常不同意不但是教会早期神职人员的工作，而且西方教会以及东方教会一直都有差别，至于说哪些文章片断应当包括在新约、哪些不应当包括在新约，各方面都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例如最早争论的“启示录”，或者“彼得二书”，例如“何马士书”，在公元2世纪时被包括在内，但是最后还是被剔除。因为，新约圣经的形成，完全受“政治，地理位置，宗教想法，以及文化差异影响”，反应我们追寻真理，否定真理，歧视，同意，不同意，爱及恨。这些都只不过是1600年来一些“人类行为”。

　　--（点评）这个1600年，也是有疑问的。

　　结论：
　　1）新约的出处都是靠“口传口”，根本无法证明其正确性，那么这本所谓圣书的出处大有问题。
　　2）公元50年后开始写新约的，其实都是一些凡人作家，没有一个是跟随耶稣身边的“圣人”或先知，那么，新约就是一本“幻想小说”。
　　3）新约最后的版本的决定，还要靠各个教会一起开会，然后举手表决，那么新约充其量只是个“人间读物”，算不上什么“圣书”。
　　4）给新约最后定稿的尤塞碧斯，自己都承认在新约中放了许多“假的情节”，并且用了“假的书信”，新约没有任何“神圣性”。
　　5)最后，连“耶稣是不是神”，都需要“教会大会”投票表决，可见，耶稣是人创造出来的，绝对不是神。

　　--（点评）伪造还是真理，请诸位自己思考，呵呵。

　　新约的四部正典福音书是后人伪托的作品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哈里斯的研究指出，在古代最繁荣的时代——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生活着的公元前5世纪时期的雅典——只有10-15%的人能够阅读和签订简单的文书。今天人类社会如此高的识字率，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的政府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投入大量资源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学会读写。这意味着，在古代最繁荣的时期，近90%的人口也是文盲。在耶稣传教的加利利农村，识字率显然更低，可能整座村镇都找不到一个会写字的人。那里的人都是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渔夫、工匠（注意《圣经》中大量关于种子、植物、树木和丰收的比喻），他们没有识字的需求和基础。那些能够熟练地阅读和写作的人都属于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和空闲时间的上层阶级，耶酥向这些底层犹太农业雇工们传教，后者显然没有能力记录耶稣的生活。

　　--（点评）所谓的雅典识字率那也是伪造的史料。

　　《新约使徒行传》指出了耶稣两个主要门徒彼得和约翰都是文盲。然而从《新约》的行文可以判断，福音书的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训练有素，写作时参考了更早的福音书（如“Q文献”、“L文献”）。他们肯定来自上流社会，并且有能力阅读和搜藏更早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全部用希腊文撰写的。
　　一是希腊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与商业语言，希伯来文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书面语，而加利利农民（包括耶酥及其门徒）当时真正使用的，则是当地的方言亚兰语(Aramaic)。虽然马太是税吏，我们也没理由认为他们具有学习希腊语的需求和条件，或许只有“希腊医生路加”才是个例外。
　　二是1945年在哈马迪被发现的科普特语《埃及人福音》与过去发现的希腊文《埃及人福音》有大的不同之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埃及人福音》分成两个版本。跨语种的传播，对原始文本的扭曲之大可见一斑。
　　所以即便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马太福音》最初可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它也无法被当成第一手使徒资料来看待，遑论其普通希腊语抄本的准确性了。
　　目前唯一一本用耶酥与门徒当时使用的亚兰语写的福音书是《艾赛尼派的平安福音》(TheGospelofTheEssenes)，该福音约在公元1世纪完成，共分四卷，是有关耶稣的早期文献。但是该书一直被梵蒂冈教廷视为“伪经”加以隐藏，没有公开面世，直到20世纪才被法国学者EdmondBordeauxSzekely陆续译出。

　　--（点评）“跨语种的传播，对原始文本的扭曲之大可见一斑。”几乎不变的传承？那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艾赛尼派的平安福音》(TheGospelofTheEssenes)此书的内容只是一些断篇，大约是完整手稿的八分之一，以亚兰语写成，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另以古斯拉夫语写成的，存于哈斯堡皇家图书馆，已成为奥地利政府的财物。那么抄本源流呢？
　　--这两个版本现在尚存，要感谢景教的祭司，他们在成吉思汗部族的侵略下，被逼由东方逃亡至西方，带来所有的古代经典及圣像。明白了，这是1200年传承的抄本！当然是指前者。那时候没有充氮恒温保管箱的。
　　--古代的亚兰语经文是基督以后第一世纪写成的，而古斯拉夫语经文是前者的文字翻译。究竟经文是怎样从巴勒斯坦落到亚洲景教祭司们的手里，考古学至今仍未能重整其究竟。
　　--个人推测，此书根本就是可追溯至13世纪的西亚和斯拉夫教派的后世新约抄本，被梵蒂冈收购的玩艺，真实年代不可知。

　　以下资料摘自《圣经》考古大发现一书

　　这一预言应验了。古代历史学家们记载，波斯王塞鲁士改变幼发拉底河的方向，带领手下沿着河床进入巴比伦，获取了这座攻不破的城市。133页
　　1854年，一位英国领事代表大英博物馆在伊拉克北部勘探了一些古废墟里挖掘到了一座巨大的泥砖做成的宝塔。这座宝塔属于月神庙的一部分，俯瞰整个城市。他在泥砖里发现了几个细小的粘土圆柱体。刻着巴比伦文字。
　　这位领事把这些圆柱体带到了巴格达。幸运的是，当时他的上司是亨利.罗林森爵士，他曾经译过巴比伦楔形文字。所以能够读懂这些铭文。罗林森立刻看出这些粘土圆柱体的重要性。
　　这些铭文是奉巴比伦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5－公元前539年）之命所写。这位王曾经修理过神庙的塔楼，这些粘土圆柱体记载了这一事实。其上的文字证明了这一废墟就是吾珥神庙的塔楼。其上的文字是一段为拿波尼度及其长子求长寿和身体健康的祷告词，上面清楚地写明了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伯沙撒。134页
　　作者[英]阿兰.米拉德
　　英国利物浦大学希伯来和闪族文化研究教授
　　师从著名考古权威YIGAELYADIN和ABRAHAMMALAMAT

　　--俺一直说，耶经考古学就是西方考古学的亲爹，看到了吗？问题是，耶经考古学的可靠性在前面几段已经很清楚了，不要说是在19世纪，还有那位罗林森爵士，在印度受训、在波斯当教官的青年业余爱好者，一下子就能破译三种楔形文字，是大流士还是哈克亚尔沙？呵呵。

　　忘了补充大卫之家的典故了，上个帖子提到一点：

　　1993年，由考古学家ProfessorAvrahamBiran，DirectoroftheNelsonGlueckSchoolofBiblicalArchaeologyoftheHebrewUnionCollege所获得的石碑碎片，共三块。(图四)最大的一块，高32厘米，宽22厘米；其他两块是20厘米×14厘米和10厘米×9厘米。其上共有十三行亚兰文字(Aramaic)，经过亚兰文碑铭研究专家JosephNaveh的解读后，证明所记载的是有关王下八：28-29，犹大国王亚哈谢(Ahaziah)和以色列王约兰(Jehoram)同往基列的拉末去，与亚兰王哈薛(Hazael)争战，亚兰王在打败以色列和犹大军队后，就立这石碑以纪念这场胜仗。
　　石碑是主前九世纪至八世纪的物件，上面写着：“我击败约兰，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我击败亚哈谢，大卫王室约兰的儿子。”这是圣经以外，“大卫王”(HouseofDavid)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外邦人的石碑上。虽然也有考古学家认为碑上的字“BYTDWD”(HouseofDavid)，中间沒有分割号(BYT-DWD)，所以不应当读为“大卫家”，而是另指一物，但现在大部分的亚兰铭文专家都一致同意，沒有分割号是很正常的写法。
　　--BYTDWD，BYT-DWD，呵呵。天知道。这个亚兰语就是那位有基金会资助的扒皮哈佛女教授使用伪造的耶稣莎草书的记者的老爹专业研究的语言。

　　顺便还是要提一下赫梯的由来：

　　圣经提到“赫人”有40余次。在十九世纪，批评学者认为“赫人”根本没有存在过。然而，当考古学家考查土耳其的城市废墟时。他们发现了有关“赫人”的记载。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花费了长时间的艰苦工作之后，才翻译了赫人的文字记录。这就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批评的错误。英国的东方学者ARCHIBALDHENRYSAYCE这样写道：“在叙利亚人进攻撒玛利亚的叙述中提到的”赫人的诸王“，过去被宣称为一个错误或虚撰，然而实际上却证明了批评者本身的无知和错误。

　　--拿着19世纪末的英语读音和所谓古高地德语读音去“喝水”，这真是赫梯？还是德国佬为了对抗英国玩希腊，意大利玩罗马，自己也去找爹了？抱歉则个，看书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如此的创造力。

　　1978年，ＲonWyatt和他的两个儿子潜入海床，他们发现一些被珊瑚包着的古代战车零件并拍下照片．此后有更多次的潜水并获得更多的证据．他的发现之一包括一个有八轮辐的战车车轮．Ron把它带交埃及古迹管理局主任NassifMohammedHassan博士．经他检验之后立即宣布这战车车轮是属于第十八王朝的古物．就是公元前1446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代．问及Hassan博士如何知道是属于这年代？他解释说，八辐的车轮只在这年代被采用．Ramases二世和摩西就是这年代的人物．战车的车厢，马和人的残骸骨骼，四，六和八辐的车轮，全躺在海底作为无声的证供，证明过红海的奇迹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

　　--圣经，比较学，立即宣布。原来如此。

　　随便翻翻西方啥出名的所谓古代著作，往往会发现在文献学上的疑点。

　　按牛津版《技术史》：
　　至于赫梯文字的破译，有两种文字体系都称为赫梯文字，一种是楔形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前一种体系的破译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人们已经誊抄并翻译了大量的楔形字赫梯文本，而后一种还未被广泛解读。
　　（a）赫梯楔形字是约公元前2000年进入小亚细亚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他们建立了一个长达750年的强大帝国。20世纪初，在博阿兹柯伊对这一帝国首都的发掘，发现了赫梯国王的皇家档案馆。从这些收藏中我们获知，赫梯人使巴比伦楔形字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像巴比伦人对苏美尔文字所做的一样。已经证实，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第4章），是拉丁语早期的分支。在使用楔形文字体系时，赫梯人保留了这种文字最有特色的要素：字符或表意符号、音节符号、限定词和语音补符。然而，赫梯音节表比巴比伦音节表小的多，只包括了约130个符号。总之，赫梯人引借的字符和表音符号仍保留了阿卡德语的意义。他们使用各种规格的泥板，他们的书写技艺可能与巴比伦人的书写技艺是相同的。
　　（b）赫梯象形文字这个引人注目的文字体系主要是以碑铭形式（图533）被发现的，但与埃及的僧侣体或通俗体相似的草写体形式的例子也被发现了。这种文字为帝国时期的人们所了解。两种文字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赫梯这个名称有可能被错误地冠于象形文字和语言上。这些符号与埃及的一样，是真正的图形式象形文字。大约有220个符号，其中56个是表音符号，其余的是纯粹的表意符号。赫梯象形文字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偶尔表现出字行的牛耕式转行书写法，即一行字从右向左阅读而下一行字从左向右阅读这样交替进行，在早期的希腊碑文中也能发现这一特征。40个赫梯象形文字显示出与克里特书写符号的惊人形似，而后者还不能被确切地解读。

　　1915年，捷克考古学家兼语言学家贝得里希·赫罗兹尼对楔形文字赫梯语释读成功，并将泥板文书翻译出来。
　　赫罗兹尼是古代闪族语语言专家，他并不能理解赫梯语本身，却能熟练地读懂楔子形状的字体。他从语音方面进行研究，挑出仿佛是专有名称的那些词，然后再鉴定出直接从巴比伦楔形文字中借用过来的表意词，也就是图形字，赫梯人从这种文字发展出自己的书写传统。
　　他宣布，赫梯语不是中东语言的一支，而是与起源于欧洲和印度的亚欧语系相连的印欧语言。其结论是根据名词和动词的词形变化作出的。如，名词主格以－s结尾、宾格以－n结尾；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用－ti，复数用－nti等等，这些特征都充分证明它们出于印欧语源。
　　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印欧语系的安纳托利亚诸语言包括赫梯语、巴莱语、卢维语、象形文字卢维语、吕底亚语、吕西亚语。前三种是1905年以来在博兹柯伊——哈图莎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中发现的，其时间约为公元前2000年。象形文字卢维语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碑铭、印记等，约可溯至公元前1200～前700年。用字母文字书写的吕西亚语和吕底亚语，可溯源到公元前600～前200年。
　　在赫梯语出现之前的哈梯语，在楔形文字赫梯语文献中写做：“attili”，常被误认为赫梯原始母语，实际却是底层语言，与赫梯语及其姊妹语言无关，也与同样通行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胡里语、乌拉尔图语无关。很难断定哈梯人在安纳托利亚有多长时间，但是可以肯定，在赫梯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400～前1190年)，哈梯语已经死亡。

　　--这天才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认为这种文字是英语和德语的祖宗，于是就用后者的读音去破译，然后，就宣布成功了。问题是，为什么这就是赫梯？如果用中华的金石文去破译试试，会不会破译出鬼方来？

　　1872年，一位名叫威廉·莱特的爱尔兰传教士得到了5块从叙利亚城哈马斯采取的带有雕刻的石头，虽然莱特本人看不懂这些石块上的符号，但作为传教士，莱特对《旧约》非常熟悉。《旧约》中曾几次简单地提及过赫梯人，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时发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几个民族中就有赫梯人；还有，亚伯拉罕从“赫梯人以弗仑”手中买来埋葬其妻撒拉的岩洞；同样，无名的“赫梯国王”从所罗门那里买马，所罗门的众多妻妾中也有赫梯人。同时，还提到叙利亚国王如何集合一支大军包围以色列王国的都城，一段时间过后城中粮尽，人们只能以驴头和鸽粪为食。正当被围困的人们要放弃希望时，奇迹出现了：上帝“使叙利亚军队听见战车和战马的声音——一支大军发出的声音”。叙利亚人以为以色列国王召来了赫梯和埃及联军来保驾，遂惊惶而逃。
　　根据这些记叙，莱特认为，如果《圣经》中把这支军队给予和埃及军队同等的地位，这显然不是个沙漠游牧部落。于是他推测，赫梯人曾经威风凛凛，他们很可能曾在哈马斯的石头上刻上自己的历史，那么，这些石块上的铭文可能就是赫梯人留下的。

　　--还是耶经考古学阿！问题是，这些玩艺就成为忽悠他国人民的定论与史实了，动机呢？

　　1879年，一位名叫阿其波尔德·舍斯的英国学者把特克思尔曾经在博兹柯伊和亚塞尼亚卡拍下的照片和哈马斯石头的照片做了比较，舍斯发现两处照片上的符号有相同之处。于是，他想到，这是否意味着同一文明从安纳托利亚中北部迁移到了位于几百英里以南的叙利亚。舍斯认为这可能就是《圣经》里提到的赫梯人，并进一步推断说他们可能就是在博兹柯伊附近修建山顶城堡的民族。
　　在1880年伦敦举行的《圣经》考古学会大会上，舍斯再次宣布了爱尔兰人威廉·莱特6年前写下的断言：哈马斯铭文是赫梯人的作品。
　　莱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久被遗忘的民族的第一本书：《赫梯人的帝国》。它为全新的赫梯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永远改变了史学家对古代世界的看法，可以说，赫梯人通过其尚无法破译的文字，终于开始要求恢复他们在历史中应得的地位。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研究亚述和埃及文明的科学家也从文献中找到了一些有关赫梯人文明的线索。

　　--1880年伦敦举行的《圣经》考古学会大会！还是俺的老看法，圣经考古学就是西方考古学的亲爹。

　　另外，那些所谓泥板文书，究竟是人工晒干还是火灾烤干，抑或是人工烧制，都需要进一步考古验证，例如经历了几次火灾，火灾对泥板文书仓库的影响特点和泥板过火程度是否均匀，烧制温度与相关作坊的考古佐证呢？

　　有不少人按照教科书上面的所谓西方主流描述，认为最早的冶铁技术来自于所谓的赫梯族群。
　　当然，也有看了较新著作的，还知道有个哈梯族群，其才是最早发明冶铁技术的族群。

　　下面来看看专家的学术异见：

　　赫梯不用铁器。
　　使用的金属是青铜，铁太稀有太珍贵，这个时期的任何铁制武器极易碎，远逊于青铜武器。
　　（TrevorBryce,"HittiteWarrior",2007,pp.19.）

　　"IroninAnatoliaandtheNatureoftheHittiteIronIndustry"
　　J.D.Muhly,R.Maddin,T.Stech,E.Ozgen
　　1985

　　结论与解读

　　尽管我们的赫梯铁器样本太少而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结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利用它们估测赫梯的制铁业及其与西元前1200年以后的东地中海地区制铁业发展可能有怎样的联系。

　　首先，Bogazkoy遗址出土的黄渣块表明，赫梯熔炼工人缺乏良好知识或技能来控制手中的矿石。他显然是拿到含砷黄铁矿石就进行熔炼了，却以为自己在处理一块好铁矿。制出的炼铁块可能因为无法锻打而被废弃，而这无用的黄渣块被无意中保留了下来。

　　（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的）“关于铁的信件”或许明确讲述了赫梯炼铁的参差品质，有关内容这样说：“至于你给我的信中提及的好铁，我的Kizzuwatna仓库没有好铁了，用于熔炼的铁（矿石）太差。我已下令，工人们正熔炼好铁（矿石），但迄今为止一无所获。一旦炼出好铁，我会发运给你。与此同时，我会送给你一段制匕首用的铁刀身。”

　　因此看起来，赫梯人炼铁闻名于周邻，但他们并未掌握足够的矿石知识以稳定地炼出好铁。

　　其次，金相证据表明，赫梯铁匠不懂渗碳——把炼铁放入碳火中以便吸收碳——而制出钢，一种比铁或青铜更坚固的材料。古代铁匠不可能明白铁吸收了碳将会变得更硬，而是基于实际观察懂得了渗碳，使铁不再局限于仅作为财富、仪式或装饰物品，这是冶金工序中增强铁之功用的必要第一步。

　　因此，此时我们不能认为赫梯人除了懂得熔炼铁矿之外还具备任何更高明的炼铁知识，但这本身应该被视为是相当不错的成就，可能在西元前二千纪的安纳托利亚早已实现。

　　......本文以我们目前所掌握资料为基础，对安纳托利亚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的铁器之分析研究做了概述，结果显示西元前1200年以后炼铁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赫梯人对此变革有任何贡献。.....我们可以宣称赫梯人在熔炼和制造实用器具方面有某些程度的技术领先，但我们此时不能称赫梯人为技术的革新者、独占者或传播者，我们只能期望日后的考古工作提供更多证据。

　　--可靠的出土冶铁和铁器文物检测表明，在已知的公元前后直至工业革命以前，中华的冶铁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文明，推测是因为高温烧造瓷器的技术外延，最早的原始瓷器早已跨越西周。更早的那些遗址，断代测年是有疑问的。
　　--西方呢？吹嘘的火堆烧化沙堆？可靠的考古遗址呢？

　　抽空八卦一下在岩石山体中开凿的所谓崖墓技术西来说，顺便扒皮。

　　老规矩，先引述某方意见：

　　崖墓是我国汉代新出现的一种墓葬，与传统的竖穴墓截然不同。崖墓开凿涉及的掏挖墓道、填补空洞和裂缝、开采和切割条石等技术可能是外来的。

　　对于我国崖墓的来源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学者色伽兰就曾提出来源于埃及、西亚和伊朗等地的假说，上述有关开凿技术的讨论支持这个假说。

　　张良仁教授认为，从地理距离和年代距离来看，我国汉代崖墓的开凿技术的来源还存在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印度。

　　法国学者提出上述假说是因为在埃及、西亚和伊朗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崖墓。在波斯波利斯宫城遗址，人们用巨大的条石垫成大平台，然后在其上建造阿帕达纳宫、百柱宫和藏宝区等。该遗址使用的大型石柱、石雕和条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设计、石料开采、搬运和切割技术；其年代为公元前550-330年。

　　在西亚，大型石材开采和搬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PPNA和PPNB期（9600-6200BC）。与波斯波利斯同时期的纳赫什·儒斯坦的波斯国王崖墓则体现了高超的掏挖和雕刻技术。位于乌拉尔图凡·凯尔墓地悬崖东侧半山腰的崖墓年代要早于纳赫什·儒斯坦，年代为公元前9-6世纪。但是这种崖墓与乌拉尔图王国的其他墓葬不同，学术界推测它是外来的，与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的崖墓相近。

　　而崖墓最早出现在埃及，其中上埃及的古王国时期的白庙墓地发现的简单崖墓，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末。

　　--说明：张良仁认为崖墓有“外来渊源”，这位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Art History Department, UCLA）攻读博士，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历史系梅隆博士后讲师，从事中国和欧亚大陆（含中亚）青铜时代考古，兼及艺术史。现教授《商周考古》、《国外考古》和《专业英语》课程。这是参考证据。
　　--点评：这些西亚崖墓按照eleele兄的考证对比和工具克石的关系史证明，均系近世伪造。

　　--延伸阅读：好了，来看我国崖墓的起源问题。《徐州横穴崖洞墓风源考》《“因山为陵”葬制探源》《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天井成因考--兼谈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汉代楚王墓建筑形制源起及演变--徐州西汉楚王墓建筑在汉代墓葬文化中的意义》等论文可以参考：

　　铁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汉时期铁器的普遍使用及在生产中的地位已非先前的铜器所能望其项背。铁制工具以其坚硬的性能使凿山为椁成为可能。徐楚地区远在春秋战国之交，便以出产铁器而著名。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全国共有铁官49处，各辖若干冶铁作坊，其中便有徐州。徐州的利国驿在西汉时期，亦因冶铁而闻名全国。
　　楚王山汉墓的整体风格仍与传统大型竖穴土坑墓相近，属于凿山为藏的崖洞墓的初创阶段；狮子山汉墓的大天井是竖穴遗风的表现，小墓室已初现横穴崖洞墓的端倪，具有明显的竖穴墓向横穴崖洞墓过渡的特征；驮蓝山汉墓已显现出横穴崖洞墓的不断完善和日趋成熟；北洞山汉墓具有典型的“横穴”崖洞墓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西汉早期楚王墓形制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明显看出竖穴向横穴演变，继而横穴墓不断改进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初期王陵还在山顶夯筑封土，应是汉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坟”葬制中起坟到不起坟的过渡形态。依山为陵的地下墓室将过去的竖穴式改为横穴式，横向延伸开凿出广阔的空间，模仿地面宫室和多种生活用室。
　　除西汉前期社会经济发达之外，同时还受当时厚葬习俗之风影响，冶铁技术高超分不开的。徐州地处鲁南丘陵地带，为兴建崖洞墓提供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便利条件。同时由于石质坚硬，更符合汉代人营建千秋之宅的思想，也是这些墓历经数千年，至今仍完好保存的主要原因。

　　--点评：简而言之，中华崖洞墓建筑结构肇始于西汉早期的徐州楚地，呈现了完整的从封土墓葬到简单竖穴到复杂崖洞墓的发展史证据链。这完美地证明了相关建筑结构设计与工艺技术的起源特征。
　　--外来技术？某教授兼顾艺术史，果真懂建筑史么？

　　--吐槽：欧洲伪造的那些越古老越先进的假货，骗外行也是够了。真有那么先进的技术，这南亚的崖墓风俗在哪里？萃堵波Stupa就是简单踩踏堆土外面包砌土坯！
　　--欧洲伪造的所谓古代克石工艺传播到中华，居然还是要从模仿土木结构起步一代代人不断提升技艺的？

　　呸！

　　回到所谓的赫梯伪史：

　　卡迭石战役疑问

　　原始资料全部来自埃及铭文和浮雕。这些铭文和浮雕镌刻在各地多个神庙。其中完全没有记录埃及兵力，仅提到赫梯的士兵和战车的数量。埃及兵力规模完全靠估，而由于这些铭文是给拉美西斯二世歌功颂德的，所以关于赫梯的数字也不大可信。
　　迄今为止，对于这些铭文的权威解读有：
　　JamesHenryBreasted,"AncientRecordsofEgypt",1906
　　AlanGardiner,"TheKadeshinscriptionsofRamessesII",1960

　　JamesHenryBreasted,"AncientRecordsofEgypt",1906
　　赫梯国王身边有8,000步兵
　　拉美西斯二世冲进赫梯军队阵中，发现自己被赫梯的2,500辆马车包围了
　　8,000步兵是Ramesseum神庙的铭文所写的，而AbuSimbel神庙的铭文则写着：赫梯国王身前有9,000其他战士。
　　2,500辆赫梯战车（每辆车上有3人）共有7,500人，我们可得出赫梯总兵力为16,000至17,000人。
　　拉美西斯可能有大约20,000人，也就是四队各队有5,000人。
　　2,500x3+8,000=15,500
　　2,500x3+9,000=16,500
　　因此上面说“赫梯总兵力为16,000至17,000人”
　　埃及军队有20,000人是靠估的。

　　AlanGardiner,"TheKadeshinscriptionsofRamessesII",1960
　　铭文记录P80：拉美西斯二世冲进赫梯军队阵中，发现被赫梯的2,500辆战车包围了
　　铭文记录P85：赫梯及其他国家的联军每辆车上有3人
　　铭文记录P150：赫梯的仆从军总共有1,000辆战车
　　浮雕说明R43：赫梯国王身前有18,000人
　　浮雕说明R44：赫梯国王身后有19,000名其他thr-warriors
　　对于R44和R43的浮雕说明，JamesHenryBreasted和其他人没能认出10,000的埃及文符号。
　　结论：R43和R44写到的18,000或19,000名战士，其中死掉的有多少，没有记载，甚至那些数字本身就不可靠。
　　铭文把赫梯的战士称为thr-warriors
　　AlanGardiner认为JamesHenryBreasted和其他人的解读有误，导致人数少了10,000
　　Gardiner：赫梯国王身前有18,000人
　　Breasted：赫梯国王身边有8,000步兵
　　Gardiner：赫梯国王身后有19,000名其他thr-warriors
　　Breasted：赫梯国王身前有9,000其他战士

　　对于AlanGardiner认为JamesHenryBreasted和其他人的解读有误，学术界未有统一意见。
　　RobertDrews说：“Breasted把两个数字分别解读为8,000和9,000，而Gardiner将其纠正为18,000和19,000。Gardiner的解读可能比较可取，但埃及学家当中尚无明确共识。”
　　RobertDrews,"TheEndoftheBronzeAge:ChangesinWarfareandtheCatastropheCa.1200B.C.",1993

　　关于卡迭石战役的赫梯兵力，流传最广的数字来自臭名昭著的专门捏造历史的鱼鹰社的出版物，维基百科上引用的就是这本书上的数字。
　　Osprey-Campaign022
　　MarkHealy,"The Warrior Pharaoh:Rameses II and the Battle of Qadesh"

　　（引述网友评论）赫梯疑云

　　小亚细亚半岛上一系列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是真的，但传说中那个甲兵强盛战车千乘善于冶铁的赫梯帝国肯定是假的。整个“赫梯”境内出土的金属器物少得可怜，马车遗迹更是一辆都没有。说西方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历史一点都不冤枉他们，而中国人对这种伪史不加思考地接受更是一种悲哀。那些遗迹是谁的现在没人说得清楚。
　　赫梯从《旧约》中寥寥数行的传说摇身一变成冶金技术高度发达，战车纵横驰骋，威震中东西亚几百年的军事帝国，仅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三千年时间内整个中东并未有过任何有关赫梯的历史记载。赫梯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上，跟赫梯身上的“印欧人建立的第一个文明古国”的标签有很大关系。印欧语系，印欧人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为英国殖民印度背书，政治意义远大于历史学术意义。西方历史中的赫梯是冶铁的发明者，是人类第一份和平协议《卡迭什和约》的缔约方，塑造赫梯这样一个古国可以则为“印欧民族”的历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可以推动德国与土耳其残余势力的合作，最终夺取奥斯曼帝国对西亚北非的统治权。

　　赫梯历史的重构完全依靠20世纪初古城哈图沙遗址的发现和从中发掘出土的多达三万块的楔形文字泥板。刚出土的时候这些文字无人能读，破解的过程则颇为传奇。一位捷克学者首先从密码般的楔形文字中找出了一句被他突然读懂的话——“现在吃面包喝水”。令人乍舌的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死亡两千年以上的楔形文字的读音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位捷克学者先用拉丁字母标注发音，然后在“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中寻找相近的词汇来破译失传3000年的赫梯语。其中"nu"因为长得像拉丁文'nunc'所以是“现在”。“wa-atar”因为长得像water所以叫水。"e-ez-za-at-te-ni"因为长得像德文“essen”所以叫“吃”。"e-ku-ut-te-ni"被翻译成"喝"因为和拉丁文中水"acqua"相近。这段叙述可疑之处太多，提出三个浅显的疑问：

　　1.假定楔形文字被英国人罗林森以贝希斯敦铭文为基础破译的事情真实无误，楔形文字并非严格意义的拼音文字。即便使用拼音文字，同一套拼音系统，不同语言甚至同一语言经过较长历史时期后，发音都会发生深刻改变。罗林森破译了公元前500年贝希斯敦铭文的楔形文字，后世学者如何能通过这套文字给公元前1500年的赫梯语注音？

　　2.西夏文女真文距今不到1000年，都是死文字，文字的意思现在能基本解通，但如何确定发音是重大难题，至今无人能够复活这两种死语言。女真人和党项人的近亲今天依然活着，赫梯人早在3000年前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

　　3.破译“现在吃面包喝水”这句楔形文字的过程中学者分别参考了拉丁语和高地德语的发音。这两种语言同属所谓的“印欧语系”，但二者之间的差别已经相当大，三千多年前的赫梯语如何就结合了这两种语言共同的发音特点？

　　4.如果几万块楔形文字泥板为真，“现在吃面包喝水”这样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语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某个十分高深的语境中，也就是说那些泥板中会有大量这样意思简单的话语，按照这位捷克学者先注音再联想的方法，破译这些泥板上的文字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拖了那么久颇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味道。

　　再退一步，就算上述疑问都能够被现代语言学完满解释，历史书中那个盛极一时的赫梯帝国依然显得虚无缥缈。

　　1.赫梯号称金属冶炼极其发达，发达到可以出口整个中东文明世界。赫梯的都城哈图萨，相当于我国商朝的殷墟，与殷墟出土成吨的精美青铜器不同，整个“赫梯墟”经过一个世纪多的考古发掘，除了一块巴掌大的刻有楔形文字的铜牌，从未出土什么像样的金属器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盘，据说是赫梯文物，但并非在哈图沙出土。赫梯青铜器与我国殷墟周原出土的同时期青铜器相比，无论数量还是工艺都判若云泥。西方历史学家如何根据这些寥寥无几的器物断定赫梯金属冶炼发达？赫梯人号称最早发明了冶铁，铁器确实不如青铜器易于保存，但以中国出土铁器文物的保存状况看，如果赫梯盛产铁器，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剩。

　　2.根据西方历史书的记载，那个号称签署了人类最早一份和平协议的卡迭石之战，埃及和赫梯双方出动了大量战车展开厮杀，战争过程中既有死间的计谋，又有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战车武器，显得十分高大上。但是问题来了，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赫梯全境未曾出土一辆实物战车残骸，各种兵器也很少见，请问赫梯高达三十万的军队规模是怎么估算的？赫梯的铁制战车现在何处？那么多的金属兵器又在何方？全部连渣都不剩了？历史可以全凭埃及神庙上的雕像发挥联想？我国的历史从不敢如此信口开河。《史记》借孔子之口说“殷路车为善...”后来发掘殷墟妇好墓，果然出土一大批陪葬马车，从车体车轮到马匹尸骸再到作为武器的青铜短剑和箭簇一应具全。现在很多人都接受一种说法，即殷商时期中国遭到了一支古印欧人的入侵，这群古印欧人虽然文化落后，但武器先进，装备有大量金属武器和战车，妇好率领商军打败了这群危险的敌人，捍卫了初生的中华文明。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说赫梯代表了那个时代印欧人武力和文明的最高程度，根据赫梯那少得可怜的金属器物和根本不存在的战车，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作为青铜文明高度发达，战车技术高度成熟的商朝，即使遭到印欧人的入侵，战争也将是一场商朝军队对印欧人的无情碾压。
　　小亚细亚半岛上确实存在一系列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但传说中那个甲兵强盛战车千乘善于冶铁的赫梯帝国应该是杜撰的。无他，最核心的论据就是整个赫梯“帝国”版图内出土的金属器物乏善可陈，马车遗迹更是一辆都没有。要推翻这个论断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出土器物，在没有足够实物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单单相信西方历史学家的一面之辞。

　　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为何热衷于吹捧中东的古文明？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得很清楚：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
　　这里面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论调，毫不掩饰当时欧洲人在即将征服世界时刻的狂妄和兴奋。
　　说西方人在十九世纪通过发明历史为侵略殖民行径背书并不冤枉他们，而作为拥有真实历史记录的中国人对这种伪史不加思考地接受更是一种笑话。

　　即使是按照现在德国萨尔布吕肯学派研究认为涉嫌后世伪托的早期阿拉伯历史记录，阿克萨清真寺的形制结构与布局也已经面目全非了。

　　阿克萨清真寺实际上包括基台围墙范围内的全部建筑物，包括了其中最为显眼的金顶清真寺，就是里面有圣石的那座，1994年包金的。还有俗称的阿克萨清真寺，就是南边灰色拱顶的那座。
　　所谓哭墙就是基台的西侧护坡石墙，犹太人认为是所罗门时期圣殿的残垣。

　　在638年哈里发Omar征服耶路撒冷后，便下令在此处修建阿克萨清真寺。最初修建的阿克萨清真寺是为古代建筑的废墟加盖屋顶，可能是古罗马时代犹太王king herod所修建的大柱廊残迹。这是临时架构。根据679-682年来到巴勒斯坦朝圣的法兰克主教Arculf记载，它能容纳大约3000名礼拜者。

　　第一次系统性的修建发生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从哈里发Abd al-Malik ibn Marwan685-705在位开始到哈里发Al-Walid I约705-715在位竣工。
　　在713—714年间，一系列地震摧毁了耶路撒冷和清真寺的东段，重建之后，除了靠近拜向龛的部分之外，剩余部分均在747-748年的地震中遭受严重损毁。

　　753年，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Al-Mansur754-775年在位再次重建，曼苏尔的儿子Muhammad al-Mahdi775-785年在位期间完工，此次重建缩减了清真寺的长度，但大大增加了宽度。不仅拜向龛的廊道被大大展宽，东西两边还各有7道边廊，一个木构穹顶也被增设在了拜向龛的正上方。根据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Al-Maqdisi记载，修缮完成的清真寺拥有“十五条廊道和十五座门”。

　　1033年发生的地震几乎夷平了阿拔斯时期所修建的这座清真寺，并于两年之后由当时统治埃及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 Caliphate，909-1171）哈里发Ali az-Zahir 1021-1036年时重建。此次重建大幅缩减了清真寺的廊道数量—可能不会超过今天的七条廊道数，还修建了一个镀铅搪瓷的木构穹顶——一直沿用至今。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清真寺主体部分的确立，就是在这一次重建。
　　1047年拜访耶路撒冷的波斯地理学家Nasir Khusraw记载：大门右侧有两个宏伟的柱廊，每一条柱廊都有九个和二十个大理石柱，它们的柱头和底座都是彩色大理石，它们的接合处是铅的。在柱子之上是拱顶，拱顶采用砖石结构，没有使用砂浆或粘结剂。

　　十字军占领88年的破坏与改建，还有收复后的修复不提。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517年占领埃及后，对清真寺所在的圣殿进行了小规模的全面修缮：Fountain of Qasim Pasha建于1527年；Dome of the Prophet建于1538年。
　　1816年，奥斯曼当地的总督Sulayman Pasha al-Adil对已经破败的清真寺主体进行了一次修缮——这是奥斯曼时代最后的一次大修。

　　1922年，当时的耶路撒冷当局委托土耳其建筑师Ahmet Kemalettin Bey重建阿克萨清真寺及其辖区的纪念碑，当局还委托了英国建筑师、埃及工程专家和当地官员为清真寺进行新的修缮。
　　1927年，耶路撒冷再次遭遇地震，清真寺遭到损毁，并于1938年得到修复，一位意大利艺术家在清真寺内进行了自己的一些创作。

　　--点评（这一段修复是相当可疑的，注意英国建筑师，意大利艺术家的参与）

　　在1969年基督徒纵火后烧毁拱顶和宣教台后的重建中，阿克萨清真寺拱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采用阳极氧化铝板材覆盖外表，以取代原先的覆铅搪瓷板。1983年，清真寺被重新用铅代替铝外壳。

　　--点评（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呵呵）

　　俺一直强调古建的原真性，从上述修缮过程也已经略见端倪了。至于西墙么，还是呵呵。

　　茶叶贩子兼职古董走私的破产奸商施里曼在所谓特洛伊古堡遗址后发掘的一处所谓迈锡尼古堡的狮子门。门上过梁是块巨石，中央厚约90cm，重达20吨，3500年，现在这重建的地基，面目全非，简直就是破坏。
　　这巨石的重量，结合这个叠涩梁的结构，3000多年的矗立毫无不均匀沉降迹象，这符合周边的地形和所谓深挖数十米的地层特点么？所谓路面的使用痕迹呢？和那些所谓古罗马大道一样的现代制造品？原址修复，呵呵。
　　1876年，施里曼在狮子门内侧迅即发现了共计6座竖井墓的墓葬圈，墓内有无数精美的器物。例如，镶嵌黄金、凹刻猎狮图的青铜匕首，有两个手把上各有鸽子相对的高脚金杯等等。特别是男尸脸罩金面具，胸覆金片，女尸佩戴金冠和其他金制首饰，童尸裹于金叶片内。珠光宝气，遍地黄金。啊，史诗不正是称迈锡尼为“富有黄金的迈锡尼”吗？面对一具在黄金面具下保存完好的男性尸体，施里曼电告希腊国王：“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脸膛。”

　　--说明：当时的希腊国王仍然是德国佬，执政委员会是英法俄三家。现在看来，除施某乱搞以外，其发现的黄金制品特别是金面具，非常类似所谓的欧亚草原文明的物件，例如传说中的斯基泰人，或者说是契丹时期的金面具。尸体？那是艺术描述，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尸体究竟在哪里。

　　那些所谓蜂窝式墓穴，实际上是用巨石一层层垒叠起来的圆顶墓，顺着宽阔的墓道进入高大的墓室内，头顶上是如同蜜蜂窝顶一样的圆顶，墓穴内空空，什么也没有，而且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据史料记载，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希腊时期墓室里就是空的了，当地村民曾把它当羊圈。

　　--现在明白施某是如何发现的了吧？和所谓的英格兰哈德良罗马长墙类似，这只是当地的羊圈，换句话说，不管其原来是干什么的，这些玩艺就是杵在地表的建筑实体，挖掘？那也是和施某日记里面描述其夫人在场一起挖宝的性质一样，纯属艺术描绘。好，可以看到，这些建筑早在奥斯曼时期就是当羊圈的，没人认为这是墓穴，所以就没有盗墓，如果说还是3500年前的，如何解释其裸露自然环境中的石材风化与基础沉降？

　　回到前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墓地，当年奥斯曼时期建立海边堡垒时候就是有意识保护文物古迹的吗？墓地和堡垒墙壁混为一体，连骨灰瓮都在，这座军事工程的工匠的智商与水平都是可以拉到海边砍头的。同理参见所谓古罗马大斗兽场的那块狗爬字的所谓罗马皇帝碑铭，拜托，造假能否有点职业道德，或者说是起码的专业智商呢？

　　看看所谓的考古学家，实际上的探险家或者说是诈骗犯，倒是恰如其分。

　　希萨利克（Hisarlik）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安纳托利亚（Anatolia，也称小亚细亚AsiaMinor）。
　　1740年英国人RichardPococke、1793年法国人FranzKauffer都提到了希萨利克。

　　--早期就没有西欧人知道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1801年英国人EdwardDanielClarke根据钱币和铭文资料，认为希萨利克就是古典时代的Ilium（拉丁文：特洛伊，指古罗马人的Ilium）。

　　--层累地古史创造开始了，问题是其所谓证据，后世无人认可其可靠。

　　1820年苏格兰人CharlesMaclaren认为希萨利克就是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指特洛伊人的特洛伊）。

　　--俺也认为是昆仑西王母的都城，信不？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人JohnBrunton开始在希萨利克零星挖掘。
　　1863-1865年间，英国人弗兰克·卡尔沃特（FrankCalvert）接手发掘工作，他实际上是位于东边一半遗址地区的地主，曾试图吸引大英博物馆对这个遗址的兴趣，但不太成功。

　　--克里米亚战争带来了英国地主，这不是奥斯曼的核心地盘么？地契怎么改英国主子了？如此尊重当地人原有产权？怎么样的资产运作搞定的？吸引博物馆做什么？骗钱？

　　1868年，后来被称为“考古流氓”的德国茶叶商人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发掘所谓“特洛伊”之前的数年里，曾到世界各地旅行。1865年，他来到中国，登上古北口长城，还从墙上偷拆下了一块砖带走。

　　施利曼把一张1840年出版的英国海军测绘地图上标为“NovumIlium”的名称更改为“Troy”，并把更改后的地图放入自己于1880年出版的书中。施利曼首度踏足希萨利克，结识了弗兰克·卡尔沃特。
　　翌年，他决定携资加入，自1871年起正式发掘。1873年，施利曼发现了所谓“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并迅速偷运出土耳其。土耳其政府非常恼火，施利曼无法回到希萨利克。
　　1876年，应希腊考古学会邀请，施利曼转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迈锡尼墓穴中发现了所谓“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

　　--是个商人而已，向沙皇俄国贩运茶叶发财的主儿，一贯鼠窃狗偷，劣迹斑斑，见俺前述，伪造票据败诉的主儿，这绝对不是考古学家。神马18种语言，考古培训，呵呵。

　　这位对荷马史诗抱有热情浪漫想象的考古爱好者，当时的挖掘方法有些鲁莽。他不像专业考古学家那样小心翼翼地对遗址进行挖掘，而是雇佣了100多民工，命令他们尽量挖宽挖深，从小山的这一端挖到那一端，挖出了一道130英尺长的坑道，有人讽刺道：“他简直是在挖苏伊士运河，哪里像是在考古现场挖掘。”
　　他大刀阔斧地掘毁了上面的几层，许多有价值的遗址就这样消失了，当时许多学者对这种无法挽回的损失大为痛心，斥责施里曼是“特洛伊的第二个破坏者”。
　　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物出土，大多数是石器和陶器，陶器中大多数是单色陶瓶，施里曼心里充满了疑惑，荷马史诗中那些闪光的金属在哪里？
　　他把所挖掘出的城市遗址命名为特洛伊Ⅰ，继续寻找真正的特洛伊。一大栋建筑物的遗址展现在施里曼眼前，虽然这座建筑物并没有预想中的豪华，但施里曼毫不迟疑地认定，他已经找到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宫殿。他向全世界宣告了他的发现，但遭到的是一片指责和怀疑。

　　--这就是1873年的所谓考古，这样的特洛伊？考古还是盗宝？蒙古盗掘西夏王陵，还有越王大墓就是如此下场。

　　1873年6月14日，施里曼在“普里阿摩斯宫殿”的一堵围墙下，无意中见到了期盼已久的金属的闪光。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不动声色地叫索菲亚遣散了民工。他不想让民工把发现黄金的事上报给土耳其政府，因为根据许可证的要求，发掘者应将所发现文物的一半上缴给土耳其政府。
　　民工一走，施里曼就开始在那堵随时都要倒塌的墙下拼命地挖金子，一件又一件的宝贝从他的手中递到了索菲亚的手中。据说索菲亚用她的红披肩，把这里的宝藏偷运到他们俩人居住的小屋里。
　　挖掘出的宝物相当丰富，有各种金银器皿、黄金饰物和青铜制的匕首、箭和斧子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顶华丽的金冠。金冠一大一小，大的那顶由16000多块金箔缀连而成，冠冕上悬吊着74根短链子和16根长链子，冕顶由小环重叠圆环和刀叶形金片组成。小的那顶形似大金冠，只是链子吊在狭窄的金叶带上，侧边的链子较短，只能遮住双鬓。施里曼把小金冠戴到妻子头上，恍如看到了当年的海伦。
　　施里曼家族成功地把这批宝藏运出了土耳其，由在希腊的索菲亚的亲戚藏在花园和货棚里。1874年，施里曼向世人公布了“普里阿摩斯宝藏”的发现。人们这才相信，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并非虚幻的传说。

　　--这XX的是在考古？这是盗墓啊！况且没有一个字母表明这里是特洛伊！注意这里对其妻子的描述！

　　施里曼过于迷信史诗，致使他在发掘中为了找寻心中的目标而毁坏了一些应该保存的遗址文物，甚至“破坏的东西比他发现的东西还要多。”并且由于当时考古基础的薄弱与考古技术的落后，他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
　　在特洛伊考古中，施里曼关于荷马的特洛伊在第三层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其绝对年代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去甚远，其规模和与荷马史诗中恢宏的战争场面不符。在迈锡尼的考古中，施里曼一直认为他挖到的是阿伽门农的坟墓。但后来的考古者在继续发掘的基础上，发现该坟墓中的东西不是属于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前12世纪，而是公元前16世纪。

　　--无语。12,16，现在看来一个比一个玄乎，一个比一个假。

　　“荷马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早先曾被学者们当作民间神话而不予考虑。但是，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希·谢里曼深信这些故事。他发誓要找到并发掘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海伦而进行战争的所在地特洛伊古城。他靠私运茶叶到俄国弄到了必需的资金，于1870年开始探索。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发现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和伯罗奔尼撒的美锡尼的遗址。虽然他的某些成果对考古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他热情有余，专业知识不足，令人失望地将若干文化层的遗物不加区分、杂乱地收集在一起——但是，希腊存在过古典期以前的文明这一点从此得到证明。”

　　——（旧版）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在新版中，再没有关于亨利希·谢里曼的文字）

　　--八卦一下：施利曼的笔记与出版物大有问题，因为很清楚地从一开始他就有公开出版的强烈意图，在他的文字多处出现自相矛盾，表明施利曼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虚构捏造，尽管这些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

　　围绕着“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后来研究者一直对于施利曼是否通过把购买来的珠宝或原来分布各处的珠宝堆放在一起冒充宝藏而争论不休。

　　--战争之后，作为战利品，这些财宝至今深藏俄罗斯普希金博物馆，外人无缘研究。

　　施利曼在发现所谓“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当天的日记写道：“如果没有妻子帮忙，我就无法把宝藏弄出来，她站在我身边做准备工作，我用了她的披巾把珠宝兜起抬走。”——然而，施利曼的妻子苏菲亚在将近一个月前已去了雅典，在发现宝藏时仍未返回。施利曼后来解释说，这么写是为了鼓励并让心爱之人高兴。

　　--请看前面引述内容，盗宝过程都是逗你玩的啊！！！请原谅俺没有用考古这个词。

　　1876年7月，施利曼在希腊考古学会的考古学家PanagiotisStamatakis监督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的墓穴中发现了一具干尸面戴着金色面具，他宣布这就是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当然不是，面具是比阿伽门农所处时代更早期的。
　　对此又发生了至今不息的争议：由于此面具与另外发现的其他三个面具有着明显不同风格，人们怀疑施利曼是从外面带来了古代面具偷放在现场。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金面具，特别是契丹时期的，像不像呢？

　　负责特洛伊VIII至X发掘工作的辛辛那提大学古典考古学家Ch.B.Rose教授以书面形式发表意见：“稍晚的古罗马建筑者频繁地从旧墙上扒石块而不是重新采石，确实，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和早期帝国的墙壁都被后来的古罗马建筑者拿走了。”

　　--这个论断解释了考古发现不足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来了，那些帕特农啊卫城啊神马的就特地保留下来了么？参见伊斯兰的齐米（dhimmi）制度。

　　根据协议，谢里曼有义务在四年里支付总数为十万零两千银卢布的债务，还被控伪造了单据，法律诉讼到了最高法院，结果是谢里曼受到制裁，又被指定到商业法庭去应诉。

　　梵蒂冈博物馆里的壁画《逃离特洛伊城》，图中的古建筑形制与所谓特洛伊时代无关，原来意见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现在看来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创作。

　　特洛伊2城，更大更富有、直径达120多米，城中有王宫及其他建筑，古城毁于大火，因此使施里曼错误地认为这就是荷马所描述的古城。

　　--直径120米的古城，面积万把平米，呵呵。
　　--对比榆林市榆阳区安崖镇房崖村寨峁梁上发掘的龙山时期小型石城聚落。这是近期在榆林发现的又一处古石城，这处遗址面积逾3万平方米，考古人员称，这里比石峁遗址还要早。我们这比所谓的特洛伊早，还要大，却只是小型石城聚落！
　　--石峁古城分三重城，有原始内外瓮城和马面结构，400多万平方米哦。

　　由于施里曼错误的将“特洛伊II”时代的城市当作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所以他拆毁了许多较后期及前期的建筑（包括所有“特洛伊VII”时代的房屋墙壁），以求展现出“特洛伊II”时代的城市风貌。由于其后缺乏保护，大量文物被盗挖。

　　--那么后世的发掘又是如何复原的呢？看23-26照片，可以判定，这些均为重新建造的仿古建筑，第一次开挖是4.5米深的地方哦，历代层层重建，绝不是如此样貌。
　　--建材风化也很可疑，棱角分明，这地方可是地中海气候，温差大，海风影响大，植被繁茂，则腐殖质酸与生物腐蚀严重。
　　--仿古建造时候缺乏章法，砌筑手法乱来，还有红砖的存在，破烂的拱券结构和砌筑砂浆，后者是什么时候的？埋深多少？这些都是硬伤。

　　--推论：这里是一个被多次重建搞乱的游览区，其真实面貌已经很难看清楚了。

　　重建古代建筑没问题，但在原址重建，又缺乏可靠的验证，那不是仿古修复，那叫破坏和伪造。
　　欧洲欧洲这类的破坏性重建不仅是在特洛伊和克里特，还有埃及和伊拉克、叙利亚等等。包括从4块石头变成几个圈的所谓巨石阵，和当地羊圈分不开的所谓哈德良长墙，等等。

　　欧洲所谓的修复并非真正的建筑原型，请对比山西南禅寺和佛光寺历史上修缮的历程，再来对比所谓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后者不存在长期坚持修缮的宗教、族群和文化基础，实际影响正相反。

　　再去看19世纪盛行的法国学派及其代表作，按照其理想进行创作是当时的主流，问题是这个理想，就是，欧洲中心论。

　　西方伪造历史，动机，传统，源流，条件，案例一应俱全，中华考古走出去的步伐终将找到历史演变的真相。

　　另外，仅就“倒数第6，也就是正数第4层遗迹才是真正的特洛伊城”一句议论一二：

　　前面引述文中，特洛伊考古地址的由来就是谎言和臆测的集合，不提。下面继续引述：

　　考古学家将特洛伊城址的文化堆积分作9层。
　　从最下层的第一层向上到第五层属青铜时代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1700年，有城堡、王宫等建筑，这时特洛伊已是小亚细亚地区西北部的文化中心。
　　第六层约为公元前1700～前1250年，这时北方草原民族入主特洛伊，城墙坚固，城内有许多贵族住宅。这一时期的城市毁于地震。
　　第七层约公元前1250年～前1000年，相当于特洛伊战争的年代，前期在文化上继承了第六层的传统，后期发生变化，居民可能来自欧洲。
　　第八层约公元前1000年～前85年，第九层约公元前85年～公元500年。
　　第六层和第七层均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第七层和第八层之间，约400年间这里无人居住。最上面的第八～九层，分别属于希腊人居住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罗马统治时期。
　　不论考古学家们把特洛伊考古遗址认定为第几层，施里曼和以后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它就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可靠证据。
　　从考古学家搜集到的证据来看，第6层与第7层在某些细节上与荷马对特洛伊的描写颇为一致，但这两层的遗迹极其贫乏，远不像荷马在《伊里亚特》中描写的那么宏伟。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是一个宏大的城市，有高大的城墙和城门，他还特别提到特洛伊城的西城墙建造得不好。后来的考古发现，第5层特洛伊的城墙有4米多厚，有几段城墙超过9米高，但是西段城墙建造得确实较差。因此又有人怀疑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是在第5层。
　　但不论是第5层、第6层还是第7层，都可以说施里曼发掘出的“普里阿摩斯宝藏”并非真正的荷马史诗中的宝藏。

　　--90米，120米，这样的城堡和小亚细亚文化中心的定义之间缺乏起码的客观和严谨，就是考古佐证。

　　距特洛伊城遗址不远，有一座博物馆，是土耳其目前唯一收藏特洛伊文物的博物馆。博物馆规模不大，陈列的文物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曾发掘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已被西方文物盗窃者窃走，其中包括普里阿莫斯国王的宝库和海伦的项链。

　　--那么，体现这个文明辉煌的其它文物呢，和中华古城遗址比较一下，生业文物要远多于财宝的发现。
　　--所谓特洛伊文明有什么经济、科技、工具、港口设施上的可靠佐证呢？断代测年的依据呢？
　　--所谓宝藏的辉煌体现在金银财宝上了，那些粗陋的器皿呢？
　　--提示，塞种游牧部落文化的存在。

　　--难道就像犹太考古那样，拿两个古建筑阶梯遗址下面土层里面埋藏的枣核来断定古建筑的年代？
　　--假说就是假说。像不少西方纪录片那样，贸然把根据不足的假说当作定论，还要加上主流，大多数，判定的字眼儿，恐怕有失客观、严谨的起码立场的。
　　--须知，科学难言主流。
　　--除非，他们根本不是在搞科学。

　　“所谓‘特洛伊’考古，只不过是欧洲人为了维护所谓‘古希腊传统’之自豪感而上演的一场闹剧。”
　　“如果欧洲主流学者还有最起码的诚信观念，就应该立刻把‘特洛伊考古遗址’恢复为正确之名‘希萨利克考古遗址’，并从世界遗产目录中除名。另外，让荷马诗篇恢复其神话文学作品的本份，而非‘史诗’。”

　　自1988年起，土耳其政府授予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学家ManfredKorfmann以发掘许可，以ProjectTroia（特洛伊项目）之名，重启对希萨利克遗址的发掘。

　　FrankKolb是德国蒂宾根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也是ManfredKorfmann出任遗址发掘工作负责人的推荐者。
　　2001年，ProjectTroia举办了名为“Troia-DreamandReality”的最新考古成果展。
　　2001年7月17日德国报纸《BerlinerMorgenpost》以“Traumgebilde”为题发表了对FrankKolb的采访。

　　FrankKolb教授对7月14日在布伦瑞克开幕的特洛伊VI/VII青铜器晚期考古发掘成果展示会提出了严重异议，他更指责其同事ManfredKorfmann对发掘成果过度诠释而误导公众。
　　“Korfmann根本没能在城堡外找到任何延伸建筑定居点的痕迹，模型却错误地展示了完整的房屋群，而发掘显示仅有散乱的木头或粘土建筑和大片空地。这模型纯属虚构：梦想而非复原之物。”
　　“模型所展示了围绕下层城市的延伸防御性设施，即一道跨过岩床和墙壁的壕沟，实际上Korfmann发现的是，一道约10米长的墙，南边一道壕沟，中间有豁口，这就形成了一条战车快道，而不是防御性壕沟了。”（注：Kolb曾指出，壕沟仅有几英尺深，完全不可能用于阻敌）
　　“再者，根本找不到任何与荷马所描述一致的考古发现：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并非真实据点，不可能被找到，它只是诗篇的想像，只是虚构之物。”
　　“特洛伊是个商业中转地？特洛伊战争是商业控制权争夺战？这是Korfmann的一个最怪异的幻想。”（注：Kolb曾把Korfmann的想法说成是“如特洛伊木马一般无稽”）
　　“特洛伊VI仅仅维持了几个世纪，哪里有什么重要地位？不要拿两千年来的种种发现堆在一起来证明什么重要地位。举个例子：一个仪仗用青金石斧被当作中亚与荷马笔下特洛伊之间贸易的证据，然而，这把斧子却是来自于比所谓特洛伊时期还要早五百年的地层，这种做法完全不顾史实。”
　　“许多考古学家知道，Korfmann描绘的特洛伊图景只是一个虚构。争议中的特洛伊所在地无疑曾经是一个地位重要的城堡（公元前1700-前1250年），但其重要性只是地区性的。把特洛伊描绘成贸易中心和都会，这是完全荒谬之举。Korfmann是在蓄意误导公众。”
　　“他的解读完全错误，Korfmann是在愚弄人们。至于Korfmann最近宣称在特洛伊VI（下层城市）发掘出一间接一间的房屋，Korfmann说自己无法确认这些房屋的平面布置，但他却写进了出版物中。”
　　Kolb也说了几句安慰之语：Korfmann的发掘工作在技术层面上很不错，他的发现也与年表一致，但他的解读是完全的虚构。

　　2001年7月27日，ManfredKorfmann作出答复：
　　“我奇怪地发现，特洛伊的堡垒城墙在许多方面本来很吸引人，如今已被视为平淡无味而难以夸口了。不过，每一建筑石块之巨大及其技术足以表明此地就是特洛伊。过百万游客对一个既不懂铁制工具技术也无北方梯林斯和迈锡尼帮助的时代有这种规模的建筑感到不可思议，史前史考古学家则一定只会考虑实力、财富和贸易等因素。顺便一提，谁会把梯林斯和迈锡尼（它们缺少了象特洛伊这样的下层城市）当作是本地区仅有的大城呢？它们的中心建筑物还不如特洛伊的令人印象深刻。”
　　“Kolb说，在城堡外没有任何延伸密集定居点的痕迹。……Kolb是错的，这些迹象确实存在。……欢迎任何真正有兴趣者到访特洛伊遗址，检查最近发掘的区域，靠近两间古希腊神庙和一座古罗马祭殿。（注：不过，据Korfmann后来说，没有人去。）”
　　“其他地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城市都有拆下旧建筑石块来建新房屋的做法，我们也发现了足够的迹象表明青铜时代大石头房屋建筑存在类似的做法。”
　　（注：对此，负责特洛伊VIII至X发掘工作的辛辛那提大学古典考古学家Ch.B.Rose教授以书面形式发表赞同意见：“稍晚的古罗马建筑者频繁地从旧墙上扒石块而不是重新采石，确实，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和早期帝国的墙壁都被后来的古罗马建筑者拿走了。”）
　　“整个下层城市被一条小壕沟围绕，壕沟跨过岩床，但宽度仍足以阻止来犯的战车。壕沟有一个10米宽的间断用作一个带有两扇木门的通道，对于通道明显这是很必要的。这就是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
　　ManfredKorfmann的小组在受到批评后，还是修改了模型，减少了房屋，并把估计人口数量减少了几千。

　　--补充一点，不懂铁制工具技术的特洛伊？
　　--在所谓主流意见里的那个特洛伊，他们家邻居的赫梯王国
　　--如果真有这个旧约里提及的玩艺的话
　　--发明冶铁技术已经几百年了，德国佬的便宜干爹技术保密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