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

　　问题是,考古材料和圣经文本能不能相互补充或印证?
　　对于批判性地重构“民族历史”,关键问题具体说来就是,考古材料能不能证实以色列民族的起源?能不能反映以色列民族的形成?能不能表明大卫和所罗门的王朝确实存在过?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倾向于否定的答案:
　　埃及现存的古文字资料中没有以色列人在埃及逗留过的记录;
　　出埃及的路线没有考古证据来支持;
　　以色列人随后以武力攻占迦南无法通过考古材料证实,考古学家反而有理由认为以色列人其实是“和平渗透到了迦南的各地”(第200页);
　　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是希伯来语圣经津津乐道的,但其遗址至今没能挖掘出来(第267页)。
　　尽管不能因此而彻底否认希伯来语圣经记载的历史真实性,但我们再也无法不加批判就完全接受其中的记述了。
　　由于考古发现和圣经记载之间显得难以对号入座,我们不得不问,如果撇开希伯来语圣经能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以色列史?
　　这个问题有答案或许不太重要,因为答案取决于考古发现,故任何答案都会显得为时过早;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去关注考古和文本资料各自的局限。

　　对文本而言,年代问题始终是棘手的。批判地分析圣经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的学说是底本假设,它有效地解释了圣经文本中的种种矛盾和重复,学界今日已普遍接受圣经是由多种原材料、多种传统构成的。但这些原始材料都没有独立流传下来,因此圣经中的哪些段落出自什么原材料,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都没有定论。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
　　文本的成书年代要比它所叙述的内容晚得多。因此,一谈论古代以色列就会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是在谈论圣经中实际描述的以色列人呢,还是在谈论后代人想象出来的以色列人。
　　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对于批判性地重构以色列民族史而言,希伯来语圣经很难算作“第一手资料”,尽管这样说决非要否认文本中可能包含的历史内核②。

　　--（注释）两本综合性的近著都接受了这种观点:马丁?古德曼编:《牛津犹太学研手册》(MartinGoodman,ed.TheOxfordHandbookofJewishStudies),牛津2002年版,第53页;米歇尔?L.萨特洛:《创造犹太教:历史、传统和习俗》(MichaelL.Satlow,CreatingJudaism:History,Tradition,Practice),纽约2006年版,第90页。

　　必须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如何看待圣经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在国际圣经研究界引发了尖锐争论,至今唇枪舌剑不绝于耳,相关综述参看布莱特勒:《哥本哈根学派:历史编撰问题》(MarcBrettler,“TheCopenhagenSchool:TheHistoriographicalIssues”),《犹太研究协会评论》(AJSReview)第27卷,2003年第1册,第1—21页。

　　作者虽然在书中把文本反映的历史和文物所属的考古分期对应起来,但由于文本年代不明,考古材料和圣经文本能否相互印证,或者考古材料和圣经文本哪个更可靠,这类问题不太容易指向富有成果的讨论。
　　对考古资料而言,要想写一本以色列民族史,最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知道某个考古发现属于以色列民族。巴勒斯坦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但希伯来语圣经还告诉我们这里居住着许多其他民族。陶器是公认的最好的断代工具,但对于一个没有出土有字文物的定居点,能不能把陶器作为判断这个定居点曾经属于哪个民族的主要据(第215页)?这是值得讨论的。
　　考古学家有时给陶器贴上的标签含有明显的民族意味,如“非利士人陶器”、“以色列的陶器”。且不说这种分类依据了什么样的解释框架,它至少忽略了贸易、制作者的趣味、使用者的身份这些显而易见的变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陶器反映不出其使用者属于哪个族群。
　　由于考古学迄今为止缺乏有效手段辨别不同族群之间的界线,所以单单从考古学角度看,以色列文化与巴勒斯坦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迦南文化、腓尼基文化等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第227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着文本和考古可以相互印证的观念不放,就容易陷入循环论证:
　　根据圣经文本去解释考古发现,再用考古发现去印证文本既有的结论。

　　全书最后一章对此有充分反映。这章题为“以色列物质文明的主要特征”,旨在“对以色列物质文明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性的总结”(第298页)。这实际上预设了全书关于考古发现的部分都体现了一种发展的连续性,可以拿“以色列”这枚标签概括整个发展过程。这种预设显然建立在文本所展示的图景之上。用它来检验考古发现,自然会出现一系列与文本难以调和的矛盾:
　　有些出土的纺织品遗迹是亚麻和羊毛混纺的,这违反了摩西律法(第313页);
　　有些出土的祭台使用了切割整齐的石料,而律法要求使用未经加工的石头(第315页);
　　陶像在“以色列人日常的崇拜生活中十分普遍”,这明显与十诫中不可立像的诫命矛盾,而“这些像一般代表女神阿什托勒”(第318页),但经文中以色列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女神崇拜,阿什托勒(Ashtoret)是外族女神;
　　此外,“在以色列和犹大出土的经济和管理文件中,使用的数字是简化了的埃及象形文字数字写法”(第324页)。
　　这些矛盾让人疑窦丛生,这难道一定反映了“以色列的”物质文明?

　　--以上摘选自《考古和文本之间的希伯来语圣经》，作者宋立宏，南京大学宗教学系犹太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教科文组织也同样存在着驱逐以色列运动，矛盾大爆发是在1974年大会上，阿拉伯国家指出：
　　一，以色列通过考古发明历史，歪曲耶路撒冷特征涵意。
　　二，以色列对被占领区阿拉伯民众进行大规模洗脑。
　　决议草案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同情，教科文组织要求以色列不得阻碍占领区人民自由教育和文化生活权利。最终以51:5绝对优势通过。
　　执行局的票数是：25：2（七票弃权）。
　　以色列就被排除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范围之外。在美犹太人组织就轮番向白宫和国会游说施压，要求美国收拾教科文组织。
　　美国停止拔款，毕竟美国还占着教科文组织预算内资金的四分之一。但是仅仅用钱，阿拉伯土豪并不怕。
　　在基辛格斡旋下，两年后，以色列才重迫欧洲组参加活动，美国也恢复了财政支付。

　　--（点评）“一，以色列通过考古发明历史，歪曲耶路撒冷特征涵意。二，以色列对被占领区阿拉伯民众进行大规模洗脑。”
　　--现在明白为什么美、以又退会了吧？另外，俺引述过不少考古发明历史的证据，还有古城门、犹太钱币、旧约考古等。欧洲的揍性而已。

　　三件被误读的阿契美尼德石刻——在19世纪波斯建筑雕塑的曙光下重新剖析

　　一是赝品，还是古物
　　世上古物多赝品(forgery)和半真品(fake)，流入艺术古董市场多年，无人慧眼识破。其中赝品是故意按某一特定时期的艺术风格制作，企图鱼目混珠；而半真品是真文物被人狗尾续貂，以望夸大文物价值。这类赝品和半真品被奉为圭臬、珍若拱璧:天价售出者有之，成书出版者有之，当众展览者也有之。但是经不起万众的注视，终于有高人带着新鲜犀利的目光，看出了这些赝品和半真品的破绽。反过来，已经被判定为赝品、但又被重新认读为真品的古物例子十分罕见:而且这些劫后重生的古物,还不一定归属于学界最初判定的时代，而是属于另一个它们被尊为典型艺术品的时代。
　　后一种例子就曾发生在19世纪的埃及开罗。收藏家阿尔芒德·德·珀特（ArmandDePotter）购买了三件波斯石刻浮雕并带回美国。1898年，德·珀特先生将这三件波斯石刻租借给纽约大学博物馆以供展览，在大学里一直存放到了1908年；之后由纽约市布鲁克林博物馆购买走，和一大堆德·珀特先生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一起组成了该馆的“德·珀特藏品”。今天，它们依旧收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东方部。
　　图1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卡扎尔王朝（1794—1925）石灰岩浮雕，王族人物
　　布鲁克林馆藏品第一件(图1)，是石灰岩材质，描绘了一个须髯浓密、头戴一个圆柱形高冠的波斯人物。第二、三件都是浮雕，描绘了宝座上的国王。第二件展现了波斯国王被身边文武大臣围绕的场景（图2），第三件则刻画了国王身边侍立着的太子（图3）。这两件被判定为典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雕塑，很可能来自已湮灭的古都波斯波利斯。波斯波利斯自从19世纪以来出土了许多石刻残片，收藏于欧美各大博物馆。
　　图2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卡扎尔王朝石灰岩浮雕《国王与朝臣》
　　图3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卡扎尔王朝石灰岩浮雕《国王与太子》
　　1963年学者约翰·库奈(JohnD.Cooney)刊发论文，判定布鲁克林馆这三件石刻藏品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赝品。若据公元前6—前5世纪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语境而言，认为这三件藏品有假，是有一定道理的。学者奥斯卡·玛斯卡瑞拉（OscarW.Muscarella）更是毫不留情地将这三件布鲁克林馆藏品列入《波斯波利斯古城的石刻赝品黑名单》。如与明确出土于波斯波利斯的石刻相比对，这三件布鲁克林馆藏石刻的确看起来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如果不是仿品又是什么呢？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三件石刻的艺术风格、图像主题和浮雕技术，就会发现这依旧是真正的波斯艺术品；但不是创作于公元前550—前330年的波斯波利斯古都，而是19世纪的卡扎尔王朝艺术。这些貌似笨拙的浮雕手法和一些独特的图像细节，正是卡扎尔王朝工匠以波斯波利斯艺术为原型的创作。

　　二从卡扎尔穿越到波斯波利斯
　　卡扎尔王朝（1794—1925年）带来了古波斯浮雕艺术的复兴，其核心城市是在伊朗南部的设拉子城，即法尔斯省的省府。该城距离波斯波利斯古城废墟仅40英里，距离两个著名的阿契美尼德时代遗址纳克什伊鲁斯塔姆和帕沙尔嘎德（Pasargadae）摩崖也不太远。更进一步，设拉子城距离许多萨珊王朝的摩崖遗址很近。与波斯波利斯古城的建筑相似，设拉子城的宫殿与豪宅都坐落在很高的石头台基上，建筑外立面采用大石材，饰以浮雕。这些浮雕描绘的故事多取材于古波斯英雄史诗和萨珊王朝人物，但更多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相关场景。
　　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一片歌舞升平中，大量城中豪宅和乡间别墅在设拉子建成，装饰有波斯波利斯风格的图像。其中最著名的是始建于1863年的艾菲法巴德宫（Afifabad），位于设拉子郊外（图4）。
　　这个宫殿名意为“童真之宫”，林泉蓊郁、水石错落，当初是为了卡扎尔王室避暑消闲而建造，如今地处扩建的设拉子城市中心。虽然近年对宫殿又进行了翻修，但是原有的宫殿高台基并没有改动，依旧保留了当初建成时候的蔓草和武士群像。高台基东面由石灰岩大石条堆砌，其上浮雕着许多真人大小的皇家卫兵，形象取自波斯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
　　图4设拉子的艾菲法巴德宫，卡扎尔王朝1863年建，东立面中心部分，宫殿前是一个喷泉池
　　其中一个皇家卫兵身穿飘拂的波斯袍子，头戴圆柱形平顶高冠，双手握着长矛（图7）。事实上布鲁克林藏品第一件石刻正是来自这个宫殿台基大石条的上部，描绘的是一个类似的王族人物。（图1）布鲁克林馆藏品石刻和艾菲法巴德宫台基石刻（见图7）两个人物，有着共同的头部细节，昭示了这类作品并非单纯抄袭阿契美尼德王朝，而是带有创作痕迹的卡扎尔王朝艺术。雄凸的鼻翼、饱满的脸颊、微微外突的嘴唇、杏仁眼、轻弯的眉弓、浓密卷曲的须髯……都是卡扎尔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共享的人物造型特征。
　　图5-1波斯波利斯宫殿，百柱厅，皇家卫兵浮雕
　　图5-2波斯波利斯宫殿，百柱厅，公元前6—前5世纪，薛西斯接见米底亚使臣
　　需要补充的是，这些人物头部展示了卡扎尔王朝的特征——卷发的边缘平贴在前额上，而不是像波斯波利斯和米德斯的浮雕那样立体上卷。图1中的大片须髯暗示了这个人物是王族成员，因为根据阿契美尼德的艺术传统，这样的胡须样式只有国王和太子才可以拥有。但是在卡扎尔王朝艺术中，不管是国王还是侍卫，一视同仁，都有如此高贵的须髯（见图2和图9）。同样的，图1中人物所戴的平顶高冠，是实实在在的皇冠。在卡扎尔王朝的浮雕中，皇家卫兵也戴这种平顶高冠；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波斯波利斯宫殿，王族佩戴的是有圆弧顶的高冠，或者带有浅锯齿的、头顶敞开的王冠（如图5-1）。在布鲁克林馆藏的第二、第三件石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波斯王族戴着相似的卡扎尔王冠。基于卡扎尔王朝技法，人物躯体被硬生生扭曲成扁平形状，神情显得尴尬。这一点我们在艾菲法巴德宫的浮雕上已经看到，那些千年穿越的“阿契美尼德”皇家卫兵也都是如此模样（图8）。这些再次表明卡扎尔王朝艺术的内容和风格，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有明显差异。更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彰显出了卡扎尔王朝自己的艺术思考。
　　图6波斯波利斯宫殿，百柱厅，薛西斯接见各国使臣
　　布鲁克林馆藏品石刻第二件，描绘了被朝臣围绕的国王坐在宝座上，双手各拿一枝花，宝座后的侍从手持蝇帚，两侧站着手持长矛的卫兵。这个形象原型采自波斯波利斯百柱厅北侧走道，百柱厅里薛西斯一世被朝臣和卫兵围绕，接见来自属国米底亚的使臣（图5-2）。相似的国王接见场景也出现在波斯波利斯的珍宝库，雕刻在著名的“阿帕达那台阶”（Apadana）上。但按理这些图像不应该成为卡扎尔王朝浮雕的原型，因为在卡扎尔王朝存在期间，波斯波利斯珍宝库的浮雕大石条还掩埋在千年土层下面、完全不为人知，直到20世纪30年代进行系统考古发掘，这些浮雕才重见阳光。
　　图7（左）设拉子城，艾菲法巴德宫殿东立面，一位持长矛的波斯武士。以波斯波利斯武士为原型创作
　　图8（右）该武士浮雕局部
　　有可能布鲁克林藏石刻（图2）上的场景将在另一块大石条上延续，此刻文武百官和武士随从都面向右边，朝向君王。与波斯波利斯的原型相比，布鲁克林藏石刻显得笨拙、粗糙。比如，众多人物并没有安排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而波斯波利斯的石刻把整群武士头部几乎安排在一条线上;除了国王是个例外——国王的尊贵地位是用巨大尺寸来表现。形成反差的是:卡扎尔石刻上国王、大臣、随从都“漂浮”在空间里，高低大小参差不一，并无规律可循。甚至随从手持的长矛尾部不小心“穿”过了自己的脚掌，不像波斯波利斯武士们人人手持与身高相当的长矛，人人都把长矛尾部踏实放在自己脚掌前面一寸之处。与图7相比，虽然创作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长矛的细节，但是还是没有掌握要领，导致武士的脚掌与长矛尾部轻微重合，看来疼痛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二件石刻上拿着蝇帚的随从戴着面罩（bashlyk），这一细节我们在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厅也能找到。不过在他下颚边缘有一圈须髯卷子，还带有髭须；相比之下，波斯波利斯的武士随从则一点须髯也没有，因为他们是可怜的太监。在波斯波利斯，所有拿蝇帚的随从另一只手都拿着毛巾；但是在卡扎尔石刻里，随从中没有拿毛巾的。而且用两只手来捧蝇帚的姿势也是卡扎尔式的，不是波斯波利斯的风格。

　　三德·珀家族的收藏始末
　　回到19世纪，当初在埃及开罗购入这三件石刻的时候，德·珀特先生认为这是亚述艺术真品。在1898年6月14日写给纽约大学博物馆负责人莎拉·约克·史蒂文森夫人(MrsSarahYorkeStevenson)的信中，德·珀特先生提到:“这三个浮雕大石条我已经购买有年，无疑是亚述王朝艺术品。”在德·珀特先生租借给纽约大学博物馆的收藏中，这三件浮雕是非埃及藏品，所以德·珀特信函中提到的所谓“亚述艺术品”，无疑就对应卡扎尔王朝的这三件大石条。
　　德·珀特先生提到，他是在埃及开罗的ClotBey看到这三件石刻的，当时古董商告诉他这三件石刻是从小亚细亚运来的。1977年玛斯卡瑞拉撰文提到，19世纪末的开罗是世界古董交易的中心。在威克林的报告中，那件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赝品就是1912年在开罗购入的，是一个波斯人拿来的。看来这三件大石条的运送途径也相似。
　　德·珀特家族显然有许多次机会在开罗购入文物。阿尔芒德·德·珀特夫妇曾引导着纽约市的达官显贵们穿越中东，前往欧洲和东方圣地旅行。1887年德·珀特举行“第二次环球大旅行”，曾经在埃及全境深度观光，然后去往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但是旅程中并没有安排游览波斯，因为当时的波斯没有条件让德·珀特这样追求舒适豪华之旅的游客驻足。
　　很可能就在上述旅行期间，德·珀特在开罗购入了这三件石刻。至于这三件石刻来自小亚细亚的说法，看来是古董商杜撰的，只是为了让这些古物来源听起来更古老、更有出处；当然这三件石刻从设拉子运到开罗也可能途经土耳其。不管来到开罗的路是怎么走的，这三件石刻毕竟是在创作完成仅仅几十年后就离开了故地（如果它们真的曾经装饰过设拉子宫殿的话）。
　　德·珀特家族在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环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上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古埃及文物；1908年，该家族藏品被布鲁克林博物馆购买走。那么在1894年到1908年之间，德·珀特藏品大部分时间是被纽约大学博物馆借走的。1893年，芝加哥大展的图录上没有提及德·珀特的这三件波斯石刻。德·珀特古埃及藏品在芝加哥展结束之后被直接运到了纽约大学博物馆，到了1898年，德·珀特先生在家中几经斟酌，又把这三件波斯石刻添补到纽约大学博物馆租借的藏品中。这似乎暗示了德·珀特先生从未将这三件波斯石刻视为自己收藏的代表作，要不然他会对此非常自豪的。
　　在私人印制的德·珀特藏品图录中，图1的图注是“石灰岩波斯人物头像”，图2和图3的注解是“宝座上的亚述国王”。这个展览图录出版的时候，德·珀特藏品还在纽约大学博物馆的借展中。库奈在其1963年发表的文章中，辨认出了该图录上有张插图是纽约大学博物馆的内厅。不过这一图录一定是在1902年9月之后出版的，因为在这一天，德·珀特先生写信给史蒂文森夫人，希望大学博物馆提供一本自己藏品的展览图录。如今仔细查看这本存世的图录，就会发现图录上既没有出版社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学院的名字，可以推测最终是德·珀特先生自己印制了这份图录。
　　1937年，库奈在布鲁克林博物馆尘封的库房里看到了这三件波斯石刻，意识到这描绘的是波斯波利斯场景，于是将其判定为仿制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的赝品。（这一史实细节来自笔者与友人的私下交流，1979年10月1日。）这些反映出了19世纪末世界古董市场的偏好，也是一个著名收藏家的偏好。如今作为卡扎尔王朝石刻真品，它们变得更具有文物价值，因为比较与波斯波利斯原型的异同，其中透露出19世纪波斯宫廷的丰富艺术趣味。
　　图9卡扎尔王朝石灰岩浮雕，有流苏垂下来，可能来自国王头部左上方的窗帘

　　--（点评）站在哈佛教授的对立面，个人推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偏据一隅的伊朗阿扎尔王国很可能就是在欧洲编造的波斯伪史基础上和墨索里尼、萨达姆、巴列维王朝一样地造爹，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近代钢铁工具基础上大规模精细加工石灰岩建材和石刻成为可能。至于波斯波利斯遗址的修复成绩，那是1930年代和1960年代两次大规模伪造的结果。

　　本文节选自《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乐仲迪（Judith Lerner）著
　　Judith Lerner，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现任纽约大学古代学院教授，《丝路艺术》期刊编委。历任1哈佛大学副教授，维也纳大学访问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科威特皇家讲席教授等。
　　精通中古波斯语、大夏语，近二十年来是唯一以现代波斯语在西亚国家大学授课的欧美考古界女学者。
　　在国际考古领域，成果涉及粟特、大夏、波斯的壁画、摩崖、印章、金银器等。多次参加波斯波利斯、巴比伦、大夏、犍陀罗考古遗址发掘，也在考古场地经历过战火洗礼。

　　扎林库伯的波斯帝国史

　　近东诸多古代文明给我留下的粗浅印象，是可供后人做历史研究的文献记载并不多。其中，波斯古史，或称为伊朗古代史这一领域，就是如此。当代西方治此学的名家，皮埃尔·布理安（Pierre Briant），在其《波斯帝国史》（Histoire de l'Empire perse, de Cyrus à Alexandre，1996年）引言中就说，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的最大特点，便是波斯人没有为自己的历史留下任何书面的叙述材料。据那位供奉波斯王庭的希腊医师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所见，曾存在所谓御敕编修的皇家古事纪录的，但我们没有找到旁证，何况后世又有亚历山大大帝将波斯王宫一切文献付诸一炬的故事。
　　而这部波斯专家现代史著里也就不得不：
　　因为如开篇所言的文献难征之问题，伊朗民族对于自家古史的认识多须依赖希腊－罗马－拜占庭的古典著作。有关阿美契尼德王朝的史实纪录，除了一部分来自碑铭文字，其他则都要引述西方古典作家。页113至114处，提到一个波斯将军自我牺牲的故事，可以与希罗多德并列的波斯文献，居然是出自十三世纪的一首叙事诗。除了希罗多德，小居鲁士在位之前的历史事件还屡次引用泰西阿斯《波斯志》，有的地方便没有明说，比如页144中所述“颇似一篇小说”的宫廷爱情，便是出自拜占庭学者著作中保存的泰西阿斯一个残篇。
　　如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出征东方世界的历史，此书用了一大章的篇幅（题为“宫廷烈焰”），多有采用阿里安之《远征记》而不称引书题的地方。许多场合下，因为具备了针对希腊罗马历史文献的说法进行批评的条件，作者才指名道姓起来。比如页89，居鲁士帝征服吕底亚，希腊文献有波斯皇帝听闻梭伦箴言而赦免俘虏，以应和阿波罗降雨的说法，作者在此对来源及其旁证便交代得很清楚，继而便指出其虚构性，“反映出这则传说可能是出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悲剧的情节”。又如页111，直斥希罗多德关于大流士帝的纪录是“添油加醋渲染”，“颇似一篇神话传说”。其实对于希罗多德著作史料信伪的批评，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作者带有感情倾向的这种表述，显然是与其民族感情立场密切相关的。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处理本民族留存下来的一些夸耀天朝气象的材料就不再分析是否可靠了，而是带有自豪感地直接运用起来（如页114处关于首都城市建设的铭文）。
　　另外，比如Xerxes帝，我们过去根据英语习惯，想象其发音而译作“薛西斯”，实际若按希腊文的发音，大体应作“泽耳克塞斯”才对。张鸿年先生根据波斯文发音，译作“哈沙亚尔沙”，与西化的读法大为不同。

　　--（点评）这一点，恰恰是罗林森之流在19世纪“破译”所谓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铭文时候的致命死穴，呵呵。
　　当然，这只能算是篡改或曲解。而用图纸比对和石刻加工、历史宗教演变的证据，相关文物证据基本上属于蓄意伪造。

　　欧米那些或专业或业余的砖家用可疑的文献材料佐证去挖宝，所得出的所谓历史描述有几分是接近历史真相的呢？
　　还是要提一下，皮特里爵士也是欧洲中心论和耶经考古的重要成员，关于荷马史诗和亚伯拉罕的考古佐证哦！

　　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Petrie）于1896年在底比斯古城的法老麦伦普塔赫祭庙中发现了这座石碑。[2]皮特里有评论说，“这座石碑的名声会超过我发现的所有其他东西”。[3]如今它收藏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碑文的一个不完整的抄件在卡纳克被发现。[4]石碑高度为318厘米或大约10英尺，宽度163厘米。
　　--按此花岗岩石碑的刻写和平面处理，以及期间大量的所谓古埃及花岗岩碑铭，按俺前述关于中国秦汉年间冶铁技术和石刻碑铭关系的论文，这些石碑都是可疑的，还有上面的符号以及破译也是可疑的。
　　碑文声名显赫的原因在于这是唯一提到以色列（"Isrir"或者"Israel"）的古埃及文字记录。同样碑文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证明以色列存在的年代最古的证据。因此许多学者将此石碑称为以色列石碑。这个称谓有些误导的性质，因为碑文内容明显不是为以色列而作的，仅仅是在行文中提到一次以色列罢了。
　　只有一行提到了以色列，该行的译文为：“以色列惨遭蹂躏，几乎灭种”（"Israeliswasted,bareofseed"）。该行另一种译文为“以色列荒芜，其种无存”（"Israellieswaste,itsseednolongerexists"）。碑文提到迦南地的内容很少。以色列仅仅是和亚实基伦（Ashkelon）、基色（Gezer）和雅罗安（Yanoam）一起在碑文中提到一次罢了。
　　现在人们对于碑文的分歧集中在法老麦伦普塔赫的迦南战役是否真实发生。另外人们对碑文是否真实描述迦南战役也产生了疑问，怀疑碑文是否同亚述文献一样从来不承认亚述的战败。

　　--好，当年皮特里有评论说，“这座石碑的名声会超过我发现的所有其他东西”。为什么？以色列？纳粹在集中营管理制度和杀人利用水平上也是很高效很科学的，但目的很罪恶。
　　把图案符号与后世的字母文字硬凑挂钩，这就是托马斯杨和商博良之流的破译密码，也是罗林森等对楔形文字符号破译的由来，伊朗学者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的波斯帝国史说过，Xerxes帝，根据英语想象其发音而译作“薛西斯”，若按希腊文发音应作“泽耳克塞斯”。张鸿年先生根据波斯文发音，译作“哈沙亚尔沙”，与西化的读法大为不同。如果这些符号和甲骨文类似的话，又如何？西方破译古代文字，往往一通百通，同样，一错全错！欧洲天才有种来破译和汉字对照出现的唐代萨珊波斯文字阿，为什么不敢“破译”呢？
　　看看西方那些刽子手、退伍兵和美术女硕士是如何前仆后继破译玛雅符号的，最后拿来教授可怜的美洲原住民！庆幸俺是华夏苗裔，蒙不了俺！
　　还有摩押石碑，一块正面朝上在沙漠里3000年的石碑！阿拉伯人早就知道的石碑！忽悠谁呢？

　　补充一点前述摩押石碑的资料：

　　腓尼基语的疑问：
　　据说腓尼基人从埃及象形文字中借得一点画儿，又从巴比伦文字里简化了一些楔形文字，把旧写法的几个画重组成一组。如此，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又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发明了简便的22个字母。

　　--演化的考古证据呢？？？

　　近现代考古学家们在乌加里特古城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用楔形符号写的字母文字泥版。学者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字母文字表的《识字读本》。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就是由此演进而来的。

　　--这些楔形符号写的真的是字母文字吗？演进的中间过程文物佐证呢？文物的可靠性？泥板如何存放，是烧过的还是晒干的？这可是不一样的。

　　这种字母的确是省时省力，但是却没能代替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有人解释说，当时也曾提出过许多改良措施，但在埃及和巴比伦，写字是一种很郑重的事，几乎是神圣的，结果，改良被当作。渎。神。之举而付诸东流。这一说法的真伪无从考证。

　　--就是把假说和猜想当律法么？还渎。神。？谁胜利了就会用谁的文字，除非胜利者根本没有文字吧？这个推论影响很多的哦！包括罗塞塔石碑的文字疑云，包括克里特岛的文字变化，包括腓尼基字母的胜利！

　　然而在没有文字的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的字母大获成功。

　　--前述推论不是俺说的哦！线形文字A，还有B呢？后者据年仅30岁的建筑师兼业余古代语言学家文屈斯1952年的“破译”：“他的成就，不仅在于破译线性文字B，而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文字是希腊大陆迈锡尼居民所使用的书写体系，这些居民就是使用印欧语族语言的希腊人，他们生活的年代即是荷马史诗英雄所属的年代，即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在获得这个结论之前，他曾历尽艰辛，仔细研究大批仿佛微不足道而且看似互相矛盾的出土证据。”然后就车祸了。

　　随后，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罗马及其周围地区拉丁人的拉丁字母。

　　--矛盾不？这不就是说明古希腊没文字么？至少是那一波城邦时代的家伙必须要用腓尼基的文字，而不是所谓的古希腊语线形文字B！就是说，城邦时代的人群和所谓迈锡尼时代的人群不一致，后者很有可能不是古希腊语！前提岂不错误？

　　回到这古希腊字母的爹那里去：

　　腓尼基字母的确切形式的最重要的实例，是著名的米沙石碑或者称摩押石碑，它是公元前850年，由摩押王米沙（Mesha）建造的纪念碑，以纪念摩押反暗利王朝（Omridynasty）（《列王纪上》第16章）的起，义。这块石碑显示出了文字的巨大进步，因为石头上的雕刻文字与瓷片上风格潦草的临时性文字相比，必然显示出更强的清晰性和明确性。摩押石碑是显示出用点和笔划来断字、断句的最早的碑文。这是一块黑色的圆顶正方柱体玄武岩石碑，在将所有可能得到的残片拼凑在一起后，测得其高1.24米，宽和深都是0.71米。其正面共有三十四行文字，是以古腓尼基字母拼写的摩押文字，其文字与原始希，伯，莱字母极为相似。

　　--有点意思啊！诸君还记得俺提过关于秦汉冶铁技术与石刻碑铭的关系那篇论文么？玄武岩！真爹还是假爹？

　　多年以来，经过专家学者们对碑文的耐心细读和研究求证，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是一块公元前九世纪时，摩押国国王米沙(Mesha)所立的战功纪念碑！之后，此碑被学界称为“摩押石碑”或者“米沙石碑”。

　　--碑文翻译出来内容可以直接看耶经相关章节的，俺是无语了。

　　该碑的横空现世，对于耶经考古学来说，意义之非凡，至少可以列出以下数项。其一，第一次在耶经以外找到了古摩押国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以实物确认了古以，色列国的史实。这一次发现，不仅证实古摩押国及其国王存在过，而且还有摩押使用的古文字，连摩押人的神“基抹”都与《民数记》和《列王纪上》的记载一字不差。

　　--这个翻译也不差，说明双方语言基本一致，神仙的名字译音都一样啊。自古以来的哦！

　　石碑又是如何现世的呢？

　　一八六八年夏天，一名叫柯雷恩(F.A.Klein)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来到巴勒斯坦，他在传教团中担任行医治病的任务，大多数时间是在耶路撒冷周边地区一边传教一边行医，在与当地人闲聊中，柯雷恩得知，在附近一处古城残址中有一块巨石，上面有许多古怪的文字，没有人可以读出上面刻着什么，迷信的贝都因人都说上面是魔鬼写的咒诅文。到了残址处，柯雷恩一眼看见了那块巨石，显然是一块石碑。它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岁月，但是上面却满是文字。

　　--已经在露天睡了近3000年的玄武岩刻字！！！玄武岩属于火山喷出岩，结构晶粒粗，多气孔裂隙，呵呵。

　　柯雷恩看了半天，他也猜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文字。他将石碑扶立起来，又将它翻过身来，想看看它的背面是否有可以识别的文字，但是背面什么也没有。

　　--这刻字还是在正面！还是横倒地上的！3000年约旦沙漠的直接关照！不是说接近地面的风沙侵蚀厉害么？参考雅丹地形的形成，还有这刻字水平！

　　柯雷恩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块石刻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只是觉得这块古碑一定很有些价值，于是他在他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石碑的素描，又誊录了几个石碑上的文字符号，准备将来托人带回欧洲请专家鉴读。随后，柯雷恩跟带他来的贝都因人谈定，他要收购这块石碑，价格是一百块拿破仑币，相当于四百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

　　--首先这医生不懂，其次还花高价，矛盾不？反观古玩市场看看？傻瓜才会去花高价，这就是个故事。所谓贝都因人也只是个托儿。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柯雷恩立即向普鲁士政府驻中东领事皮特曼(J.HeinrichPetermann)通报了他的发现，并说贝都因人同意卖给他。皮特曼不敢怠慢，立刻发信给柏林博物馆，请示他们授权拨款购买古碑。九月十五日，皮特曼收到柏林来的电报：同意收购。经过数番交涉，阿发依兹酋长告诉柯雷恩，底本的酋长可以转交石碑，但是现在开价一千拿币！
　　结果自然谈判破裂，酋长的人在石碑边上架柴点火，不消数个小时，大火已将古碑烧得发红发紫，又端来清凉的河水往上狂浇，不等完全冷却，石碑已爆裂开来，再用铁器猛然砸之，这回儿，古碑的身子骨再硬朗，也只能来了个粉身碎骨。可叹几千年的风雨日沙没有将古碑销毁，倒是人类的智慧让它在几个时辰之内就灰飞烟灭了。古碑被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无论是德国人、土耳其人，还是英国人、法国人都被贝都因人的“壮举”震慑得目瞪口呆！

　　--奇怪吗？谁会这样对待待售的古玩？编故事就要有矛盾冲突，这些游牧民不是傻子，是疯子。废墟，约旦沙漠，游牧民，这里附近就有河水，拿过来还清凉，这还废墟？段子倒是差不多。

　　普鲁士领事皮特曼就此没了脾气，对古碑也就没了兴趣。但是，前面提到的两位考古学者法国人克莱门甘诺和英国人华伦爵士并不甘心，出于专业方面的责任心，他们先后各自派人去底本花钱将能找到的古碑碎片卖回来。其中，克莱门甘诺卖回了比较大块的碎片，共计三十八片，可以辨认六百一十三个字，占原碑文字的约百分之六十；华伦爵士购得十八片较小的碎片，可以辨认五十九个字；另一位德国学者施洛曼(KonstantinSchlottmann)也找到了一片。总计五十七片，最终归属于卢浮宫以供世界上的学者们参考研究。抢救的文字据专家说加起来占原碑的约三分之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另外的三分之一碎片至今未能找到。也许它们将永远地埋在底本的沙漠中了。

　　--最后还是要买回来的，注意时间，地点，过程，古城是确认的，碎片找不到了？？？前面不卖了，毁掉以后再出售碎片，好玩不？这过程不是个圈套？或者就是西方自己编出来的一套？

　　当然，原碑完整的文字只有通过卡拉瓦卡的拓片保存下来，但是非常遗憾，卡拉瓦卡做的拓片是半成品，没等干燥就被取了下来，所以拓片上的文字极其模糊。直到科技发达的今天，研究人员对着这些拓片仍然是一筹莫展。

　　--然后大家就只能看一堆碎片来破译了，然后说这个和希伯来文字极为类似，说不定就是仿的吧？然后连说法语气都一样，这就是耶经考古哦！

　　和所谓古埃及战船有关的最早史料是著名的帕勒莫石碑，这又是一个来历不明、破译可疑的伏藏品。玄武岩，花岗岩，精细加工工具与冶铁技术，注意，俺不提青铜工具。即使古罗马时期的冶铁技术也是落后的。
　　吉萨出土的所谓“太阳船”是黎巴嫩雪松制作，有先进的龙骨与榫卯连接，千年水中松，这沙漠里直接埋藏的4650年前的有机质文物保存状况，碳化阿碳化。至今无可靠的测年报告。修复后的形态可疑。

　　从文物与建筑来看与古希腊无干，不过建筑师文屈斯1952年“破译”线形文字B却断定其为迈锡尼文字源流，也不错，建筑解析思维就是以所谓古希腊语发音入手“破译”的，能破出汉语才怪，呵呵。
　　米诺斯消亡时候，迦太基还要过500年。至于米诺斯战船与埃及有多少关系，文献和文物均无考。爱琴海区域有原始龙骨的船舶文物即使可靠，也是公元前8世纪所谓古希腊的。传承，交流，发展呢？

　　就米诺斯的战舰谈一点：
　　米诺斯的海军在文献上贫乏，在考古文物上阙如。但可以参考其后的迈锡尼，再晚一点是《荷马史诗》的时代，姑且认为期间战舰技术没有发展也没有消亡，假设是稳定的平原期。
　　《伊里昂纪》二卷希腊联军里的波奥提亚人“带来五十条海船，每船/载坐着一百二十名波奥提亚人的儿男”（《伊》二卷509、510行）。有七条船由“菲洛克忒忒斯率领，每船乘坐五十名/划桨的兵丁，战阵中出色的弓手”（《伊》二卷719、720行）。
　　按修昔底德的理解，这两段诗说明当时的船有大有小。最大的船能载120人，最小的船能载50人。而且他注意到希腊联军的总人数是10万零2000，而船只总数是1200，所以平均下来每条船能载85人。这个数字并不算很大。
　　对这种船，荷马经常用的一个修饰词是“乌黑的”（比如《伊》二卷710行）。现在一般认为这是指船体外侧涂有一层黑色的沥青，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从船体木板的间隙中渗进来。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还比较落后。
　　《奥德修纪》五卷237行至259行描写的是奥德修斯造船的过程。这里引用如下：
　　“……梢树、杨树和冲指天穹的杉树，早已风燥枯干，适可制作轻捷漂浮的筏船。
　　……奥德修斯动手伐木，很快完成了此项工作。
　　他一共砍倒二十棵大树，用铜斧剔打干净，劈出平面，以娴熟的工艺，按着溜直的粉线放排。
　　其时，丰美的女神卡鲁普索折返回来，带给他一把钻子，后者用它钻出洞孔，在每根树料上面，用木钉和拴子把它们连固起来。
　　像一位精熟木工的巧匠，制作底面宽阔的货船，奥德修斯手制的航具，大体也有此般敞宽。
　　接着，他搬起树段，铺出舱板，插入紧密排连的边柱，不停地工作，用长长的木椽完成船身的制建。
　　然后，他做出桅杆和配套的桁端，以及一根舵桨，操掌行船的航向，
　　沿着整个船面，栏起柳树的枝条，抵挡海浪的冲袭，铺开大量的枝干。
　　其时，卡鲁普索，丰美的女神，送来大片的布料，制作船的风帆。
　　奥德修斯动作熟练地整治，安上缆绳、帆索和升降索，在木船的舱面。
　　最后，他在船底垫上滚木，把它拖下闪光的大海。”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1、当时的船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造船应该从安放龙骨开始，而这里没有这一工序；
　　2、当时的船没有甲板。
　　平底船和尖底船在航海的效率上有很大不同。尖底船在水线下的船体，可以被看成是一条纵向的刀刃，这种船其实是在海面上“切”着走的。而平底船，相比之下，更像是在海面上“漂”着走。所以这两种船体在行驶的稳定性、行驶速度上都有本质的差别。后者适合内河或是浅滩，海运只好沿岸行进。
　　战船没有龙骨，可以从荷马对希腊联军营寨的描写里找到佐证。因为希腊人的船可以被拖到海滩上。希腊联军在特洛伊城外海滩上的营寨，就是围绕着海滩上的船而建造的，目的就为了保护这些船（《伊》十三卷167行）。
　　船可以被拖到岸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的体积还不是很大，重量也不是很重，而且肯定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拖到海滩上之后就只能侧放着。久而久之（特洛伊战争毕竟打了10年），船自身的重量就把船体压垮了。只有平底船才可能长期地放置到岸上。
　　战船没有甲板，可以从一些考古发现里找到侧面佐证。比如在爱琴海南部的锡拉（Thera）岛出土的一幅壁画中，如果是那时候的，则按照桨手和乘坐者被画在同一高度上，说明当时的船确实没有甲板，他们都是直接坐在船体内侧的。而且船吃水很浅，明显是平底船。
　　当然，即使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发现一艘“荷马时期”希腊海船的实物。

　　欧洲不同作者制造出来的作品相互矛盾之处很多：

　　《荷马史诗》中传说和想象的成分居多，真实的成分偏少。尽管欧洲们普遍认为荷马史诗中的地名是真实的，族名也是真实的，但所提到的这些名称是据说荷马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名称，而非古代名称；这些真实的名称反倒更加凸现荷马史诗的不真实性。
　　在荷马史诗中支援特洛伊的援军有美西亚Mysia人、弗里吉亚Phrygia人、美伊昂人Meionians（又译梅俄尼安人，为吕底亚人的旧称）、卡里亚Caria人、吕奇亚人Lycia，也就是说和希腊联军相对抗的是土耳其西部诸强悍部族的联军。但是那个古老年代的强大赫梯帝国却没有提及，原作者显然是以他那个年代的地名、部族名和国名去想象特洛伊战争的。在这些远征大军中，希罗多德唯独将阿特列欧斯Atreus的儿子们所率军进攻伊里翁当成传说。显然希罗多德对《伊里亚特》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是有怀疑的。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也未曾提到赫梯，看来赫梯是被美西亚人和铁乌克洛伊人的大军所灭亡的。无法想象，小小的特洛伊如何能够容纳下这么多人在这里进行十年之久的战争。且不说围攻特洛伊十年期间双方的粮食问题、马匹的饲养问题如何解决，光是饮用淡水就可能无法满足庞大军队的生活所需。
　　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的军营是靠海岸修筑的，特洛伊Ⅵ离海湾仅有一英里，这个离海和离特洛伊都相当近的军营不知如何解决饮用水问题。
　　靠着天然良港致富的特洛伊很可能拥有一只强大的舰队，“根据传说，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他控制了现在希腊海的大部分；他统治着西克拉底斯群岛，在这些大部分的岛屿上，他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他驱逐了开利阿Caria人之后，封他的儿子们为这些岛屿上的总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五节）
　　荷马史诗根本未提及特洛伊拥有海军，也未有描写海战的章节。决定特洛伊命运的很可能是海战。特洛伊是个临海的，没有强有力后方支援的孤立城市，不要说是围攻十年，仅仅围困它几个月就足以迫使它因饥馑而投降。一旦希腊人成功登陆，占领了比塞克湾，完成对特洛伊的包围，特洛伊能坚持的时日便不多了。

　　--（点评）茶叶和古董走私贩子施里曼在土耳其西北海岸希萨利克遗址的发掘就是一个伪造加盗宝的过程。所谓赫梯概念纯属欧洲为了制造一个首创铁器的文明来冒充自己的祖先，其根据仅仅是旧约里的几句话，并用英语和高地德语对一大堆来源可疑的所谓泥版文书进行了“破译”，并宣称这就是和欧洲一个源流的古代印欧语。可惜，这几部作品之间的矛盾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

　　佩拉司吉人和多里斯人（铁乌克洛伊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讲着不同的语言。佩拉司吉人是雅利安人，使用的是线文B，讲的是原始希腊语。多里斯人则是突厥人种，讲的是原始突厥语。由于语言是由人数的多少决定的，使用人数多的语言就是优势语言；在两个不同的族群混合时，使用人数多的语言通常会获得胜利而成为通用语言。佩拉司吉人在伊里翁和当地的铁乌克洛伊人（小亚细亚的多里斯人）相混时，由于驻防在那里的佩拉司吉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因此那里的佩拉司吉人改用了铁乌克洛伊人的语言，说原始突厥语。
　　佩拉司吉人占领特洛伊后的留守人员在语言上被特洛伊人同化了，这些佩拉司吉人讲的是突厥语可从他们被修昔底德称为“第勒尼安族的皮拉斯基人”推断出来。第勒尼安人Tyrrhenians可分解为Tyr-rhen-ians，其中的族名词根Tyr即Tür，后缀-rhen为汉语的人，后缀-ians也是人；Tyr-人-人即是突厥Türk。Tyr人当然讲的是突厥Türk语。

　　--（点评）汉语？在商代的华夏，语言的发音难以追溯的，雅言发音也不能用近代汉语官话的发音来折腾阿！欧洲用近代拼音文字发音胡乱“破译”古代符号已经，居然胆敢来玩中华语文！这些蛮子大概还不知道中华汉代以来的“直音”、“读若”还有魏晋已降的“反切”是什么意思！
　　--还有原始突厥语的可笑概念，突厥族群肇始于阿史那氏，本来只是柔然汗国在阿尔泰山麓的一群煅奴，强大以后把自己说的方言作为统一的语言，草原帝国那本书里也提到过草原族群的语言变化特点，西突厥马蹄所至之处，臣服部落纷纷改说突厥方言。这可是在公元后六世纪！在亚洲的另外一头！考古学的出土证据链根本无法联系！欧洲这语言学造爹的脸皮比伪造的古城要厚得多了！
　　--还有所谓突厥文字，中华古籍只是提及“突厥文字类胡”，提到的突厥文字经卷无存。现有的少量突厥文字碑刻材料几乎都在欧洲手里，前苏联对著名的突厥三大石碑的“破译”也是有不少问题的，属于政治性的研究，话语权的问题。
　　--当年小亚细亚在11世纪的时候，是西突厥当年征服的中亚九姓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塞尔柱人，拉大旗作虎皮，以大突厥之名建立了帝国。
　　--帝国的一名中亚土克曼人将领苏莱曼沙于1077年建立了安纳托利亚的赛尔柱国家，定都尼西亚（1116年迁都科尼亚），即罗姆苏丹国。在1153年以前罗姆苏丹国一直依附于大塞尔柱帝国，处于半独立状态。十二世纪末及十三世纪初，鲁姆苏丹国兴盛，占领了小亚细亚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及黑海的重要港口。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居住阿姆河流域，实际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花剌子模地区，属于已经改说突厥语的前述乌古斯的卡伊部落，在当时为花剌子模沙王朝的臣属。自古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13世纪时，蒙古人开始向西扩张，迫使他们迁移。最初他们依附于塞尔柱帝国下面土克曼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在和拜占庭帝国相邻的萨卡利亚河畔得到一块封地。部落酋长埃尔托格鲁尔死后，他的儿子奥斯曼（1258～1326年）继位。继其父担任部落首领，1299年，土耳其趁塞尔柱罗姆苏丹国分裂，正式宣布独立，称号“加齐”，奠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雏形。

　　和所谓迈锡尼宝藏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大英博物馆珍藏着一批来源神秘的黄金珠宝首饰——“埃金纳宝藏”（TheAeginaTreasure）。这批珍宝是博物馆以4000英镑的高价于1892年购进的，据说来自希腊埃金纳岛的一座古墓。其中的“大地之母女神”（《希腊的诞生》）为高颧骨的典型黄色人种。
　　ThetreasurewassaidtohavebeenfoundinatombontheislandofAeginain1891,althoughtheexactcircumstanceshaveneverbeendetermined.TheBritishMuseumpurchasedthebulkofthetreasurein1892fromtheCresswellBrothers,aLondonfirmofspongedealers.Furtherpiecesfromthetreasurewereboughtbythemuseumin1914.

　　--看看，据说发现于希腊半岛的啥古墓，具体来源晤鸡鸭。直接出手转卖给所谓的大英博物馆的那俩兄弟居然是倒卖海绵的！
　　--其余的是馆方在1914年不知道哪儿去买来的。
　　--反正那时候，靠买来的所谓古埃及莎草书里面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超级政治性假货色成名的大英博物馆F.G.Kenyon馆长风华正茂哈哈。
　　--拿什么来证明这些玩艺是真正的古希腊货。呵呵。
　　--别忘了，以开创类型学考古的皮特里爵士也是买市场货色出名的。对了，他老人家不仅是著名的耶经考古学大师，还是夏鼐大师的恩师，指导过博士论文，在埃及带教考古的。

　　还有闻名遐迩（臭名昭著）的克里特文明。

　　继走私犯和合同诈骗犯施某的盗宝案发之后，官方人士伊某终于粉墨登场。又是拿着荷马史诗去硬凑地挖宝的。比施某还要恶劣的是，伊某及其团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遗址重建和改造。
　　壁画其实大多是现代的，原始画作充其量不足几平方英寸。灰泥墙上的原始壁画非常残破，与其说伊文思团队是做“修复”工作，倒不如说他们是基于残片再创作。总之，今天越是出名的壁画，属于古代的可能性就越小。
　　PrinceoftheLilies戴百合花冠的王子：1905年由爱弥尔·吉耶隆（父）用多个原始碎片（小部分头、花冠但无脸、部分身躯、一段大腿）拼凑而成。这些碎片原来散落各处，极可能分属不同人物，伊文思如此记录。在伊文思亲自“指导”下“修复”。把后面两个人物“修复”为黑人的依据仅仅是地上散落的带黑色的残片，这些残片很可能根本不是画作中人体的部分（注意图中的拼接及补画痕迹）。
　　上述遗址及其壁画图片，就是对古代建筑遗址的破坏性重建和所谓创造性修复的绝佳例证。
　　资助伊文思的是克里特探索基金会，一个毫无头绪就敢投入巨资让伊某到这里考古的组织，其依据就是荷马史诗，呵呵。当然，现在据说有大量证据证明此地和古埃及有关了，那前面的那些定论呢？这还是米诺斯？
　　1900年刚出土时的“王座室”（图中可见石凳摸样）。直至1930年才完成全部“修复”工作。这是今天加盖后的“王座室”的外景，不仅有结实的门框和柱梁，还是多层建筑，旁边更有整齐的台阶。
　　出于对海豚壁画的喜爱，如今人们习惯把这房间称作“海豚庇护所（DolphinSanctuary）”。但实际上，这“壁”画是上层塌下来的楼板，本不属于这厅，不是“壁”画，而是上一层楼的地板装饰！
　　nakeGoddesses执蛇女神：高34.3厘米，双手持蛇，帽子上蹲着一只猫。它是受雇于伊文思的丹麦艺术家HalvorBagge的“杰作”。只有身躯、右手、头和帽（不包括顶部）是原件，其他部位全是“修复”的。
　　整体规模虽大，但其实大多数房屋无窗、光线不足、空间狭窄，根本不适合作为王室宫殿；地板和墙壁上涂的是石膏，不耐磨不耐水，用于生活区很有问题，用在所谓浴室更不合理。
　　由于暴雨毁坏考古遗址，伊文思从1922至1930年，进行了大规模“复原重建”，起初使用木头和砖块，后改为双T型钢条，最终干脆使用“万能”的钢筋混凝土。此地有暴雨，又是海边不远矮丘，遗址形态和重建依据如何对应？
　　怪异的红色柱子以及上面的横梁都是钢筋混凝土做的，“修复”者是彼埃·德·扬。“历经数千年依然洁白耀眼”的圆柱和方柱是钢筋混凝土做的，墙壁上看着象木条的还是混凝土做的。
　　彼埃·德·扬PietdeJong是英国艺术家兼建筑师，自1922-1930年受雇于伊文思，负责记录、绘图、重建，成为二把手。从未受过考古训练，修复与重建大量依靠个人艺术发挥。他的陶器绘图只为迎合艺术偏好。
　　根据邓肯·麦肯齐在1900年5月8日的记录，在被发现当时，刻有文字符号的泥板是在地板上与瓶罐同一层面的。不是麦肯齐记错，就是伊文思说谎。问题是，人们已经多次发现两人的报告不相符，而错误的往往是伊文思。
　　亚瑟·伊文思本人、其岳丈EdwardFreeman（历史学家）、其妻子MargaretFreeman都是种族主义者。伊文思已经永久地、不可恢复地改变了克诺索斯遗址。
　　这些剧场、房间、楼梯、壁画、宝座的风化腐蚀情况已经表明，这是一个被肆无忌惮的“艺术创造”严重破坏或是说“重建”了的古代遗址，其真正的原貌已经很难恢复了。在此基础上的描述，其可靠性可疑。
　　用现在的标准重新检验一百多年前的考古假说还是必要的，请参考中华现代考古历程，咱也不能双重标准阿！
　　建筑不是大地震以后的形态，这种结构难以抗震，而这种所谓“复原”早已彻底破坏了原始遗址。克里特岛的典型地中海气候，年降水量600多毫米，水流侵蚀的痕迹呢？埋在疏松酸性火山壤中的文物，呵呵。
　　按照欧洲的说法，古埃及莎草和石刻圣书体影响了克里特，两河泥板楔形文字也有影响，那么这泥板线形文字的源流呢？A不知道，B是古希腊文字，那腓尼基文字呢？据说是古希腊文字的亲爹？

　　首先要确定出土文物的断代和可靠性才可以进行判读与推测，而不是根据一个来自于文艺复兴以后的可疑故事去牵强附会，甚至大量演绎伪造靠谱的文物佐证。西方中心论的双标行为至今不绝。
　　如前所述，这些壁画、黑陶和雕像的可靠性不足，伊某及其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欧洲中心论前提，依照可疑的文献破坏并改造了一系列古代遗址，其真相很难再复原，因为希腊现代国家的政治需要！
　　何况在所谓的米诺斯，没有可靠的牛头符号，即使按照近来西方专家的研究，只是来自于所谓古埃及文明的山符号。把诸如希罗多德历史那样的神话故事牵强附会到古代遗址上，西方的此类行为从未灭绝。
　　米诺斯的故事是个纯粹的神话，作伪者用子虚乌有的神话包装考古发现的产物。米诺斯神话可谓是近代希腊伪史制造者所炮制的一个典型的冒牌货——一个不折不扣的古文明赝品。
　　纯粹是由于西方伪造希腊史的需要，克里特岛非原生考古文明，被英国人附会于神话。这个海岛文明成为代表古希腊青铜传统，还被西方史家封为古代爱琴文明的发源地。

　　所谓以亚历山大名字命名的70多座古城之一的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的发掘，法国佬的同行是如何评价的：

　　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南巴卡特立亚(大夏)和北印度的考古发掘评述

　　格兰德·法斯曼,杨瑾
　　考古与文物,2002.4

　　在过去的20年中,考古学家们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依次为阿富汗北部的阿伊哈努姆城址、苏阿德地区的布特卡拉号遗址和印度北方邦的宋卡城址。本文对以上发掘进行全面回顾,重点比较其方法、手段,尤其是考古报告的出版方式、内容、成绩与不足。在客观评述和反复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历史和文化范畴内十分重要但却解释不清的诸多问题。
　　目前,关于印度考古发掘的著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今后还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人们对从阿育王死后到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入侵这一时期的北印度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就其社会历史而言,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阶段中新的人群不断从伊朗和中亚一带涌入,并在内迁的过程中逐渐融汇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但该论点尚未由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所证实1。

　　--（点评）这就是说，法国佬的所谓发掘和论文集，并没有解决所谓希腊化的问题，后面具体要说。从所谓阿育王到穆斯林入侵的一千多年里，外来族群的论点“尚未由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所证实”！

　　近年来,随着雕塑品和更多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早期印度和佛教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日渐明朗,可惜这些新发掘材料的源地分散,稍集中一点也只有健陀罗和马图拉,加上学者们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故仍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2

　　--（点评）俺就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童子要强行定论，这业内专家还在推测，你们倒好，先定论再说，这不科学吧？

　　政治史方面,现有的资料多为简单的人名罗列,纰漏百出的相对纪年表和粗制滥造的绝对纪年表,这些纪年表可信度不高,不能用作直接证据,但与早期印度艺术史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印度艺术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况且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尽管理论依据并不那么充分。

　　--（点评）哪一个还要把相关的年表断代拿出来显摆的，只是在炫耀自己的无知。

　　多年来,学者们对印度、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文献已做过寻根问底的深入研究与详尽考证,估计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虽然每年都有不少介绍新发现尤其是货币和其它器物的文章面世,但由于这些器物多为外国所产且源地模糊,3故了解早期印度历史的唯一希望和途径便是常规的考古发掘。

　　--（点评）源地模糊，明白？

　　尽管贝尔纳带领的法国赴阿富汗考古队并不缺乏资金,亦有很多博学专家的鼎力相助,但他们并没有把传统考古和新考古两种方法和谐地统一起来,贝尔纳和戈丁的侧重点和观点不同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在技术和技巧上的差别。贝尔纳的报告对建筑部分的处理杂乱无章,尤其是各主要街道的门道部分、主要神庙、钱币、防御工事、体育馆和珍宝库等。15出土文物的描述和发掘过程一样都是逐个进行。但对纵横交错的街道和空地的作用、城区的划分以及为什么把体育馆和军火库建在该址上的原因等诸多问题没有作系统研究。而且贝尔纳也并不准备对城镇布局之类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16他的报告只有一处描述城市即对已经多次复制的阿伊哈努姆平面图所作的冗长乏味的评论。但对航空拍摄的图像(现已被卫星图像取代)和地面勘测结果均未进行细致研究,看来他并不打算通过地表探测来找出工匠或仆从们的居住区。17从报告中,我们看不出城内有市场或集市,也谈不上找出它们的具体位置。
　　尽管伯尔纳和戈丁等人对阿伊哈努姆城址的发掘非常重视,但仍未找到关键的文字和实物资料来说明以下问题如该城为何建于此18、在希腊语中如何称呼、具体建于何时(至迟在亚历山大或塞留孤一世统治时就已存在)、以及为何不能说明宫殿遗址就是皇室邸宅或各地方长官及随从奴仆就住在衙门等一系列问题。由于该城曾被夷为平地,建筑物内的一切设施被洗劫一空,我们只能期待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伯尔纳1973年报告对上述问题避而不谈,一年后却抛出了短短几句论据不很充分的阐述:阿伊哈努姆地处战略要塞,是阻挡蛮族入侵的前沿阵地,居民的财富直接来源于先进的农耕业。而戈丁率领他的考古队第一次在阿伊哈努姆平原勘探时就证明了早在希腊人到来以前,这块土地就已经有了悠久的农田灌溉历史。至于建城的原因,他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因而被技艺熟练的农民选作理想的居住地;而居民靠着开采科克恰上游河谷丰富的矿产资源过着优裕的生活。

　　--俺还没扒这地方的古建筑问题呢，就在西边，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当年也应该属于塞琉古帝国以及后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地盘核心区域，中华考古队发掘了一座古城遗址，从新石器时代直到19世纪的城堡废墟，可见该地属于自古以来的要地。可惜，只有土坯啊土坯建筑，硬是没有发现高大上的古希腊三柱式，大理石雕像，羊皮书或是莎草书印在黏土地面上的古希腊墨迹还有各种头像的古希腊打制金银铜币。

　　以下和赫梯人的故事有一定联系，但主要还是耶经考古学的内容，无他，没有旧约，就不会有所谓的赫梯帝国的发现与考证。

　　虽然旧约上宣称大卫和所罗门建立的以色列王国是一个强大且声名显赫的帝国，其疆土从地中海延伸至约旦河，从大马士革（Damascus）延伸至内盖夫（Negev），但这里存在一个小问题——尽管考古学家们搜索了数十年，还是没有发现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大卫或所罗门曾经缔造过如此的丰功伟绩。

　　--俺曾经说过以色列副总理、总参谋长雅丁的考古伟绩，所罗门王的好几处马厩遗址，也提过考古学家的质疑，从遗址的年代、形制到土壤的检测，无一支持这位名人专家的论断。然而，西方从来不缺少考古天才，从中学数学老师到青年军官，从茶叶商贩到建筑师，还有将军和刚毕业的美术女硕士。接下来，有一位女人将石破天惊！

　　2005年，考古学家埃拉特·玛扎尔（EilatMazar）宣称自己发掘出了大卫王的宫殿，她觉得自己这个重大发现为已经饱受二十多年攻击的守旧派提案吹响了防御的号角——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经》上所描述的大卫和其子所罗门（Solomon）建立的强大帝国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玛扎尔的论断让那些认为《旧约全书》（OldTestament）可以也应该从字面意思来解读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们有了底气。她所声称的考古发现在以色列国内也激起了特别的共鸣，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的所在地与犹太教历史上所宣称的锡安山（Zion）被联系在了一起。不过，这座遗址根本不能称之为建筑——那只是几堵低矮的石墙而已，毗连着一面高达18米的古老阶地挡土墙。这些石墙就是她的发现，她能看到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她看到了这座建筑构筑于古城的北方悬崖上，足以俯瞰耶路撒冷的汲沦谷（KidronValley），她想象有那么个可以俯视王国全貌的理想高点；她想象腓尼基的木匠和石匠在公元前十世纪竖起了这座建筑；她又联想到了巴比伦人在四个世纪后毁了这座建筑。当然，她觉得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曾有个男人占据和使用过这座建筑，他叫大卫（David）。女人曾昭告过世人，这座建筑很有可能就是《撒母耳记下卷》（SecondBookofSamuel）中所描绘的建筑：“提尔王希兰（KingHiramofTyre）派出......能工巧匠，为大卫建起房屋，大卫意识到主已经将他立为以色列的国王，为了以色列的人民，他要赞颂自己的国土。”

　　--请看，耶经考古学没有消亡，活的好好的啊！从捷克小子破译所谓赫梯文字，到这位发现大卫王的宫殿，哪一个没有旧约的滋养？再看看这位女士的幻想，俯瞰，远望，是不是和此次希腊东北角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墓葬的发现者阐述的理由异曲同工？合着这就是欧洲宣称的科学考古？这不还是当年的耶经考古学么？

　　玛扎尔手下一位学考古的学生说，那座建筑并不是大卫的宫殿，大卫城（即耶路撒冷）中所有的考古学研究都是右翼以色列人用于扩大领土要求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方法。玛扎尔的同事大卫·伊兰（DavidIlan）也表示怀疑。“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座公元前八世纪或九世纪的建筑，”即修建于所罗门死后一百多年，按旧约记述，所罗门死于公元前930年。但批评者更多的是在质疑玛扎尔的动机。他们发现这位女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是由两个一直主张以色列领土权的组织——大卫城基金会（CityofDavidFoundation）和沙勒姆中心（ShalemCenter）——所资助，并讥讽玛扎尔将自己考古学祖辈创立的陈旧方法奉为圭皋，玛扎尔的祖父就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在工作时经常一手拿着泥铲，一手捧着圣经，并且还觉得并无不妥。这种将圣经视为考古指南的习惯做法一直被视为是循环论证的不科学实例。

　　--家传的哦，西方当年打倒埃及，1799年用拿破仑的大炮和马刀开创了埃及学，其理论开端就是耶经。我们遇到的不少西方拥趸恰恰就是拿着循环论证当法宝，却全然不顾逻辑上的矛盾，特别是对同样是来自于西方专家的不同意见视而不见，这绝不是可以用职业道德可以解释的。

　　特拉维夫大学（TelAvivUniversity）的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Finkelstein）和其他“浅显编年史（lowchronology）”的拥护者认为，过去几十年以来，圣经考古学家在哈措尔（Hazor）、基色（Gezer）和米吉多（Megiddo）发掘出来的所谓“所罗门王”建筑并不是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修建的，而是由公元前9世纪暗利王朝（Omride）的国王修建的，彼时距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时期相去甚远。在芬克尔斯坦的推测中，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和“山地上的村庄”差不多大，而大卫本人只是一位衣裳褴褛的破落暴发户，有点类似于墨西哥的潘乔·比利亚（PanchoVilla），他的军队随从差不多“500人左右，手握木棍，大喊大叫，没什么战斗力——并非是书本上所描绘的虎狼之师。”

　　--学术意见可以争论，我们这里的网络论坛却常有那么些自诩专家的门外汉，拿着自己看不懂的一家之言当作铁律和真理，不同意见就是汉奸或者五毛，俺只能推测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是个庐舍了。当然，毫无人性良知的除外，前者至少还算是人类。

　　@archistudium 2021-10-17 16:48:05
　　这些西洋楼是样式雷自己设计的吗
　　
　　-----------------------------

　　按作者圆明园专家顾问组专家张恩荫老师介绍：

　　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的“样式雷”圆明园图籍，共105包2200余张，分装为13大函。其中有工程说帖近300张，并加杂有故宫、三海、南苑、香山、泉宗庙、陵寝等处工程图和说帖200张，属于圆明三园的各种图样共计1700余幅。在这1700余幅藏图中，半数是园内众多建筑的装修地盘图，500余幅是各式装修和游船、桥闸等图案，另外250幅图则分别描绘的是某个景群的园林布局，或是三园和一个园子的全部、局部山水布局，对圆明园造园艺术及变迁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圆明三园的成百处园林风景群，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悬挂康雍乾嘉道咸诸帝御题匾额的有800多个景物，共有内外匾额1200余面。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对其中的大多数景物无法对号入座。现据“样式雷”的这2000幅藏图，不仅可以模绘出三园所有园林风景群的全部山水、建筑布局，而且80%以上的题名景物也得以确指其位。如今尚不详原址的匾名为179个，仅占三园总匾额数的14%。

　　此外，故宫等处散见的圆明园图，基本上都是1930年夏季之前，由“样式雷”后人先期售出的藏图。数量虽只有几百幅，价值却非同一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圆明园藏图中原“北平中法大学”所藏的标名为《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三园地盘河道全图》是一幅从未露面的圆明园盛期总平面图，是弥足珍贵的最能反映圆明三园原貌的权威性史料。这幅图被定为一级文物。还有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三幅内容大同小异的圆明园(一个园子)平面全图，原是1929年“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的藏图；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收藏的一幅长春园平面全图，则是原中国营造学社的藏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原由金勋先生保存的一幅绮春园平面全图等，都是国家图书馆样式雷藏图中未曾谋面的珍品。

　　这些图档中也有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等大量欧洲风格的建筑景点，这里说明一下，按相关图档尚未认定是否原始设计图档。这方面还是需要专家组认定意见。是否是欧洲风格，图档说明中也没有记载。补充一点，图档中的注释相当细密，包括这处园子是哪家郡王的赐邸。

　　然而，有个旁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侧证样式雷图档很可能是设计图。圆明园紫碧山房遗址考古对圆明园西北隅紫碧山房遗址的发掘表明，其始建于雍正时期，乾隆二十五年前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
　　有趣的是，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样式雷图档上，宫门南侧、东侧均临水。但从发掘情况看，宫门东侧为陆地，未发现河道堆积。
　　还发现了早期墙基及其散水、山体拦土墙及基础、半圆形码头、排水道、石板路等不见于文献的遗迹现象，丰富了圆明园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是，乾隆二十一年皇帝下旨命“长春园谐奇趣东边，著郎世宁起西洋式花园地盘样稿呈览。”这里的“谐奇趣东边西洋式花园地盘”样应指“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等，乾隆二十三年郎世宁为新建西洋水法楼画铜门大样，此即指海晏堂，于乾隆二十四年建成。
　　经查郎世宁生平，以绘画为业，无建筑设计经历和项目实践经验，只有画样，说白了就是总体方案的艺术设计内容。
　　那么作为真正的建筑结构与施工设计只能由样式房负责，样式雷也只是其中一家。

　　继续，俺向来主张把不同的假说都亮出来，既然大家看到不少所谓主流描述，也应该看看其它的意见，最后还是让大家自己思考。

　　在玛扎尔宣称发现了大卫王宫殿以后，其他考古学家随后便公布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在距耶路撒冷西南32公里的以拉谷（ElahValley）——即圣经上所写的年轻牧羊人大卫手刃歌利亚的地方，希伯来大学教授约瑟夫·加芬克尔（YosefGarfinkel）自称发掘出了某个犹太城市的一角，该犹太城市可以准确追溯到大卫统治时期。（国家地理学会进行了资助）用大量的科学数据支持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数据包括陶器遗迹和对发掘现场发现的橄榄和枣核所作的碳同位素年代测定。挖掘工作还在进行中，如果发掘的这些证据是真实的话，那么去年那些认定圣经真实精确的记录了大卫和所罗门故事的学者观点可能是站得住脚的。

　　--还是要看证据，问题是证据可靠吗？接着看。

　　加芬克尔发现的这处石墙和在北方城市哈措尔和基色看到的石墙属于同一类型：两处石墙的炮台中间都一个小室，石墙将占地约为2.4万平方米的设防城市团团围住。私人住宅毗邻着城墙，这种结构安排在非利士社会中从未出现过。在铲去了表层土以后，加芬克尔发现了来自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硬币和其他人工制品。在出土建筑的希腊式台阶下，加芬克尔找到了四个橄榄核，经碳-14分析确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还找到一块用于烘焙圆面饼的古代托盘，同时出土的还有数百段来自于牛、羊以及鱼类的骨头——但没有猪骨。换句话说，曾经住在这里（或在这里烹饪）的肯定是犹太人，而非是非利士人。同时，加芬克尔的发掘小组还出土了一件很罕见的发现：一块带有文字的黏土陶瓷器碎片，上面的文字似乎是带有希伯来文动词特点的原始迦南文（Canaanite）手稿，因此他很快得出结论：这里曾经是公元前10世纪一个复杂犹太人社区的所在地，而芬克尔斯坦等浅显编年史学者所认定那种非利士城市并不存在于这里。

　　--考古爱好者都明白上述记录存在着不少假说与推测，希腊化时期的台阶，公元前320年以近的玩艺，居然有700-800年前的橄榄核，哈哈。犹太人玩硬币的历史，不算短了，巴勒斯坦专家可是告到联合国的。似乎是带有希伯来文动词特点的原始迦南文？

　　对约瑟·加芬克尔所作结论的怀疑：他急不可耐的宣布了结论，全然不顾自己的年代推论仅仅是以四个橄榄核为基础，唯一的一段铭文解读起来也是歧义百出，而且考古现场也只发掘了5%的面积。换句话说，正如考古学家大卫·伊兰所说的，“约瑟怀有个人动机——部分来自意识形态，但也有个人因素。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野心勃勃的家伙。芬克尔斯坦手下的那帮人认为加芬克尔垄断了圣经考古学，因此他们希望能推翻他。”

　　--反观西方近代考古学的架构，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路数。急不可耐。歧义百出，发掘了5%的面积就说没有猪头，所以是犹太人遗址？难道只有犹太人不吃猪肉吗？

　　“我们自认为是世界上的高等民族之一，是文明理想之国的真正构建者，因为我们写出了万典之典——圣经，”沙勒姆中心的董事长丹尼尔·珀利萨（DanielPolisar）说，该中心是一家资助埃拉特·玛扎尔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以色列研究机构。“如果将大卫和他的王国从圣经中剔除，那它就不再是圣经了，也不再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只能算小说。而且圣经的其他部分都只是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而从无中生有，如果你找不到证明它的证据，它很可能就是没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贸然下结论的风险如此之高的原因。”

　　--俺一直举例耶经考古学，并非俺推崇，而是因为这才是西方编制整个古典历史学的基础，大量所谓的历史解读和破译就是来自于此。上述赤裸裸的言论已经完全阐述了圣经考古学的动机，或者说如果造假，动机也是来源于此。注意这些基金会的存在，有兴趣的可以去查询一下西方200余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背后的资助者的信息，统计分析以后一定会有不错的结果。

　　描述大卫和所罗门故事的《旧约全书》是由一系列经文组成，成书于故事发生后300年，其作者不详。现在已经找不到可以证实书中所述之事真实性的同时代文本。自从圣经考古学出现以来，为了证实亚伯、摩西、出埃及记和耶利哥（Jericho）征服这些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学者们一直在徒劳的寻找这证据。美国学者兼圣经考古学的教父级人物威廉·奥尔布莱特（WilliamAlbright）的得意门生之一便是以色列军事泰斗、政治家兼学者伊伽尔·雅丁（YigaelYadin）。对于雅丁和他的同代人来说，圣经是不容置疑的。结果，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发掘出圣经城市哈措尔的城门时，雅丁直言不讳的道出了堪称现代考古学大禁忌的推论过程：因为无法使用碳-年代测定法，他转而求助圣经和地层学知识，从而为城门中发现的陶器定代。雅丁将城门的历史上推至公元前10世纪，即辉煌的所罗门帝国时期，因为圣经中的《列王记（上）》（FirstBookofKings）就是这样记载的。

　　--IsraelFinkelstein的著作DavidandSolomon也有相关描述。俺前述的几处所罗门王的马厩遗址，也是雅丁的杰作。
　　--美国学者兼圣经考古学的教父级人物威廉·奥尔布莱特（WilliamAlbright）和他的得意门生以色列军事泰斗、政治家兼学者伊伽尔·雅丁（YigaelYadin）。这两位老前辈，熟悉西方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爱好者大多应该知道，俺前面的帖子也提到过的。

　　插一段雅丁的记录：

　　亚丁出生于巴勒斯坦，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母亲是一个女权运动分子。亚丁15岁就参加了哈格纳，但在46年时和哈格纳的精锐的帕尔马克突击队指挥官伊扎克·萨德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去念大学了。47年独立战争即将爆发前夕，以色列的建国元老本·古里安亲自把亚丁招回来，任命为哈格纳的作战部长，实际负责独立战争中的指挥，以后又接任多里担任总参谋长。亚丁才是以色列事实上的第一个总参谋长。

　　--作为军事爱好者，看过不少中东战争的材料，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沙龙不过是他手下的手下。

　　亚丁的脾气一定很大，52年的时候和戴维·本·古里安为裁军问题干起仗来，一怒之下，又辞职了。这时亚丁才35岁。退役后，他重操考古就业，在5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著名的《死海经卷》的破译，为此获得以色列的国家奖章。他领导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开发，并不断和政府和军队内高官私自占有考古文物的劣迹坚决斗争。据说有一次著名独眼将军摩西·达扬被卷进去，亚丁愤怒地吼叫到：“我知道是谁干的，但我不说，要是给我抓住，我把他另一只眼睛也抠出来！”

　　--俺曾经怀疑死海古卷的问题，他就是关键人物，见前述考古马厩等等时候的堪称现代考古学大禁忌的推论。
　　--还有当时刚刚出现的碳十四断代，此时既没有树轮校正，更没有完善的数据库，哈哈。

　　今天，很多学者（包括弗兰克林和她的同事芬克尔斯坦）都在质疑这三座城门都属于所罗门时代的说法，而其他一些学者（例如阿米哈伊·玛扎尔）却认同这种看法。但所有人都不接受雅丁的循环论证，上世纪80年代早期“圣经极简主义（biblicalminimalism）”运动由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发起。在极简主义者眼中，大卫和所罗门只是虚构的人物。1993年的一项考古发现削弱了这种立场的可信度，当时一个发掘小组在以色列北部的但丘（TelDan）挖掘出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的铭文中镌刻着“大卫之家（HouseofDavid）”的字样。但所罗门的存在依然无法被完全证实。

　　--有理由怀疑雅丁的相关推论，这个大卫之家，后面还要涉及的。

　　在没有太多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单调的公元前10世纪的圣经世界就正如芬克尔斯坦1996年在一份报纸上第一次提出的那样——一个充斥着不朽建筑的伟大王国并不存在，而是各自分散后又慢慢融合的政权组成：南方的非利士人，东方的摩押人（Moabites），北方的以色列人，北方更远的是阿拉姆人（Aramaeans），也许一场犹太人暴动就是由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耶路撒冷一个年轻的牧羊人所领导。这样的解释惹怒了很多将耶路撒冷视为自己根基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进行的很多考古挖掘活动都是由大卫城基金会提供资助的，该基金会国际发展部的主管多兰·施皮尔曼（DoronSpielman）坦率的承认，“我们为考古发掘工作募集资金，其动力就是要去揭秘圣经——这不可避免的与以色列的主权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有意见认为，所谓列王纪里面的内容只是把各方面的历史和传说揉在一起形成的，并非历史的真实。后面就是政治问题了，俺无语了。资助者，动机，手段。

　　毫无疑问，那些耶路撒冷城中的巴勒斯坦人对大卫城基金会颇不以为然。很多发掘工作都位于城市的东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已经定居了数代之久，如果这样的考古挖掘会演变成以色列人定居点的权利要求，那他们自然是拒绝搬迁。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为了证明人民的归属感而搜肠刮肚的去寻找寻找考古证据是不得要领的做法。正如耶路撒冷居民兼考古学教授哈尼·努尔·爱-丁（HaniNurel-Din）所说的那样，“当一位巴勒斯坦妇女用青铜时代早期的方式去制作传统陶器时，当闻到以公元前四世纪或五世纪的传统做法烤出来的饼的香味时，我便知晓这就是文化的DNA。巴勒斯坦的历史没有文字性的记录，史实性不够——但那些传统就是我们的历史。”

　　--那些西方拥趸比主子还要拼命维护西方欧洲编造的一整套古典史学体系，莫非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么？

　　尽管C-14分析的代价不菲——光是分析一个橄榄核就需要花费500多美元，但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碳-14技术无法帮助你解决所有的争论，”埃拉特·玛扎尔说。“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误差范围约为40年。“不同的实验室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对所有的分析结果都进行过讨论。”“如果这样说，你甚至可以在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挪威村庄遗址中发现能证明所谓大卫时代的放射性碳证据！”以色列·芬克尔斯坦断言。

　　--40年只是说法，以前和本地博物馆以及大学的同仁聊过，没那么精确，参见米国等联合在东南亚进行的冶金考古测年数据库得出的中华冶金技术南来说。当然，这个论调在1970-8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得到了泰国等国家政府及学术机构特别是该国著名考古权威某某某的大力支持，名字俺就不提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该权威1980年代的一些大作，还好俺不是泰国考古界人士，呵呵。
　　--为什么呢？就和俺前述欧洲伪史编造时候往往伴随着当地世俗政府和学术人士的大力支持一个道理，仔细想。有论文的哦。
　　--至于现在这个所谓南来说么，还有新闻以及论文，懒得翻了，笑话就是笑话。

　　芬克尔斯坦的理论采取了一种颇为吸引人的理性中间路线，其介于圣经教条主义者和极简主义者之间。“圣经的撰写过程便如同分层的考古遗址，”他说。“公元前8世纪完成了一部分，7世纪又完成了一部分，然后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所以说，圣经的编纂花费了600年。这个故事不可谓不古老，但故事中的现实是后来的现实。例如大卫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确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如果将大卫描绘成某个动乱组织的领导者，或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不安分守己者，这我接受；但如果说什么辉煌之城耶路撒冷，或所罗门时代的伟大帝国，那我接受不了。圣经中那些章节的作者在描述那些人和事时，将目光投下了彼时的当下，即亚述帝国（AssyrianEmpire）。
　　“仔细分析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以圣经中记载的示巴女王（QueenofSheba）的伟大来访为例：一位阿拉伯女王前来拜访，将各式各样的奇异商品带到了耶路撒冷。细想想，在公元前732年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只有在亚述人统治时期，耶路撒冷才开始和阿拉伯人有了贸易往来。
　　对于莱维的铜矿堡垒，芬克尔斯坦说，“我根本不相信它是公元前10世纪留下来的。在如此的生产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人生活。炉火、有毒的烟雾——想都别想！相反，看看在约旦河边发掘的恩-哈兹瓦（EnHazeva）堡垒遗址，它是亚述人在通往以东王国的主干道上构筑的。我认为莱维发现的建筑是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平行修建的堡垒之一。克巴特·恩-纳哈斯只是一个边缘地带，和米吉多以及泰尔·拉霍夫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经历了多个世纪的阶层城市。一堆炉渣就能成为圣经历史讨论的重心？”
　　芬克尔斯坦嘲弄了加芬克尔在科拜特·切雅法的发现：“看看，我就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什么‘我曾在米吉多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个橄榄核，它推翻了几百个碳-14的检测结果，它将会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没有猪骨头就表明那是一处犹太人遗址？“算是个证据，但还不确凿。”那在遗址处发现的稀有铭文呢？它也许来自非利士的迦特，而不是犹太王国。

　　--不同意见的交锋，正常。倒是论坛和现实中某些西方拥趸的嘴脸着实可疑和别有用心。想起来某家伙在争论中指责俺用现代炸药的威力错估17世纪黑火药的爆炸效果，却全然不顾自己不认真看贴就断章取义的伎俩，换到辩论赛上早就输了。俺原话是说当时的爆炸导致了石灰岩地面直到今日仍然是坑坑洼洼的，可见其爆炸威力，而地面都炸成这样了，杵在旁边的女神柱和壁画、浮雕却好好的，如何解释？俺可是玩过炸药的，爆轰效果是有亲身体验的。看看天津爆炸，用脑子去思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圣经考古学的“无心之谈”却已成为了学术标杆，而哥利亚们现在只能用自己的编年史去回击那些自命不凡者的攻击。结构复杂的公元前10世纪社会可能曾经存在于约旦河沿岸的命题明确压过了芬克尔斯坦关于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构想。

　　--所谓的主流，我国的某些教授也就甘当这些主流意见的文抄公和翻译者，饭碗就是这么来的。

　　看看所谓宝藏文物的来源疑云：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
　　上述展览正在故宫午门雁翅楼展出。由于阿富汗的战乱，这批珍宝自2006年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展，至今已是第十一个年头。

　　展览的第一个单元便是来自阿富汗法罗尔丘地（TepeFullol）的4件金杯。虽然文物数量不多，但却是这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一批。按照标牌的说明，它们属于青铜时代，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1900年前后。

　　--（点评）最早的，有说明的，年代明确，真的吗？

　　有关这个窖藏，美国考古学家LouisDupree、意大利学者MaurizioTosi和荷兰学者EricOlijdam曾先后撰文进行过讨论。
　　“法罗尔”的名字来自于距离这个窖藏最近的一个村子，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BaghlanProv?ince），其东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Province）就是阿富汗著名的青金石产地。
　　窖藏中一共发现了5件金器和12件银器。这次展出的三件相对比较完整的金杯分别是该窖藏中的4号（公牛纹金杯）、1号（几何纹金杯）和5号（公猪纹金杯）器物，此外还有一些残片。
　　器物的残破和其发现历程不无关系。据说这批器物是1966年当地村民在翻土肥田的时候发现的。村民们企图平分这些器物，并在附近的集市上将其卖给金银匠换钱，于是就把它们切开，以便分配得更平均。幸而当地政府得知以后迅速将其收回，它们才得以归属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点评）据说，翻土，发现，破坏，进馆。来源可疑。

　　喀布尔博物馆的A.R.Wardak博士在一周之后赶到了发现地。除了收回了这批文物之外，他还在土丘上开了两条探沟，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更多的器物。虽然在其中一条探沟中发现了一座墓葬，但由于其中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其与这批器物的关系也并不清楚，因此也未能对器物的年代和文化背景等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

　　--（点评）问题只有一个，这些玩艺究竟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