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著名帝王系列传记三部曲(汉高祖、汉武帝、汉宣帝,长篇连载)

  而所谓“均输”,基本上是配合平准法而实行的另一条经济法律,本质上都是加强中0央的宏0观经济调控,强化垄0断功能。

  似乎均输法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内容,某些历史研究者曾根据《平准书》、《盐铁论》等历史文献总结出了以下观点,那就是国家对物资运输的调控,为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专门从事物资的购买和运输,这种有点“特0供色彩”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商品的质量,而且还垄0断了以前由商人进行运输所产生的利润,进一步打击了大商人利益,可谓是“一石二鸟”。

  据太史公《平准书》中说:“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基本上就是说中0央政0府统揽了商贾业务,以前的货物流通是商人之事,现在连这项权利都收归国有了,当然也是为了配合重农抑商的经济大一统政策而出台的。这正如明人张翰《松窗梦语》所云:“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贵农贱商,故赋倍于农。自汉武用弘羊计,置均输官,笼天下之货,贵卖贱买,商贾无所牟其利……”便可见其核0心政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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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来分析,原本平准法是一项很理想化的经济法律,如果能严格实行,应该是可以平抑物价稳0定市场的。而且据称在实行国家主导的小规模试验时,效果不错。《汉书•食货志》就记载了汉宣帝时代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边郡实行常平仓(官方仓库)的成功例子。

  为此,著名的宋代王安石变法就曾想效法桑弘羊行均输法,史曰:“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宋史•王安石传》)。可惜这种过于理想的“国家资0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在以高度垄0断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封建0社会全面实现,一旦大规模应用于社会,便出现了灾难性问题,而且得到了历史实例的验证。

  因为少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效调节,而作为经济管理部门的政0府亲自下场玩经济,组成企业参与到市场管理之中,就涉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且其高度的垄0断市场也很容易滋生欺0行霸市行为,甚至于是动用国家0机器来强行运转,这市场运行就会倾向对政0府有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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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料显示,到了汉元帝时期,就有人建议废除曾对平抑物价起很大作用的“常平仓”,就因为它“与民0争利”,扰乱了市场正常物价,甚至是欺压市场,从当初的“经济稳0定剂”变成了经济毒药了,只因这种表面上理论正确的政策真正执行起来比较难,而且演化为千古不变的经济难题。

  基于此,从理论上说能够成功的王安石变0法最终也轰轰烈烈地失败了,就在于经济理论和现实执行之间的严重脱节断裂,由此大0大损害了宋代的经济发展,还最终导致了不久之后北宋的灭亡。

  基本上,汉武帝新经济政策的核0心内容就是这些,统一货币、增加财产税、实行平准均输法,无一不体现高度垄0断的元素。而对于汉武帝新经济政策的评价,我们又得用“一分为二” 的辩证法来区分。

  事实上,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从巩固汉朝大一统帝0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也是无可厚非。比如减少流通环节,打击豪族与奸0商集团对财物的垄0断与囤0积居奇,增加国家财0政收入用以赈0灾和平0叛,都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汉武帝的积极财政政策却明显对后世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这个前文多处提到,那就是高度垄0断的官营经济和重0税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和社会的凋敝,使西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了严重偏斜,打乱了固有的平衡。随着官0商一体化的形成和兴起,民间经济受到严重打压,经济活力便逐渐丧失,从而造成了整体经济在维护低水平稳0定的境况下的进一步萎缩,官0商一体化食利阶层的兴起对民众的盘0剥更是严重,同时造成了严重的贪0污腐化问题,“民力屈,财力竭”的结果,社会0矛盾势必激化,造成王朝后期的统0治危0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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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究竟是藏富于国好还是藏富于民好,关于这两种经济思想就曾引起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的激烈争论。

  就比如盐铁垄断严重影响民间商业的发展,连当时积极支持国家建设的“模范人物”卜式都看不下去了,他对官营盐铁的质量很有意见,因为专卖的结果是官0府只顾赚钱,为了节省成本,盐的质量差了,铁器很多都不合格。当卜式把此种令人堪忧的情况告诉汉武帝时,皇帝不仅不解决质量问题,还因此疏远了他,就因为他“报忧不报喜”,有意削弱官0府的盈利能力。

  后来问题变严重之后,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经济大辩论。辩论的主题当然是实行官0营好还是私0营好,这场经济辩论会发生在汉昭帝时代,内容可以在著名的《盐铁论》里看到。

  当时汉昭帝即位不久,正在努力消化他爹汉武帝造成的经济危0机所造成的后遗症,权0臣霍光等人为此设立经济论坛,邀请全国的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最大的目的就是如何振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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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这场不起眼的座谈会,却演化为一场是要“国本”还是“民本”的大讨论。来自民间的贤良之士,开展了一次对于官营垄0断的大批0判大声讨,力诉官0营资本对民间百姓的侵0害,极力主张“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

  当然,要已经尝到垄0断甜头的官0府放弃既0得利益,把吃下去的再吐出来,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虽然明知这样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但已经把财政和垄0断企业捆绑的政0府便只能避重就轻,甚至于装聋作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所以,注定这样的研讨会也是基本上“走过场”,或且说是放空炮。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第一搞钱高0手桑弘羊作为“反方代表”,当然是力保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等事关国家财政的重头政策,他利用自己多年在经济界积聚的能量,舌灿莲花地连番车轮式争辩,认为盐铁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道理十分冠冕堂皇,从桑弘羊的论调中,我们便知道了国有垄0断企业对国家经济和财政的影响力,因为弄不好可能会导致国家0机器运转的崩0溃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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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桑弘羊第二年就因卷入谋0反事件被处0死。

  总之,在经济权0威桑弘羊的大力干预下,这次的辩论会无果而终,除了废止地位不是很重要的酒类专卖改为征0税外,盐铁专营等各项重要经济政策还是保留了下来。

  老实说,从武帝时代“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起,巨大的利0益格局便决定了盐铁专营的不易废止,除非皇0权社会的崩盘。

  当时东郭咸阳在齐国煮盐,而孔仅在南阳冶铁,两人都发了大财。发财之后,尝到垄0断专营甜头的两人为了防止别人分薄自己的利润,立马建议皇帝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垄0断行业,雷厉风行地设立经济壁垒,如果有人胆敢犯禁,那么就用砍掉左脚趾等严厉酷刑加以处置,同时没收全部所得,让其倾家荡产。于是,以垄0断为基本经济行为的特殊0利0益集团就由此轰烈成军,为了减轻阻力和反0抗,特0殊央企还有意把之前的私有同行拉进来,完成“国0营改造”,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一统天下”的态势了,零星反0抗便成了强弩之末。

  高,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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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载,汉元帝时期,出于某种考量,还曾废掉了盐铁官三年,不过很快又恢复了,由此便窥见了皇0权社会国企和官0商对国家经济的份量。

  关键是一味地依赖垄0断的国0营工商业,又势必窒息了经济发展活力,让社会经济在缺少创新元素下低水平发展,甚至于停滞不前。

  所以,很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在官0营和私营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之间必须要取得某种平衡,那就是减少政0府对经济的大力干预,引入竞争机制,这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通过政0府的有限的参与保证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发挥市场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个从历史经验来说,不无道理。

  不然的话,就永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0乱” 的历史怪圈之中。

  (5)“经济变0天”为哪般

  好,以下我们系统谈谈汉武时代经济政策出台前后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

  综合各种史料,基本上汉武帝经济改0革原因有四,除了最现实最直接的赈0灾和攻打匈奴之战争开支需要,另两个最深层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就是解决高度繁荣的汉初商0品经济对封建农业基础的冲击(经济上的),以及威胁皇0权社会的一方独0大的诸侯经济(政0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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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匈0奴用0兵,本书各章曾多次提到,大家也基本上知道了个大概,在这里,我们就重点对汉初商品经济和诸侯经济对西汉政0治的冲击,展开比较全面的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一0统国家中,虽然秦0始皇算是“第一个吃螃0蟹”的人,只是由于暴0秦的一0统江山时间太短,短得连与大一0统国家相匹配的基本政0治、经济、文化诸政策都没来得及建立或完善(人们一般知道的也就是著名的“统一度量衡”等一些最基础之措施),而且在秦末风起云涌的义0军起0义和诸侯争霸中基本中断了,没有了政0治基础的统一度量衡便成为了一张废纸,对后世的影响甚微,而真正能影响中国两千年大一0统官0僚经济的第一人,就是后来的强力“经济沙0皇”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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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立国之后,由于经济、政0治和军事的需要,暂时还不能全盘实现郡县制高度中0央集0权制度的汉高祖刘邦,也只能部分采取了分封制,既分封了同姓王,也分封了异姓王,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各9霸一方的诸0侯王。诸侯国凭借相对独0立的政0治、军事权,以及汉初轻徭薄租的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实力也得到大0大增强,大诸侯国甚至是富比皇0城,比如齐国都城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其富裕程度比国都长安还甚,难怪连太后都争着和齐王联姻,主父偃还因为联姻不成报复齐王而被杀死,可见齐国的富裕程度。
  这些财大气粗的诸侯王还喜欢与豪绅巨贾沆瀣一气,官0商勾结,谋取暴0利,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威胁皇0权的两股政治力量,史曰:“因其富厚(即富商),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这在“七国之0乱”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汉初商品经济和诸侯经济是相互激荡、比肩发展的。汉初由于自给自足的封0建地0主经济被连年战争冲击,社会0经济残破,而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汉统0治者出于政0权稳0定的需要,不得已实行“无为而治”,因而汉初经济格局便只能是以诸侯经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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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0央调控的减弱,于是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凭借自己的地利、资源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富可敌国。

  比如上文提到的富得流油的齐国,还有以开矿铸币富过天子的吴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方政0府的财力甚至超过中0央,于是以雄厚经济实力行割据之实,甚至公然打起反0叛大旗的诸侯王也不乏其人。齐王、南越王等都是“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汉景帝时的七国之0乱,就是这种政0治经济危0机的总爆发。

  当时的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盗铸金钱,煮海水为盐”,还大力发展造船业,据说长江三角洲的繁荣昌盛,刘濞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因为他是直接奠基人之一。

  由于吴王刘濞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开发豫章郡铜山,以及大力发展煮盐、造船业,也带动了农业、手工业、运输和渔业的勃兴,于是形成了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经济格局。用当时吴王门客枚乘的话来形容就是:“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0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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