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终南山就是最热门的隐居地，“隐居”与“热门”两个原本有些矛盾的词，在终南山上却显得那么和谐。几千名隐士常年隐居于此，大大小小的各路网红更是如候鸟一般，春来冬去，制造着关于隐居名士、流浪大师的爆点与泡沫。
其实，如今最吸引眼球的大师不在终南山，而是集中在北京朝阳区一带的“仁波切”（rin-po-che）。“仁波切”原本是信徒对活佛的尊称，但因为假活佛太多而变了味儿，据统计，活跃在朝阳区的“仁波切”就有30万左右。
最近的一条消息更是劲爆，一个叫王兴夫的家伙，通过伪造藏族身份证，PS各种照片、视频，冒充了十年“洛桑丹真活佛”。没想到的是，这种古老的诈骗手法，让王兴夫骗到了两亿元，并性侵了多位女弟子。被逮捕当天，王兴夫的行李中还有避孕套和印度神油。
清苦的终南山隐士，骗钱骗色的仁波切，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我们梳理一下历史却不难发现，曾经的终南山隐士就是如今的朝阳区仁波切。
不少人说，现在的终南山变味儿了，不仅隐士多，炒作的网红更多。5000个隐士里3000个有手机，心不静啊。其实，了解终南山的人就会明白，比起终南山的辉煌时期，如今的终南山不是热闹了，而是落魄了。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简称南山，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此处。终南山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西安市的南边。我们常说的“寿比南山”“终南捷径”都是源自此地。
所谓“终南捷径”，就是指求名求利的最近门路，也就是便捷途径，出自唐朝卢藏用的经历。卢藏用出身于豪门大族，颇有才气但不被重用。为了能够顺利走向仕途，他就到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据说还跟道士们学会了辟谷，能够几天不吃饭。
武则天称帝后迁都到河南洛阳，卢藏用就跑到河南的嵩山隐居。人们便戏谑他为“随驾隐士”，但久而久之，武则天也知道了这个人，便请他出仕。卢藏用从左拾遗（从八品，属于皇帝的智囊团）起步，没过几年就做了吏部侍郎。“终南捷径”的故事也因此广为流传。
卢藏用自己当了官还不过瘾，还经常帮朋友做官，并因此声誉扫地。后来，卢藏用还做了太平公主的男宠，太平公主宫斗失败后，卢藏用也被唐玄宗流放到岭南一带。
与卢藏用一起被武则天征召的，还有一位叫司马承祯的隐士，他却拒绝了武则天给的官位，要回山修道。卢藏用送别司马承祯时，指着终南山的方向说到：“此中大有嘉处。”但司马承祯却走了另一种“终南捷径”。
司马承祯是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他从小就喜欢学道，并成为了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隐居天台山玉霄峰。司马承祯不仅道法高深，文学修养也极深，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并称为仙宗十友。
武则天的儿子唐睿宗李旦也很推崇司马承祯，不仅把他请到皇宫里居住，还称他为“广成（子）以来，一人而已！”并自称“弟子”。李旦屡次请他在朝中担任要职，但司马承祯还是坚持要回天台山修道。
唐玄宗李隆基也是司马承祯的忠实“粉丝”，他先后两次召请司马承祯入京，司马承祯也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帝王师。不过，每次在京城住不久，司马承祯就请求回山修道。司马承祯去世后，唐玄宗赐其为“银青光禄大夫”，亲笔为他撰写了碑文，还让其弟子薛季昌继续享受帝王师的待遇。
比起卢藏用的“终南捷径”，司马承祯更有隐士的风骨，也获得了让人羡慕的荣誉与推崇，我们不清楚司马承祯的内心到底想不想得到这些，但客观上，这种“终南捷径”式的成功，的确会刺激更多人选择“隐居”。
既然是隐居，我国有那么多名山大川，为啥都喜欢扎堆到终南山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终南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今西安）太近了。秦朝、汉朝、唐朝这三个大一统朝代的首都都在长安，达官贵人、文化名流也都集中于此，隐居于终南山既方便扬名，又能及时得到朝廷里的相关信息。
古代的娱乐生活不丰富，主要就是到周边的山上游玩、狩猎、饮酒、唱和，环境优美的终南山一带自然成了首选，所以前文才说，终南山的辉煌时期远比现在热闹，是各路名流的社交场。
王维等文人还在终南山修建了别墅，在此长期隐居，看这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这里“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王维还专门写了《终南别业》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不过到了唐代以后，政治中心先是在宋朝转移到了开封、杭州，元明清的政治中心则是离西安更远的北京，这样一来，隐士们被重用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不少人的隐居地点也发生了变化。
以宋朝为例，宋朝的名士多集中在洛阳、商丘等陪都，比如理学大家程颢、程颐都隐居在洛阳的嵩县（不是少林寺所在的嵩山），司马光等大佬官场失意后也到洛阳居住。宋朝先后有八位宰相出生于洛阳或葬于洛阳，分别是赵普、吕蒙正、吕端、寇准、张齐贤、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由此也可见政治中心对周边的影响。
尽管宋朝时的西安已经不是政治中心，但其影响力仍在，甚至名字都叫京兆府，再加上宋朝比较重视文人，因此终南山上还是走出了种放这样的著名隐士。
种放是随母亲到终南山隐居的，北宋宰相张齐贤在担任兵部尚书、京兆太守时，曾多次推荐种放入朝为官，种放也曾多次面圣，但不久都辞归终南山，直到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种放再次来朝觐见时，被授予工部侍郎。
元明清三朝的行政中心都在北京，离终南山不是一般的远，而且这些朝代也没有重用隐士的传统。元朝对汉臣、文人都不重视。明太祖朱元璋则是讨厌那些沽名钓誉，或者以“养望”求高位的文人，甚至定了一个“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你要么出来当官，要么就彻彻底底的隐下去。清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风格，隐士基本上没有了政治资本。
综合来看，除了个别真隐士外，唐朝以前的隐士集中在终南山，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家中心在西安，这与如今的“仁波切”们扎堆北京朝阳区一样，都是想借助中心城市的各种资源与机遇。
到了现代社会，教育及人才选拔制度更加成熟，上升渠道更多，“怀才不遇”的现象越来越少，不学无术却身居高位的反而不少。此时再去终南山隐居的，大抵有三种人：一是想逃避现实的；二是跟风的，知道终南山是著名隐居地，但不知道真正原因；三是自命清高的，自以为怀才不遇。
隐士并不比谁高贵，很多隐士既无真才实干，又无著作流传，对家庭，对社会也谈不上什么贡献。不仅是朱元璋，更早之前的姜太公就杀过一个多次拒绝征召的隐士——华士，他认为如果大家都效法华士，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现代社会更加包容与开放，我们尊重隐士的选择，但前提是不能因为归隐逃避应尽的责任，也不能奢望因归隐得到更多的尊重。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为了生活而打拼的人，为了发展而贡献的人，同样值得尊重。大家不必过多地关注这些隐士，让隐者好好的隐，把更多镜头留给奋斗者吧。（化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