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地名里带“营”字的非常多，这些地方要么驻扎过军营，要么安置过军属，要么与军队的相关工种有关，成为北京地名里的一道风景线。
有些营与军队名称有关。如，雍和宫西边的“五道营胡同”，明朝是“武德卫营”驻军之地，后因谐音成了“五道营”。
有些营与军队的相关工种有关。如，酒仙桥地区的驼房营、东直门的北弓匠营、海淀区蓝靛厂的火器营等。
有些营则带有地域色彩。如，顺义区的“高丽营”，是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班师后，安置归顺唐朝的高丽将士及家属的地方；四川女将秦良玉曾两次入驻京城，其驻地叫“四川营”，今菜市口东就有四川营胡同。
地域色彩最强的当属大兴区和顺义区了，这里很多“营”的名字和山西的县名都相同，只在末尾多加了一个“营”字。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可以说“山西有多少县，北京就有多少营”。
大兴区有：孝义营、沁水营、解州营、霍州营、黎城营、蒲州营、潞城营、绛县营、屯留营、大同营等，还有一个地方干脆就叫山西营。
顺义区有：河津营、夏县营、稷山营、东绛州营、西绛州营、忻州营、红铜营、赵全营等。
其中，个别地名因年代久远，改变了原有的字意和发音，如红铜营当初为洪洞营。
为何北京会有这么多地名与山西的县名重合呢？
明初大移民为何都来自山西
元朝统治时期，把元大都（今北京地区）附近的大量农田改为牧场，致使河北和北京地区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元朝统治者还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为了逃避奴役和压迫，河北和北京地区的大量老百姓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流落到以太行山为屏障的山西境内。
山西自古就是“表里山河”，由于山河险峻，使得这里幸免战乱，再加上晋南地区的土地肥沃，社会相对安定，人口迅速繁衍，加上大量难民流入，已经人满为患。
元朝末年，战乱频繁，更加民不聊生。明初，朱元璋命徐达等人率军北伐，但胜利后，华北地区荒草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
朱元璋就想从外地迁移一些人口过来，人满为患的山西成了首选。一场史无前例的官方组织的大移民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先后18次自山西向外移民，主要迁往京、冀、豫、鲁、皖、苏等18个省，迁移人口约60万。
如今，全国很多地方都流传着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是当时向外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山西移民的军事化管理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移民活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为了稳定北方，将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这样一来，京师周围更需要大量的人口。
朱棣在位期间，从山西移民8次，其中有6次移往北京，且主要采取军事屯垦的方式，动辄万户、数万户。例如，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今天的大兴、顺义地区就成了这批先驱者当年的落脚地。为管理这些移民，永乐初年在今天的大兴区采育镇设立“上林苑”，以地设营，对屯垦农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计营五十八”。
据统计，大兴区的526个自然村，就有110个村落是由当时山西移民组建的，可见当年的移民之多。
但是按照明朝政府规定，移民地是禁止用原籍县名命名的，这也是为了让移民尽快忘了原籍，在当地落叶生根。那么大兴和顺义为何成了例外呢？
朱元璋的小计谋
在组织首批移民迁徙的时候，明朝政府就遇到了难题，一大批晋南精英不想移民，于是串联起来进行软抵抗，使迁徙计划一拖再拖。
这些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移民进度，如果手段太激烈，又容易引发动荡。
思前想后，朱元璋有了一个主意。他命令山西地方官员发布通告说：“晋南的老百姓，一般都要强制迁徙中原，有特殊原因的，可以例外，前提是必须本人到洪桐县说明情况，经批准后登记造册，就可留下。”
就这样，一大批心存侥幸的晋南精英，为了逃避迁移，第一时间赶到了洪桐县报到，结果不幸成了强制迁徙的首批移民。没了这些带头闹事的，此后的移民工作就很顺利了。
朱元璋“打一巴掌再给一个枣”，不仅给第一批移民最优厚的政策，还破例允许他们使用原籍县名来命名落地村名，这个惯例也在北京留了下来，造就了如今这么多的“山西营”。（化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