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这是一句古老的民俗，但却也以最俗的话语，道出了管理层与下属间的无数道理。
这一点在中华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是不断验证着，如袁绍兵败曹操，其最根本的问题便是在于将帅迟豫，最终致使三军同葬。
但其实影响下属能力的，并不仅仅只有管理的才能，连管理上层的人格亦会影响下属行事，比如刘备以仁治世，其下属也随其仁治，尊汉敬民。
而除此之外，史上还有一人也曾以其人格影响后世千古，这便是开明一帝朱元璋。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武皇帝，对其下属的治理便是四字——“重典治吏”。
那朱元璋为何治下如此，又是如何做到重典治吏的呢，一切还要从元末说起。
“重典治吏”之源：元廷朽亡，明朝之师
元末至正年，这是一个极度腐朽的时期，历经两都之战之后，元朝已经耗尽了最后一口气息，权利开始转移到了军事权臣手中。
大权旁落后的朝廷，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朝廷财政也变得十分拮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元廷开始默许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反正只要能搞到钱，朝廷都一干默许。
这样的默许下，朝廷众臣是好过了许多，但老百姓却吃尽了苦头，各地主权贵间为保利益，四处圈地强征，致使百姓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
朱元璋出身社会的下层，他对于元廷的剥削是有过亲身经历的，这一方面引导着他揭竿反抗腐朽朝廷，另一方面，也让他深刻认识到朝廷的吏治有多么重要。
随后，朱元璋率军横扫陈友谅与张友诚，南北一战定乾坤，洪武大明由此开国，朱元璋称帝南京，由此开启了新的时代。
但因为是另立新朝，且又是不同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所以朝中多是新贵。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自傲风气渐渐在朝中弥漫。
同时，一众开国功臣间派系林立，文武矛盾重重，武官集团以军功自重，在朝上居功自傲，这引起了文官集团的不满，所以文官也时常制衡武官集团。文武的相争让诸多政令不通，民间之怨逐起。
眼见民间尤怨，这让朱元璋联想到了腐朽的元末，还有没于历史长河的元朝皇族。
于是，一场针对吏治而起的变革愈演愈烈，首先登场的便是《大明律》的出台，此律法集元律与唐律之长，堪称我国古代最完备的成文法。
大明律不同以往的严刑律法，朱元璋在其中增加了礼法与人性的考量，也缘此因，大明律甚至能够影响到六百年后的今天。
在《大明律》之后，明廷又颁布了《明大诰》，此律典由朱元璋亲笔所写，其意在规范朝廷及皇室之行为，而且此律重典重刑，尤似今日之《刑法典》规章。
此二律相互作用，也构成大明之初的“重典治吏”之象，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那朱元璋又为何能够做到此步，又为何能够开启如此治吏之门，这边要从朱元璋本身说起了。
“重典治吏”之能：“草根”皇帝，仇奸嫉恶
中国之古期，上下数千年。其中王朝数不胜数，但为什么偏偏就朱元璋想到且又做成重典治吏呢？这便是源于朱元璋本身的政治人格——仇奸嫉恶，尊礼重人。
前文曾提过，朱元璋本身是穷苦人家出身，起家也是通过农民起义而完成，这也注定了朱元璋的“草根”，但此草根并非贬义，用更确切的词语表达，也就是说朱元璋更加接地气。
他历经地主收田致家破人亡的惨状，也曾作化缘和尚游历天下，所见之民苦并不在少数，所以他真正的感受得到民间疾苦。
也是由于这样的经历，使得朱元璋在制定律法时，会更多地站在贫苦大众一边，这是一种假设的方法，就是假设朝中皆大贪，然后以此为条件制定护民法典。
虽然，这样的制律方式会使得朝中人人自危，会打击到朝臣的积极性，但却会最大程度上杜绝贪腐，从而也杜绝了“人为”的民生问题。
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件事，在《大明律》与《明大诰》的相互作用下，洪武年确实迎来了一股廉政之风。
也是在这股廉政之风的吹拂下，才让大明这个初建的王朝在民间扎下了根，获得了相当的民众基础与支持。
同时，也是因为朱元璋这股“接地气”，使得他对于“圣君治世”这一追求比以往王朝更甚。
朱元璋在称帝之后，对于自己的出生一直有些纠结，一方面他并不喜他人以此做文章，另一方面他又以此为“弊”，积极地推行良政，希望能够达成一名圣君。
在如此心态的作用下，朱元璋也成为了在“治民治吏”上最下功夫的皇帝，他也希望这种方式迅速恢复华夏之礼法，这是朱元璋自己内心的宏大愿望，这次其编撰《大明律》和《明大诰》就可以略见一二。
其次，朱元璋是通过征战上位的，在与旧元廷的交战中，他逐渐意识到元廷的腐朽，文官无论谋，武将无兵法。说到底也是“安逸太久”了，让这些官爵都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所以，朱元璋对于治吏，一直抱着“应居安思危”的想法，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一律不能懈怠，也不能轻易放纵自己，这一点在《明大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元璋甚至想到了对皇室的约束，这一点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
最后，元朝的灭亡还让朱元璋产生了一种心态——大明能否一直传承下去。
众所周知，元朝的基础是由成吉思汗打下的，而后由忽必烈建国，此二者皆是当世英武，可如此英伟所建立的元朝，最终却惨遭农民起义推翻，这让朱元璋对大明也产生了同样的忧虑。
所以，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还有着更深的意思——保长治久安。
这一点可以通过洪武年间的朝廷结构调整看出，朱元璋深知皇权旁落，权臣相斗是朝代的取乱之道。
也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朱元璋不惜背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此恶毒的骂名，也要在任上完成废相与诛杀做大功臣的刑案。
如此大兴刑狱，虽然让后世留下了明初残暴的恶名，但却真正保证了明朝的长治久安，失去了丞相的制衡，也失去功高震主之臣，后世的“年轻”皇帝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做想做的事。
总结：
纵观朱元璋的出身与其政治人格，又结合着“重典治吏”的具体产生，其实不难发现，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壮举，其最终原因便就在其政治人格之中。
乱世中的拼搏，造就了朱元璋对“治吏从严”的认知，使得他对“重典治吏”有着深深的认同与追求，而其自身的“草根”身份，又使得朱元璋对于圣君的追求尤甚，这让他对重典治吏有了一种感情与理想上的追求。
其次，元廷的腐朽而亡让朱元璋产生了“居安思危”的思维模式，这成为了“重典治吏”产生的根本与必要。
最后，朱元璋在看待元朝发展时，所衍生出的思维——“大明能否长治久安”，这使得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和《明大诰》时，多了一些更深层次的考量，从而也做了一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举措。
由此来看，我们便可推出，明初的“重典治吏”之所以能够成功且有效，除了时代的因素外，便是完全得力于朱元璋本身，唯有如此政治人格方能开创了“重典治吏”的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