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军礼发展进程与北宋政Z、军事等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建立初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十分重视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同时军礼也受到了重视。北宋中期，国家发展处于相对和平之中，军礼不断发展调整。到了北宋后期，国家政Z、军事、经济等实力下降，军礼不被关注，整体衰落，几近废行。
北宋前期，太祖、太宗多次发动统一战争，在重大的战役过程中，军礼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基本上是继承前代军礼仪制，然后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北宋王朝需要的军礼。要想探究北宋前期军礼继承前代仪制的具体情况，就要分别查看这一时期军礼各项内容的实施。
一、太祖至太宗时期对前代仪制的继承
首先，合朔伐鼓是指古人在日食期间，通过伐鼓的形式来驱邪，由此形成了“合朔伐鼓”之礼。北宋建隆元年首次举行合朔伐鼓，据《宋史礼二十四军礼》中记载：“建隆元年，司天监言日食五月朔，请掩藏戈兵铠胄。事下有司，有司请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遣官用牲太社如故事。”
所谓“故事”，即指依照唐代的惯制行事。与《大唐开元礼·军礼》中合朔伐鼓的内容相比较，《宋史礼二十四军礼》中所记载的合朔伐鼓的内容比较简单。《大唐开元礼·军礼》中记载“其日废务，百官守本司。日有变，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府史以上皆素服，各于厅事之前，重行，每等异位，向日立。明复而止。”
这与宋太祖举行的合朔伐鼓仪制相比较，二者基本是相同的。可见，北宋前期的合朔伐鼓仪制主要是继承《大唐开元礼·军礼》中的合朔伐鼓仪制。其次，田猎。从北宋前期皇帝田猎的时间、田猎的准备阶段、正式狩猎活动、田猎的结束后的活动等内容分析，北宋的田猎基本上继承了前代的仪制。
先是查阅了宋代前期所有田猎，可以发现田猎基本上是在仲冬之月举行，这与《大唐开元礼·军礼·皇帝田猎》中规定，“仲冬田狩之礼”是一致的。北宋前期田猎的地点一般为国都的近郊，田猎之前需要禁军协助围场。史载：“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先出禁军为围场，五坊以鸷禽细犬从。”在这一点上与《大唐开元礼》中记载的“兵部分申令，逐围田”是相同的。
在正式狩猎仪式进行中，据《大唐开元礼》记载：“皇帝既发，然后公、王发，王著，亢小绥。诸公既发，以次射之。”而宋建隆二年十一月这次田猎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射猎物的次序，只是强调了宋太祖射中了走兔三只，亲王以下射中赐以马。可以推测，其应该存在君臣前后次序的。
狩猎活动之后，还要将所获得的猎物送到太庙用于祭祀。雍熙二年十一月田猎，太宗就向身边的宰相提出，将所获猎物，送太庙以备祭祀之用。
第三，讲武。据《宋史》军礼中记载：“阅武，仍前代制。”这说明宋代的讲武礼是沿袭前代的讲武礼。宋太祖、太宗时期都举办过讲武礼，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连续两次举行讲武礼，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也曾举行过讲武大阅之仪。虽然太宗时期讲武礼的举办与太祖时期举行的讲武礼相比较，相对复杂一些。
但从总体上看，北宋前期的讲武礼仪式并不详定，目的只是纯粹的练兵、加强军事。据《大唐开元礼》中的“皇帝讲武”来看，从准备到正式讲武再到结束，其仪制非常复杂，这与宋朝前期讲武礼的特点是不同的。可以推断，这一时期讲武礼的举行，并不是完全继承唐代讲武礼。
尹承在《北宋讲武礼新探》文中提出：“（五代）大阅并不按礼典进行安排，没有‘表演’的性质，而是纯粹的检阅或阅兵。”后梁太祖于乾化元年十月，在相州举行的一次大阅。
五代时期的讲武礼具有轻礼仪性、重军事性的特点。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北宋前期，讲武礼更注重军事了，其实就是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讲武礼。
第四，献俘。北宋前期，共举办了三次献俘礼，分别是平叛刘鋹后举行的献俘礼、平叛李煜后举行的献俘礼、平叛刘继元后举行的献俘礼。最具代表的献俘礼为开宝四年平叛南汉刘鋹后举行的献俘礼。这次献俘礼包括：告太庙、门楼受俘和宣露布等仪式，是一次比较完整地献俘礼，可以看做是北宋献俘礼的正式确立。
在制定这次献俘礼时，宋太祖及其大臣不知道献俘礼仪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议献俘之礼，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问吏部尚书致仕张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该博，遂用之。”可以推测，张昭所授使者的献俘礼仪制应当是唐五代时期献俘礼的仪制。要想探究宋初献俘礼如何继承前代的仪制，还需要了解唐五代时期献俘礼的情况。
根据《大唐开元礼·军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仪中凯旋献俘的内容，“凯旋告日，陈俘馘于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军师陈于后。其告奠之礼节与告礼同”。这里所说的“其告奠之礼节与告礼同”，指的是献俘礼的祭庙仪式与命将出征告于太庙的过程是一致的。
只看《大唐开元礼·军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仪中凯旋献俘的内容，无法得知唐代献俘礼的全部内容，还要通过唐代献俘礼的实行举行情况，来进行对比、分析。
唐代献俘礼的举行主要集中在唐高祖、太宗、高宗以及武后时期。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出师凯旋，献俘于太庙、太社。但唐高宗时期开始有献俘于先帝陵寝之举。
献俘礼的程序，先是进行门楼献俘，然后是献于社庙。由此可见，北宋前期献俘礼，基本上沿袭了五代时期献俘礼的仪制。
通过对北宋前期军礼仪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宋前期的讲武礼、田猎、献俘礼、合朔伐鼓等仪制基本上沿袭了前代的军礼仪制，并加以损益。
二、真宗至神宗时期军礼的调整和发展
北宋前期，编撰完成的《开宝通礼》，使沿袭《唐代开元礼》而来的军礼完整的内容得以展现出来。至北宋中期，国家稳定，军礼在继承北宋前期的格局基础上，根据时事变迁，不断调整和发展。
宋真宗继承了父辈对军礼的关注，为了应对辽国的武力威胁，决定采取太祖、太宗的做法，通过举行讲武礼来突显北宋军威、震慑敌人。于是宋真宗在咸平二年八月，举行了礼仪最为完备的一次讲武礼。此次讲武礼的仪式规模完全超过太祖、太宗朝。
宋太祖、太宗时期，为统一南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重视讲武大阅。但其时更重军事训练，故不尽用定仪，其仪式常略简。咸平二年的这次大阅，为北宋时期讲武礼最为详备的一次，大体可以将此次讲武礼分为：讲武前准备阶段——讲武阶段——讲武结束。在这次咸平大阅后，安排赐饮等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咸平二年举办的讲武礼基本上是按照北宋前期讲武礼的基本规则进行。但是在实际举行情况上看，也存在着某些差异。真宗时期讲武礼更为详细周备，规模更大。宋真宗以后，因宋辽关系缓和，边关少有大规模战争，遂未再举行大阅讲武之礼。但将讲武礼编入《武经总要》以为定制。
与北宋前期相比，北宋中期的祃祭仪亦得以调整和发展、完善。宋真宗咸平中诏太常礼院定祃祭仪。此次确定的祃祭仪制，与宋太宗实行的祃祭仪制相比内容更加的完善，程序更加的复杂。
除了讲武礼、祃祭仪之外，北宋中期合朔伐鼓、田猎等礼仪也有明显变化。北宋太祖、太宗朝，日食时，或避正殿不视事，或遣官祀太社，并无定制。及至仁宗嘉祐六年始验详典故，制定详细制度。其“合朔伐鼓”仪制，在合朔前二日就已经开始准备，包括麾旒、龙蛇鼓、人员站位、兵器等。当日食之际，即有伐鼓，又有祭告、读祭告文等仪式程序。可谓周备完善。
北宋前期，由于战事不断，田猎较受重视，虽有罢猎之议，但校猎仍屡屡举行。至于真宗朝以后，因边疆形式缓和，讲武之风渐渐消弥，罢猎之议又不断涌起。在宋仁宗庆历七年终被废除。“自是，终将靖康不复讲。”田猎被废止，可算为北宋中期军礼的重要调整之一了。
总的来看，北宋中期军礼进入了发展和调整期，如废除田猎、讲武礼制度化、详定合朔伐鼓仪制和祃祭仪制等。
三、哲宗至钦宗时期军礼的整体衰落
北宋后期，国力已不复当年，讲武大阅、田猎等军礼少有举行，即使偶有举行，其仪式规模亦较简略，不复以往。例如，哲宗元祐二年八月，举行了一次献俘礼。原因是北宋与西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大胜，生擒其首领。但这次献俘礼没有举行祭祀庙社，也没有宣露布，只是献俘崇政殿，规模简单。
其后，元符二年，因西蕃王陇拶与诸侯首领并契丹、夏国、回鹘公主皆出降。于是哲宗曾下诏，“令所司各详具仪注及合行事件以闻。”意欲举行盛大的献俘礼仪，但因哲宗突然崩，只得改在后殿简略举行了。北宋后期，对外战争频频失利，国力不断衰弱。在这种情况下，军礼走向衰落，在实践层面中不再被重视，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总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礼文仪制的修订编撰层面而言，北宋后期军礼仪制却是有一定的演进和发展的。宋徽宗政和年间编撰完成的礼典《政和五礼新仪》，在前代礼制沿革的基础上，结合宋初以来军礼仪制的发展演变，全面厘定了国家的军礼条目，明确规范了军礼的各项内容。
政和礼典中的军礼部分主要包括皇帝御楼受蕃王降仪、命将出征仪、皇帝田猎仪、册命诸王大臣仪、紫宸殿贺胜捷仪、大傩仪、州县傩仪、诸州岁贡仪、合朔伐鼓仪。只是此礼典颁行不久，北宋即亡国，其军礼仪制未及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