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了戴锦华老师的一期访谈，很受触动。在谈到自我能动性时，她对于当下的一些看法刚好契合了我近期的状态。
墙不是用头撞破的，更不是用鸡蛋打碎。
面对墙，鸡蛋该怎么做，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人选择去撞墙，但是他们的工具只是用头，赤膊上阵。
成年人对于社会的洞察，要尤其克制“屈原式”的自我定位，特别是对于一种成就自我的一种“心理自恋”。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是一种作秀式的演绎，与真理或者任何价值追求都无关，本质仍是一种自利。
振臂一呼，挺身而出。这可以归结为勇气与社会坚持，抽象地说这是成立的，有没有勇气坚持说真话，坚持自己的理念。有没有勇气站在鸡蛋一边。好像这个比喻本身都带出问题的下部分了，是站在鸡蛋一边还是变成鸡蛋。
如果我变成鸡蛋，这个鸡蛋是用来孵小鸡还是用来撞墙。如果是后者的话，结果是一定的，最后一定会碎掉而墙屹立不倒。
戴锦华老师曾在一些特殊年代对她的学生说：
“我不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再一次用头去证明墙是撞不破的，墙是可以打破的，但不是用头，更不是用鸡蛋。如果执着地用鸡蛋去碰墙，它可能构成一种行为艺术，碎的本身是一种动作，这个动作又有一个严肃的追问，大家看到这个鸡蛋打在墙上的过程，碎掉的汁液在墙上流淌，但前提是，你有观众吗？有预期中的观众了吗？只有有观众，这种行为艺术才得以成立。”
但是，目标不是只有鸡蛋这一个选择，为什么不选择墙呢？把墙作为目标，成为墙，或者成为打破墙的工具，比如铁锤，比如电钻。这背后是个体对于历史、现状和整个结构的判断。
再回到上一个话题，那样的选择能不能成为一种行为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如果不用鸡蛋，而是铁锤去对抗墙，这时候的判断就变成了墙是可以被打破的，如果一个铁锤不行，那就用10个甚至100个。这时候1个铁锤是否会引来100个铁锤，这也是一种判断。这个判断的背后也是一种智慧。
对于世界的回答，屈原式的“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答案很可能变成一种成就自我的一种“心理自恋”，但是，如果将这种心态上升为对于世界的看法，成就自我的一种选择，一定要保全“独醒”的状态，这就变成了一种个体化的选择，本无可厚非。
但是，还是要但是，如果这种状态推广开来，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知或者一种“社会自恋”就会成为问题。
戴锦华老师对于公共空间的思考很容易被解读为“犬儒主义”的代表，因为这和我们时代精神总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崇尚的为真理而死，抛头颅洒热血等的论述似乎与戴老师“鸡蛋与墙”的对比恰巧相反，至少是矛盾重重。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真理的重要性，但她依然选择了迂回地践行自己的信仰：墙是可以打破的，但绝不是用鸡蛋或头颅。
人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人与人之间要想建立一种共识何其难，即便是最基本的立场性问题仍是如此。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螺旋式上升”曾被作为一种真理性的常识被几乎所有人接受，进化论作为基本共识被推广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历史真的是螺旋式发展吗？发展本身就带有向前推进的意味，但现实告诉我们，发展并不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取向，发展本身也带着许多争议性。
过去历史中的一些美好瞬间给乐观主义者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他们以为历史是发展的，是螺旋式前进的。但技术（生产工具）的发展并不一定会促成底层制度（生产关系）向着所谓前进的方向进发，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可能被现有制度拿来维护现有的并不合理的关系。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30多年过去了，现实的实践差强人意，虽然有一些如韩国、巴西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正如最近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结局一样，“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牵强。
福山对于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通俗地理解，就是行政、司法和检查。但世界各国的实践并不遵循一套标准，一些地方的行政权力过大就可能产生专制，一些地方问责的力量过大则容易造成社会动荡，所谓的平衡也只是历史的瞬间，失衡才是一种正常状态。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
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可以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