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人物」发了一篇《第一批经历「素质教育」的孩子怎么样了？》，还有之前「正面连接」的那篇《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他们都讲了「素质教育」的前世今生。
不同的是，这两所中学，一所是十一中学，另一所是北大附中，都是“海淀六小强”成员。而作为河南籍考生，我也短暂经历了一场素质教育的改革。
正如「人物」那篇文中里说的：
如今，李茂依然在研究中国学校的变革和创新，从观察者的角度，他说，无论是北大附中还是十一学校，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这种由校长驱动的模式会存在让老师成为执行者、螺丝钉的可能，更理想的状态，是更充分地调动起老师们的主动性和激情。
人物作者，公众号：人物第一批经历「素质教育」的孩子怎么样了？
如今，我仍觉得校长是整个「素质教育」改革中的关键人物。但在高考体制面前，在中国创办一个「伊顿公学」这样的乌托邦的难度实在太大。我有幸也经历过那样一段时期，它对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个启蒙，是理想主义的启蒙。虽然最终，我们都逃不过「普通人」的命运。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
当时我们新任的校长在全校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改革，首先就是取消了教室里一排一排的传统桌椅摆放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同学们面对面的小组制，组员们民主选举一个组长，鼓励大家讨论。上课的方式也由原来的老师讲变成同学们自己来讲，老师补充，再由全班同学展开讨论。我们原来三（9）班的名字也成了“卓越三九”。
这样的组织方式在今天看来像极了某些互联网大厂（一个普通员工对面坐的可能是VP），以及大学课堂上的pre。对于我们来说，一开始很不习惯这样的改革方式，但又觉得很新颖，很兴奋。我们靠自由组合的方式组成了6人小组，和喜欢的男生女生组成一组。
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对新的形式开始感到疲倦，月考的成绩在同等学校里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但强力推行这一改革的校长并没有丝毫动摇。他甚至出现在我们的班级里，教室外的走廊。仿佛对这一改革满怀信心。
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变化，则是把书桌上的课本越摞越高，逐渐挡住了对面同学的视线，小组内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班级讨论流于形式，课堂发言也变成了固定的那几个人。
在此之外，老师们也逐渐力不从心。课堂上搞素质教育，课堂外依然是应试教育。老师们深知对于我们来讲，高考的独木桥是一定要过的，学生成绩几乎是他们唯一的KPI，而提高成绩的办法不外乎把一些自习课、体育课等等变成课堂，帮同学们再多讲解一些应试方法。
一方面是校长雷厉风行的「素质教育」改革实验，另一方面，是执行层面的老师们不甘做一枚螺丝钉，以及没有近似的模式可供参考，绝大多数老师们靠着多年的“路径依赖”开展工作。而对于改革的对象——我们来讲，高考这头房间里的大象让我们难以做到选择性忽视。考试成绩、萌动的青春和自我展示的愉悦孰轻孰重，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素质教育和高考几乎变成了两张皮，小组讨论，自我意识等理念对于即将奔赴高考的河南籍学生来讲有些水土不服。另一边，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隔壁班直接把课桌拉回原来的模样，随后在毕业班里纷纷效仿。我们的素质教育改革只剩下“卓越三九”那块牌子，同学们重又恢复了原来的刷题、考试，以及即将到来的高考。
后来，我从那所高中毕业了，再也没有回去过。又过了三年，偶然从同学那里听说校长被调到了教育局任职。高中课堂一直延续往日的模样，河南籍学生参加高考的人数逐年上升。当年的重点高中也和另一所高中合并，搬到城市的另一个角落。
属于当年那个校长的时代或许落幕了，素质教育的实验也在全国各地开展，随后又以各种形式收场。看到北大附中、十一中学这样的先例，既心生羡慕又替他们感到惋惜。
它让我回想起当年自己的中学经历，也正如周子其在文中说的，这是一个「逐渐发现自己是普通人的过程」。
-一勺快乐水-
主理人：方正梁
【微信号：fang_zhl】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