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曾在散文集《季羡林谈人生》中提出过一个关于“毁”和“誉”的问题：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的看法和季羡林先生是一样的，如果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一辈子只有值得被赞誉的地方，身上没有任何可批判的地方，要么就是这个人太过世故圆滑，要么就是周围的人还不够真正了解这个人。
同理，季羡林先生作为我国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虽然一生荣誉加身，不免也要面临这个困扰常人的“毁誉”问题。不过，遗憾的是，这样的名誉争议不是出现在他生前，而是发生在他身后；而令人震惊的是，提出这种质疑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与他血缘深厚的亲生儿子。
季羡林逝世后，季承出书写父亲，笔下形象惹争议
2010年5月，在距离季羡林去世不满一周年之际，季羡林之子季承推出了自己的新书《我的父亲季羡林》，在众多读者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起因是书本封面上的一段话：
“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
同时，在这本书的封底上端，编辑还借用了评论家叶匡政的一段评论：
“在儿子的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阴谋的泥沼而难以自拔。”
这样两段犀利而近乎刻薄的评论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季承笔下的父亲已经完全颠覆了社会塑造出来的完美的“大师”季羡林的形象。儒家文化中向来有“子为父隐”的传统，但是季承在这本书中却毫不避讳地爆料了父亲在生活中的一些负面形象。
在此之前，季承还和季羡林生前的秘书李玉洁还陷入了一段遗产纷争，双方为此对簿公堂。因此，人们纷纷猜测季承出书之举不过是为了争夺遗产，社会舆论更是谴责季承“拿父亲卖钱，有损季羡林先生的形象”，还有人尖刻地斥责季承是“逆子”，是“季老人生的败笔”等。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读者们的愤怒，季承平静地表示自己可以理解，因为大家眼中的季羡林已经完全被神化了，无法接受他现在将父亲请下“神坛”。对面争夺财产的质疑，季承说即使不写这本书，自己也会争夺财产，维护正当利益，而写这本书的初衷只是为了还原一个更加客观、立体的父亲。
关于童年中父爱的缺席，季承一生耿耿于怀
翻开《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我们不难发现，季承在写这本书时，字里行间满怀着对父亲的尊敬与怀念，高度肯定、赞扬了父亲一生对学术和社会公德的贡献。但是我们隐隐也能感觉到，季承始终对父亲曾经在家庭私德方面的过错耿耿于怀。
在季承的笔下，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是在生活中，他却不认为季羡林是一位合格的丈夫、称职的父亲。
在季承12岁之前的记忆中，他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每当亲友中有人问他：“你有爸吗？”“你爸哪里去了？” “你爸是什么模样？”季承都十分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他才知道，早在自己出生那一年，父亲就离开了家，远赴德国留学，那一年，季承的姐姐只有两岁，而季承只有3个月大。
因此，季承的整个童年中唯一关于父亲的记忆就是家中墙上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西装革履，打扮洋气，看上去一表人才，季承看后反而觉得父亲越发陌生遥远了。因此，从小到大，母亲成了影响季承最深的人。
在季承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苦命的人，她和父亲不过是父母之言，媒妁之约下的硬性结合。父亲原本的意中人是他的四姨，但是却在家庭的安排下，阴差阳错娶了他的母亲彭德华，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而这样的感情包袱也让两人的生活变得沉重。
在季羡林赴德国留学后，彭德华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宜。期间，由于时局和战乱之故，季羡林在德国一待就是12年，与家中失去联系，同时也再能提供经济支持。在季承的记忆深处，他一直清晰记得母亲是如何艰难地撑起一个家的，了解母亲因无人分享思虑的沮丧，担忧父亲安危的焦灼，以及她受病痛折磨的痛苦。这些，全是父亲所不知道的。
1947年，一家人好不容易盼到季羡林学成归国，但是季承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父亲关于爱的弥补，父亲和他在心灵上始终是疏远的。与此同时，他还感受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隔膜，这让他在多年后认为，父亲对这个家始终只有责任，没有感情。
从一段错爱一生的婚姻悲剧开始，父子关系不断恶化
季承在书中列举了父亲的几封日记，记载内容如下：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
对于季羡林来说，济南某种意义上不是他真正的家，他只是从小被寄养到了叔父的家中。这里虽然有他的结发妻子，有他的亲生儿女，可是季羡林却对他们并不感到亲热。季承认为，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错在了父母的这段婚姻。
季承曾在一段访谈中公开披露：父亲第一个暗恋的对象其实是自己的四姨，当时季家和彭家就住在前后院，关系很好，但是后来两家人却一致决定让排行老三的母亲和父亲成婚，为此，父亲一直难以释怀。
后来，季羡林在德国求学期间，邂逅了令他心动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两个人也发生过一段热烈的爱情，但是季羡林最终还是坚守内心的道德和家庭责任感，忍痛放弃了两人的爱情，回到国内。据说，伊姆加德为了季羡林苦等了一辈子，终生未嫁。
由此可见，季羡林生命中的确遇见过灿烂的爱情，但是从他宁愿放弃这一点来看，他是个家庭责任感很强的男人。但也正因这种牺牲，季老心中大约有许多意难平的时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对家人在感情上的冷落。
这样的冷落一直延续到季承和姐姐长大成人。季承回忆说，自己和姐姐毕业参加工作后，曾经暗示父亲将母亲接到北京来，但是父亲却只说了一句：“我和你妈没有感情。”
除此之外，由于季羡林在家一直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他和文化程度不高的妻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种文化程度上的差距自然很难弥补，但是最让季承感到难过的是，父亲从来不愿迈出一步，试图去同母亲培养感情。这让季承既同情母亲，又为她感到不值。
父亲从来只是对外慷慨，对家人近乎“刻薄”
季承在《我的父亲季羡林》中提到最多的，关于父亲的一点批评就是他不近人情的“刻薄”。对于父亲身上的这一矛盾性，季承形容他：身具侠气，对外慷慨大方，一掷万金，对内则小气吝啬，锱铢必较。
在季承看来，父亲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公德的人，他一生乐善好施，对别人的赞助从不含糊，不管是阿姨、护工、清洁员还是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子女等，都是如此。除此之外，季老也积极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建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
对于这些，季承表示支持，但是令他难以释怀的是，父亲对外慷慨，对家人却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刻薄。季承在访谈中回忆往事时，谈及父亲因为生性节俭，不让女儿在家洗衣，食物坏了才要拿出来分；他对动物和大自然的花草感情很深，但对家人却不够温情。有一次，孙女向他借一本《安徒生童话》却惨遭拒绝；还有一次，父亲因为季承搬走了一盆花，直接提出让儿子离家。
如此种种，都在季承心中形成了“刻薄”的父亲。因此，他同意了父亲的意见，负气搬家出走，一走就是13年。加上父亲在童年缺席的那12年，父子俩一生就有25年未见面。可是仔细想来，人生又有多少个25年？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位成功的学者而言，他的晚年本该儿女绕膝，但是事实上却异常落寞冷清，令人惋惜。而季承书中对父亲的这些评价，个中情感主要源于对父爱缺失的遗恨，也有为母亲鸣不平的愤怒，还有对父亲忽视家人感受的抱怨。
说到这里不由得感叹一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谈及季羡林先生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对他的这段家庭纠纷讳莫如深。我觉得正是因为季承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为感情而自我矛盾的真实的大师，这种“求真”的精神同样可贵。并且，我相信不完美的大师还是大师，这本书也不会妨碍我们对季老的敬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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