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22日下午，一个名媛打扮的漂亮女子随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前去一家咖啡厅约会。两人刚进门，一个年轻男子推门而入。
经过男友介绍，女子得知此人是他的老同学曹炳生，也是法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目前在巡捕房供职。而巡捕房三个字，让她心中一阵起伏。
曹炳生见自己打断了好友的约会，略带感慨地说道：“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是悬赏10万块钱才抓获的。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看上去架子蛮大，但是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一语言毕，曹炳生不禁嗤笑，开始和老同学陈志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边上的女子听着两人的闲谈，品着咖啡，看上去毫不在意。然而，此刻这番话已经在她此刻的脑中引发了一场风暴。
原来，曹炳生口中那个叛变的“共产党头头”正是当时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向忠发。由于向忠发地位特殊，手上掌握着党的大量机密，他的叛变对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就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的住所。只不过，他和巡捕房的人到头来扑了个空。
原来，在得知向忠发叛变后的短短两个小时里，这个女子几经周转，就已经把这个消息送到了周恩来手里。除此之外，她还通过男友的特殊身份买通了巡捕房的人，从而获得了向忠发的口供，避免了更多革命同志受到迫害。
一场我党即将面临的风暴，就这样被消灭于无形。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颇有胆识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黄慕兰，是为中共的地下工作屡立奇功的一员特工。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在黄慕兰的一生中，和她的革命经历一样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她的四段婚姻。
01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字淑仪，因钦慕花木兰，自起名慕兰。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天生丽质，秀外慧中，父亲黄颖初先生在清末是湖南知名人士、浏阳著名的三杰之一，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在湖南很有威望。父亲的喜爱让其得以在周南女校念书，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黄父虽为开明之人，却也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局限。在黄慕兰16岁那年，他就为女儿做主，让其早早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友人之子。黄父一心以为替女儿找到了如意郎君，可谁知这“如意郎君”却是一个堕落的旧社会公子哥儿，在家不光抽鸦片，还打丫鬟，这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黄慕兰觉得不能接受。
忍无可忍的黄慕兰最终给父亲写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娘家，黄父见信后深为后悔，将女儿接回了娘家，逃出了这段婚姻的囚笼。此后，父母便让她为上大学做准备。多年后，黄慕兰曾对人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当时结婚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1926年，逃离包办婚姻的黄慕兰决心以革命志士秋瑾为榜样。北伐前夕，她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参加革命。
在众多参加革命的女性中，黄慕兰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有魄力，交际广泛，很快成为妇女运动的一员领袖。在这个过程中，黄慕兰结识了未来的丈夫宛希俨。
宛希俨是大学毕业的大家族子弟，与黄慕兰一样也是逃离包办婚姻参加革命的。在革命中，二人渐生情愫，私定终身。在1927年三八妇女节，两人在报上登了简单的结婚启事，公开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
只是重获“新生”的两人还未来得及享受新婚的甜蜜，便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之中。随着国共分裂，两党形势愈发严峻，宛希俨、黄慕兰夫妇奉命转入了地下工作。他们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甚至为了作掩护开了酱菜园。
1928年，黄慕兰在诞下和宛希俨的第一个孩子不到三天，丈夫宛希俨便受命到赣西南领导武装斗争。临别前，宛希俨对恋恋不舍的妻子叮嘱道：“如果这一次暴动胜利了，我便接你们母子俩上山；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将孩子送到他祖父那儿去。”
半年之中，黄慕兰一直期盼着丈夫能早日归来，一家团聚。遗憾的是，最终等待她的却是宛希俨壮烈牺牲的噩耗。
多年以后，当白发苍苍的黄慕兰在自传中回忆第二任丈夫之死时，她依旧悲从心涌，饱含深情：
“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奋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02
1928年12月，黄慕兰在接到地下党组织的调令后，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便秘密前往上海。
在这里，她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自此正式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黄慕兰遇见了后来的第三任丈夫贺昌。
贺昌心知黄慕兰的丧夫之痛，心有不忍，便处处关怀她，劝慰她节哀顺变，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长期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才渐渐开朗起来。
而后，两人携手并进，一同为革命事业奋斗。在长期的相处接触中，黄慕兰与贺昌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增进。不久后，贺昌提出和黄慕兰结为伴侣。他们的这段感情也得到了周恩来首肯：“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就这样，黄慕兰开启了她生命中的第二段革命姻缘。
1929年6月，中共组织上海工人搞罢工，黄慕兰要求到基层锻炼。为掩护工作，她化名“刘阿秀”，以学生的身份在纱厂当学徒，期间不幸暴露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仍旧没有放弃工作，而是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随贺昌调往香港。
是年12月，黄慕兰拖着6个月的身孕乔装成贵妇人，登上豪华游轮，带着一个樟木箱，上面放着化妆品和《圣经》，下面装满钞票，坐头等舱到上海。因其面容姣好，气质高贵并未引起怀疑，成功地从层层关哨中脱身，把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从香港运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黄慕兰生下了与贺昌的儿子——贺平。可这时已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的贺昌却瞒着黄慕兰将儿子送给没有儿女的卢彪夫妇收养，后说服妻子：“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私有财产”。
黄慕兰尽管心中万般不舍，只能服从安排，舍小家为大家。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江西苏区工作，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她最初一直要求与贺昌同去苏区，因为她已经经历过一次生离即是死别，不愿再经历一次。
当时吴德峰、戚元德夫妇给黄慕兰做思想工作，对她说：“你的皮肤太白，去苏区要长途穿行在山区农村，化装农妇，（你）完全不像。再说你产后身体一直虚弱，不能长途跋涉”。
加上当时正值顾顺章叛变，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中央需要交际广泛的黄慕兰利用一切关系，营救关向应。贺昌也一再劝黄慕兰接受营救部长的任务。权衡之下，黄慕兰最终选择接受党的任务，放弃与丈夫同去苏区的念头。
03
由于黄慕兰的营救工作需要与律师打交道，于是组织又物色了进步律师陈志皋帮助她。陈志皋出身海宁世家，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其父亲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多年的会审庭庭长，是开明法官。陈志皋未毕业前通过父亲关系保释过共青团员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1930年毕业就挂牌当了律师。
按照组织上的部署，黄慕兰在上海滩公开露面。吴德峰让自己的夫人出面在霞飞路替黄慕兰租了套公寓，装了部电话，还替她挑选了丝绒旗袍、高跟皮鞋等梳妆打扮起来，一副雍容华贵的派头，再由孙晓村出面把她介绍给陈志皋。
为了取得信任，黄慕兰一开始就落落大方地告知陈志皋自己的部分身份，“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
她的直率给陈志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慕兰又婉转地向陈志皋表示，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也是她的姑表兄，因被误以为是共产党而被捕，希望他能帮帮自己这个亲戚。
提到陈志皋的父亲是，黄慕兰还不忘称赞一番：“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
陈志皋听了申述后，对黄慕兰深有好感，一口答应帮忙，担任了关向应一案的辩护律师。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黄慕兰言谈举止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不失进步青年的灵性，还懂得讨老人家的欢心，因此陈老太爷十分喜欢她，更是认她做干女儿。在得知干女儿的表亲有难后，不遗余力地帮忙，监狱负责人看在陈老太爷的面上也是一口答应了。
谁想两个月后，关向应仍旧没有被放出来。此时的黄慕兰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破绽地，虚与委蛇，其实内心已经十分着急。因为此时党内发生了又一件大事——向忠发叛变了。
好在向忠发在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供出来前就被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组织担心夜长梦多，再次要黄慕兰加紧办理。黄慕兰因此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陈老太爷得知黄慕兰的表亲仍关在监狱里，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来质问，对方说是一个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便让儿子拿了自己的信，又投其所好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
在陈老太爷和陈志皋的帮助下，黄慕兰最终成功营救出关向应，保住了革命的一焰火。令黄慕兰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陈志皋却对自己产生了情愫。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江西瑞金，黄慕兰调任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在这个过程中，陈志皋在黄慕兰的引导和感染之下，也先后参与营救了不少共产党人。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爱上了黄慕兰。
1933年，陈志皋向黄慕兰求婚。当时他知道黄慕兰的前夫宛希俨已牺牲，也知道黄慕兰没有脱离共产党，却不知道她是中共另一要人贺昌的妻子。
当时贺昌还在苏区未归，虽然丈夫一直杳无音讯，但是黄慕兰却一直念念不忘。陈志皋追求她的时候，她很快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对方。
谁料陈志皋为诉衷肠，“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无奈之下，黄慕兰只好将这个两难的处境请示上级。而她的直接领导刘伯垂、赵畹华夫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他们还表示贺昌作为革命同志也会理解这桩婚姻的。
在刘伯垂的鼓励下，1935年，黄慕兰以“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三项约定为条件，与陈志皋举行了婚礼。婚后，她和陈志皋共育有四子。
晚年，黄慕兰在回忆第四段婚姻时写道：“我嫁给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
更具悲剧色彩的是，与陈志皋婚后不久，黄慕兰接到了丈夫贺昌在江西坚持打游击的过程中，被围7天7夜，弹尽粮绝，最终负伤牺牲的消息。她只能强忍着感情上的悲痛，继续地下革命事业。
1935年与陈志皋结婚以后，黄慕兰便奉命脱党，开始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在各种活动中，并在丈夫陈志皋的掩护下，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5年，上海金融界首屈一指的通易公司面临破产，在调停复业过程中。黄慕兰趁机打入了金融界。她找到债权人上下调停，最终使通易公司复业，并借这个平台，为地下党设立了文件保险箱，为中共周转资金。
1937至1939年，黄慕兰在上海担任十几个抗日救国团体的常务理事。陈志皋请天主教神父出面，组织国际收容所，救济难民，包括安置犹太人。黄慕兰也兼任收容所总干事，并借职务之便帮助掩护中共党员进出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之间。
在当时的上海滩，黄慕兰一度被称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抗日妇女”。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
同年，黄慕兰刚生下一个男孩，只是还没来得及享受得子的愉悦，她就被军统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释出狱，然而一出狱，却得知儿子夭折的噩耗。不久后，外界还传来了丈夫与初恋情人重燃旧情的传言。
面对这一切，黄慕兰也曾不甘、恼怒，但是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她选择默默平息这场风波。但是不久后，事业上的波折却接踵而至。
解放后，由于大量关于地下工作的文件材料在战乱中丢失，潜伏地下十数年的黄慕兰竟然找不到可以证明自己党籍的文件。为了证明清白，黄慕兰和陈志皋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查。
一年后，陈志皋受不了反复的审查，抛下妻儿携初恋前往台湾定居。而黄慕兰却独身守着儿女们在海峡的另一边生活。直到1987年，她被恢复党籍，此后一直定居在杭州，深居简出，安度晚年，直到2017年才过世，活了110岁，可谓长寿。
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女人最幸福的状态应该是生活安稳、夫妻和睦、儿孙绕膝。这些，黄慕兰似乎都没有得到过。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婚姻爱情，她的人生充满了隐忍、波折与牺牲。可也正因如此，别人是自己，而她是传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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