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走向更为健康的城市？
其实，城市规划就起源于人类对健康诉求的回应。而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从城市规划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空间的“健康性”，完善城市的“免疫力系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介鸣认为公共卫生不只是课本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会切实影响民众生活的事件，并且这个事件会对规划提出要求。
他以新加坡疫情为例，指出新加坡不同群体感染率悬殊的关键原因在于居住条件的差异。他认为以往有关低收入者居住条件的讨论，往往是从收入水平进行评判，但如今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的探讨不可或缺，在今后的规划中，人均居住面积将会成为重要考量。
<完整采访视频>
近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搜狐城市作为全渠道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联合策划的系列访谈节目《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正式上线，第三期嘉宾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朱介鸣。
高密度并非一定会引发高感染率
实际上，现代城市规划的源起与城市公共卫生问题关系密切。朱介鸣介绍，工业革命催生了很多大城市，城市密度提高之后，城市垃圾却未能及时处理，房屋通风状况也普遍滞后，空气变得污浊不堪，疾病开始流行。
此后，人们提出城市要加强通风，房子之间的间距不能太窄，城市中要有公园、空地、林荫大道，这些城市规划方面的举措效果显著，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随之提高。对于这些规定，如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这些规定都是由当初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并继而对城市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这次疫情，朱介鸣认为，城市密度和疫情传播之间的关联值得研究。他以美国为例，提出这次美国大城市新冠肺炎感染率高于郊区、农村的现实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播肯定和密度成正相关的。但他强调，高密度固然会助长病毒的传播，但是高密度并非一定会引起高感染率。
他将台湾地区和澳大利亚进行对比，提出两地人口虽然相差不多，但目前澳大利亚的确诊病例已超过7000例，远远高于台湾地区400多例的水平，然而就城市密度而言，台湾地区却比澳洲高很多，这就表明，高密度不一定会引起高感染率，一个城市的疫情表现实质上和城市管理有相当大的关联。至于为什么东亚这次做得比欧洲要好，他认为东亚因为有过一次SARS的经历，所以这次知道如何进行疫情防控。
新加坡抗疫形势缘何逆转？
分析各国疫情防控形势，朱介鸣认为新加坡这次疫情的发展趋势比较特别，值得探讨。早期，新加坡疫情以海外输入个案为主。1月23日，新加坡出现首宗确诊案例，是一名来自武汉的66岁男性旅客。但第一轮输入型病例，并未引起大规模本地传播，新加坡也因没封城、不停工停课就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被树为正面典范。
但由于欧美、东南亚多国疫情3月初开始恶化，不少在这些国家访学、出差、旅游的居民返回新加坡，而政府依旧采取了先前的疫情防控措施——只要不发热就居家隔离，但事与愿违，第二轮输入病例在新加坡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本地社区感染，新加坡抗疫形势也就此逆转。截至目前，新加坡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3万例。
朱介鸣介绍，新加坡是一个高密度城市，居住区容积率3.5很普遍，他甚至还看到过一个容积率为7的居住地块，密度相当高。新加坡由于本地劳动力短缺，外籍劳工一直是新加坡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新加坡卫生部4月17日披露的数据为例，目前新加坡共有32.3万名外籍员工居住在劳工宿舍，感染率高达1.01%。而新加坡总体感染率为0.09%，社区感染率为0.02%，不住在劳工宿舍的工作许可证持有人感染率为0.04%。
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遵循同样的防疫措施，不同群体的感染率却如此悬殊。朱介鸣认为，造成感染率悬殊的关键原因在于居住条件的差异。新加坡大量外籍劳工居住于集体宿舍，其中一个房间大概要住12-20个人左右，厨房、卫生间这类设施都是共用的。居住条件差的一个表现就在于密度高，外籍劳工的人均居住面积普遍较小。
如此，这就涉及和城市规划相关的问题，朱介鸣表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公共卫生问题，推动了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被提出，而这次新加坡的疫情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启示在于，今后的控规可能需要增加一个指标，叫居住人口密度，或者居住户数密度，这个指标要求人均居住面积不能太小。
群租房是去是留？
实际上，以前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控制居住人口密度，例如对群租房的管制。但社会舆论认为，群租的形式可以降低租金，有助于减少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
朱介鸣表示，如果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群租房存在一定的隐患。目前，上海市区许多老旧里弄中的房子、广东的城中村，实际上人均居住面积不高，通风状况也不好，但以前讨论这些住房时，往往是从居住者的经济条件，也就是收入水平来评判，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
但经过疫情之后，他建议对群租房的评判应该增加一个维度，就是公共卫生，因为公共卫生不只是课本上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会实在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件，并且这个事件会对规划提出要求。在他看来，后疫情时代，人均居住面积将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今后的规划需要关注这个指标。
对于新冠病毒，实际上目前人类所知甚少，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将会对民众的生活提出诸多挑战，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城市空间。至于具体怎么影响，朱介鸣认为目前还不是很清晰，但往往低收入居民受影响较大。他表示如果不考虑公共卫生，城中村等都是可以存在的形式，但如果要把公共卫生放在第一位，那么低收入者的居住条件还是需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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