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
来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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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院士
节选：
很多人能接受水稻杂交技术，将袁隆平先生奉为神一样的人物，却无法接纳转基因作物。如果我告诉大家一个新闻，那就是袁隆平和儿子目前都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相信很多反转人士的内心会瞬间崩溃。
水稻
民众普遍推崇的水稻杂交技术，还是很传统的物种内遗传，通过差异性的水稻品种来杂交，进行有目的的筛选。但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水稻作为实验样本，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整个杂交的效率不高，而且指向性不明，周期也非常长。
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的优势在于跨物种，可以将很多强大的基因移植到农作物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相比于转基因作物，水稻杂交技术太落后了。
农作物转基因技术，以不改变作物的根本遗传属性，保障其安全为原则，早就是科学界的一道铁律。一个成熟的种子公司，其转基因作物是否有毒，很容易就可以监控，现在的科学早就过了这种初始阶段。
尽管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很多个年头，但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远古时代，这也是他们为何谈转基因色变的根本原因，人们总是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心存恐惧。
基因技术早就不是什么高精尖领域，就像当年二战的通讯技术进行民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上手机一样，已经成熟到完全的产业化。当一种事物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就会进入良性的市场竞争，真正的市场竞争会比任何所谓的政府监管好使一万倍。
转基因技术是中国农业的机会
对转基因进行各种妖魔化，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惯常使用的套路。比如在小崔的纪录片中，转基因作物被指导致草甘膦的滥用，以及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目前应用得最广的两项转基因技术是抗虫和抗除草剂。抗虫靠的是Bt蛋白，这是一种来自细菌的蛋白质，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非常具有针对性。种植含有抗虫转基因技术的作物，根本就不用担心作物的病虫害，非常低成本和环保。
至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就是抗草甘膦。新技术出来之前，草甘膦是一种环保型低毒除草剂，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自然降解，不会出现什么残留。这种除草剂的弊端在于，它会把作物一起杀死。有了抗草甘膦转基因技术的作物后，自然草甘膦这种除草剂就会被放开使用。但很多所谓的环保人士选择性无视草甘膦本身的低毒性，反而拿它大作文章。
很多反转派会拿政治说事，因为现在全世界最成熟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基本都在美国，比如我们熟知的孟山都。他们会散布谣言称，孟山都卖给中国含转基因技术的种子，就是扼住了中国的喉咙，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注：中国政府早就通过了立法，给予了农民的留种豁免权，不承认孟山都的种子专利。）
事实上，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种子，才是中国梦寐以求的财富。转基因的作物，都是国外的种子公司通过高科技手段培育出来的，具有知识产权。而如果你想偷他们的种子，只需要拿自己的作物同对方成熟的转基因作物进行杂交，就能完成。
像孟山都这样想在中国卖转基因种子，他们必须像那些中外合资的汽车企业一样，带着自己的技术进入中国，找到一块试验田进行种子培育，培育好的种子再卖给中国农民。这些转基因种子只要进入中国，孟山都就很难再进行二次盈利，它们会在我们的土地上遍地开花，而且会被卖得超级便宜。
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孟山都害怕别人偷种子，而不是他们带着种子入侵。种子是人类科学技术的结晶，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毒草。
中国的科学家都明白，好的转基因技术培育的种子，可以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带来质的飞越，想想我们每年要从美国进口多少大豆，有多少张嘴在嗷嗷待哺，而改变中国粮食被动局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获取最优质的种子，进行研究和再培育，然后进行全面种植。
只有中国有一天成为粮食出口国，才能说明我国的农业真的实现了现代化，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
绿色和平组织和小崔的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转基因都是一门生意，最著名的国外组织是绿色和平组织。
在反转的问题上，绿色和平组织一直高举大旗，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民粹组织，煽动无知庸众对抗政府，就是他们持之以恒在做的生意。
对抗政府一般都是有风险的，绿色和平组织不是不知道，但有两个领域是相对安全的——反对核电和反转基因。本来这个公司一度不太成气候，他们刚开始也是以反核电起家的，后来在欧洲刚进行完大选的某国家某任总统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将枪口调转对准转基因。
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转基因真的是什么，他们中的成员没有科学家，有的都是所谓的“社会活动家”，靠全世界的募捐来进行他们壮丽的事业。2014年，媒体曝光他们的国际部负责人Pascal Husting每周坐飞机上下班等一系列丑闻，大家才明白这个打折环保牌的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绿色和平组织
去年9月，108名诺贝尔奖获奖者签署联名信，诺贝尔奖得主们非常鲜明地表达了绿色和平组织领导的一系列“反转基因”活动，是阻碍生物技术的创新，是与权威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背道而驰。
和绿色环保组织一样，小崔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相比于前者，后者更不加掩饰，干脆就将反转基因事业变成了生意。
伪纪录片截图
那部长达68分钟28秒的纪录片一经播出，并没有让小崔抢占更多舆论阵地，反而引来很多质疑。他名为考察转基因，却在整个纪录片中预设立场，试图找不同的人证实转基因是有害的，在采访的逻辑和提问的方式上是具有暗示和引导性的。
在采访对象样本选取上，完全不具备权威意义，缺乏统计学的严谨精神。比如坚定反转的西华盛顿大学女科学家Nancy Swanson本身做的工作跟基因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一个信口开河的门外汉，而且早就退休在家养花。尤其是对草甘膦的使用和疾病的上升率的关系上，更被指为偷梁换柱。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根本就不影响他获得海量的粉丝，他们就是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如今他们要用人民币来支持自己偶像。
为了“让大家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他注册了10多家公司，设置了3万会员名额，一个人想成为初级会员，要预付5千作为购买商品的预付金。
（注：反转基因是一门生意，却让中国农业丧失机会。）
附录：
绿色和平组织的反转基因生意
作者：袁越
欧元
2014年夏天，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和）爆出了一系列丑闻，先是被内部人士爆料说有一名成员在外汇交易中犯了错误，损失了300万英镑，接着又有媒体爆料说绿和的国际部负责人Pascal Husting每周坐飞机上下班。英国《卫报》穷追不舍，继续爆料说该组织财务不清，每年高达5800万英镑的财政预算多次出现问题，目前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
丑闻被爆后全球媒体一片哗然，有人愤怒地指责绿和虚伪，这个一向以激进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环保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坐飞机上下班，一点都不低碳，以后还怎么让人相信他们？！还有不少人惊呼，绿和的经费都是老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口粮里省出来的，竟然被绿和拿去炒外汇，一下子损失了300万英镑，以后还怎么向捐款者交代？
在我看来，这两项指控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
我认为，这一系列丑闻最大的功绩就是暴露了绿色和平组织的本质。这个组织经常给人以“草根”的印象，但其实它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它极力批判的其他那些跨国公司没有区别。
任何一个党派、组织、或者公司，如果你想搞清它的本质，只要看看它的钱来自哪里就行了。同样，要想搞清楚绿和的本质，必须从经营的角度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既然这样，那就先来看看绿和这家公司的收入来自哪里。答案是公开的：超过90%的绿和经费来源于公众捐款，绝大多数单笔捐款都在100欧元以下。这一点一直是绿和引以为豪的优点，他们相信这个做法保护了绿和的独立性，可以不受政府或者其他大公司的左右。这一点也许是对的，而且在某些领域确实有道理，但实际上绿和在摆脱政府和大公司影响的同时，却不得不为自己套上一个更大的枷锁：公众。
绿和绝不敢得罪公众，即使有些时候公众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不但如此，绿和还必须保持高度的曝光率，好让公众看到自己捐的钱都花到了哪里，这就是为什么绿和总喜欢挑事，甚至不惜制造事端，做出哗众取宠的事情以吸引媒体的注意。
举个例子：2014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是在秘鲁召开的，绿和竟然在秘鲁的国宝“纳斯卡地画”（Nasca Line）旁边贴了一个宣传标语，此举对这个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造成了破坏。
破坏纳斯卡地画
秘鲁政府不干了，公开指责绿和违规，全球舆论也都一边倒地指责绿和，逼得绿和不得不公开道歉。这帮人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增加曝光度，好让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继续给他们捐款？
我认为，绿色和平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粹组织，任何组织（无论左右）或者国家（民主或者独裁）都比不上它。绿和所做的所有事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公众相信它在为老百姓说话，至于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代表了公众的长远利益，绿和是不管的。
光是哗众取宠还不够，绿和还必须让民众相信自己是站在弱势群体一方，反抗更强势的政府和大公司，否则的话，谁会捐款给一些“社会活动家”去胡闹呢？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可实际操作时有很多技巧的。
具体来说，绿和卖的是环保这个概念，但你好好想想，如今还有哪个政府不重视环保呢？起码在口头上，环保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了。在某些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有些时候一些政府官员喊出来的口号甚至比绿和还激进。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捐款给绿和呢？按时缴税不就行了？
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忠实地记录了像绿和这样的欧洲环保组织的困境。当年有一群环保主义者在海滩上讨论未来的工作计划，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不出还有哪个领域需要他们帮忙。这时有人突然冒出一句：“转基因怎么样？推广转基因的都是跨国公司，老百姓很担心其安全性，而政府的态度又模棱两可，正好发挥我们的优势嘛！”反转运动就是这样登上了欧洲的舞台，并迅速被绿和当做了宝贝，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绿和心里很清楚，转基因是很少的几个民间和政府有冲突的领域了，抓住它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捐款。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欧洲反转运动的本质。因为各种原因，法国普遍倾向于反转，但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本来并不关心转基因话题，2006年法国大选时，萨科齐是唯一没有公开发表反对转基因言论的总统候选人。当选总统后，他必须安抚国内的环保势力，便主持召开了一个环保大会，邀请了各路环保组织参加。大家知道，法国是欧洲的核电大国，核电占法国发电总量的80%以上。绿和的法国部门一直是靠反核电来募捐的，但萨科齐必须力保法国国家电力公司，这是法国的经济支柱，他哪敢得罪。于是萨科齐提议绿和改为反对转基因，并承诺法国政府会在政策上倾向于反转，以此来换取绿和在核电站上的沉默。
绿和接受了萨科齐的倡议，和法国政府做了一笔交易。
此事在法国坊间一直有传闻，但没有证据。后来还是维基解密率先公布了那次秘密会议的纪要，然后2013年6月25日出版的《回声报》（Les Echos）刊登了萨科齐政府的总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的证词，此事这才真相大白。
这件事对于绿和的好处是很大的。你想，公众看到绿和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公众健康而努力，然后这种努力收到了成效，法国政府“顺应民意”，答应了绿和的要求，禁止了转基因玉米在法国的种植，于是绿和就可以一边宣告反转运动取得了胜利，一边继续向公众募捐了。
最后再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006年我刚当上记者，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接受了绿和的邀请，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巴新）报道绿和在那里开展的一个保护热带雨林项目。当时绿和从全世界招募了一大批白领志愿者，和绿和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巴新的莫雷湖（Lake Murray）建了个基地，帮助训练当地人学会使用一种小型便携式伐木机，以便可以有选择地“间伐”有价值的树种，这么做既可以让当地人有一定的收入，又不至于毁掉大片珍贵的林地。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我当时也在三联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报道了绿和的项目。但是，4年后我阴差阳错又回到了巴新，设法找到了当年一起参加项目的一位绿和的巴新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当年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确实帮助当地老百姓赚到了800美元，但当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和记者前脚一走，他们后脚就也撤了。4年间这个项目一点进展也没有，总共也就只赚了这800美元。
巴新是个普通人很难去到的国家，当年那些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和记者们恐怕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了，于是这件事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也就始终停留在当年的样子，大家以为那就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