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司马南那样有争议，你为什么要力挺司马南？万一以后他“翻车”了呢？
我对朋友说，我对网络上所谓对司马南的攻击一点都不在意。即使网络上说的都是真的，我也一点都不在意。看一个人，如果从头到尾拿个电子显微镜来看，那么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几个圣人。司马南当然不是圣人，也不可能是完人，他也有过很多的历史失误，但毋庸置疑，他绝对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是没有异议的。何况，司马南还有三大历史功绩，每一个历史功绩都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理工科男都有一个“权衡利弊思维”，即对事物进行量化分析。即使把社会上攻击司马南的言论予以全部承认，即承认司马南犯了很多的错误，但与这三大历史功绩相比较，完全就不值一提。就像一粒微小的尘埃与地球的比较。何况，这些对司马南的攻击，其中绝大多数的说法完全是捕风捉影，有的直接就是诽谤，有的则不过是人之常情。
司马南
如果用理工科思维进行量化分析，司马南绝对属于正面效应。一些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他们也承认司马南对社会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看一个人，不是看人云亦云的“人品论”，也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那么，这个人做过什么样性质的事情，使得我们有资格判断说，这个人的整体是正面的，是对国家有积极意义的呢？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司马南人生中绝大多数的所作所为，有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那么他就无愧于一个对国家有正面意义的人。至于他犯下的一些错误，都不过是旁枝末节，小节小过，与整体评价并不冲突。
我们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这样的人，就不能是反科学的人，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据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还说过，“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上来了，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三项指标都会显著提升。
既然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国运如此重要，那么对于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的人，维护了科学技术的正确方向的人，他就是对中国国运有重大正面推动作用的人。即使他算不上是伟人，也堪称一代豪杰。
更何况，要维持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三项指标持续性发展，还得有一个优秀的社会制度。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当今综合考虑下、利弊权衡下，有史以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带领人民走进幸福的生活，并且长时间维系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平衡和消解各方面不利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干扰。而最大的对国家发展的干扰因素，不是腐败，不是文化，而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因为资本的无序扩张，最终会导致人民丧失一切权利。
看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即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做到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或者维护了科学技术的正确方向，而且在抑制资本扩张上有过巨大贡献，那么这个人就属于对中国国运有积极正面意义的人。
有很多人攻击司马南，认为他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即使他们说的基本上是对的那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司马南总体的评价，因为司马南就是一个对中国国运有积极正面意义的人。
司马南有三大历史贡献。这个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一个是打假伪气功和特异功能。
一个是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一个是狙击资本的无限扩张。
只要他有三大历史功绩，即使他犯很多的错误，那都无关紧要。
先说司马南打假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经常很多人总批评司马南，说他搞商业化赚钱云云，其实司马南在80-90年代原本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80年代的司马南，被认为是气功圈内最有天赋的气功师，当时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名气。司马南的师兄弟，就是在那个时期赚到了几千万上亿美金。气功热一直延续到1996年，如果司马南为了当亿万富翁，他最起码可以从1984年拜师一直混到1996年，12年时间足够他轻轻松松的发大财。就是那位胡编乱造的某作家，不就因为写了几本吹捧特异功能的破书，90年代初期就一次性在北京市区购买了10套房产吗？写个破书都可以买10套房，这要是气功大师呢？
司马南是从1989年开始反对伪气功和特异功能，这恰恰是在气功热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面临了很多的危险。按照我的前辈申振钰的回忆 那时候气功圈就是黑社会，随时可以调动几百个人。甚至可以调动高层的力量对你进行围追堵截。司马南也因此在西安被歹徒殴打、囚禁，几乎生命不保。
《人惑》
这里有一本《人惑》，是内部资料，不对外公开的。因为里面的内容太过于惊心动魄。那时候气功大师们的势力有多大，支持伪气功的势力有惊人，你绝对是难以想象的。我告诉你吧，地方上有一个普通技术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气功如何的好，立即破格提拔到北京。而某些给伪气功找茬的教授，甚至是著名知识分子，就被直接踢出了北京。气功热在当时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因为中国的科技人员绝大多数屈从于淫威，甚至不少科技人员为了个人前途公开替伪气功和特异功能说好话。那时候中国的科技人员出国参加会议，都会被外国同行冷嘲热讽。可以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不但方向整体上错误了，而且还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在最关键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站了出来。包括于光远等人。但是他们势单力孤，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不允许发表。
而司马南的仗义出手，恰是相当于朱德把队伍拉上来井冈山，是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司马南有他不可取代的作用，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司马南通过摸索钻研，精通了很多魔术手法，这让他可以直接让一切伪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颜面扫地。
司马南在全国马不停蹄的进行巡回演讲，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4年2月，全国一共有1208.6万人现场观看了司马南的演说和拆穿伪气功、特异功能的表演。这还不包括电视节目的观众。魔术高手司马南的挺身而出，“正如姜子牙展开了杏黄旗，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乃是科学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由于司马南旺盛的战斗激情，独特的魔术打假揭秘的手段，让他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一句话，司马南虽然不是职业科学家，但是他利用自己的方法，推动了社会主流和科学界思想的拨乱反正，帮助科学界摆脱了牛鬼蛇神的干扰，维护了科学技术的正确方向，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赢回了荣誉。
光是这一项贡献，就足以让司马南彪炳史册。
司马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是他第二个重大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中国反科学、伪科学最集中泛滥的重灾区就是对转基因技术的妖魔化和污名化。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没有与民众直接交流的习惯，所以很多民众都不理解这项技术。其实，转基因技术仅是传统育种的延续而已。但由于一些极左人士、利益集团的诽谤，转基因技术被极大的污名化，一些阴谋论攻击中国的科学家和政府，污蔑他们都被外国公司“收买”向中国“投毒”。像张启发院士，80年代在国外拿4000美金，人家放弃了优渥的待遇，毅然回国报效人民，在祖国拿几十元人民币，住破破烂烂的筒子楼很多年。这样的科学家，就被诋毁为“罪恶集团的代言人”。中国的科学家们空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却背负千夫所指，正所谓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泰山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为“脊梁”，贤士郁郁成灰烬。一介布衣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们还能如何呢？心灰意冷，却不能终老于林泉，为了心中的责任感，那就只能把最后一丝生命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生死荣辱但凭天命。
放弃优厚待遇的张启发院士
而“大侠”司马南出于义愤拍案而起，公开在官方媒体上力挺转基因技术。司马南指出，转基因技术只能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绝对不能任由谣言泛滥。
当时很多朋友都劝司马南，不要参与这样的话题，因为当时社会上反转的声音很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黄大昉回忆说，科学家开学术会议，一些反转人士联合起来冲击会场，向科学家身上吐口水，丢杂物，贬损科学家的人格。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女科学家，上中学的女儿在家门口附近遭遇袭击殴打，结果她只能离职，移居海外远离这一伤心地。很多流氓造谣“科研工作者自己不吃”，甚至叫嚣要把科学家“抓起来，送上国际法庭”云云。在那时，高校中相关专业的学科直接招收不到学生，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招不到。因为毕业了所学专业也无法应用，还要忍受各种诽谤和谩骂，又何必去受那份罪？
但中国境内所有的转基因项目，都是国务院拨款，都是纯粹的公益项目。中国不与任何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
转基因技术被研究了 长达五六十年之久，全球科学界早就不认为其存在任何安全性问题，也早就不讨论其安全问题。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是完全认可的。极少数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也不是安全性方面的争议，而是一些哲学理念和其他方面的讨论。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检索了关于转基因的所有实验论文，全球认可转基因安全性的sci实验论文为10万篇以上，但是没有任何一篇说“有害”的论文最终被证明成立。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组建了一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的研究成员们通过对境外《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全部论文进行逐一分析，发现仅有极少数篇论文提出“可能有风险”，而且后续追踪结论是，原先的结论最终都被完全推翻。在《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科学研究进展与网络观点溯源》的研究报告中认为：通过研究人员对全部论文最终结论的系统分析，结论是，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结论的论文，最后均被证明是错误的。
值得重点说明的是：全球科学界之所以说转基因无害，并不仅仅是“没有发现有害”，而是从科学原理、科学实践上得到了彻底证明。事实上，是从科学原理、60年代以来的长期科学实践、哲学原理、逻辑推理、常识经验，都全部证明长期使用没有问题，科学界权威机构这才确认转基因没有问题。科研界追踪、实践了几十年，从各方面都肯定了转基因的安全性。仅以转基因玉米品种为例，其安全性评价过程历经几十年验证。首先就转入的个别基因，先确认它不具有任何毒性，然后才进行下一步的研发程序。再根据严苛的法规要求，相关研发单位系统开展了分子特征、遗传稳定性、环境安全性、食用安全性的试验，积累了充分的科学数据。至少做了600多项极其严苛的科学实验，仅动物喂养实验环节耗费的时间就超过20年，且采用10万倍超巨量剂量进行喂养，证明实验动物超过上百代未有任何健康不良反应。并由农业部委托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对食用安全、环境安全、目标性状分子特征等重要指标进行了严格的检测验证后，未发现任何不良影响后，才能予以相关单位申请安全证书。但拿到安全证书不代表就能批准上市，还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综合性测评。
发表支持转基因安全性的sci实验论文并非仅仅来源于个别西方国家，也来源于中国、日本、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度、俄罗斯。这些论文的作者和机构来自于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意识形态和利益都不同，甚至彼此敌对，更加不可能集体造假、一手遮天。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就在2015年2月的报告中认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千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一直关系不大和睦，西方主流国家甚至认为俄罗斯根本不是“东正教国家”，而是“萨满教灵体崇拜国家”。他们对俄罗斯以乌拉尔山脉划分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都腹诽不以，内心上就不承认俄罗斯是西方国家，对斯拉夫民族极为排斥。俄罗斯民众对西方也反过来极为不满，认为西方歧视和打压俄罗斯，企图将自己分割为几十个小块。
总之，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分歧极其严重，互相排斥很久，他们可能与西方世界联手造假吗？
而且确认转基因安全性的论文自1970年即开始每年都大量的发表，时间跨度达到了50多年的漫长的时间，参与实验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数量众多，如果真的存在问题，绝对不可能被几个所谓的“孟山都”遮掩住。
图片来源：GMO Answers
但科学界的高度认同，不代表民众就一定会立即接受。一方面，科学本身就是“超越了常识”的存在。普通人从“虫不吃”就直接“滑块”到“人也不能吃”，却不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但凡接受了基础的生物学知识训练，都明白所谓”虫不吃”仅仅是因为改变了虫体内的酸碱平衡，人类体内的酸碱度环境恰好与虫体内截然相反，而与什么“化学毒性”风马牛不相及。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经历过这种生物学知识的培训，不理解也情有可原。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科学知识。
更何况，还有社会学因素在引导人们的判断力。宗教玄学的思想在社会上是主流，而宗教玄学本身就抗拒对大自然进行改造。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转基因技术必然触碰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这让既有利益集团团结起来，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要扼杀这项科学技术。就像一个有机农场主，他一个月可以赚到几百万，当然不乐意出现重大改变。
但无论如何，虽然转基因技术不是完美的，但由于它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优势，它成为了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全球已经少使用了农药、激素20万亿份，将农民的致死、致残率降低了89.8％，对土壤、水源的保护都是实实在在的，减少了重金属和激素的毒害进入人体内。据WHO的调查报告，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和地区，癌症发作率都呈现了反比关系。
司马南在中国科学家面临险恶生存环境中仗义执言，这就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不亚于打假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贡献。如前所言，科学技术健康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向上、向前。司马南支持转基因，就是支持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重大积极作用。中国科学家也非常争气，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完全以一己之力独立自主的开发出3000多个国产品种，其中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品种300多个。中国在生物工程育种领域的综合水平，早就达到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一流水准，根本不需要仰人鼻息。中国完全实现了技术的国产化。我想，司马南也会因此感到欣慰。
毕竟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怎么会阻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呢？
司马南第三个历史功绩，就是狙击资本的无限扩张。
资本的无序扩张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破坏作用。一个人可以拥有上万亿乃至更多资金的操纵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出现什么回国。国企一直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和“压仓石”，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对国家的长远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都非常明白。
司马南不是极左，他属于理性左派。也就是说，他不反对改革开放，不反对私有制经济。他反对的是，将资本无序扩张的这只“哥斯拉”锁进制度的笼子。历史上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危害，大家都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国家的几次经济危机，也是源于这个痼疾。
司马南坚决反对资本的无限扩张，坚持在重大民生领域保持国有，提倡“按劳分配”制度，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所在。
司马南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有此三大历史功绩，已经堪称优秀的国家公民，也配得上我们对他们的支持。
作者：怀疑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