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
80%以上的市售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压榨而成；一项大型调查中90%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
61名院士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则语出惊人，称转基因是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
农业部说，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甘肃某市政府却发文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美国食品药监局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已经吃了多年的转基因食品；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却心存疑问，亲自赴美调查转基因在美国到底有多普及。
围绕着转基因，有策略的反转人士、进退失据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学家，以及懵懵懂懂的公众，构成中国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荒诞剧。
乱麻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作为转基因的支持方，刚刚结束了北京电视台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辩论，略显疲倦。
为了这场电视辩论，林敏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做准备，“我希望我说的都是有依据的，每讲一点我都必须去查资料，而他们就可以信口雌黄。”
他的对手是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辩论一开始，王就抛出了致癌论，搬出了《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称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而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的地区，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林敏在查阅了更详细的年报之后给予反驳：根据这份年报，辽宁、山东是胃癌高发区，浙江是结直肠癌和肝癌高发区，湖南湖北是宫颈癌高发区，“他根本就没认真读这个报告。”
对于“转基因大豆油或与致癌相关”的言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指出，转基因大豆致癌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没有研究表明转基因有任何致癌的可能性。“国产大豆需要造血，不是造谣。”
朱毅说，“首先，癌症的发生是多因素造成的，不可能拿单一的因素去解释。其次，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转基因大豆产品消费比我们多多了，那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应该远远高于我们才对。但事实上，在吃转基因大豆之前和吃转基因大豆之后，癌症发病率并没有显著提高。第三，癌症发病率和很多因素相关，吃油太多本身就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朱毅指出：转基因大豆油和癌症高发之间，没有任何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就把二者生拉活拽在一起是毫无逻辑的，比如鼻咽癌分布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国门以前，广东就已经高发了。此协会就是利用了普通大众谈癌色变的心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风吹草动就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
雷同的话，林敏已经记不清讲过多少次，但他还是觉得不去不行，“你不说，反转派乐意说，就只有负面的声音了”。
和以往的被动挨打不同，这一次是转基因的支持者们主动出击。今年5月以来在全国29个城市举办了30多场转基因食品试吃会，参与者过千，院士捧场，赚足了眼球。
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张启发，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园内举行的转基因品尝会上，还披露了61名院士联名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消息。
张启发院士
在这封长达17页的信中，院士们不再那么“客气”，指出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不能再迟缓，否则要误国。
接受媒体采访，也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一项日常工作，华中农业大学近日就请求他们的转基因研究团队再忙也要抽时间回答记者和外界的提问——因为手握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华中农业大学一直处于转基因混战的中心。
今年以来，不只是转基因领域，还有来自食品安全、分子生物学、环境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院士、刚刚卸任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通过各种形态的媒体，反复传达主流科学界的声音：
转基因是一项中性技术，需要科学使用严格监管；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可控；转基因商业化的＝17年来，没有发生被证实的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
这是科学界难得的一次集体反击。
转基因反对者们并不怎么在意中国科学界顶尖科学家的声音，他们更看重军事战略家、有少将军衔的彭光谦的声音，他今年8月26日在《环球时报》发表《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称，“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转基因作物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带来的后果将远超鸦片战争。”
转基因反对派的重量级选手、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更是语出惊人：转基因是一项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学界之所以一面倒支持是利益使然。
一如既往地，这场混战滑向了耸人听闻、真假莫辨的指控，还有对对手的攻击。
时评人郭松民参加一档有关转基因的电视节目后，在微博上提到，“主持人让我们看一段视频，说我们会看到一头吃转基因饲料的猪，但我们只看到了教授，奇怪？猪当了教授？”
在挺转派与反转派两方对决中，来自政府部门的自相矛盾的表态与做法更加解不开转基因这团乱麻：
先有转基因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力挺：所谓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都是权威机构反复澄清的谣言，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后有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市政府发文，严禁任何企业和个人在张掖落地从事繁育、销售和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营活动。
虽然中国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不多，仅棉花和番木瓜两种，但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转基因食物除了番木瓜，还有转基因食用油——中国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和油菜，却可以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菜用于榨取食用油。
有关转基因纷纷扰扰的争论，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任院长饶毅看来“以后都是历史笑料”。
科学和民意
饶毅的底气在于，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主流科学界并无分歧。
“科技界绝大部分人观点是一致的，通过各个国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食品安全局，美国农业部、FDA还有环保署的共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说，“确实有个别科学家说转基因技术不安全，但应当指出那些研究都存在疏漏和问题，结论不可靠最后被科学共同体所否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市场上合法购得的转基因作物，以及由此做出来的食物，是安全而且可食用的。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美国食品药监局（FDA）：不推荐使用“非转基因”标识，这会让公众误以为非转基因的食品比转基因更安全。
但是，无论是科学家的苦口婆心，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FDA、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联合背书，都无法战胜阴谋论和不可知论。
仅仅24小时之内，顾秀林的“邪恶技术论”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超过7000次。
汹涌的民意之下，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摇摆不定。
2008年，转基因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个项目，和大飞机研制一起，进入了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
这可算得上是转基因的重大胜利，这个重大专项计划在15年内投入240亿——这将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政府的目标明确，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的说法，转基因重大专项主要是为了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
就在转基因成为重大专项的第二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团队拿到了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这被认为是转基因商业化最难的一关，张启发和他的同事为了这两张安全证书，等了11年。
当时普遍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近在咫尺。“安全证书在过去就是等同于允许你商业化了，”张启发说。
和安全证书一起到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为什么要13亿人当小白鼠？虫子不吃为什么要给人吃？为什么只有中国热衷于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在接下来的4年里，转基因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占据了大量的媒体版面，围绕着谣言、被歪曲的细节和不可预知论，隔空论战那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现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后安全吗？那些不可预知的风险怎么办？
转基因的支持者、反对者和官方都心知肚明：绕不开的民意，推迟了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步伐。
按照现行法律，转基因作物拿到安全证书之后，还要通过品种审定、拿到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才能进行商业化种植。
安全证书的有效期是5年，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2014年即将过期。而转基因水稻的品种审定迟迟不能启动，商业化种植更是遥遥无期，就连它的研发者张启发也不乐观。
媒体观察员徐达内注意到了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他在《“反转”误国》的媒体札记中写到，中国官方在认可推广转基因技术方面向前迈了一小步——至少，从近期媒体报道情形来看，是这样的。
2013年6月以来，媒体对转基因的态度有所松动，几大喉舌——《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
真理似乎没有越辩越明，所有的论战只能让公众的疑团越滚越大。
在腾讯网发起的一项超过25万人参与的调查中，89%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94%的人不支持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
舆论战
1998年，张启发和他的团队开发出转基因抗虫水稻。然而15年后，不但转基因水稻没有上市，连他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都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张启发回忆当时处于“盲目的原始状态的乐观”，科学家们深信自己拥有解决农业问题的最先进工具，并将开创一个富足、繁荣、辉煌的时代。
盲目乐观的科学家们忘记了人类对新技术与生俱来的恐惧。
1990年代末，欧洲的几起食品安全事件加上绿党的政治力量渐强，欧洲反转运动开始兴起，并发生了普斯泰土豆事件。
1998年，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在尚未完成试验并且没有发表数据之前，通过媒体告诉公众，他在实验中用转基因土豆喂食大鼠，大鼠“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
英国皇家学会次年的的评审报告指出，普斯泰的实验过程错误百出，试验结果无法重复，结果不可信。
彼时中国还处于和转基因技术的蜜月期，科学家、企业和农民刚刚在转基因棉花上看到了这项技术巨大的潜力。
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棉花主产区爆发棉铃虫危机，棉花减产超过40%。《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提到去棉花产区采访时，当地的棉农告诉他，棉铃虫最猖獗的时候，虫子泡在药水里，拿出来之后还能蠕动。
“棉花产业举步维艰，美国转基因抗虫棉乘虚而入，1998年孟山都公司垄断了中国棉花市场份额的95%，”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回忆，“好在中国自己做出了转基因棉花，1999年产业化推广后，迄今，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
当时，对于转基因棉花，媒介、科学界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公众并不知情，但2002年绿色和平发布了的一份《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综合报告》却让人印象深刻：棉农将面对不受控制的超级害虫，转基因抗虫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棉农将被迫使用更多、更毒的化学农药。这被转基因的支持者们看成是反转运动的第一枪。
当时，农业部没有回应。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棉铃虫的种群已经对Bt棉产生抗性。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少用农药，抗虫棉棉田中的捕食性天敌数量大大增加，害虫棉蚜（伏蚜）的数量减少了443-1546倍。Bt棉可减少农药使用70％-80％，减少人畜伤亡事故，这已是公认的最大生态效益，而这些绿色和平没有提及。8年后，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的“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建成后做出以上回应。
绿色和平是一家国际性的环保组织，很多环保组织和转基因似乎天生是敌人，环保组织认为工业化破坏了环境，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生产，人类用新技术干预自然凶险万分。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负责人俞江丽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提到，绿色和平不反对转基因的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转基因的支持者都认为，绿色和平是转基因反对阵营的中流砥柱。
绿色和平组织
绿色和平善于且乐于和媒体打交道，它一直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转基因技术有不可预知的风险。从2002年起，绿色和平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布和转基因相关的报告，至今已经有25份。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说，“绿色和平很有策略，知道什么时候发什么消息，知道怎么吸引媒体注意。”
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向超过60家食品生产商询问他们在使用转基因原料方面的政策，并且据此编写《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此后，年年都有更新，并且采取街头发放的方式。
食品巨头们都忙不迭地做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的表态，那些不愿意或来不及回应的食品生产商，比如百威、旺旺、康师傅，则被绿色和平列入红名牌警示，出现在媒体上。
科学家们显然没有和媒体打交道的传统和经验，在转基因之战的前期，科学家们这样解释转基因的安全性，“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存在特殊的风险”。
科学界明白，这意味着，现有的证据都支持转基因是安全的，但这绝对不是公众喜欢的答案。
怀着对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惧的公众，在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当下，希望得到绝对安全的保证，但科学界给不了，因为绝对安全的食物并不存在。
随着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转变为对转基因的敌视以及对科学提供的保证不信任的态度时，科学家们觉得愤懑而无助，偶有失态。
一位转基因科学家在回答环保组织的质疑时这样说，“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不敢发言，因为一旦说话就会招来一片骂声。
饶毅直到2011年才注意到转基因的讨论变成一个极端的话语场，他才开始公开表示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
“国内舆论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中国自主技术更加落后，但并不影响美国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和推广，我发言主要是希望给从事转基因研发的科学家创造一点空间，”饶毅说，“在目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都不肯出来说明，有些人甚至连做研究也灰溜溜。”
作为转基因技术的管理部门之一，农业部在转基因舆论战的初期极少正面回应绿色和平。
科学松鼠会会员云无心推测，出于贸易保护的考虑，政府当时对转基因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默许了绿色和平的行为，一位接近农业部的科学家同意这种说法。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最大的失误是，在一系列误解产生影响之前，没有防范于未然。在公众还对转基因不了解的时候，如果告诉公众转基因是什么，和普通作物有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效果会好很多，而现在，公众已经根深蒂固、先入为主地觉得，它是个危险的东西，再来做科普工作，太难了，”资深科技记者、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总结。
转基因监管的漏洞，也让绿色和平逮了个正着。
2005年，绿色和平在湖北市场采集了25份种稻谷、大米和种子，送到德国一家实验室检测，绿色和平称，在这25个样本中，19个在DNA检测中呈阳性，显示为转基因水稻。中国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它们本不该出现在市场上。
这份名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报告又一次拨动了公众脆弱的神经。
事业
随着激进左翼组织乌有之乡的加入，这场反转运动脱离了原先的轨道，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2008年以来，乌有之乡在其网站上刊登了超过3400篇和转基因相关的文章，用夸张和耸人听闻的语言描述转基因技术。
张宏良2010年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一文称，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国家传来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应，唯独中国传来的是大学生精液质量异常的报告。
张宏良试图将广西大学生精液异常与种植转基因玉米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这也正是导致公众恐慌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根据农业部门的调查，广西并没有种植转基因玉米。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的说法，确有出处，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学科主任梁季鸿的《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但这份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到转基因三个字。
“他们说的话，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最直接了当，比如转基因食品引起癌症，断子绝孙，为什么？他不说，或者就是引用伪科学的所谓的实验，”罗云波说，“反对转基因的人，各个国家都有，但反对的理由都不一样，五花八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断子绝孙，这是中国人最怕的。”
乌有之乡还为中国式反转注入了新的元素——阴谋论。
转基因的研发是一项烧钱的工程，在美国，转基因是由孟山都先锋这样的大型种业公司、科学家共同推动的一项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成熟，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市场上，都极具优势；而中国国的种业公司相对弱小，转基因由政府出资研发。孟山都每年的研发资金超过10亿美元，也收获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这样的强弱对比是滋生阴谋论的温床。观察家赵希渝在《国内外反转基因运动概述》中提到，世界主要的种业公司几乎都开展转基因研究，推出转基因品种，绿色和平对美国的两家公司孟山都和先锋攻击最为猛烈，而这种攻击恰恰符合对美国阴谋论的想象。
在乌有之乡及其支持者的论调中，转基因技术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灭绝中华民族，专门研制的一种生物武器。那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都被扣上了“汉奸”和“卖国贼”的帽子。
在一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个中年女子在会场开骂，“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你为了你的美国主子，把十三亿人当成了小白鼠！”随后，一个戴红帽的男性操起第一排的茶杯，向演讲台砸去。
讽刺的是，不少反转派们声称自己不反对转基因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商业化。而在中国，正是产业化的转基因棉花赶走了孟山都，而没有产业化的转基因大豆溃不成军。
孟山都当然希望敲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曾经做到过。因为棉铃虫危机，孟山都的抗虫棉曾在上个世纪末占据了95%的中国市场。
1999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用了10年时间，击败了孟山都公司，占据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但没有产业化的转基因大豆，在15年中节节败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要进口5800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转基因种业公司，孟山都也逃不过转基因反对派的攻击。2013年1月7日，转基因的反对派们来到孟山都的办公楼下，喊了半天口号，抗议行将结束之时，大厦的保安告诉他们，孟山都在几个月之前就搬走了。不甘心的反转人士又前往农业部，打标语喊口号，直到嗓子喊哑才返航。
反转人士全情投入，让罗云波感叹对手的执着与热情，不遗余力，而自己则没有足够的耐心，精力所限也无法全身心投入，“他们是把反转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公开
作为转基因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公众希望知道转基因产品获得安全证书的审评和决策过程，以及和安全评价相关的信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环境和健康评估报告等。
无论是对转基因张开怀抱的美国，还是谨慎的欧盟，都愿意将转基因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并邀请公众参与。
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会发布食用安全和环境影响报告，接受公众评议。
美国农业部人士迈克尔•沙克曼称，“如果公众的意见和评论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没有解决的，我们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
欧盟也是如此。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对新的转基因产品出具评估报告之后,欧盟委员会将评估报告公布在网络上,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公众评议。
而在中国，转基因产品的评估报告、评审过程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公开的。
2009年8月，农业部发放了两张国内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的专业网站上。
绿色和平于当年11月发现并公布了这个消息，引起了长达数个月的争议后，农业部才正式就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表态——经过11年的评审，发放了安全证书。
转基因水稻风波之后，农业部尝试改变。
2010年7月，农业部的官方网站建立了“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一些和转基因相关的法律法规，哪些国家公司的转基因产品获准进口，哪些国产的转基因产品获准种植，参与转基因产品安全评价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科学家组成等信息，开始逐步披露。
遗憾的是，转基因产品安全和环境的评估报告仍不为公众所知。
律师魏汝久在2010年2月向农业部申请要求公开两种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信息。农业部在书面回复中公开了转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识产权、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但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情况。
虽然农业部宣称转基因评审过程严格，程序规范。可惜的是，这个严谨的过程、规范的程序并不为公众所知。
在无法充分获知信息的前提下，也无怪公众每次面对转基因议题，多少都显得有些过分焦虑。
死结
2012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和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实验让公众的态度雪上加霜。
还是绿色和平，率先披露了一则新闻，题目是《揭开“黄金大米”背后的秘密——孩子不是转基因的实验对象》。
这则消息的开头写到，美国科研机构发布了它们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
美国塔夫茨大学和中国疾控中心，选取了88名儿童，他们都是湖南省衡南市一所小学的学生，随机分成了3组，其中一组25名儿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后对其体内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研究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A胶囊效果相当。
随后的调查显示，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
虽然黄金大米安全性无疑，这项试验属于有效性试验，但这项试验的重大瑕疵，无疑又给转基因技术增加了一项罪名。
当地政府给进食黄金大米的学生赔偿了8万，没吃的赔了1万。严建兵认为，当地政府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暗示了转基因有害。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他用转基因玉米喂食了2年实验鼠，雌性实验鼠中，50%到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雄性实验鼠中，出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肝脏受损、肾脏和皮肤肿瘤，以及消化系统疾病。
几乎在顷刻之间，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的消息传遍了中文世界，反转派更是如获至宝。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有毒甚至致癌的研究结论——因为这个研究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但并不影响转基因致癌的论调继续传播。
从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或谣言面世，虽然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有人记得这些严肃而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基因污染论、不可预知论已经深入人心。
“政府在其他事件中公信力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基因问题上处处被动，农业部门和科学家们也只是附带出现在不被相信之列，”转基因的支持者，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说。
有策略的反转人士、进退失据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学家，构成中国这个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正如科技记者丹尼尔•查尔斯在《收获之神》中写到的，与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时接受更需要耐心。
科学家的无奈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导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院士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先生，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黄大昉（左）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
“我为自己曾经诋毁转基因而道歉”
在公开语境里，他是环保活动家、气候变化专家，还是自由作家，他写的畅销书《6℃》获得过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也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制作成影片。
但这些成绩都不及一场演讲的效果显著。一个月前他在2013年牛津农业会议上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演讲。牛津农业会议，每年一月在英国牛津召开，在农业领域颇有影响，迄今已经召开66次。
“我为自己一直以来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帮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从而参与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的行为深表歉意。”
听众席上的农民、农学家们以为，这位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会像往常一样，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反转基因演讲。他曾被媒体描述成反转基因运动的领导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对媒体喊话，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入侵孟山都公司办公室。也在这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在欧、亚、非等地蔓延，这曾让莱纳斯很自豪，“这是我参加的公众运动中效果最为显著的一次”。
谁也没想到，莱纳斯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女士们先生们，我首先要向大家致歉。我很抱歉，在过去几年里，我毁坏过转基因作物；20年前我曾帮助发动反转基因运动，做了不少抹黑转基因技术的坏事。我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坚信任何人都有权选择健康营养的膳食，我本不应该选择这样一条事与愿违的道路。”接着，面对目瞪口呆的听众，莱纳斯做了长达50分钟的“忏悔”，他不再像往常那样频频说出煽动性的话语，而是用事例和科学理论来阐明转基因作物对于农业、环境以及人类的好处。最终，莱纳斯的演讲令听众们信服，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莱纳斯对于反转基因运动的“倒戈”震惊了世界，他的个人网站瞬间因为流量过大而崩溃，他的推特也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条留言。人们的反应大相径庭，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大都感到得意和庆幸，而曾经信任莱纳斯的人会有一种被好友背叛的愤怒感，更多的围观群众则表示疑惑不解，为何一位科学界的公众人物会如此彻底地背离初衷，在学术观点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为什么现在他公开忏悔了呢？这样的态度大转变在环保界并不常见，上一次引人注目的是2011年，曾参与创建绿色和平组织的帕特里克·摩尔退出了绿色和平组织，开始支持核能。
莱纳斯的致歉视频，正影响着转基因领域争议的格局，反转基因活动家发起了一场反对莱纳斯的运动。而他得到了不少遗传学家和植物学家的支持，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尼娜·费多罗夫教授就曾做客他的博客，为其站台。
马克·莱纳斯
马克·莱纳斯说，“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应该结束了。”但大自然保护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特瑟克却说，“莱纳斯的演讲让转基因的讨论开始了！”
从反对转基因到力挺转基因，莱纳斯的转变其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与他在环保事业中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莱纳斯1973年出生于太平洋岛国斐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开始了科普撰稿人的职业生涯。20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开始专门评论生态环保问题，他的文章常常见诸于《卫报》《观察家报》《新政治家》等著名媒体，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读者粉丝。这时的莱纳斯充满了激情，他坚定地支持环保事业，只要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都足以让他愤怒。工作之余，莱纳斯加入了激进的环保组织——“地球优先”。这个组织认为，机器大工业给地球带来了环境危机，贪婪的资本家和大公司正在毁灭地球，而“地球优先”的任务就是“对抗资本家，保卫地球”。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莱纳斯成为了一个无所畏惧的环保斗士。
1996年，在另一个著名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莱纳斯第一次听说了农业公司通过改变农作物基因来培育新品种的事情。与许多反转基因人士的反应一样，莱纳斯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的食物供给产生了违反自然的破坏。于是，莱纳斯撰文抨击转基因作物以及孟山都公司（美国跨国农业公司，最早生产转基因大豆、玉米以及棉花）。这是世界上首篇公开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文章，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山都公司一时间也因为莱纳斯的抨击而名声狼藉。
随后，“地球优先”将反转基因视为组织活动的头号大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他们撰文、演讲、游行、发传单，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恐惧如野火般蔓延。
莱纳斯和他的同党们渐渐不再满足于温和的抗争，他们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出格。1997年，莱纳斯纠集了20多人，在夜间偷偷摸进了英国东部的一处转基因农业试验田，他们挥动镰刀，将那里的农作物破坏得一塌糊涂。1998年，莱纳斯又将袭击目标锁定在绵羊“多莉”身上。这只可爱的绵羊是世界上首只人工克隆的动物，其实并不属于转基因生物，但对克隆技术缺乏了解的莱纳斯仍然想要偷走它。为此，莱纳斯和同伴化妆成美国游客，他们混进爱丁堡的罗斯林研究所，等到天黑闯入了羊圈，但并未得手，因为“多莉”和其他绵羊长得实在太像了，无法从羊群中分辨出来。
不过，莱纳斯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活动并不总能在平静中收场，一些意外的事情开始让莱纳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1998年的某个深夜，莱纳斯正在英国某处庄稼地里砍伐转基因玉米，结果被警察逮个正着。同年，孟山都公司设在英国的办公楼前爆发了静坐抗议活动，莱纳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负责活动的各个环节——踩点、发传单、叫人、雇大巴。但莱纳斯发现，许多市民用异样的、嫌弃的眼光对待他们的行为。这让莱纳斯很困扰，因为他一直自认为是守法良民，但他感觉自己似乎染上了“流氓习气”。
到了2000年，莱纳斯和“地球优先”之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分歧，他在伦敦组织的一次环保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商店被袭击，阵亡将士纪念碑也被画上了涂鸦。事后，“地球优先”的领导层在一间酒吧开会，每个人都得意洋洋，他们觉得自己露脸了，或者给了资本家一个教训。但莱纳斯对此并不认同，他觉得暴力行为带来了灾难，只会让大众疏离。在莱纳斯开诚布公说出自己的意见时，没想到在场的人却对他发起了人身攻击。
莱纳斯开始反省了，他体会到环保激进分子的伪善，那些人嘴里嚷嚷着科学、宽容和民主，却只会蛊惑人心，然后用暴力去攻击不同的意见。于是，莱纳斯从社会活动中淡出，专心写作。
2004年，莱纳斯写完第一本书——《涨潮：气候危机的真相》。为了讨论的气候变化的后果，莱纳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中，寻找气候变暖的证据和影响，并因此爱上了科学。随后，在继续充实科学知识的同时，莱纳斯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优秀的科普书籍，他的《6度：一个变暖星球的未来》赢得了2008年英国皇家学会最佳科学图书奖；《上帝的物种：拯救人类时代的地球物种》获得2012年美国奥克兰“突破研究所”的科普图书范例奖。回归科学的理性派
直到2008年，莱纳斯还在为反转基因运动摇旗呐喊，但他已经有些言不由衷了，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科学理性派。在大量接触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后，莱纳斯发现，转基因技术其实被妖魔化了。
比如，曾经在中国引起争议的“黄金大米”是转基因作物，其中加入了可以合成维生素A的β胡萝卜素的基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约有2亿儿童和近2000万孕妇患有不同程度的维生素A缺乏症，每年发展中国家有30多万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将近70万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导致免疫力低下。虽然动物性食品中富含维生素A，包括胡萝卜在内的多种水果蔬菜中也含有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的胡萝卜素，但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很难吃得上肉类和果蔬。科学家研究黄金大米就是想以低成本、便捷的方式帮助人类克服维生素A缺乏症。然而，反转基因组织一直在游说抵制“黄金大米”，人们于是因为恐惧而拒绝了它，其实过于武断了。
“黄金大米”
为了进一步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利弊，莱纳斯开始周游世界，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他发现，有时候，转基因农作物不仅不会增加污染，反而抗虫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少的杀虫剂；有时候，农民和大公司同样青睐转基因农作物，印度农民正在偷偷种植印度政府明令禁止的转基因茄子，而巴西人也在食用转基因大豆。更重要的是，人类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到2050年，人类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和有限的肥料、水、农药，在气候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养活近百亿人口。
2018年，莱纳斯将自己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看法写进了他的新书《科学的种子：我们如何误解了转基因》，他不再纠结于立场问题，他已经明白，从科学的角度发出理性的声音，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之道。
“大汽车公司推行的轮子，你也反对吗？”
南方周末：你的致歉演讲被翻译成了67种语言，这是你期待的吗？
莱纳斯：我没期待我的演讲被与会者以外的人听到。我没有故意吸引注意力，只是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动态发布到个人博客。其实，我所陈述的观点早已被科学家在科学文献中论证了十余年，毫无新意。但我的演讲似乎演变成一场媒体事件，主要是因为我改变了对转基因的态度，这比较不常见。
南方周末：既然不常见，大家会猜测背后一定有不常见的原因。
莱纳斯：我态度的转变不是灵光一现，而是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2008年我还在英国《卫报》上撰文痛批转基因技术。但长文下的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既然你因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大的汽车公司所推行的轮子，你也反对吗？”这条质问很有趣，我开始反思，或许这些转基因产业的大公司跟其他的大公司比如谷歌、苹果没什么两样呢。
当时，我才猛然意识到，我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我决定不再写任何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文献里。当我闭嘴不言，专心研读时，我逐渐接触到科学家们的研究，我开始觉得转基因不应是一场政治议程，而是一项科学议题。读得越多，我意识到我之前错得越多。
南方周末：有人难免会质疑，除了科学，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莱纳斯：也许很难置信，但的确是对科学的认识使我转变了态度。当我停止从基金组织那里获取信息时，我对转基因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对未来的粮食生产至关重要，同时能减轻农业对环境的负担。
南方周末：转基因的种种好处，你更多是从书籍里看到，还是在实践中获得，你确认这些好处吗？
莱纳斯：有些优势并非转基因独有，我们并不总是需要转基因。但对某些作物，转基因能使其获得抗病能力，并减少农药的使用。在农业实践中，在印度和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使杀虫剂的用量大大减少，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现在还有许多其他的转基因作物变得可用，它们能减少化学品的使用，提高氮素的利用效率，能抗旱、耐涝，并应对未来气候变化。
南方周末：哪些人支持你的态度转变，又有哪些人反对？
莱纳斯：我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他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来自公共领域的科学家们也肯定我，找我讨论如何改进转基因监管体系。
但我从前的朋友，特别是曾一起参与反转基因运动的朋友开始对我有敌意，他们在Facebook或其他地方质疑我，反对我，指控我夸大角色，在充当一个支持转基因运动的领导者的角色。
“没人付钱让我为转基因技术说话”
南方周末：你怎样看待转基因技术持续经年的争议？
莱纳斯：很多争议是围绕安全性而展开。的确，转基因技术很强大，若生产出不好的产品将是很悲哀的事。我们要时刻把安全铭记于心。
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独立的科学研究去了解转基因，不要受立场不独立的运动宣传的影响。散布恐惧比让人安心容易多了。15年间，人们已经食用了超过3万亿份含转基因食品的伙食，至今为止没有发现一起实质性的伤害事件。这概率比走在路上被陨石砸到还要低。
南方周末：15年会不会太短？也许需要更长时间比如50年来评定？
莱纳斯：这种说法对任何事情都适用。相比它的好处，它的危险微不足道。现在市面上的转基因产品都是经过毒理和药理实验安全测试的，但人们依然恐惧。因担心转基因的危险而拒绝它，就像因噎废食。
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消除饥饿，转基因作物是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一种途径。当有数亿人食不果腹的时候，我不想去谈论转基因技术在50年后的潜在危险。
南方周末：如果转基因有害，它一旦全球推广，其后果也是不可逆的，这是否也是人们内心恐惧的来源？
莱纳斯：人们内心的恐惧源自对转基因的误解，其实传统的植物在育种新品种时，也会产生比转基因产品多得多的新基因，其中许多未经检验就被推广。很多人不了解基因，不知道其实人们所食用的有生命的物质都含有基因。
至少目前，几乎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有害，少有的宣称转基因有害的科学家往往立场不独立，企图制造公众恐慌。
南方周末：支持转基因者同样也会被认为立场不独立，比如那些转基因科学家的研究都是超脱利益的吗？
莱纳斯：的确，因此我不与转基因产业的人打交道。讲座传开后，我收到了一些来自转基因公司的讲座邀请，但我一概拒绝。我只想做一位独立的作家，没有人付钱让我为转基因技术说话。
目前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对转基因作物没有独立的评估。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的一份欧盟文件指出，25年来，仅在欧洲已有130个转基因研究项目，超过500个独立的转基因研究小组，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转基因危害的证据。
南方周末：如果说我们应该依靠科学而非活动宣传来了解转基因，那么支持转基因的宣传是否应该跟反转基因的宣传一样被警惕？
莱纳斯：一切都取决于证据，在于保证信息源的独立性。如果公司对于产品的价值做出了虚假的估值，如果活动分子宣扬不存在的危险，这都需要予以曝光抵制；来自公共领域的，不涉及商业利益的科学家的宣传是可靠的。
“转基因被禁止，是对选择的拒绝”
南方周末：印度批准种植了转基因抗虫棉，却拒绝了转基因茄子。不同的转基因作物在印度命运截然不同，你怎么评价？
莱纳斯：关键在于，茄子是食物，棉花不是。印度85%的棉花是转基因的，它们更抗虫。印度农民同样想种植转基因茄子，但印度政府受国内反转基因势力的影响不批准转基因茄子的进入。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也参与反对转基因茄子进入印度，因为这意味着农民将减少使用它生产的杀虫剂。
南方周末：农民热切希望种植转基因作物，但监管安全的职责更在政府。
莱纳斯：虽然农民的选择不一定合理，但至少应给他们表达自己需要和选择的权利。转基因技术在很多国家被禁止，是对选择的拒绝。
很多政府的监管不是基于安全考虑，而是基于各方压力，包括公众的恐惧。在欧洲，比如法国和奥地利，转基因作物的批准因为纠结的国内政治而被永久搁置。在中国，我同样听说三名参与黄金大米试验的科研人员被停职。
我不了解中国的转基因监管体系。但近年来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很大，很多转基因作物，如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被种植。从这种角度讲，我希望欧洲能向中国学习，欧洲几乎没有转基因作物。
南方周末：如果说尊重选择权，那政府拒绝批准转基因技术的选择权，是否也该获得尊重？
莱纳斯：欧洲国家拒绝转基因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转基因技术在欧洲等发达地区被禁止会影响世界其它地区，它们可能会担心出口问题，进而导致不必要的和毁灭性的监管。
南方周末：你的演讲会否改变目前转基因的争议格局？
莱纳斯：人们害怕转基因是因为二十年来的反转基因运动。而关于安全性，科学家们已经研究数十年，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被忽略了。据我了解，已经有一些反转基因人士像我一样转变态度。但我们不能指望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转变态度，它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承认错误，可能最终名誉扫地，并失去资金支持和品牌价值。它们似乎在一个洞中不断挖掘，罔顾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植物学家们都在反对他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