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526。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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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雪白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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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5月27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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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括后世纪念
沈括梦溪园
沈括晚年的故居梦溪园，位于镇江市梦溪园巷21号，据史志记载，梦溪园原面积约十亩左右，内有岸老堂、萧萧堂、壳轩、深斋、远亭、苍峡亭等建筑，还有一条溪水流经园内。沈括居此八年，死后归葬于杭州，梦溪园遂逐渐荒芜。南宋宁宗年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曾修葺维护。后梦溪园数易其主，原貌已荡然无存。
1985年，市政府在原址附近，初步修复了梦溪园。修复后占地2亩，由两幢青砖平房和一方庭园组成。前幢为清代修建的硬山顶平瓦房，坐东朝西，门上端嵌有茅以升题写的“梦溪园”大理石横额，内置沈括正面画像、沈括摩崖题铭拓本和“梦溪”古石碑。后幢为清式厅房，坐北朝南，正中是沈括全身坐像，两侧陈列着比西欧早四百年的地磁偏角的记载，以及反映沈括一生科学成就的实物和图片等。
沈括沈括墓
据《钱塘县志》、《杭县志稿》等文献记载， 沈括墓位于安溪乡太平山下。1983年，余杭县文物普查，在太平山南麓发现了沈括墓。墓穴由砖砌而成，内有北宋青瓷花碗及熙宁、元丰、元祐钱币；墓穴南30米为二尊石翁仲，一倒一立，手执笏，但头部已被毁；另有墓道、墓碑头。
1986年，沈括墓被列为余杭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9月，沈括墓完成第一期修缮工程，重建了坟墓，立了墓碑，铺设墓道，除原翁仲外，增设了石马、石羊等设施。
沈括沈括星
1979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了纪念沈括，将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星。
沈括不名誉事之一二三
一、治世之能吏，谗佞之小人
二、沈括卖友，苏轼乌台诗案成讼
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四、品评沈括——寂寞身后一千年
湖海散人解密
《宋史·沈括传》是这样评价沈括的：“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在那个崇文读经、吟诗填词的主流时代，理科被视为末学，甚至被讥为奇技淫巧的旁门左道。沈括却才学绝世，兼擅文理，是个文化、科技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用独步千古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人的一生，能够专注的干成一样有益的事情，就很了不起了。
沈括却干成了他想干成的一切事，可以说干啥啥成，不但博而专，而且博而精。从这一点来说，怕也是后无来者的了。因为现在以至未来的号称博士者，其实只是某一方面的专才而已。
沈括的辉煌盖世无双，却在身前身后痛遭非议。寂寞身后一千年，何以如此？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沈括具有古今少见的智商，爱因斯坦恐怕也不及一二。遗憾的是，他的情商与智商不成比例。在政治上的投机行为近似小人，在当时，人们就对他的道德品行和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举，嗤之以鼻。一个人的诚信破产了，道德出现了危机，也就决定了他仕途的跌宕和才高名微。
和物打交道，沈括是成功的；和人打交道，沈括是失败的。
因为他显赫的才华不足以在政治的风险和浊浪中游刃有余，甚至被异化。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最无情的钳手，它往往可以把一个最善良的人的灵魂扭曲。为了防止自己呛水，或找一个替自己呛水的人，从而不顾一切的寻求微茫的希望，哪怕这是一根稻草，也会误认为是一根飘来的救命木头，于是不顾后果或自认为聪明的想拼命的抓住它，又往往陷入了更深的灭顶之灾。这固然呈现着世俗的“伪”的倾向，但人性的弱点也在这种“真”的冲刷中，裸露出它原本藏匿很深的本质来。
沈括就是在这种政治风浪的投机中，一次次把自己推向了江湖的最前沿，从而毁誉参半，使得自己世俗的名声沉沦到了最深的深渊。
一、治世之能吏，谗佞之小人
北宋建立伊始，统治者就推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官僚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纳赋税的特权，致使农民起义频仍，“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北宋官僚机构又非常庞大臃肿，冗官冗兵众多，唯享受俸禄，而无职事；外加每年贡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严重的外患和各种交织的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威胁着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为解决沉重的财政危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就是势在必行的选择了。但当时在朝廷上，在对待民生、解决危机的路线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坚决主张变法图强，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却抱守祖宗之法，百般阻挠。两派势同水火，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朝廷上都想争取更多的同盟，此时的百官僚属管你情愿不情愿，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支持变法，要么反对变法。
此时的沈括已在昭文馆工作了好几年，且与王安石是远房亲戚，沈括父亲的墓志铭还是王安石所撰。宋时的墓志铭，撰述者多是社会贤达，两家的渊源可知。感情自然亲近，时常往来，交往甚密，甚至放言纵论时事，就富国、强兵、安民、定邦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政见又惊人的一致。加上此时王安石已获神宗的信任与支持，其改革之举已是顺流之势，无人能挡。因此，沈括就很自然地站在王安石一边，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运动。
他不但在口头上表态拥护，而且以自己卓越的才学和能吏的干练本色，不遗余力地帮助王安石推行新法。为他筹划、帮办许多难办的大事，显示出在政治方面的才能。沈括又逢人便夸新法的种种好处，是为民生立命，为国家聚财、为未来开太平……
王安石深心甚慰，引沈括为知己，视为最可靠的政治盟友。变法近十年间，沈括的官职不断得以提升，政治前程进一步看涨。
为推行新历，沈括毅然决然地在司天监进行变法，罢免了六名墨守成规的旧历官，把平民出身的盲人、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历算家卫朴破格提拔，参加领导改革历法工作。沈括的改革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攻击和陷害，但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历五年终修成了“奉天历”。新历既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也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沈括的可贵之处，凡事注重“穷理尽性”，探索事物的本源。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不仅仅拘泥于儒家经典，而是敢于把自然奥秘的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社会改革中展现经世致用之学。
为推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公元1072年，沈括积极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汴河是从京都开封经淮河入运河，到达江南的惟一水上通道，战略地位重要。但多年疏于治理，淤积严重，大大影响了流域内的农业灌溉和航运。他亲自担任“治汴委员会主任”，实测了汴河下游到淮河两岸共840多里河段的地势。采取分层筑堰技术，用了四五年时间，造淤田1.7万多顷。不仅使农业得到发展，使人们感到变法的直接好处，而且使汴河再现了“过尽千帆，斜晖脉脉”的美丽景象。
为贯彻落实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法，沈括又研究了军事学、物理学、数学、地理学等学科，完成了《边州阵法》等重要军事著作；并研究了熟铁和钢铁的性能，改造了军器，制造出“柔薄而韧”、“强弩射之不能入”的铁甲。为研究军需粮草的供应和部队的调动，他发明了“隙积术”“会圆术”等数学命题和计算方法。
为了宁边，沈括于1075年(熙宁八年)，出使辽国，办理边界交涉事宜。在此之前，辽国曾擅自在两国边境归属有争端的地区派驻官员。辽使萧禧更是恶人先告状，到东京提出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30里地方应该属于辽朝的领土要求，要求宋廷确认。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无法反驳他。双方争执了几天，没有结果。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谈判，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们背熟。沈括一行来到辽国，辽朝派宰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的随行官员们都对答如流，有凭有据。最后，沈括又拿出自绘的地图，说，过去两国的协议是以古长城为边界，辽国这次明显越界了30里。驳得杨益戒虽恼羞成怒，却又哑口无言。经过13天6轮的艰苦谈判，迫使辽国不得不放弃对北宋的领土要求。沈括不辱使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南下归途中，沈括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每经一地，就把沿途的民风习俗、地理形势、关隘险要，都一一详加记录，绘成地图，献给朝廷。
随后，沈括又完成了《熙宁使虏图钞》这部重要著作。
宋神宗认为沈括建有大功，遂拜他为翰林学士。
……
由以上叙述可知，沈括能力确实很强，为变法做出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王安石因此对沈括相当倚重，委他为访察使，又委为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权三司使，派他外出考察新法执行情况以及效果如何。
不知沈括是性情懦弱，还是多思少言，不喜抗辩。沈括从不违上，甚至还顺竿上树，谄佞媚上。这不但表现在变法的问题上，而且在宋与西夏的军事斗争上，都是如此。虽然他知道孰是孰非，但为取悦上司，往往应声附和，推波助澜。这固然有专制制度压抑、扭曲人性的一面，但沈括性格方面的缺陷，个人道德操守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他每每回京后，都是报喜不报忧，汇报单拣好听的说，极尽攀附之能。对变法里面诸多不合理的事项，只要王安石决定要执行的，沈括无不极力附和，盛赞新法是如何的便民，人民是如何的拥护国家的新政策，城乡是如何一副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市肆又是如何一幅繁荣昌盛的极乐图。使王安石大为高兴，但也从此成了一个不了解真相、闭目塞听的人，王安石失败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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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括后世纪念
沈括梦溪园
沈括晚年的故居梦溪园，位于镇江市梦溪园巷21号，据史志记载，梦溪园原面积约十亩左右，内有岸老堂、萧萧堂、壳轩、深斋、远亭、苍峡亭等建筑，还有一条溪水流经园内。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527。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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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伴随着温暖的体温和柔软的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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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5月28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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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法在执行中已经暴露出了它的弊端，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朝廷内外，破坏和阻挠变法的势力异常强大，且相互勾结，致使新法贯彻不力，民间怨声载道。如果沈括当时能够如实汇报，及时的提醒王安石，那么新法也就不会那么快的废止，大宋的历史或许会驶向另一轨道。
但历史没有假设。
总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在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下，第一次被罢相，黯然下台。沈括作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深怕连累，急于洗白自己。而他采取的方法又非常的不地道，就是反戈一击，重新寻找新的靠山。把锋利的剑戟无情刺向自己先前的战友，作为觐见新的主人的见面礼——
他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个秘密报告，洋洋万言，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
其变化之迅捷，转向之坚决，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转身就把这秘密报告递给了皇帝。
在当时，不仅王安石鄙视他，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连神宗皇帝也看不过去，说沈括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从此就很不待见他了，“始恶括之为人”。
这下好了，沈括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里外不是人。变法党人骂他变节，保守党人嫌他维新。新旧党人都像躲瘟疫一样的唯恐避之不及。
智商远远高于同时代任何人的他，却在政治斗争的浊流中，情商近似乞儿，可悲啊！沈括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很是落寞不堪。
更有那新旧党人中的不平之士，见皇帝也讨厌沈括，就投其所好，上书弹劾他。说他出使辽国时，出卖了国家利益，辱国失地。实际上，沈括使辽和辽国的边界谈判很成功，只是神宗自己软弱，答应了辽国其它的苛刻条件（如增加岁币等），之后又后悔不已。
沈括何罪之有？但政治就是这么险恶、无情、肮脏。沈括这时候被拉出来当替罪羊，也是他身患政治投机病所带来的直接恶果。
谁叫他是反复小人呢？！
因为沈括的为人，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辩诬，也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辩诬。
沈括只得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咎由自取的悔恨，出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知州去了。
三年后，为抵御西夏，他又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主理当地军政事务。朝廷希望借助他的军事才能，经略陕右。
在宋朝和西夏的百年对峙中，宋朝总是输多赢少。
元丰四年（1081年）11月，宋军终于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役，击溃了西夏军，占地两千多里。神宗大喜，命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再于元丰五年（1082年）8月，分兵合击，企图一举解决西夏问题。
徐禧等人便乘胜利之威，攻入横山地区，直逼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徐禧建议朝廷在永乐川筑城，以逸待劳。沈括极力附和，言是楔入敌方心脏的一颗钉子，可攻可守。神宗遂于元丰五年8月令徐禧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城距西夏国首都银州仅25里，“地形险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赐名银川寨。果然，西夏以倾国之师来争。高永亨建议徐禧趁敌未稳，突袭敌军。徐禧犹豫不决，以致大势尽失，又不知以重兵保护水道，仅以万余人列阵城下。西夏军渡河后，即向宋军发动猛攻，宋军战败，退入城中。永乐遂成孤城。西夏军截断流经城中的河流，宋军渴死者大半，形势非常危机。宋神宗闻报大惊，急令沈括以及监军宦官李宪等人营救永乐。守卫米脂的沈括欲率军驰援，但得报西夏军数万正奔袭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而种谔由于怨恨徐禧，也未施予援救。致使永乐城陷，徐禧、李舜举和李稷以下数万官兵全部死难。史称永乐之役。
永乐之役，西夏军队完胜，宋朝想“灭此而朝食”梦想遂成泡影。噩耗传来，神宗彻夜绕床不眠，次日在金銮殿上忍不住失声痛哭。从此郁结添胸，含愤带怨，两年后即告崩逝。
战后追究责任，因为徐禧已死，不予追究，沈括便以“始议城永乐，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的罪名（即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后又驰援不力），又一次当了替罪羊。
这就是沈括的人生悲剧，他明明知道永乐筑城是一次军事冒险，但因为徐禧是他的上司，也就谄佞的附和这一错误的决定，且动手实施，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失败。
历史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永乐之役和神宗之死，彻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生态。
沈括被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团练副使、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安置。
宋朝极少严厉处罚大臣，这处罚对他虽然不重，也还公平，但实际上已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虽然在元佑年间，他还有过短暂的起复，但也仅是光禄寺少卿之类的虚官。
从此，他便绝意仕进，专心著述。于是也便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不朽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从这一意义上说，沈括的再次遭贬，或许是他本人履历上的小不幸，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上之大幸了。
二、沈括卖友，苏轼乌台诗案成讼
在政治与科学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沈括。
沈括在科学上具有理性的求实精神，但这种精神，在政治的波诡浪蹫中却消失殆尽。
沈括生于1031年，长苏轼五岁，两人是同年进士。如果说苏轼是人文学大师的话，那沈括就是科学界的泰斗。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苏轼和沈括都是两院院士，在崇文院共事多年。沈括入昭文馆是在1066年，苏轼入史馆是在1067年，几乎是前后脚入馆的。英雄拱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
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起码维持着表面上的友谊。
沈括倾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被提升为太史令兼司天监、军器监、翰林院学士、权三司使等职，权倾一时；苏轼虽然也赞成变法，但却不赞成王安石所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是温和的社会“改良派”。他对变法虽有支持，但更多的是批评，甚至对某项政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这自然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意愿相违，引起王安石的不满。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趁势放大变法的负面效果，把苏轼争取到了反对派的阵营。
据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熙宁四年(1070年)，是大比之年，苏轼为主考官，主持了这一年的科举会试，他出的题目是：“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王安石闻讯，大为不快。
显然，王安石认为，苏轼罗列出历史上一些独断专行的人，是采取一种“影射史学”的“春秋笔法”，让天下举子们借古讽今。意在讽刺自己因为神宗的宠信而有专擅朝政之嫌。
御史谢景温秉承王安石之意，上奏神宗，以试题“谤讪朝政”的罪名弹劾苏轼。苏轼自知在都城已难以立足了，便上书朝廷请求外放。遂于熙宁五年（1071年），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相当于杭州市副市长）一职。
这是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应该看作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开幕式。
开幕式之后，主要人物就开始陆续登场了。
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这人文人气重，非常恋旧。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只谈友谊，不谈政治。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拜读”，学习学习。苏轼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哪里想到其中有诈，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沈括当天晚上就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通，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用附笺的方式，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御史台中丞李定，表示苏轼诗文中有“多讪谤”朝廷之处。
他举了苏轼诗中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此时，朝中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新党四处寻隙，正在到处寻找打败“旧党”的理由。这下好了，瞌睡来了有人正好送来了枕头。他们便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人物从朝中清除。
恰在此时，即元丰二年（1079）4月，苏轼由杭州改任湖州知州，苏轼在给朝廷的谢表中又有这样几句话：“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又被抓住了把柄。
于是御史舒亶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上疏，指责苏轼的谢表是“谤讪讥骂”朝廷。
但二人最初的上疏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
御史中丞李定便再上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没有罗列苏轼具体的罪状，而是泛泛地指出苏轼的牢骚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制度的高度，目的是要置苏轼于死地。
李定之所以这样做，固有其政治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的恩怨。
原来，李定母亲病逝时，李定却不穿孝服，不为母守丧。当时的士大夫们都责其“不孝”，认为此人同于禽兽，“不可用”。但王安石却因为李定是变法的拥护者，而力排众议，加以擢拔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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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法在执行中已经暴露出了它的弊端，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朝廷内外，破坏和阻挠变法的势力异常强大，且相互勾结，致使新法贯彻不力，民间怨声载道。如果沈括当时能够如实汇报，及时的提醒王安石，那么新法也就不会那么快的废止，大宋的历史或许会驶向另一轨道。
但历史没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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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三天傍晚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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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时有一个孝子叫朱寿昌，少时母子离散。朱寿昌后来官至一品，想着生不能赡养母亲，竟至双目泣血。便辞官遍游天下，寻找母亲，终于在同州与母亲相会。苏轼闻讯感慨不已，写诗称赞朱寿昌：“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
与李定的“不孝”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定便异常忌讳人们提起朱寿昌的名字。而苏轼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李定由此认定苏轼的诗，明着是赞扬朱寿昌，暗中却是在讽刺自己。但又不好发作，自此竟深恨苏轼，结下梁子。
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上疏附和李定、何大正、舒亶，均指责苏轼“谤讪国政”。神宗皇帝见这么多人弹劾苏轼，三人成虎，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
结果可想而知，苏轼“谤讪新政”的罪名遂告成立。
元丰二年（1079）7月，苏轼便在湖州被捕，此时距他转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
据宋人笔记记载，当时苏轼正在衙署办公，两个悍吏冲进大堂，宣读了逮捕令。苏妻便扯着苏轼的衣服泣不成声，不肯放手，悍吏催逼又急。苏轼此时还不忘冷幽默，说：“你就不能学学杨朴的妻子，作首诗送我么？”妻子不由大笑起来，苏轼这才得以脱身。杨朴是真宗时的隐士，被迫入京见驾，真宗问他：“卿临行时可有人赠诗么？”杨朴说：“只有臣妻作了一首：‘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轼在家中时常给妻子讲述这一趣闻，想不到今天竟辛酸的应验在自己身上。
苏轼被押解到汴京，关进御史台大牢，等待判决。深感前途险恶，生死未卜，一度相当悲观。与其子苏迈暗中约定：每天去监狱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有个心理准备。一日，苏迈因到市上购粮，便将往狱中送饭之事委托一位亲戚代劳，但却忘记告诉亲戚暗中约定之事。那个亲戚出于好心，就给苏轼做了一条美味的腌鱼。苏轼一见大惊失色，以为死刑马上就要执行了。便以极度悲伤之情，写下了两首绝命诗，送给弟弟苏辙。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不敢隐瞒，将诗篇呈交给神宗皇帝。
由于苏轼名满天下，每有新作，宫中的皇室成员都争相传抄。
仁宗皇后是神宗皇帝的祖母，当她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已是沉疴在身。神宗为了祖母的健康，打算大赦天下为她祈福。仁宗皇后却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一人就算为我祈福了。”她还对神宗说：“过去仁宗擢举贤良，苏轼苏辙兄弟科举登第，仁宗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二太平宰相呵，难道你要杀掉苏轼吗？”仁宗皇后边说边流泪，神宗皇帝也在一旁陪着垂泪。人们纷纷为苏轼求情。
丞相吴充有一次问神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说：“猜忌心重。”吴充说：“陛下是当今尧舜，当然看不起曹操了。但他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 罢相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神宗说：“这是苏轼自寻苦恼。我只是想挫搓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
经过五个多月160天的漫长审讯，最后以“讥讽政事”罪定谳，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前后牵连苏轼30多位亲友，涉及他10年来创作的100多首诗词。
“乌台诗案”是历史上一起著名的文字狱。
为什么要把这桩文字狱称为“乌台诗案”？这里有一个典故。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生长着许多枝繁叶茂的柏树，常有成群的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人们就以乌台代称御史台。所以，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被称为“乌台诗案”。
对“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南宋的陆游、朋万九分别有详细的记载，并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成册，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有人会提出疑问，苏轼入狱，沈括并不是主谋，而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等四人。但无可否认，沈括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由于他的出卖朋友之举，“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有人指出，沈括陷害苏东坡，是因为嫉妒他的才高名重，既如文坛领袖如欧阳修者，也对苏轼称赞不已：“当避其一头地”。实际上，沈括陷害苏东坡，只是为了讨好王安石。树立自己在变法派中的位置，这完全是由于他自身的道德操守不佳所决定的。因为沈括进入政治漩涡以后，耳濡目染的都是一些厚黑的投机政客，在这个大酱缸中，不乏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的大内高手。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或卖友求荣，而对像苏轼这样的不同政见者，讲究温情，留下后患，那无疑就是对自己的残酷。
因为苏轼自恃名高才重，“与朝廷争胜”，比起那些没有名气的守旧派来说，影响当然大多了，所以宋神宗和朝中的变法派们就难以容忍了，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利用文字之过来打击政敌，是苏轼入狱的根本原因。沈括很好地把握住了变法派的风向。
虽然构陷乌台诗案的小人不只沈括一人，但他却是出卖朋友的唯一一个。
后人每说到苏轼，便会联想到乌台诗案。而历史上在解释乌台诗案的成因时，又无不提及是“因沈括的告密”而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神宗死后，太皇太后废止了新法，保守派得势。
苏轼长期在地方工作，知道某些新法于社会发展有利，不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止。再加上当时变法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后，郁闷中也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被人告发。守旧派便群起而攻之，欲借此整肃变法派。苏轼深有感触，密请停止报复，但守旧派哪听得进他的话？终于使蔡确得到了类似苏轼的经历。这两件事使苏轼再遭排挤，被贬为杭州知州。而永乐之役后，沈括早已在政治上失意，废居润州，居然跟没事人一样，找苏轼叙旧，对苏轼礼数周全，“迎谒甚恭”。
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因为好背后使坏，道德品质有缺陷，常被人非议。受到了几个时代的冷遇。死后既没人给他建碑，又没人给他写墓志铭。就连他的生平传记，也仅仅附在《宋史，沈遘传》后，而没有单独列传。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不管你做什么，归根到底是做人。
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苏轼曾作《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诗，嘲笑男人惧内，诗云：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沈括一生惧内，婚姻生活很是不幸。他一生两娶，第一任妻子叶氏史书记载不多，只知道她在治平四年(1067年)初，年纪轻轻的就得病死了。那时沈括已在首都昭文馆工作，向朝廷告假归葬妻子。8月回朝后，即被提升为昭文馆校勘，奉命考订郊礼沿革并重新订制郊祭仪式。 沈括刚中进士那年（1064年），出任扬州司理参军。朝中有位大臣叫张刍，也奉命前往扬州任淮南转运使。沈括工作认真，又尊重上司，协调配合能力很出色，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由此，沈括给张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刍入朝后，便极力荐举沈括入昭文馆任职。当张刍得知沈括妻子不幸病故后，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沈括作继室。张刍对沈括有知遇提携之恩，又官居显位，沈括顾念旧情，不便拒绝。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娶了张女氏为后妻。
不料这张氏生性骄蛮，性情凶悍。平素喜怒无常，常作河东狮吼。即便天气阴霾，也会心情郁闷。且有虐待癖好，每次发怒，都要打骂沈括，看着沈括痛苦的表情，方能消气，以致渐成习惯。沈括性情软弱，便养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甚至畏妻如虎，见了张氏，两股战栗，大气也不敢出。这样的家庭婚姻，搁在现在，早拜拜N次了。而沈括竟与张氏一道生活了20多年，其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自从沈括在背后下了王安石的烂药之后，致使新旧党人都不喜欢他，质疑他的道德准则。自此，便在宦海里浮沉，受尽贬谪之苦。张氏不但没有一丝安慰，反而大骂沈括无能，稍不如意，即施以荼毒。
宋人朱彧是沈括的亲戚，著有《萍洲可谈》一书，在卷三，详细的记载了张氏的刁蛮恶毒。《萍洲可谈》虽是笔记，但记载沈括一条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这是因为，朱彧的二姐嫁的男人就是张氏的儿子沈清直，非常贤惠。而张氏一天到晚、有事没事就要跑到朱家，诉说朱女的不是，闹得两亲家关系很是紧张，最后朱彧的二姐还是被张氏无故赶出了家门。从此，闲居娘家十多年。直到张氏去世，才被沈清直接回了家。
沈括的长子沈博毅，是前妻叶氏所生，就因为是前妻所生，张氏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没有任何借口，也被她赶出了沈家。沈博毅只得独自到秀州居住。
沈括舔犊情深，常去看望，并偷偷予以接济。张氏闻知，勃然大怒，便诬告沈博毅忤逆、偷盗。经常跑到秀州衙门去，状告他们父子。弄得沈括灰头土脸，在同僚间很没面子。
而张氏对沈括，更是“照顾”有加，“时被捶骂，摔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她虐待上瘾，形成依赖，如果哪天不箠打沈括，她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如果哪天得尝所愿，她睡梦中也会笑醒。她发明了许多修理沈括的家法，如罚跪、顶碗、“坐飞机”、挂牌游街等，沈括稍有不从，她就上前疯狂的揪住他的胡须，狠命的一拽，连皮带肉的一捋胡须便被扯将下来，扔到地上。弄得沈括血肉模糊，呲牙咧嘴，也不敢喊痛。儿女们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吓得抱头痛哭，就跪求张氏息怒。她却无动于衷，毫无恻隐之心。任凭儿女们号恸，她却像无事人一样。可见张氏之凶狠、冷血、无情。
呜呼，在中国古代，女性多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其命运可想而知；相反，如果不幸娶一个悍妇在堂，男人的生活情状也同样悲哀。沈括当时是朝廷重臣，名闻天下。却甘愿受悍妻的荼毒，毫无反抗的意思。这在男权社会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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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沈括投闲后的十余年里，两人移居梦溪园，在此住了八年多。就在这八年之间，张氏对他的虐待更是变本加厉。身体的损害倒在其次，沈括的心灵所受的创伤，使这位杰出的科学巨人，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从元佑六年(1091年)起，他便身染疾病，枯瘦如柴，经常处于精神恍惚，神志不清的状态。这无疑是张氏长期家庭暴力侵犯的结果。
然竟何以至此？一是沈括内心怯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意识，认为忍一时之气，可得百日平安，不成想却事与愿违，张氏竟养成习惯；二是张氏的跋扈性格，和内心深处具有的变态心理和分裂人格，以折磨他人为快意之事。他只有在自己的亲人中寻找发泄对象了，而孩子她有天然的母性保护意识，除此也只有沈括是他的最佳人选了。
元佑九年(1094年)，张氏病逝。亲戚朋友们都为沈括庆幸，认为他从此可以脱离苦海了。那块压在他头上多年的乌云，终于消散了，以后就是丽日万里了。就把张氏的追悼会变成了沈括翻身得解放的祝捷会。殊不料，沈括居然哭天抢地，失了魂似的，要死要活，说张氏死了，他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也尴尬万分。
当时大家就很是疑惑的议论说：大概沈括是受虐待惯了，形成了本能的依赖。现在张氏突然死了，一直绷紧着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原来的精神气也散了，再也积拢不起来了。就像庄子的论敌惠施死了之后，庄子哭道：从此，再也无人为质了。
“自张亡，恍惚不安”。沈括整天郁郁寡欢，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有一次，一老友陪他到江上散心，船过扬子江时，沈括竟几次要跳江自尽，“左右挽持之，得无患”。
第二年，即绍圣元年(1095年)，沈括65岁时，竟真的追随亡妻于地下去了。临死前，沈括交待长子沈博毅及次子沈清直，将他的遗体归葬在故乡浙江杭州钱塘的龙居里。
可以说，沈括长期惧内和对“虐待”形成的习惯性依赖，是他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几乎每天下意识的攥足了劲，应付捍妻，所以生命的内涵也算有着斗争的充实，可一旦妻死以后，自己也在瞬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就如同失了魂一样，随之“亦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趣的人生现象吧！
四、品评沈括——寂寞身后一千年
沈括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学界提倡义理之学，强调经世济用。凡事“穷理尽性”，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甚至把“百工其业至微”的一些雕虫小技，放在与学习儒家经典等同的位置上。沈括在科学上的辉煌就是与当时的这种学风分不开的。但儒家的思想又强调学而优则仕，人生显性的成功就是升官发财。这种官本位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沈括的人生走向，他当然不能免俗。虽然他选择了政治，但他玩弄政治的技巧又非常的拙劣。甚至没有政治手腕，如果说有政治手腕的话，那也是谄媚上司、陷害无辜、落井下石等有违个人道德操守的小人之举，所以沈括深为后世诟病。
他从元丰五年 (1082年)，在知延州任上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后，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当时朝廷规定，不得随意迁居，实际上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因此，沈括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渡过了3个寒暑。“蓬业萧条，已退编于民籍”，政治的失意让他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样的生活对于沈括来说，是落寞的、孤寂的。
1085年，宋哲宗继承帝位，大赦天下。但因为沈括的人品，为很多人所不齿，朝中新旧党人纷纷上疏哲宗，历数沈括罪恶，定性为难赦之人，主张天下谁都可赦，唯沈括不可赦。或等下一次天下大赦时，再予以赦免。可见沈括的为人，是何等的糟糕。
所以自宋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沈括都是毁多誉少，寂寞千年。只是到了近代，在重视科学昌明时代，沈括的价值才逐渐被挖掘出来，受到世人重视，而他的种种事关道德的不名誉之事，才在他放大的成就面前，稀释了，缩小了。
所幸皇恩浩荡，沈括遇赦东归，到浙江嘉兴定居，“有以慰乡井之怀”。
政治上的包袱解除了，他便很快完成了《天下州县图》（又名《全宋图》）的全国地图绘制工作。这是沈括熙宁九年接受的任务，到元佑三年(1088年)，共历时12年时间。绘图20幅，其中最大的全图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全宋图》绘制精详，比例得当，内容丰富，为世人研究北宋地理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沈括获准把《天下州县图》上呈哲宗。
哲宗大喜，赏赐他100匹绢，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沈括遂携全家移居于润州朱方门外(今镇江市东郊中山路)的梦溪园。这是10年前沈括购置的田园，所以取名梦溪园，还有一段故事。
据《京口耆旧传》卷一记载：沈括30余岁时，“尝梦至一处，登一小山，花如覆锦，而乔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澄澈，梦中乐之，将谋居焉”。此后又常常梦至其处，熙宁十年（1077），沈括赴宣州（今安徽宣城）任职，有道人对沈括说，润州山川之胜，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沈括遂托道人以钱三万缗购入。10余年后，他奉诏北行途经润州，“至所买之地，恍然乃梦中所游，因号梦溪”。
梦溪在沈括的生命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非世俗的人生走向高峰的所在，也是他生命最后落幕的地方。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年，过着隐居的生活。潜心著述，不再醉心于宦海里的浮浮沉沉。最终写成了《梦溪笔谈》一书。在这本书里，除记载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外，还记录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许多创造发明，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毕升的活字印刷技术。 时人称赞沈括：“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所作笔谈，于天文、算数、音律、医卜之术，皆能发明考证，洞悉源流”。
但在整个宋代，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人们眼中的沈括首先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官吏、其次才是一个“学问最为博洽”的文人。这和我们今天对沈括的看法恰恰相反。沈括首先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至于科学家身份以外的沈括，在巨大的辉光里，他身后的阴影会越来越短。
《梦溪笔谈》最初只称作“笔谈”，沈括在自序中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成就《梦溪笔谈》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仕途的跌宕。沈括在官场上混，几次在关键时刻，都暴露了自己的“短板”，所以最终是一个官场失意者，他懦弱的性格和科学家的天真，不适合于官场那种倾轧的政治生态，他以扭曲的灵魂去适应官场的“潜规则”，其结果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饱受非难的人。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的小人，所以，退休后，能够来往的朋友很少，他在寂寞的人生黄昏时刻，站在斜阳的高岗上，只能将大半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历所为，心无旁骛地笔耕不辍，著成这本综合性的颠峰之作；
其二，夫妻连理，本是因缘聚会；房室之情，也是人生一大乐趣。但沈括却遭遇捍妇对其精神上的虐待，毫无生趣，他只有逆来顺受，甘愿受辱。偏居一隅而致无谈心对象，故而借笔抒怀，畅叙内心的苦闷和愤怒，实现自己“立言”的最后理想。这也正应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惧内的故事，他说，娶一位泼妇为妻，“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啊！”
沈括作为官吏是失败的，作为丈夫是失败的，为人也是失败的，但作为科学家却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看沈括，看到的是光环笼罩下的一个古代科学家的完美的形象，自然对他怀有一种崇敬之情。说出沈括背后藏着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连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因为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无耻，却对一个科学家的无耻从感情上难于接受。但事实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正确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个改变的过程虽然艰难，但可贵。要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圣人，只要是人，都有其善与恶的两面性。这人性中本质的东西，或放大或缩小，往往受环境的左右。只不过有些人隐藏得很深，使人只看到了表象；有些人则在耀眼的光芒下，暴露出了本质的东西。比如沈括，我们就不能因为他人格上的缺陷，而否定他在科学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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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宋科学家沈括被西方人称为什么?
沈括是北宋一名有名的科学家。无论是在北宋时期，还是在后朝后代大批科学家当中，沈括一直是最优秀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沈括可以说是个全才，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医学、物理……似乎每一门都非常擅长，要是放在当今那就是一个文理通吃的学神级人物而且沈括还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出色的军事家和外交家。对于沈括来说，读书和旅行都是生活中必须要坚持的事情。
沈括在北宋时期是非常出名的，他的能力非常的超群，从小到大就是个喜欢多看多思考的孩子，并且一直都博览群书，文采出众。也因此不仅被我国人民所推崇，就连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非常仰慕沈括。你知道沈括被西方人称为什么吗?绝对是让你吃惊的赞扬。
其实对于沈括被西方人称为什么这一问题，也是有几种答案。有一说是指沈括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大师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而沈括本人则被大师指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当然无论是前面的赞扬还是后面的褒奖，这些都是属于沈括的荣誉，也是属于中华儿女的骄傲。
而西方国家的那些大师们之所以这么赞美沈括，自然也是有许多必然原因的。沈括本身确实是十分博学多才，并且一生成就也十分显著。在当时，沈括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要是放在现代就是学神级人物。除了非常擅长自然科学以外，天文、地理、生物、军事、医学、化学、农学等等，沈括都是非常精通的。
更有一种传闻，在古代西方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石油的时候，中国百姓们却已经在用这一液体来点灯甚至做饭了，而且还给这一液体取了名字叫做“石油”。而发现这一液体，并且经过反复实践研究认定“石油”是非常好用，然后还给它取名字的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科学家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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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是北宋一名有名的科学家。无论是在北宋时期，还是在后朝后代大批科学家当中，沈括一直是最优秀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沈括可以说是个全才，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医学、物理……似乎每一门都非常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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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32，程颢（1032—1085）53岁， 北宋哲学家、理学的奠基者81
程颢：信仰儒学，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对程颢、程颐弟兄没有什么好印象，主要就是对宋明理学反感。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是最反动的。
家强在本章分6节：（1）程颢简介和生平。（2）程颢代表作品。（3）程颢主要成就。（4）程颢思想影响。（5）程颢人物轶闻。（6）程颢历史评价.。
（1）程颢简介和生平
程颢（hào）（1032年—1085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今河南洛阳）。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程颢为嘉祐年间进士，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在学术上，程颢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倡导“传心”说。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
1085年（元祐元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岁。
程颢曾和其弟程颐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所亲撰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遗书》《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书》。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程颢出生，其祖先历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迁居开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迁居河南府（今洛阳），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宋仁宗录旧臣后代，程颢的父亲程珦因此被授为黄陂县尉，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响，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程颢资性过人，修养有道，和粹之气，盎然于面，门人、友人与之相交数十年都未尝看见他有急厉之色。
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程颢举进士后，历任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
公元1048年~1085年（神宗年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也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
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程颢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公元1085年（元祐元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岁。[3]
公元1220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
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
公元1330年（元明宗至顺元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公元1455年（明代宗景泰六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
公元1489年（明成化二十年），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公元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二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2）程颢代表作品
程颢一生著述不少，又长期讲学，有后人效《论语》等将其言论辑录成册。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1、《遗书》（《河南程氏遗书》），25卷，系二程门人所记二程的语录，后由朱熹编定。
2、《外书》，12卷，朱熹编定的是《遗书》的补编或续编，内容多系传闻杂记。
3、《文集》，12卷，为二程的诗文，南宋张栻，朱熹等先后纂辑。
4、《经说》，8卷，是程颐以义理疏解儒家经典的著作，包括《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8种。其中：《易》《孟子》《中庸》不一定是程颐手著；《粹言》2卷，是杨时根据二程语录撮要文饰而成，后又由张栻重新编次。
5、《易传》又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4卷，是程颐注解《周易》的著作。以上《遗书》《外书》《文集》《经说》4种，在宋代均单独刊行，也有的合在一起刊行，称为《程氏四书》。
明代末年徐必达汇集二程所有著作共6种，以《二程全书》之名刊行。清康熙间吕留良又加校勘，重新刊刻，后涂宗瀛又重校印行，此即为今本《二程集》所据本。其旧本《二程全书》，尚有1920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的四部备要本。《二程集》是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书中第一次把“理”作为宇宙本体，阐述天地万物生成和身心性命等问题，奠定了以“理”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中，程颢的识仁、定性，程颐的性即理、主敬、体用一源等许多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为后来许多哲学家所沿用，对宋明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3）程颢主要成就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流毒颇深。究其内涵：
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
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派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五）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二程认为，性的本然状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则“人欲”灭，“人欲”盛则“天理”衰。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全盘否定。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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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32，程颢（1032—1085）53岁， 北宋哲学家、理学的奠基者81
程颢：信仰儒学，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对程颢、程颐弟兄没有什么好印象，主要就是对宋明理学反感。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是最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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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习惯性地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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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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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颢思想影响
思想主张：
1、核心思想：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天理是万物的本源，先有理而后有万物。“二程”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2、把天理和理论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
3、提出“格物致知”，认为“物皆有理”，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得到其中的“理”。
程颢、程颐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张载的思想学说，后者对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后人学术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学派。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
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5）程颢人物轶闻
程颢妙破讹诈案
传说，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8年），担任监察御史的洛阳人程颢，曾以寥寥数语破了一件讹诈案。
当时，有一张姓财主得急病死，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有一老者到他家门口，对着财主唯一的儿子说：“我是你父亲，现在我年纪大了，无依无靠，来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者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儿子说明了来由。财主的儿子非常惊讶，于是两人一起到县府，请县令程颢判决。老者先说，“我是个郎中，因家中贫困，四处流浪，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无力抚养，只得狠狠心肠把儿子送给张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邻居阿毛亲眼看见。”事隔多年，怎么还能记得这样详细。老者说：“我是从远地方行医回村后才听说的，当时记在处方册的背后。”并从怀里掏出处方册递给程颢，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三翁。
程颢问知财主的儿子才36岁，而死去的财主已经76岁，于是判定真伪，程颢对老者说：“财主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才40岁，这样的年纪，别人怎么会称作张三翁呢？”老者听罢无法狡辩，不得不承认自己冒认儿子，只想讹诈财主家的钱物的事实。案子遂破。[5]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王安石对司马光，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处，王安石必声色俱厉，暴跳如雷，重者贬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见是程颢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他认为（变法的）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其他士大夫或批评王安石的长相或贬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变法的对错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的温柔敦厚，颇具君子之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对他也存尊敬。[5]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非易事。因此，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
程颢任御史，却比较执拗、较真，他常常像以诲人不倦的态度，直言数落宋神宗，不厌其烦。然而他不厌其烦，有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某日午餐时间已过，程颢仍旧絮叨述说，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程颢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一时传为美谈[5]
（6）程颢历史评价
《辞海》：程颢，教育家、哲学家。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颢和程颐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谓宋学（注：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学界也有指宋代学术总称的）泰斗。
二程创立的理学的核心内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中、正、诚、敬、恕”立身处世原则，“公、德、仁、顺、和”治国理政之道和义利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一些经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天理难容等）已融入人们的思想，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程颢作为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思想家，还是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实干家，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其题写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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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颢思想影响
思想主张：
1、核心思想：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天理是万物的本源，先有理而后有万物。“二程”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2、把天理和理论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
3、提出“格物致知”，认为“物皆有理”，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得到其中的“理”。
程颢、程颐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张载的思想学说，后者对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后人学术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学派。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
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5）程颢人物轶闻
程颢妙破讹诈案
传说，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8年），担任监察御史的洛阳人程颢，曾以寥寥数语破了一件讹诈案。
当时，有一张姓财主得急病死，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有一老者到他家门口，对着财主唯一的儿子说：“我是你父亲，现在我年纪大了，无依无靠，来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者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儿子说明了来由。财主的儿子非常惊讶，于是两人一起到县府，请县令程颢判决。老者先说，“我是个郎中，因家中贫困，四处流浪，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无力抚养，只得狠狠心肠把儿子送给张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邻居阿毛亲眼看见。”事隔多年，怎么还能记得这样详细。老者说：“我是从远地方行医回村后才听说的，当时记在处方册的背后。”并从怀里掏出处方册递给程颢，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三翁。
程颢问知财主的儿子才36岁，而死去的财主已经76岁，于是判定真伪，程颢对老者说：“财主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才40岁，这样的年纪，别人怎么会称作张三翁呢？”老者听罢无法狡辩，不得不承认自己冒认儿子，只想讹诈财主家的钱物的事实。案子遂破。[5]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王安石对司马光，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处，王安石必声色俱厉，暴跳如雷，重者贬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见是程颢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他认为（变法的）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其他士大夫或批评王安石的长相或贬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变法的对错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的温柔敦厚，颇具君子之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对他也存尊敬。[5]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非易事。因此，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
程颢任御史，却比较执拗、较真，他常常像以诲人不倦的态度，直言数落宋神宗，不厌其烦。然而他不厌其烦，有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某日午餐时间已过，程颢仍旧絮叨述说，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程颢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一时传为美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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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程颢，教育家、哲学家。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颢和程颐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谓宋学（注：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学界也有指宋代学术总称的）泰斗。
二程创立的理学的核心内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中、正、诚、敬、恕”立身处世原则，“公、德、仁、顺、和”治国理政之道和义利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一些经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天理难容等）已融入人们的思想，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程颢作为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思想家，还是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实干家，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其题写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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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张：
1、核心思想：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天理是万物的本源，先有理而后有万物。“二程”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2、把天理和理论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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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33，程颐（1033-1107）74岁，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颢之胞弟86
程颐：信仰儒家学说
程颐。理学家。
家强在本章分8节：（1）程颐简介和生平。（2）程颐主要成就 程颐理学建树。（3）程颐重视教育。（4）程颐个人著作。（5）程颐学术影响。（6）程颐轶事典故。（7）程颐人物评价。（8）程颐后世纪念。
（1）程颐简介和生平
程颐（1033-1107），汉族，字正叔，洛阳伊川（今河南洛阳伊川县）人，世称伊川先生，出生于湖北黄陂，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为程颢之胞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
其著作有《周易程氏传》《遗书》《易传》《经说》，被后人辑录为《程颐文集》。明代后期与程颢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人物生平
程颐，洛阳人，祖先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迁居开封府，祖父程遹迁居河南府（洛阳），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曾任黄陂县尉、兴国县令，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
程颐自幼小聪明，十四五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程颐幼承家学熏陶，18岁时，就以布衣身分上书仁宗皇宗。年少而怀有雄心大志。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程颐24岁，随父入京师，到太学读书，主管太学的教育家胡瑗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这篇文章受到胡瑗赏识，胡瑗授于程颐"处士"的身份。他上书仁宗皇帝，指出北宋社会的危机，开出救治时政阙失的良方，“救之当以王道”，宋仁宗未加理会。此后，他的名声和影响就更大了。此时开始在京师（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授徒讲学。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程颐受诏，赐进士出身。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偕兄于嵩阳讲学。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程颐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按旧例，程家世代为官，其父程珦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把每次“任恩子”的机会让给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没出去做官，长期以“处士”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并且又大量接收学生，从事讲学活动。
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众”，就在洛阳鸣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专门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书院”，让他在此讲学近20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变法失败。由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程颐被授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团练推官，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等职。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书中说，河南隐逸之士程颐，博学好古，安于贫贱，恪守节操，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希望朝廷让他出来做官，委以重任。[8] 程颐没有接受任命。次年应诏入京，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当时的宋哲宗年幼，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共目的是让宋哲宗不再奉行宋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颐就职之前，就给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养，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此外，他还提出，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上述建议，表现了自孔、孟以来，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宣扬“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本色。就职以后，他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借题发挥，议论时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有人指责程颐[9] ，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道命录》）。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只好上书，自动要求辞职回乡。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起，程颐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
宋哲宗即位，以司马光的旧党人物上台，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共同上疏，推荐程颐。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程颐竭尽忠诚，训导年幼的哲宗，完全是为了辅助国君实现尧舜之治，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程颐由布衣一跃成帝王之师，致使一部分人对他反感，以苏轼为首蜀派同程颐为首的洛派互相攻击，引起了在京城两派对立局面，程颐受到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罢去崇政殿说书之职。
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因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绵阳市）。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后来，这种打击又累及于他的儿子和学生。
元符元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迁程颐至峡州（今河南三门峡），短暂恢复其官位。
崇宁元年（1102年），恢复新法的宋徽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实际上，由于其著作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用，在其门人保护之下，仍被保留下来）。程颐又被夺去官位。卒年75岁。[10]
程颐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焞四人。”
（2）程颐主要成就 程颐理学建树
创立洛学
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二程十五、六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
二程不仅是北宋时期开创新儒学的“五子”之一，他们所创立的“洛学”，还使理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因而又是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
（3）程颐重视教育
程颐既是北宋理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家。为程颢之胞弟。程颐24岁时曾在京师（今河南开封）授徒讲学。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偕兄于嵩阳讲学。元丰元年（1078年）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丰五年，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之庄园赠给程氏，乃自建伊皋书院，讲学其中几达20年。同程颢一样，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
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宋史》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他不仅勤奋好学，还谦让大方。曾从师于周敦颐。
教育以德育为重，强调自我修养，“格物致知明本末”，其途径为致知、格物、穷理。“致知则智识当自渐明”，致知乃在穷理，即尽天理。致知的办法是“格物”。“格者，至也”，“格”是内感于物而识其理。“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心”。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内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学习方法上，强调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另外，主张读书要思考，“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或曰：“学者亦有无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后人曾在他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河南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另外，全国各地亦有纪念他之书院，意在追踪继轨，以示其思想绵长。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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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33，程颐（1033-1107）74岁，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颢之胞弟86
程颐：信仰儒家学说
程颐。理学家。
家强在本章分8节：（1）程颐简介和生平。（2）程颐主要成就 程颐理学建树。（3）程颐重视教育。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603。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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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颐个人著作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其中“洛学”的著作计有二程的《遗书》25卷，《外书》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传》《经说》《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灏的诗文集，后八卷是程颐的诗文集。《经说》中的《系辞》《书》《诗》《春秋》《论语》为程颐所作。《改正大学》为二程所作。《伊川易传》是程颐对《易经》的注解，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二程的理学思想，是程颐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杨时精选后编写出来的二程语录。以上各种著作，已被合编为《二程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于世。
（5）程颐学术影响
程颢、程颐的思想及其洛学学派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张载的思想学说，对二程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二程把“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
这样，精神性的“天理”就和张载的物质状态的“气”一起成为宇宙本原的本体了，成为最高本体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二程在其“天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他的认识论。二程还以其“天理”论发挥孔子“克己复礼”的命题，提出了自己的修养论。
总之，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具体到二程各人，他们的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6）程颐轶事典故
程门立雪
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宋代博学之士。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他自己也有40多岁，但仍然立志求学，刻苦钻研，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
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块儿到程家去拜见程颐，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这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动，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站在面前，吃了一惊，说道：“啊，啊！他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时和游酢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
后人将此事称为“程门立雪”。表示求学者尊敬师长和心诚意坚。[13]
学以圣人之道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刚满二十岁的程颐随父亲程珦来到京师开封。位于铁塔下的太学，接纳了这位后来成为北宋思想界一代大师的青年才俊。
宋朝的太学是皇室的最高学府。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胡安定执掌太学。胡安定是两程之前“开伊洛之先”的人。一日，程颐游太学。见胡安定正在讲堂上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胡安定并以此文为题目让太学生写策论。程颐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颜子所独好学者，何学也？学以圣人之道也！”
程颐开宗明义，指出颜子一生追求研究的，是达到圣人的道德和境界！继而程颐指出：圣人是可学而知之。那么什么是圣人的道德境界呢？程颐说：“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五行之秀即仁、义、礼、智、信。做到了五行，就进入了圣人的境界。五行为中，“中正而诚，则圣矣”。
“故颜子所好，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胡安定读了程颐的文章后，当即约见程颐，并以学职之位相许。也就是说．一篇文章，使程颐由弱冠之年的儒生登上了堂堂太学的讲坛。
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
程颐不仅有高尚志向，同时有养物不伤的仁者情怀。有一次他看到家人买小鱼喂猫，便写了一篇《养鱼记》：“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仔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鱼之得其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吾观古圣人书，观古圣人政禁，数罾不得入池，鱼尾不盈尺不中杀，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如是。”读着这篇文字，我们看到程颐由爱鱼之生命而及万类天地中的生命，感受到他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的情怀。
双凤送子
宋朝仁宗时期，河南人程遹在黄陂县为官，继而落籍黄陂西郊程家乡坊。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朝廷任命他的长子程珦为黄陂县尉。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程珦的夫人侯氏，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和官人一起逛花园。走到一棵梧桐树下，抬起头，看见梧桐树上有个雀窝，他们正准备爬上去掏雀蛋，忽见远处两只金凤笔直朝花园飞来。金凤越飞越低，在程夫人身边盘旋了一周以后，朝她胸怀扑来，程夫人赶忙将金凤紧紧搂住。官人望着两只金凤，仰天大笑，夫人就惊醒了。没过几多时，程夫人怀孕了。生下长子，取名程颢，隔年，又生下次子程颐。
程颢、程颐自幼好学，尊崇孔孟，才华出众，后来成为著名的理学家。明朝年间，人们建起一亭，命名为双凤亭。
夜月楼
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在黄陂做县尉，看中了凤凰台的环境幽静，就把这两个儿子送来读书，程氏兄弟在楼上发奋勤学，白天不下楼，每晚熬到三更。到了大年三十夜晚，俩兄弟还不休息。这时候，进来了一个素衣女子，上前道福。程氏兄弟问她：“你来做么事？”女子含笑道：“奉太阴真君嫦娥仙子之命，特来给两位文曲星君掌灯。”说罢，用手指在粉壁墙上画了一个圆圈，顿时放出光华，清亮无比，照着弟兄俩夜读。附近的人都传：凤凰台，三十夜里出月亮，称为“夜月楼”。
（7）程颐人物评价
凤凰网（《宋学泰斗：程颢·程颐》）：二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是从二程那里衍生出来的，所谓“陆王心学”，基本上导源于程颢的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一理学流派，也对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这都和二程有着直接的联系。[11]
（8）程颐后世纪念
河南洛阳二程故里
二程故里位于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近临陆浑水库，是宋代大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的故居。程颢、程颐两兄弟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宋明理学奠基人。
二程故里初建于宋高宗绍兴辛亥（1131年）年间，明天顺年间，昭封"两程故里"。明成化、万历、天启，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的均有修复。两程故里程村中有二程祠，全祠总面积为4392平方米，布局系三节大院。前节有"棂星门"、"诚敬门"、"春风亭"、"立雪阁"；二节有"道学堂"，两则伴以"和风甘雨"、"烈日秋霜"二亭，左右神庵厢房；三节中立"启贤堂"，两厢设有讲堂两座，后面为"著述楼"，两侧各设讲堂一座，祠堂内尚存宋、元、明、清碑碣25块，清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光绪赐书"伊洛源渊"，慈禧太后赐书"希踪颜孟"3副匾额，挂道学堂正中。
洛阳二程墓
程颐墓在洛阳市南约25公里，今伊川县城西。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都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二程墓为程颢、程颐及其父程珦的墓地。包括程墓和程祠二部分，前为祠庙，后为墓冢。祠由门楼、厢房及大殿等组成，另有明清时代的石碑数十方。墓冢前有墓碑、供案及石羊、石马等，四周有坟墙回护。墓、祠一带古树参天，烘托出肃穆幽静的气氛。
武汉黄陂二程故里
据黄陂的《明代志》《康熙志》《同治志》记载：洛人大中大夫程珦，初任黄陂尉，秩满，不能去，而遂家焉。实以明道元年生子曰颢，字伯纯，又明年生子，曰颐，字正叔。黄陂程乡坊是北宋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二程兄弟的出生地。二程祖父程遹、父亲程珦先后担任黄陂县令、与黄陂县尉时，就落户安家在武汉市黄陂区的草木巷内，并建有红砂石牌坊，上书“程乡坊”三个大字。南宋朱熹《二程祠记》有记载。
程氏故居有一个石坊高6米，宽8米，上书宋体的“程乡坊”，在石坊不远的有青石素瓦的硬山石结构的民房，民房是三重四合小院，黑漆字大门，门的两旁有一对石狮子守护，迈进石门槛，迎面就是一个青砖砌起的照壁，绕过这个照壁之后，就是青石铺的天井，两边的厢房，正中为会客厅，二重为雅堂，书房，三重是后宅，厨房。
根据《宋史》《中国通史》《黄陂县志》等书记载，二程祖孙三代在黄陂生活了68年，留下了双凤亭[18] 多处遗迹，被海内外称为二程第一故里。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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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30，朱熹（1130－1200）70岁，南宋理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92
朱熹：信仰儒家理学
谈到朱熹，人们就会想到“程朱理学”，把儒教发展到了顶峰，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禁锢人们的思想，都是从他们那时开始的，而且坑害了不少人。
家强在本章分16节：（1）朱熹简介和生平。（2）朱熹主要成就 朱熹理学思想。（3）朱熹教育思想。（4）朱熹科学思想。（5）朱熹重建书院。（6）朱熹文学成就。（7）朱熹书法成就。（8）朱熹人物评价。（9）朱熹个人著作。（10）朱熹轶事典故。（11）朱熹后世纪念。（12）陈来：朱子学的时代价值。（13）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很难发展起来呢？（14）为了服务于政治，搞黑朱熹的具体操作细节。（15）伟大的爱国思想家朱熹。（16）说朱子人品如何如何，
（1）朱熹简介和生平
朱熹（1130－1200年），徽州婺源人。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理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尊称为朱子。朱熹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近思录》，是他与吕祖谦共同整理的宋明理学家著作之摘要，作为一本儒学入门书，历代学子必读。朱熹是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体系，朱熹著述共有七八十种之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主要著作：《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四书章句集注》、《诗集注》、《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楚辞集注》、《易学启蒙》。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
朱熹，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人物生平 朱熹年少求学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朱熹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朱熹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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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重建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朱熹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朱熹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2）朱熹主要成就 朱熹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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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1，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4] 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2，理是事物的规律。
3，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4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 。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9]
人性二元论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10] 。“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3）朱熹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4）朱熹科学思想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14] 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朱熹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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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607。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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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实也是想讨好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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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熹重建书院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608。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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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缓和一下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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