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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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今天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24]
（11）朱熹后世纪念
江西省上饶朱熹纪念馆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25] 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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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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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从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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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夷山朱熹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26]
讲学遗址
仙游枫亭文昌阁前身为会心书院，始建于隋代，初为庵堂。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并亲书“敬义堂”为匾。明嘉靖四年（1525年）更名“会心书院”，后几经兴废，1996年在遗址复建文昌阁。
（12）陈来：朱子学的时代价值
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的意义。
朱子致力传承与创新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连续不断发展的文化。应当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首先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2500年前孔子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经典意识，建立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唐以后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又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使得后来儒家以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的使命。其次，汉字虽然历经演变，但很早就成为沟通华夏文明区内各种方言的统一交流工具，这种统一的文字保证了统一的文化。再次，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提倡、强调典籍中的价值观念，强化这些价值观念，并使得这些价值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人民大众文化心理。
中国文化一贯重视传承。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华文明历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三代的文明精华保存在《诗经》和《尚书》等“六经”之中，王官失守之后，儒家学派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从汉代起，儒学以经学为平台，将华夏古文明不断传承下去；同时，儒家总结提炼了华夏古文明的价值概念，加以发展，建立了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儒家价值理念。儒家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不断传承和创新的历史。唐宋以来“道统”传承的观念日益发展，其代表为韩愈，韩愈“原道”的道，其内容就是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概念。北宋的道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形态，它不仅在经典诠释方面开辟了新的维度，在思想文化上也开了新生面。宋代道学特别强调“传道”的意识，这里的“道”即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伦理的、人生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可以说儒家特别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在宋明道学的文化意识中，显示出对“学绝道丧”的特别忧患，“学绝”就是学术断绝，“道丧”就是价值迷失，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韩愈以传道的谱系来论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即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坚持道统论及其文化实践的代表是朱子，朱子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在理学方面，有太极、通书解义，西铭解义，编订二程遗书、上蔡语录，作知言疑义，编近思录、小学。在史学方面有八朝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经学方面有周易本义、启蒙，诗集传，主编仪礼经传通解，指导书经集传，终生作四书集注，或问，在文献整理方面作孝经勘误，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等。朱子的文化实践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于文化传承方面作出了最大贡献，这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我们今天从事文化传承的榜样。
那么，文化传承创新在今天有什么重要现实意义呢？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几千年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逼压迫之下，民族生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化，并和本土文化不断结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承遭遇阻断，我们自己在认识上的失误也一度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这使我们愈来愈意识到，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过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过程，也同时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过程，这是全国上下业已形成的共识和自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是指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不正常的断裂、压抑，指向中华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求得文化生命的无碍畅通。没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文化传承的问题。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也是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养育起来的文化能力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忠恕中和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建设和政策施行，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历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亦即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朱子与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息奋斗的发展和这一套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这些价值也构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力无不来自这些价值及其实践。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都是这些价值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所应负担的文化使命，也同时是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的价值迷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的需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已与古代社会根本有别，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既与古代社会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思想文化传承的时候注意创新，以适合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的建立不能割断历史，也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在稳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以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则必须加以改造，并因应时代问题和需要，重新加以整理、概括，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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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夷山朱熹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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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取出几只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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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应受道德原则制约
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本是古代儒家的一篇文献，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最重视其中的“格物”。他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而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所以，朱熹一生中任官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所到任之处，必兴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但南宋初已经废坏，朱熹在五十岁时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他在庐山上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他亲自立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一方面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这是中国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规不仅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影响很大，至今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仍可以看到其影响。朱熹在六十五岁出知潭州时，还曾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亲自到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惩忿窒欲”出于周易损卦，“迁善改过”出于周易益卦，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最早把这两句连在一起。“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于汉儒董仲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这可以说是朱子强调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理，指导我们“如何要求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做事处世”。
朱熹论道德的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德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微，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是指个体的感性欲望，与生俱来，不可能不产生，也不可能消除；但如果“无所主宰，流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正确的。朱熹和理学还提出理和欲亦即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与道心相对的人心是指人的自然欲望，而与天理相对待的人欲是指人心中那些违背公共原则的私欲。天理则含有普遍原则的意义。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指要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那些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当然，每个时代的社会公共准则有所不同，朱熹所处的是封建时代，所以他有时所说的具体准则是当时社会的规范准则，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朱熹提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人欲”，“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而今须要天理人欲、公私利欲，分别得明白。”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有些问题并未处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但总的说，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朱子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以道德理性主宰、支配人的感性欲望，以实现人的本性，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突出理与欲的对立，就是在道德理性和自然欲望的冲突中高扬道德理性的意义，展现人性的庄严，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以理统情，以理制欲、以理节情。朱子非常重视道德规范之理，要求人们用大学的功夫认识道德规范之理，并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仁体的内在自觉。这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主敬穷理的工作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还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前面谈的是有关穷理格物的一面，我们再来看主敬的一面。什么是主敬？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朱子说敬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其实专一、谨畏。不放逸，不仅是随事而行，也应当是随处而行，不管做事时与不做事时，都要主敬。分别来说，不做事时是主敬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态度，即内心总是处于一种警觉、警省、敬畏的状态；做事时的主敬则表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和伦理，一种专一、敬业的态度，它的反面是“怠惰放肆”。从从业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近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特别重视工作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生的作用，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借助了新教伦理作为精神动力，他曾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主敬所代表的正是有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朱子学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
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说，敬畏感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对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
学习是人生的基本态度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突出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我们知道，孔子在《论语》中开篇即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孔子强调的人生基本态度，也是孔子强调的修身方法。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学习不是一个人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就完成的事情，学习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应当贯穿于人生的始终，树立这种人生态度并加以实践，就会获得快乐和满足。朱子的思想很重视中庸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但朱子格物穷理的思想重点在强调“道问学”，朱子自己也承认，在道问学和尊德性二者之间，他讲道问学更多一些。因此，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的最大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
就中国而言，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即明清时代所谓“读书人”，朱子学的宗旨即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学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是与其宗旨相一致的。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一方面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以及各种艺文知识，增长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一个人一生中经历的知识的变化要求人民必须不断地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人的寿命普遍延长，退休后也仍然需要继续学习以发展各种人生的目标。因此，现代人的学习已经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在这方面，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1175年，朱熹46岁时，曾和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举行学术辩论，这是南宋思想史上一次有名的事件。争论的焦点是，朱熹强调要教人广泛读书，考察事物之理，而陆九渊则主张反求内心，不重视读书。朱熹的主张显然是一种重视知识和学习的理性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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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本是古代儒家的一篇文献，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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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慢慢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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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与“通识教育”相同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在朱子哲学之中，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工夫，《朱子语类》的“读书法”，记载了朱子教人如何读书，特别是如何读圣贤书的方法。虽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把读书明确作为一个哲学主题来讨论，但有关读书必要性的问题意识处处渗透在朱子的哲学议论之中。鹅湖之会的最后，朱陆的争辩集中在要不要肯定读书作为学圣人的工夫，也反映出这一点。朱子所重视的格物工夫，其中主要的用力之方即是读书，对读书作为工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子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子。可以说，朱子的思想即是为近古的士人（读书人）提供的一套学为圣人的目标和方法。现代人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朱子思想应较适宜于现代教育中学习者的需要。
朱子一生学问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而对大学的几个重要观念的诠释在他的整个经典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朱子少年时即从父受教读《大学》，临终前仍在修改《大学章句》，他以超人的学识和智力，把终生的心力贡献给这一篇短小的文献的整理和解释。这表明朱子对经典权威的尊重，和通过汲取古典的智慧并加以创新来发展人文价值的信念。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虽然朱子作为哲学家毕生从事经典的诠释，但由于朱子特别重视读书人的经典学习，所以，他的经典诠释，是表述形式上，特别注意适合一般士人对经典学习的需要。宋明学者并非都是如此，如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是船山自己的思想著作，而不是用来教授学生的。朱子则不同，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以帮助一般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其著作目的之一。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的意义。
最后，朱子对经典学习，是持“德性”―“问学”相统一的立场，因此强调读书与经典学习。一方面，朱子始终以道问学的态度，主张人的为学向一切人文知识开放，注重精神发展的丰富性；但朱子并不是引导人走入专门性知识，是朝向超越专门知识，追求达到一种对全体世界的理解。这种态度最接近于通识教育的思想，即朱子真正强调的格物，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体知识，而是达到对万事万物的“通识”理解；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指向具体领域的物理，而是指向整个世界的普遍天理。另一方面，朱子也以尊德性的要求，引导读书者把经典书中的道理与个人的涵养结合在一起，注重道德意识和价值情感的培养，涵养德性和品质，追求德性与知性的平衡发展，这也是与通识教育的宗旨相符合的。
近代东亚教育、科学的发展，曾借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学，是朱子学观念在中国学术近代化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学的格物论有益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外，还应看到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期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则是关于经典文本学习的课程，经典的意义在于经典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历史筛选过程中经历选择而积累下来的精华，对经典的不断学习与发展是文明的传承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朱子所始终重视的一点。由此可见，对于当代的通识教育来说，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朱子学对社会风俗的改善
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大学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如其《大学章句序》的最后一句：“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在此序文中朱子明白表达出，不仅学校教育着眼于全民，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而且即使是大学，也并非只与君子精英有关，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不仅与“治隆于上”有关，也与“俗美于下”有关。因为就教育和学习的内容而言，儒家的学校教育与佛教不同，对士大夫来说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对普通民众而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其分尽其伦尽其职、尽其力尽其心尽其性。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个人命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限度，“职分”是指对所处社会地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性分的概念本出自玄学，朱子则由此阐明儒家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尽其职分，移风易俗，指出化民成俗的重要性。朱子一生的小学蒙学著作也很多，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童蒙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等，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可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应有的作用。朱子的家礼、家训也不仅对朱子一家或朱姓人家有意义，南宋以来对社会风俗、化正人心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要把朱子学的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陆王是豪杰，但他们的追随者就没有这样的天资。因此，王学的末流就变得空疏狂妄。这种流弊，在明朝的中后期愈演愈烈。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开始检讨王学末流的过失，而王、顾二人，尤近朱熹。
清朝真正对朱熹的反动，是从毛奇龄、戴震开始的。毛奇龄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钻空子主义者。凡是朱熹说对的，他都认为错，凡是朱熹说错的，他都认为对。他是王学的追随者，曾经搞了一本书叫《四书改错》，认为“四书无一不错”。搞这个《四书改错》是为了干嘛呢？为了献给玄烨，博取当局者赏识。满清的确一开始给过汉族读书人一些好处，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的心。毛奇龄也受过一些小小的奖励。
毛奇龄想得到更大的奖励，就著了一本《四书改错》。很可惜，编成的前一年，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书成之后等着皇帝再南巡好献书，当时已经八十六岁了，一直没有等来。不仅没有等来，而且玄烨觉得汉族士人已经网罗得差不多了，需要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开始重新推崇程朱之学，把朱熹升祀殿上。毛奇龄一听，赶快把《四书改错》的版给毁了。
但真正对后世有影响的，攻击朱熹最得力的，是戴震。戴震比毛奇龄小了整整一百岁。依我的个人见解，戴震的三观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他自称是发明孟子，阐述孔子之精义。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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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很难发展起来呢？
因为传统中国的文化土壤下，资本主义精神受到强烈的抑制。最典型的就是，追求个人财富的正当性问题。
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极严“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时代就这么讲。陆九渊曾讲这一句，台下痛哭流涕。如果一个人说，我的理想就是发大财，做首富——在古代中国，会被很多人鄙视。因为“义”永远要放在“利”前边。
但西方不讲这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中国就出不来。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收益和效用最大化。这个假定，在明朝以前，读书人都不大敢提。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敢提了呢？明朝中后期。这个时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王学流行的时期，像李贽、李渔这些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他们的学说和追求，为后来戴震的理论奠定了氛围。
这种中西差别，其实牵扯到个人价值与公众价值的对立。在古代中国，二者的统一占主流，对立是其次。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渐进的过程。从小我到大我，由个人推广至家庭、宗族、民族、社会，其间没有太泾渭分明的界限。“楚人遗弓，楚人得之”，这种意识早就根植在文化土壤中了。因此，古代中国并不像西方那么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与外物的对立。一旦这种对立被重视，“群”和“己”、“权”和“界”的问题就会被提出。当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被厘定，人就有更强劲的动力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精神就会萌生。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明朝中期以后，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被重视。顾炎武《日知录》里也谈到“分家”的问题，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家庭宗族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所以，阳明学的发展和明朝的经济环境也有很大的互动关系。
到了清朝，戴震的时代，他是把“人欲”这面大旗举得最高的。他要为“欲”正名，承认“欲”的正当性。——其实，这也是戴震晚年的观点，他早年不曾对“理”进行猛烈的抨击。
即便如此，戴震的思想在当时也不是主流。在他的时代，戴震一直被视为朴学家而非思想家。他反对朱熹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并不被时代目为他最好的著作。戴震的价值被重新发掘是在清末民初。一夜之间，成了流行。它对“人欲”的重视，和“五四”的精神不谋而合。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莫不重视戴震。
同样，那个时代也是墨家学说极为流行的时代。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如果想从中国学术传统中找些渊源，戴震学说和德先生风格相近（都本于对个体价值实现的诉求），墨家学说和赛先生气味相投。马克思主义也和墨家思想颇有相类处。
在那个背景下，朱熹当然是要被打大板的。礼教成了万恶之源，罪魁祸首。鲁迅的小说对此抨击得最为激烈。“存理去欲”成了桎梏人性的枷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制度性症结。鲁迅的立场到建国后也一直是被长期肯定的，直到80后受教育的时依然如此。
所以说，许多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时代的观点。
（14）为了服务于政治，搞黑朱熹的具体操作细节。
1940年代，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对朱熹多有诋毁。故事不再列举了。总之，依照《简编》的记载，朱熹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做出很多下作的事情。
后来，范文澜自己承认，此书写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服务于特殊的政治目的。1990年代，范文澜、蔡美彪十卷本《中国通史》出版，有关朱熹“劣迹”的部分悉数删去了。
网上有很多人谈到朱熹的劣迹，不要觉得自己读书多，去查查传说的来源，查到最后，十之八九都出自范文澜的《简编》。
不过，当年戴震对朱熹的反对，并非为了政治目的。虽然他也汲汲于功名，但他对朱熹的反对，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反对朱熹的关键，是“存理去欲”。
我简单解释一下，朱熹所谓的“去欲”，不是要灭绝人欲。而是说，人欲在天理之中，如果天理安顿不好，人欲就会冒出来。打个比方，要吃饭，要有性生活，是天理。但是安顿不好，不节制，这就是人欲。要有性生活，但是抵挡不住诱惑，跟人私通，这就是人欲。
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又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认为，善恶都是理，但恶专指理的不正当处。比如说，恻隐之心，自然是好的，但因为恻隐而至于姑息，这就是恶。羞恶之心，本来是善，但因为羞恶，而至于残忍，这又是恶。——可见朱熹对分寸的拿捏十分谨严。这也是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有所歧趋的地方。朱熹反对空谈天理和人欲。他讲究扎扎实实的实践功夫。
而戴震对朱熹的反对，没有从这方面驳起。戴震说，欲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私欲”。“欲”只要不“私”，就是合理的，是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的。
细究起来，不好操作。“私”与“不私”，谁说了算呢？我希望爽，我想吸毒，我吸毒不危害他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吗？这种自由，是应当予以保护的吗？
戴震和朱熹的分野，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一者强调追求身体自然享乐的正当性；一者看重自我约束的必要性。
这也是戴震和王夫之不一样的地方。王夫之说：“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视流俗为禽兽，这是王夫之立身严格的地方。他认为，在所处的时代，从一百个人中找出一个异于禽兽的，都很难。王夫之后又有曾国藩，也是朱学的继承者，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因此，王夫之又说：“壁立万仞，只争一线。”这一线之争，就是孟子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也可见，戴震对孟子的发挥，并非孟子的本意。或者说，至少不是孟子的全貌。
戴震和朱熹、王夫之的差别，就在于是否严此一线之争。而这个时代对朱熹的反对，不仅有“一线之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五四”之后，许多人对朱熹的认识，只停留在课本和鲁迅文章的层面。
子贡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是这样理解（跟一些人的解释不同）并且相信自己是对的，我不愿有人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也不愿强迫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朱老夫子管的事儿大概比较多，光是“去人欲”这仨字就不讨喜。
朱熹是新一代的儒家思想继承者，他将现代管理引入儒家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ISO规范和认证。将原本空洞的思想内涵进行了规范化，可操作化。做到思想上按章可寻，发现问题可以追溯根源。对违反规范的个人和事件有处罚依据。并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将此规范… 显示全部
朱熹是新一代的儒家思想继承者，他将现代管理引入儒家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ISO规范和认证。将原本空洞的思想内涵进行了规范化，可操作化。做到思想上按章可寻，发现问题可以追溯根源。对违反规范的个人和事件有处罚依据。并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将此规范推广全国。上至庙堂，下至走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实在是，治理国家、忽悠君臣、相夫教子必备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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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伟大的爱国思想家朱熹
朱熹一生反对议和，力主抗金。及便后期重在教化人心，也绝无和议之意。
1156年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奏言事：“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次言：“四海利病，系欺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丞相汤思退方倡和议，因此也就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乾道元年，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朱熹归。
朱熹自始始终认为金人抓走二帝，是不共戴天之仇。说“金人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以后又始终主张“以战复仇”。
以后在宰相的屡次推荐下，孝宗也说“朱熹贫守道，廉退可嘉”遂令主管南康军，朱熹到了南康。正值南康旱灾，朱熹办理救荒之事，颇著政绩。又修复唐李勃白鹿洞书院，提倡讲学之风，颇受地方好评。
朱熹后来因为过去治荒的政绩，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去抚治浙东的灾荒。朱熹到了浙东，“深入民间，整肃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肃然”。朱熹又提出“社仓”和重划“经界”的改革措施。“社仓”就是青黄不接时。农民可向注意体恤百姓和教化风俗。1167年之秋的崇安水灾及后来的“社仓”借谷。“经界”就是核实田亩。改变贫者无田纳税和富者有田无纳税的状况。然而因为损害了官僚富人的利益，所以未能真正推行。
朱熹在政绩上虽政绩斐然，但是他的义理之标榜，以君子之居，刚正不阿，对小人严加痛斥，颇得罪了不少官吏。朱熹的浙东地方官本是宰相王淮所推荐。而有浙东台州知州唐仲友为百姓控告。朱熹不管什么同僚和“官官相护”，调查落实后马上就弹劾唐仲友。（“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宋史）而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等出头攻击朱熹。 (关于朱熹六次上文弹劾唐仲友,今人束景南教授在其大作《朱子大传》中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证出世传的《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这一考证也是令人信服的。(张岱年在其序中评语))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另一宰相周必大遂奏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对朱熹说：“正心诚意”之论，皇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皇上曰：“久不见卿，卿已老了，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在汉朝,董仲舒以天灾限制皇权,而到了宋朝,“天灾”不能再唬人，因此朱子实以“正心诚意”来限制皇权，因为你们皇帝们很推崇“四书”，那么你们照着做了吗？这就是朱子的潜台词。所以后来朱熹感慨的说：“千五百年，孔孟之道一日未尝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大意）
宋孝宗临朝二十多年，孜孜求治。是宋南渡后的第一明主。多次要求臣下进言，而上书论事者中最恺切的是朱熹。后朱熹又历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兵部侍郎等职。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跨度四十余年。而实际在任上的约十年而已。朱熹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从事讲学，教育。一是他要承接孔孟的道统，二是决意扭转风俗日下，人才日衰的局面。在收复北方失地问题上，朱熹已认为：“区区东南，事尤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因此，此时的朱熹赞同自己先要抓紧正朝廷，修政事，顺民意。而后才可北伐统一。而这也是儒家关于战争的精髓：要以有道伐无道也。
朱熹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庆元党禁”，其学被定为“伪学”，虽身手打击，被攻击为“伪学之魁”。革职还乡后，仍顽强传播其理学教化。在当时的“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者名，无所容身”的情势下，依旧在其自命的“沧州精舍”的家中，开讲理学。“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颇有置毁誉荣辱及死生于度外的人格气象。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朱熹呕心沥血的注楚辞，《楚辞集注后语、辩正》是朱熹的绝笔。其弟子李默说：“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志”朱熹一生爱国，屈原以爱国遭放逐，在“庆元党禁”中，朱熹精心注楚辞，其志昭如日月。
1199年，朱熹已70岁，在这去世前的一年，朱熹曾悲痛的对其弟子说“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
伟哉朱子！
71岁时朱熹病逝。辛弃疾得此噩耗后，《宋史·辛弃疾传》载：“熹没，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诗人陆游因年迈未亲身前往，但也以“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诸句来悼一代哲人。而辛弃疾在《寿朱晦翁》中有“历数尧唐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评价。从陆游、叶适、陈亮、辛弃疾等都推崇朱熹的人格学问来看。辛弃疾的朱氏之论是有见地的。
朱熹之所以被辛弃疾称誉为“历数尧唐干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大儒，除了他思想博大精深、教泽宏远、人格高尚外，还因为是一位著述宏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这在当时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可说是旁世无匹的。
在思想上，朱熹早在宋朝就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反省，对秦朝以后皇帝专权的反省，认为汉以后的儒家已经背离了儒家的传统精神。朱熹谴责了秦以后统治者为了对自己有利，而一直采取了法家的尊君卑臣的政策。所以朱熹感慨的说：“千五百年，孔孟之道一日未尝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大意）
在学术上，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建树者之一，是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朱熹的论著、讲义、序跋、书信、诗词等由儿子朱在编集、黄仲昭补校而成的《朱文公文集》100卷，《朱文公续集》11卷、《朱文公别集》10卷；朱熹讲课的语录、问答，门人、弟子各有整理，黎靖德收集各种(语类)，相互参校，考证异同，分门别类，削重正误，汇编成《朱子语类》140卷。
朱熹直到去世之时“伪学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现在当我们评价朱熹时，要加上历史的眼光，历史贡献的眼光，但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同样衡量一个历史人物，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世界的时代背景。听汉武帝死而大哭的苏武、和直捣黄龙府为要“朝天阙”的岳飞，还有“不信天下不姓朱”的郑成功，他们的忠君同样还是爱国，在那个时代忠君就是爱国的时代。岳飞其母为其背上刻的“精忠报国”。岳飞岂能象杨太（么）一样造反。写诗的陆游是爱国诗人，那么一直主张报“金人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朱熹为什么不可以称为爱国思想家呢？当然主和也不是就不爱国，这也要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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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伟大的爱国思想家朱熹
朱熹一生反对议和，力主抗金。及便后期重在教化人心，也绝无和议之意。
1156年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奏言事：“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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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人很有种不对的看法，认为我大汉应是天下无敌的，因此如果打不赢，肯定有内部的原因，如对宋朝没有灭掉辽朝和金朝，都认为是弱宋，是因为皇帝的无能，是重文轻武的原因，很多还说是理学的作祟。那我倒问问为什么就必须一定能灭掉辽、金呢？辽国和宋朝打仗的萧太后，其吸取中原文化，“开科取士”多方罗织汉人。行仁政，尊孔儒。为何就能被灭掉呢？而到了金同样罗织汉人。行仁政，尊孔儒。而且金还有个尊崇儒家的“小尧舜”，为什么就应被灭掉呢？其都是获得当地人民支持的。相反辽灭于金，而宋还能支撑住半壁江山。那能说辽也是不修武备只重文德吗？后来金被元灭掉。而宋还坚持了几十年呢。罗马灭亡迦太基，并非迦太基未使全力。其实打不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敌人当时就比我们强大厉害。如横扫欧亚屠城的蒙古，有什么先进的，其就是野蛮之武力很强大而已。
当然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朱熹可是礼教推崇者，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约束思想。这位朱先生也是“始作俑者”。此话也对，朱熹作为礼教的集大成者，有很大的责任。但也不全对。理学最盛的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教学、书院、太学生最盛的时期。宋朝没有因进言而杀头的。而真正禁锢人的是明朝，是朱元璋。其把不出仕的人还满门抄斩呢。所以真正禁锢人的是明朝的特别专制以及清朝的文字狱，而当时的思想和文风只是人们受压制的结果而已。所以是先有最专制的禁锢，才有“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约束思想”，否则为什么理学最盛的时期却是中国最具有学术自由时期之一呢？理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对五代十国的“子杀夫”，“臣篡位”，没有仁义道德，没有礼义廉耻的一个修正，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当然只是相对于那个时代，是人们还不知道宇宙起源，而只能用“气”、“理”来解释生命的时代。所以在今天理学已经是过去了的，但朱熹历史的功绩和人格精神则要实事求是的评价：
朱子集大成的道学－理学，单从哲学史上看也许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谬误，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上鸟瞰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展现自身千年不败的历史活力的一代景观，作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儒家文化新潮，他踏着充满荆棘障碍之路登上了东方历史文化舞台，显示他的过于乐观的道德主义，我道一体的哲学追求，执著仁爱的人文精神，沉静达观的理性思辨和济世进取的人生态度，给整个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束景南语）
因此总的来说朱熹给他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奉献上来的是无限的荣耀和财富。
_（16）说朱子人品如何如何，
大多不外乎是这一类的段子。如洪迈的《夷坚志庚》中写道：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然而，《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说：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住也如何住”云云（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２）。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３），恐亦未可信也。
事实上，朱子其人如何，各种谣言本不足挂齿，辛弃疾送给他的这十六个字就足以说明一切：所不朽者 垂萬世名 孰謂公死 凜凜猶生
没有干货，只是采集了一些他人的言论。以我的这点水平，没有资格评论朱子思想学问如何。主观的发表看法，也只能说这八个字：贤哲名儒 高山仰止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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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人很有种不对的看法，认为我大汉应是天下无敌的，因此如果打不赢，肯定有内部的原因，如对宋朝没有灭掉辽朝和金朝，都认为是弱宋，是因为皇帝的无能，是重文轻武的原因，很多还说是理学的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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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像少女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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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16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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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62，成吉思汗（1162—1227）65岁，铁木真建大蒙古国，征中亚东欧114
成吉思汗：信仰萨满教
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将松散的蒙古人--乃至所有的游牧民族组织成"号令统一、勇猛善战"的铁军。
家强在本章分6节：（1）成吉思汗简介和生平。（2）铁木真为政举措。（3）成吉思汗宗教政策。（4）成吉思汗人物评价。（5）成吉思汗死因猜测。（6）成吉思汗相关疑点。
（1）成吉思汗简介和生平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农历四月十六）—1227年8月25日），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出生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国，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1227年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
至元二年（1265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1309年（至大二年）十二月，元武宗海山加上尊谥法天启运，庙号太祖。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人物简介
成吉思汗无疑是卓越的组织家、“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战略家。其才能绝不限于毛泽东所说的“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已。他将松散的蒙古人--乃至所有的游牧民族组织成"号令统一、勇猛善战"的铁军。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仅是勇将，而且是智将。他能从大处着眼，拟定战术与战略，并且善于利用间谍与外交，分化敌人。在战场之外，有如格鲁塞所指出，虽然成吉思汗终身为一文盲，他却能接受来自文明世界的顾问，如塔塔统阿、耶律楚材及牙剌瓦赤父子等的建言，突破蒙古原有的文化局限，不仅使蒙古人由城市之破坏者转化为保护者，而且为其征服的定居地区建立常规行政制度， 并且对不同宗教与文化皆加包容，才能将其兼含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广大帝国置于稳定的基础之上。
成吉思汗亦善于利用宗教力量。七世纪时，阿拉伯人的大征服主要是由伊斯兰宗教狂热所推动，蒙古征服的背后亦有一股类似的力量。蒙古人笃信长生天为宇宙最高之主宰。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萨满教，使蒙古人相信他是受长生天的厚爱而统治草原，而且使他们感染宗教性的狂热，深信蒙古民族乃是承受长生天之命，“倚仗长生天的气力”征服世界。沃尔纳得斯基形容蒙古征服是一种“心灵的爆发”，而成吉思汗便是这种心灵爆发的启迪者。
近日一项最新研究中，成吉思汗被称为历史上“最环保”的君主，理由是他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战争，欧亚地区的人口锐减，但正因为如此，大片耕地重新变成森林，大大减少了大气二氧化碳含量。
据国外媒体报道，进行此项研究的是美国卡内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认为，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在十三和十四世纪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了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等广大区域，创建了辽阔的蒙古帝国。同时也因为人口的缩减，直接导致耕地变回森林，为大气层减少了约7亿吨的二氧化碳，可谓减缓全球变暖的“大功臣”。虽然成吉思汗的做法或许很难被环保主义者接受，但生态学家认为这或许是历史上人类在抗击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中获得成功的案例。
双重身份
成吉思汗
皇帝和大汗这两种称号，意思并不一样的，一个指集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另一个则是盟主或霸主的意思，为军事首脑，底下各邦盟高度自理且有互相攻击的可能，同样的在秦以前中国并没有皇帝，大汗则类似春秋五霸的盟主；亦相同的情形清初对于旗民一样有自己的旗主，后以“天无二日”废除旗主，大清皇帝才在意思上成为旗民的皇帝，并规定称汗不得进贡。
现存的13世纪和14世纪期的众多史料以及考古文物和摩崖石刻证明，1206年成吉思皇帝（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已经拥有皇帝和大汗的双重身份，对于生活在草原地区的蒙古人等民族而言，他们用蒙古语称呼他为“大汗”，对于生活在西北地区的突厥和其他民族而言，他们用突厥语和其他语言称他为“汗”或者“可汗”。对于生活在漠南汉地和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民族而言，他们建立过拥有“皇帝”称号的辽朝、金朝、西夏等政权，而且他们在13世纪前期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汉化，通用汉语，本民族文字基本不再使用，完全可能用非母语的汉语称呼他为“皇帝”。至于生活在漠南汉地和东北地区的汉人臣民而言，他们则一直使用汉语“成吉思皇帝”一词称呼他。
元成宗时期，元朝皇帝作为整个蒙古帝国共主的身份获得四大汗国承认，通用于汉地的“皇帝”称号也被四大汗国真正意义上承认，如同唐太宗被汉人用汉语称呼为大唐皇帝，同时又被西北各族用突厥语等语言尊称为“天可汗”，事实上是两个职位，与欧洲神圣罗马帝国兼任某国国王或大公相同。
1219年农历五月，铁木真派刘仲禄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蒙古草原的诏书中，自称为“朕”，将自己建国登基称为“践祚”。
1220年，铁木真第二次派曷剌邀请丘处机前往中亚草原的诏书中，仍然以“朕”自称。
1227年全真教道士李志常写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丘处机从1219年受邀西行直至1227年去世的事迹，书中对铁木真的称呼是“成吉思皇帝”。将他下的命令称为“圣旨”。
1221年南宋使者赵珙出使大蒙古国，回来后著有《蒙鞑备录》，书中对铁木真的称呼是“成吉思皇帝”。
《蒙鞑备录》中提到，铁木真在位时期，朝廷使用的金牌，带两虎相向，曰虎头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
1998年，一块“圣旨金牌”发现于河北廊坊，正面刻双钩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和《蒙鞑备录》所记载的素金牌上汉文完全相同。背面牌心刻双钩契丹文，其汉语意思为：“速、走马，或快马”[23]。“圣旨牌”是皇帝的象征，代表皇帝，一般和圣旨同行，见圣旨牌如见皇帝，是圣旨真实的权威证明。朝廷颁发各种诏敕，包括调发军旅，都是圣旨与“圣旨牌”一起下达的。这块圣旨牌的发现，说明铁木真在世时，已称“成吉思皇帝”，这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
1232年南宋使者彭大雅随奉使到大蒙古国，使者徐霆1235年—1236年随奉使到大蒙古国，二人返回南宋后，彭大雅撰写，并由徐霆作疏，合著《黑鞑事略》，书中对铁木真的称呼是“成吉思皇帝”。
2010年，刻有多位蒙古皇帝圣旨的全真教炼神庵摩崖石刻于山东徂徕山被发现，石刻一共四方，文字均为汉语，其中一方石刻上刻有成吉思皇帝、合罕皇帝（窝阔台）、贵由皇帝（贵由）三位蒙古皇帝的圣旨，以及窝阔台的孛罗真皇后、唆鲁古唐妃懿旨，以及窝阔台的昔列门、和皙两位太子的令旨，还有一道皇帝圣旨是在乃马真后（称制）三年（甲辰年，1244年）颁发，乃马真后为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后，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临朝称制，直到1246年贵由即位为止。根据石刻上的文字，该石刻刻于海迷失后（称制）二年（庚戌年，1250年），海迷失后为元定宗贵由的皇后，1248年贵由去世后她临朝称制，直到1251年蒙哥即位为止。圣旨石刻中，用汉语称铁木真为“成吉思皇帝”，称窝阔台为“合罕皇帝”，称贵由为“贵由皇帝”，这是大蒙古国时期汉地臣民称呼铁木真为“成吉思皇帝”的又一有力文物证据。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中，国书开头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在后面的内容中，自称为“朕”，此时距离他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还有五年时间。“大蒙古国”这一国号首次出现于1206年，由1266年忽必烈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可推断出1206年建国后铁木真是皇帝身份。
元惠宗至正五年（1345年）十一月修成的法律《至正条格》，书中对铁木真的称呼是“成吉思皇帝”。将他下的命令称为“圣旨”。
明初官修《元史》，书中只多次出现过“成吉思皇帝”一词，从未出现过“成吉思汗”一词。成吉思1206年建大蒙古国时，汉文称“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29]，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作太庙神主，元太祖的牌位上写的是“成吉思皇帝”。1252年成书的《元朝秘史》（《蒙古秘史》），蒙文音译作“成吉思合罕”，旁译“太祖皇帝”。
至于“成吉思汗”一称，首次见于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史籍，这两位作者均为蒙古帝国伊儿汗国（位于西亚）史学家，“成吉思汗”这一称呼为西亚后世所沿用，从清末引入中国，但却从未见于元代汉文文献。
《新元史》中出现了“成吉思合罕”“成吉思可汗”等词语，原因是《新元史》完成于民国年间（1920年），而《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外国史书在清朝末年传入中国。《新元史》作者柯劭忞也深受其影响。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616。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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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不知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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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17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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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经历 儿时经历
元太祖成吉思汗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年，后因父亲被杀，所部就分散了。经不断努力，联合札木合以及父亲的安答脱斡领勒，重组乞颜部，最后慢慢发展以至统一蒙古。当时，今中国北方区域处在女真金朝统治之下。大漠南北草原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统属。金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
1146年，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以“惩治叛部法”的名义钉死在木驴上。蒙古部落联盟曾经组织了多次反抗斗争，他们的几代先人为此付出了鲜血与生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出生的铁木真，自然也将对金国的胜利看作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奋斗目标。
他一直把这个仇恨记在心里，正是这种几代冤仇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夫人出身于弘吉剌部，同蔑儿乞人赤列都结亲。1161年秋，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在斡难河畔打猎，发现了途经蒙古部驻地的诃额仑。他在几位兄弟的协助下，根据当时的“抢亲”传统，打败了蔑儿乞人，抢来了诃额仑夫人，于是诃额仑成为也速该的妻子。
第二年，也速该生擒塔塔尔部首领铁木真兀格，恰好这时第一个儿子降生了。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也速该给自己刚出生的长子取名“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父亲被铁木真兀格之子札邻不合毒死。也速该死后，俺巴孩汗孙泰赤兀部的塔里忽台乘机兴风作浪，煽动蒙古部众抛弃铁木真母子，使其一家从部落首领的地位一下子跌入苦难的深渊。
十三翼之战
铁木真18岁时，昔日仇敌蔑儿乞部的脱脱部长又抢走了他的妻子。铁木真向蔑儿乞部开战，打败了蔑儿乞人。1184年前后，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
铁木真称汗引起了雄心勃勃的安答（结拜兄弟）札木合的忌恨，札木合结合塔塔儿、泰赤兀等13部向铁木真发动了“十三翼之战”。这是铁木真一生所经历60余场战争中唯一次战败。
统一部落
随着自己力量的不断强大，铁木真开始向杀害父祖的敌人寻仇。败主儿乞部，杀其首领，部将木华黎父子投诚。后木华黎成为铁木真的第一名将，封太师国王，让他独当一面地经略中原。
草原各部贵族害怕铁木真的崛起，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即众汗之汗，誓与铁木真为敌。他们组建12部联军，向铁木真和克烈部发动了阔亦田之战。札木合率领的乌合之众经不住铁木真王汗联军的猛烈打击，不到一天就土崩瓦解，札木合投降王汗。随后铁木真进攻塔塔儿部，其首领札邻不合服毒自杀，塔塔儿部另一首领也客扯连投降。铁木真追击泰赤兀部，在指挥作战中被泰赤兀部将射中脖颈，生命垂危。第二天清晨，泰赤兀部众向铁木真投降。
泰赤兀部的覆灭，铲除了铁木真进一步统一蒙古各部的巨大障碍，而其几员部将如神箭手哲别、纳牙阿等却成为铁木真征服天下的得力助手和一代英雄。后来远征西辽消灭屈出律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西征中哲别和速不台作用最为特殊，追赶苏丹的是他们，活捉秃儿罕太后的是他们，败罗斯基辅大公的也是他们。
1202年秋，铁木真集中兵力，消灭了其宿敌塔塔儿部。1203年秋，铁木真袭击了一直与自己争战不休的王汗的金帐，王汗父子被打败。1204年，铁木真征服乃蛮部。
王汗只身一人想投奔乃蛮部，在乃蛮边界被边将当作奸细杀死，其子桑昆身死异乡。
强大的克烈部被灭，铁木真占据了水草丰美的东部草原——呼伦贝尔草原。蒙古草原上只剩下乃蛮部还有力量能够与铁木真对抗，败于铁木真之手的各部贵族先后汇集于乃蛮汗廷，企图借助太阳汗的支持夺回自己失去的牛羊和牧场。但草原人民并不希望部落林立的局面重演，而未经战阵的“太阳汗”也不堪一击，经过纳忽崖之战，乃蛮部被其彻底消灭。
金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十六日（1162年5月31日），成吉思汗生于漠北草原。成吉思汗父亲为其乞颜部酋长也速该。其名字“铁木真”之由来，乃是因为在他出生时，其父也速该正好俘虏到一位属于塔塔儿部族，名为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按当时蒙古人信仰，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名遂因此而来。传说成吉思汗出生时，手中正拿着一血块，寓意天降将掌生杀大权。
在带铁木真去弘吉剌部娶亲后回来的路上，在公共休息地，其父遭塔塔儿部杀害（怀疑被毒死），之后乞颜部族的泰赤乌氏首领塔里忽台因不满也速该生前的所作所为，在也速该死后对铁木真一家进行报复，命令部众们迁至他地，孤立铁木真一家，目的为了要饿死他们，但铁木真一家靠着毅力跟智谋艰苦的活了下来。
就在铁木真渐渐出落成一个魁梧英俊的少年时，有三次劫难却意外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第一次是：脱离他们家族的泰赤乌氏担心铁木真长大后报仇，于是就对铁木真家进行了突袭，并且计划将被捕的铁木真处死。铁木真靠着父亲的旧部锁儿罕失剌以及其子沈白、赤老温，其女合答安的协助脱逃，才因此逃过了一劫。身为长子的他，要携母和弟妹们走到不儿罕山区，逃避泰赤乌氏追捕长达数年，自此形成他刚毅忍辱性格。
第二次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帮盗贼把他家仅有的几匹马抢走。在与盗贼的搏斗中，铁木真被盗贼射中喉咙。危难之际，一个名叫博尔术的青年拔刀相助，赶跑了盗贼，夺回了马匹，铁木真得以幸免遇难。
第三次是：成年后，铁木真与孛儿帖结婚时，三姓蔑儿乞部的首领脱黑脱阿，为报其弟赤列都的未婚妻诃额仑当年被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所抢之仇，突袭了铁木真的营帐。在混战中，铁木真逃进了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他的妻子和异母却当了脱黑脱阿的俘虏。
然而，三次劫难并未击垮铁木真，反倒增强了他的复仇心理。他发誓要夺回家里失去的一切。铁木真深知，要想立足，必须拥有实力。于是，他把妻子嫁妆中最珍贵的“黑貂皮”献给了当时草原上实力最雄厚的克烈部落统领王汗。利用王汗的势力，铁木真不仅收拢了他家离散的部族，还在王汗及幼时“安答”（义兄弟）札木合的帮助下，击败了三姓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忽都父子，救出了妻子孛儿帖和异母。
自此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一起在部落共同生活。但其间铁木真提拔一些非贵族的人为将领，引发札木合不满，最终导致决裂。大约在1182年前后，铁木真被推举成为蒙古乞颜部的可汗。
1190年，在铁木真的领导下，蒙古乞颜部迅速发展壮大，引起札达兰部首领札木合的不满。札木合以其弟弟绐察儿被铁木真部下所杀为借口，纠集了13个部落三万余人，向铁木真发起进攻。铁木真也动员了部众十三翼（即13个部落）迎击，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首战铁木真虽兵败退至斡难河畔哲列捏狭地，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获胜的札木合却失去了人心。战后，因为札木合把落入自己手里的人全部处死，将俘虏分七十大锅煮杀，史称“七十锅惨案”。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连其部下也“多苦其主非法”，甚至担心起自己的命运来。相反，宽厚仁容的铁木真赢得了人心，那些担心自己命运的札木合的部下纷纷倒向铁木真。此战铁木真败而得众，使其军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壮大。铁木真的部众一下子猛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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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太祖成吉思汗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年，后因父亲被杀，所部就分散了。经不断努力，联合札木合以及父亲的安答脱斡领勒，重组乞颜部，最后慢慢发展以至统一蒙古。当时，今中国北方区域处在女真金朝统治之下。大漠南北草原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统属。金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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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扩张
1206年春天，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正式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这是蒙古帝国的开始。遂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成吉思汗立国后，势力益盛，实行千户制，建立护卫军。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经二十余年与西夏的战争，屡创西夏军主力，迫西夏国王乞降，除金朝西北屏障以顺利南下攻金。六年，亲率大军伐金，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首战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获捷；再战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会河堡（今怀安东南），歼灭金军大量精锐；又战怀来（今属河北）、缙山（今北京延庆），大败金军十余万；重创金军于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居庸关等地。后不断改变战法，分兵三路攻掠中原腹地及辽西地区。
成吉思汗九年（1214年）三月，集兵大都（今北京）城下。料一时难以克城，遂遣使逼和，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金帛和马匹，引兵退出居庸关。六月，以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而“违约”为藉口，乘金人心浮动及憋军哗变降蒙之机遣部将三摸合拔都、石抹明安率军，会合降蒙乣（jiǔ辽、金、元时代对被征服北方诸部族人泛称）军进攻中都，以围城打援和招降之策，于次年五月克城。为适应攻城需要，成吉思汗采纳部将建策逐步建立炮军，攻城以炮石为先。后来攻城作战，一次用炮即达数百座，迅即破城。同时，为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四处掠夺工匠艺人，一城即掠数万。随后建工匠军，设厂冶铁制造兵器。在通信联络上创建“箭速传骑”，日速数百里，军令传递和军队调遣速度增快。善于发挥骑兵之长，有“蒙古旋风”之称。
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指挥攻金战争，自率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
成吉思汗十三年，遣先锋将领哲别灭西辽屈出律势力，扫清西征障碍。
成吉思汗十四年，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数年间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迫其逃至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小岛（后病死）。再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远抵克里米亚半岛；自率一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札兰丁至申河（印度河）。
成吉思汗十九年，班师返漠北。
二十一年，率军10万歼灭西夏军主力（次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正欲集中全力攻金，于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227年8月25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年66岁。临终遗嘱：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其子窝阔台和拖雷遵此遗策，于窝阔台汗六年（1234）灭金。
分领户封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兵就有权，兵强则国固。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尤其如此。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功臣、宗室，把在战争中已经实行的千户制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先后任命了一批千户官、万户官和宗室诸王，建立了一个层层隶属、指挥灵活、便于统治、能征善战的军政组织。成吉思汗把占领区的人户编为95个千户，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们，分别进行统治。
《史集》和《蒙古秘史》一一列举了这些千户官的姓名、出身、主要经历以及各千户的组成情况，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驸马，有3位驸马共领有10千户，因此当时实际分封的只有88人，这就是蒙古汗国历史上著名的八十八功臣。千户制的建立，标志着部落和氏族制的最后瓦解。这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是蒙古汗国统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特殊功勋的那颜，还被授予种种特权，那颜阶层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蒙古人民的支柱。这实际上是用战争打败了原来各部的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又重新培植了一个新的奴隶主阶层，这是以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为主、各级功臣为辅的新的奴隶主阶层。
福神般的怯薛军成吉思汗分封完千户、万户之后，马上着手扩建中军护卫怯薛军。由于怯薛军分四班轮番入值，习惯上称为四怯薛。其中的护卫人员称怯薛歹，偶数作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怯薛歹是从万户官、千户官、百户官、十户官及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这说明成吉思汗十分注意保障这支队伍的可靠性。成吉思汗规定，怯薛军的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护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建立的怯薛军既是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又是一个分管中央日常事务的行政组织，它已发展成为蒙古汗国中枢庞大的统治机构。成吉思汗给了他们优越的地位：怯薛者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官；怯薛者的从者，地位在百户官、十户官之上。成吉思汗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维护汗权、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防止氏族贵族的复活和重新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它也是成吉思汗对外进行征服战争的有力工具。
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讹答剌城的海儿汗杀死了蒙古汗国的499名和平商人，其国王摩诃末又武断地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去交涉的正使。这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如何看待成吉思汗西征，古今中外一直有不少争议。蒙古族是个马上民族，他们在马背上降生，在马背上成长，甚至在马背上死亡。成吉思汗是个马上皇帝，他跨马挥刀统一了蒙古草原，攻下了金朝的中都，又将马蹄所到之处视为自己的领土，掠夺人口和财物，为自己的子孙经营一片理想的领地，这确实是成吉思汗西征的真正目的。
出师前分歧
出师之前，成吉思汗诸子之间发生了一场察合台关于术赤的出身与汗位继承问题的争吵：术赤是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骨肉，并非当时争论的焦点，其关键在于究竟由谁继承汗位。能否使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是成吉思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这场冲突中，成吉思汗确定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主要就是从政治稳定和个人才能方面考虑的。同时它说明当时蒙古汗位的继承还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末期推举制的痕迹：从嫡子的“贤者”中选拔继位者，最后由库里台大会予以确认。正是这种汗位继承制度，导致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皇族的皇位之争。
术赤是长子，当时关于他是不是成吉思汗亲儿子的争论，使成吉思汗不想让术赤继承汗位而导致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察合台是孛儿帖生的二儿子，打起仗来不失为一个勇士，有不服输的性格。不过他鲁莽、好斗、残忍，成吉思汗知道他不是继承自己事业的材料。窝阔台是老三，论战功和勇敢他都不如两个哥哥。可是他比两个哥哥聪明，能体察成吉思汗的心思，为人也随和，不参与兄弟之间的争斗，从不对继承汗位表现出任何热衷。正是这一点，使他得到成吉思汗的信赖，并把汗位传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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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扩张
1206年春天，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正式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这是蒙古帝国的开始。遂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成吉思汗立国后，势力益盛，实行千户制，建立护卫军。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经二十余年与西夏的战争，屡创西夏军主力，迫西夏国王乞降，除金朝西北屏障以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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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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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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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清边界中间突破
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进攻采取了“扫清边界，中间突破”的战略。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马尔罕在不花剌以东，旧都玉龙杰赤在不花剌西北。国王驻新都，母后秃儿罕驻旧都。成吉思汗首战的目标是攻取讹答剌等边界城市，同时亲率中军进攻不花剌，目的在于避实击虚，从中间突破，切断花剌子模新旧二都之间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场战争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讹答剌城，海儿汗最后被活捉。成吉思汗为了给被杀的商队和使臣报仇，融化了银液灌在他的眼睛里。
摩诃末国王之死 花剌子模在当时相当强大，国王摩诃末苏丹号称世界征服者。中东地区和相邻的欧洲诸国都十分惧怕他，连斡罗思的不少公国，也常常被他们袭扰，以致花剌子模的集市上常常有斡罗思人被拍卖。摩诃末不可一世、目空一切，他除了对母后有所忌惮之外，将西辽人、乃蛮人全不放在眼里。对于蒙古人，开始他知之甚少，太后的兄弟海儿汗贪财害死了蒙古商队，他并不赞成，也不知情，但因为太后支持国舅，他也只得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蒙古的使团。当时他真的相信那是一群野蛮的异教徒，骑着像兔子一样矮小的马，根本不堪一击。他第一次在西辽边境同哲别率领的蒙古小股部队遭遇的时候，才领略了蒙古人的战斗力。
面对着蒙古大军的进攻，摩诃末国王拒绝了集中兵力决战的建议，分兵把关、城个自为战，导致被动挨打。而当蒙古大军日益逼近时，他又放弃都城和天险，率众逃跑，从未组织过一次像样的抵抗。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蒙古名将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成吉思汗要求他们要像猎犬一样咬住自己的猎物不放，即使其躲入山林、海岛，也要像疾风闪电般追上去。躲入山林的秃儿罕王后被迫投降了，逃往海岛的摩诃末也悲惨地死去。
摩诃末死后，哲别、速不台又挥军北上，进入钦察草原与斡罗思地区。因术赤与察合台意见不合，玉龙杰赤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命令窝阔台为前线指挥，最后才攻下玉龙杰赤城。不可一世的花剌子模被消灭了，钦察骑兵和斡罗思诸公国也一败涂地，古印度河、伏尔加河一带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花剌子模的王子札兰丁率领残部进行抵抗，在八鲁弯之战中一举消灭了近3万蒙古兵。但花剌子模大势己去，札兰丁被成吉思汗围困在申河边上，最后突围逃往印度。
长春真人
回军路上接见长春真人——在西征回军的路上，成吉思汗接见中国北方道教全真派首领长春真人丘处机，日本学者称之为是为西征送去的一股清风。丘处机是道教全真龙门派掌教，成吉思汗待他也如师友。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会时间不长，但是在成吉思汗人生道路上起的作用却相当大，使其性格也发生了不小变化。
丘处机清楚地告诉他，人是不能长生不老的，只能养生。还告诉他一条治国之道，劝他要清静无为，不要滥杀无辜等。
逝世 回军灭西夏（1225年）秋，经过7年西征的成吉思汗回到了蒙古草原。因西夏背盟，主将木华黎含恨而死，成吉思汗不顾64岁高龄，坚持亲征西夏。途中围猎受伤，高烧不起，但他仍不退兵。西夏王被迫派使者求降。
成吉思汗病危，在六盘山休养，留下了三条著名的遗嘱。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附近的清水县。
他虽然未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灭亡西夏，却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了灭夏、灭金的方略。
庙号谥号
至元二年（1265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元太祖。
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
至大二年（1309年）十二月，元武宗海山加上尊谥法天启运，庙号太祖。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麾下大将
四杰（博尔术、木华黎、赤佬温、博尔忽）
四勇（哲别、者勒蔑、速不台、呼必来）
四弟（哈萨尔、别勒古台、合赤温、帖木格）
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
四养子（阔阔出、失吉·忽图忽、博尔忽、曲出）
军事生涯
在铁木真努力下，其部族再次强大。1196年，塔塔儿部首领蔑兀真笑里徒反抗金朝，金朝丞相完颜襄约克烈部王汗和铁木真联合出兵进攻塔塔儿，塔塔儿部大败，蔑兀真笑里徒被杀。铁木真遂被金朝封为“札兀惕忽里”，即部落官。
1201年，泰赤乌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等11部推举札达兰部的札木合为“古儿汗”，联兵攻打铁木真。铁木真联合王汗，于阔亦田之战击败札木合等十二部联军。
1202年，杀死塔塔儿部首领札邻不合并屠杀残余的塔塔儿人，忆起少年时，父亲也速该遭塔塔儿所害，临命终时的遗言，遂将凡是身高超过车轮高的塔塔儿士兵、男子通通都杀光，手法残忍震惊蒙古诸部族。
1203年，王汗将铁木真收为长子，导致桑昆跟铁木真仇恨，札木合鼓动桑昆联合王汗夹击铁木真。合兰真沙陀之战爆发，这是铁木真经历最为惨烈的一仗，他的军队只剩下4千6百余人。他逃到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并在当年秋天突袭王汗驻地，三天后完全消灭克烈部。王汗逃到鄂尔浑河畔之后被乃蛮人杀死。其子桑昆则逃到库车，被当地人杀死。
1204年，铁木真征伐蒙古草原西边的太阳汗，于纳忽崖之战击败乃蛮大军，太阳汗当场被杀，后乃蛮部灭亡，乃蛮部太子屈出律则逃亡西辽。
1206年，札木合被叛变的将领送到铁木真之手，札木合请死，铁木真杀了他。尔后，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的众部族。
1206年春天，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正式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7][8]（蒙古帝国大汗），这是蒙古帝国的开始。成吉思汗遂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
120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速不台追击三姓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忽都父子、乃蛮部太子屈出律，脱黑脱阿中流矢而死。
1205年，1207年，1209年，蒙古三次侵略西夏，逼使西夏屈服。 1210年，西夏向蒙古称臣，保证以后派军队支持蒙古军事行动，此外，西夏皇帝夏襄宗献女求和，把察合公主嫁给了成吉思汗。
1211年春天，新疆东部的畏兀儿归附蒙古。
1210年，成吉思汗与金朝断绝了朝贡关系（约从1195年开始）。 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入侵金朝，在1211年的野狐岭会战击败四十万金军，并在次年和第三年陆续攻破金朝河北、河东北路和山东各州县，1214年三月，金宣宗遣使向蒙古求和，送上大量黄金、丝绸、马匹，并将金卫绍王的女儿岐国公主送给成吉思汗为妻，还有童男女五百陪嫁。成吉思汗从中都撤兵。
在金朝的东北地区，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在辽东起兵反抗金朝，并宣布归附蒙古，耶律留哥和蒙古联军打败前来征讨的六十万金朝军队，1213年，耶律留哥自称辽王，1215年春，耶律留哥攻克金朝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并占领金朝东北大部分地区。1215年十一月耶律留哥秘密与其子耶律薛阇带着厚礼前往漠北草原朝觐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极为高兴，赐给耶律留哥金虎符，仍旧封他为辽王。
为了远离蒙古的威胁，1214年6月27日，金宣宗离开中都，迁都汴京，得知金朝皇帝离开，成吉思汗下令入侵中都，蒙古军在1215年5月31日占领中都，金朝在黄河以北之地陆续失守。
占领中都后，成吉思汗返回蒙古草原，1217年，成吉思汗任命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让他负责继续入侵金朝，经过木华黎和他的儿子孛鲁十年的战争，到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前夕，蒙古军队基本占领金朝黄河以北的所有领土，金朝的领土仅局限于河南、陕西等地（当时的黄河取道江苏北部的淮河入海）。
正当金朝危在旦夕时，中亚的花剌子模王国惹怒蒙古，成吉思汗性急，转而报仇，暂时无暇顾及继续入侵金朝。
1218年春季，成吉思汗派遣的蒙古使团到达花剌子模王国，强迫摩诃末苏丹签订与蒙古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花剌子模城市讹答剌长官杀死路过此城的一支来自蒙古的由500人穆斯林组成的商队，夺取货物，仅有一人幸免于难逃回蒙古，成吉思汗派三个使臣前往花剌子模向摩诃末交涉，结果为首者被杀，另外二人被辱，成吉思汗更加愤怒，决定入侵花剌子模。
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者别灭西辽，杀死西辽末代皇帝屈出律，平定西域。西征花剌子模进兵路上的障碍被扫除了。
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亲率蒙古主力（大约十万人）向西侵略，并在中途收编了5万突厥军，1220年底，一直被蒙古军队追击的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病死在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的一个名为额别思宽岛（或译为阿必思昆岛，已陆沉）的小岛上，并在临死前传位札兰丁。蒙古军先后取得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等地，1221年，蒙古军队消灭花剌子模王国，1221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军追击札兰丁一直追到申河（今印度河）岸边，札兰丁大败，仅仅率少数人渡河逃走。
当初，成吉思汗命令速不台和者别率领二万骑兵追击向西逃亡的摩诃末，摩诃末逃入里海后，他们率领蒙古军继续向西进发，征服了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一带的很多国家，然后继续向西进入钦察草原扩张。1223年，者别与速不台于迦勒迦河之战（今乌克兰日丹诺夫市北）中击溃基辅罗斯诸国王公与钦察忽炭汗的联军，然后又攻入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半岛。
1223年底，者别与速不台率军东返，经过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的突厥名，又译亦的勒），攻入此河中游的不里阿耳，遭遇顽强抵抗后，沿河南下，经由里海，咸海之北,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在东返途中，者别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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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162年（一岁）成吉思汗降生，取名铁木真。
1170年（九岁）与孛儿帖订婚。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离散。
1180年（十九岁）与孛儿帖成婚。
1181年（二十岁）蔑儿乞人掳走孛儿帖。
1182年（二十一岁）联合脱里汗、札木合打败蔑儿乞部，夺回了孛儿帖，同年长子术赤降生。
1183年（二十二岁）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儿子察合台降生。
1186年（二十五岁）三子窝阔台降生。
1190年（二十九岁）爆发了“十三翼之战”，铁木真战败，但因札木合残杀俘虏，引起部下不满，并归附铁木真，反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1193年（三十二岁）四子拖雷降生。
1196年（三十五岁）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协助金朝大败塔塔儿部，金朝封脱里汗为“王”，即王汗，授铁木真为察兀忽鲁。
1199年（三十八岁）派部将协助王汗击退乃蛮部，使王汗复位。
1200年（三十九岁）铁木真联合王汗击败泰赤乌部。
1201年（四十岁）铁木真击败札木合联军，灭泰赤乌部。
1202年（四十一岁）铁木真讨平塔塔儿部。在阔亦田与王汗联合击败不欲鲁汗联军。
1203年（四十二岁）与王汗决裂。哈阑真沙陀之战。班朱尼河之盟。灭克烈部。
1204年（四十三岁）征讨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曲律西逃。札木合死。
1205年（四十四岁）铁木真首攻西夏。
1206年（四十五岁）铁木真统一蒙古，建大蒙古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
1207年（四十六岁）二攻西夏。
1208年（四十七岁）成吉思汗派速别阔台追击脱脱、屈曲律，脱脱死。屈曲律逃亡西辽。
1209年（四十八岁）三攻西夏。畏兀儿归顺。
1211年（五十岁）南下伐金。在野狐岭大败金兵。
1212年（五十一岁）二次南下伐金。哲别攻克东京。
1213年（五十二岁）三次南下伐金。金廷政变，立宣宗。
1214年（五十三岁）与金议和退兵。金献歧国公主及大量金帛。复围中都。
1215年（五十四岁）攻克中都。耶律楚材归附。
1216年（五十五岁）成吉思汗从金国返回克鲁伦河畔。
1217年（五十六岁）委任木华黎为太师、过王，主持伐金。西征西夏。
1218年（五十七岁）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挑战赤术军，又杀蒙古商队和使者。
1219年（五十八岁）亲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确定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
1220年（五十九岁）攻取讹答剌、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摩诃末死，其子扎兰丁继位。
1221年（六十岁）攻克玉龙杰赤等城。扎兰丁逃往印度。
1222年（六十一岁）成吉思汗东归蒙古。木华黎病死，其子孝鲁继续攻金。
1224年（六十三岁）东归至也儿的石河驻西夏。
1225年（六十四岁）成吉思汗还至蒙古。遣使诘责西夏。
1226年（六十五岁）亲征西夏，途中落马受伤。
1227年（六十六岁）驻军于甘肃六盘山。同年成吉思汗病逝于清水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蒙古国改国号元；不久后，西夏被元朝灭亡。
1265年（至元二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
1266年（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
（2）铁木真为政举措
创建文字
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造字.
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的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
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蒙古本土还是“只用小木”。“回回字”就是指的“畏兀字书”。虽然忽必烈时曾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退出中原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畏兀字书”经过14世纪初的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汗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而在他死后不久成书的第一部蒙古民族的古代史——《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畏兀字书写成的。
颁布文法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成文法。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时，就命令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成文法的开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札撒大典》却是十几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据《史集》记载，1219年，“成吉思汗高举征服世界的旗帜出征花剌子模”，临出师前，“他召集了会议，举行了忽里勒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这就是所谓《札撒大典》。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专门写了一章“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其中说：“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
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是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依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札撒大典》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还片断记载了其中一部分条款。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律法，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记录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
（3）成吉思汗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随着中亚、波斯、高加索地区和东欧大平原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
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